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未来的各种预言中，“崩溃论”似乎最少被当真。因为我写过小说《黄祸》，也就被当做崩溃论者。出版于 1991 年的《黄祸》写了中国崩溃，数亿中国人走向世界，引发各种冲突的故事。虽然是禁书，当年的读书人大都通过地下管道看过或知道。至今二十多年过去，每次在出版社的结单上仍看到《黄祸》在卖，似乎奇怪，又不奇怪，只要中国的未来还不确定，崩溃就始终是无法排除的前景之一，《黄祸》也就总会有读者。 二十年来，《黄祸》描写的情景并未发生，中国的走向看上去也完全不同，但是我却时常感到，我描写的灾难正在步步逼近，而不是离得更远。 不以为然的说法是，中国从未停过亡国之说，鸦片战争的列强瓜分、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还有文革和六四，不都好像马上没有明天？然而全都过来了，未来的中国仍会船到桥头自然直，崩溃论只是杞人忧天。 最大的危机 对此，首先谈的不应该是中国的危机，而是中国的稳定。恰恰是在这种稳定之下，让人看到最大的危机。 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同时并存多重整合。单从组织整合而言，政权只是之一，民间组织、宗教组织、多党制度等，都应该发挥整合作用。表面上，多元组织会产生竞争，形成冲突，然而对真正的稳定却不可少。例如执政党垮台，在野党立刻顶替，就可以避免权力真空造成乱局。 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都有整合社会的作用；完善的法治，无形之手的市场，以及服从宪法的国家化军队等，也可以在政权失效时维系社会，使之免于崩溃。 但是今日中国，却是其他整合机制都不存在，只由政权独自垄断整合社会的所有功能，而政权只能归于一个党。凡是可以替代那个党的，皆被压制或铲除，任何在那个党之外的力量都要消灭。唯有那个依靠政权行政体系和警察手段的党，巨细无遗地管理十三亿人。 那个党的确做到了，对它的任何挑战都是以卵击石，甚至没有挑战能够形成。然而正是这种对党而言的稳定，成为中国的最大风险——只要那个党垮台，整个社会就同时失去整合。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把中国变成了人质——只要中共亡，它也让中国同归于尽。 不期而至的突变 今日中共的根本宗旨，只在保持自身权力。其最大规模的行使权力——维稳，不是维社会之稳，是维权力之稳。其维稳的所作所为，无不在于压制对权力的不满，消灭对权力的挑战，限制体制外活动，扼杀体制外组织，堵塞释放社会压力的一切管道。 让我们想象一个没有安全阀的高压锅，被堵塞了所有出气口，却烧在火上。虽然看上去的确会比安全阀跳动喷气显得安稳洁净（维稳体制层层下级都向上级表现这种安稳），但是此时，知道情况的人会如何预期？又会发生什么结果？ 对此，裸官和裸商们最清楚——中国这口锅迟早要爆炸，明智的做法就是尽快逃离，转移到海外。被炫耀的中国盛世，从中得益最多的核心成员却纷纷携财抽身，不是比什么都能说明隐藏的危机？ 当然，因为看不到可以挑战政权的力量，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不会变，更无崩溃可能。然而突变不是一定出自大力量或者大事件，最后一根稻草可以压倒骆驼。突变恰恰不会事先看到，此中典型莫过于当年世界那么多研究苏联的机构专家，却对苏联的垮台毫无预料。 美国物理学家 Per Bak 和 Kan Chen 研究“自组织临界”（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 ），沙堆达到那种临界时会在散沙之间形成某种“一体性”，即每粒沙的细微运动和能量都能贯穿整个沙堆。那时，没准哪粒沙（是没有规律和无法计算的）就会导致沙堆整体发生坍塌，也就是崩溃。达到那种临界的社会是一样的，加强镇压可以把崩溃延后，如同不断拍打沙堆周边可以让沙堆继续增高，但终归会垮，且堆得愈高，垮得愈烈。 人类社会与沙堆的不同在于，组成沙堆的沙粒本身没有能动性，因此沙堆坍塌不会愈演愈烈，达到恒定的临界值就会停止。而人是变量，社会的临界值会随人的能动性变化。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人的能动性被法律、秩序整合在一起，可以极大地提高临界值。一旦社会发生崩溃，失去法律和秩序，人的能动性就会反过来成为推动崩溃的加速剂，临界值也会随之锐减。经验证明，平时有很强稳定性的大系统，往往一垮就是“兵败如山倒”。 无利则不稳 毛时代的经济危机饿死了上千万人，对其政权竟是波澜不惊，在于那时政治和经济是被分开的，政治高于一切，经济只是局部问题，因此经济危机不会影响政治稳定。邓小平转为经济至上，经济发展被当作化解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花钱买稳定——通过给民众利益换取服从，从而把民众服从和利益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时，任何经济问题同时也就是政治问题。