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 红色帝王的“简朴生活”——多图 作者： 公益维权 毛主席在1961年7月的伙食费开支是654.82元，另有水果费86.65元。按1961年的黄金价格3.04元/克算，折合黄金243.9克，换算成 2012年的价格在8万元左右，这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百姓因食物短缺饿死几千万，用饿殍遍地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宣传却说毛泽东和百姓一样节俭，连红烧肉都吃不上。                                                                        

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在论坛上表示，我认为最终土地一定回到私有制的产权制度。最近微博上茅于轼老师发了一篇关于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别的国家土地因为私有化，所以农民进城没有障碍，城镇化很容易做到。 以下为任志强相关发言： 主持人没有学过我们前面三部宪法，主持人说这个梦已经五六十年了，不对。我们前三部宪法土地都是私有制，只有到1982年改的第四部宪法，土地才变成公有制。我在微博上说这个事的时候，大部分80后都不知道以前还有三部宪法，以前土地是私有化的。许多人都骂我你让土地私有化是反对社会主义。错了，前30年是更加社会主义的。你能说mzd时代是不讲社会主义的吗？那时候土地就是私有制的。所以，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关系。我们新一届政府曾经提出“五不”，不准搞私有化，他们是建立在82年宪法上认为一定坚持公有制。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么要求砍掉资本主义的苗，留住社会主义的草，都没有把它变成公有制，而是1982年才把它变成公有制。前一段时间经济观察报上连续写一系列文章，其中谈到土地制度的改变，就是因为这14个字，我们土地制度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黄怒波说十年以后土地又回到私有化，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差不多，这一届是50后，十年以后就是60后或者70后掌权了，我认为差不多，我认为最终土地一定回到私有制的产权制度。最近微博上茅于轼老师发了一篇关于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别的国家土地因为私有化，所以农民进城没有障碍，城镇化很容易做到。中国不行，因为土地不值钱，我们看美国有两个典型的总统，一个是小布什，刚刚退了，回到跑到农村跟老布什住庄园，城里面没有房子，只能住农村庄园，但是把老布什庄园卖了，可以在纽约总好的地方买几十套房子。第二个总统就是卡特，最近到北京来了，卡特总统下台以后回到了他自己出生的农村，那个村有多大呢？700人。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般的村都得上千人，700人算是小村了，他也只有农村房子，但是他的庄园要卖了也可以在城里变成房子。 我们的矛盾就在于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把土地城镇化了，但是人口没有城镇化。我们从2000年到现在为止，城镇建成区翻一番，但是农业就业人口只从52%降到37%，下降的很少。所以，从农村就业人口情况来看，不能满足我们46%点几的工业化率，所有工业化程度和城镇化的程度不对等。这个矛盾如果不解决土地制度问题就解决不了，因为农民没有钱，同时还要解决户籍制度问题，没有钱变成进城的资本。如果换了，土地变成私有制了，他就有进城资本。所以，我们保障住房制度说要解决农民工进城问题，我觉得有点荒谬，荒谬到农民可以占有两份宅基地，为什么城里面住一村土地都要出让，农民在城里面一份，农村还有一份，要从人权来说我还觉得不合理，当然农民可能会骂我，说你在城里有钱。别骂我，土地要是私有制的话，您比我更有钱，因为土地更值钱，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说的很好，我们的平原占地，按照耕地来算是国土面积14%，日本是多少？日本是24%，是我们的一倍，但是我们是1%的时候，日本是2.4%，是日本土地多还是我们土地多。我们现在城市建成区是国土面积0.4%，日本是4.3%，你算算人家用多少地？我们用多少地？美国是3.41%，美国只有3亿多人口，他的国土面积还比我们大。倒过来说是中国政府不愿意把土地给人民居住。你再算算我们工矿用地占多少？是城市建成区的十倍，为什么都变成工矿呢？所以，你们不要无知，最好查查统计年鉴，心里有数了再说这个话。如果说今年到9月份为止，已经供应的建设用地，52%用于工业了，住宅给了11.4%，你们也可以到统计局网上去查一查。如果那52%是住宅用地，14%是工业用地的话，我们住宅用地就大大富余了，我们住宅价格不会这么高，不懂就别说。农村宅基地占国土面积1.75%，是城市建成区的好几倍，而城市建成区里面住人的只有国土面积的0.11。没算过帐的人不知道，算过帐的人很清楚，我们不是缺地，而是把大量的地用于工矿用地，而不是给人住。历史上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先生产后生活，现在我们政府还是先GDP再让人民生活。如果看资料的话，大家就知道中国不缺土地。 