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昨日在头版刊登了署名评论文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一篇幅短小的评论文章在网络上引来大量关注。许多网民认为这是来自官方的加强网络管制的一个信号。同时也有不少网民指出，类似这样的“法制”说辞由拥有新闻特权的官方媒体口中说出，实在有些讽刺。作家-天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那请你们尊重宪法，不要随便删帖，不要随便抓人，不要随便劳教。
馒头妖在金宁：你们，一边收着天价的广告费，一边享受着财政拨款，还占着除夕晚会的特权、每天19:00-19:30强制地方卫视性转播你家新闻的特权，半官半商，居然还有脸给我说法制？死滚！
阅读更多2012年岁末，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顺利换届，决定下一步中国改革开放大方略的争论亦告一段落，改革抉择渐显清晰，中国和世界为之一振。 围绕这一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博弈，从去年开始即在各阶层和各方面激烈进行。今年2月，适逢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为此，2月16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以“改革抉择时刻”为题，约请当年率先全面解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周瑞金先生撰写长文：《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阅读更多中宣部：对涉白酒行业的负面报道，除严格按新华社通稿和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刊播并淡化处理外，各媒体不再自行作其它报道评论。 【数字时代真理部系列：“在这里，了解祖国”...
阅读更多在这几天国际电信联盟的多哈会议上，一些发达国家又一次绑架了国际电信联盟和全球网民。由俄罗斯、一些阿拉伯国家联合提出的加强互联网法治进程的提议，遭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反对，最终搁浅。国际电信联盟，这个联合国授权的通讯管理机构，在保护全球网民的合法权益面前，再一次面临无所作为的尴尬局面。...
阅读更多
【编者注：下文中含①②③的内容为原文内当页的注脚】 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 ——衣俊卿小n 实录 序 1.人物关系 我：真实姓名常艳，1978 年5 月2 日生，民盟盟员，2010...
阅读更多原文地址： 周小川没有负担了开始实话实说 作者： 述评 近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内外会议上大爆国务院、金融界、地方党政领导黑幕，说出不少中国经济及金融的“维稳”实况，即缺乏具体政策，空谈改革，假造数据，坏账成堆。 周小川是国务院内定负责金融的国务委员候选人之一，却在中央委员预选的差额选举中落选。京城有时事评论员说：中共官员只有在权力角逐中失势后，才可能吐露真言，周小川便是一例。 周小川在十八大差额选举中落选。周小川今年64岁，按年龄如不能更上一层楼便只能退下。结果，周小川在十八大中央委员预选的差额选举中落选。随后，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我已有预感，所以面对结果不存在失望，这一套内部运作我经历过多届，还是了解的。究竟什么原因落选，我尊重预选结果。原因我明，你们（记者）也会明，一时不明，稍后也会明。” 内外会议上发泄不满，左右开弓。落选意味着离别官场时日渐近，周小川内心也越发不平衡，在近日的内外会议上到处都有显露。他发泄不满，左右开弓，吐露真言。 周小川抨击金融体制改革阻力来自上面，他在国务院召开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学习十八大精神会议上讲话说：“金融体制的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金融改革议题也成了一风吹。金融体制的问题是要真改革、大改革、大转变，让金融体制能体现中国国情、市场经济，又能和国际金融体制相接轨，要实现这目标，就必须以有关法规作为指导而非个人意志为指导。目前阻力、困扰大家都看到，就来自上面（国务院）。上面大会、小会讲‘ 改革’ 、‘ 思想再解放’ 、‘ 不改革会窒息’ ，一无具体政策、二无明确规则、三无清晰指引，叫金融系统怎样搞？在科学发展时代，什么都以‘ 摸着石头过河’ 作政策指引，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对于民众关心的住房问题，周小川曾在代表团分组会上发言时说：“我要负责讲出事实，住房早在六年前已经出现问题，没有正视，都跟着总调子说假话、编假数字。今天住房泡沬已经形成，我的观点是早日爆破，比迟爆破要少付出政治、经济、社会代价。我的观点表面上是少数，甚至是孤立的，但是专家、行家都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任由口号式‘ 稳定压倒一切’ 而掩盖真实情况，历史是不会宽恕的，最终付出的代价极可能是国家难以承受的。” 周小川在多次会议上批评金融界与政坛一样，对于决策方面的错误及后果不反思、不检讨、不公布、不总结，将房市泡沬、巨额坏账呆账及赴外投资的巨额亏损留给下一任。地方党政为了虚假政绩，欠下巨额债务，根本难以偿还，却照样带病晋升，进入最高领导层。周小川近日不断揭露国务院、金融界、地方党政领导的黑幕，京城有时事评论员说：中共官员只有在权力角逐中失势后，才可能吐露真言。 中共央行行长是一个关键的经济职位，在货币及汇率政策上有着重要作用。在中国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和人民币汇率深受升值压力的当下，这一职位的交替格外引人关注。外界认为，如按前例，周小川最早在本月底卸去职务、或者最晚在明年3月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起去职，而周小川继任者也成为经济界关注的焦点。 十八届中央委员名单中，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均有深厚经济行业背景，被认为是继任中共央行行长的热门人选。（转自网络）
阅读更多□“政见”观察员 于灵歌 （图片来自人民网） 年关将至，农民工讨薪又成焦点。悉尼科技大学的传媒学教授 孙皖宁 将目光投向了讨薪事件曝光过程中农民工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并分析了事件背后塑造媒体逻辑的政治动因。 孙皖宁 认为，在农民工讨薪过程中，媒体的介入是使单纯寻求经济公正的事件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重要推动力。但同时，媒体的决定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体制的指导和命令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与维稳的要求是其中的关键。 在进城务工的农民中，约有30%从事建筑业，但恰恰是建筑业的农民工工资拖欠严重。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没有独立于政府的工会组织为工人提供有效保护；二是尽管政府要求建筑公司与工人签订合同，却很少有人真的这样做；三是由于资本和权力在建筑业的复杂关系，建筑业本身受到多重力量的约束。 基于对北京市郊建筑工宿舍的实地考察，研究者发现：农民工最在意的是工薪能够按约定数量按时支付，并会权衡为争取此种权利所面临的利弊风险。即便缺乏传播理论知识，他们也能意识到：将行动扩大至社会公共层面，对维权行动有重要意义。 研究者运用三个案例，分析了媒体逻辑与政治制度在农民工发表诉求、争取承认与补偿时的作用。 第一个案例是个“政治神话”。2003年10月27日，温家宝总理路过重庆龙泉村，熊德明上前向总理反映她丈夫的2300元工钱被拖欠。总理当即指示地方政府要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六个小时后，她拿到了被欠的工钱。在央视对此事的报道中，重点突出的是党国对底层人民的关怀。熊德明破天荒得到了向总理求助的机会并获得了成功，这个“政治神话”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讨薪风暴”。 第二个案例以悲剧收场，但是是唯一在讨薪失败之初主动寻求法律途径的案例。2005年，甘肃建筑工人王斌余由于父亲生病急需用钱，向包工头讨薪5000元未果。王斌余向劳动部门和法院求助，而法院受理案件的整个程序长达六个月，工头始终不付工资。绝望之下，他持刀杀害了工头4人，被判死刑。新华社对此事进行了详细报道，对王斌余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呼吁社会公正、经济公平的回归。 对于农民工来说，依靠法律手段讨薪的时间、资金成本过高，远大于收益。当合法、理性的诉求渠道受到阻碍，非法的极端手段成为他们的选择。第三个案例发生在2002年底，深圳工人罗成海在施工中受工伤，无法承担高昂的医药费。他的妻子黄芝琴爬上工地塔吊，采取“跳楼秀”的方式逼迫施工方迅速赔偿。警方到场进行施救，经劝解，施工方被迫“不按程序”答应了罗成海的要求。彼时的媒体一边倒地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悲惨遭遇感到悲伤并谴责资方，同时也有一部分人批评农民工讨薪方式之极端、非理性与对法律的无知。继而，这种被媒体称为“跳楼秀”的讨薪方式被竞相模仿，不到一个月，同一家公司的另一民工也采取爬塔吊的方式“假跳楼”，却被警方处以治安拘留15天。 作者分析，在讨薪事件中，媒体帮助弱势群体在社会不公的事件中表达诉求，有利于监督企业主遵守法规，利于社会公正议程的建设。但同时，媒体的过多报道也刺激了务工人员对极端讨薪手段的模仿行为，同时也暗示政府对企业违法拖欠劳工工资这一现象的管控不力。 实际上，此类报道的时机通常与一定的政治目标相联系。胡温政府上台初期，这类悲剧事件被广泛报道；但当十六大提出“和谐社会”的目标后，媒体报道此类“社会内部矛盾”的方式有了转变。他们甘愿“退居幕后”，把事情移交治安方面处理，呼吁农民工采取更为理性的合法渠道去解决。媒体也开始反思“跳楼秀”这样的报道方式，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就批评“跳楼秀”的说法具有侮辱性，有一定的嘲笑意味。 最后，文章对农民工通过媒体表达讨薪诉求的成效进行了分析。尽管工人以死相威胁的事件发生多起，工人工资被拖欠的现象仍然未得到改善。不过，即便如此，很多工人仍然认为以自杀相逼、并通过媒体报道是最有效的解决手段。而在此传播过程中，政府的政治导向是形塑媒体逻辑的最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Wanning Sun.Desperately seeking my wages justice, media logic, and the politics of voice in urban China . Media Culture Society 2012. 34 864 DOI 10.11770163443712452773
阅读更多中宣部：对网传“编译局长与女博士婚外情”的信息及相关问题，除采用新华社通稿外，各媒体不转载不报道不评论。 【数字时代真理部系列：“在这里，了解祖国”...
