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阳光时务》专访中国政协香港委员、曾为特首梁振英“头号支持者”的刘梦熊，彻底“反水”曝出梁振英上位内幕。民主派人士表示如果属实，将促梁振英下台并推香港普选特首。 （德国之声中文网） 1月24日，香港《阳光时务》最新出刊，重量内容为封面专访中国政协香港委员刘梦熊，刘揭露梁振英在竞选前操控媒体为自己造势、以及在僭建丑闻中作假、抹黑打压香港泛民主派、中共当局对梁振英转换态度等一系列上位内幕。一直以梁振英”头号支持者”形象出现的他，继近日批评梁振英道德有问题等之后彻底反水，其多个曝料有详实的时间点和细节描述，证实此前香港泛民主派倒梁时的理由和梁与商人、中联办等关系密切的猜测。 《阳光时务》一刊难求，这条劲爆新闻也搅热香港传媒和民众，本在民调中支持率持续下降的梁振英再遇政途难关，但目前还未做出回应。香港传媒围堵追访刘梦熊，刘保证自己所言100%真实，并称自己手中还有其他内幕消息。在这个专访中，刘梦熊曝出的梁振英操控的香港媒体《东方日报》立即停掉刘梦熊专刊，并称也将就事件追踪报道。 事件导火索为刘梦熊在友人处发现梁振英给中联办主任彭清华的一封信，推荐香港一位人士做中国政协常委，让刘梦熊感觉受到欺骗，因为早前梁振英承诺推荐刘做常委，但刘梦熊表示不是因为私人恩怨倒梁，而是他认为梁振英的执政损害了香港的核心价值，梁振英将把”一国两制”引向邪路。他也认为作为梁上位的”头号功臣”，现在的倒梁比”梁的反对派”更有说服力。 据《阳光时务》专访内容，刘梦熊主要曝料有：在2011年底，刘透过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向习近平身边的一个高层智囊人物举荐梁振英（《阳光时务》称此人为曾庆红前政治秘书皇甫平），至2012年3月，北京态度发生变化，放弃唐英年改为支持梁振英；在梁竞选之时，刘还介绍梁与《东方日报》集团主席马澄坤在2011年底见面，其后《东方日报》及所属《太阳报》等持续挺梁；另外还有梁在僭建事件中撒谎，向公众假称邀请请专业人士和律师检查住宅等。 刘梦熊此番曝出的最劲内容当属梁振英与香港泛民主派、中联办及北京关系，他指证梁振英曾亲口对他表示：”与唐英年的争斗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与泛民主派则是敌我矛盾”；在梁获选之前， 2012年3月，刘梦熊透过习近平与香港商界人士会面时的态度及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的表态，认定中央选定了梁振英。 刘梦熊为香港从事金融业的商人，目前为中国政协香港委员。近年间因为持续为中国大陆人士，如”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艺术家艾未未、异议人士刘晓波、李旺阳及维权人士胡佳等发声而走进公共视野。德国之声也曾在2012香港回归15周年前采访刘梦熊，他在采访中表达出对建制派的支持。德国之声今日联系刘梦熊，手机始终处在关机状态。旅美的中国新媒体人北风评论：”刘梦熊差不多是中央在香港唯一的一支笔杆子，这次刘梦熊与梁振英决裂，中联办和梁振英的日子都将会更难过。 香港倒梁游行 “如果刘梦熊所言属实，要促使梁振英下台” 香港泛民主派、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向德国之声表示，刘梦熊所言是否真实，还有待对事件进一步观察，在此基础上，他们将要求梁振英对此作出解释：”如果刘梦熊说的是真实的，那当然是再一次让香港人看到梁振英本身有很大问题，包括诚信、包括在政治上的保守，这是香港人不能接受的。当然还要看未来在各个方面是不是有更多证据出来，如果有更严重的问题出来，肯定会让香港人对梁振英的不信任程度加大。” 在去年香港特首竞选期间，梁振英相继爆出涉黑金政治和违建丑闻等；梁当选后的第一个七一，香港数十万民众爆发七一大游行。据香港大学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香港发展不满的人数比上一年上升了11%，达到46%。去年12月，香港立法会否决了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提出的对梁振英的不信任动议。今年1月初，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刘慧卿等提出”弹劾梁振英议案”，立法会委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组成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对上述指控进行调查并提交报告。 蔡耀昌也表示，如果未来证实刘梦熊所言为真实情况，除启动”弹劾特首议案”外，还将用法律追究其责任：”如果刘梦熊说的属实，可以说梁振英还触犯了法律的规定。可能会引起包括香港民主派、民众会透过包括基本法、其他法律途径、政治的途径如游行示威等，来促使他下台。” 梁振英在胡锦涛面前宣誓就职 “是建制派内斗还是个人恩怨？” 事件发生后，坊间亦出现政治”阴谋论”之说，香港电台潘小涛也在Facebook留言：”刘梦熊突然爆梁振英大料，是发泄个人之怨，还是另有高人在背后指点呢，看来真正倒梁的岂止普通市民。” 对此蔡耀昌也表示不排除背后可能有建制派内部权斗的可能性，作为民主派人士，不愿看到在建制派的权斗之争后，香港依然不能摆脱愈来愈严重的”北京之手”操控的状态，他们主要的诉求依然是守护香港核心价值及要求尽快实现双普选：”梁振英和刘梦熊事件有可能是一个建制派的政治内斗，如果我们觉得梁下台就处理掉香港所有问题，就可能在未来重复原有问题，作为香港的民主派，我们除了要求梁振英下台，更重要就是要香港能尽快实现一人一票普选特首。”