有利歌舞升平，无利群起攻之——可以说有利则稳，无利则不稳，而这“有利”和“无利”的一字之差，能使看似稳定的社会说变就变。 在这种情况下，当政集团只有让中国的经济之车始终保持疾驰。然而经济发展有其规律和周期，总会有高有低，不可能永远高速发展。世界每个曾被视为经济楷模的经济体，几乎都遭遇过危机，导致萧条或衰退。中国经济也不会例外。 一个社会稳定还是不稳定，其考验不在顺利之时，而是在挫折关头。当下中国，无论是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古典经济危机，还是以金融风暴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危机，或是以出口链条中断为特征的全球化经济危机，都已埋下众多隐患，蓄势待发。而在经济至上的社会，人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专制政权因此不能再靠主义提供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又拒绝实行民主去获取合法性，于是只能以有效性代替合法性。对中共政权而言，有效性就是保证经济不断发展，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标志政权有效性丧失，人民的服从即会随之下降，从而导致政治危机，引发社会危机。 当三重危机叠加时，也就在劫难逃了。 专制下的“串联” 中国的独特现象——广泛的局部不稳定（每年十几万起群体反抗事件）和全局的超稳定之所以能够并存，在于专制政权可以切断反抗的串联。只要局部反抗相互存在时间差，政权就可以利用对武器的垄断，以及组织、通讯、机动性方面的绝对优势，集中力量分头镇压。任何局部反抗都无力对抗当局这种优势。惟一可以改变力量对比的，是众多局部反抗能在同一时间起事，变成全局动荡，致使政权首尾难顾，镇压力量分散为杯水车薪，优势也就化为乌有。然而同时起事的前提正是串联，因此专制政权把串联视为大忌一点不奇怪。专制措施的很大一部分——不许组党结社、禁止民间办报、严控 NGO 、把持宗教组织、设立网络警察等，追根溯源都是为了防止串联。 千年进化的统治技巧和当代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使得中共政权获得空前的统治能力，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国家巨兽，似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破解。但是从串联角度看，专制政权能切断社会在政治上的串联，却不能切断社会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上的串联。尤其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经济串联的过程，因此就存在这种可能——某个覆盖经济总体或人们共同生活的事件，突然成为动员整个社会的总号令，引发各处反抗不约而同地同时爆发，相当于实现串联。在信息不畅的古代，这种串联有时被人人可见的彗星、日食或自然灾害引发；在政治动荡的年代，这种串联也可以由政治人物的死亡（如周恩来、胡耀邦）、谣言或小道消息形成；在经济一体化日益紧密的今天，这种串联最有可能通过金融危机、股市崩盘、大规模失业等实现。而这一类串联正是政治镇压无法防范的。相反，政治镇压的效率越高，社会越是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政治串联。 不过，这种方式的串联虽可普及，却无法提升水平，往往停留于闹事，一呼百应，墙倒众人推，社会对权力体系的不服从连锁扩大，往往权力体系来不及反应就会瘫痪乃至崩溃。在我看，未来中国的突变，最可能出自这种因为经济危机引发的共同起事。 囚徒的集体非理性 断言中国不会乱的人大都根据这样的论据——没人愿意乱，但不妨看一下“囚徒悖论”：两个囚徒若共同抵赖所犯杀人罪，每人只会以偷盗罪判一年监禁；如果一人坦白杀人而另一人抵赖，坦白者判三个月，抵赖者判十年；若两人都坦白杀人，则各判五年。对两人最有利的显然是共同抵赖，但这需要“共谋”——既包括串供，也包括相互信任。然而审问隔离进行，无法串供，两人也不信任对方，因为一旦自己抵赖而对方坦白，对方只判三个月，自己则要判十年。于是两人的个人理性选择只能是坦白。坦白至少不致于坐十年牢，而且万一对方抵赖，自己只被关三个月。结果是每人各判五年，远坏于共同抵赖。个人理性的精心选择，合成为集体非理性，这个结局就是所谓的非合作均衡。 在非合作情况下，每个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却是对个人而言的损人不利己、对集体而言的共同不得利。