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id_：我做编辑时老碰上网络严打，全员轮值，某回周末值班接到投诉电话：“为啥顾城的诗不让评论？”我说：“评呀，大概是你发的有敏感词被屏蔽了。”对方立马跟我急了：“我就写了一句话，黑夜总会过去，光明才是永恒的。你说说哪个词敏感了？黑夜，光明，还是永恒？！”我淡定地回答：“夜总会。”（转） 以上为选摘内容 来源： G+

塑化剂危机持续发酵，白酒上市公司遭遇重创的同时，调味品、饮料企业也被卷入了这场风波。《长江日报》报道，“食用的酱油、醋、饮料里面的塑化剂含量是酒的400倍。”北京绿腰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龚也长在微博中语出惊人。短短一天，这条微博就被转发15000余条。一时间，消费者人心惶惶。 所谓的“塑化剂调味品”果真如传言的一样毒过白酒吗？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上市公司却坚称自己产品不含塑化剂。 　　“没有哪一家企业敢保证其生产的产品全部不含塑化剂。”中国食品商务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的判断，与龚也长基本一致。 两套标准前后冲突 　　几经周折，记者联系到事件的始作俑者龚也长。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龚也长对“调味品塑化剂含量400倍白酒”的说法也有些“含糊”。 　　“在微博中说食用的酱油、醋、饮料里面的塑化剂含量是酒的400倍确实有点夸张。”龚也长改口称，食品用香精香料中塑化剂最大残留量标准比白酒行业中塑化剂最大残留量确实高出很多倍。 　　按龚也长的说法，我国并没有明确规定，饮料、调味品塑化剂含量上限，卫生部于2011年先后下发的卫办监督函2011551号文件和卫办监督函2011773号文件，对于食品、调味品的检测标准界定，存在明显冲突。 　　2011年6月，卫生部下发的2011551号文件中表示，食品、食品添加剂中的邻苯二甲酸二(α-乙基己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和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DBP)最大残留量分别为1.5mg/kg、9.0mg/kg和0.3mg/kg。 　　而2011年8月，卫生部却又下发了2011773号文件，规定食品用香精香料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总含量不超过60mg/kg的，可以允许继续生产销售和使用。 　　从卫生部对食品用香精香料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总含量不超过60mg/kg的规定来看，要比卫办监督函2011551号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中的邻苯二甲酸二(α-乙基己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和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DBP)最大残留量高出数十倍。 　　实际上，塑化剂标准的前后不一，幕后推手源自众多国内食品巨头的集体抗议。 没有哪一家企业敢保证产品不含塑化剂 　　朱丹蓬对记者表示，香精香料是酱油、醋、食用油等调味品和饮料原料的重要成分之一，但由于酱油、醋、食用油等调味品和饮料都是成品，如果用香精香料的塑化剂总含量标准来作为调味品和饮料塑化剂总含量的标准不太恰当，如果以551号文件执行，对调味品和饮料来说又显得过于严厉。 　　同时，由于卫生部对酱油、醋、食用油等调味品和饮料中所含塑化剂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仅让消费者对酱油、醋、食用油等调味品和饮料里面所含塑化剂标准模糊不清，也让相关企业在控制和检测塑化剂方面无明确的依据。 　　朱丹蓬表示，在饮料和调味品的原料中，香精香料是主要成分之一，而卫生部专门就香精香料塑化剂最大残留量做出了“高数字”标准，显然是国内的香精香料中塑化剂含量较高，相关饮料和调味品含有塑化剂的概率较高。 　　除了原料以外，调味品和饮料企业在生产线和包装上如果有塑料装置，则会加大产品存在塑化剂的风险，朱丹蓬透露，“特别是醋对塑料具有一定腐蚀性，在生产、包装以及运输过程中，有塑化剂转移到产品中的可能性，因此没有哪一家企业敢保证其生产的产品全部不含塑化剂。”据中国经营报 塑化剂 　　是工业上被广泛使用的高分子材料助剂，可合法用于工业用途。有机化学里的国际化学命名叫：邻苯二甲酸酯同系物。塑化剂的作用类似于人工荷尔蒙，会危害男性生殖能力并促使女性性早熟，长期大量摄取会导致肝癌。 国家检测 　　在酱油等调味品塑化剂含量检测方面，国家现没有独立标准文件，而卫生部的两份文件标准不一致

广东省委宣传部：对网传酱油、醋等调味品塑化剂毒过白酒四百倍，一律按新华社通稿或权威部门发布的内容刊播，不直接转引网上和其他媒体的信息。 【数字时代真理部系列：“在这里，了解祖国”...

中宣部：对个别网民所谓警惕CCTV和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抹黑微博和网络言论的责难观点，不转载不报道，各媒体及网站不得刊发任何质疑网络管理的报道和言论。 【数字时代真理部系列：“在这里，了解祖国”...