阅读更多(德国之声中文网)2012年是个非凡的年度，一切传言都能变成事实。 此次为习近平”新南巡”伴行的，是反腐的锣鼓点。锣鼓点有多密？十八大结束不到一个月，中外媒体已经不约而同搞起”倒台贪官一览表”，从省部到村官，一目了然。 据说中纪委一位局长讲，80年代刚成立的时候，中纪委是端着枪满天空找鸟；20多年过去，现在是闭着眼往天上放一枪，就能打下一只。这位局长的比喻一点没有言过其实，因为中纪委的一枪，打下的很可能还是一串。但是只依靠微博当”弹弓”，依靠知情人、两性受害者实名举报，打下的鸟就是铺落满地，能形成反贪的突破口吗？ 中央家族是反腐的试金石 今年2月，习近平以“王储”的身份访美，华盛顿《美国自由灯塔》网发表的资深媒体人比尔.戈茨（Bill Gertz）的文章，和《华盛顿时报》引用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所做的报道，已经揭示出薄熙来案是政治大案的实质，远比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中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要惊人得多。薄熙来案之后，许多海外媒体又揭发出令计划家族、温家宝家族大量贪腐事实。前者已经显示出是超过薄案的政治大案。 习近平开局之后，已经出现形势逼人的反腐局面，反腐不能内靠”弹弓”，外靠传媒，是否对执政63年已然形成的中央家族动手，成为习近平反腐的试金石。 到底是谁提拔了令计划？ 3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中央警卫局下达对薄熙来夫妇的抓捕令，如同当年汪东兴下令拘捕”四人帮”。这个命令是中办主任令计划签署的，偌大的中国，有几人能猜透令计划下笔时的心情？若不是三天后一辆黑色法拉利在北京四环路交通要道保福寺桥上发生车毁人亡的严重事故。令计划与薄熙来之间家族巨大的利益关系，不可能几个月之内被揭穿。 本月9日，以报道中国政治内幕见长的一家海外网站报道了令计划卷入薄熙来事件的隐秘内情，引述北京知情人称”很少有人知道，令计划23岁时为什么能从山西一个小地方（运城。笔者注）调到北京共青团中央？后台正是薄家。令计划父亲令狐野和薄熙来父亲薄一波是多年山西密友，薄老几乎将令计划视为养子，他刚恢复了权力，便操纵了老友之子进京。几十年之后，令成为中共中央大内总管。” 2007年10月南方都市报，采访了十七大代表令计划的二哥令政策，他透露”父母均为当地基层干部，父亲原为山西省一名处级干部，育有4子1女，名字分别是令路线、令政策、令方针、令计划、令完成，其中令方针为女儿。”令氏家族子女名字一直让媒体头疼，明镜网报道令家只有四个孩子，”令方针”应为长子名。 据悉，山西有媒体报道过薄一波与令狐野的特殊私人关系，但总是被迅速辟谣，个别记者为此还被整肃、下了监狱。 仔细观看明镜网刊登的此前特约记者发表的一张团中央群照，前排在坐的团中央书记胡锦涛，第三排站立的的是团中央宣传部的小干部令计划。令计划1979年调入团中央，胡锦涛还是甘肃省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1982年胡锦涛在甘肃省建委副主任任上，得以进入中央党校司局级升副部级学员班，靠宋平给力，临时给了个”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头衔”，根本没去赴任，经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干局局长李锐审核，推荐，是年12月就从中央党校的青干班直接调入团中央，任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当时令计划正借调河北省一年。随后令计划又为了补学历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习两年。期间胡锦涛又进入中央党校副部级升正部级学员班，又是依靠李锐的审核、推荐，在团中央最后一年升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在胡锦涛离开团中央到贵州当省委书记的1985年，令计划才结束学业，回到团中央宣传部，后来升副处级。其间，看不出令计划与胡锦涛搭上了什么紧密的关系。 胡之后8年，团中央又经历几任第一书记，令计划一步步升到正局级。 令计划真正的升迁之路，是在1995年，胡锦涛成为王储的3年之后，由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位子上，调入中央办公厅，担任调研室三组负责人。当时胡谨言慎微，正观察高层风向，不可能为自己调兵遣将。又经历了五年，2000年令计划从调研室主任位置上提升为中办副主任，其中正是江泽民企图废储，胡锦涛胆战心惊恐废的时期，期间若没有薄一波权势家族的力挺，令计划不可能在权力中枢挺进。 十六大，令计划一直在中办副主任位置上，升迁大内总管的路已经铺就。这实际是薄一波家族为他铺就的一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路。 令计划与薄家关系密切 令计划为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做了什么？ 2月8日，逃馆的王立军被安全部带到北京，同日薄熙来去昆明考察，临行对重庆常委班子说：”你们慌什么？常委有6人支持我们，你们慌什么！”3月9日，薄熙来在重庆团开放日公开讲：我相信锦涛总书记会来重庆。薄熙来讲的，都不是空话。 薄倒台之后，海外媒体和微博揭出大量事实，揭出重庆模式与中央路线”本是同根生。”60年大庆”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成为薄熙来思想最强大的后台支柱。薄熙来每次来京都要与胡锦涛密谈数小时，应该都经过令计划安排。常委去各地视察，当然也是中办安排，6个常委去重庆，都带去胡锦涛对重庆的关心。其中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重庆的讲话影响超过6常委，新华社以《重庆的改革探索，对于破解中国科学发展面临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为题发表长篇报道。令计划对新闻的控制，实际超过中宣部。若无王立军逃馆，胡锦涛视察重庆，将成为事实，重庆模式将按照李源潮定的调子，左右十八大路线的制定。 去年江泽民被蜱虫咬了，因为治疗不当，病情恶化，正是中南海吹风会向人民日报、新华社，透露消息，让这两家龙头媒体在301周围租房子，等报”特大消息”。香港亚视因此失控。 令计划的弟弟令安全作为媒体人出身，依靠令计划的能量，控制了广泛的媒体关系。薄熙来案发之后，微博活跃，，正是令安全操控门户网，大删微博，关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的微博，影响极为恶劣。据海外报道，令安全已经逃出中国，但是依然能够动用媒体。 令计划的野心超过薄熙来 2月《华盛顿时报》报道王立军揭露薄熙来两年之后要搞掉习近平。薄熙来争当总书记的计划和野心，已经令世界舆论震惊。3月18日，令计划”以儿子被政治谋杀”为借口，调动警卫团包围法拉利车祸现场，并不是”大内总管”权力所限能够做的，已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掩盖丑闻，他建立了新的政治同盟，同时策划”5.7海选”，争当”常委”。野心败露，才使得整个家族和薄家一样，陷于灭顶之灾。 令计划丧子第二天，就开始正常工作，向胡锦涛和中央隐瞒实情，一直面带笑容，随同胡国内外走动，为自己上位，开始上演阴谋大剧。据明镜报道，是一位公安部门的”深喉”，将3.18车祸内情报告给王岐山，王岐山转告朱镕基，朱镕基听到详情，大骂”畜生不如！”是朱镕基报告的江泽民，江泽民说：”没有人性，怎么能有党性？” 江泽民向胡锦涛摊牌，被令计划蒙得如同”丈二和尚”的胡锦涛，只得更换大内总管。 十八大前的10月份，是元老和17大常委激烈表达意见的一个月，他们都是从毛时代过来的人，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残酷的党内斗争，但是谁也没有见过一个”睡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没有见过一个”阴谋集团”，都是毛一个人斗全党。到了十八大，才算见识了薄熙来和令计划。贪腐根本不是惹他们发火的原因，真正感到刀将要架在他们脖子上，才是怒火冲天的原因。 李源潮”失常”，关系到薄熙来和令计划。十八大前，胡锦涛也不得不”高风亮节”了，因为手下溃不成军，无言以对新中央。 “遵义”之行，是他的收官之旅。要收官，胡锦涛实际应该去的是西藏。 中央家族已经被撕开裂口 令计划一个养子令狐剑，是他大哥的遗孤，早在新加坡，为令狐家族做的事情也正被调查。12月3日令计划妻子谷丽萍被调查人员叫走询问，同时被限制活动。北京政治人士向海外传媒透露，谷丽萍弟弟谷源旭被捕。令计划哥哥令政策也被调查。薄熙来弟弟薄熙成被中央文件点名。 十八大刚过，中纪委就拿新科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副书记李春城祭刀，另一名四川进局的新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神隐一个月。海外同时报道温家宝弟弟温家宏、周永康儿子周斌也被调查。 令计划当主角戏剧性盖过薄熙来 12月10日是充满戏剧性的一天。 刚刚被新浪恢复微博和大V身份认证的政治评论家李伟东，这天就充满了戏剧性。他在著名的”午夜政治观察”做了记述：”今天上午听到若干反腐大动作，高兴了一下，还在微博上隐讳地说了。但晚上看新闻，又见到据传被抓主角坐在某党大会主席台上。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也不会那么快，是否真有反腐风暴，还要再观察。” 接下来，他不得不再写一条微博：”啥也不写了！发个观察，只停留一分钟就没了。睡觉！晚安！” 这天新闻联播报道”全国工商联十一届执行委员会一次会议召开”，在45秒的视频中，给了主席台上令计划一个摇动镜头，所有主席台上的人都有摇动镜头。播音员除了报”王钦敏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主席”，没有再报报任何人的名字。CCTV点名之严格，全国为最，都要经过中央审查。新华社对工商联换届的详细文字报道，有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到会祝贺并讲话，还报了新当选的22名副主席的名字。令计划的报道规格暂时就是如此了。同日，农工民主党的换届大会也在北京结束，为什么没有安排令计划前去祝贺？就因为主席、副主席都是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令与之已不成比例。10号之后，几个民主党派换届大会相继召开，天天有常委前去祝贺，令计划作为随同大员叨陪末座。新闻联播依然不客气，点名以令计划为分界线。如果只听播音，或只看文字版，根本不知道有令计划随行。 令计划有可能成为命运最惨的一个前中共大内总管吗？ 审判”四人帮”时候，中央流行一句话”投鼠忌器”。毛泽东就成了珍贵的器皿，如今胡锦涛也成为”器”，有无毛泽东珍贵，就看下边剧情的发展了。 作者：高瑜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阅读更多
标题：佛教基督教都是假的只信奉“女基督” 不奉献钱财“反共可能误解教义”...
