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医院判定为先天不足。由于90年代初几分热度都要输液，所以我在病房度过的时间比在家多。因为每天要连续挂上好几瓶名字诡异的盐水，挂到最后一瓶的时候，我妈就在旁边报数，报到100或者200就可以挂完了。但有时候难免估算错时间，这时她就会报出原先不属于该数列的数字，比如99.1,99.2，甚至99.99=.=。这种问题解决模式在于：因为没法改变输液的速度，只好改变报数的规则。...

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危机压力与改革机遇 中国所面临的新一轮改革是一个涵盖政治体制、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全面的制度改革。本文的重点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其中也必然会涉及政治和社会领域。 我们先从一本书谈起。该书是Daron Acemoglu 和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Why Nations Fail” （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书的副题：“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的、跨越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基础性命题，这个命题对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更具特殊的意义。 　　作者用15年的时间对近五百年来全球数十个不同国家出现的繁荣、稳定与贫困、动荡两个走向做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它的根源。作者认为，产生这两个走向的主要原因不是地理（自然禀赋）、文化和历史（传统）、领导人的理念和认知，而是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他将制度，包括经济和政治制度划分为“包容性”（inclusive）和“榨取性”（extractive）两类，前者为市场自由交易提供激励，为“破坏性创造”提供条件，同时使财富的分配趋于公平、公正；后者使市场交易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扼制创新，社会创造的财富流向权贵阶层。在一个特定时期“榨取性制度”也可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这也符合权贵的利益，但由于其内生问题而不可持续。作者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从“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他认为这个转型没有一个单一的药方，旧制度下问题的积累也不一定自动导致转型的发生。转型是与各种主客观条件相关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出现“十字路口”（Juncture）的时机，所谓“十字路口”即是对旧制度的不满形成社会压力和改革的呼声，大多数国家的转型都发生在处于“十字路口”中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的互动和选择。当然旧制度解体也不意味着新制度一定会到来，旧制度可能以新瓶旧酒的方式复归。 　　中国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开启了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当然，转型之路是漫长的、不平坦的，当下的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Juncture）。 　　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由于外部因素的趋势性变化和内生问题的日益显现，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渐式微，而转型又步履艰难。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需要在体制上实施全面的改革以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寻求可持续的、均衡的、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改革窗口”的历史机遇期，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与弊端可以凝聚改革的思想基础，三十多年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改革提供所需的物质资源，但如果丧失这个机会，长期积累的问题有可能引发重大的经济、社会危机。 　　 二、传统增长模式的式微：外部因素与内生问题 　　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从“黄金的十年”跌入“衰退的十年”。