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十日是世界人权日，台湾文化部在「景美人权园区」举办一项纪念活动，这个地点在戒严时期是警备总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台湾民主化之后，警备总部已经裁撤，监狱改成人权纪念园区，马英九非常重视人权，应邀出席这项纪念活动。现场还邀请了当年白色恐怖受难者和家属一百多人一起纪念。台湾民间的台独团体趁机到现场抗议捣乱，包括公投护台湾联盟、908台湾国运动等等，这些组织绝大多数都是极端台独主义者，直到现在还痛恨外省人。 文化部长龙应台致词的时候就被不断吶喊打断，一会儿大声喊「你不是台湾人，你不要讲话」，一会儿又大叫「台湾没有人权」，或是「流亡政府滚回去」等等，龙应台多次问这些鼓噪的抗议团体「我可以继续吗」，独派群众还是喊「你没资格代表政治受难者家属发言」，龙应台也不客气反击说「那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所有人」，她希望抗议者能尊重在场其他台湾人的情感。 马英九致词的时候，现场独派群众鼓噪得更厉害，有人大声吹哨子，公投护台湾总召集人蔡丁贵大喊「到底要把阿扁关到什么时候」，更有十几个人站起来高喊口号，，并伸出双手比出拇指朝下的动作，大喊要马英九下台，甚至作势要冲上台，都被国安局人员阻挡，但也导致马英九的演说被迫中断好几次。 马英九致词的时候提到，他担任法务部长以来，人权一向是他最重视的议题，人权馆的成立，也证明政府愿意面对历史，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包包被丢向讲台，但因力道不够大，掉在讲台前面的地上。 现场维安人员一看很紧张，立刻在讲台前面围起一道人墙，然后马英九提高音量继续说，「长达卅八年的戒严统治，造成许多冤狱等错案……」，才讲到一半，抗议群众又丢出一只运动鞋，笔直朝马英九的演讲台飞去，维安人员像训练有素的篮球队一样，手往上面一拦，在半空中硬把这只鞋子挡了下来，同时立刻又围起第二道人墙，丢鞋的王姓男子也立刻被维安人员带走，马英九才好不容易在独派抗议中完成人权日的致词。 ●台湾的媒体很重视这个新闻吗？据说连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报导这件事？ 台湾第一次发生这种事，媒体很重视，大篇幅报导，图文并茂，连前美国总统小布什2008年在巴格达被丢鞋子的照片，和大陆总理温家宝200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说时被鞋子攻击的新闻照片也一并刊登，分析和评论当然更不在话下。华尔街日报是在它的网站上刊登出一篇报导，标题是「马英九加入被扔鞋俱乐部」，文章提到，台湾总统马英九在位近五年之后，终于加入了世界领袖的一个菁英团体，成员包括小布什总统、温家宝总理。不过马先生是否觉得自己成为其中一员是值得夸耀的事，则不得而知。报导也分析了，不满马英九的民众把台湾经济成长迟缓归咎马英九，挺马英九的人则把台湾经济疲软归咎全球景气不佳。甚至提到，就像当今许多世界领袖一样，马英九拿到一首烂牌。不过华尔街日报却没有提到，这些抗议的独派团体，长期呼吁马英九释放陈水扁，认为陈水扁坐牢是因为政治迫害，以前的政治受难者都重获自由，只有陈水扁还关在牢里，因此持续向马英九抗议。经济景气可能并不是这些抗议人士关注的焦点。但不管怎样，还是一篇很有趣的报导。 ●台湾各界和新闻媒体对这件事有什么评论吗？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说，他不鼓励丢鞋的行为，但这种抗议方法却是一种民生经济衰退的指标；前行政院长谢长廷则说，这会激化对立，不应该，但这是因果，当年国民党在扁政府时代扰乱国庆典礼，如今则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国民党身上；台北市长郝龙斌则认为，对国家元首做出不礼貌动作，应该予以制止，国际间即使遇到这种事件也会制止，并采取法律行动。 台湾媒体的分析鞭辟入理，提到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为了使打击政敌的行为合理化，自甘降低文明标准，为野蛮找理由，问题是丢鞋不是台湾人的传统美德，尤其这一天正好是国际人权日，民进党正在举行国际记者会，宣扬民进党对人权价值的坚持，更显得十分讽刺。 另一篇评论则认为，在现场一片叫嚣声中 抗议者本来是有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情绪，但这些本来应该被听见的声音，却因为失控的抗争行为模糊了焦点，国际间只看到「向总统丢鞋子」，变成一场闹剧，也让台湾这些年来为改善人权所作的努力，都被埋没了，实在是一件不划算的事！