郑永年，男，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县人。汉族，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郑永年被认为是中国问题研究的顶级专家，这位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关注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其言论并在中国知识界和政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网发文：中国会发生一场“廉价革命”吗？ 又一次引发广泛的关注。文章一开头就指出：最近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和发展趋向表明，如果执政党及其政府治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一场廉价革命，并强调“统治者的抉择至关重要”。 ———– 　 最近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和发展趋向表明，如果执政党及其政府治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一场廉价革命。在社会层面，目前的情形是，知识阶层活跃，在对改革的期望值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对没有实质性改革表达不满。再者，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也在迅速增加。在中央层面，尽管提出要改革，但改革的路线尚未明了，更不用说具体的改革政策了。“十八大”之前的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之后，很多领导干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岗位，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地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更不用说是准备有效的改革了。同时，正在推进的反腐败运动，也促使一些干部采取静观的态度，关注形势的发展。官员的这些态度，在很多场合促成了他们采取保守的态度，对社会问题不作为，甚至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出现明显的错误。尽管总体上说，社会的各方都在期待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来应付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在这样一种总体情况下，官方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很容易导致从一个期待改革的情形，转变成为一场廉价革命的情形。 　　什么叫廉价革命？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所发生的对社会极具破坏性，但又不能对社会造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的革命，尤其是农民造反，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数千年来，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也就是说，所谓的“革命”从来没有跳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在当代社会，“廉价革命”除了这一层传统意义外，又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发动这样一场革命的“低价格”。 　　在当今世界，“廉价革命”的现象在很多社会都存在着。这些年来，很多国家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廉价革命。人们观察到，颜色革命有“三件法宝”或者三个要素，包括知识阶层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社会与日俱增的不满因素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有效通信技术。只要这三种要素有效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造成一场势如破竹的廉价革命。 　　在任何社会，知识阶层是最具有理想的阶层。他们从理念上不满足于现实，或者说现实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理念，于是他们都在随时寻求变革，不管是通过改革的方式还是革命的方式。一般的情形是，现实和他们的理想越远，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激进。 　　社会上的不满因素比较复杂一些。从总体上看，如果知识阶层更多的是追求比较抽象的理念，那么社会上各种不满因素更多的是追求物质上的不满。经验地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除知识阶层外，大部分社会群体所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农业文明的农民起义和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运动都是如此。只有到了后现代社会，在人们达到了充分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后，才开始出现以追求理念为目标的“后现代革命”。（不过，历史上也有追求属于“理念”的社会不满者，最显然的就是宗教领域。） 　　第三个法宝就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通信技术。这种技术有几个主要特点，包括分散性、形式多样性和低价格。在所有通信技术中，互联网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通信技术。