中国虽不是危机的重灾区，但也难以独善其身，从2011年经济开始持续下滑。我认为，这个下滑有周波性的因素，但主要是结构性的，即它标志着在传统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已到达了一个拐点。 　　拐点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支持传统增长模式的一些基础性因素发生了或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 　　1、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效益的“赶超型”增长方式已走到尽头，而我们目前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源状况和技术水平均未能显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创新型社会”的条件和能力。 　　2、中国的城镇化在经历了三十年持续、加速的进程后开始放缓，城镇化率从“九五、十五”平均每年1.35至1.45个百分点下降到“十二五”规划设定的0.8个百分点。自07年起农民工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出现负增长、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沿海一些城市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这表明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已经过去，“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3、中国社会老龄化已悄然来临，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享受的“人口红利”已基本耗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2015年将达到拐点，之后转为负增长；届时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重将接近10%，抚养比开始上升。这标志中国正迈入老龄社会的门槛。 　　4、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以来出口已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占GDP的比重高达25%。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急剧下滑，全球金融风暴是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因而全球经济的复苏必然经历结构的“再平衡”。这就意味着中国长期依赖的出口需求将受到买方和卖方经济体内部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 　　以上四个基础性因素的重大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供给面和需求面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从供给面看，高储蓄提供的充裕、廉价资本，农民工提供的无限、廉价的劳动力已走到尽头；从需求方面看，全球“再平衡”，包括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家庭的“去杠杆化”和增加“储蓄率”都将对外部需求形成制约。由此，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 　　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在逐步失去外部因素支持的同时，其内生问题也开始显现，这主要表现为： 　　1、速度高但质量低，规模大但结构失衡。质量和效益问题主要反映在：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能耗、材耗过高，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结构失衡主要反映在：经济增长过重依赖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内需不足（投资占GDP50%以上，而居民消费仅占35%），经常项目下长期巨额顺差造成过剩货币流动导致通胀压力，三大产业中农业落后、服务业不发达（占三产比例43%，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城乡、地区、贫富之间收入之间差距拉大。 　　