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招标课题研究方向 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研究 2.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研究 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研究 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研究 5.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研究 6.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研究 7.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研究...

作者： 赵向中   邓小平说，中国改革的最大失误在教育。那么，中国教育改革的“失误”具体在哪里呢？老人点到即止，没有再往深里说。总之是中国改革的失误既是以教育为“最大”，那么贪污腐败，吃饭财政；资源耗损，环境恶化；警匪相结，执法犯法……等等一干，也就再与“最大”无缘了。 想中国近三十年来对教育的调整，就其大者不外以下三项：一是恢复高考，二是教育的产业化，三是对外语教育的大力推进。这其中，高考的恢复，既叫“恢复”，那就不能算是改革，而教育的产业化与外语教育，这在西方许多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长期以来都是这样搞的，可为什么一到中国内地，就被弄成了“失误”呢？ 教育的实现，一在学校，二在社会。学校教育主要是有目的，专业集中地给受教者以能力才干的引导与培养，而社会教育则是由社会人自觉不自觉地，间断地影响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使潜移默化。 能力才干重要，还是道德品质重要？司马光有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君子与小人之于社会，就如爱国与卖国之于国家一样，益损悬殊。 那么请看中国学生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在中国，当今凡能叱咤风云，随心所欲的，必是做官为宦的人，他们升官发财凭的是侵吞国家，贿赂上峰，讹诈百姓，拉拢私人；其附庸则紧跟国家政策实惠，善避“市场”经营风险，他们虽是给权贵挡前哈后的，但在世人面前，仍能颐指气使，风光豪华。当今中国凡能抵挡得住门户，遮护得住妻儿，处于社会中层的，必是嘴上手下都能来的，非奸即霸的人，他们从事业则多靠使奸耍滑，门面唬人，否则正当经营遇上恶性竞争，必遭排挤出局；处社会则强凶霸道，撒泼使赖，否则一旦露出了窝囊架子，自家的食盆子，随之就会有人谋算。剩余多数没权没势，又不会巧取豪夺，一根筋只会死受的人，那就只能是出门遭人欺，回家妻儿怨的“没本事”的社会底层了，他们的劳动所得，除去权势讹诈，奸霸掠夺以外，所剩无多。 请问，让中国的儿童青年，处于如此的社会环境，去“三人行必有我师”，能学成个啥？他们要想适应社会，要想不受人欺，要想出人头地，将只能被磨砺成一种什么样的人？ 在当今的中国，所谓大企业，都是侵吞国家的官僚资本，所谓中小企业，都是投机暴富的文盲资本，所谓外资企业，都是西方淘汰的垃圾资本，他们热衷权术，迷信钻营，蔑视知识，鄙视国人，在此种地方，中国学生就是学成了能力才干，又岂能讨得一口好饭？ 社会既乌烟瘴气，无可救药，那么“祖国未来”们的道德品质，也就只能听凭学校书本的“正确导向”了。于是开思想道德课，讲政治经济时事，吃水不忘挖井人；于是学雷锋，学赖宁，学张海迪；于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做四有新人；于是十佳少先队员，优秀共青团员，预备共产党员……可是，步入社会以后呢？还不是痛心疾首，洗心革面，回头再向领导学厚黑，向同事学廉耻？ 其实，在中国，自从独尊了儒术，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二十四孝图；愚忠愚孝，盲从盲信，天地人伦；就一直是古代私塾教育的基本内容，根本目标，这也成为历朝封建政权赖以维持统治的共同手段，更是中国古代朝野相结，桎梏国人思想，扼杀中华学术的千年祸首。 在儒家私塾普及以前，在先秦社会，难道中国大地，也是滥官刁民成灾吗？——决不！据记载，在儒家的“亚圣”孟轲少时，其母为了给他选择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曾几迁其家。