阅读更多
12月16日晚，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出炉，自民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曾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将再次出任首相，对于这一结果，中国的官方媒体都未给予太过于积极的评论。对于家世显赫的安倍晋三，央视还借动画之...
阅读更多
中国知名艺术家、异议人士艾未未在星期一（17日）的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压制公民权利和声音与时代不符。...
阅读更多两千年前的秦朝蜀官李冰治水有功，原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视之为从政为官的楷模。2011年11月，离任成都市委书记就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后不久，李春城对同事和下属说，陕西地下埋了70多个皇帝，一般人能记得名字的很少，四川都江堰工程和它的建造者李冰父子，所有人都知道。所以当官不在大小，为人民做事才能被人记住。 然而，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上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李春城，在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即被中央纪委正式立案调查。12月2日，李春城被带离四川，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官员。12月1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李春城案发后，当地多名在李春城时代被认为“工作得力”的干部，和数位地产界的“红顶商人”受到约谈。四川的高官富商群体都在观望着案件牵涉的广度和调查走向。 财新记者采访调查得知，李春城案发，源自系统内党政干部向北京提供的线索。若干个举报环环相扣，最终指向成都市远郊一处房地产项目，而李春城的“圈内人”涉足此处地产开发。 事涉万科项目 四川省成都市是西南重镇。伴随着行政区划调整，城市骨架在李春城执政时期不断向外扩展。北郊的新都在2001年撤县设区，时年45岁的李春城在这一年“扶正”，由代市长当选为成都市市长。 李春城生于1956年，辽宁省海城人。入川前，他在黑龙省哈尔滨市学习、工作多年。1978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工作至1987年7月。之后李春城先后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太平区区长、区委书记，官至哈尔滨市副市长。 1998年12月，他远赴四川担任成都市副市长，随后任职泸州市委书记，不到半年即调回成都再任副市长。这意味着其能力受到四川省委主要领导的高度肯定。之后担任成都市长、市委书记等职，2011年9月开始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 近年来，成都市提出北部城区（下称“北改”）改造。这里曾经是计划经济时期成都的核心区域，三线建设时期开办的军工企业云集此处。“北改”启动后，企业纷纷由内外迁，腾出的地块先后挂牌出让，房地产项目在北部城区如雨后春笋。 万科的五龙山项目位于成都绕城高速公路外侧、新都区境内，建在环城生态带上。环城生态带由成都市三环路和三环路以外、绕城高速之间的环状区域围闭而成，包括绕城高速外侧500米范围，面积约为198平方公里。售楼小姐用激光笔指着沙盘比划说：五龙山项目占地6100亩，其中2000多亩用于开发高层电梯房、洋房和别墅，剩下的属于山顶、湿地等市政公园。 在项目推介过程中，198平方公里的生态带被简化为“198”出现在各种宣传资料中，意指居住环境美景天成。 据当地地产商介绍，根据规划，环城生态带上可以建设商业住宅和地产项目，但必须镶嵌在公益旅游项目之内，后者建设亦由开发商负责。不过现实操作中，商人们通常是优先开发商业项目，公益项目则留待资金充裕时再行建设。 根据成都当地媒体2010年的报道，五龙山项目两个地块总共518亩，5月6日拍卖，起价均为每亩105万。当时拍卖规定，每次举牌加价幅度为2万元，而现场只有一个竞拍主体举牌——由名叫成都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成都同泰）牵头的联合体，用时不到6分钟就将两块地以底价收入囊中。 成都地产界资深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李春城案发即与此次土地出让有关。 地产公司涉案 万科新都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新都万科）是万科五龙山的项目公司。工商资料显示：成都同泰是新都万科的法人股东之一；另一家股东为万科置业（香港）有限公司在境外注册的子公司，名叫Dylan Company Limited。 成都同泰成立于2008年9月。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装饰装修设计，经济信息咨询，市政设施建设，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屋拆迁土地整理，销售，建材，机械设备等。彼时由李春城主持的成都城乡统筹试点工作早已启动，新都区则还在继续着手于2007年6月启动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全面清理全区土地利用状况。 根据工商资料，成都同泰成立时，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到位资金仅为200万。其中成都人马驰持股20%，实缴出资额40万元；另一个名叫王亮的股东，来自黑龙江绥化市，持股80%，实缴出资额160万。 马驰拒绝了财新记者的采访要求，王亮的登记电话号码则已经关机。 成都同泰公司的股权后来发生过四次变更。第一次发生在2008年11月，股东中加入了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于宗靖。股权结构调整为：马驰占20%，王亮占55%，于宗靖占25%。第二次发生在2009年8月，马驰、于宗靖、王亮将名下所持股权转到洋浦同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洋浦同泰）。转让完成后，洋浦同泰持有99%的股权成为控股股东，王亮仅保留下1%的股份。洋浦同泰的法人代表叫林江，亦为哈尔滨人。 第三次变更，亦即最重要的一次变更，发生在2009年8月底。王亮和洋浦同泰继续释放股权，二者分别转让0.8%和79.2%的股权，受让者为成都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成都万科”）。至此，成都万科成功入主成都同泰，又在次年的年中通过成都同泰拿下新都区五龙山地块。 第四次变更发生在2009年9月，王亮剩下的0.2%股权，转让给洋浦同泰，王亮退出股东会。成都同泰的法人代表由王亮更换为成都万科的法人代表刘军。 成都“哈尔滨帮” 知情人士介绍说，在成都同泰，1981年出生的王亮是关键人物。在王亮背后，是他的舅舅、一个叫史振华的黑龙江绥化人。 “史振华是李春城的铁哥们儿。”一位房地产商人透露说。 成都地产界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史振华年近50岁。2001年李春城由泸州市委书记调回成都担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史振华从东北来到成都。他和李春城即是东北老乡，又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友。 不少成都地产界人士都见过史振华。“我们对他印象不错，他为人低调，做事比较讲商业规则，并不会因为有关系就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一位房地产人士介绍说。在这个圈子，史振华被称为“老史”。据称，“老史”做建材起家，房地产业务做得并不多，仅在成都市清白江区有几处土地，此外，地产圈没有听说过他做过什么大项目。 平常抛头露面的人是他的外甥王亮。圈内人对王亮也颇有好印象。“他虽然年纪小，但老成持重，非常有能力，是老史的得力助手。”这位地产界人士介绍说，老史的一些地产业务就交与王亮打理。 在成都站稳脚跟后，史振华开始积极参与一些团体活动。2002年度成都市青年联合会第十届委员会新增委员名单上，史振华是其中一员。当时的资料介绍称，他是亿阳集团成都智能交通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裁。2003年9月20日下午，哈工大四川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在成都召开，史也参与其中。 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成都同泰曾经股东中的于宗靖，是史振华好友之一，之前曾在北京从事房地产开发。 这批来自东北黑龙江、跟随李春城的生意人，很快在成都被称为“哈尔滨帮”。当地地产界人士认为：在五龙山地块上，“哈尔滨帮”显示了实力。可兹为证的是每亩105万元的低价。公开资料显示，也是在五龙山地块附近，央企保利地产同期的拿地价格为每亩125万元。 隐秘的交易 但万科集团与成都“哈尔滨帮”扯上关系，多少让人有些意外。2009年以前，万科拿地的方式较为单一，主要依靠土地招拍挂。这种坚持一方面保证万科了拿到熟地就开发的模式，但也面临土地成本高、获取土地的难题。 郁亮担任万科总裁之后，风格有所转变，财务出身的郁亮看重财务指标，对下增加业绩压力，万科各分部也有了较多自主权，拿地方式开始尝试多元化路线，其中就包括合作拿地、土地整理、新城镇开发、旧城改造等方式。四川房地产圈的人感叹说：“连万科都考虑（拿地）出路，这是逼良为娼的过程。” 2010年，与“地主”合作，成为万科拿地的一种常见方式。但万科为何选择成都同泰这样的“非专业公司”，且通过控股的方式合作？ 一位当地房地产界人士分析说，一些特殊地块需要与有政府关系的公司合作，才可以顺利拿到。同时，这还有助于降低拿地成本。而用股权收购方式，不易被察觉。 他推测，有当地高官人脉的成都同泰，在万科入股之前，应该已就五龙山项目的6100亩土地打包与新都区政府签订了土地一级开发协议。 所谓土地一级开发，是指土地出让前的运作方式，将“生地”变为“熟地”，达到可以出让的“五通一平”或“七通一平”的标准。在大多数城市，主要是由政府来操作，也有政府委托企业运作，政府负责管理和监督，或者由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性质的土地储备机构来做。 土地一级开发环节，企业需要一级土地开发的资质，开发的成本包括征地补偿、土地平整、道路、自来水、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通常，负责土地一级开发的企业愿意拿地，进行“土地一二级联动开发”，在获得一级开发的收益之后，继续获取二级开发的巨大收益。这需要良好的政府关系。 成都同泰号称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际到位资本只有200万元，远远不足以操盘一个如此土地体量的大盘项目。它需要找一个有资金实力和开发能力的合作伙伴。万科看好五龙山项目，却无政府资源及拿地渠道。双方的合作也算顺理成章。如此，成都同泰就成为“倒手土地”的“中介公司”，成都万科是真正的土地买家。 但是，作为上市公司的万科，不方便直接拿钱来买这个“拿地能力”，控股成都同泰就是个好的选择。 成都同泰的实际控制人为不露痕迹地获得好处，对项目及公司的安排也是破费周章。洋浦同泰和王亮将80%的股权转让给成都万科时，五龙山项目的土地资产并不在同泰公司内。