正因为这样，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对任何社会成员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这就表明，政府或者任何其他组织要对互联网进行完全的控制，已经成为一件代价极其高昂的事情，对互联网进行控制损害到所有使用者的利益，包括社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 知识群体提供革命愿景 当这三种因素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内运作的时候，并不会造成革命的局面，但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会截然不同。在很多场合，社会不满往往存在于底层，尤其是贫穷阶层。他们也经常表达不满，甚至是暴力反抗，但经验地看，他们成功的机会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对现状不满，这种情形本身不会导致革命。因为人们追求的往往是不同的利益，各社会群体之间很难达成革命的共识。这种要素如果要转变成为革命的要素，就要和知识群体结合起来。当追求物质利益的各社会群体，接受了由知识阶层提供的一个特定的“理想社会”时，他们就具有了革命的共识，因为这种“理想社会”给他们一个期望，那就是，在那个“理想社会”，他们不同的物质利益都能同时得到实现。 　　的确，从历史上看，较之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知识群体在制造革命的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显著，甚至是关键作用。当知识群体只是局限于理念领域对社会表达不满的时候，或者说用他们的理念来对现实社会做批评的时候，也不会导致革命。因此，要引发革命，知识群体就要和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走在一起。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社交工具，其本身也并不具有政治性。但如果知识群体把社会的不满和社交技术结合起来，把他们的“理念社会”推销给不满于现实的社会群体的时候，互联网的性质就会发生突变，可以演变成最有效的革命工具。 　　当代世界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往往是这三种要素结合的产物。颜色革命的破坏力极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推翻一个旧的政权。较之传统上需要牺牲大量人命的革命来说，颜色革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革命方式。但必须指出的是，颜色革命很难建设一个新政权。这里有很多因素。首先，引发革命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理念过于理想，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操作性。尽管他们往往是革命的主体，但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和政治手段来建设一个新政权。其次，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不满因素在革命期间得到散发，但因为新政权建立不起来，或者新政权非常微弱，难以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他们的期望同样不能得到满足。在很多场合，革命之后，他们的物质生活反而恶化。在推翻旧政权过程中，互联网是一种有效的动员工具，但一旦涉及到建设，互联网往往失去了同样的功能，反而会走向反面。互联网使得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都释放出来，表达出来，达成不了任何意义上的共识，往往成为社会群体间的冲突的工具。或者说，革命之后，互联网以“民主”的方式把社会利益碎片化。很显然，没有社会群体间的高度共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政府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局面。 　　中国的情形又怎样呢？不可否认，在所有这三个领域，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首先是知识阶层的激进化。在社会层面，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出现，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今天知识群体所秉持的各种意识形态，不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而是具有了深刻的政治含义。对知识阶层的很多人来说，他们缺乏以学术或者历史的角度，来关切他们所认同的理念的动机，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和正义等等，也并不关心在经验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他们所认可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他们所认同的理念，他们所关心的是能否把这些理念当成一种有效的工具。只要一个理念对社会大众具有吸引力，它就会被知识阶层的一些人所利用。 　　社会层面的不满更是显然。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社会抗议的影响仅仅是局部的。例如农民抗议，往往是一个村，或者几个村，构成不了全国性的抗议，并且农民抗议往往是物质利益所导向的，当局比较容易应付。