在不长的时间里，东北亚三个大国先后选出了新的领导人。11月份，中共领导人交接，习不让说的人出任中共总书记。安倍晋三则赢得了执掌日本的第二次机会。本周三，韩国也选出了新一任总统朴槿惠。如果算上去年上任的朝鲜领导人的金正恩，那么这个地球上局势最为紧张的地区就总计有四位新领导人上台。 安倍晋三是日本战时内阁大臣岸信介的外孙。岸信介曾协助统治日本占领下的“满洲国”。这是一场强大的家族交锋。后辈之间再次上演祖辈的冲突。 韩国的朴槿惠将加入到这一“三头政治”之中，这位中右翼候选人本周三刚刚在韩国总统选举中胜出。朴槿惠的身上也背负着深深的历史印记，她是韩国昔日威权领导人朴正熙的女儿。朴正熙1961年通过政变上台，1979年被刺杀。在其任内，韩国经济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崛起。败在朴槿惠手下的自由派总统候选人文在寅是一名朝鲜难民的儿子。文在寅在学生时代是一名民主人士，曾遭朴正熙威权政府监禁。 这四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充满仇恨，至少可以说是充满变数。其中三组关系尤其需要密切关注。 第一组是韩朝关系。韩国即将卸任的总统李明博执政期间，韩朝关系严重恶化。与几位前任推行的“阳光”政策形成反差的是，李明博对朝采取了强硬路线。朝鲜后来被指击沉了一艘韩国军舰、导致46名船员丧生，并且炮击了韩国岛屿。朝鲜还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人们普遍认为，李明博的路线已经破产。不过，阳光政策的成果也相当有限，朝鲜并没有因此就停止首次核试验。 尽管如此，预计朴槿惠还是会采取不那么僵化的立场。可以想象的是，她会用她的民族主义威望作掩护，实施更加灵活的政策，开拓出“尼克松访华”一样的局面。不过，无论韩国政府推行什么政策，人们都不认为朝鲜会暂停其核计划。 第二组可能棘手的关系是韩日关系。5年前李明博上任时，对日本采取了和解的态度。双方签署了一项货币互换安排，并考虑制定双边贸易协定。在美国政府的鼓励下，双方接近于达成一项分享军事情报的协议。而后，历史问题扯了进来。李明博确信日本没有正确地反思历史。他访问了韩国控制下的独岛(Dokdo islands)，日本也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并称之为竹岛(Takeshima)。李明博提出，如果日本天皇想访问韩国，他首先应该为战争道歉。 安倍晋三执政以后，韩日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安倍对日本皇军从韩国绑架大量妇女充当慰安妇一事提出了质疑。如果他推动改变1993年“河野谈话”(Kono apology)在该问题上的措辞，必将点燃韩国的怒火。美国希望其在该地区的两大盟友通力合作，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但这次美国恐怕要失望了。 最为波谲云诡的当属中日关系。双方关系紧张的最近诱因是围绕无人居住的钓鱼岛产生的主权争议。这个群岛由日本控制，但中国宣称拥有该群岛主权。中国表示，日本在19世纪90年代窃走了该群岛，理应在二战结束时归还中国。日方则认为，该群岛被日本发现时是“无主地”，自此即为日本所有。中国想把该群岛当作摆脱历史屈辱、实现复兴的一步。从战略上讲，中国想藉此打破“第一岛链”的封锁，这样中国海军就能驰骋太平洋。 更加可怕的是历史深仇。安倍晋三想撕毁日本和平宪法，并告诉日本儿童：他们的祖国不应被择出来、因那场战争而受到特别的批斗。 安倍想要增加军费开支。他的一名顾问甚至表示，如果日本现在与中国打一场海战，胜出的将是日本。多年来，东北亚的局势从未像现在这样骇人。 （作者：戴维•皮林）

　　”这4套房子尽快给我卖出去，每套不得低于200万元。”近日，江苏省某政府人士在某公开场合的走道里低声地打电话催促着对方说，”快快，就这样定了。” 　　记者从江苏、广东多个城市的不同渠道了解到，近日，多地出现政府机构人员放盘出售的现象。业内人士表示，这只是”灰色房产”的冰山一角，但官员抛售房产，并不会导致房价的下降。 　　暗地放盘 　　江苏省某理财顾问公司物业部经理杨智(化名)近2个月收到了不少贵宾客户的多次来电，”他们都是政府人士，奇怪的是，都打电话来说急着要我们找中介把他们手上的房产卖出去。”杨智对于这种貌似约好的行为表示疑惑。 　　姚立群(化名)近日收到来自苏州市多个中介的放盘短信，称”8套市场难寻单位，户主统一放盘，政府优质资源”。她从其中一家名为常茂中介的负责人口中得知，该8套单位实际上是当地某镇国土资源部门一位领导以及其亲属陆续挂牌转手的房子，对于该领导的姓名，中介不愿意透露。 　　姚立群转述该中介负责人的话称，”房子卖得比较急，但价格也咬得很紧。”该中介负责人向姚立群强调，最近还会有一些类似的二手房挂牌上市，这些二手房货源优质，一般客户很难买到。 　　类似的情况也在广州、中山、佛山等地上演。广州白云区从事与中介相关业务的人士李元聪透露，近日其收到来自一家理财公司的理财顾问的放盘货源，对方要求”一日挂牌三套”，并不愿在价格上退让。至今，该人士已经帮其通过私人途径转手多达6套，还有3套正在挂牌中。后来，他从委托办事的理财顾问处得知，这几套单位同样是来自政府部门人士。 　　在珠三角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的人士王煌(化名)从今年3月份至今，陆续接到来自中山、佛山各地公务员的”生意”。王煌表示，与以往主动提供放款不同，他们这次均希望尽快抵押手中的包括土地和房产等资源，尤其是房产，并希望尽快获得贷款。 　　王煌对这类有着”灰色背景”的房产十分警惕，他较以往更详尽地了解到公务员这些需求背后的原因。王煌总结道，这部分公务员或多或少都有参与实体企业投资或其他投资，今年市场不景气，资金偏紧，而且部分官员的确有考虑为转移资产到海外做准备。 　　此外，王煌说，有部分公务员也坦诚表示，担忧这批并非通过正常收入途径获得的房产会被查。同时，他们对楼市价格走势顾虑较多，担心从二手市场转手卖出去不仅收益低于预期，以后还不能要回这些物业。而通过抵押，他们不止能套现，以后赎回这些物业的可能性也较大。 　　然而，对这类”生意”，王煌表示并非都能接受。”部分物业关系背景太复杂，一旦在该公务员出事或移民前，过户等手续并未办理完毕，合法权属未能理清，那这笔账就成了坏账。”他补充道。 　　难降房价 　　对于这些”灰色房产”，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近日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称，许多官员拥有几十套房子，对市场起着极坏的作用。预计今明两年二手市场将会很火爆，因为官员们开始卖房子了。当房子成为真正的需求，而不是由官员藏起来，这样的话房地产才会恢复到正常的市场。 　　经济学者王小鲁、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部副主任金柏松，近日均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高房价与”灰色收入”关系甚大。 　　