2、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公共产品，包括社保、医保、教育、住房等有形公共产品和法治、产权和专利保护、反垄断、公平竞争等无形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以重化工产业结构为主的一次分配与以投资为主的公共财政支出扩大了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民生开支”占财政支出仅32%、宏观税负高达35%）、资本与劳动收入的差距；垄断、价格管制、国企与民企的不同待遇不仅扭曲了市场的价格体系、导致资源错配、造成不公平竞争，同时也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设租、寻租和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城镇化中征地、房地产开发成为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农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政府管制和主导经济的模式已形成路径依赖、产生了由此获利的权力和资本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而市场化改革进程停滞，法治建设不力、公共产品缺失。 　　 三、新时期的挑战：速度与制度之争 　　当下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学界存有争议。一些学者将争论聚焦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上，他们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劳动力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依然可以使中国保持长期的、相对高的增长速度，如8%。我认为速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它不是目的。速度与质量（效益）、结构应保持均衡，高速度、低质量、结构失衡不能持续，相反，高质量、良好的结构则可以减轻速度的压力。经济增长受到环境、生态、资源的约束，以之为代价换取的高速度会恶化生存环境，透支未来，这显然不可取。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改善民众的福祉，使之受益，分配不公、公正缺失的高速度只能使少数利益集团获利，使社会矛盾尖锐化。所以争论实质不是速度而是制度，即原有的增长模式是否可以持续？是否应该持续？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是要素还是制度？至于“新时期”的增长速度应该多高，这需要通盘考虑各种基础性因素发生的变化，环境、能源制约、要素价格市场化等减项因素，制度改革、政策调整等加项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出中国经济真实、合理的潜在生产能力。 　　 四、凝聚改革共识 　　共识是启动新一轮改革的思想基础。关于“新时期”的争论反映出在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目的上需要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共识。我认为共识的要点是： 　　1、中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被视为人类历史上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伟大的制度变革。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和终极指向是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市场机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特征是市场供求决定价格，从而引导资源配置。但市场自由交易体系需要民主、法治、产权保护、信息公开透明、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分等制度基础设施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有待推进，而政治体制、社会治理的全面改革、法治的建设更是不可逾越。 　　2、以政府主导经济为标志的传统增长模式在启动市场化改革、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这种模式对价格、交易的管制扭曲了资源配置、抑制了市场交易和创新，产生了官商勾结的温床，它已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领域诸多弊端的矛盾的根源。 　　3、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式微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新时期”的主题是通过体制改革挖掘新的增长动力、转换增长方式，把质量、效率、均衡、绿色、公平作为经济发展的宗旨和目标。 　　4、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的职能，即从一个主导、管制经济活动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有形和无形的）的政府。