这种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在人类现实生活中，远比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形容的自发理性更为普遍。因此，把没人愿意乱当作中国不会乱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没人愿意乱只是个人理性，中国会不会乱却取决于集体理性。在无法“共谋”的情况下，实现集体理性的惟一可能是所有“局中人”都自觉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原则本身就是一种广义共谋）。然而人性自利，在别的“局中人”都遵守原则时，自己破坏原则可以得到最多的好处，很难保证没人不受诱惑。而只要有一个“局中人”破坏（或者是被怀疑破坏）了原则，就足以让其他“局中人”争相效法。在已经丧失了文化和道德之“共谋”的中国，有任何理由相信所有中国人都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 囚徒故事中的两个“局中人”无法“共谋”尚且导致集体非理性。对中国会不会乱的问题，有着十三亿个“局中人”，每人都是独立变量，何以实现“共谋”？变量多到一定程度就会进入所谓“混沌”状态，其发展走向将脱离任何单独变量的主导，也不会是所有变量的共性叠加，而将产生无法预料的结果。因此，十三亿人形成的混沌，会远远脱离没人愿意乱的主观愿望。将不是政变，也不是革命，而是不断的坍塌和粉碎。 悬崖之底 而按照突变理论，突变没有稳定的中间状态，如同掉下悬崖不可能中途停住，只有摔到悬崖之底才进入下一个平衡状态。 如果中国经济可以不受政权垮台的影响，或影响甚微，那的确会如乐观者所说——中共崩溃不是中国崩溃，中国只会因此更好。即使有一段权力真空，但人们可以照常生活，新政权会逐步形成，社会整合也会重新实现。 然而，今天与以往的一个重要不同，是经济形成了高度的一体化，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或区域经济。个体经济只存在于传统的农耕、放牧、采集狩猎和简单交换，今日世界的大多数人早已远离土地、自然和乡村集市，供养人类的绝大部分产品不再来自生态“表面”，而是要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的大规模协作和科学技术，从生态“深层”挤压出来。而实现挤压的前提就是组织与管理，并通过一体化经济来交换。 举例说，今日农业离开化肥，产量会下降一半甚至更多，而用于制造化肥的原料，主要是从地下开采的矿物。那需要庞大资金，调动众多人员，建设矿山油田气田，进行开采提炼，变成化肥，再通过覆盖全国的分配网络和运输系统，送达万家农户，下到地里，才变成一半的农作物产量。这样一个把生态深处能量转换成人类食品的过程，没有精细的管理和一体化流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而政权的垮台首先冲击的就是管理。只要上述开采、制造、资金、分配和运输链条上任一环节中断，中国很多农田就会陷入无化肥可施的境地。那时，即便几亿农民仍然处惊不乱地保持个体生产，粮食产量也会大幅减少，城市就会出现饥荒。类似情况可以在一体化的每个链条上出现，导致的产出匮乏会与生产继续下降形成循环，使得挤压生态深层的经济体系继续解体。而百孔千疮的生态表面无法提供维持人类生存的起码资源，社会崩溃就只能愈演愈烈，现在设想的中共政权倒台后各地自治、强人割据或民主选举等，在这种匮乏面前都只能是短暂的中间阶段，从碎片化到粉末化，悬崖底部可能比现在想象的深得多。 我在《黄祸》描写的崩溃已是相当惨烈，有些冷静的读者还是认为过于仁慈。正是因为我不忍太多人死亡，编造了种种奇迹，包括可以在几天内成熟的“薯瓜”，以及中国人有组织地走向世界的大迁徒，在真实世界都不可能出现。我那样写，不是出于逻辑，只是因为小说里是我说了算。 斯蒂芬•金的故事 现在，我也不以为中国的危机说来就来。有人认为中国还有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只要有好的经济，其他不管怎么坏都能对付。当日复一日的繁荣展现，危机论者往往会被当成叫嚷狼来了的孩子。我确信中国的关头迟早要来，不能确定的只是到底在什么时候。就算能有二十年，对历史长河中又算得了什么？ 生活常识经常用“以防万一”告诫人。哪怕中国崩溃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谁能保证只有这样小），且不说因为后果严重需要投入更多力量，同样只分出万分之一的力量去对付，十三亿中国人也需要有十三万人投身——现在还差得远呢！ 在我看，嘲笑“狼来了”是容易的，却不如正视这种呼声更有益。“杞人忧天”顶多白费了忧虑，而“不见棺材不落泪”却会在看见棺材时悔之莫及。前者的代价微不足道，后者的代价却承受不起。