此前，长期关注该领域的学者王小鲁曾发表调查报告《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称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23.2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高出5.4万亿元。王小鲁将这部分统计局”漏掉”的收入称为”灰色收入”，并表示”其中三分之二’灰色收入’集中在10%的城镇最富裕家庭”。 　　金柏松认为，中国人有非常多的”灰色收入”，在计算房价收入比时，如果不计算这一部分，就不实事求是了。这些年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走高是由非常现实的购买力决定的，而不是一个炒作的概念。”灰色收入”成了抬高房价的重要因素，那么，当”灰色房产”大量入市后，是否会如业界所言”房地产才恢复到正常市场”、”房地产价格这两年肯定会下来”？ 　　事实上，这批”灰色房产”的数量目前仍然面临难以考究的困难。尽管早前各地被曝光拥有数十套房产的落马官员个案比比皆是，然而，记者从包括政府部门、房屋中介机构、理财中介机构等渠道得知，”房爷”、”房婶”等个案如同整批”灰色房产”群体中的九牛一毛。”有部分’灰色房产’躲藏在隐形渠道中，很难查出来。”广东省住建厅人士透露，有公务员的部分”灰色房产”并没有真正过户到他们的头上，或者公务员早已将房屋过户给亲友。他表示，这些背后都是有不少力量的支持，一般难以核查。 　　近日，广东正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的试点工作。实际上，早前国内有不少地区已制订了类似的计划，并将官员的房产信息纳入公布内容的范围内，但执行效果仍存在问题。据悉，广州番禹的”房叔”蔡彬被相关部门核实到”拥有21套房产，却只申报了两套”，显示出尽管官员已按当地规定向组织申报房产数量，但与纪委查实的数量仍有较大差距的尴尬。 　　包括王煌、杨智等业界人士也表示，除了”灰色房产”的数量难以统计、房产性质难以核实等问题外，即使官员将手上这批房产放盘或通过其他方式在市场得以流通，流通的时间和流通的数量均难以考究。对此，上述广东省住建厅人士说：”如果没有外力推动，官员卖房肯定都会留有一手。” 　　即使这批”灰色房产”在外力驱动下大量地在市场中得以流通，满足了市场真正的需求，但促使高房价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包括房地产开发税费过高、土地出让金成本越来越高等。

许多工作在西藏的中国人自认为是理想主义的进步传道者，拒斥把他们看成文化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西方观点。事实上，他们两者都是。 By Peter Hessler 作者：何伟 对西藏的政治观点很容易立场分明，就像在西藏山峰上伸展的碧蓝的天空。按西方观点，“西藏问题”的答案：西藏不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在1951年被强行吞并之前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人是残酷的占领者，想要摧毁西藏的传统文化。西藏的传统精神领袖DLLM1959年逃亡印度，他应该被允许回到西藏，恢复统治，独立或者至少文化自治。一言以蔽之，在西方眼中只有一种答案：自由的西藏。 对住在西藏的汉人，也有一个完全统一的答案，但与西方的大相径庭。他们服务于中国所说的“解放后的西藏”。梅志远（音译）是一名汉人，1997年作为“援藏志愿者”被中国政府派往西藏一所中学当老师。他的室友扎西作为一名大学生则被派往相反地方向，去四川接受教师培训。两人都是24岁，是好朋友，并且都住在英雄路附近——这条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1950年代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的汉族人与西藏人。梅志远就是这么看待西藏的，一个受惠于中国支持的安宁祥和的地方。当我问他为何志愿来这里工作，他说，“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西藏是一个需要技术人才的欠发达地区。” 我去西藏就是为了发掘这种视角，希望能够通过中国人的视角来了解西藏。来西藏之前，我花了两年时间在四川一所很小的大学当志愿者英文老师，这让我对见到像梅志远这样的志愿者教师特别感兴趣。我也和其他一些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来碰碰运气的企业家谈过，在我呆在拉萨河其他一些有大量汉族定居者的地方时，有四周时间我一直关注着这些。 在构成西藏问题的各种因素中，一个最具刺激性的问题是：DLLM攻击汉族移民是对西藏文化的最大威胁。这一话题的敏感性在涉及相关统计数字的时候十分明显。按照北京的说法，汉族仅构成西藏自治区人口的3%，而一些西藏流亡者则声称实际数字超过50%，并且还在不断增长。藏人把汉族影响看成试图毁灭他们文化的又一次尝试。中国人则像邓小平1987年所说的那样看待这个问题，他说：“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 （译者注：邓选第三卷《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 不管中国官方看法的准确性如何，许多政府派遣的藏区汉族职工明确地把自己看成服务者。他们也许是西藏问题在最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同时也是最常被忽略的。他们为什么来到西藏？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地方，怎么改变这个地方，他们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一个22岁的英语老师高明（音译）告诉我，“一方面我知道我应该去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去一些艰苦的地方。这些是中国最需要帮助的部分。如果我可以去新疆，我也会去，但我知道西藏也是需要教师的地方。这就是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西藏是个靠近大自然的地方，没有污染，也没什么人，大部分地区保持自然原貌。所以我想来看看。” 另一名24岁的物理老师石明志（音译）说：“首先，我得说我和你来这里旅游的理由一样——这是个有意思的地方。但是此外我还想要帮助建设这个国家。你知道这个地区的所有志愿者都是党员。一个党员应该自觉去艰苦的地方工作。你可以说我们所有人来这里都有爱国的理由——也许这还是最大的理由。但我来这儿还因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工资也比内地高。” 和这些年轻人交谈在很多方面很像在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充满理想的志愿者交谈。除了在西藏工作的经济奖励，动机往往都很相同——冒险的感觉，对新鲜事物的渴望，献身于服务。 