在经济领域政府转变应从财政、税收、（要素）价格的改革入手，因为财、税、价是政府管理的主要公共资源，也是政府应对经济周波、调整经济结构、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工具。 　　5、改革不仅是个理念问题，也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利益结构，改革的成果应使大多数人获利，同时兼顾少数的利益，使改革的成本可以承受，改革的风险可以控制。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在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下形成了权力和资本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对此，社会精英的责任和民众的呼声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可以凝聚话语的力量，政治家的改革意愿和决心是这个力量的函数。 　　 五、中期配套改革：目标与内容 　　博源基金会最近对以“价、财、税”为中心的中期配套改革做了专项研究，并将在近期发布研究成果。研究报告认为：中期改革的目标一是完善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重点在要素市场上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及相应财税体系，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二是建立一个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政府配置财政资源的体制，提供公平、公正的创业、就业、社保和收入分配体系，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以改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即从要素价格市场化、税收改革、公共部门支出和预算管理体制入手，作为启动全面改革的突破口。 　　中期配套改革的内容有十二项： 　　1、理顺资源（包括矿产品、能源及部分公用产品）价格体系，   形成资源的市场均衡价格； 　　2、放开对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限制，实现利率市场化； 　　3、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基本可兑换； 　　4、较大幅度地提高财政对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支出以及节能、环保支出占GDP的比重； 　　5、降低包括三公消费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占GDP的比重； 　　6、在服务性领域，全面完成营业税改增值税； 　　7、提高矿产品资源税率、开征环保税； 　　8、改革个人所得税制，稳定起征点，减少个人所得税累进阶梯，降低最高税率，政府高级公务员公布财产制度化并纳入综合个人所得税管理； 　　9、简化进口环节税种，降低税率，尤其是奢侈品进口税； 　　10、划拨20-30%国资委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到社保体系，缓解   养老金体系中长期面临的巨大缺口，为今后国有资本社会化  改革提供经验； 　　11、建立全口径财政预算，由各级人大审议批准包括一般财政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完整的国有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在内的  公共预算。清理所有未纳入预算的各种体制外收费，在降低  广义宏观税负的同时从制度上治理腐败； 　　12、允许具备条件的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地方政府债，利用市场机    制提高地方财政透明度。 　　为使改革能顺利推进，建议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改革委员会”来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并监督执行，以克服部门利益对改革的掣肘。 　　定量分析表明上述改革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经济发展的均衡性、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改革的成本是可以承受的，风险是可控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为下一步深层次的、全面的改革奠定基础。 　　 六、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 　　“新时期”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可以促进但不会自发导致社会的进步和政体的民主化进程。