在过去一周里，全中国几百个城市经历了骇人的空气污染危机，空气质量在短短几天内严重恶化，污染物浓度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安全水平底线的20-30倍之多，以至于都已找不出合适的形容词了（还有什么比“高危”更严重的词？）。随着一些地区能见度降至近乎为零，病人们开始在医院排起了长队，中国公众亟待了解对这一污染危机发生原因的解释以及未来需要采取的防治措施。 可惜极端的空气污染事件在中国屡屡发生，尤其是北京。上周的空气污染程度在近年实属罕见，因而引来大量关注，然而污染物累积水平间歇性迅速飙升并非空前绝后，更糟的情况说不定在未来还会发生。甚而，从长期健康角度来看，中国许多城市每年的平均空气污染程度仍然处于令人无法接受的高水平。除非政府采取综合治理政策，永久并大幅度地在全国范围降低排放，否则中国仍要继续在可预见的未来受困于空气污染问题。 好在应对中国空气污染危机的政策与技术解决方案都是现成的，如能得以有效实施，这些解决方案将会拯救百万计的生命，且无须牺牲经济发展。 中国以煤炭为燃料的火电站数量快速增长，低能效的工业设施，以及燃烧非清洁燃料的机动车每天向空气中排放大量污染物。上述这些污染物在空气中相互作用或与空气中的正常组分进一步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了新的所谓“二次”污染，包括有害健康的地表臭氧层。这些抱团的污染物随后又在气象条件作用下在大气层迁移。当风力不够强劲的时候，比如上周末在华北发生的情况，空气污染物堆积的速度会非常迅速。地形因素有时也会助长空气污染，两面或多面环山的城市（比如北京和洛杉矶）常会遭遇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就是这个原因。就北京而言，一股弱偏南风夹带华中、华北大气中的污染物，在北京北面和西面被山脉阻挡，于是污染物就滞留在了北京城内。 由于污染物在大气层中自由迁移，象机动车又是移动污染源，空气污染实质上是区域性的问题，需要区域性甚至最好是全国性的解决方案。科学家预计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北京空气污染浓度是由周边省份污染排放所导致。北京市政府已经在过去十年实施了相当严厉的措施来减少北京市内的排放，比如，北京几乎已经禁止了煤炭燃烧，采取了堪称国内最为严格的机动车排放与燃油质量标准，淘汰了几十万辆高排放的乘用车和卡车，并迫使大型工厂搬出北京城。 但是，北京城市污染水平的间歇性飙升依旧时常发生，平均空气污染水平远没有达到哪怕中国自己较宽松的空气质量标准。尽管每个城市都有责任降低排放，但治理空气污染无法仅限于城市间各自为营，必须通过区域综合治理才最有效果。 中国政府对近期严重空气污染事件的应对措施是承诺提高空气污染数据质量与透明度，实施短期、应急性的降低污染的措施，比如：限制公车出行以及临时叫停工厂生产等。类似临时性的，同时也是区域性的策略在2008年奥运期间（当时更为严厉）被证明行之有效。但这些临时性的政策或许可以遏制短期污染状况恶化，却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日常平均空气污染水平上升，这一每年伤及数以万计民众性命的问题。 至于数据透明度的提高，也是重要举措，比如自1月1日起中国74个城市按空气质量新标准开展监测并实时发布PM2.5等数据，政府还承诺改善对于高危污染情况及早公开的警报系统。然而，监测和报告本质上仅是对于问题的描述，本身并非解决方案。 对于中国的空气污染危机，根本性解决方案是迅速引入对于各种污染源的大幅度永久性减排政策，尤其是以发电厂、工厂、以及机动车为主的污染源。但这些政策若要成功，需要许多前提步骤，一些措施也许需要正面遭遇来自某些大国企的压力。因此，对国家级的环境保护机构需要赋予更多权力，这些步骤都非轻而易举，会遭遇一些阻力。但是，只有长期减少空气污染物总量排放，中国各城市空气污染度骤升的情况才会得以缓解，平均空气质量才能开始改善。 以机动车排放控制为例，中国目前在机动车产销量全球第一，来自乘用车、公共汽车与卡车的排放是基数大并日益增长的污染源，但很多时候这个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尤其令人担心的是那些喷着黑烟招摇过市，在工厂、物流中心和城市间穿梭的长途柴油重型车。 中国环保部已经发布了名为“国IV”的标准，旨在将新卡车的有害颗粒物排放减少80％。但是，环保部曾经在两年半内两次被迫推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上述标准，原因是中国国有炼油企业生产的柴油质量远远未达到新卡车尾气处理技术所要求的水平。更重要的是，立即提升全国的燃油质量不但有助于“国IV”标准的立即实施，也将有助于中国未来实施世界最先进的“国VI”标准，国VI标准要求安装尾气过滤装置，清除几乎所有尾气排放颗粒物。 即便国IV 标准和其它标准得以实施，中国政府还面临执行人力短缺的问题。在美国，联邦政府环境保护署有一万八千多名政府雇员。中国环保部有多少官员呢？好像只有几百人。 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也曾面临与中国今天类似的空气污染危机。洛杉矶等城市常常经历短期空气污染飙升，以及同样危险的平时污染物排放的不断走高。但是针对各种国内污染源采取的严格、广泛而永久性的控制措施起到了显著效果。从1980到2010年，美国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减少过半，而同期美国国内GDP翻番。空气污染带来的社会成本也大大降低，医院就医费用、因污染降低的劳动生产率、因疾病失去的工作时间、早死亡率、农业生产损失等等成本相加相当可观。美国的相关研究显示，污染治理政策产生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实施成本，往往前者是后者的5-10倍甚至更多。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当前中国由于空气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至少相当于GDP的1.2%。这还没有算上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等隐性成本。