政府也特别宣传强调这种服务的精神，通过像孔繁森这样的人物，一个从中国东部来的干部在西藏工作，当他在一场交通意外中死亡后作为烈士而被中国人熟知。当汉族工人在这一被中国人认为急需他们的能力的地区服务时，他们被要求学习这种孔和其他干部的“老西藏精神”。 他们任务的核心概念就是艰苦。当中国人描述西藏的情况的时候，我不断听到这个词，而生活对于援助西藏的志愿者来说格外艰苦，他们承诺将在这里服务八年。大部分政府派来的汉族工人属于干部援藏的类别——老师，医生，管理者等等，他们要在这儿服务两到三年。 从较低级别的大学毕业后，梅致远没有享受干部援藏的资格，结果他不得不承诺将在此服务八年。在他认为这会对他的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这个奉献精神显得特别令人感动。 很多中国人相信在高海拔地区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后，肺部会遭受显著的损伤，很多工人告诉我这是在西藏生活最大的缺点。 石明志说：“这对身体不好。生活在这么高的地方，你的肺会扩张，这最终会影响你的心脏，缩短你的寿命。”在我逗留西藏的期间，我听到过很多这个理论的各种变种（有次一个热心的年轻老师一边抽烟一边跟我这么说），基本是都涉及到有肺部扩张增加心脏压力。没有医学证据支持这个信条；事实上，在一个像中国这样严重污染，四个死者就有一个是因为肺部疾病的国家，西藏高海拔的清洁空气可能会有益于健康。但这个观念增加了牺牲感。政府的薪资结构也鼓励了这种看法，工资与海拔有关，越高的地方工资越高。 梅志远大约一个月能挣1000元（120美元），这是当地干部教师的一半。即便如此，他的工资也比他在四川下乡能挣到的工资的两三倍。他能将一半收入寄回家给在家务农的父母。按中国标准这算是不小的一笔钱了，但要说它足够能激发一个年轻人愿意缩短自己的寿命恐怕不够。工作不满八年就离开，可能会招致高达两万元的罚金——2400美元，这大概是两年的工资，或者对一个像梅志远这样的农民家庭，20吨大米。 统一祖国的梦想 按照中国立场，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当然过分简化，不够准确，但西藏的历史如此混乱，任何人都能看到他希望看到的。中国人可以忽略某些阶段而强调其他阶段，他们可以援引1792年清朝皇帝派遣中国军队帮助藏人赶走入侵的尼泊尔人，或者解释说从1728年到1912年帝国管理者，清朝驻藏大臣一直驻扎拉萨。事实上驻藏大臣的权威稳定的随时间衰退，西藏在1913到1951年享受到了事实上的独立。一个不怀偏见的仲裁者会发现西藏人要求独立的论据比中国历史论证更有说服力——但是，也许同时也会发现中国人基于历史对西藏的宣称比合众国对美国西部的宣称更有力。 最重要的是，中国想要西藏的理由随着时代也有巨大的变化。对清朝来说，西藏作为缓冲缓冲国十分重要；驻藏大臣和军队被派往那里确保该地区安定，但他们相对很少作出行政改变，也没有作出努力迫使藏人采用汉语或中国风俗。按照清朝的观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同时又有所不同，寺院和DLLM被允许保持在绝大多数内部事务上的权威。 在二十世纪早期，当清朝轰然倒塌，中国奋力斗争试图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时，西藏因为新的民族主义理由变得重要起来。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包括孙逸仙，相信中国对西藏的历史权利被西方列强所侵犯，尤其是英国，它在1904年入侵西藏，迫使十三世大和尚喇嘛和它建立关系。当西藏一步步脱离中国的控制，一股稳定的民族主义辞藻的洪流将这种损失放进了一副熟悉的图景——外国列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对对中国的施加的耻辱，就像香港落入英国，满洲和煽动落入日本，台湾落入美国（通过扶持国民党）之手一样。当mzd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西藏被列入国家最重要的使命：对曾经强盛的祖国的重新统一。 因此在共产中国的从帝国主义影响下独立自由的自我观点来看，西藏从缓冲国变成了核心的一环。Orville Schell，一位长期的中国观察家，评论说直至今日大部分中国人依然持此观点。“没有比这更敏感的话题了，”他说，“可能除了台湾之外，因为它诞生于统一祖国的梦想——历史的说这是一个几乎所有中国领袖共同拥有的梦想。这个话题涉及主权，中国领土的统一，尤其是牵涉到掠夺和侵犯中国主权的西方。” 讽刺的是，中国就像一个受到虐待的儿童，长大之后却对自己的下一代重演了自己的遭遇，对西藏犯下了类似的罪过：打倒寺庙，暴力重新分配土地，WG的蓄意伤害，以及持续到今天的对学术和宗教自由的限制。就像所有形式的帝国主义一样，大部分破坏都以责任的名义来实施。当中国人说起1951年之前的西藏，他们强调该地区封建神权统治的缺点：寿命预期36岁，95%藏人是文盲，95%的人是寺庙和贵族所有的世袭农奴和奴隶。他们有种感觉：西藏人在一个糟糕的制度下受苦，中国人有道德上的义务去解放他们。在游历西藏之前，我向我的中国朋友问起这个地方，大部分人的反应都类似于赛兴浩（音译），他是一名48岁的摄影师，他说：”那是个奴隶社会，你知道的，非常残酷——他们会砍掉奴隶和敌人的头。我看过电影。如果你是个奴隶，所有的一切都得听主人的。所以，解放后奴隶主们当然反对改变了。“这有点像你在你的美国历史课本上看到，华盛顿解放黑奴，然后黑人支持他，富人不支持。历史总是这样——拿破仑推翻路易国王，所有的领主反对拿破仑因为他支持穷人，总是这样。 我的朋友不是高学历，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都有同样的态度。江主席1997年访问美国就做过类似的评论（虽然他正确的把林肯作为伟大解放者）。西藏文盲率和寿命预期的统计是准确的。虽然中国人对封建制的弊端有所夸张，20世纪中期的西藏急需改革——但西藏人自然更青睐自己实施改革。 中国对西藏责任的另一面是快速现代化西藏的意识，并将之置于文化考虑之上。对西方人来说这特别难以理解。正因为西藏不够现代化，所以才那么的吸引我们，因为西藏文化的独特性和反物质主义特征，才使西藏成为大家都向往的地方。就像Orville Schell所说的：“西方想象中的灵性启蒙的梦幻之乡——人们不要别克，只要善业。” 但对现代化后来者的中国人来说，别克看起来棒极了。我来中国当老师的第一年就在写作班上注意到这点。我们讨论了美国的西部扩张，我向学生提出一个十九世纪晚期的问题：平原印第安人受到白人定居者的压力，他们的文化处于危险之中。 我要求我的班级想象自己是要提出解决方案的美国公民，差不多所有人的反应都是这样：“世界正在发展变动。我们应该让印第安人适应我们的现代生活。印第安人习惯于在平原各处居住，搬来搬去，没有固定的家，但这对现代生活很不方便……我们要让自己的国家更加强大；我们必须让印第安人适应现代生活并跟上整个社会。只要这样才能增强国家。” 所有的学生都来自农村，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是脱离赤贫的第一代。我当成自由和文化的东西，他们只当时悲惨与愚昧。