起先他们是住在乡下的一处墓场附近，结果远近经常有人送葬上供，哭哭啼啼，吹吹打打，孟母觉着于儿不利，于是就搬到城里住；但新家又近闹市，人们成天熙熙攘攘，西邻打铁，东邻杀猪，孟母觉得着不理想，于是再次搬家；这一次他们是搬到了城东的学宫旁边，此处书声朗朗，论辩诘难，射御术数，学风甚浓，孟母终于如愿以偿：“此真可以居子也”！并最终造就了一代学人。 先秦时候孟轲所处的环境只不过是送葬哭啼，闹市熙攘，其母尚以为不行，那么现在中国社会上盛行的贪污腐败、偷抢拐骗、欺软怕硬等等切身其家，左右其学的冷风恶气，又将让贤母学子们搬家何处？ 诚然，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校教育也开思想道德课，但人家于此的目的，是要树立学生平等自由、人权博爱等事关民族兴旺的健康品质的，并无所顾忌地支持学生走出校门，体验生活，感受社会，以企理论联系实际，然后再用实践回过头来检验真理。哪像中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说了是糊弄别人去做，做了还遮掩不让人说。——既要以基本原则遏制政治改革，组织调动不起人来，那经济也只能在量上硬撑，形成资源的透支，环境的恶化，危机的积累；既放任这半吊子的改革，畸形的增长与分配腐化蚕食基本原则，那稳定就越来越成为“重中之重，压倒一切的大事”；既担心政治不稳，要控制人心，愚民易制，那社会上好奇怀疑，批评进取，自由创新的发展风尚就不可能形成。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第三世界，推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多了，但据此得以强民富国，兴旺发达的极少；社会主义既要代替资本主义，自有其举贤任能，杜绝腐败，高于民主的政治体制在，但决不是走民主过场的封建专制，论代禅让；如果说“民主集中制”真的适应中国，那贪污腐败何以如此的猖獗？吃饭财政又何以如此的严重？封建权力泛滥而法制基础脆弱的国家，任何先进的与更先进的观念制度到了他的手里，都将变质搞臭。 比如教育的产业化，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早经证实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有力善举，凡能培养出大科学家、名艺术家、优秀管理人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知名院校，必能得到举国的尊敬与向往，并且捐赠拨款，财源广进，因此学校办学都是极尽全力，深恐自家出不了人才。然而一到中国社会，凡有真才实学的，必不懂或不甘趋炎附势，于是倍遭排挤打击，只能沦落潦倒；凡夸夸其谈，善于钻营的，必能左右逢源，出人头地，成名成家——才干已扭曲变形，学校就是个出学历的，要成功先得抹杀了良心，学历只给权钱帮凶；结果一个产业化，不仅使中国教育的应试做题，高分低能变本加厉，更又加上了学校搂钱，穷人失学。 其实，应试做题，白首穷经，代圣人立言，这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现代只不过穷的是西方的经，转而代“公式”、“定律”立言而已。 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变化发展观，历史是循环往复的。你看三皇五帝时候，咱们的祖先，财产公有，分配平均，相互间多么体贴，多么仁义，哪来的纷争？未来到了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人们也不过如此吧？可是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人心不是越变越坏了？社会不是越变越乱了？与其向前走，环地球绕一圈，哪顶如来个向后转，不是一下子也到了？——于是儒家向往周公，墨家推崇大禹，孟子一看不行，忙又抬出尧舜，连孔圣人他老人家都“述而不作”，后世儒生，还不乖乖地子曰诗云，循规蹈矩，也好指望将来能金榜题个名，光宗耀到祖？——又有哪一个狂徒胆敢指师摘祖，离经叛道，眼睁睁硬寻着要自甘堕落，不务正业？ 两千多年的痴迷倒退，直至鸦片战争以后，才由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逐步给打开了眼界，敲响了警钟；面对丧权辱国，赔款割地的沉痛现实，一些读惯了圣贤书，虽“信而好古”的人们，也不得不开始承认西方科技的威力了。可是，中国毕竟是儒家的发祥地，封建传统，根深蒂固，中国教育还得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上再踌躇半个世纪，一直拖到了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以后，才慢慢革舍了四书五经的教育内容。 