2010年5月6日，五龙山项目两幅地块拍卖时，是被成都同泰公司与Dylan公司的联合体以底价拍下的。 在项目进入实际开发之后，作为项目股东的成都同泰及Dylan公司即实际拥有五龙山项目的资产及收益。这时，如果成都万科再对成都同泰其余的20%股权(由洋浦同泰所持)进行收购，原始股东将获得极为丰厚的回报。据当地业内人士流传，这笔“中介费”达数亿元之巨。 也就是说，这一过程中，成都同泰主要是凭借政府关系，就拿到巨额收益。 需要一提的是，成都同泰目前的第二股东洋浦同泰，注册于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业内人士认为，成立这个公司的主要的目是利用其诸多税收优惠政策避税。 李春城案发 2012年8月，时任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成都工投）党委书记、董事长的戴晓明，被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带走调查。成都工投官方网站显示：该公司于2001年8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亿元，是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投资、非融资担保、资产经营、管理和资本运营、工业地产、招商、咨询服务和物业管理。 最近几年来，成都市相继成立多个平台公司，成都工投是其中之一。2007年底，受中共成都市委委派，戴晓明出任成都工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目前就戴晓明的涉案情况，官方仍未发布正式消息。 当地投资圈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戴案与李春城案并无明显交集，戴本人与李春城亦无特别紧密关系。戴的“落马”与成都工投位于新都区的一处工业园区有关，该园区的一起拆迁纠纷引爆土地案线索，致其案发。戴晓明进去后，既有对抗，亦有检举，其中即包括与新都土地有关的其他线索。9月底，成都市新都区国土资源局局长毛一新被市纪委带走调查。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春城以四川省委副书记身份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李春城早在中共十六大时就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在十七大上落选，此番再度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外界普遍预测其仕途还将上行。 李春城在成都工作12年，担任党政主要领导干部11年。成都GDP高速增长，城市面貌急剧变化，并在全国率先试行统筹城乡综合改革，他的政绩有目共睹。其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也算顺理成章。 然而，十八大结束后不久，成都地产界即传出史振华被调查的消息。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史振华被查没过几天，李春城的秘书陈斌也被带走接受调查。 12月3日，四川省委常委会内部通报了李春城接受调查的消息。而李春城已于前一天被带离成都。三天后，中央纪委向新华社记者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财新记者采访获悉，李春城的案发，源自成都党政系统内官员向北京提供的举报线索。 这些举报碰到了好时机。十八大之后，一方面地方上的人事调整继续，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包括“网络反腐”在内的新气象，民间对高层反腐寄予厚望。 一年前，李春城由成都市委书记升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时，他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发表了告别讲话，颇为动情。案件发生后，不少当地公务员在对他的命运跌宕颇为感慨。 多位李春城的副手及和李有交集的房地产商，曾被约去谈话，然后又陆续放出。但成都的氛围已不复以往。“现在形势不明朗，感觉政府的人没人干活了，我几百亩地的项目因此搁浅在那里。”一位房地产商感叹。 一位熟悉四川政坛的人士感慨说，“不知道春城有没有留意过一副对联”，这幅对联悬挂于成都著名景点武侯祠，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阅读更多这些分别活跃在京城，西南和江南的民间读书会都在努力开辟民间的思想阵地，培育健康的文化土壤，为学术发展和思想启蒙聊尽绵薄之力，他们的坚韧努力不仅提升了当地的思想文化品格，活跃了当地的精神氛围，为读书人和求知者开辟了一块精神家园，同时也影响到了我们这个处在“黑暗与光明交战的时刻”的社会的发展进程。他们坚守的民间性立场，使人们看到在这个被各种禁忌笼罩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希望的曙光，使人们看到在这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还有一批理想主义者在努力于民间社会的开掘和发展，在为挽回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理想作出坚韧的努力。 民间读书会的兴起——写在杭州三联学术沙龙纪念特刊出版之际 最近几年，在全国几个重要的城市出现了一个为我所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各种民间读书会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在北京，最著名的应该是由三味书屋举办的“公民半月谈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定期邀请京城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举办演讲，与听众讨论交流，所谈论的问题都是一些当前比较受人关注比较尖锐的公共话题，因为地处京城，其邀请到的学者都是在知识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我虽一次也未曾适逢其会，但从网络上一直跟踪关注它的举办，每次看到其公布的演讲题目都倍感振奋。据我了解，这个读书会是开放性的，面向社会上的所有读者的，除学生可以免费听讲以外，其它社会人士一般要收取一点茶水费。 在成都，这几年一直存在着由学者王怡主持的“成都草堂读书会”。由于它所讨论的主题比较敏感，所受到的外界干扰就比较多，因此就不能象北京三味书屋读书会那样定时定点的举行，常常是相隔一段时间举办一次，举办的地点也常常更换，但难能可贵的是它一直坚持了下来，突破重重阻挠，象一株极有生命力的野草在恶劣的盐碱地中顽强坚韧的生长着。直到2005年12月29日，成都草堂读书会还在王怡先生的主持下举行了一次活动：文学与记忆——与余杰对话。 在杭州，自2000年以来，在杭州三联书店和枫林晚书店就一直举办着各种不定期的学术沙龙和读书会。2004年10月，杭州三联书店变成民营书店后，在书店经理的组织和诗人刘翔的策划下，我和一批爱读书的朋友开始在书店的茶座里主办双周学术沙龙，定时定点，邀请来杭访问和在杭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就各种学术问题发表演讲，进行互动交流。沙龙第一讲由来杭休养的著名夫妻学者陈乐民和资中筠开讲，其演讲题目为我们是否还需要启蒙，两位学者分别进行了近半个小时的发言，他们充满激情的演讲博得了听众阵阵掌声，引起了听众热烈的讨论。沙龙第二讲邀请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演讲，演讲现场气氛非常热烈，听众反响很强烈。沙龙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一般都在周日的晚上七点开始，一直到九点多书店打烊才结束。学者们的演讲一般一个小时，与听众讨论互动时间为一个半小时左右，学者们演讲的主题都在事先与沙龙主持人商量后确定，强调学术性，问题性，公共性和民间性。沙龙依托毗邻的浙江大学的学术资源，面向社会上喜欢读书喜欢思考的一切读者，不收任何费用，向所有人开放，沙龙开办后，吸引了杭州地区各大高校的青年学生和许多社会上的读者，也获得了杭州几个媒体的支持，给予了热情的宣传和报导。在举办了几期后，沙龙就成为了杭州文化界的一道惹人注目的风景线，成为了沟通大学学术与社会读者的一座精神桥梁。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邀请到来杭访问的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教授、汉学家欧迪安女士，来自北京的学者陈乐民、资中筠、汪丁丁、黎鸣、贺雄飞、摩罗、郭世佑以及在杭州的学者、作家和知识分子徐岱、廖可斌、傅国涌、罗卫东、王旭烽、梁晓明、南野、万斌、陈东辉、何俊、包利民、徐斌、黄河清、刘克敌、张文军、商略等人。在举办沙龙期间，我们不辞辛劳，克服重重阻挠，一直坚持把沙龙办下去。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举办第5期沙龙时，由来自北京的学者和出版家黎鸣、贺雄飞先生主讲中国人怎样变得聪明起来。由于民间出版家贺雄飞的身份敏感，沙龙受到有关部门的干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本着追求学术立足启蒙的立场，在三联书店举办完沙龙以后，先后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溪校区、城市学院、人文学院和浙江财经学院成功的举办了5场演讲，这次的系列演讲在杭州的青年学子和社会读者中间刮起了一阵旋风，读者们普遍感受到了思想的震撼和学术的力量，反响极其强烈，互动场面热烈而感人。 在主办第七讲时，我们请到杭州著名的自由作家傅国涌先生，主讲追寻失去的传统——百年言论史上的几个时代，在消息刚发布出去的时候，有关部门的人就找上门来，要求取消沙龙的活动，理由是傅先生曾经在89年参与过政治活动，但是三联书店的经理拿出了傅先生刚刚公开出版的著作，强调我们沙龙的学术性和民间性，有关部门的人无话可说，沙龙如期举行，但有关部门的人还是不甘心，事后还来索要演讲录音，但仍然被我们以正当的理由拒绝了。 这些经历使我们感到在当下的语境中，在民间社会要坚持一种人文理想，进行学术交流，开展思想讨论，还是需要勇气和耐心，需要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和扎根民间的踏实作风。我们在总结了一些经验之后继续沿着昔日的理想前行。 一直到现在，沙龙仍然在有序的举办着，虽然我现在已经离开了杭州，无法参与沙龙的活动，但我一直关心着沙龙，想念着沙龙，有许多次梦中都是参与沙龙时的热烈讨论甚至争论不休的场面，它成为我心中一块纯净的圣地，成为给予我美好回忆让我留恋不已的一段美好时光，我和三联书店的工作人员，以及朋友们的这段热情浇铸的日子成为我迟来的青春记忆。 在我有限的视野中，象我参与主持的三联学术沙龙这样的民间性的读书会这几年来在全国的城市和大学呈勃发的态势，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夭折者有之，退却停止者有之，但这种态势凸显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趋势：那就是随着公民社会的脚步声慢慢迫近，民间社会各种权利吁求的奔涌，人们，尤其是渴望求知和交流的青年人，他们渴望参与公共讨论的热情和活力在一点点的聚集。无论是北京三味书屋的“公民半月谈读书会”，成都的“草堂读书会”，还是杭州的三联学术沙龙，这些分别活跃在京城，西南和江南的民间读书会都在努力开辟民间的思想阵地，培育健康的文化土壤，为学术发展和思想启蒙聊尽绵薄之力，他们的坚韧努力不仅提升了当地的思想文化品格，活跃了当地的精神氛围，为读书人和求知者开辟了一块精神家园，同时也影响到了我们这个处在“黑暗与光明交战的时刻”的社会的发展进程。他们坚守的民间性立场，使人们看到在这个被各种禁忌笼罩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希望的曙光，使人们看到在这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还有一批理想主义者在努力于民间社会的开掘和发展，在为挽回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理想作出坚韧的努力。 近年民间读书会的兴起只是民间社会发展的冰山一角。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有赖于无数民间力量的聚合，如何壮大民间力量，培育健康的社会基础，防止国家权力的肆意侵入，这需要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辛劳和汗水去默默的耕耘。