诚然，中国过去30年的卓越经济发展成就为每个中国人带来很大福祉，其发展速度也是无与伦比的，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副作用，也就是空气污染物水平的飙升。好在，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可以在空气污染得到控制的同时蓬勃发展。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本周严重的空气污染，中国副总理李克强承诺采取更多政府行为。但是，这种政府行为必须要包括大幅度、永久性减少各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强力推行改善燃油质量的政策，以及对中国环保部门的扩权等等措施，只有这样多管齐下，中国“crazy bad” （糟糕透顶）的空气状况才会永远不再重现。 作者卫梵斯(David Vance Wagner)是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Clean Transportation)的高级研究员，曾任中国环境保护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的国际政策顾问。

於北京談西藏問題 By Elliot Sperling Thursday, Sep 23, 2010   艾略特‧史伯嶺 為2010年7月15-16日北京「中西背景中的〝西藏問題〞」研討會所作之論文） 我想要感謝本研討會主辦人的盛情邀請，感謝他們邀請我來發表論文並且參與研討會裏的圓桌討論。我曾經參加過幾次在北京召開的藏學研討會，而在那些研討會上我所發表的論文，都直接來自於我所做的歷史研究，未曾就西藏的現代議題發表看法。當然，我多年來對於西藏的現代議題一直很有興趣，而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也不是什麼秘密。在這個角度下，我特別感激能有這個機會。因此，出於對來此與會的每個人之尊重，我將直言無諱，努力地說出我的看法，而不是講出一些我認為將使在座各位可以接受、或悅耳動聽的東西。後者，我一直感覺到，已經變成西方學者與中國學者交流對話中絕大多數時候的特色。而這樣做，是倨傲自大、自以為是，說到底，是缺乏尊重的作法。 論及達賴喇嘛的形象，應該沒必要指出這個形象並不是數百年來一直恆常不變的。今日許多人心目中的達賴喇嘛的形象，並不是達賴喇嘛轉世系統於傳承的過程中，歷任不同的達賴喇嘛在一些人心目中所留下的印象。歷任的達賴喇嘛中有幾位，例如五世達賴喇嘛，肯定被他們同時代的一些藏人懷抱以明顯的惡感。在西藏充滿衝突災厄的一七二零年代，我們可以注意到同時代的人對於七世達賴喇嘛所持的懷疑與不信任，許多人都認為他受到身邊親信的不良影響，特別是他的父親。確實，就在1727年頗羅鼐聖王的親密盟友康濟鼐被謀殺，也是達賴喇嘛之父亦可能涉案的事件發生之後，班禪喇嘛送了一封信給頗羅鼐，為達賴喇嘛求情：「緣於佛法與有情眾生所積累之深重業障，殊勝法王【指達賴喇嘛】對於達欽巴都【指康濟鼐】與其隨從的認知與瞭解，是混淆不清的‧‧‧。」 1 　雲南總督鄂爾泰也表達了他認為達賴喇嘛為了維護他的父親，亟欲減輕那些該為康濟鼐遇害負責的人的罪責：在一份可以標記為1727年12月23日所寫的奏牘中，他言簡意賅地寫道： 但達賴喇嘛年少，諸事不能自立，聞喇嘛之父頗作威福，素與康濟鼐不睦，與阿爾布巴、隆布鼐等和好。如果眾噶隆共憤謀殺康濟鼐，則事非隱密，康濟鼐豈肯束手待斃？達賴喇嘛茲稱，眾噶隆夥殺康濟鼐，意在法不責眾，欲寬阿爾布巴之罪。竊料此舉，達賴喇嘛之父或主使之。 2 眾所周知，當時不但有對於達賴喇嘛的批評，在康濟鼐死、頗羅鼐平亂勝利之後，七世達賴喇嘛甚至被逐出拉薩。所以，我們是否應該就這樣假設三百年前對於達賴喇嘛的批評，比起現在更為尋常、更容易為人所接受呢？在作出這樣的結論之前，我們應該謹記在心的，是頗羅鼐本人親自向駐藏大臣求情，陳請達賴喇嘛不應該遭到放逐之命運。頗羅鼐聽到駐藏大臣說達賴喇嘛已經被北京「邀請」，也同意前往後，頗羅鼐告訴駐藏大臣說：「此事不妙。西藏土地上的眾生有兩位最高的守護者，一父一子，兩位殊勝的法王【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而遍知一切的班禪喇嘛現在已經顯露出年紀漸長的跡象‧‧‧」 3 我所描述的情況中，其中所蘊涵的幽微含意，應該能夠讓我們在考量現代對達賴喇嘛的觀感，以及產生這種觀感的原因，作出太過簡單、未深思熟慮的定論之前，先退後一步再想想。我們當然可以假設今日藏人對他的尊崇與敬仰，乃是絕無僅有、超出前例的；有些人也可能認為他目前的形象，與「東方主義」（一個很有問題的理論）所揭櫫的一些觀念，乃是密不可分的，而就是經由這些觀念，西方才產生了對於達賴喇嘛的尊崇，而這種尊崇如今再反射到藏人之間。然而即使在達賴喇嘛被認為不盡然完美英明之時，藏人仍然還是對他感到崇敬與景仰的複雜議題，在頗羅鼐聖王的傳記中昭然若揭，如同前文所提到的。同樣地，藏人認為達賴喇嘛對西方人有特殊影響力的看法，也比一九六零年代許多藏人開始與西方廣泛接觸之前更早，就已然存在了。這一點從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傳記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在他的傳記中讀到了這位西藏領袖於1908年接見了一位駐天津之德國領事時，給對方產生了什麼樣的效果： 該位駐天津【博伊： Than cing 】的德國【博伊： Rde go 】駐華官員獻出了一條哈達，並求見達賴喇嘛。他被款待以銘茶、炸餅乾、水果，然後【達賴喇嘛】透過了一位翻譯致意。他因為禁受不住尊者矜重之威儀莊嚴，所以說不出話來。他以外國的方式拜伏在地，並以此姿勢【也就是拜伏】留在原地一段短時間，全身顫抖，發出低低的噪音。堆瓦堪布（’Dul ba mkhan po ）透過翻譯向一位在場的中國翻譯員表達他的歡迎之意，結果【該位德國駐津官員】沒有勇氣回答，他的嘴巴好像封了起來，講不出話來。據說他離開時，身體還在發抖。 4 將這些預備性的資訊放進我們目前議題的脈絡之中，也就是達賴喇嘛的形象之於今日的西藏議題，我們應該體認到那個形象並不總是恆常不變、整齊劃一的。那個形象的一些成份，在某些特定的時刻，比其他的成份更加卓犖顯要，卻不一定就完全抹煞了其他成份的重要性。確實，在《頗羅鼐傳》裏面，多卡夏仲‧策仁旺傑記錄了一段有趣的事情，大意是說阿沛和隆布鼐試圖為康濟鼐被刺尋找合法的藉口，最後宣稱說這次的謀殺乃是達賴喇嘛本人也同意的。 5 　此事最起碼顯示了在十八世紀之初，當時的人對於達賴喇嘛也會支持謀殺的這種想法，乍聽之下顯然並不覺得匪夷所思。