有人说房地产裹胁中国经济，房地产实际上和所有产业都有关系，最直接的产业是63个，比如灯具、墙板、地毯等等。如果按照董老师说的原料产业，大概是187个，你们以为和别的没有关系吗？昨天晚上举行一场活动，叫做房地产和电影业的跨界活动，所有电影业都在说如果没有中国房地产，我们票房就完了。到现在我们一个巨大的电影产业票房今年估计突破160亿人民币，境内境外都算上。房地产是多少？6万亿。我们电影业天天在报纸上活跃的电影明星加起来创造的产值才160亿，而房地产天天被人骂，是6万亿差值，你们算这个差距是多少？所以，上下游之间，没有没有联系的，你们可以任意说。昨天晚上的会议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产业，你不用房子行吗？包括农业也和它有关系，因为他用暖房，现在大部分农业都是用温室暖房，用钢筋、砖头、水泥。刚才在会前孟晓苏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在大会上不敢说，我替他透露一下，冒险业今年亏损了，原因是今年房地产市场不好。房地产市场不好，股票就跌，股票跌，他们收益率就不好，收益率不好，他们就跌了。 有人说我们不道德，你们以为我是开发商吗？我是上市公司，所有股民都是开发商，是不是所有买我们的股票的人都没有道德？荒谬的理论啊，太荒谬了。我觉得如果我是总经理，我会不会说我制定的政策八年不出我的办公室？我是不是得下台？我们的总理居然敢说他定的政策八年不出中南海，太荒谬了。而我们的住建部部长对人大质询的时候说我们采取了一个不得不的政策，全世界有没有一个国家总理或者一个领导说我们采取的一个“不得不”的政策是好政策呢？中国的语文没有这么教的吧？我们主持人上来还问调控政策怎么样？还问怎么样？烂的不行了。我们只能承认他不得不用一个烂政策来挽救前面的错误。如果不用4万亿和10万亿的信贷导致2009年以后的救市的话，他不会用，也不需要用“不得不”的烂政策。

中国的未来不是梦，是问题，是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中国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少过，医疗题、教育题、住房、分配不公、食品安全、能源、环保、社会稳定、社会伦理、腐败、民主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和财新传媒主编王烁主编的《中国2013：关键问题》，汇集了数十位学者的三十六篇专题论文，从经济瓶颈、民生愿景、转型之维、改革道路、社会重建五个方面对国势做前瞻性的预测，把脉中国2013年的关键问题，探寻解决之道。在作者阵容中，既有吴敬琏、许小年、陈志武这样的经济学名家，也有陈有西、贺卫方、徐昕这样的法律界敢言之士，还有于建嵘、顾昕、秦晖、赵树凯、陶然这样的知名学者。 　　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系统性，远超出外界的想象。因此，虽然这十几位大牌作者以十分现实、理性和负责的态度，不回避敏感话题，言辞犀利地回应了关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救治之道，恐怕也只能算作“一人所见”。实际上，即使谈论同一个问题，他们也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看法，甚至相互冲突。然而，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他们的思考启迪着我们的思维。 　　在许小年看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已谈了十几年，与其说是还没有成功，不如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根本的是政府和企业没有感受到压力。哈佛大学怀默霆教授的调查发现，现在中国对贫富差距最不满的，并不是社会最弱势阶层，而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事实上在整个体系中处境相对较好的人，中国的平等应该通过“平权”来帮助穷人，而非通过再分配来拉低富人的财富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研究员除了提到“中等收入陷进”，还提出了另两个“经济减速魔咒”，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一是摩根士丹利研究发现的，在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通常开始减速；二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发现的，当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开始减速。中国经济如何打破减速魔咒？国际经验的启示是，要从人口红利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既要追求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又不要轻易放弃了产业在国内区域间的转移，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不排斥“创造性毁灭”，否则就会像日本一样，因为形成了一批“僵尸企业”，以至在“失去的十年”之后，再遭遇“失去的二十年”。 　　国民在任何时候都希望国泰民安，中央反复强调要“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未来的中国民生，不仅仅是挣更多的钱，改善生存条件了，还包括奋力追求个人发展的更多空间和可能，以争取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向上流动”。