古人“临事而惧，三思而行，好谋而成”的慎行原则，说的就是多考虑不好结果和可能，遇事先想坏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意义上的悲观论者，实乃有益社会的良性角色。 美国小说家斯蒂芬•金写的《死亡区域》，主人公是一个叫约翰尼的男人，小时候头磕在冰上，从此变得可以预感。后来他厌烦了为人预言，到一个小镇过隐居生活。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某个自诩代表劳工的人竞选州议员，因为走极端民粹路线，声势火爆。州议员竞选在美国本是小事儿，是报上的一个寻常消息，可是约翰尼那时脑子里“忽”地飞过一群麻雀——每当他有预感时都会如此，随后便在幻象中看见这人未来当上了州长，又被选上总统，最终发动了核大战，导致世界毁灭。 小说的前面都是铺垫，讲约翰尼预言如何准的那些事儿。作者写到这里时，读者当然相信，如果约翰尼不出来制止，事情就会真的步步兑现。然而若是约翰尼这样去警告世界，又无法证实和服人。于是约翰尼只好自己动手，买了一支枪，去射击演讲的竞选者，他杀人不在行，没打中。接着是竞选者逃跑，他在后面追。当竞选者跑过一个来听演讲的妇女身边时，一把抢过妇女怀中的孩子，用孩子挡在自己面前。约翰尼本已端枪瞄准，可是有孩子，片刻的延迟，追在身后的保镖就把他扑倒了。 竞选者用孩子挡枪的动作，被现场一个小记者抓拍到照片。而那小记者又曾是运动员，跑得快，没让竞选者的保镖抓到。那照片一见报，竞选者的政治生涯当然就完结了，州议员都不可能当选，更别说总统了，世界厄运就这样悄悄地消除于无形。但是没有人知道约翰尼的作用，小说的结尾，他被当成危险的精神病人关进疯人院。 从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知道，当一个预见落空而遭到讥笑时，不一定是预见错了，也许恰恰因为预见对了，按照预见所做的努力发生了作用，才会使那预见落空，也才使预见者沦为被讥笑的对象或精神病。据说万能的上帝为了避免这种尴尬，进行预见时总是要附加一个条件——人们全都不信。只有没人相信，他老人家的预见才会兑现，人们最终也才会感悟他老人家的英明。 而积极的悲观论者却会像约翰尼那样企图力挽狂澜，不惜沦为被讥笑的对象，哪怕被关进疯人院。 【本文发表于《阳光时务周刊》总第 041 期。】  

中國積重難返，沉痾難挽，面臨革命引爆點。幾乎不約而同地，滿世界的中國問題專家，都談起了革命的話題。令人仿佛聽到古代造反的歌謠：「蒼天已死，皇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 我仔細閱讀了這些文章，專家的話句句在理。惟一讓人感到困惑的是，這些理大多在若干年前已儼然成立。不僅民眾對腐敗忍無可忍，從鄧小平到溫家寶都在警告不改革就會「亡黨亡國」。意識形態早已經成為皇帝的新衣，說破它的小孩一批又一批地被送進監獄，還有人說只會被當作傻子了。官員的飛揚跋扈，警察的粗暴野蠻，一次又一次突破底線。過去人們常說，中國很多事情要從零開始，現在都已經改成了「要從負數開始」了。 真正的問題似乎不是革命降臨，而是為什麼革命還不降臨？ 有時你忍不住想，當局恐怕也有點不耐煩了，不斷地添柴加火，革命就是無法引爆。當官方輿論把民眾抱怨總結為「仇富、仇警、仇官」之後，高層官員的家族財富就肆無忌憚地暴漲，維穩警察的編制就越做越大，官僚作風就越來越壞，官場尋租也愈演愈烈了。 較早預言中國達到臨界點的是西方經濟學家。按照他們的算法，中國各級政府、國有企業和銀行早就破產了。後來發現，原來破產也是一種規則。在規則的底線被無限降低之後，破產也難以實現。 示威、游行、集會、靜坐、罷工、罷課……這些非暴力的行為能夠帶來革命的成功，也是因為被抗議者或者他們的幫凶多少遵守一些規則，比如軍隊不向人民開槍，無法控制局面就宣布辭職。 於是很多人談論起暴力革命。其實，無論是古代還是今天，暴力革命的前提是民眾本來擁有使用武器的權力。如果秦朝就開始實行買菜刀也要登記的制度，陳勝吳廣也很難有機會起義了。 網絡是一個新興的戰場。早有人計算過，中國網民達到多少億，中共就會潰不成軍。這個計算錯誤地把所有的網民都當作當局的敵人了，事實上網民被成功地分成了兩個陣營，無論一邊的叫罵聲有多大，都會淹沒在另一邊的回罵聲裏。 所有這一切的背後，都是正義的缺失。 這二十年來，中國政府鞏固政權最大的成就，不是經濟增長，也不是維穩部隊，而是滲透整個社會的「去正義化」教育。去正義的結果，是既沒有規則，也沒有良知。 「為什麼如此多的高層官員家族被爆出幾十上百億的秘密財富，仍然引發不了民眾抗議的浪潮？」一個德國人這樣問我。 我告訴她說：第一，大多數中國人看不到這些信息；第二，看到的人中，很多都相信那是西方的陰謀；第三，即便相信媒體報道真實可信，有些人也覺得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這世界本來就沒有公平正義可言；第四，即便他覺得憤憤不平，可能只是痛恨自己沒有生在帝王家，只好認了屌絲的命；第五，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想辦法和這些權勢者勾結吧；第六，當然還有一些現代公民，意識到自己的權利被剝奪了，也為真正的公平正義奮起抗爭；第七，當局隨便在前五種人中煽動或收買一些，就足以對付第六種人了…… 我發現這個問題，跟任何一個簡單的問題一樣，細想起來，包含了中共一直在革命臨界點維持統治的全部秘密。 