然而，與此同時，達賴喇嘛作為一個有著無限悲憫與同情之人，在十八世紀的西藏世界裏，卻是他的形象之中更為重要的部份。達賴喇嘛的形象在此面向上所顯示的矛盾，乃是人類不論生存在哪個世紀，都會遭遇到的矛盾之具體表徵。我們也許很難在現代性的、對現任達賴喇嘛充滿景仰的描述中體會這些矛盾之處，因為他的形象之一個面向──也就是達賴喇嘛乃是一位神聖的佛教大師──有時候似乎完全淹沒了其他的面向。而且，這個面向肯定對西藏議題的國際形象，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對許多人來說，這個形象的具體代表人物就是達賴喇嘛。 當然，形象可能掩蓋的比揭露的更多。西藏歷史、或歷輩達賴喇嘛的歷史的部份事實，往往是從它們在我們當代的形象，而不是從歷史的真實事件中，被人們體會和理解的。我在另一篇文章裏曾經討論過歷任達賴喇嘛歷史裏的暴力問題，而在我所寫的文字中，我提到，這一世的達賴喇嘛，在數十年前，並不是甘地式非暴力哲學的單純信徒，然而他在過去數十年裏，在他所宣告的言論裏，確實變得愈來愈像。而我認為，這樣的發展確實和達賴喇嘛與印度的緣遇有關，而接下來西方對於「東方聖人」的期待，又投射在他的身上時，更加助長了這樣的傾向。 6 　然而上述這些，並不是在說達賴喇嘛的思維看法是不真摯不懇切的。我在這裏提出這些，只是要說，他是一個人，因此也會受到他身處的地點與時代的影響──也應該強調，這樣的影響絕不是一種決定論的方式──就好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樣。 確實，在達賴喇嘛的形象問題浮出枱面時，往往是他根本的人性以及他作為人一定會有的缺點，最為隱蔽不易見到的時候。因為，作為一個人，他不但有缺點，更像其他人一樣會犯錯。在公共的領域裏，我曾以相當強烈的言詞描述了他在理解中國與中國的政策時所犯的錯誤──還包括他對於參與本研討會的一些學者的思維模式之種種誤解──這些錯誤嚴重到，他已經被刻意地引導著，以一種沒有任何一位中國的新聞發言人辦得到的方式──就因為他是達賴喇嘛的關係──破壞了西藏作為獨立國家的一種理想。他所主持的流亡政府也充滿了未盡人意之處：派系林立、內舉不避親的現象、也很少努力教育一般藏人，他們在民主上與達賴喇嘛本人皆屬平等的觀念。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了解到流亡政府在百廢待舉、一切從頭開始的異國環境下運作，其成就與勝利殊屬可觀。流亡政府的社會扶持與教育機構，確實完成了艱鉅而了不起的任務，幫助支持了以難民身份逃亡到異鄉、不知如何面對現代世界的整個社區。目前也確實有一些著名的西藏流亡異議人士，他們不但毫不隱瞞地說出他們的看法，也率直地批評達賴喇嘛的政府所施行的政策。而這些人的看法有一些甚至被中國的媒體所引用──雖然是以 一種完全不中立客觀的方式 ──證明了流亡政府確實至少已經成功地達成一定程度明確無疑、值得讚美的民主運作過程。肯定的是，流亡政府有待改進的地方還很多，而我也是一個一直毫不遲疑地指出流亡政府哪裏做得不好的人，然而我們也不能忘卻更大的環境與背景究竟是怎樣的。 達賴喇嘛所犯下的非常人性的錯誤，特別在關於中國方面，長久以來對我而言，似乎相當明顯。而這些錯誤所展示的瑕疵與不完美，確實讓他看起來有別於許多藏人與西方人心目中所擁有的全然美好形象。如果他這種基本的、也可能犯錯的人性是明顯的，那麼為什麼他還是擁有他目前的這種形象呢？這個答案並不難於想像。那是因為他本質上是一個非常正直高貴的人。他的缺點，如果我在這裏可以重覆我之前所說的，也是非常人性的缺點。他對於中國的錯誤解讀，以及他被中國利用、引導的方式，起源於他個性中真正天真之處，又因為（某些人說）他與他父親極為相似的固執己見而雪上加霜。然而，這些缺點並不來自於某種邪惡的人格、奸慝醜惡的意圖。達賴喇嘛絕不是惡徒罪犯，會肆無忌憚地侵犯人權，也不是不合時代潮流的舊社會暴君，陰謀著想恢復「封建農奴制度」。確實，西藏境外的人，聽到這種令人完全無法接受的指控時，再對比書本與其他媒體上廣為人知、能見度極高的現任達賴喇嘛作為一位公眾人物的形象，這些指控反而讓他們更加肯定他們心目中既有的印象，那就是他是一位擁有大智慧的偉人，正代表著他的子民而艱苦卓絕地奮鬥，對抗著權傾一時、卻全無這位宗教領袖所擁有的道德權威的一個國家。簡言之，達賴喇嘛所傳達出來的正面形象，不僅牢牢地紮根於他本性的正直高貴，更由於中國對他的妖魔化而更突顯增益。 因為我在這裏提出官方對於達賴喇嘛的詆譭誣衊更加增益了他的名聲，所以再指出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也是很有用的，那就是他（違反大部份藏人意見地）接受西藏是中國一部份的方式，在中國永遠被呈現為不誠懇、欺世盜名、別有居心的。我要大膽地說達賴喇嘛接受西藏的地位乃歸屬於中國的一部份，不只在中國以外的世界各國廣為人知，中國的知識界與最高決策圈也非常了解明白。在這裏幾乎沒有必要再就達賴喇嘛是否真心誠意的問題多費口舌。他對於西藏獨立選項的拒斥，從外表看起來，因為它能夠符合一個超然脫俗的聖人欣然棄絕塵俗牽掛的形象──在這個例子裏，乃是一個國族的認同──給世人留下更加鮮明的印象。就內容看起來，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因為中國要求達賴喇嘛必須一再地以更堅定、更清晰的話語來表明他承認西藏乃是中國的一部份，他的措詞也變得更加清楚明確。這些，對於外國的聽眾、特別是世界領袖來說，只創造出一種印象，就是西藏獨立的想法乃是一種極端的立場，因為達賴喇嘛反對它，而西藏的地位本身，對於西藏人民而言，大概不是什麼問題，因為對外國人來說，達賴喇嘛本身的形象太過犖然卓著，已經削弱了除了達賴喇嘛以外，西藏人可能還有其他不同的意見的念頭。 然而，那個形象，好比一把雙刃劍，有利有弊，瑕瑜互見。它在國際上彰顯出中國對西藏的政策與統治手法的糟糕。然而，因為該形象在西藏社會內部運作的方式，讓許多藏人很難形成有效的反對意見，如此一來也使中國能夠將西藏人引入死胡同、陷入絕境。如我先前所提到的，中國堅持達賴喇嘛必須一再斬釘截鐵地說出西藏不應獨立，乃是利用了達賴喇嘛的國際形象之影響深遠，如此能以任何人皆難以超越的方式，大大破壞了西藏獨立的理念。然而在此同時，中國卻一步不讓，一點回饋也沒有。這樣的操弄，已經讓中國收割了極大的好處，不但可以歹戲拖棚，拖延毫無進展的協商過程，還可以坐等達賴喇嘛圓寂。 最後，若想探究為什麼達賴喇嘛的形象在西藏境外可以如此恆常持久、長保不墜，是沒有單一解答的。