阅读更多《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 第十四章： 玛曲：河水为什么这样红 一 初知这场战役，是2007年10月，我在《我故乡的悲惨史》这本书中，看到一小段有关“克森大屠杀”的描述。该书原文为藏文。作者扎益仁波切，名丹增白华尔，他根据“当时担任共军翻译的工作人员才仁和王某某”的叙述，简短描述了这场“围歼战”的大致经过。据书中记载， 1958年4月，河南蒙旗一个靠近黄河，名叫“克森陀洛滩”的地方，解放军兰州军区骑兵第1师对数万蒙藏牧民进行了一场大屠杀。这段描述使我震惊，也使我对中共官方有关“平叛”的历史陈述产生了怀疑。以这个事件为切入点，我开始了对那段历史的追踪。 要确定这个事件的基本情况，首先需要确定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可是，作为史料，这段叙述过于简略，许多关键细节不清楚。“1958年4月”是藏历还是公历？“河南蒙旗”和“克森陀洛滩”在哪里？在互联网上搜索“克森陀洛大屠杀”，指向该书的网络版，并无其它线索。扎益仁波切丹已经圆寂，无法对他进行访谈，确证一些关键细节。而且，他留下的这段记录并非第一手资料，是转述他人的叙述。 但是，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绝不可能在历史中彻底消失，一定会在各种史料中留下蛛丝马迹。我仔细阅读扎益仁波切丹的简略叙述，注意到一些部落的名字：达参、白斯、阿柔、斯菇穷巴等等。于是，我就从这里入手，开始追寻那个鲜为人知的事件。 我在文献中找到了“达参部落”所在地。达参部落是一个高度藏化的蒙古部落，位于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赛尔龙乡。那么藏人所说的“河南蒙旗”，即青海省黄南州河南蒙族自治县。 2010年盛夏，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埋头阅读大量枯燥的藏区地方志。《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第五编第七章第六节中的第二段，“1958年平息局部地区武装叛乱战役”，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段叙述显示，1958年5月，“河南蒙旗”发生了大规模牧民“叛乱”；6月1日，“黄河弯曲部北岸和柯生玛尼滩柯斯托洛乎小山包上”，“平叛部队包围聚歼”了数千名“叛匪”。由此可见，1958年，“河南蒙旗”确实发生过一场解放军对牧民的大屠杀。可是，《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中的“柯生玛尼滩”与藏人叙述中的“克森陀洛滩”显然是不同地名。 这场屠杀到底发生在那里？我打开青海省地图和黄河流域图，对照所有能找到的资料，细细搜寻。经多方比较后，我锁定黄河第一弯曲部。 二 黄河1从果洛久治县向西流出青海，进入甘南玛曲、四川阿坝，复从东北返回青海，形成一个椭圆形右旋，是为“黄河第一弯”。黄河复归青海处，为甘青两省分界。河之北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河之南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两省交界处，黄河水流平缓，一路左弯右旋，留下片片丰美草滩。 1958年6月1日凌晨, 黄河北岸的柯生托洛草滩上万籁俱寂，数千座帐房沉浸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草滩四周的山包上，一些部落汉子荷枪守卫；不远处，黄河静静流淌，水面上闪着微弱星光。 浓黑夜色中，没有人知道，或许也没有人想到，在他们东面的甘南玛曲县欧拉草原上，许多军人在夜幕掩饰下，正在紧张地行动。 一群训练有素的战马被赶下河，马群拖着一长串用铁链横系的橡皮舟。马群把橡皮船拉过河，一群士兵迅速地在船上铺上木板，黄河上即刻出现了一条临时军用舟桥。解放军骑兵第1师的士兵们踏着舟桥渡过河，在河对岸集结，一声令下，士兵们飞身上马，朝柯生托洛草滩疾奔而去，沉闷的蹄声消失在夜色中。 此刻，草滩上静谧安详。帐房外，牛羊骡马寂寂无声；帐房里，男女老少安然酣睡。牧人以为两省交界处是天罗地网中的空隙，他们终于逃到了一个远离战争的地点。 酣睡中的人们浑然不知，死神正朝他们步步逼来。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记载，1958年5月3日，黄南州所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发生了“局部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河南县是纯牧区，居民以和硕特蒙族为主，因此亦称“河南蒙旗”。历史上，蒙旗最盛时曾有四旗，人数达20余万。至民国初年，四旗驻牧地大大缩小，至中国建政时，和硕特末代首领，女亲王扎西才让所统属的河南蒙古族只剩3旗，六大部落，即斯柔琼哇（斯菇穷巴）、达参、藏阿柔、外斯（白斯）等，其中藏阿柔部落为藏族部落，并且是和硕特直辖的四大部落之一。这些部落虽然被外族人统称为“河南蒙旗”，但他们已经与藏文化高度融合，藏语为通行语言，藏文为通行文字，生活习惯也深受藏文化影响。和硕特女亲王扎西才让的夫婿，是拉卜楞寺第五世嘉木样仁波切长兄黄正清之子黄文源。黄正清是康藏近代史上的名人，他的大妹阿珍嫁果洛康赛部落红保康万庆，二妹阿赛嫁康干部落红保康克明，由此可见，“河南蒙旗”与藏人关系十分密切。 历代和硕王爷均为夏河拉卜楞寺寺主，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和久远以来的宗教联系，使得和硕特王爷在青海的黄南、果洛、海北、海南，以及甘肃夏河一带拥有很大影响，在河南蒙藏民众中有相当高的威望。中共建政后，扎西才让是中共极力争取的统战对象。1955年，她被选为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县长。没有资料表明，她对中共强力推行的“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表示过反对；亦无资料表明她当时是否被中共控制。 河南县牧民抵制“合作化”的参与者共1597户，7487人，“绝大多数为被裹胁的牧民群众”。该年河南县总人口为2218户、10500人，其中“牧业人口”为9927人，也就是说，“极力反对合作化运动”的民众，占总户数的72%， “被裹挟的牧民群众”占牧民总数的75%。换言之，中共的“合作化运动”遭到牧民普遍抵制。 迄今为此，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这些牧民对工作队或者县政府发动了攻击。据《黄南州志》记载：“1958年5月3日开始，河南县之达参、斯柔群哇、柯生术、外斯等部落公开叛乱后，叛众携带家属、驮帐房杂物、驱赶牲畜陆续向柯生托洛滩集结，企图渡过黄河与甘南叛匪汇合。”可见河南县的“叛乱”，事实上是这几个部落的民众自5月3日开始，对中共强制推行的“合作化运动”采取不合作态度，赶着牲畜，驮着帐房集体逃亡。各部落在柯生托洛滩集合，意欲渡过黄河，逃往甘南玛曲的欧拉草原。官方资料中的“柯生托洛”与《我故乡的悲惨史》中“克森陀洛”音同字异，应为同一地名的不同音译。据此可以确定，那场“战役”的地点，就在黄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柯生托洛滩。 这只是牧民部落为求生存的一次躲避，一次逃亡。但是，在中共看来，拒不合作就是“叛乱”，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要动用军队武力镇压。 1958年4月7日，即“循化事件”爆发前10天，中共黄南州委召开大会，州委第一书记宋平作“平叛动员报告”。两天后，黄南州委及军分区党委发出《关于黄南地区备战的指示》，并成立以宋林为总指挥的“平叛指挥部”。不管牧民是否“叛”，是怎么“叛”，中共都将予以军事镇压。 拂晓，骑兵1师赶到柯生托洛滩，占据草滩周围的制高点。 这时，草滩上数千座帐房中，可能还没有人知道，他们已经被一支久经征战的骑兵师包围。 天刚破晓，几发信号弹升上曙光初现的天空。紧接着，激烈的枪炮声撕碎了清晨的宁静。 被中共称为“柯生托洛滩围歼战”的大屠杀，就这样降临在清晨的黄河滩上。 三 “柯生托洛滩围歼战”是1958年青海省主要军事行动之一。这场针对逃亡牧民的大屠杀，中共至今未公布详情。研究者只能根据目前所见的公开资料，尽可能探寻这场屠杀的大致情况。 根据扎益仁波切的转述，当时在柯生托洛滩“聚集着来自陀戈、达参、百斯三部和措霍尔、斯菇穷巴、阿柔、艾玛格、果洛等地为逃避汉人镇压而流亡的三千多户人家的上万名牧民与几万头牲畜。”解放军某部夜晚偷渡黄河，将聚集在该地的牧民包围，“子弹和炮弹向雨点般地落在牧民居住区，整个山地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扎益仁波切的资料来源没有提供死伤数据。 河南蒙古族县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年编辑出版的《河南蒙古族县志》，提到了这次“战役”，并承认“参叛人数”中“绝大多数为被裹胁的牧民群众”，总数为7487人。如此精确的数据，应该是这几个部落全部人口的总和，也就是说，其中包括部落中的妇女老人儿童和僧侣。这些人中有“持械叛匪1732人，枪支1357支，乘马2535匹。”7 据此资料叙述，当时集结黄河边的，并非全部“被裹挟的7487名牧民群众”，而是1732名拥有枪械的男人。 然而，1999年，作为《青海省地方志丛书》之一、由黄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黄南藏族自治州志》中，提及这场“战役”说： 1958年5月3日开始， 河南县之达参、斯柔群哇、柯生术、外斯等部落公开叛乱后，叛众携带家属、驮帐房杂物、驱赶牲畜陆续向柯生托洛滩集结，企图渡过黄河与甘南叛匪汇合。至5月31日，在该地共集结7487人，其中，可充作战的叛匪1732 人， 所持各类枪1357支， 战马2335匹。 比较以上叙述可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和《黄南藏族自治州志》中所说的牧民人数、拥有枪械的男性牧民人数、以及马的数字完全相同。但当时聚集在柯生托洛滩的牧民人数到底有多少？《河南县志》语焉不详，《黄南州志》则清楚说明，全部7487人都聚集在柯生托洛滩。“甘南叛匪”即玛曲县的欧拉部落，该部落为拉卜楞寺直辖之八大部落之一。1950年代初，果洛地区有一个200余户的部落迁入甘南，因此，扎益仁波切所说当时在草滩上的还包括来自果洛地区的数千人，并非没有可能。 可以判断的是，当时在柯生托洛滩“集结”的牧民，至少有河南县四大部落的7487人。他们中“可充作战”者，即各部落青壮年男人，占总人数的23%；拥有枪械者为总人数的18.12%。也就是说，21.7%的“可充作战”者没有枪，最多只有“各种刀矛”。