然而，此时的中国，与西方列强、东邻日本的科技、生产差距已经拉得很远了，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已经不是图强争胜的前景，而只能是挽救危亡的急务了；于是“西学”的教育意义，也只能局限于图现成救急，消化吸收的高度，继续延用“中学”死记硬背、应试做题的致用体制。 但“救急”与“图强”两端，于国家或许因果相承，可以混为一谈，于教育却有“造就重复性致用奴才”与“培养研究性创新人才”的不同，于生产也有“填补国家空白”与“步入国际先进行列”的悬殊；因此，“图现成救急”的中国教育，只能使中西差距进一步越拉越大，越救越急；而这个“越拉越大，越救越急”，反过头来又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在媚外引进，消化吸收上再加一把劲，继续“图现成救急”。 但是科学技术，生产工艺，那可也是人家的心血所系，吃饭家伙啊！绝对先进的，谁都不给，相对不落后的，能给，然而条件呢，报酬呢？当年苏联人只是想让中国俯首帖耳，中国人还觉着有伤自尊，现在美国人更狠，一开口就人权呀，自由呀，民主呀……实在是没办法！于是，“素质教育”总算提出来了——然而，这是一个突破，一个伟大的突破！ 要这么说，那素质教育就是要中国教育，从“学以致用”，转到“学以致创”了？但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了：“当你把所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来的就是教育。”——就夸谈者而言，“学富五车”的确是耀人的资本，但是对于创新家来说，知识就是成见，要创新首先要摆脱的就是这成见的纠缠，历史的惯性——“学”，怎么可能致创呢？ 如此也许有人会问：“当年女子无才便是德，现在无知又成才了！你这不是又走入了知识的循环论吗？按这么说，教育也不用再搞了，大家都安心地无知吧！”诚然，环地球绕一圈，与一个向后转，在方位上的确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一个人要能拔山涉水，环地球绕一圈，其在身心上所能感受得到的，又岂是一个“向后转”可比的？当然，“拔山涉水”于一个人的成长，“走了多少里程”，“吃过多少美味”，“记得了多少个地名”等等，没有多少用处，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解决了什么疑难，领悟到了什么道理。——牛顿还不知道相对论呢，据此难道我们能说他没水平，还比不上现在的一个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吗？慈禧太后还没吃过味精，没穿过的确良呢，据此我们又能说现今中国的百姓，都已过上了皇家“老佛爷”的日子？ 一个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能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在研究中养成，并且这能力一经养成，那就是“包罗万象”、“永不过时”的了；而作为知识则永远没有最新的，如果单从“求知”这一面讲，“终身教育”与“白首穷经”没有什么两样，那可又成了“学海无涯”，又要 “知识过时”了；但是一个人只要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在研究中掌握了过硬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任何“最新的知识”， 陌生的领域，到了他的手里，都将是似曾相识，一经投入就能抓住要领，变成内行。 其实，“学”只能致“知”，要再“知以致用”，那到底还得有一点“能”；而“研”所能致的，其实也就是“能”，要再“能以致创”，那还得看历史的必然，环境的偶然，以及这个人的性格、品质、活力等等，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他对知识成见的依赖程度。这是另一话题。 那么，我国又该如何从根本上转变现行“学以致用”的“应试教育”模式，首先在学校引领学生形成一种求索问难，思疑论辩的研究风尚，使他们轻松愉快地走过一段能力的成长过程呢？ 