北京大学顾昕教授对新医改充满了忧虑，“过度医疗”让全民医疗保险的新探索充满了重重漩涡，“行政型商业化”让公立医院改革步履维艰，“药品加成管制”使药品政策改革迈上铁索桥，行政化和市场化竞跑，如果新医改走上了行政化的老路，那么其最终“基本不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变成必然性。北京大学卢晖临教授提出，我国农民工问题的根源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高度分离，户籍制度非改不可。在分析了现有户籍改革的地方案例之后，中国人民大学陶然教授认为，现在有些地方实行的城乡统筹户籍改革，本质上是以给城市户口为名而推行的“土地财政”行动，有些举措正在变成对农村新一轮的掠夺；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的积分制，如能以人为本，简化积分条件，改变积分内容，消除歧视性，程序也不过于复杂，可能是个不错的突破口。 　　面对中国转型，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说中国可能面临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特征就是权力与市场结合。面对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只有促使社会力量发育，才能改变社会力量对比，打破僵局，我们才会有一个正常的社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研究员再一次尖锐批判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直言要破除“党政经一体化”的旧体制。他认为，民营经济的新一轮退缩所导致的巨大寻租规模，自然会对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大邦律师事务所斯伟江律师从文化基因和制度源头两方面分析了重庆民众乐见杀富式“打黑”的原因，对如何摆脱“黑打”威胁和权钱交易困境，他认为寄望权力不如变革体制，只有改善媒体环境，改革司法体制，走上一条政治民主的健康之路，才会有实质性的社会和谐。对新世纪的伦理纲常，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提出了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的“新三纲”，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常德不变，但又赋予新的解释，同时，他还提出了以“宁”为核心的天人关系，以“和”为核心的族群关系，以“公”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以“义”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以“亲”为核心的亲友关系，并称之为“新五伦”。 　　展望未来的改革之路，中国人民大学任剑涛教授提出要防止“顶层设计”异化为领导设计，改革应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保障，以公民权利主导。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则建议从“遵循上下层良性互动的改革策略、依法保护地方和基层的自治权、尊重下级的正当权利”三个方面拓展地方改革空间。北京科技大学赵晓教授说，国企与民争利，根本问题是产权不清晰，行政垄断是国企垄断的本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研究员提议国有部门需要根本性改造，纯粹的国有企业只能在极少数特殊领域存在。北京理工大学徐昕教授认为，中国司法改革走不动的原因是司法改革的政治化逻辑，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西律师呼吁让更多的中国律师参与公共事件。 　　经济学者秋风主张让NGO充分发育，政府保持节制，与社会分享治理权。北京大学胡泳教授则对微博报以期望。他认为，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让我们彼此看见，让我们彼此相顾，只有靠中国人的整体热量才能融化冰川。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建议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治权威，把“刚性稳定”变成“韧性稳定”。清华大学王名教授直言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创新与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建设还没有完全接上，所以社会改革既要从党政体制改革入手，也要让社会自身发育起来。 　　有意思的是，《中国2013：关键问题》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也许，一切尽在不言中。因应着中国的复杂情况，编者的态度是：“虽然对国情、改革和中国模式等问题有基本的价值判断，但《中国2013:关键问题》仍旧保持了开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