反之，一个良好的民主、法治政体是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公正的决定因素，因而它是改革议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我认为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需要重温我们提出的四个基本理念，检讨现行的四个重要政策。 　　1、真正坚持“科学发展观”，将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益和社会公平、公正； 　　2、真正坚持“以法治国”，将“维稳”的社会治理方针转变为通过法治、公民社会保障人的权利、规范人的行为； 　　3、真正坚持“和谐社会”的宗旨，将传统意识形态主导的政策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自由、多元的包容的政策； 　　4、真正坚持“执政为民、惩治腐败”的理念，建立对公权有约束、监督和制衡的制度。（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南方周末）

本文为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2009年7月23日发往美国华府的电报。电报代号09BEIJING2112，保密等级：保密（Confidential)。 电文概要 根据可以接触到（中共）高层的大使馆联系人，达成共识和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欲望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做决定及中国领导层互动的主要驱动力。联系人多次描述了中国这个一党制国家的高层就像大公司的高管，这些高管是由强大的利益集团互相影响决定出来的，或者是通过党内大佬亲属组成的“太子党”和在党内一级级爬上来的“店主”之间的竞争所形成的。 　　胡锦涛是董事会主席？ 有两位关系广泛的联系人表示，中共的政治局决策类似于大公司的高管。政治局常委贺国强的外甥陈杰人（Chen Jieren音译）（要保护）和一个共青团网站的编辑在（2009年）5月13日告诉PolOff，党的总书记可以比喻成大公司的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曾在1980年代末服务于温家宝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吴稼祥（Wu Jiaxiang音译）（要保护）在5月18日与PolOff的会面上也是用了同样的类比。吴说政治局常委做决定就像是公司，更大的股东有更多的决定权。“胡锦涛持股最多，所以他的观点最受重视。”按排名以此类推，但是据吴说，政治局常委并不正式投票。他坚持认为“是共识制度，常委成员可以行使否决权。” 　　陈杰人以前曾经告诉PolOff他知道“重大政策”，例如国家对台湾或北韩的核心政策，必须由政治局25名全体成员来决定。他说，其它更具体的问题，可以由9名常委决定。一些问题进行正式投票，而另一些则是通过讨论达成共识。陈讥讽的说，无论哪种方式，政治局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机构”，是在中国唯一存在民主的地方。 　　高层互动：既得利益集团说了算 　　卢跃刚（Lu Yuegang音译）（要保护），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他3月12日对PolOff断言，党应该被视作是由利益集团组成的集体。他声称，不存在“改革派”。陈杰人在与PolOff的几次谈论中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声称中国的高层已经瓜分了中国经济“这张饼”，产生了一个僵化的体制，在体制内“既得利益”做决定，阻碍改革，因为领导人们操纵着确保那些利益不会受到威胁。陈说，这已经“众所周知”，前总理李鹏和他的家人控制了电力利益；安全头子周永康控制了石油利益；陈云家控制了中国大多数银行业的利益；贾庆林是主要的北京房地产开发商背后的利益；胡锦涛的女婿经营新浪集团；温家宝的妻子控制中国的珍贵宝石业。 　　光明日报高级编辑董玉宇（Dong Yuyu音译）（要保护）早些时候告诉PolOff，高层领导人与强大的经济界高管有紧密的联系，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商和企业老总，他们有些时候就是官员。董声称，地方上也是如此。他声称这些利益网络可以影响政策，因为大多数地方领导都是“买来的”官，他们要马上见到自己投资的经济上的“回报”。董说，他们总是支持快速增长的政策，反对可能会伤害到他们利益的改革努力。他说，既得利益集团尤其倾向于反对媒体开放，恐怕有人会质疑土地买卖中的黑幕交易。董总结说，因此，“增长至上”的支持者们总是比那些主张控制通胀或照顾穷人的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董认为，高层政策的核心特征是下台后，要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因此，现任领导人精心培育亲信，一旦他们下台，这些亲信可以捍卫自己的利益。