一个人能够毫无障碍地热爱自己的祖国，是一种莫大的福气，有如此福气的人其实不多。“障碍”是心理障碍，毫无障碍的爱是指爱得理直气壮，阳光单纯，无需拐弯曲折、不用克服种种否定的意见、不必抹杀铁一般的事实存在甚至野蛮地毫无理由地仅仅是一种出于血缘感恩的爱。如果你爱得毫无障碍，那么你的祖国一定是一个福地，健康，充满阳光；公道，给任何人热爱她的美好自由。 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问题上遭遇着无法解决的巨大心理障碍难题，究其实，它始终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和民族未能完成一个现代性文明的转化。环顾全球，基本上存在着两种爱国感情的类型：无障碍的朴素理性之爱，与带着痛苦的心理障碍艰难的热爱。从那些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原则的国度，从那些到处都能使人感到有祖国存在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发现：无须宣传、无须灌输，人们身上自发的就广泛具有这样的爱国热忱。反之，没有公民地位和个人尊严的国家，最喜欢奢谈爱国主义而它的国民对祖国的爱充满纠结堵塞！ 2013年新年《南方周末》事件余音未了，又有事件接踵而来。先是1月12日，自由作家李承鹏在成都签名售书，被勒令不准在现场发声，于是只好“默签”，连介绍嘉宾、说一声“你好”和道谢都被禁止，这是史无前例的有趣事件。然后1月13日，在北京李继续签名售书。售书当中竟然发生李承鹏被“爱国者”暴打和“行刺”的事件：李承鹏正在埋头签名时，一个中年高个男人突然冲上签名处挥手打了他太阳穴一拳，并怒骂汉奸云云。在稍后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步步靠近李承鹏的网友胡杨林从红色环保袋里掏出红色纸张包装的刀具，但被事先认出他的网友和保安拦住，李承鹏高喊：放开他，别拦。抱住他的网友松开了手，一把刀子朝李承鹏飞了过去。。。（参见燕云：《1月13号，我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一五一十部落2013-1-15） 我想客观冷静地指出：网友胡杨林并非什么暴徒，也没有想行刺李承鹏的企图，还有那位动手打李承鹏的男人，他们都是真诚的爱国者。只是与李承鹏对国家现状批评的意见严重对立，因此出此愤激行为。关于“刀子”问题，已经去到了意气用事之争且纯粹被政府愚弄的地步：在党的大会期间购买刀具要身份证实名制资格，这是某些地方或者京都的管治方式，很荒唐的政治手段，但是否全国如此，是否曾经实施而且已经变化，在打人者和胡杨林等爱国者看来，都不愿意从常识来推理和追究真相，只要他们能够找出一处不用实名制就可以买到刀具的例子，就已经把李承鹏看作是诬蔑国家的动乱分子。当然，一向以来李承鹏对国家方方面面的严厉正直批判，是被胡杨林等爱国者看作是大逆不道的。由此可见，爱国，在中国，确是具有严重心理障碍的难题。 为了“别人批评祖国你因此和他打架”，这是一个衡量你心中是否有障碍感的标志，就好像阿Q会为了旁人故意撩逗说“光！”“咴，又亮了！”而和人打架一样，只要你心中有耿耿于怀的自卑感和黑暗面需要加以遮掩的话，凡是别人指出这些有关的事实，你就会老羞成怒怒火街头，如同被针挑动伤口用镊子揭开伤疤，打架基本上就是顺理成章不可抑制的“野蛮自卫行为”。先说说常识：“祖国有病”是较为常见的情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完全没有问题的，因此批评自己的国家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正当行为，祖国不是神圣的，有病的祖国必须接受严厉的批判、促使其深刻反思，正如人有病接受医生治疗甚至动手术一样，是不容许质疑的合法权利。政府既代表祖国，政府却不是祖国，政府必须受到严厉、恳切、直率的监督、批评和权力限制。但是，如果你不敢直面它的问题，甚至不愿意承认它的丑陋事实，而且当他人指出它的黑暗时，你暴跳如雷，撸袖子瞪眼睛呲牙齿和人打架，说明你事实上是感到了自己的祖国是一个有病的国度，你心中有一种尊严的丧失感，可是你还处在童年心智阶段，因为你不会冷静理智地分辨：是不是事实？是对方的无中生有之诬蔑，还是客观事实？你不管三七二十一，纯粹为了捍卫内心的自尊心；也因为你把自己代表了祖国，这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障碍，你就是你，祖国就是祖国，你没有资格代表一个国家。