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抗议往往是反应性的。也就是说，农民抗议往往是对官方错误政策的反应，例如很多抗议是由土地问题引发的。工人的罢工或者抗议，也往往是一个工厂，或者几个工厂，也具有地方性和物质性。 　　和知识群体有关的抗议，往往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任何国家，知识都具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具有全国性的知识网络，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知识抗议，都可以遍及到整个国家。宗教方面的运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也不可忽视的，各个知识群体已经不满足于他们理念层面的革命，而开始走向现实社会。知识群体的理念和社会不满因素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统治者的抉择是关键因素 　　不过，这些情形的存在并不表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地看，并不存在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当代社会，人们所看到的颜色革命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统治者选择的结果。法国作家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从英国和普鲁士没有发生革命的历史中，找到法国为什么发生革命的根源？托克维尔力图从法国的制度上找原因，但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则指向统治精英选择的重要性。英国和普鲁士的统治精英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即改革，但法国的统治者则没有这样做，或者在不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改革，从而导致了革命。 　　其实，要理解类似的革命，看看中国的近代历史就足够了。满清在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回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李鸿章当然在为自己辩护，想说的无非是朝廷改革的困难。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朝廷没有选择改革。也就是说，满清王朝在应当改革的时候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后来，即使朝廷真的想改革了，但时机已经错过，因为革命因素已经积累起来，成熟了，革命成为不可避免。 　　这个道理现在仍然一样。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政治也要跟着变化。如果政治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执政者硬要迫使变化了的社会向政治权力“投降”，那么执政者和社会的矛盾必然会激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也难以找到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不当的治理方式更会为廉价革命创造更多的机会。 　　革命可以“廉价”地发动，但中国社会的所有因素，包括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高度分化、暴力泛滥等，决定了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会依然如故。并且，革命的代价也会是昂贵的。一旦革命来临，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将成为受害者，不仅仅是生命的损失，而且更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其中，改革的阻碍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既得利益者，更是会成为革命的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执政者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方面积聚和动员一切可以推进改革的力量，来克服体制内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另一方面阻止一场可能的廉价革命。这就是为什么说，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改革如果轻而易得，那么就不叫攻坚战了。这里，还是要强调一句人们常说的话：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薄氏事发以来，媒体和民众对于西南王的枪杆子王立军有了高度关注，然而，对于西南王的笔杆子、重党庆校教授苏伟却很少有人提及，我认为这有失偏颇。2008年重庆模式大热，其重要吹鼓手就是苏伟。他在无数场合发表演讲，竭力宣扬重庆模式，成为红极一时的明星。有人向我推荐了苏教授关于重庆模式演讲，我感到极不正常，于是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心平气和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没想到此人不讲任何道理，竟对我破口大骂，说我是狂犬病患者。