董说，这是很自然的。 　　太子党 vs.店主 　　中国社科院学者董力胜（Dong Lisheng音译）（要保护）和一位有太子党背景、为美国公民的美国大学的教授，分别描述了中共高层的领导层主要由“太子党”和“店主”组成。在近几个月的单独对话中，这位教授和董力胜都说，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太子党”都一致认为，他们作为以共产革命名义洒热血的人的后代，有“权力”继续当官，保护革命成果。这种心态可能把“太子党”与党内没有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对立起来，例如胡锦涛、温家宝和党内团派背景的人，这些人被嘲笑成“店主的儿子”。这位教授说他听说一些太子党家庭谴责那些非太子党说：“当我爹流血牺牲的时候，你爹在卖鞋带呢。” 维基解密 – 2012-12-23

唯色说明：本文转自 许志永文集 。图片由我所加。其实这篇文章，我在十天前已读到。那之前读到的是《纽约时报》上译成英文并因篇幅删节的 文章 。所以我联系上许志永，请他发给我原文。后来，我给许志永写信说了我的读后感： “今天第三次哭了。一次是用Google看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一次是看你的推，不及十岁的索让对你讲述朗卓在火焰中合十、跪下……一次是此刻，读了这篇文章后……我甚至很想放声大哭的。 9月底的一天，听到热贡隆务寺在314那天自焚的加央华旦，在被救下半年后，绝食一周身亡的消息，我在手机里放上他的照片，还有其他自焚藏人包括朗卓的照片，去了大昭寺。在佛陀像前，我举起手机，祈求佛陀看看这些自焚藏人的照片，祈求护佑这些勇于牺牲的族人…… 深深地感谢你。我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说完全地愿意伸出我的双手，握住你的手吗？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想要代表许多人，这只是我这个藏人的心意……” 补充一句，准备发布这篇帖子时，恰逢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栏目，在播有关藏人自焚是因“达赖集团”煽动的中国官方调查专题片。推特上有推友说：“这期节目不知会不会重播，因为当局害怕引火上身。这片子的播出是受到国际及国内舆论的压力，感觉和当年法轮功时期的报道如出一辙。可鉴藏民的牺牲已是不可隐瞒的证据惊动了全球。在央视上看到西藏国旗和流亡政府的领导人，这已经很刺激了，汉人的世界观也被冲击了……” 2001年8月某日下午的若尔盖大草原。（唯色摄）                                             阿   坝 一 西索村的中秋夜，很久没见过这么明亮的月光了。藏族民居的客厅里电视正播放“天涯共此时”中秋晚会，我来到厨房里和这家主人聊天。他 68 岁，退休的乡党委书记，祖辈曾是旁边卓克基土司的佣人，儿子是州某局副局长，一个孙子是交警，进入民居时跟在后面的那辆警车就是他孙子开的。 你信仰佛教吗？信。他回答时略有迟疑。在阿坝这本来不该是个问题，可这家人有着特殊的身份。厨房神龛里供奉着不知名的活佛，二楼走廊的角落张贴着一张图画，上面有四代中共领袖和当今中共中央九常委的头像，听说近年来当地政府推行领袖进寺庙活动，但只有在这里才看见了传说中领袖像。 你信仰 Dalai 喇嘛吗？我们信班禅，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当书记的时候，曾在这里接待过他。当地很多人家里有 Dalai 喇嘛的像，你们家有吗？我们家没有。是不信吗？不是，就是没有。是担心什么吗？就是没有。面对我不礼貌的追问，他回答的声音越来越小。 色达有很多很多庙子，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我们聊土司的时候，他提到了色达。他说太太亲眼看见过，天葬台上，一个活佛呼唤六只秃鹫，果然就来了六只，太神奇了，他摇摇头说。 他有一张高原特有的沧桑的脸，不仅满脸皱纹，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他的太太和他同龄，已经是典型的藏族老婆婆的形象，满脸善良的她一直沉默着。他是藏人，可是对于当地藏人来说，他却代表异族的统治。这是一个尴尬的群体，背后有着一个流传已久的翻身农奴做主人的神话，从前是卓克基们的统治，后来轮回到他们，依然是少数人的统治。他们这一代人受过多年唯物主义教育，可他毕竟属于这片土地，最后仍然相信那些神秘的传说。现代文明洪流中，那些神秘本会渐渐远去，可是，一个为自由而抗争的民族，他们宁愿回到过去。 二 我没有选择色达，我想去看看没有游客穿梭的真正的藏人生活，也想去看看一个叫郎卓的年轻人的家。 清晨，卓克基官寨还在沉睡，匆匆吃过汉族式早餐，到路边打一辆黑车， 20 元从卓克基到马尔康。这是阿坝州的首府， 317 国道是县城几乎唯一的主干道，两边矗立着崭新的藏族风格建筑，但这风格仅仅是外表，除了每一个窗户外都画着上窄下宽的藏地纹饰外，其实质量、内部结构甚至崛起的速度都和内地楼房一样。在几乎每一个藏区都能看到这样崭新崛起的小城，就像丽江北部的中甸，这大概是 2008 年 314 事件之后新一轮发展。 马尔康到壤塘直达的班车已经走了，得到几十公里外的观音桥转车。司机憨厚地笑笑，热心帮助联系从金川去壤塘的班车。和旅游区不同，班车同行的几乎都是藏人，但大约只有一半穿藏服。