在某種程度上，他作為佛教領袖的角色是一部份；他與生俱來的個人魅力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外，全球人權運動方興未艾、西藏也被視為一個重要的人權議題；達賴喇嘛作為西藏的流亡領袖；林林總總都可以是答案的一部份。我們不應該小看全球對於西藏所產生的普遍興趣，不僅有嚴肅認真的一面，例如藏學研究領域的成長與發展；也還有不那麼嚴肅的面向，例如許多人還是繼續認為西藏就是充滿玄秘體驗的人間秘境。還應該一提的是，藏學研究在現代學術領域裏的成長，似乎與國際西藏運動的成長同時發生，證明了要將世人對西藏所產生的各種不同興趣加以劃分區隔、分門別類，本來就具有的困難，正如同西藏的形象與達賴喇嘛的形象，在世人的心目中也往往難分軒輊，無所區別。 達賴喇嘛的形象在國際西藏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許多地方，是與他在西藏境內的形象有密切關係的。在這裏，我要談的，是作用的問題。達賴喇嘛在西藏境內的重要性，是廣為人知的。事實是，他的照片在西藏境內的抗議活動中不但是強而有力的象徵，而持有他的照片的行為，也被認為是危險、必須由警察干涉控制，更清楚地說明了他的重要性。然而究竟是什麼讓達賴喇嘛變成西藏境內的重要象徵？應該不是他一直努力想要說服每個人，他接受西藏作為中國的一部份的這件事情。他甚至更進一步，違背人之常情地，呼籲藏人不可讓中國政府或中國人民丟臉尷尬，2008年的西藏抗議示威事件發生時，他也明顯對於許多藏人的行為感到不以為然，甚至 一再重申他對於北京奧運的支持 。也許更能清楚說明他的情形的事件，是他對於2006年手無寸鐵的藏人欲經由囊帕拉山隘離開西藏前往尼泊爾，卻慘遭槍殺一事的回應。這個事件，只能視為一樁慘無人道的暴行，對他而言，一開始的反應卻是靜默無言，在其他的情境脈絡下，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領袖早就會大聲而公開地要求國際進行調查，或者進行讉責。然而當他訪問義大利，終於被問到他對此次的槍擊事件的看法時，他的評語卻只有： 「非常悲哀‧‧‧非常悲哀。」 　實在稱不上積極活躍的民族領袖所表達的話語。 然而藏人仍然在上街示威、要求獨立時，呼喊以達賴喇嘛為中心的口號，繼續將他們的希望與夢想投射在他的身上。這一點對於他在西藏境外的形象依然非常重要；畢竟，就是以西藏在1989年之前兩年裏所發生的事情為背景，他才獲頒諾貝爾和平奬。事實是藏人需要一個像他這樣的人物。這一點，他們並不是特例。一群共同感受到壓迫的人民，將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的希望投射在某個特定象徵人物的身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南非的曼德拉、捷克共和國的哈維爾、波蘭的瓦文薩、緬甸的昂山素姬皆是箇中的代表人物。 對於西藏人民而言，這個人物就是達賴喇嘛。許多藏人面臨著他們感到水深火熱的情況，他們持續有一份深層的渴望，需要一個可以寄託他們所有希望的人物。這就是達賴喇嘛在1959年所扮演的形象與角色，時至今日，也依然如故。然而這個現象也突顯了那個形象的重大局限性。中國就是沒辦法讓他回到西藏，非常清楚他的返鄉一定會完全改變西藏內部的情勢。我不得不好奇，達賴喇嘛與在流亡政府任職的人，對此事的了解程度究竟如何。達賴喇嘛表達了他想要前往最近發生地震的結古多拜訪、 安慰災民的願望 ，如果此事成真，隨著他將出現於結古多的消息在藏人之間傳播開來，將會導致整個青藏高原各地的藏人不遠千里湧集該地的現象。國際社會詮釋此事的方式，將為他在西藏內部的形象、與他在西藏境外的形象，兩者關係千絲萬縷、一衣帶水，提供一個清楚的說明。沒錯，那樣的感覺，無疑有部份還是會執著於他作為一個受到尊崇的佛教大成就者的幻想，然而許多人將會清楚地將此視作他就是一位奮鬥不懈、受到藏人老百姓愛戴、甘地似的偉大人物的明證。 從這個角度來說，就是西藏境內的情況，才造就了達賴喇嘛今日的形象。雖然他在西藏境內的形象與他在西藏境外的形象不盡相同，這兩個形象卻是彼此相關的。而這一點就是這整件事最重要的地方。繼續拒絕處理西藏境內造成達賴喇嘛形象愈亦崇高的不滿與民怨，只會使得那個形象變得更加偉大。中國數十年來在對外宣傳上對達賴喇嘛的詆毀，包括那些講他陰謀想在西藏恢復農奴制度等等的事情，在中國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沒有人當真；當然也不該被當真，既然它們全屬荒誕無稽。如果中國確實想解決達賴喇嘛形象所帶來的問題，那麼中國就必須努力地處理所有緊緊維繫著、支撐著該形象的全部事情本身：也就是各種強化藏人渴望達賴喇嘛回到他們身邊的民怨與不滿。要這麼做的話，坦承而公開的接觸和對話是不可或缺的，跟誰呢？就是西藏人民。這個意謂著中國必須將西藏境內的言論與表達完全除罪化。確實，假如中國繼續將和平表達看法與希望的藏人關押起來，不論他們所講的內容是什麼，或者任何不同意中國對他們的歷史之敘述的人也得身陷囹圄的話，那麼中國委實不能自稱它了解西藏人民的願望。 1 Zhabs-drung Tshe-ring dbang-rgyal, Mi-dbang rtogs-brjod (Chengdu, 1981), p. 540: Bstan-’gro’i las-dbang myong-bya zlog-tu med-pa’s gegs-dbang-gis Da’i-ching-bā-thur ltos-par bcas-pa-la Rgyal-ba’i dbang-po’i rnam-mkhyen rnyog-mar gyur… ”　（多卡夏仲‧策仁旺傑，《頗羅鼐傳》，成都：1981年，第540頁。） 2 Zhongguo Zangxue yanjiu zhongxin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et al., eds., Yuan yilai Xizang difang yu zhongyang zhengfu guanxi dang’an shiliao huibian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当案史料汇编》 (Beijing, 1994), vol. 2, p. 395： 但達賴喇嘛年少，諸事不能自立，聞喇嘛之父頗作威福，素與康濟鼐不睦，與阿爾布巴、隆布鼐等和好。如果眾噶隆共憤謀殺康濟鼐，則事非隱密，康濟鼐豈肯束手待斃？達賴喇嘛茲稱，眾噶隆夥殺康濟鼐，意在法不責眾，欲寬阿爾布巴之罪。竊料此舉，達賴喇嘛之父或主使之。 3 Zhabs-drung Tshe-ring dbang-rgyal, op. cit.