我没有反驳，因为这样的文章根本不值得我动笔。当时我就断定，薄熙来既然重用这样人，其新政肯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事到如今，我相信苏先生的日子一定好过不到哪里去，我也没有心情对苏先生进行清算。但我还是想提醒公众，对于苏伟之类不讲道德良知，卖身投靠权势的专家教授需要保持警惕，绝对不能盲目轻信。也希望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多一些冷静，不要认为有了所谓专家教授站台，就能够忘乎所以，一意孤行。我更希望经历了如此重大变故的苏伟教授能够站出来，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继续辩论。 附：本人2008年与苏伟商榷原文 毛泽东思想岂能成为终极价值观 -与重庆党校教授苏伟商榷 　　 无知的人说点出格的话，办些出位的事，大家一般不会计较。如果我们不能原谅无知的人，还能原谅谁呢？但是对于有知识的人，特别是那些有着显赫头衔的知识分子，则有必要保持警觉。由于他们的独特身份和社会影响力，如果受到利益驱使，泯灭道德良知，很容易蛊惑人心，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 　　近期，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关于薄氏新政与重庆模式演讲流传颇广。教授出面为政治家的行为诠释解读，果然非同凡响。有些话当事人或当局者自己不便讲，或有所顾忌不好意思说，由旁观者特别是从专家教授嘴里说出来，效果大不一样。 　　苏伟教授的演讲洋洋洒洒两万余言，从时间到空间，从经度到纬度，从历史到未来，全面论述了薄氏新政与重庆模式重大意义，给人的鲜明印象是今天的重庆代表了时代前进方向，薄熙来就是国人的希望，毛泽东思想将成为国人的终极价值观。对此笔者不能认同，并就以下五个问题向苏教授讨教。 　　 第一、如何看待薄氏新政。 　　薄氏属于有个性、有作为、有追求的中共高官，在重庆的表现颇为难得。苏教授对此已经有了高度评价，无须笔者添油加醋。 　　对于重庆新政之说笔者认为值得商榷。所谓新政是与旧政相比较而言，一般来说，不仅是量的进步，更代表了质的提高和飞跃——就是要有制度性的创新与进步。 　　由此而论，所谓薄氏新政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薄氏到重庆后的最大动作就是打黑唱红，全国许多地方都在打黑，重庆不过是集中兵力行动规模大一些而已。唱红更不新鲜，各地激情广场已经唱了多年，重庆不过是官方更加主动而已。薄氏的工作特点沿袭了毛泽东时代的运动模式，不仅谈不上创新，反而有倒退之嫌。至于打掉了一批黑社会保护伞，只能说明薄氏打黑决心和力度，与政治创新没有关系。 　　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经济三十年来高速发展，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由此引发的矛盾已经到了危机的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题？已经成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高度关注的焦点。薄氏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担任大西南直辖市一把手，可以说，历史赋予了他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他能主导重庆政治体制改革实验，中国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说到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多讲几句。有人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全盘西化联系起来，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落到实处，把被权力架空或掠夺的公民权利物归原主。 　　重庆问题千头万绪，归根到底犯的是全国通病，就是公民缺少权利。黑社会猖獗是因为有官员当保护伞，官员之所以敢当保护伞，是因为百姓不能直接选举，奈何他们不得。权力打黑只能治标，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治本。十年前，文强曾是重庆打黑英雄，十年后的文强成了重庆黑势力的最大保护伞，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只能是民主法治进步。民主法治进步的标志，就是公民能够依法监督和约束官方权力，使官员不能滥用权力，只能严格按程序办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对于重庆的黑社会，不是该不该打，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打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薄氏并没有跟上法治进步的时代，反而重操政治运动故伎，集中兵力，速战速决，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导致冤假错案多发。而更大的危害是，法律又一次降格为权力的仆从。 　　苏教授在讲演中承认，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民主滞后，党员不能监督党委、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导致腐败盛行。可他又说，但民主又不能一蹴而就。 　　谁都知道我国不可能在一个早上直选总统，但是不能一蹴而就不等于应该一拖六十年按兵不动。自新中国成立到今天，中国大陆公民只能选举执政党推举的基层代表，不能选任何级别的公职人员；六十年来，所有舆论宣传只强调公民义务，从不告知公民如何行使权利；直到今天公民教育依然没有列入教学大纲。