《黄南州志》中将“乘马”改成“战马”，制造出“骑兵”的印象，可是“战马”比有枪的男人几乎多出一倍，显然这些马不是“战马”，而是逃亡牧民各部落所携带的全部马匹。 这场“围歼战”的过程，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中只有一句话：“……6月1日，持械叛匪全部集结在黄河弯曲部北岸和柯生玛尼滩柯斯托洛乎小山包上，被我平叛部队包围聚歼。”这句话给人的印象是：不足两千名“持械叛匪”在另一片草滩上，被番号不明的解放军某部“包围聚歼”。 根据汉藏两方的描述，“柯生托洛滩围歼战”的地点，在今青海省黄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东南部，距县城约75公里的柯生乡一带。从卫星图可见，黄河北岸的柯生乡与黄河南岸，甘南玛曲县的欧拉乡之间，黄河绕了两个弯，弯曲部形成一大一小两片平坦的草滩。能够容纳近万人，几万头牲畜的柯生托洛滩应为其中较大的一片，即靠近欧拉乡的那片大草滩。从现柯生乡政府附近的香扎寺到玛曲欧拉乡有两个渡口，一个在香扎寺附近，一个在欧拉乡境内。《青海省志•军事志》中的“1958年平叛略图”标明，6月1日，兰州军区骑1师从东面渡河，兵分两路，从南北两个方向钳状合围柯生托洛滩。卫星图显示，东西向的黄河在欧拉乡附近拐了2个南北向的U字形大弯，从欧拉乡渡河突袭柯生托洛滩，正是南北向的黄河弯曲段。 从《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中可见，柯生玛尼滩曾为“香扎寺农场”的一部分，应该靠近香扎寺，距离柯生托洛滩有一段距离，可能在今毛曲村附近。那里有一大片平坦地区，至今依然可见开垦痕迹。《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所说，“可充作战”的男人全部聚集在一个远离部落的山头，而不是在部落营地四周警戒，这是有违常识的。没有资料显示这几个部落曾经攻击过解放军或中共工作队，他们是逃亡的部落，只想逃避外来的灾难，在这样的情况下，部落里可以作战的男人只是一些要保护自己部落的人，而不是一支有作战目的的武装。这些男人在危险并未解除的情况下，全部离开部落营地，集中在一座小山包上，于理不合。 《黄南藏族自治州志》提供了略微详细的资料： ……此时，黄河对岸欧拉地区已有集结叛匪400余人， 6 月1日晨乘大雾天气渡河支援。解放军骑兵一师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法，于当日拂晓将该处叛匪包围并发起攻击，于当日18时战斗结束。缴获各种枪支1404支，枪弹10976发，刀、矛865把。 从中可见，这场“围歼战”是骑兵1师于拂晓开始攻击，欧拉部落是在早晨，解放军开始围攻柯生托洛滩上的牧民之后，才渡河支援的。这段叙述还说明，作战进行了十几个小时，到下午6点结束。 照理说，有关作战的资料，军方应该更为详细，可是，2001年出版的《青海省志•军事志》中，对这场大战的叙述只有一句话：“6月1日，骑兵第一师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在河南县柯生托落滩歼灭了叛乱武装1200余人。” 然而，“1958年平叛略图”中显示，“柯生托洛滩围歼战”中被“歼灭”的人数为1600人。这些公开资料显示，出版年代距今最近的《青海省志•军事志》信息最少，“歼灭”数字也最低，而且在同一本书中的数据相互矛盾。 几十年后，一个曾在玛曲黄河弯曲部作战的31团士兵回忆： 在老虎嘴我们包围了大量的土匪。老虎嘴四周是山，中间是一片散得很宽的草地。我们在山上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土匪的帐篷白晃晃的一片，草地上还有土匪抢夺的成千上万的牛羊马匹，我们请求空军支援。两架战斗机飞过来了，这是我们这些新兵第一次见到飞机参加战斗，大家都很兴奋，看了一天的新奇。战斗机向下攻击的时候速度很慢，但向上爬升的时候速度很快。飞机的攻击给这股土匪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我们连战场都没有打扫就执行新的任务去了。 他所说的“老虎嘴”是在他的部队用橡皮船架起舟桥，渡过黄河之后的地带，地形符合“柯生托洛滩”的地貌。被包围的地带有大量帐篷和牲畜，也符合藏人回忆和官方透露的信息。 飞机轰炸的可能是甘南玛曲的欧拉部落。该部落5月下旬转场至黄河渡口南岸，距柯生托洛滩不远的地带。《玛曲县志》有如下记载： 5月30日，欧拉一部进至县冷库一带，遭侦察情况的飞机轰炸后稍缓其势。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玛曲， 6月1日黄河第一弯曲部平叛开始，经过柯生托罗滩等战斗，至8月下旬，迅速平息了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但由于当时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 1958年6月1日，骑兵1师及其“友邻部队”在青甘交界处，黄河北岸的大草滩上，到底做了什么？《黄南藏族自治州志》语焉不详地承认： 由于叛乱的策划者胁迫部分群众参加，在公开叛乱地区形成叛匪与群众混杂，加之叛首及其骨干分子一遇部队围剿，把胁迫参叛的群众驱赶到前沿抵阵，有些围歼叛匪的战斗中对分化瓦解的争取工作做得不够，以致误伤了一些群众。在整个平叛过程中，出现过扩大化的错误。 为保护部落而战的男人，在作战过程中却将自己的家人“驱赶到前沿抵阵”，这是不符合逻辑和常理的。“误伤”了数量不明的“群众”，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才是军方资料对这场屠杀避而不谈的真正原因。 四 1958年6月1日，青甘两省交界的黄河北岸大草滩上，数千座帐房中的男女老少被激烈的枪炮声惊醒。清晨的雾霭之中，营地弹片横飞，人喊马嘶，血流遍地。黄河南岸欧拉部落的几百名部落武装渡河驰援，有枪的男人拼死抵抗。作战过程中，蒙古部落兵夺取了解放军的几挺机枪，守住一个山口，但寡不敌众，全数阵亡。两路军队的钳状夹击下，退往山地的通路已被阻隔，营地里的男女老少除了坐以待毙死于炮火，只剩下一条路：黄河。 这条路是逃生之路，也是赴死之路。 激烈的枪炮声中，怀抱幼儿的母亲，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子弹炮弹的追逼下，一个接一个跳进黄河。 这是非常惨烈的场景，后人很难相信、也很难想像那天清晨发生在黄河边的战斗。官方正史不会记载正规军队对牧民部落追杀的细节，如今我们只能从当年参与过“平叛”战斗的解放军回忆叙述中，得知这些牧民的命运。虽然无法确定下面这段回忆就是“柯生托洛滩战役”，但是有足够理由相信，同样的情况在这片大草滩上，一定发生过： 叛匪和群众实际上是混在一起分不清的。我们只见身背叉子枪的、挥舞经幡佛珠的、赶着牛羊的、马背上驮着孩子的都搅在一块，在浑浊的黄河里向岸边涌动，拼着命想爬上岸来。而迎着他们的是部队的机枪，随着一阵阵的枪声，一具具尸体在河面漂流，一股股血水溶入河流…… 玛曲，来自雪山神界，如吉祥孔雀羽毛一样清澈美丽的河，请接纳你的儿女！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记载了骑1师的战绩。这支红军时代成立的军队，在一支不知是空军还是步兵的神秘“友邻部队”配合下： 击毙265人(其中匪首2人，骨干38人) ，击伤143人(其中匪首5人，骨干11人) ，生俘584人(其中匪首13人，外地骨干40人) ，纳降476人(其中匪首7人，骨干59人) ，泅逃溺水115人，其他原因死亡12人，合计歼匪1595人，占集结叛匪的92.09%； 缴获各种枪支1404支(其中步枪1272支、土枪115支、轻机枪3挺、短枪14 支) ，各种子弹10976发，各种刀矛865把，手榴弹5枚，望远镜5副，银圆1万多元， 人民币1500元， 其他物资多种；逃散叛匪137人( 匪首8人，骨干12人) ，携走枪支约100支。
阅读更多中国——《北京晚报》消息，17日发布的中国第一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披露，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移民潮，海外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比重逐渐增大，表明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移民人口的组成日益偏向中产阶层。 该报告是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联合发布。 报告披露，2005至2010年国际移民总数从1.95亿人增长到2.14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达到3.1%。过去3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移入和移出中国的国际移民迅猛增长。在中国当下，改革开放后所谓的“第三次移民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2010年，中国海外华人华侨数量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2011年，中国对世界几个主要的移民国家永久性移民数量超过15万人，其中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达87017人，在中国国际移民总数中排名第一，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根据胡润研究院和中国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中国高净值人群即富裕人群中，有14%已经移民或正在申请移民，有46%正在考虑移民。 报告分析，中国海外投资移民多集中在房地产、外币存款和股票等领域，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更优秀的教育资源、更安全的投资环境和更高的生活品质。 根据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USCIS）发布的报告，2010年财政年度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移民申请最多，占USCIS全年发放的EB-5签证总数的41%，共计1016人。到2011年共有2969名中国公民申请了投资移民的EB-5签证，2505人获得批准。根据澳大利亚移民和公民部的报告，中国商务技术移民在2010至2011年所占比重为61.5%。 而在技术移民方面，主要以中青年为主，他们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层次高，经济实力、融入意识与参政意识较强，为了追求更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选择移民。 报告同时总结了国际移民发展的六大趋势：国际移民的总体规模将更加庞大，形势更为复杂，根据IOM预测，到2050年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移民总数将达4.05亿；人才移民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移民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将不断深化，各国都将重视移民的融入问题；环境移民将成为重要移民群体之一；现代化的国际移民管理将是未来发展方向，非政府组织将在移民管理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常规移民问题将变得复杂。 FMN 引用： 北京晚报
阅读更多
14日上午，河南省光山县一名男子持刀在当地一小学砍伤22名学生。新华社记者在事发地采访发现光山县当地干部在办私事、玩游戏，引起网友对当地政府态度的极大不满。17日，信阳日报头版刊文赞光山教育：《光山：...