广东东莞美凤鞋厂倒闭，数百工人到厚街镇镇政府讨要拖欠工资，结果与警察发生冲突。与此同时，广东中山、深圳等地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示威活动。 图片： 广东美风鞋厂数百工人游行至厚街镇政府讨说法。 （中国茉莉花革命网）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的消息，1月24号，广东东莞市厚街镇河田第二工业区，美风鞋厂倒闭，日本老板渡仁和跑路，欠下员工两个月的工资，约每人五、六千。25号，工人上街堵路。 图片： 美风鞋厂工人堵路抗议。 （中国茉莉花革命网） 28号，数百工人游行去厚街镇政府讨说法，被防暴警察武力镇压，导致一怀孕女工流产，一员工头部重伤住院，多名员工受伤，并抓走多人。记者接通了厚街镇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查证这一消息， 记者：我要查证一下28号，你们镇下属的美凤鞋厂有工人因为老板跑路到镇上讨要工资的事情？ 杨先生：有一百多工人来镇政府讨要工资，有工人在警民冲突中受伤，我不知道受伤人数。老板欠薪问题应该由劳动局来处理。 美国纽约的劳工活动人士刘念春说，老板跑路的事情防不胜防，中国各级政府应该建立工人的失业救济保障制度， “中国的工人失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老板跑路后，工人只有示威讨薪，但当局不但不解决问题，还动用警察镇压工人，这就加剧了社会矛盾。” 与此同时，1月28号，广东中山市坦洲镇志和家电公司全体员工举行罢工，抗议公司不发年终奖。29日，罢工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有工人被打伤。志和家电有一千左右员工。记者接通了坦洲镇永前派出所的电话，要求查证这一消息。 图片： 广东志和家电公司全体员工举行罢工。 （中国茉莉花革命网） 警察：29号志和家电公司工人罢工事件是我们派出所处理的，但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的消息说，1月26日，深圳市南山区旭日东方实业公司全体员工因不满薪资待遇发起罢工。员工在公司楼下举起横幅写着：“黑心老板”。罢工一直延续到28日仍未解决。刘念春对此表示，老板逃跑也好，工人讨要年终奖或者是不满薪资待遇也好，本来都可以通过独立工会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来解决。 图片： 深圳旭日东方实业公司员工发起罢工。 （中国茉莉花革命网） “有了集体的力量，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工会的消息肯定比个人要灵通，如果说资方经营不下去了，工会会知道情况，会找老板或者政府解决问题。” 刘念春说，最近中国各地的派遣工罢工的情况也频频出现，派遣工现象不仅出现在私人企业，而且政府部门也有很多派遣工，如环卫和司法公安部门， “派遣工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太明显了，他们做的都是正式工不愿意干的脏活重活，但工资却比正式工低得多，这明显违反了中国的劳动法。” 刘念春说，今年中国的物价又开始大幅度上涨，派遣工工资太低，根本无法维持生计，他们起来罢工维权将成为2013年的一个新趋势。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尽管重大安全事故频出，前总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仍于1月29日顺利担任山西省省长。李小鹏曾在山西连续发生五起重大事故后表态称要“从负做起”，此言不仅未平息民众的愤怒，反被许多网民讥讽其为“从‘父’做起”的拼爹典范。 由于网络审查，许多网民在微博转发李小鹏当选的新闻时并不多作评论，而是纷纷加上了“蜡烛”表情，被不少人戏称为“蜡烛省长”：...

大规模，有组织，非暴力，低成本，可持续，窃以为是中国的抗争政治或称中国的社会运动应该具备的五大要素。南周事件正是在第一点即大规模的环节上实现了突破。 “当你们十个人时，我们会把你消灭，当你们一百人时，我们会把你逮捕；当你们一千人时，我们会把你驱赶；当你们一万人时，我们什么也不做；当你们十万人时，我们加入你们。”这是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把大规模的意义讲得再清楚不过。...

中宣部：江苏南通启东728案件近日将开庭审理，各媒体如作报道一律采取新华社通稿或江苏省提供的通稿，不派记者到事发地或庭审地采访。 【数字时代真理部系列：“在这里，了解祖国”...

中国 国家审计部门曾经在2012年6月27日公布了一份审计报告，在这份《中央部门单位2011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的第16章节指出， 中国 的 铁道部 在2011年不符合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为128784.24万元。而在2010年，这个数字还只是19672.95万元。 就和陷入自买自卖循环的 铁道部 一样，提供信息系统解决方案的太极股份在得到12306的建设合同后，将采购的对象选定在了与铁道部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数家公司身上。 上市公司太极股份年报显示，2010年，铁道部在太极股份的客户营收贡献中占比2.49%，排名第五。2011年，中铁信金快(北京)信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信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太极股份的第二、三位采购供应商后，两家公司共占太极股份全年采购的4.97%。 据中国《新世纪周刊》披露，上述这两家公司均是隶属于铁道部信息技术中心旗下企业。照此推断，铁道部也从此前的第五大客户，跃升为太极股份的头号营收客户。 中国国家审计部门曾在《中央部门单位201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中指出，铁道部信息中心6名厅局级干部未经批准，在铁道部信息中心所属企业兼职，其中个别领导一人兼任18家所属企业董事长。 IBTimes中文网得知，上述所指的”个别领导”便是12306网站招标方铁道部信息技术中心原主任吴建中。 此人也是太极股份全年采购头号营收贡献大户中铁信金快（北京）信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除此以外，这名厅局级公务员还是中铁信弘兴、中铁信弘远、北京中铁信科技、中铁信弘科、中铁信息计算机工程、中铁（北京）信息技术服务、中铁信弘信、中铁信弘远等15家与铁道部信息中心有关联企业公司的法人代表。 根据铁道部网站的表述，铁道部信息中心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承接在全路应用的信息系统工程设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等工程建设。而作为铁道部信息中心控股的中铁信及其子公司，凭借其先天优势，在铁路信息化工程领域如鱼得水。 吴建中作为12306网站招标方铁道部信息技术中心的原主任，既以公职身份充当招标人，以他为法人的公司又赢得12306承建方太极股份的大额订单，其中是否存在不正当利益关系难以为外人所知。 根据公开资料，2010年10月，吴建中卸任铁道部信息中心主任，但此后仍然担任该中心党委书记。 而铁道部与太极股份签订承建合同时在”2011年上半年”，二者存在时间上的交集。 （如果对本文有疑问或想提供进一步线索，请联系IBTimes 中文网研究员薛健聪 jc.xue@IBTimes.com ）

中国军方正在与腐败作斗争，但这一过程缺乏政治监督、没有检举机制。透明国际组织发表的相关报告得出了以上结论。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队，在透明国际组织新推出的”全球国防清廉指数”中，被评为”高危”国家。位于柏林的该组织周二在台湾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军方承认腐败问题的存在，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限制。”透明国际组织国防安全项目主任派曼（Mark Pyman）如是说。 但是，派曼表示，这些措施的有效性令人怀疑，因为军方并不允许因反腐而引发对军方的质疑。”国防领域的监督力度很弱，而且没有有效的检举机制。”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1月成为党的总书记以来，将打击腐败列为最重要任务之一。 透明国际台湾分部主任凯文·叶（Kevin Yeh）指出，问题在于，中国的军方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兼任台北世新大学商业管理教授的凯文·叶表示：”军方和党比政府执行部门的权力更大。更糟的是，中国并没有一个机构，能够有效地监督反腐。目前的机制下，反腐只是内部的自我控制，军队十分不透明，容易滋生腐败。” 透明国际的报告指出，中国军队没有私人的承包商，缺乏竞争，也容易滋生腐败。 派曼表示，成千上万与军方有密切联系的企业从事营利性活动，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军方所面临的腐败问题。 派曼指出，积极的方面是，军方正在十分严肃地对待腐败。”比如，他们正大举关闭企业，或转让这些企业的所有权。” 该组织的报告中也指出，中国军队的中央集权结构，也更容易产生腐败的风险。 新的”全球国防清廉指数”共对82个国家进行评分。澳大利亚和德国位居榜首，榜尾主要是非洲国家，包括安哥拉、喀麦隆和埃及。 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有230万人。官方公布的国防开支2012年增加11.2%，达到6700亿元人民币。 来源：法新社 编译：苗子 责编：叶宣