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时，针对国民党认为国民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选举的言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能够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完全能够使用好选举权利。请问苏教授，七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民主何时该蹴？何时能就？在您的心目中究竟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总不能一杆子支到三零零零年吧。 　　苏教授还说，当前肃贪职能主要靠“青天”，反腐斗争只能表现为“青天”与保护伞的斗争。青天肃贪没有丝毫新鲜气息，而是弥漫着专制体制的恶臭。如果这也能算成新政，只能说明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现实太恶劣了。试想，如果让重庆公民直接选举官员，怎么会有这么多乌龟王八蛋执掌大权胡作非为？把人民置于无权无势的地步，再为青天大老爷唱赞歌，正是奴才们所竭力鼓吹的奴隶文化，此类文化至今盛行不衰乃是中华民族的莫大耻辱。 　　对于政治家来说，打黑唱红只是雕虫小技，所谓打造五个重庆不过是吸引世人眼球的炒作。唯有推进民主法治进步，才是当务之急。火焰山绕不过去，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发奋进取，总是在枝节问题上绕来绕去，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文明进步。　 　二、毛泽东思想岂能成为终极价值观？ 　　苏教授强调，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的强项——道德和政治感召力统一起来，形成我们党和国家统一的终极价值观。毛泽东思想有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感召力？毛泽东思想能成为党和国家统一的终极价值观？如果不是看到白纸黑字，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今天的党中央已经确定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而毛泽东一生坚持的乃是斗争哲学。和谐社会是让所有人安居乐业，讲究的是仁爱宽容，追求的是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斗争哲学则是你死我活，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最终堕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构建和谐与斗争哲学完全是水火不相容，怎么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终极价值观？ 　　毛泽东本人无法无天，向来不遵守任何道德，他的道德感召力从何说起？先说说毛的亲情。早在井冈山时期，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在长沙东躲西藏，被捕被杀，毛泽东却在此时与贺子珍又结连理。及至延安时期，毛泽东却与电影明星江青婚外恋，贺子珍据理力争，毛遂将病中的贺子珍打发到莫斯科，并与江青结婚，这算什么亲情？ 　　再说说毛的友情。当年共产党的胜利离不开民主党派的全力支持配合，毛掌权后，先是给民主党派一些甜头，随后将他们归为右派，打入冷宫。当年与毛泽东浴血奋战打天下的战友，到了文革几乎个个被毛整肃，不少人死于非命。许多人不仅自己倒霉，还殃及子女亲属。到了晚年，毛泽东除了个别亲属，对谁都不信任。他有什么友情？ 　　毛泽东在政治上有感召力吗？当年打天下时，他靠着打土豪分田地赢得农民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他马上把土地收归集体，农民成了一无所有的劳动力。他亲自发动吹破天的大跃进，其后果是数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从毛泽东掌权到去世，中国农民成为这个星球最可怜，最贫困的群体。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充满偏见，把他们打成臭老九，逢运动就挨整。毛泽东口口声声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然而，他领导新中国将近三十年，工人几乎没涨过工资，绝大部分工人三代人住一间房。直到今天工人也不能建立自己的工会，无法组织起来维护权益。毛泽东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可是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兑现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道德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然而，在毛时代，政治是统帅，一切要用阶级划线，道德也有阶级属性。他主张破四旧，立四新，树立无产阶级道德观，扫除资产阶级道德观。所谓资产阶级道德观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他认可的无产阶级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注） 　　道德对于人的起码要求是说真话，极权制度的核心就是不允许人说真话。梁漱溟、彭德怀、张志新、顾准、遇罗克等人都因为说了真话遭殃。由此可见，极权制度就是逆淘汰，好人挨整，坏人高升。