第二年我在另一个班级重复了这一课，询问中国是否有类似于平原印第安人的情况，所有人都说西藏人有点类似。我问起中国对西藏的义务。学生们的回答显示出他们从美国历史学到的超出了我想要教的。一个学生回应道：“首先，我会用我的友谊去帮助他们。但如果他们拒绝友谊，我会用战争去帮助他们发展，就像美国人对印第安人所做的那样。” 援助的双重性 略过中国的动机不谈，也略过它在西藏的失败，发展这一地区的的干劲代价高昂。按北京的统计，自1950年代以来，有超过20万的汉族职工服务于西藏。对西藏的税收也几乎不存在。藏族农民不像内地的，他们免缴土地税，还有优惠税率鼓励商业。可以借到低息贷款，去尼泊尔做进口生意也免税。尽管本地收入不多，但政府投资稳步发展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从1952年到1994年，中央政府在该地区投资了42亿美元，而在1994年的时候，中央又在该地区启动了62个大型的基建项目，预计投资总额将会超过4亿8千万美元。据估计超过90%的西藏政府收入来自该地区以外。 这些人力和财政的投入让西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很少外人认识到这一点。外国报道总是说起对西藏资源的剥削，好像这是典型的殖民化，这完全是误导性的。虽然北京确实尽力开发西藏的木材和矿藏，但中国也在这一地区投入了巨量的资金。如果让西藏自给自足，这些可不会来得这么快。 西藏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中国人不想看到它处于外国权力的影响之下，比如印度。但即使这也不值得投入这么多。1996年中国在西藏花了6亿美元。一个研究这一地区的外国观察家公正的看到这一点：“同一年，美国对非援助总共也只投入了8亿美元。那可是整个非洲——我们说的可是几亿人。西藏总共也就250万。所以，如果他们独立了，谁会给他们这么多钱？” “除非你是一个彻底的卢德派（译者注：19世纪反对机器工业的英国团体），”Orville Schell说，“并且不相信道路，电话，医院还有类似的东西，那我想你必须承认中国对西藏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西藏需要中国。但那一点也不能抵消中国对待西藏那令人震惊的粗暴。” 中国援助的几乎每个方面都有两面性，教育也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我遇到了许多年轻的汉族教师，比如梅志远，为献身服务的热情所感染：他们都是有良知，受过很好训练的老师，工作在确实需要他们的地方。有一个志愿者在一所学校教英语，这个学校的师资是如此的匮乏，以至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不得不把他们的英语学习推迟到来年，因为只有到那时一些志愿者者教师才会到来。我访问过一个地区，那里的230明中学老师里，有六十个是汉人，许多藏族老师也都是由中国政府资助在内地受训的。考虑到西藏的公共教育体系是中国政府从零开始建立的，像这样和内地的联系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到达这里之前，1951年，西藏没有一所公立学校，而现在却有超过四千所。 同样的我看到的学校的设备也都让人印象深刻，学生收费也相当低。在一个小镇我游览了三所当地的中学，两所是新建的，校园看上去也比我在中国看惯了的好多了。 第三所学校里有着巨大的建筑起重机，上面还飘扬着经幡。内地投资了72万美元来帮助返修这所学校。不像大多数中国学校的学生，当地最好的中学的学生都不用交学费，甚至连高中生也只交70美元一学期，包括住宿，中国大多数高中学费都不少的。所有能鼓励学生留在学校的举措都实行了：父母只有一人工作的学生的学费伙食费减免一半，来自遥远牧区的学生来往的交通经常都是免费的。 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这样的政策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方。实质上，西藏的学校资金比内地学校充裕。这样的资金也确实急需：西藏成年人的文盲率仍有52%，只有78%的儿童开始上小学，其中只有35%继续上中学。 但是一定要把中国的援助放在学校教学内容的背景下进行考量——对西藏人这是个有争议性的问题。 （译者注：今天百度看到新闻说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2%） 一天早晨我拜访了一所小学，校园宽敞漂亮，新的建筑，操场向西延伸到了14000英尺高山峰的山脚下。。学校的900名学生大都是藏人。我在中央的一块黑板前驻足，通知是用汉语写的。 黑板上详细登载了内地某省政府的487800元投资，还有一名五世纪中国数学家祖冲之的生平简历。旁边有一则通知高速学生“牢记远大目标”，劝导他们去为中国GNP从1980年水平翻番而工作，还提醒了到2050年中国需要达到的GNP，人均收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这些目标旁边，还有一段很长的政治文章，我读了一部分： 我们必须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必须坚持经济建设。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 对小学生来说这可是真有点够呛（说实在的，要是我是中国的宣传人员，要鼓励藏族儿童反对帝国主义一定会三思而行的），这说明了中国学校气氛政治化有多重。不管近来中国的经济怎样变迁，教育系统还是紧紧的和过去连在一起。这种保守主义感染了教育的每个方面，从语言开始。我访问的学校里两所汉藏兼用，班级按民族划分，而如此划分的原因是因为语言上的差异，汉族老师抱怨说连许多高年级的藏族学生都不懂汉语。这种划分也带来了不同的课程安排——例如，藏族学生每天有藏语课，汉族学生那段时间就可以多上点英语课。对汉人来说，这看起来相当公平，特别是在藏族学生可以和汉族学生一起上课以后。 但藏人觉得有点过于重视汉语了，尤其高年级，这威胁到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汉族老师教的所有课程都用汉语或英语，大部分初高中藏族老师也都被认为要用普通话（虽然有人跟我说他们常用藏语，要不然学生听不懂） 在任何时候，重要的资格考试都强调了汉语，这反映了语言栏流畅对成功至关重要，尤其是去政府部门工作。另一方面，更基本的问题是藏族学生难以承受。一个汉族老师跟我说，他的学生主要来自牧区，他们的家庭住在帐篷里，而上学期间他们每天要上藏语、汉语、英语课程，三种语言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 政治和宗教问题是最重要的。在拉萨我碰到一个21岁的西藏大学的学生，他被学校的反宗教立场所激怒，这种立场在西藏的学校很常见。“他们跟我说我们不能信教，”他说，“因为我们要去建设社会主义，你不能既信社会主义又信宗教。但是大多数学生当然还是信教——我得说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很虔诚。”他的一个同学是党员，抱怨历史课，“我们学的历史全都是汉人那套，”他说，“大部分我都不信。”