其中大概 20 人来自青海果洛，专程去朝拜观音。一个年轻女孩穿牛仔裤，她说，高考没考好，读了中专，护理专业，现在壤塘医院“打工”。路边偶尔看到联通公司的大幅广告，一个身穿藏服皮肤黝黑的年轻男子打完手机冲我笑笑，不用问，他的有些凌乱的服饰说明他来自牧区。 他让我想到了十几年前，在一次中途夭折的西藏之旅中曾路过阿坝。翻过日尔郎山，辽阔的大草原赫然出现眼前，延绵到天际的不是绿色，而是一种复杂的棕色，这是花的海洋，密密麻麻混杂各种色彩，香气扑面而来。那时还不是旅游区，肥硕的鼹鼠蹲在路边，两只小手垂在胸前，好奇地望着我们这辆破旧的大巴。很幸运，客车坏在路上，我们欢呼着扑向遍地的鲜花，一个藏族男子骑马从远处飞奔而来，他叫扎西，刚刚学会挣钱，乘客骑他的马拍照，问多少钱，伸出一个指头，经过复杂的沟通才知道是一元钱。客车修好了，扎西挥着手策马狂奔送我们很远很远。那是我记忆中永远的阿坝。 四川阿坝、青海果洛、甘肃甘南属于传统上的安多藏区，我第一次走进这片高原是 21 年前，和兰大的同学来到夏河拉卜楞寺，认识一个汉语名字叫陈来的年轻喇嘛，记得他曾说他们的活佛忍辱负重，当时民族矛盾已经出现但大体还算祥和，如今，不幸的消息常常传来。 我的邻座是一位年轻的喇嘛，他来自红原县一个寺庙，到马尔康送母亲看病，顺便来这里参拜观音。他说他不恨汉人，他见过很多很好的汉人，他欢迎我去他们寺庙玩。 城市、道路、医院延伸到这遥远的峡谷和草原，延伸到古老的寺庙，同时延伸到这里的还有大幅标语。路过一个检查站，上方横着红色条幅“维稳处突一马当先”，乘客们表情漠然，年轻的喇嘛说，他最讨厌的是拿枪的，一边用手比划着枪的样子。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故事，漫长曲折的路，古老文明的痛苦蜕变，这痛苦在每一寸土地你都能感受到。 三    壤塘是阿坝州的一个县，这片 6000 多平方公里的高原和峡谷，散落着 3 万多藏人。县城像内陆地区的一个小镇，两条街道最大的门面是政府部门，其他是一些小饭馆、小卖部，这里每天只有四班分别去成都、马尔康、阿坝县和金川县的公共汽车。壤塘最大的寺庙在中壤塘乡，在县城东面大约五十多公里的坝子里。 午饭在一家四川面馆，主人是来自绵阳的汉族人，像拉萨一样，这里做生意的大多是来自四川的汉族人，外来人口在这里挣钱过上富裕生活，而本地人选择回到过去回到精神的世界却又在物欲诱惑中纠结，这是 314 事件的一部分。对面两位年轻的女孩穿着现代，她们一个是藏族，一个汉族，都是来自松潘县，去年刚大学毕业，考公务员到了壤塘县委组织部。这个国庆节他们不放假，这是阿坝紧张形势的一部分。 去中壤塘的岔路口，等到了一个崭新的长安小轿车，两个年轻的藏人要回南木达乡，问顺便送我去中壤塘多少钱，司机认真想了一下， 100 元。因为修路，要等到下午七点才能通行，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 冰雹打在车玻璃上，天空飘着凌乱的雪花和雨滴。司机叫索南，今年 24 岁。小汽车是几天前刚从成都买来的，准备做点事，还没想好做什么。你们信仰藏传佛教吗？信。他拿出挂在胸前的画像，知道吗，这是谁？知道，是 Dalai 喇嘛，你们都信仰他吗？当然，他是真正的活佛。虔诚写在脸上。你们恨汉人吗？有好人有坏人吧，他犹豫了一下说。 对不起，我一遍一遍问，你们恨汉人吗？是因为那个叫郎卓的年轻人在遗言中用了一个词——汉魔——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自焚的朗卓 你们知道有藏人自焚吗，把自己点燃？我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哦，知道。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自焚者的家人，一个叫郎卓的 18 岁的年轻人，他自焚时留下了遗言 …… 我想见见他的父母 …… 表达一个汉族人的 …… 难过。 他们有些诧异，接下来更为友善。可以，那个地方我去过，很多藏人都去过，那些天他死去的路口搭起白色的帐篷，很多很多藏人，成百上千的人来到这里，给他家捐钱。后来，藏人们响应他的呼吁，把刀剑交给寺庙焚毁，发誓团结一致，我家里有焚毁刀剑的照片。是的，他是我们的英雄。 谢谢，你们居然这么信任我。出了县城是草原，路边还有零星的积雪，金色的阳光洒向远方舒缓的山坡，成群的牦牛在山坡上，小屋升起淡淡的炊烟。 到中壤塘，天已经完全黑了，月亮躲在大山和乌云背后。在一处灯光前，索南下车询问路边的中年男子，那人摆了摆手。问几个路人，也都摇头。在一个路口，索南问两名骑摩托车的男子，他们似乎发生了争吵，一个路过的喇嘛来到车窗前审视着我，他们似乎很不愉快地谈了很长时间，索南回到车上，说，很对不起，他们骂我不该带你到这里来。 又过来一辆小面包车，跳下来两个男子，看得出他们在愤怒地指责索南。恐惧和敌意像夜幕一样笼罩这片土地，我们不知道我们算不算逃离了这愤怒之地。一路上沉默，离开了中壤塘，索南忽然说，你知道吗？我们是藏人，信佛教，可是我们去不了拉萨。我知道。藏民进拉萨需要审查批准。那是一个民族的圣地，很多年前在格尔木我曾看到磕长头去拉萨的虔诚信徒，可如今他们朝圣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在拉萨发生自焚事件之后。 他们有理由不相信我这个汉人。这个夜晚，南木达乡一个叫“彭州饭店”的小小旅馆里，窗外又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高原反应有点头痛，我在想，明天，我去哪里？真后悔不该让索南问路，我应该直接面对愤怒的人们。 