阅读更多
一条非法截访人员被判刑的报道在发出后，旋即遭到否认。2012年12月2日，河南省禹州市十名截访人员被指由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处非法拘禁罪成立，分别获刑六个月到一年半不等。不过，随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
阅读更多
就在一名持枪者在上周五走进美国康涅狄格州一所学校，枪杀20名幼童的几小时之前，一名精神失常的男子带着刀子走进中国的一所学校，砍伤了22名小学生。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尽管凶手在河南光山县陈棚村完全小学行凶超过半小时，但没有一个孩子被杀死。 这两起表面上性质相似的凶案在死亡人数上的显著差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的枪支管制支持者中间，都被当作禁枪有效的有力证据。枪械在中国社会是几乎不见踪影的，中国警察平时也不佩枪。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的数据，美国的谋杀率是中国的四倍多。 “不仅这种枪击案的反复发生骇人听闻，美国政府的不作为同样令人吃惊。”政府控制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问道，“难道这不是人权灾难吗？……我不明白美国的家长们为何能够忍受。”官方的新华社在一篇社评中表示，上周五枪击案受害者的血泪要求美国在枪支管制方面不再拖延。 近年来，中国发生多起精神失常男子持刀攻击学校的事件。 2010年3月至5月期间曾接二连三地发生6起攻击事件，造成至少17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幼儿园或小学里的孩子。两个月前，一名挥舞砍刀的男子在中国西南部一个民办托儿所杀死3名孩子，砍伤13人。 这些案件令人关注中国缺乏精神健康服务的问题，并加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现代中国社会“道德真空”的担忧。 据官方媒体报道，上周五的犯罪嫌疑人、现年36岁的闵应军有精神病史。 河南发生的校园攻击事件在中国本土媒体上没有得到大量报道，相反，新华网用大量篇幅报道康涅狄格州的枪击案。这种处理方式引发中国网上评论人士不满。 “美国发生校园枪击案，我表示震惊和哀悼……但我必须说，我更关心针对我国儿童发生在河南的残害案件，”军事和政治专栏作者赵楚写道。 “此类令人发指的案件一再发生，而我国官方媒体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报道和讨论，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认为这是一种不能原谅的对同胞生命的绝对冷漠。” 译者/何黎
阅读更多— 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常艳的12万字“纪实小说”,把中共编译马列毛等著作的最权威机构—中央编译局“折腾”个底朝天。 常艳这篇“小说”，通篇看来是一本“记事录”或日记，把她和编译局长衣俊卿的婚外情，事无巨细原汁原味端给读者，很多时候，就是她和衣之间的“冗长”短信直接抄录。常艳故事是从2011年3月开始的，一直记录到2012年12月3日，两人“相交”一年半。 常艳是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34岁。她想到北京工作，于是报读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然后又想脱产专职读书后留在北京。为达此目的，她认识并“傍”上了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奉献了几万人民币和自己身体。最后，因工作安排不顺并发现局长还有其他“小秘”若干而“掀翻醋坛”、“鱼死网破”把12万字“爱情游戏”捅到网上。 按照中央编译局的说法，当今世界，只剩下五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老挝。这些国家设立的翻译马列主义毛思想机构、乃至在全世界也当属北京这家“中央编译局”最大。它直属中共中央，是副部级单位，局长衣俊卿是副部长。 也许和中央编译局的工作性质及其特定地位有关，说是爱情游戏，但常艳在字里行间经常透露出一些政治信息。 *令政策和令计划* 常艳和局长第一次正式见面上礼一万，之后，她希望能调到北京工作就和衣俊卿有了北京霞多丽日本料理馆的第一次饭局：“第一次吃饭，他点的，喝的是日本清酒，一共喝了2小壶。期间，主要围绕一个话题即怎么把我的档案从原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拿出来的问题。 他给我出了个主意，找山西省的领导令政策，请令给武海顺校长打招呼。而山西的这位领导，我又不认识，他的点子是：我拿着自己的书去拜访局里的一位老 先生(顾锦屏先生，原常务副局长)，请他写一封信给省领导，我带着这封信去找人家。或者，他说请导师杨金海出面介绍我与这位领导认识。(原来的我多傻啊， 连别人的推辞都看不出) 提到令，他兴致上来了，说虽是出身平民，但也是很有风度气质，前一段在与局里合作拍电视片《走进马克思》(或者《走近马克思》?这个我没有关注过， 不知是哪个字)之类的。吃饭期间，衣老师问我副教授到底评了没有，他说评了最好，没评也没关系，可以在站期间评，只不过出站后去出版社挂一年，一年后留在 局里，等等。他还说，在西单这有套房子也不错啊。还提到：“我不像学界的有些老师，学生送个3、5万的就招个博士生。”(我那个时候，觉得他好正直啊;现 在想来，自己根本不会听人家的潜台词，即3、5万少了，至少要10万8万才行) 这里透露出的山西师范大学校长武海顺、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等都是确有其人。令政策是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的哥哥。常艳提到的“令”，应就是令计划。 *中共职能部门的学术腐败* 常艳提到的衣俊卿招博士潜规则，也涉及到了这个中共编译“最高工府”的学术腐败。 “这是我们第1次真正在一起，时间是2011年12月11日——–常艳） 这一天，“一瓶一斤的清酒，一人一半。我脸红得厉害，但脑子不乱。我斜躺在床边，此时他去洗手间了。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把自己脱的剩下了两件小小的内 衣。他回到卧室时，我满脸绯红地躺在被窝里。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我记得他说：“你身材真好!”第一次，很兴奋，很幸福，叫的有些夸张，但并没有感 觉彼此十分合拍。 聊了一会，他要走了。他说明天局里有个活动，可能刘yunshan要来(第二天知道刘没有来，是中宣部副部长王xiaohui来的)。他待会还得去 局里一趟，还拿着个那种蓝色的写着“中央编译局”的布做的文件袋。我见他要走，起身穿上睡衣，走到写字台跟前从自己的包包里取出钱，要往他的袋子里装。他 说这是干什么，我也不缺钱。我说，没什么，就是自己的一点心意。(这次和他见面之前，我就想一定得送出去!不能因为上床了就不办了)他这个时候就又去了洗 手间。我给他装好后把袋子挂在了门把手上。他出来拿上走了。” 这里的“刘yunshan”（刘云山和中宣部副部长王xiaohui（王晓晖）。都是确有其人。刘云山已在18大上“入常”，王晓晖是中宣部理论局长，2009年8月提副部长。 **中共理论刊物《求是》发文也需潜规则** 常艳在“小说”中谈到了这家中共权威理论刊物：“他（衣）说自己最近有一篇文章在《求是》发了。我就不开眼地说：“我们学校在《求是》发一篇奖6万(我当时说错了，是3万)，《哲学研究》发一篇奖2万，等等。 丝毫没有考虑他的感受。他说这个事情是要给我“显摆”自己的身份，《求是》是给省部级大员发政论性文章的党刊! 而我，充满了“铜臭”，口口声声“我们学 校”、“我们校长”。还无比体恤地说：“校长也不容易，他这么做(大手笔奖励科研)也是为了学校的发展”。(我现在知道，我基本不能在衣老师跟前提校长， 尤其是说好的。一说紧接着就会有小变故，已经好几次了。” *李长春视察编译局* 2012年2月10号，中共17届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视察”了编译局。 常艳说：“到了上午10点来钟，我在宿舍也收拾完了，想着去董莹那里拿信(马哲史学会给我寄的理事表格)，到了局门口发现有几辆中巴车，门卫不让我进。我说不就是有重要活动吗，我去1号楼4层。一个负责人出来说，中午过后再来吧。我就转身去旁边的胡同里买菜，奇怪，卖菜的摊位全都关着。我这个时候突然明白衣老 师给我说局里有重要活动的意思了，我猜想是李changchun来了(事实证明我的猜想是对的)。 后来，衣给我说，请李changchun来也是在不久前的一次茶话会上才定下来的。没有几人知道。是啊，我当然更不知道了!我刚好10号回来纯属偶然。” 而李长春（政治局常委，18大退居二线）的确在那天到了编译局。（ 新华社2月10电：李长春参观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 ）不过，新华社没有报道：该局旁边的胡同“封了卖菜的摊位”。 **“衣俊卿”不满现官职渴望更上层楼”** 2012年2月11日，常艳记录了衣俊卿的“抱负”：头一天精神高度紧张，第二天放松下来了。他这次显然是兴奋异常。跟我大谈自己的理想，下一步的设想。哪几个大部比较适合他之类的，给我讲文化部部长 蔡wu是他北大师兄，教育部也适合他，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等等。我听着他讲，被他的情绪所感染。况且在我的心里，他真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再上半格(到正 部)是理所应当的，不然的话窝在这小小的编译局就太亏了。 衣老师给我讲，原来是打算让他到中宣部任副部长的，但突出不出来，所以来编译局。虽说是个副部级单位，但是一把手。 我多么希望他能起来啊，不为别的，就为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东北男人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毕竟很少有人能走到他今天这个位置的。他那天说话的嗓门很大，我忍不住要捂他的嘴，毕竟是在宾馆，小心门外都能听见。 我说：“你差啥啊，要才有才，要形象有形象!” 他说：“差常委里有一个给自己说话的呗! 那谁谁(我不太知道那人，所以没记住) 不就是有个人说话，就 起来了嘛!”“下一步，就看云山进常委的话，就好办些。他比较了解我。” 他说，团口的、公社干部咱比不了，但总归是需要些有才华的人吧!习**、李 yuanchao对我的印象还挺好! 听着他侃侃而谈，我打内心深处祝福着，为这个优秀的男人祈祷着。” 常艳提到的蔡wu，是文化部长蔡武（团派老人）。李yuanchao，就是18大上差点“入常”的中组部长李源潮。二者都是中共高层关键人物。而常艳提到的“习**”，众所周知。 **王立军、薄熙来** 同一天，常艳和衣俊卿谈到了王立军和薄熙来，衣俊卿说：“你妨碍到我了，我就肯定不会手软!” 常艳说：“可能这次的谈话与以往不同，有点政治的味道。我退房后2点左右去霞多丽吃午饭。