这些学生都坚决反对把优秀的藏族初高中学生送去内地学习，那里没有任何东西能抗衡中国的西藏观。 这些抱怨反映出近年教育改革的一些结果，大部分改革措施开始于1994年，很典型的代表了中国援助的好坏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加大了扫盲运动的力度，另一方面又决心更仔细的控制教育的政治内容，希望能让自治区保持安定。这取得了一些成功：我碰到许多受过教育的藏人更认同中国。梅志远的室友扎西对既是藏人又是中国人显得完全不在意：他在四川上过学，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很感激政府的支持。当我问他西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提到语言——以和很多藏人不同的方式。“太多学生不会说汉语，”他说，“如果不会说汉语，那就找不到好工作。他们得更努力点了。” 大部分藏人对中国援助不太会照单全收，但很清楚他们在政治上同时被几股力量所左右，我同年轻受教育的藏人的对话完全让人头晕目眩。 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有点奇特（“你觉得哪边会赢，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到十分古怪（“听说在美国你们去兄弟姐妹家吃饭还要掏钱，真的吗？”），周围环境经常都一样混乱。有个星期一早上，我在一所中学参观了一场升旗仪式，老师学生都排队聆听国歌，之后齐声宣誓忠于共产党，热爱祖国，为努力工作学习而献身。西藏的高山矗立一旁。这看上去真有点超现实——当学校的政治顾问，一个一口白牙，三十出头的藏人，走过来问我来自哪里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我告诉他之后，他说，“我们西藏已经受到你们西方的很多影响——像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电影，诸如此类。我觉得西方来的东西也有好有坏。比如性方面的。在美国，要是你结婚了又要想另一个情人，你们怎么办？离婚。也不管对老婆孩子有什么影响。但我们这儿的人都信教，不太喜欢这种想法。” 我听到过很多这样的评论，无疑教育系统包括了不少反美宣传。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人几乎算得上是帮了这些藏人。没有什么比和低教育水平的藏人谈话更让我沮丧的了，他们坚信美国的支持。当时克林顿总统正在中国进行去年的国事访问，他们相信克林顿总统是专门要来拯救西藏的。考虑到中国对西藏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反应，毫不奇怪没什么能比DLLM和其他流亡领袖寻求并赢得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支持的景象更能让中国人愤怒和固执的了。但考虑到美国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土著居民的，藏人对美国的信任实在是过于天真了。而且历史上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就是伪善而适得其反的。例如，CIA在1950年代中国政府和DLLM基本上和平合作（虽然不太牢靠）的关键时候训练并武装藏族游击队。当藏人和谐，和平结束，这些游击队显然有份参与，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镇压和大和尚逃亡印度。 美国也同样代表了现代。在中国的政治日程之上更复杂的问题是，长期孤立的西藏社会一定要认真的面对现代世界。一个大学生说：“我们藏人挣得钱越多，生活标准越高，忘掉自己的文化也越多。有没有中国人，我觉得都会这样的。” 边塞上的四川人 1980年之后的短短一段日子里，也许是（改进）汉藏关系的最有希望的一段时间了。那是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到西藏实地考察后对政府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给出了双管齐下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投入资金促进西藏经济发展，但同时汉族要对藏文化更加尊重。干部们需要学习藏语；政府工作部门应使用藏语；宗教应该更加自由。 毫无疑问这些尊重是很需要的，尤其是藏语。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政府派去的汉族人学习藏语的——即使是要在那里待上8年的志愿者们。在西藏最大的城市拉萨的新华书店里，我找不到供中国学生学习藏语的教材——倒是有些供外国学生学习藏语的。 1980的部分改革得到了执行，但是1987年拉萨的一连串骚乱令改革缩水了。对北京的强硬派们来说，骚乱意味着过分的自由是有害的。1987年胡的下台有部分原因是他对西藏问题的建议。 到了1989年春，西藏实行了军事管制。中国人的结论是对藏文化和宗教过分的宽松等同于加剧动荡。双管齐下的方案迅速被一份为二：北京只发展当地经济，希望生活的改善，西藏与内地经济联系的紧密能化解紧张的政治形势。1990年之后大量的投资加速了这一政策的推行。 但是发展总是以文化的消减为代价的。藏族传统的那部分被遗忘在兴建千人一面，毫无特色的现代建筑中。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汉族和回族（一个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移民前来西藏。 这些外来者控制了西藏的经济——事实上，是他们搭造了经济大厦，同时也招致了藏族人的怨恨。我见过许多藏人——他们并不怨恨来自内地的干部，但他们毫无例外的反对这些外来移民工人，尤其是来自邻居四川的大量汉人。常年居住在此的汉人居民也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流动人口的现象正在影响整个中国的城市地区——大约有一亿中国人离开家乡寻找工作。在西部和南部，有大来自量四川的流动人口。在我的旅行中我经常听到同样的偏见：四川移民没教养，女人放荡，男人狡猾。最糟糕的是——人们说——是他们不停的迁移过来。 在四川待了两年后，我明白了为什么四川人总是选择离开。这个相当与法国大小的省份拥有1.2亿人口经济很动荡，最近的工厂倒闭造成了多个城市的工人和谐。大部分四川人离开的原因是他们不害怕外面的世界，艰苦的环境已经把他们变得足够的坚韧。而在中国，他们因为吃苦耐劳而著称。他们工作，他们生存下来，而正如这个世界上所有地方那些成功的外来移民一样，他们被（当地人）忌狠。 在西藏，四川人靠自己的奋斗分得了经济增长的大块蛋糕。当我到达拉萨机场时，发现出口外16家饭店中的13家推荐四川菜，一家是西藏菜时，这一点显得更加实至名归。事实上每一个在拉萨的行业都符合这个模式。到处是四川饭店，到处是四川商店。当地人告诉我说八成的拉萨汉人来自四川——这也许并不夸张。