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硕果仅存的一个大国”，其执政党又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政党”，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应该首先向马克思主义，寻求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就是不孤立，历史就是不静止，这两者相结合就是，当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或者一段过程的时候，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只看到这一个问题点或者过程线，而是要联系它所处的环境空间与其所经历的演变过程，把它置于一个时空系统中去全面地、动态地分析解决，以免流于片面与武断；而唯物又是指观察问题需投入，分析问题要冷静。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本身就是一门用以指导人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系统的方法论，它既是前人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成为指导后人实践的得力武器；并且，人类至今还没有哪一门方法学说能够超越它。 在现实的教育中，我们既要立足研究，搞素质教育，当然应该全面推广、深入应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变逼迫学生以“死记”、“做题”的手段达成对定律公式的熟悉、理解与应用，为引导学生用“历史”、“地理”的方法去分析定律公式的发现、实证与推演，坚决放弃过去那种为向学生灌输抽象理论，而给马哲另立一科的孤立僵化做法。 对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西学”各科及其内部分支，应依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源流，破立关系，编排课程先后；对比较重要的原理、定律，更应逐个予以深入研究，具体分析当时社会的经济需要，学术环境，相关学科的准备，验证手段的提升，知识成见的导向等等；应指导学生使用当时简陋的工具去再现实证过程，“重走长征路”，并尽量鼓励学生阅读原著以感受其开发者艰苦的心路历程，体验酸甜苦辣。因为做研究工作本来就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若都轻松给出简单公式，而不使踏踏实实地体验前人曲折，极易使学生养成轻率心理，产生急躁情绪，形成急功近利、眼高手低局面。 对于历史一科，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客观决定生产关系的升级趋势——不由人；上层建筑人为能动经济基础的进退快慢——促发展”的根本论断，应着眼于国家民族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前途，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的发展史，也就是在物质上由强权人治走向有序法治的发展史，与在精神上学术文化的争鸣盛衰史；既要承认少数革命人物其一时的英雄事迹对历史进步的主观推动作用，更需明确多数帝王将相其经常的谋略运作对历史进步的客观阻滞现实，以此引导学生从小树立法治观念，树立投身人类学术文化事业的远大理想，并从根本上打消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权势欺怕观念与“学而优则仕”的庸俗追求。 对于地理一科，根据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中，劳动者要素是引领另两个要素进入生产领域，并对它们起乘法效应的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基本要素”的论断，也应“以人为本”，着重研究人文地理——海湾国家凭石油致富，我国能学得了吗？——日本国的人口密度比中国大得多，资源能源比中国少得多，但其科技经济却比中国发达富裕得多，为什么？从国家制度上比较比较，从社会文化上分析分析，君子坦荡荡，比出差距来，我们优势的继续发扬，劣势的认真调整，不是就进步了吗？还有其它国家，其它民族，有特色的都比一比，让学生都认清自己民族的不足，从小培养爱国热忱，然后再发动他们从自己做起，以至影响家人，影响社会，有什么不能呢？ 对于汉语言文字一科，作为社会上一种交流的工具，文化的载体，论能力首先就是熟悉应用，只能来回磨慢功；因此中国教育的传统，“学以致用”，“学而时习之”，“熟能生巧”，“温故而知新”，等等，在这里应予继续发扬。