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德从何谈起？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类文明说到底是以法治进步，特别是法律维护公民利益为标志。当年新中国成立，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立法。可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居然没有一部刑法。他的政治就是一人为主，天下为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整人、抓人、杀人，说谁是香花就是香花，说谁是毒草谁就是毒草。今天是写入宪法的最亲密战友，明天就可能成为罪魁祸首。他无休止的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冤假错案之最。 　　毛泽东执政时期，政治倒退、经济凋敝，思想禁锢，道德滑坡，处处穷困，人人自危，与今天的北朝鲜大同小异。如果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终极价值观，就等于让今天的中国到北朝鲜生活。不知道十三亿中国人中，有多少人同意苏教授的主张。 　　毛泽东当年的所谓感召力，实际上是垄断了所有权力与资源，把全体国民变成无产者，每个人的得失荣辱、生死存亡只能来自于他的施予。如果稍不顺从，轻则被排斥、被边缘化、衣食无着，重则被批斗、被关押、被剥夺生命。所以，他发出一条最高指示，百姓们便连夜游行庆祝，他说打狗，国人就不敢撵鸡。今天的国人大都成了有产者，没有领袖恩典许多人照样活的很滋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果当权者不公开透明，没有以身作则的道德优势，却幻想什么感召力，纯属白日做梦。 　　独裁政治和个人崇拜给国人造成了巨大灾难，早已为人类文明唾弃。然而，就在灾难最深重的中国，人们刚刚从极左恐怖的血雨腥风阴影走出来，又有大学教授堂而皇之地登上讲坛，高调呼吁毛泽东思想成为终极价值观，难道中国大陆百姓注定了载舟覆舟的苦难轮回吗？ 　　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爱。爱亲人、爱友人、爱同胞、爱人类、爱环境、爱大自然，不仅如此，更要爱对手、爱敌人，爱仇人。只有爱才能化干戈为玉帛，融冰雪为春水。没有仇敌，没有怨恨，才可能一心一意创建物质精神文明，人类才能享受和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毛泽东终身倡导的斗争哲学宣扬的是仇恨，挑起的是怒火，招来的是报复。他的主张生前没有给大家带来幸福，如果有朝一日真的成为终极价值观，只会给国人造成更大灾难。 　　三、如何走出经济上坡、道德滑坡困境。 　　苏伟教授在讲演中说，由于社会主义走了弯路，大家失去了信仰。任由市场经济的个人利益驱动这种原始冲动支配社会道德，那人人都会成为经济“动物”，人性泯灭。因而造成了今天经济上坡、道德滑坡之困境。 　　有必要指出，并不是社会主义走了弯路，而是一党独裁，高度极权的政治制度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失败只是迟早的事。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当年貌似无比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会土崩瓦解，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人民会自发地推翻极权统治，也无法解释瑞典、瑞士、冰岛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决定道德水平的不是经济制度，而是政治制度。正所谓好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坏制度能把好人变坏。大量文强之类的高官，以及更大量尚没有暴露的贪官污吏足以证明这是无可辩驳的真理。反映一个国家道德水平的标志是公职人员道德水平，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平决定了社会整体道德水平。 　　苏教授批评现在道德滑坡，言外之意是毛泽东时代道德水平高，这是极大的误解。毛时代的官员大都处于两个极端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毛要靠党的干部巩固政权，所有干部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村干部都能关人、打人、杀人，谁敢提意见就会被打成右派、右倾乃至三反分子。后来，毛泽东认为当权派听刘少奇的话，于是发动文革，利用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批判斗争走资派，不少干部死于非命。极左路线统治时期，官员如果讲良心就会招来横祸，于是宁左勿右成了官员护身符，敢说大话假话，敢于整人害人的人青云直上。当年的数千万起冤假错案，由毛泽东本人钦点的有限，绝大多数由各级干部跟风制造。以此推论，当年的官员道德水平能有多高？ 　　六十年代初全国开展了学雷锋群众运动，社会上一度出现助人为乐风气。直到今天，不少人认为当年的社会风气代表了中国最高道德水平。平心而论，学雷锋只是毛时代昙花一现的插曲，崇拜和效忠毛泽东，按照他指引的方向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才是毛时代主旋律。一般来说，好人办好事不图回报。而雷锋做好事要先挂阶级斗争的弦，所做的点滴好事都要写入日记，并设法让他人知道，这本身就不正常。 　　其实，当权者倡导学雷锋只是个幌子，其真正用意是在全国开展造神运动，搞个人崇拜，引导国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正是有了这样的铺垫，当文革到来时，那些做好事的道德楷模们，立马成了凶狠残忍的打手。试想，具有深厚道德修养的人，怎么可能见风使舵对无辜者下毒手？ 　　