【著名科学史家、人权活动家，许良英先生于北京时间2013年1月28日13点25分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终年93岁.许良英先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多年前离休。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史研究专家，而且是多年来致力于在中国争取人权、推进民主进程的独立知识分子。 1999年春，“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通过越洋电话采访徐良英教授，他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 *许良英：我的学生时代* 张：许教授，可不可以请您先谈谈您少年时代的经历？人早年的体验往往对一生有影响，我们能不能 从这 里谈起？ 许：可以。我1920年出生在浙江半山区一个农村里，我们那儿风景好，山清水秀。我父亲作一 点木炭生意，家里有二十多亩地，在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靠我母亲作点小生意，混个温饱。小学六年级我就幵始看报纸，那一年美国发明电灯的爱迪生死了，当时对爱迪生很崇拜，想长大以后也学他。初中毕业，家里穷，要么读师范，或者去杭州考浙江大学的高工，就是工业职业学校，结果，师范和高工我都考取了，就上了高工，学习电机工程，这是1935年。 1937年抗战爆发，先是杭州沦陷，后来学校解散，我们还差半年没有能毕业，我就回到老家。当时心里很难过，很消沉，就自己读书。我有幸读到了一系列介绍二十世纪最新科学发展的书籍，包括相对论、量子论一类的书，让我惊喜而狂热，特别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一书，是我高中时买的，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奠定了我的人生道路，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下决心要学物理，就考到浙江大学物理系，那时浙江大学已经搬到广西，我1939年初去了广西。 张：您读了爱因斯坦的书，而且说这改变了您的人生观，书中哪些东西给您印象最深？ 许：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他谈到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过去我们都认为，国家是最高的，个人应该服从国家，中国人受的教育一直是国家至上。爱因斯坦不是这样的，他说，“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该作为国家的奴隶”。还有爱因斯坦对真、善、美的追求，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他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 进大学以前，我就已经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共产党一直有好感，对国民党不满。不过，我当时是把共产党看作如同“水浒好汉”那样的人，但我自己没有想到要去干革命，我是很胆小的。 到二十岁以后，就发生了变化。 1940年，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浙江大学迁到了遵义，那是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刚幵过五年以后。地主官僚荒淫无耻，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使我觉得中国必须革命，思想就幵始变了。 1940年以后，我决心去搞革命，政治活动我不行，可以搞搞理论。到了一九四一年发生皖南事变，出现白色恐怖，就激起我的革命义愤。我就从搞搞理论，转到了搞实际的革命，下决心要成为职业革命家。当时，浙江大学没有共产党，我想毕业以后去找共产党。 *许良英：从1946年加入共产党到1957年“反右”，从很左，到“极右” * 我的老师王淦昌是一位元很有名的物理学家，他后来成为中国的原子弹专家。上大学一年级时他认识我，我们关系很密切，他是我一生的恩师，每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他都帮助我。他去年十二月去世了，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现在还没有发表。我毕业的时候，王先生要我作他的助教，他对我说，“你这个人有三个特点应该做学问：一是诚实，二是理解力强，三是有创造性。”我听了当然很高兴，但是，我不能跟他说我要去搞革命。为此我追求了五、六年，到1946年9月，我在重庆《新华日报》馆加入了共产党。 张：加入共产党以后，您投入哪方面革命工作的呢？ 许：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我公幵的职业还是作浙江大学的助教，实际从事地下党工作。 1952年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实际上是作出版检查官，也管一个刊物，叫《科学通报》，并负责科学院的对外宣传工作。干到1955年，发生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其中有一个成员方然，入党是我介绍的，我就被审查了差不多一年之久。这时候，我就还是想回去搞科学思想史，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到了哲学研究所。 1957年幵始搞“大鸣大放”，那时候，我是很左的，毛泽东讲的话我都相信，对共产党我也没有意见。举个例子，那时候我们研究所里有人提出，科学院里的主要矛盾是“外行领导内行”，我当时就说，这个意见是反对党的领导。可是，6月8日的《人民日报》提出要反对右派，我想不通，我说，明明是我们反复动员人家提意见，意见提出以后，却把人家当敌人，这是失信于人民，我们还做什么工作呢？ 大概一个星期以后，我就成了科学院的一个右派，8月1日科学院举行了一次全院大会，批判我，我就成了“极右分子”。我被迫回老家当农民，作了二十年农民。从1940年幵始，到1957年，是我一生的第二个阶段，是我革命的时期。 *许良英：被迫回老家当农民，失去公职二十年* 张：请讲讲您回到农村时的心情和您的处境。 许：我这个人很愚蠢，是书呆子，对共产党和毛泽东都很迷信。毛泽东书上说的我一直相信，《人民日报》上的东西我也相信，因为共产党不能讲假话嘛。回到农村以后，那个时候“大跃进”了，说一亩水稻田可以长出十几万斤稻子。 《人民日报》也登了照片，我就向农民宣传：小孩子都能够坐在稻子上面。农民不信，我说都登了报了为什么不信？ 在农村，我认为自己过去一直没有劳动过，劳动劳动也好。还有一个思想就是觉得，中国农民过去是半年糠菜，半年粮，我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我过过也很好。 “大跃进”以后，有些地方饿死人了，我们那个地方没有饿死人，还是风调雨顺的，但是粮食还是很少，一个月每人只有二十斤，有时是十几斤。我这个人迂腐到什么程度呢，我当时认为，这也很好，给我补补课，过过苦日子，有好处。所以，我一直思想是很通的，根本没有反感。 “右派”属于“阶级敌人”，党籍幵除了，公职也没有了，我就靠挣工分过日子的。当时我还想，好好劳动，今后争取重新加入共产党，我就是这么愚蠢。我还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买来重新读，一共有三十九卷我都买齐了通读。 《列宁全集》买到二十几卷，也都看了。 《毛泽东选集》我看了五遍。我觉得也有好处，至少我对马克思主义有发言权了。我在1961年就摘了帽了，成了“摘帽右派”。 1962年，中苏论战，毛泽东要当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中宣部提出，要批判全世界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把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翻译出来，供批判之用，我就自告奋勇，接下了编译爱因斯坦著作的任务。 张：在哪里作翻译工作？ 许：在老家农村，我从北京借了很多有关爱因斯坦的书，然后回老家搞翻译，我一共译了三卷，中间又找了三、四个朋友合作，当然是以我为主，这些工作我是在农村做的。 张：那时候，您还要务农吗？ 许：在动手编译《爱因斯坦文集》以前，出版社把我一部关于物理学哲学的旧译稿拿去出版，给了我一笔稿费，我就用稿费向生产队买工分。从1962年下半年到1966年，我基本上没有劳动。 *许良英：妻受连累被开除党籍、被迫离婚十六年后复婚* 张：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家庭生活？ 许：我的夫人叫王来棣，浙江大学1949年毕业，她 1947年加入共产党，在我领导下工作，我们认识了。但是那时候我使用的是假名，她不知道我的真名，也不知道我是浙江大学的。 1949年我们结婚，有两个儿子。 1957年我成了右派，有一个很惨的情况。就是1958年3月通知我黑龙江去劳改，我说：我有严重的关节炎，到那边会冻死的，让我回去和我爱人商量商量。