你需要通过暴力来转移关于祖国的失败感，你感到了被侮辱而不知道究竟是谁侮辱了你，因为你先入之见地认定了一个荒诞的结论：祖国是神圣的，祖国有恩于你所以它绝对不能够受到批评，谁批评谁就是敌人，你也不敢和不愿意承认事实上是祖国侮辱了你，而愤怒地转嫁你的被侮辱感、危机感到批评者的身上。——这就叫有心理障碍的爱情。 与上述事件相类似的是另一个发生在海外的情境：这是一位居旧金山的美籍华裔律师的亲身经历。几年前的某日，他与几位朋友在一中餐馆吃饭，议论起中国的时局，不免批评政府的腐败与官员的无耻。一位在该餐馆打工的中国女留学生认为这是侮辱了中国与华人，于是与他们争吵起来。争吵不断升级，那位女留学生不但屡用国骂加上“卖国贼”，还反复说：“我搞死你们这帮卖国贼”，“有胆留下地址，哪天黑了你，让你死都不知自己怎么死的”，“要是在国内，我早让你们死了好几遍”。这位律师最后实在忍无可忍，用手机录了下来，并打电话召警。警察来了后，那位女学生还在叉腰叫骂，老板劝架无用，女学生说“哪怕不干这份活也要为中国人讨个公道”。警察听当事者细述原委，并向在场的老板询问那些有关“死亡威胁”的话英译是否属实？老板不敢撒谎，只得证明属实（在美国伪证罪也很严重）。警察于是将这位女留学生带走，事后经法庭认定确实系向对方“发出死亡威胁”，于是遣返。（ 引自何清涟《美国言论自由的边界》，影响力中国 2012-10-6） 读到这样一类的故事，我觉得心情很复杂无言以对。这位中国女留学生的外在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显出了一种极其强烈的自相矛盾而浑然不觉，正如当年那位北大著名的女生之表现一样，当面质问美国总统极力贬低美国价值观而盛赞自己的伟大祖国，却谁都不知道她早就在办往美国的签证，质问完总统以后一转身立即就奔赴美国深造去了，不久还移民，还嫁给一个美国人（据说后来又离婚了），她的整个行为与灵魂丝毫不会觉得混乱冲突价值系统调适得那么舒服自然，不愧是典型的中国人。这件事后来让反美斗士司马南先生给我们直接的解释清楚了：反美是工作，到美国过春节探访亲人是私人家事。当然，政府官员就是我们子民的榜样，大家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矛盾论》的思想方法已经活学活用深入到灵魂骨髓。中国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118万危险官员潜伏大陆,省均近4万裸官，每个市县摊到50多人。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比较合理：我们的爱国人士大规模移民西方甚至转移财产到那里，只是为了做卧底，将来有一天，全世界都是中国人的天下，21世纪的“黄色人种伟业”很快就可以实现！只是那位女留学生如此粗暴疯狂，作风也很具国人性格本色，因为强大了的“中国人不高兴”哪！ 丁学良先生在谈到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时说过一段著名的判断：“在这些人的‘爱国主义’ 的民族主义下面，其实有一种深层的、不易被人觉察的自私心理。他们只愿意享受中国‘国家强大、原子弹、国际地位’这些国际实力方面给他们这样的中国人—— 已经成为他国公民，定居西方，但仍被白种人看作中国人—— 所能够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亦即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面子。但是，他们本身却丝毫不愿意承受普通中国老百姓为支撑国家的实力所承受的可怕负担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尤其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是：每当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在可怕的负担和代价的重压下发出呻吟和微弱的抗议声的时候，这些海外的爱国主义者还要大加指责。” 大约我们一贯正确的教育制度从来没有训练过国人这样的品格和能力：根据完整的事实、经验和常识去判断复杂的现实，然后我们才能做出自己的结论。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的。我们首先要面对真实和忠于事实，理性的结论应该在盲目的感情之上。至少，我们的行为和观念应当是统一平衡的，否则我们就是为了极端的自私利益而放弃自己的信仰。——可惜上述价值观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可接受信息范围出现过。意识形态的观念教育只是给出一种固定的结论：绝对地去爱国爱民族，同时爱政府，谁人批评政府、祖国和民族就是汉奸卖国贼。