但是外语教育一科，对于中小学生，还是取缔的为妥，因为第一，作为一种境外的交流工具，文化载体，多数中国人学了也用不上，学会了也还得忘，少数人要搞翻译、外贸的，到了大学，专业学习也不迟；西方国家之所以发达，原因是植根于学术制度之上的文化，而不是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菲律宾人都说英语，难道依此也发达了？第二，学外语与学汉语一样，本身就是磨慢功的活，多数学生为之耗掉了比学中文还多得多的精力时间，但毕竟环境不行，效果还是一般；试想，让法国人学英语，恐怕比让中国人学文言，北方人学广东话也费劲不了多少，可是中国人呢？让一个作家写一篇小说，描述数学家研究双曲线容易，可是要让一个数学家为介绍其对双曲线的研究，写好一篇小说，那就难了。 对于音乐、美术等艺术科目，研究创造恐怕尚须天才爱好，但熟悉了解以资欣赏陶冶，鉴别吸纳，则于每一个人的能力成长，品质养成，甚至开拓创新，都是可能的，也是很必要的，因此应该当一回事普遍予以深入，而不是单给少数天才开小灶。体育一科，也属同类，再结合中国人体质普遍较差，社会上赌博取巧之风甚浓，平等竞赛之气极淡的现实，更应大力推广，甚至重开“劳动”一科亦无不可。 从“死记做题”到“素质教育”，虽说需要一个大转变，但看起来倒并不至于直接触到国家政权稳定的根本，但接下来如何给“素质”出题，“考试”能力，进而依此导向教育最终从“致知”，切实转到“致能”，那可真要成为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了。 因为中国的统治者自古对“科考出题”，本来都是存有私心的，其实他们首先要验明应试者的，是这些即将长成的“祖国未来”们，他们在经历了漫长的软磨硬刻之后，是否已成功地完成了由学生敬，由敬到顺，由顺到孝，最终再大孝成忠的“人格升华”，并依此差别了高下亲疏，吸纳之，摒弃之，以期从最初的选料上即打下其稳定政权的可靠基石——文革时期废止高考，突出政治，群众推荐，组织选派的升学制度，即成为此务发展的顶峰——因此，对于“做题应试”者而言，与其说成，为了给国家民族担当更大的责任，而参加考试，升学再造，倒不如说是为了能挣出社会“抬轿者”大众，跳入“坐轿者”行列，而迎合统治者需要，加入了一场黑色恐怖的私利争夺战斗。所以，现在真要当局就学生升学，由为权造势，转到为国选才，拆自家墙角，实在难哪！ 更何况既是要为权造势，那重心就只能放在灌输自己的说教上，而设科场选拔几个“人才”，那本来只是个引子，树个榜样，又何必为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呢？于是，十年寒窗，一考而决；于是，八股取士定型了，程式化、标准化出现了；于是，学生负担越来越重了，考试出题越来越怪了。 其实，对一个学生能力素质的考察，最确切的，还是其在受教过程中的点滴体现，得靠老师在传导过程中观察积累，进而由招生学校去分析综合。美国大学招生，要提前考察学生在中学时的在校课堂表现，读书笔记，实验记录，社会实践报告等等，就是在向这方面探索发展，相反作为“考试”，虽增强了可操作性，其作用却越来越淡了。 可是，这种针对一个学生能力素质的具体考察，具体分析，无标准程式可言，全凭责任良心的做法，在西方国家，或可行之有效，但要拿到中国，恐怕又只能说说而已，行却是决计行不通的了。因为依照中国古来的腐败传统，私利观念，对于中国的高校及其教师，当“社会用人选择”与“个人能力才干”已经脱节，从而使“输出高素质人才”与“招收可造之才”之间也可以脱节的时候，能抵御得了权钱的诱惑吗？中国学生的家长，为了自家孩子“登入天子堂”的前途命运，能不舍命陪君子吗？因为中国社会对用人的选择，论的本来就是权势金钱，机会关系。而现在天子堂已经爆满，大学生都成了断了线的风筝，中国教育只能做做改革失败的替罪羊，还怎么能承担得起为国家挑选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责任呢？ 前文已经说过，封建权力泛滥而法制基础脆弱的国家，任何先进的与更先进的观念制度到了他的手里，都将变质搞臭。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法律体制不动，政治体制不动，其它任何的改革措施，即便说起来全对，可一到做下来，那就只能是“造出了新腐败，加深了老腐败”。社会大体制不变，考试小体制不论再怎样变，着落到素质教育身上，最终也还是来回折腾，又等于说了一堆空话。 中国现在已经被誉作是“世界工厂”了，其出口总值所占世界的比率，虽远比当年作为“世界工厂”时的英国小，但由于所出大多属于人们常用常见的低级工业品，所以在量上显得特别庞大。但就是这些耗能耗人的粗加工，要出口到国外，内中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由于没能掌握核心技术，还得付给国际跨国公司高额的“产权使用费”，最高的达到销价的一半以上；随着产品的技术含量逐步降低，需付的“产权使用费”也逐步降低，可是当我国商品开始在价格上显示出劳力的优势以后，进口国随之就又加上了“反倾销税”，最高的也达到销价的一半以上。 