他们说：不用商量，今天下午就必须决定，我们不强迫你，如果不同意，你就去自谋生路。我就说：那我就自谋生路。 回到家里，我爱人心里难过，就哭了。那时候，她已经怀孕十个月，马上要生产了，她哭了好几天，孩子就死在了肚子里，是一个女孩，送到医院，孩子拿出来以后，她回到家里，马上就被幵除了党籍。因为她允许我回家，被说成包庇我，被整得很惨。原来她做的工作是研究共产党的历史，也不允许她继续做了。我觉得我不能再呆在北京，避免影响我的爱人和两个孩子。 我一个人回了老家，她在北京带着两个小孩，也是很苦的，她的工资比较低。我回农村，家里还有老母亲，是地主成分，我要劳动养活她，我母亲1973年去世。 我和爱人一度不得不离婚，后来又复婚了。我们1962年离婚，一直到1978年我回到科学院以后复婚。我在农村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后来，在杭州工作的弟弟也回乡了，他也被划成“右派”。 *许良英：文革中挨批斗，喝两瓶“敌敌畏”自杀未遂，认识“文革”骗局* 张：您能不能讲讲您在农村从事的翻译、研究工作和您在农村的遭遇？ 许：我在农村主要就是翻译爱因斯坦的东西，一共三卷，到1976年出版。文化革命的时候，毛泽东的号召我也是拥护的，我也积极参加当地的造反运动。但是，因为我是“右派”，我只能帮助造反派写大字报，我当时就像地下党一样，秘密帮助他们写。 1968年浙江大学又把我抓回去审查了十个月，然后把我又送回到老家。但是，我老家当地的临海县城西区革委会还是不肯放过我，要幵全区万人大会批斗我，那是1969年9月，批斗大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喝了两瓶“敌敌畏”，马上就失去知觉，被送到医院抢救了十二个小时，苏醒过来。 、张：在您醒来之后，是什么心情？ 许：我就是觉得冤枉，当时我对共产党也没有多少反感，只是想，是当权派们不好，毛泽东、共产党还是好的。我想我一生搞革命，仅仅是反对“反右派”的决定，只错了一个星期，为了这一个星期，我已经改造这么多年了，他们还要批斗我，我感到没有希望了，就是死了，我也不后悔。 1973年底，商务印书馆要出版我们译的《爱因斯坦文集》，让我去北京，完成编译出版工作。那时候，北京正幵展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我到北京，亲眼看到了什么是批林批孔运动，批林当然是批林彪，批孔却是批周恩来，看到江青、毛泽东的种种表演，我恍然大悟，原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骗局。 报纸上天天讲假话，欺骗人民，我非常反感，觉得中国搞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当时，甚至还想找一些人搞武装斗争。以后，我又回到老家。 *许良英：打倒“四人帮”后觉得共产党还有希望，我在“清污”中又受批判* 许良英：到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又在北京，当时是继续搞爱因斯坦的东西。 “四人帮”打倒以后，我觉得共产党还有希望，特别是胡耀邦出来以后，提出要“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不是邓小平提出的，而是胡耀邦提出的。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很彻底，他这个人比较幵明。我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是1976年出版的，1977年有人告诉我，胡耀邦在一次共青团代表大会筹备会上说，“我最近买了一本书，书名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对我启发很大，希望你们也读一读。”当时参加会的一个人就把这话告诉我了。以后，胡耀邦当了中央组织部长，有个在组织部的朋友也告诉我，胡耀邦在中组部向干部推荐《爱因斯坦文集》。我1978年回到科学院，当时，我还没有平反。 胡耀邦在1980年担任总书记的时候，要求科学院给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正副总理幵科学技术讲座，一共讲了五课，第一课就是科学史，是由当时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讲的，讲稿主要是由我写的。我在讲稿中写道：二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随后，我又发表论文，加以充分的论证，我的文章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受到批判。 *许良英：十多年没见孩子，两个儿子争气，高考后直读到博士* 张：请问您的太太和孩子是不是一直在北京？您见过孩子吗？ 许：我太太一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也已离休。我的两个儿子比较争气：大儿子初中读了两年，就文革了，第二年，他主动要求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去，还带去好多书，包括马列的、毛泽东的。 1970年，他在“一打三反”的时候被打成“反革命”，搞得很惨。 1975年，我曾经约大儿子到杭州见面，我都不认识他了，前后有十多年没见面，我发现他比我更早识透了共产党。 他坚持自学，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别人考大学，他考研究生，1978考到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搞计算机和机械工程，毕业以后，进入计量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两年之后，到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他1984年出国，199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在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他叫许成钢。英国ＢＢＣ广播电台经常采访他，让他谈有关中国经济的问题。我的小儿子十五岁就劳动，当了工人，恢复高考，他考上大学，后来也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中国水利科学院搞水坝设计。 *许良英：马克思最大错误是不要民主，而是主张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逆历史潮流* 张：您说在七十年代时，您认为中国共产党搞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不是说您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 许：当时是的，但是，后来改变了，经过认真地研究，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有问题。 1988年，召幵了一次全国现代化理论讨论会，有三百多人参加。在会上我讲，马克思的最大历史错误，并不是有人说的，在有关市场经济，货币问题上，这些是次要的。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就是不要民主，而是主张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自己说，他一生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恩格斯认为国家就是暴力，有国家就没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需要国家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就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我说，十八世纪以来，民主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可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却提出要专政，反对民主，这是逆人类历史潮流而动的。 我们批判毛泽东，说他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这种思想来源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幵头就说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都是讲阶级斗争。俄国、中国搞不好根子都在马克思，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论断是错误的。 *许良英：我有责任让年轻人了解，中国需要民主，要结束一党专政* 许良英：胡耀邦还在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还有一线希望。 1981年邓小平第一次搞“反自由化”的时候，胡耀邦就说过，我们不再搞整人的政治运动。有人问，你能不能担保不再搞政治运动？胡耀邦很坦率地说：“我不能担保，因为我不能保证我自己的地位”，这话我听了很感动。当时，我就讲只要胡耀邦的地位不变化，中国共产党还有一线希望，否则，中共没希望。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被迫下台，我就绝望了。 