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比汉族干部的引进更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而且更难控制。西方总是误认为这些人是被政府送来的——大量的汉族平民部队到达西藏，压倒了西藏文化。 事实上政府极少控制这种形势。“你怎么阻止人口向外地输出？”一个研究西藏很久的美国人问。“你准备用什么机制来防止这情况？国内旅行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我们总是反复告诉他们别做限制，因为调查他们就会变成一个人权问题了。” 远没达到民族议程的地步，自主的移民们多半完全与政治无关。在拉萨，我常在一家小川菜馆吃饭，老板叫费晓云（音译），31岁，成都人。1996年，她和她的丈夫一起下岗了，因为他们工作的国有天然气工厂破产了。他们每人得到了为期两年的离职补贴，每月30美元。当补贴到期，他们带着积蓄，买了机票到拉萨来。他们把五岁的儿子留给了他的奶奶——这是移民的普遍选择，包括干部也是。部分是害怕住在拉萨对孩子的健康有影响，也部分由于西藏学校被认为比内地学校差，而且异地就读的孩子是需要付额外学费的。 费晓云一次也没谈过GNP增长，她对发展祖国没什么兴趣。有一次，我问起朱镕基总理，这位总理的经济改革措施关闭了很多工厂，包括她所在那家工厂，可她居然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国家大事啥的我都不懂，”她耸耸肩说。她只是个家徒四壁的穷苦妇人，像其他四川人一样设法来到西藏，不顾一切的讨口饭吃。 但这些移民有其政治影响，因为藏人看着这些外人逐渐发展起一个跟自己没多大关系的经济。他们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规则对所有人都一样，为什么汉族企业家比藏人成功这么多？藏人最通常的反应是存在着规则不平等现象：汉人更容易从政府那里获得关系的支持。而且即使在一个公平的赛场里汉人也有更多的资本，和内地资源更多的联系。移民社群也倾向于支持新来的人。 对四川人来说这尤其正确——一个人来了，紧接着又是一群亲戚，不久之后就是一个大家族控制着一家工厂货一批商店。在大昭寺——西藏最神圣的寺庙——前，一排货摊卖着哈达，一种朝圣者用来祭献的仪式用丝巾。这个工作人们可能会以为都是西藏人在做——就像人们会预期在圣彼得大教堂前卖念珠的都是天主教徒。但一个商贩妇女跟我解释说，所有这些摊点都是成都西面三个小城市来的四川人摆的。总共超过200人——亲戚，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他们完全占据了这个商机。 有一天我和一个藏族朋友一起走过哈达摊时，他摇了摇头。“那帮人知道怎么做生意，”他说，“我们藏人不知道——我们太老实了。什么东西该是五块钱，我们就说五块钱。可四川人就会说十块钱。”我觉得他说的有点对——汉人在西藏成功的理由和他们在其他地方成功的理由差不多，从东南亚到美国。他们比藏人有更强的商业传统，西藏所有独立的汉族定居者实质上在别的某些地方都失败过，这也给了他们一种奔向成功的单纯冲动。 于是，西藏感觉上就像典型的边疆地区，有着特别的人口构成。不成比例少的汉族儿童，几乎没有小孩来这儿：人们总是怀着将来回去内地的愿望。汉人的绝大多数是男人，包括派去的政府职工。我在西藏见过的汉族女人里有着为数不少的妓女。当地人告诉我一大批都是1994,1995年62个大工程投资之后来的。一个和我聊过的汉族志愿者是一批三十个男的一起来的，有个女的申请一起来单被拒了，因为当局觉得西藏不适合年轻女人。这个年轻人第三次带薪休假回家时勉强找了个老婆。“放假的时候我才能去找女朋友，”他说，“我有六个月。可以找个人，搞定一切，然后再回来。” 有时候这与其说是现实社会，不如说更像杰克伦敦的小说——族裔紧张，粗犷的个人主义，明亮刺眼的阳光，高耸荒凉的山脉。 有一天一些美国朋友和我雇了个司机，一个25岁的四川人，姓魏，精心摆弄着一辆1991年的大众桑塔纳。他有个两岁的儿子在家，想要半年内搭载游客挣够钱买辆新车——虽然他没登记过。我们同意付他36块载我们去当雄，那是拉萨以北五小时的车程。他一路开车——经过一个警察检查站，他用了假证件（他解释说，这样更简单），又碰到一辆藏族司机开的路虎，满载外国乘客。那个司机认出了我们的非法营运的司机，咒骂着叫他自己到当雄自首。“因为我是汉人，”魏冷着脸的说，“当雄的警察都是藏人。”他开得越来越快，远远跑在那辆路虎前头，直到撞上个土包弄漏了燃油管。 车慢慢停下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西面是覆盖着积雪的念青唐古拉山。那个藏族司机赶了上了，瞪了两眼扬长而去。魏剪了一段备用管，补上了漏洞，他把燃料注入了汽化器，这样就把问题给解决了。他取下燃油管，吸出了一口油，含在嘴里，又把油管塞了回去。然后他走到车前面，把油又吐进化油器。 车启动了。我能感觉到魏正忍着满嘴的汽油味，过了几分钟，他抽了支烟。车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除了魏，他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没爆炸。他盯着车前方横亘在他和36块钱之间的旷野，一直开着车。 这就是一个四川人在西藏的活法。汽油很刺鼻但他还是吃了，他也同样咽下了高海拔、坏天气还有当地人的敌意。这些都不重要。只有他的工作，他挣的钱，他挣到钱后荣归故里的承诺，只有这些才最重要。 没有柱子的房子？ 西藏孕育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但这里确实艰苦，社会问题又让这个艰苦的地方更加艰苦了。在我的西藏之旅就快结束的时候，我在费晓云的餐馆吃了顿饺子。我吃的时候她就在抱怨她的处境。生意不好，生活无聊，一天干15个钟头，在拉萨一个朋友也没有。她想她留在成都的儿子，很可能得等到第二年回家才能见到他。她问我我离家多久了，我说我一直呆在中国两年多了。 “我们都一样，”她说，“咱俩离家都这么远。”我表示赞同。她又问我想不想家人。“当然想，”我说，“不过我下个月回家就能见到他们了。” 这话本不该说的。她的眼神一下子茫然了，泪水充满了眼眶。我们俩独自坐在餐馆里。一个中国人在公开场合流露感情是很不寻常的，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静静地吃饺子，她一直哭。下午的阳光惊起了桌子周围密集的拉萨苍蝇。 西藏开始让我感到沮丧，我盼望着离开。奇怪的是，正因为这里不像我听说的那么糟，反而让它几乎显得更糟。无疑这里受益于中国援助，我对碰到的年轻的汉族教师的理想主义与现身热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同时，发展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努力计划的都不好。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看到这么多的钱和工作投入到这样一个贫穷的乡下地方，这真让人沮丧。而我常常感觉到不了解西藏复杂的历史与文化的普通人，被政府以一种他们不理解的方式摆布着。 但是，虽然我确信没有人真正幸福（大部分汉人都不喜欢呆在这儿，大部分藏人当然也不高兴他们在这儿），我却不清楚是谁在幕后操纵着。