饭中，他发给我一条关于王lijun事件的段子：【王氏列传】红朝六 十三年春，渝州王氏被夺总兵衔赴闲职，心怀怨愤，进言朝廷，弹劾刺史。刺史薄氏震怒，遂下令缉拿。王氏仓皇出逃蜀中，一时朝野震动，举国哗然。王乃秘投美洋会馆，欲寻庇护。后锦衣卫围会馆，美酋惧，不敢纳，令会馆逐之。王被逮，仰天长叹曰：飞鸟尽兮良弓藏，狡兔死兮走狗烹。 我当时还没有看到王lijun事件的新闻，看了这条信息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他谈到薄xilai的做法，我说：“这个可以理解啊!”我一扭头看到了他 恶狠狠的眼神对着我，从未见到过他如此的神情。他说：“你妨碍到我了，我就肯定不会手软!”这个话音落了，他也觉得似乎有歧义，我也感觉听着别扭。气氛突 然就尴尬了。 ” 2012年9月20日：这两天新闻上披露了关于王立军事件的一些最新消息。让我不禁想起2月份与他在一起吃饭时聊到王、薄的情形。世事难料!薄要知道与王翻脸会导致今天的后果， 怕也不会轻举妄动吧。本来大家可以吃肉、喝汤各行其是，相安无事的，这下全栽了吧!他是个聪明人，看到这类的新闻，心中体悟更深吧。 *常艳丈夫姥爷、赵紫阳、俞可平* “我还给他说到我爱人的家里有些政治背景，当年我老公的姥爷也算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与赵ziyang关系不错，等等。他说政治复杂。我说不懂。他说，不懂就远 离。期间，他还谈到俞可平，说俞可平的所谓改革是治标不治本的，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他提俞可平，似乎在暗示我什么。那天，在床上时我还说要等开春后 去五台山给他烧香拜佛，他说自己的身份也不合适去，还说普陀山的菩萨也很灵的(俞可平是浙江人)。 这里提到的赵紫阳，是因六四事件被罢黜的中共总书记，后来软禁多年，2005年病逝北京，终年86岁。而53岁的俞可平，更是在海外颇有名气，因他曾撰写《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中新社说：“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俞可平认为急需突破的领域之一，就是反腐败。” 2012年8月29日，常艳再度提到了俞可平： “想整衣老师的人不是我，我恰好在特定的时期被作为一颗“棋子”了，具体谁运作，大家心里有数(但请别扯上俞可平副局长，我不认识他，且发自内心尊重他，一切优秀的人与事，都值得我尊重。但这并不妨碍我与衣老师有一份源于潜规则的感情。” *编译局，编译乎？* 2012年3月8日，常艳和局长第四次“开房”。下午参加编译局会议： “下午2:30，我去局里5层会议室开会，他在局里也有会，我们先后离开的。拿给我两盒巧克力，“三八”的礼物吧;我带给他一些老家拿的特产。 这次的会议，也令我终生难忘。 关于读本一个会，参加者有李惠斌、张广照、席大民、杨学功、姚颖、史清竹、李义天、李百玲，张梧、白云真等。会上，先是白云真、张梧就自己写作的读 本进展及具体内容进行阐述，之后是大家发言、讨论。中间姚颖要去参加另一个会就先走了。不一会，局里其余的年轻人史清竹、李义天、李百玲悉数被叫走(被谁 叫走的，我不知道)。我左左右右的座位全空了。该我说了，我说：“自己目前主要从事恩格斯思想的研究。说到恩格斯研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作为“第 二小提琴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却也因为做的贡献饱受非议，有来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有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还有来自学术领 域的如谈到他对现世哲学体系尤其是东方哲学体系的影响，等等。我恰恰就是根据人们批判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无论是来自政治领域的，还是来自学术领域的，来清 理思路，找出研究的线索。现在我正在积累素材。” 我在会上的发言，有什么错吗?! 我手头有一个课题论证(后来，我以“棱镜中的恩格斯及其原像——基于二重维度的误解及回应”为题目申报了第52批博士后面上基金项目，至少可以得到 二等资助的，我有这个自信!)，题目比较“时髦”，内容就是要为恩格斯所受西马诟病的思想来作辩护的。问题式的研究更有价值，我是这么想的。 可那天，在我的发言之后，好像会议气氛就变了。那些人都貌似在说学术，又好像不是在说学术。我发誓，自己真是就学术而学术的，没有什么弦外之意。我一个工科出身的人，能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经营好就不错了，怎么能有能力去顾左右而言其它呢? ” 从常艳描述的会议情况来看，编译局很多工作，并不是在“编译”，而是发挥着文革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等同样功能：为现执政当局行动路线找思想根据和理论基础。中央编译局从事的工作，和中国社科院马列所、中央党校、中国很多智囊理论机构完全或很大程度重复。 中央编译局有个翻译服务部，给社会上提供翻译多种语言服务。按说，这才是编译局名副其实的本职和“份外”工作。 *衣俊卿：中共新一代“理论家”* 2012年6月15日，常艳说： “还说起他在《光明日报》写的那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信”，我说我在贴吧里发帖子，发不上去。因为有“李 changchun”、“胡jintao”等敏感词。所以，我就只是把那个图片给发了上去。他问我网名叫什么，我说“shine尧尧”，看不出来是我的。 他说这篇文章写绝了，只写了7、8个小时。李**讲完话后，有好几个人想写，但后来光明日报特约他写的。说发表后，首都师范大学等学校有人给他写信;还说 李**、刘yunshan等人看见了也高兴，这是给他们的观点做论证啊。他说就把我分在马基处，江洋将来要往国外马克思主义这边靠，马基处就有史清竹、李 百玲、他的一个刚考公务员考进来的学生(本科学的英语、硕士西哲，博士文化哲学)等人。我说行的。”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6月5日刊登如下“新闻”：文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信，作者衣俊卿。该文第一段说：“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 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站在推动人类发展和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高度,寻求用先进的理论来武装自己。 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以人类解放为己任,具有改变世界、变革现实的先进理论,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的历史性选择。这种清醒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由此成 为我们党的鲜明特征和力量源泉。这种理论自觉和自信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价值理想的深刻认识和坚定信念; 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自觉彰显和坚定信心;体现为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创造性地回答当代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指导中国社会和谐发展。正是靠着这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 自信,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不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 ” *用马克思理论诠释当今中国两性关系* 2012年8月29日： “我憎恨中央编译局这个地方，发自内心。如果不和这里开始打交道，我依旧按照往日的轨迹生活，而现在，我的生活即将毁掉，衣老师的生活也势必受影响，尽管我并不想这样做。 在某些社会形态中，不同的生产方式是共存的;包括在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是几种生产方式并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当时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包括生产力、生产方式这些概念，马克思本人也常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由特定的情境与需要决定。——常艳语 “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杨金海语 “孩子多了，就是按需分配，顾不过来;孩子少，就尽心，还会有点福利。”——杨金海语 “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杨金海语 “最近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多，杨老师是怕一旦说开了影响太大。”——刘仁胜语 发展本身肯定好的，是不是“观”错了?别人看错了?——武锡申语 “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动卷入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等过程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生产技 术，而这种学习，必然不可能只向一个国家学习，其实很多俄国人并未觉得封闭的农村公社就不好，但还是被动卷入了。同时向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这也是一个 大问题啊!”——常艳语 “健康才是人的第一需要”——张文成语 “记得要生产力的全球化啊”——张文成语 。。。。。。 还说了很多，大家都懂了，我们确实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佩服彼此的言语与才智。我也看到自己真是“进步”了! 这些话的含义我不想给各位分析了。知识分子确实蛮有本事，说话不会绕进去自己。我今天是第一次成功尝试这么讲话。“” 常艳的文章是8月底“完稿“的，她说“完稿于2012年8月30日凌晨6点。”但是，8月31日起，常艳继续以日记方式来接着“讲故事。” 2012年12月3日，是常艳最后一天讲“故事。”她“录”完了当天和衣俊卿简短对话后“封笔”。最后她附上了一个“附录1：爱爱的时间、地点”，详细列出了“17次开房”的时间和地点，然后说：“衣老师哭了。”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