不是“费”，就是“税”，总之中国为之付出沉重环境代价的多数生产加工，要想出口，必先得划出一半以上的销售额上缴给人家的跨国公司或国库，然后才能考虑上市；这一半以上的销售额，就等于90%以上的利润，这样中国工厂最终所能落下的，就只剩下那10%以下的微利了；并且，这10%以下的剩余利润，还是在中国劳动力低廉，国家为了“保增长”而补贴水价、电价，不计环境后果，有的还给“出口退税”的前提下得到的，以上条件一旦有变，这些工厂立马就得赔钱关门。 大家没听说过古代的奴隶社会吗？国际跨国公司，就是凭着其先人创造的产权，做着奴役中国工厂劳工的当代奴隶主！他们国家的普通公民，或则直接为奴隶主提供高级服务赚大钱，或则即便“下岗”也能坐享他们国家从我国工厂劳工剥夺而来的失业、医疗、养老等福利，从而轻松做到奴隶主的家臣；我们国家的“企业家”投资办厂，克扣劳工，精打细算，为人作嫁，其实只是给国外奴隶主做着工头的营生；而我国千千万万卑贱的劳工，为养家糊口，多做计件，没明没夜，痨病早衰，那就是当代世界活生生的奴隶！ 当然，我国人民是暂时做稳了的奴隶，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还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呢！ 是了，我国人民在教育上，素质上的确与其他第三世界人民没有多少差别，都是在强权的压制之下，丧失了创新的勇气；但我国人民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啊！再加上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能源；还有，环境污染我们也不怕，那就像共产主义一样，离我们远着呢！ 最主要的是，我们更有紧密团结、尽职尽责的，强有力的、大大小小的工头，他们一直带领我们在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河南，中国——2月1日9:30左右，连霍高速741km+600m（三门峡段）南半幅一桥梁发生坍塌，目击者称是主干桥坍塌，还有几辆车掉落，目前伤亡情况仍不清楚。 大河网报道称，一辆装载爆炸品的货车自西向东行至义昌大桥时，突然发生爆炸，导致大桥南半幅被炸毁，北半幅桥板松动，目前，爆炸已造成连霍高速双向断行，人员伤亡情况正在核实中，所载爆炸品到底是鞭炮还是其他物品尚不清楚。...

中宣部：重庆市委正对多名官员违纪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将及时发布调查处理情况，各媒体如作报道，请按重庆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刊播，不炒作渲染，不自行采访报道评论，更不得依据个别发布的信息片面报道。 【数字时代真理部系列：“在这里，了解祖国”...

有一种文学批评理论认为，可以同时容纳多种解释的表达是最耐人寻味、最耐咀嚼的艺术性表达，其中最好的则能容纳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 按照这种文学批评理论来看，“权力的笼子”的说法可谓最富有艺术性，因为它可以同时容纳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 1）权力的能力有限，笼子就是对它的限制； 2）权力的能力无限，谁胆敢不听话就要被关进笼子。

中国通 利明璋 2013年01月31日 Feng Li/Getty Images 1月，北京遭遇重度空气污染，当地居民纷纷戴上口罩。 烟雾席卷了共13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北京再次充斥着那令人窒息的重度污染空气。光是看看这座城市的照片就几乎足以引发一阵猛烈的咳嗽，北京市政府已经建议居民待在家中。 一些公司允许员工在家办公，与此同时，至少有一些北京公司员工在办公桌前戴着口罩工作。地产大亨潘石屹在新浪微博上有超过1400万关注者，他在之前迫使政府公布更多环境污染数据的社交媒体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今早，他发起了一项微博投票，询问中国是否也需要一个《空气清洁法案》。 至截稿时，有3万多人投票，除了一两百人之外，全部支持这项提议。潘石屹承诺，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他将把结果以报告形式提交北京市人大。 下周，北京将对新机动车实施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向欧盟最严格的标准看齐。