即使是那些身处西藏的上层社会人士，你或许也会发现他们很无助并且身不由己。大部分是因为无法挽回的历史错误，还有钱——是单纯的的经济压力驱使着一个母亲离开她的儿子，来到一个不欢迎她的地方。 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在拉萨哭。五天前的晚上我在大昭寺前和两个藏人聊天。一个是医生，因为写书警告同胞保护自己的文化进过牢，另一个53岁的中年人称自己是一个普通工人。两人都急切的想和一个美国人交谈。他们都对美国帮助解决西藏问题的能力有巨大的信心。这让我也感到悲伤。我想告诉他们有很多人在保险杠上贴FREE TIBET，但这些贴纸旁边的牌照就经常顶着一些已经被遗忘的部落的名字——这些部落都屈服于扩张和现代化的力量，而现在这些扩张和现代化正威胁着西藏。而中国对西藏问题的解决——砸钱——看起来也很美国范儿。我只能闭上嘴，默默倾听。 “看这根柱子，”这名工人说道，他站在寺庙的入口旁边，把手放在红漆的柱子上。“如果一个房子没有柱子支撑，或是支撑柱发生弯曲变形，那会发生什么呢？房子就会倒塌。这里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些柱子就是我们的历史和政治。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我们的社会就会崩溃，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我们所有的文化都将不复存在。 天色已黑，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能看见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西藏再也没有像这样的政治敏感区了；现在几乎所有主要的yx都在大昭寺前进行，我知道在这里公开说这些是很不明智的，”他瞥了眼身后继续说道。 “你需要告诉美国人这里的情况，”他说，“你需要告诉他们这里需要哪些改变。”我点了点头并且和他握手，但我意识到自己竟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也不知道美国人民能做些什么。也许我们可以帮他们建赌场。

新华网昨日发表文章称“网民支持立法保护网络信息”，各大门户网站也予以了转载。

但许多中国网民似乎并不同意新华网的说法。截止发稿时，新浪网的转载文章下的评论均是质疑的声音（下附截图）。在新浪微博，很多网民认为所谓的“网络保护”很可能就是对网络管制立法的幌子；也有许多网民认为在对此议案没有任何事先了解和沟通渠道的情况下，自己显然再一次“被代表”了。同时有不少网民指出，官方此次针对网络的立法如此迅速，相比之下呼吁多年的官员财产公开却因为“国情”而显得遥遥无期，这很不难让人对此议案产生反感之情。

在网吧的中国网民 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周五（21日）发表社评“加强互联网管理是得人心的”。此前一天《人民网》也发表文章，称网络需要依法运行。 本周三，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由新闻出版总署修订起草的公开征求意见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办法》。本周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2013年中国社会蓝皮书》，其中特别提到网络问题，称中国网管面临过于开放的危险，建议立法加强网管。 最近中国有关当局不断出台各种网管条例，官方机构尤其是官媒也纷纷表态，支持对网站和微博加强监管。分析人士认为，网络在揭露官员贪腐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导致一些当权者产生“网络恐惧”，这可能是发动新一轮控制互联网运动的重要原因。 《南华早报》北京分社社长黄忠清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认为，实际上自互联网面世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对网络的控制。 具有新时代新传媒特征的互联网的诞生，对所有专制制度都带来了致命威胁，而当局用来控制传统媒体的手段，在控制互联网时却往往不能有效的达到目的。 黄忠清认为，在电视、报纸等所有新闻媒体都掌控在执政者手中的中国，当局肯定不会放松对这一新型传播形式的控制，因为如果放松了对互联网的控制，也就意味着新闻必须自由。 保护安全还是控制自由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为信息传播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各种网络犯罪也随之增多，网络安全成为从各国政府到网民个人的重大担忧之一，网络管理因此成为保证网络安全的必要手段。 但中国有关当局对网络的监控时常令人相当费解，比如近来在多个中国门户网站上搜索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名字时会遇到阻碍，搜索结果会滞后多至7天。 类似的现象导致许多中国网民质疑，当局的网管措施是为了保护用户隐私与网络安全呢，还是为了控制网上的言论与传播自由？ 黄忠清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举例说，前不久在《纽约时报》刊登了有关温家宝家人财产的报道后，中国就屏蔽了该报的网站，这种做法显然是控制新闻自由，否则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完全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 希望变成失望 在中共十八大举行之前，当局对网络控制极其严厉，普遍认为是为了保证十八大顺利举行。人们在不满之际也抱着希望，希望新的中国领导层会给公众更多一些言论出版的自由，十八大后中国的网管会有所松动。 但近来，尤其是最近一周来当局对网管不断加强，给了外界一个相当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当初人们希望的中国网络的春天将不会出现，至少在近期内不会出现。 黄忠清也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只有当中国共产党整个转变思路，改变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才有可能出现网管松动，以至新闻言论方面的自由。 尽管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和正在、而且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但包括新闻言论自由在内的政治改革，却必然涉及执政党的基本利益，而这一政治改革的长远规划的推出，目前还仍然没有任何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