这样的观念从幼儿园教育就深刻地打入脑际。在他们看来，爱国是一种纯粹无条件的情感，就像家里的亲人，无论他是否爱你，你都必须孝顺。中国人唯一最忠诚的就是自己的祖先和家庭，除了亲人，他人即是地狱。所以即使亲人是事实上的罪恶者，你也不能批评。——我理解那位女留学生暴跳如雷的愤怒爱国情感，因为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作为盛大的血缘基因在支撑着她的感觉。 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个事实：（2012年）7月5日晚，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邀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友琴到校演讲，演讲的题目是“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王教授的讲座基本没有涉及理论，也没有对“文革”发生的原因、文革的性质等“大问题”进行探讨，而只是通过大量的事实、资料、数据、图片等向大家展示了“文革”期间发生学生打老师的事实（最严重的时候仅在20多天就打死1700多人）。其材料大多来自她的惊世之作《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讲座一进入互动阶段，第一个学生的发言就使人大吃一惊。这个同学指责王友琴的讲座遵循“还原主义逻辑”，是所谓“事实还原主义” （比如把“文革”还原为打老师这样的事实），而列举事实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历史研究”，不是“科学”。历史研究应该追求“总体性”，把握“必然 性”。言下之意大概是“文革”中打死老师这些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卑微而无意义，可以忽略不计；有意义的是在世界历史的“总体性”中把握“文革” 的意义，理解“文革”的必然性。 （引自陶东风《极左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影响力中国网 2013-1-16） 看了上述故事，我只能说中国的残酷愚昧教育是非常成功的，成功到让人匪夷所思，那么成功地删除了一个人的善良本性、人道本心和人性感觉，删除了实事求是、所有目的都必须经得起理性和人类普遍价值观念的检验、人类首先要善良才能够去追求宏大事业和成功这些最基本的公共知性常识、理性逻辑。冷血！完全没有灵魂！——在那样的背景下，居然还可以毫不动容地用科学研究、历史意义和总体性之类的工具理性去抹杀和指责残酷的事实，践踏人类最低的底线！这些党国的“原子”爱国爱得那样“毫无障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良心和常识都没有了，祖国就是建立在他们这些人如此灵魂的沙滩之上。 那位女留学生、指责揭露文革杀人事实的大学生以及网友胡杨林还有许许多多的盲目爱国者们，潜意识里都有一种从小习得的“祖国高于一切” 的愚蠢观念和“捍卫祖国”的神圣意志，一事当前，不管事实如何，只要认定祖国受到伤害，就义无反顾地捍卫它，没有任何真理和正义的前提，祖国之上无人类普世价值！这里用得着福柯的社会理论来解释：福柯分析了与权力机制有关的身体，他尤其关注现代性环境中的惩戒性权力（disciplinary power）的突现。身体变成权力的焦点，而这种权力，它臣服于自我控制的内在惩戒。惩戒机制产生“驯服的身体”（docile body）。我的具体解释是——“捍卫祖国”这种行动以至身体化的反应，是通过国家权力机制的内化塑造了一个完全盲目的灵魂，就好象自家利益一样，自我和祖国完全纳入一个不讲理的范畴，即使没有任何道理，它们都是要捍卫的，只要觉得它们受到威胁了、受伤害了，就义无反顾地捍卫之。这种意识已经固化为一种动作性的暴力反应（包括语言暴力），韩德强身份尊为教授，一言不合，举手就抽一个70多岁的老者，在他的意识里，他的神圣偶像受到了威胁，以致暴力反应迅疾输出，他理直气壮：我是捍卫神圣的祖国！暴力行为先于理性，情感反应附着于捍卫暴力——所以他们面对事实、真理心中没有任何障碍。他们会极度愤怒地咒骂你：“你他妈还是人吗，连祖国也要丑化！”是不是事实已经不重要，感情重要。他们甚至可以明目张胆地宣言：再丑陋也是你妈！ 忽然之间明白：民族主义者或者自由派，都属于耿耿于怀的“爱国心理障碍者”。前者容不得别人给祖国脸上“抹黑”，即使祖国的确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家丑也不得外扬；后者容不得祖国有病，无论这病是轻是重。前者被讳疾忌医的心理障碍着，后者被理想主义的理想障碍着。讳疾忌医的爱国者习惯了不想祖国变得那么理想，宁愿让妈妈像妓女一样的活着，又宁愿自己永远被坏当家强奸，所以他们看到别人批评祖国时就有心理障碍，看到坏当家的嘴脸时就不会有心理障碍。