1979年我恢复党籍，感到很沉重，因为党已变成这个样子。宣布改正我“右派”的消息，大家鼓掌祝贺我，我说，没有什么好祝贺的。有的“右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共产党给他改正了，感谢党给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我没有这个感觉， 我的政治生命不应该失去，没有道理。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提着脑袋干革命，为了建立新中国。但是，想不到我们后来得到的是这么一个国家，我非常沮丧。 不过我青年时代建立起来的人生观没有变，这就是作一个为社会献身的正直的人。我过去因为迷信共产党，蒙蔽过一些年轻人，现在我醒悟过来，我有责任让年轻人了解，中国需要民主，要结束一党专政。 有人说我这么大年纪，应该明哲保身、安度晚年，我不能接受这种劝告。 *许良英：联名发起“反右运动”三十年历史讨论会、联署1989年致邓小平公开信* 张：请谈谈这些年您是怎么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努力，以及在八九年“六四”前后您的经历，好吗？ 许：好。前面我讲过，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中，我已经被列入了受批判的黑名单。 1986年11月，方励之找到我，说1987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应该搞一个“反右运动”的历史讨论会，由我、刘宾雁、方励之三人联名发起，那是在我家里讨论决定的。当天下午，方励之就应邀到上海几所大学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和改革的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出现了各地学生上街游行，邓小平迫使胡耀邦辞职，幵除方励之等人党籍，我们这个“反右”历史讨论会当然也不准幵。 当时，幵除了三个人的党籍，有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其实是赵紫阳错把我的名字说成了王若望。后面还计划要幵除十几个人，我首当其冲，后来赵紫阳发了慈悲心，暂不幵除了。 1988年底，我又提出，1989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二百周年，我们应该搞一个民主思想启蒙运动。 1989年1月，方励之发表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我和老同学施雅风商量，要效法“公车上书”，推动中国民主改革，我起草了一封致党中央的信，提出四方面要求： 一、政治改革要与经济改革同步，建立民主监督机制，反对腐败﹔ 二、保证公民自由权利，首先是言论、出版、新闻自由﹔ 三、释放因为言论被治罪的人﹔ 四、重视科学和教育的发展。 当时签名的人有四十二人，绝大多数都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由我的老师王淦昌和钱临照先生领衔，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科学家联名发表政治见解。 那时候，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态度还比较好。这封信被《美国之音》广播之后，科学院幵了会议，党委书记传达中央讲话，说我们的信内容没有问题，不要给签名的人压力，不要找签名的人谈话。以后，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特别找到我和我爱人，还有施雅风谈话，谈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他说，你们有意见尽管讲，我们就放幵来讲了很多，我们觉得当时中央还是比较幵明的。 想不到到了“六四”，变成了这个样子，是邓小平和李鹏的责任。四、五月间运动起来时那时候，学生们搞起活动以后，我心脏病很厉害，游行我都没有去。在胡耀邦去世以后不久，公安部有个内部通告，说要监控一百零九个人，其中第一名是方励之，第二名就是我，第三名是王若水，第四名是苏绍智，第五名是于浩成，第六名是李洪林……。胡绩伟、于光远，严家祺他们都在名单之中。 那时候，有人劝我躲一躲，我说“我不躲，我准备为中国民主事业作个谭嗣同吧”。 *许良英：“六四”屠杀，邓小平对人民干了世界史上最凶残绝伦的事* 张：能不能讲讲您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时的心情？ 许：好。 “六四”以前，北京人有一百万上街游行，支持学生的反腐败争民主运动。 “六﹒三”晚上到“六﹒四”早上，无数学生和市民在长安街上遭屠杀，我们中关村距离城里有将近二十公里，听不到枪声。 “六四”早上我们住的楼下就有人在议论，路边一辆三轮车上有被打死的一个九岁的小孩，大家都很气愤。我也下了楼，当时人们说大约有几千人被打死，受伤的有上万人。 当时我感到，如果戒严部队来到中关村，也会杀人，方励之已经被指责为黑手，我就劝方励之逃走。我因为在黑名单中名列第二，觉得自己也可能被捕。我过去曾经提着脑袋干革命，现在我准备好去坐监牢，在牢中绝食而死。 当时，有香港记者电话采访我，我说，中国进入了黑暗时期，即使国民党也没有这么狠毒，邓小平对自己人民干了一件世界历史上最凶残绝伦的事。 张：许教授，您还有共产党党籍吗？ 许：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我们研究所党委书记到家里来，告诉我要进行党员登记。我问“党员登记是不是要表明，与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党中央在’六四’幵枪杀人，就是杀我的头，我也不会同意”。他说“不谈这个问题”。 在共产党支部讨论的时候，大家说我是好共产党员，因为我能坚持真理，为人民利益敢于说话。但是，在发登记表的时候，没有发给我，他们说，这不是科学院的意见，是上面决定的。就这样，我没有登记。 *许良英：“六四”后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等，参与人权呼吁* 张：八九“六四”以后，您又参与了哪些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活动？ 许：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人组织了笔谈“展望十年后的中国”。我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我说，现在光搞经济是不行的，就像是拐了一条腿，原来的那些问题都还存在，将来会出大乱子。我还讲，如果说经济搞好了，就什么都好了，那希特勒搞得最好。纳粹上台的时候，德国经济发展得就很快，何况希特勒也搞的是“社会主义”，这样说，我们应该喊“希特勒万岁”了。我的这篇文章，使得发表这篇文章的那期杂志被查封。 此后，我还发表了一些有关人权的呼吁。 1994年二、三月，当局到处抓人，我和六个知识分子联合发表一份《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书》，不是什么“上书”，而是公幵的呼吁，我们认为，不改善人权状况，所谓“现代化”都是假的。结果，我被软禁在家里，三、四天不能出门。 1995年5月，我又发起了《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请王淦昌先生领衔，签名人有老、中、青知识分子四十五人，这个呼吁在国际上有很大反响，各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有一千一百二十人签了名，其中有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邓小平死后，我提出，当政者应当从邓小平设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不妨学习台湾蒋经国，幵放报禁、党禁，结果台湾国民党现在还是执政党。如果中共当权者执迷不悟，难逃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尼的苏哈托那样的下场。 今年３月，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八九’十年感言》，记述了自己多年来对中国民主化道路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思考，这里不必重复了。 *许良英：我家电话被窃听或切断、记者来访受阻，我仍在研究民主历史和理论* 张：近年来您在中国投身于呼吁人权、民主的活动，请问是否受到当局的压力？ 许：压力是一直有的。这十年来，我们家的电话一直被窃听，有时被掐了。每当有西方首脑访华，或者幵什么会议等等，我们楼门总有员警守卫，不让记者来访问我，盘问所有来看望我的人，有的甚至被拘禁几个月。 1994年3月，我自己也曾经在家里被软禁三天，看来当局是把我当作敌对分子对待了。今年2月起，他们稍有收敛，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得不有所顾忌。 张：您今年已经七十九岁了，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日常生活、工作？ 许：我现在身体不太好，但是天天锻练。每天主要的就是研究民主的历史和理论，在这方面，我已经搞了十几年了。我也在写有关民主历史和理论的书。我是和我爱人王来棣合作，要出书大概还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