苏教授所说的道德滑坡，确切地说是时下官员道德水平每况愈下。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放弃了毛泽东思想，恰恰是因为至今仍在坚持毛泽东亲手建立的民主集中制等极权体制造成的。 　　极权就是特权，特权意味着不受监督，权力不受监督必然腐败。面对这样的制度性腐败、群体性腐败，别说毛泽东的感召力不灵，就是耶稣、释迦牟尼、默罕默德三大教宗一齐复活，都来中国传教也不管用。不错，当年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反腐，比之现在的瞎猫撞死耗子反腐效果好一些。但为什么毛泽东连续不断地搞运动呢？除了争权保权之外，还不是如同现在一样，管不住特权，按下葫芦浮起瓢。 　　其实，文明国度对此早已有了行之有效的成功办法，那就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让公民成为监督官员的主体。这个笼子就是民主选举、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司法独立。公民能够自由地、免于恐惧地行使宪法权利，行政权力才能透明运行，官员们才会以奉公守法为荣。权力透明运行才有公平公正，有了公平公正，社会风气必然水涨船高。 　　四、谈谈知识分子与官方的关系。 　　中国大陆长官拥有极大权力，他们随时可以调动资源兴办大事，许多事情往往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是，由于缺少公众参与，从策划立项到付诸实施问题颇多。加之执行者素质参差不齐，在具体实践中违规乃至违法现象不胜枚举，好事很容易办成坏事。 　　长官所兴办之事属于公共事项，公共事项关系到公众利益。谁代表公众利益发言呢？一般来说，这是知识分子的任务。因为他们掌握了必要的知识，了解民情民意，熟悉法律法规，独立于权力之外，他们对于当权者的批评、建议、警告对于维护民众利益，保证权力健康运行十分重要，这也是文明国度的常态。 　　中国大陆自反右之后，知识分子成为整肃对象，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使得这个群体噤若寒蝉，一些卖身投靠的知识分子则以歌功颂德为能事。没有舆论批评的压力，当政者无所顾忌，政治变成了丑剧、闹剧乃至悲剧，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多吗？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选择了依法治国，虽然现行政治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毕竟给知识分子的理性发言提供了一定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品味苏伟教授演讲，就显得格格不入——与知识分子的担当大相径庭。 　　所谓重庆模式也好，薄氏新政也罢，无非是权力在主导数千万重庆人的命运。关系到重庆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当地公民没有选择权利，当地知识分子没有批评声音，这正常吗？身为高级知识分子，苏教授洋洋两万言，没有一句客观冷静的批评，却一味拔高吹捧，如此行径，等于给处于权力风口浪尖上的薄熙来火上浇油，如果真按苏教授指引的路数走，则薄氏危矣，重庆危矣。 　　古人云，人有谀友、贼友、诤友、畏友，请苏先生对对号，看看自己对于薄熙来、对于重庆人民能算何友？ 　　五、如何理解终极价值观 　　苏伟教授提出毛泽东思想应成为党和国家的终极价值观。在我看来，终极价值一定是适用于整个地球全人类的最后、也是最高价值，怎么可能只适用于中国人呢？ 　　对于人类来说，最后价值就是生命的延续。因为，如果人类生命不存在了，任何人类认可的价值也就没有丝毫价值了。使生命得以延续，并让子孙后代过上更加幸福生活的价值观，当然就是终极价值观。 　　这个终极价值观如果需要用一个字来表达，我想这个字就是爱！当然还需要补充一些必不可少的概念：慈善、宽容、和平、平等、秩序等等，但无论补充多少，绝对不可能有毛泽东毕生倡导并付诸实践的斗争哲学，因为斗争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和毁灭。 　　人类自出现文明以来，诞生过无数宗教，其绝大多数自生自灭了。现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在众多国家和民族拥有广泛信众，就在于三大宗教都把爱和善作为终极价值。 　　毛泽东思想尽管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占据了统治地位，但那只是极左路线横行的特定时期。他的思想压根就不代表全体国人利益，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且不要说其它党派不认可，即使今天的共产党员，接受毛泽东价值观者恐怕也是屈指可数。一种价值观连本党、本民族、本国都不能得到认可，却奢谈什么终极价值，只能给世人增加笑料。 　　当然，在中国大陆，还是有那么一些人盼望毛泽东思想重新登上统治地位，乃至成为终极价值观，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中国国情。但愿这些人只是口头或书面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继承毛泽东的衣钵和遗愿，以斗争哲学为宗旨，重新挥舞阶级斗争的铁拳，再发动一场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 　　 注1：三忠于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就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五柳村2012年12月27日收到 摘自 当代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