前者是爱到极致放弃原则直至脑残，后者是因为爱导致恨，这是一种两极相通的原理。因为“热爱”的方式背道而驰泾渭分明，两者吵得绝不通融不惜大动肝火大打出手，都是心理障碍惹的祸。——只有代表着祖国的坏当家从来就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左右逢源，“南周事件”冲突中两派发生了肢体接触，可是我们的外交发言人却可以从从容容地宣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这句谎话并不妨碍他们会处理庹部长（maybe）。他们从来不热爱祖国只热爱手中的权力，“热爱祖国”只是输出权力机制教育的一种利器。当年毛泽东可以完全罔顾躺在战争废墟之上的祖国、伤痕累累的人民之艰难困苦，而大手一挥，让祖国陷入朝鲜战争的火海，而出师有名的口号竟然就是“保家卫国”！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愿意参与这场对祖国毫无意义的国际战争，然而却被毛周最后绑架上了战车，于是今日有障碍的爱国者就以“三八线”作为一个胜利者的虚荣胶贴来掩盖祖国的伤口。毛还可以残酷地让几千万饿鬼充当自己浪漫主义理想国的白老鼠，还当作向国际友人大方输诚送礼的牺牲品，然后轻轻松松地伸出手指头说：这仅仅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比例关系！毛还要私下里对胡志明传授秘诀：“皇帝是不可以下罪己诏的，下罪己诏要下台的！”你看他老人家热爱不热爱祖国，毫无心理障碍，热爱权力。毛还可以一而再地感谢日本人，因为您们的侵略，我党才可以夺得了江山，所以您们的战争赔偿可以全免！于是日本人乐呵呵地从此称呼毛是世界的伟大领袖。 无论怎样说，既然民族主义者是以人民和平等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的，那么对于祖国就应该带着没有障碍的心态，允许“第二种忠诚”即批判性的爱国主义存在，批判权力当局残害人民的罪恶事实。被权力机制赋予你的内化的捍卫祖国之意识该休矣！让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被愚昧和被剥夺的、生态环境世态环境和心态环境全面严重污染的祖国”的真相，如果你冷静运用知性确认了这些事实之后，你还能毫无障碍地热爱你的祖国，我会对你表示最大的敬意。——我相信，假如我们通过良性机制消除和抑制了国家的黑暗丑陋，那么我们将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热爱自己的祖国。 托克维尔曾把爱国主义区分为本能的和富有理智的两种。本能的爱国主义把国家人格化，视君主为国家化身。这是一种轻率的激情，风行于旧秩序尚未受到怀疑之时。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来自真正的理解，在法律帮助下成长，随着权利的运用而发展，它坚定而持久。通过对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所作的界说，托克维尔从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的关系上揭示了持久爱国心的真实源泉。今天，从那些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原则的国度，从那些到处都能使人感到有祖国存在的地方，可以看到这样的理性爱国主义和宪政爱国主义才是值得尊重的。祖国如果不爱你，你完全可以不爱它，热爱是双向互为的。国家之上还有人类的普世价值。我宁愿使用“国家”这个概念而不采用“祖国”这个概念，我宁愿信奉“宪政爱国主义”而放弃“血缘种族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轻率、护短、仇外排外，极易被政治野心家及其文化附庸诱向一个危险原则：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把人民的权利典押给政权，使爱国主义蜕化为对现实的奴颜婢膝，因而成为使强权永久化的工具。此外，民族主义是依恋故土和本民族的朴素情感无限夸张和过度膨胀的产物，它具有团体自恋倾向和夸大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 史、文化特殊性的倾向。团体自恋使民族主义与批评性的自我分析不相容，而批评性的自我分析却是一个民族在失误中得以走出迷误的自我矫正力量，从而也是防止灾难的基本条件。至于夸大特殊性的倾向被政客强化，便有了置特殊性于普遍性之上，藉此拒斥公理的特点。（参考萧雪慧：《爱国主义辨析》） 愿你毫无心理障碍地热爱你的国家！若如此，你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