四 清晨的河谷，蓝天、白云、阳光、清新的草地、轻轻摇曳的经幡，宏伟的寺庙金色的穹顶指向湛蓝的天空。第二天这美丽的秋日，我再次来到中壤塘，这片为信仰而牺牲的土地，天空飘荡着诵经的咪犘音。 我谦卑地望着殿堂里上早课的红衣喇嘛们。等到一个路过去打水的喇嘛，他看起来不到二十岁，认真地把我带到旁边殿堂里的一个角落，一个中年喇嘛盘腿而坐。问有郎卓的照片吗，抱歉，没带，那没办法。一个十几岁的喇嘛说，佛学二年级好像有一个叫郎卓的，问了二年级好几个人，确认没有自焚者。问路人，有的说不知道有的摇摇头。一位在此修行的藏族老妈妈带我去她租住的小屋，端上奶茶，抱歉，我得去找他，她带我来到大寺旁边另一座正在建筑的寺庙工地，还是没找到。网上说他是学生，来到大寺旁边的中壤塘小学，里面是穿迷彩服的军人，问端着枪守门的军人，中学在哪里，他建议去旁边挂国旗的院子看看是不是。问路人，确认这里没有中学。 就要离开了，白天通往县城的道路只有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间通行。阿坝盛满忧郁的天空下，小河边一排白杨涂满金色，一片年少的红衣喇嘛在野地里练习，我不情愿地上了车，想要记下中壤塘这最后的一幕。这些年去过很多地方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失落。 我默默祈祷上天帮助这个国家。走出几百米路过一个民居聚集的小山坡，我央求司机再等我一会，最多半小时。路边小卖部，店主面对我的问题有些迟疑，我诚恳地说，对不起，我真的不愿就这样离开。他终于说，郎卓家就在旁边老学校的背后。山坡上，一对老年夫妇手指不远处一户人家，那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年老的阿妈说。 这是一个很像甘肃农村的小院，房屋和院子的墙壁都是泥土包裹，三间房屋，院子的铁门紧锁，一边墙外树立着五个高大的经幡，是这片村落里最高的。我在院门前低头祈祷，郎卓，爱你。幻想着一对慈祥的老人打开院门接受我跪下，但也许，他们会像很多年前拉萨天葬台上的老婆婆一样愤怒地赶我走，我不会离开，我会默默忍受一切，无论打我骂我无论对我做什么，我都会默默忍受，然后告诉他们，对不起，我真的很难过，这片美丽的高原我曾来过多次 …… 中年的卓姆和不到十岁的小男孩索让路过这里。卓姆说，她见过郎卓，他是中壤塘最帅的小伙子，他的父母在远方的牛场，他从小也在牧区长大，有时能看见他骑摩托车在这里来来回回。那一天，他穿着新衣服，全身都是新的，洗了澡，干干净净，在理发店理完发，戴上眼镜，问别人，我帅不帅，帅不帅？然后他来到路口，他就 …… 我不恨汉人，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宁愿自己受苦 …… 他是为和平而死，旁边的索让说，烧的时候他双手合起来举过头顶，跪下，站起来举过头顶，再跪下，反复六次。 朗卓遗书。 他才 18 岁，照片上这张年轻帅气的脸，双眼浸满一个民族的忧伤。 2012 年 2 月 19 日中午，郎卓在中壤塘乡大寺前的路口自焚。他在遗书中说：“昂起你坚强的头，为朗卓之尊严。我那厚恩的父母、亲爱的兄弟及亲属，我即将要离世。为恩惠无量的藏人，我将点燃躯体 …… 祈愿藏民族脱离汉魔。在汉人魔掌下藏人非常痛苦，这痛苦难以忍受。此汉魔强占藏地，此汉魔强抓藏人，无法在其恶法下续留，无法容忍没有伤痕的折磨。此汉魔无慈悲心，残害藏人生命。祈愿（嘉瓦丹增嘉措） Dalai 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这是一个民族勇敢的孩子，为恩惠无量的藏人，为一个民族的尊严， 18 岁的他以惨烈痛苦的方式牺牲了自己。三年来这个民族已有 70 多位僧侣和普通人燃烧自己，其中超过 40 位在阿坝。而这高原之地，到处仍是没有伤痕的折磨。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自己，拿出口袋里的 500 元钱给卓姆，对不起，请转给郎卓父母，告诉他们一个汉族人来过，他很难过。郎卓对不起，我们一直没有说话，在你们为自由而死的时刻。对不起，我们有太多的禁忌，东方那个古老的民族一样是受害者，那是一个被施了魔咒的民族，相互隔膜、内耗、仇恨和厮杀那同样是一片渴慕之地。对不起，我深爱的这片辽阔的土地不仅有东部城市乡村还有你的故乡阿坝这美丽的高原，有一天你的乡亲也会深深爱上我曾生活过的土地那些城市、平原和海岸，当这国度自由的时刻。是的，我们会见证自己生命的意义，自由，公义，还有爱，无边的恒久的爱，无论高原、峡谷、河流、平川，无论东部西部日出日落之地，这是我们共有的土地，这是我们共有的家园，我们共同的担当，共同的梦想和救赎。郎卓，我们爱你。 2012 年 10 月 附：关于作者 许志永：人权人士、律师，公盟组织的创始人。 维基百科 介绍他“是中国著名青年法学家、宪政学者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 2008年3月西藏爆发遍及藏区的抗议之后，许志永担任法定人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于当年5月发布《 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 》，这份来自中国民间的调查报告引起各方重视。我在我的博客上转载过，并且还转载过许志永文章《 关于藏区314事件调研报告的一些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