但是，要想治理目前的污染灾害，需要多年的时间和巨大的政治意愿。许多人认为，如果听之任之，中国的环境危机可能最终威胁共产党的统治，裴敏欣教授就是持这种观点的其中一人： 中国中产阶级对生活质量问题特别关注，如果他们得出结论，要为他们日常的悲惨遭遇——毒气、毒水和不安全食品——负责的是一党专政，他们就很可能成为反党力量的强大源泉。 迅速采取果断措施的论点很具说服力。问题在于，中国的执政党是否会为了国家和党自身的长期生存而切实采取行动。 真正面临危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往往行事果断，但累积数十年的环境问题却没有快速解决之道。 上周的专栏文章中讨论了卡特彼勒( Caterpillar )因发现2012年收购的年代煤矿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年代煤机）“持续多年的、多方合谋的会计欺诈行为”而做出了大额减记。年代煤机前董事长卫兴华(Emory Williams)周一发表声明，对自己的老公司存在欺诈行为表示“震惊”。 鉴于年代煤机日益恶化的财务状况， 这笔交易当时就显得很昂贵 。一些媒体报道称，这笔交易涉及安永(Ernst & Young)和德勤(Deloitte)，而后者在中国的欺诈案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德勤的发言人后来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里表示，媒体报道将该公司列为交易的审计公司是不正确的，并称该公司为卡特彼勒所做的工作“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尽职调查没有联系”。） 颇受好评的中国报纸《经济观察报》（该报以调查性报道著称）在上周的一篇文章中称： 一名参与收购谈判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收购团队中有人接受了四维机电方面的贿赂，并指出“地点在郑州市的一家高档娱乐场所内”。 卡特彼勒似乎买进了一个大麻烦，这起中国企业收购案将会使多名律师在很长时间都有事可做。 《纽约时报》博客的“中国通”(China Insider)专栏上周还讨论了中日东海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争端的紧张局势。习近平于上周五下午会见了日本联合政府中少数党党首山口那津男(Natsuo Yamaguchi)，显示两国在开展对话方面小有进展。 山口那津男带来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的一封信，习近平则在会谈中提到了两国上一代的领导人。至少中方认为，这些领导人已经在搁置争议上达成了一致。有传言称，两国有可能会举行首脑会议，但是这种说法或许有些过于乐观，因为双方都没有发出讯号表示，对方在这场争论中有任何道理。 习近平在一间挂着长城喜峰口巨幅画的会议厅里 会见了山口那津男 ，日本人应该明白这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安排是什么意思。1933年，中国曾在这里的一场小规模战役中取得对日本的短暂胜利，而这次战败被日本视为日本帝国陆军的耻辱。 1月25日，安倍晋三在接受一家日本报刊的采访时说， “‘搁置’尖阁诸岛领土争端的想法是近期由一名中国共产党高官提出来的，不具备可实施性，因为尖阁诸岛长久以来一直都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他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再次强调不存在领土争端，他说，“根本没有开展外交对话的余地。” 因此，争端的解决似乎仍然遥不可及，而钓鱼岛附近也依旧存在发生意外事件的危险。同时，上海的爱国消费者们正在争相购买被贴上特殊标签的鱼，标签表明，这些鱼捕自钓鱼岛附近未受污染的水域。 利明璋 (Bill Bishop) 每日自北京更新其博客 Sinocism （在中国大陆地区可能不能正常访问）。他的新浪微博是 @billbishop ， Twitter 帐号是 @niubi 。 翻译：黄铮、陈柳

本报记者30日从赵红霞辩护律师处获悉，赵红霞已于2012年12月31日被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某分院以“敲诈勒索罪”批准逮捕，目前关押在重庆市某看守所。辩护律师会见赵红霞后透露多处与外界所传不同信息：赵红霞称自己当年是被肖烨欺骗。 一个月前就已被捕，已与委托律师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