●我们在财政资源上面大量得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人安排的休息、修养、出游、出巡的地方，这块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 　　 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论坛上表示，我们在财政资源上面大量得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人安排的休息、修养、出游、出巡的地方，这块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 　　 以下为华生演讲实录： 　　 大家下午好！ 　　 今天的题目是讲财税，昨天为了参加这个会，我专门看了一下网易关于年会的说明，还有我看把前几年的会议都附上去了。我有一个感觉，现在政府都开始不说空话、套话、假话、大话，开始扭转了，但是我看看我们年会上的话，财经界也基本上是空话、套话挺多。当然是不同形式的套话，那边的套话是从马列主义开始带一大堆，我们每年说的话，我看前几年的发言拿到今年也一样可以用。所以，因为今天下午的分组我不能参加了，答应人家到山里面去，虽然下雪了，但是答应人家的还是要去，我讲完了就走。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媒体办的研讨会，很多话我都不太懂，比如网易年会的标题是“重返民富之路”，我昨天琢磨了半天，我没有懂这是什么意思。“重返民富之路”就意味着我们曾经有过民富的时代，最近没有了，原来民富过，现在不富了，所以要“重返民富之路”，但是就我活了几十年，我不记得以前有什么民富之路，所以不知道往哪重返。这几年如果公告的说，比如农民工，农民工前几年都是几百块钱工资，现在是几千块钱工资，由于劳动成本上升，一些企业家说生产成本太高了，所以很多移到东南亚了，所以一线的工人的工资是增加了。富人是不是变得比较穷了？也不是，前两天我看计量司的年度经济任务，大佬们赌一件事情，一赌都是拿一个亿赌，现在贫困县一年财政收入恐怕也不到一个亿，所以富人也很富。所以，我就是没有明白，我们今天讲“重返民富之路”是说的什么意思。 　　 再回到这个分论坛，我首先给主人提个建议，叫做“深化财税分权”，这个我也没有太明白，财税分权这是政府的事情，政府研究财税分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经常开会，他也不请我们去，人家自己把这个问题该讨论的都讨论了，真是用不着咱们帮助他们操心。中国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比例关系，如果和起来国家比起来，比例也很正常，跟别人差不多，中央财政占的比例也不算高，转移支付的情况其他国家也存在，我在英国生活很多年，他的集成度比咱们还高，转移度更大，这个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但是显然不是我们要研究的真正问题。财政税收体制有没有问题？肯定问题，而且有大问题。可惜就像我们现在城市化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证券市场的问题，我觉得媒体上讨论的基本上都不是讨论的真问题，基本上都是说一些空话、套话、大话，重复以前的一些形式上的话。 　　 就我来看，我们先讲财政体制，中国的财政体制现在首要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认为中国财政体制现在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卖地财政问题，就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其中相当大一块是非税收入，还不是税收收入。非税收入这么大，这个跟其他国家相比是不正常的。同时，我们这个非税收入非常主要的一块是靠倒卖土地来的，我们学的是香港的办法，香港的地本来就是官地，就是港府的地，我们这还不是自己的地，我们是收了农民的地倒卖，所以我们准确的说咱们不是土地财政，我们是“倒地财政”，这个“倒地财政”我觉得是财政体制要改革的第一件事情。明年要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没有这个毅力，有没有这个决心来动这个“倒地财政”，这是对新政府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很可惜我们媒体，包括学界对这个问题说法也不一，起码没有把它作为首要问题。在我来看新一届政府改革能不能有突破，在经济上面能不能有突破，第一个试金石，第一个最重大的考验，就是对“倒地财政”采取什么态度。就目前来看，基本上卖地财政在新型城镇化的口号下还在继续蓬勃发展，我看媒体上也在推波助澜，媒体上基本上炒作的都是这一套。 　　 原来我们倒卖土地的财政是和旧城市化配套的东西，新型城市化是不能搞这个的，这是我们帮助媒体都没有搞清楚的事情。那个东西就跟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经济是专门为那个时代配套的，现在这个时代倒卖土地的财政是不能给新型城市化配套的。因为新型城市化建设，我2006年就给领导提出了建议，我说新农村建设这个事情不是龙头，龙头是新型城市化建设，新型和旧型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现在基本没有讨论的问题，什么叫做新型城市化？原来那个旧在什么地方？这个新又新在何处？我觉得政府没有明白，我们媒体和学界有责任要把这个说清楚。我当时提新型城市化，最主要说的新型就是新在新要解决人口，先要解决户籍，旧城市化核心问题就是我们会讲到的土地的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脱节，现在要搞新型城市化的核心就是要让你的土地为外来人口的落户服务。但是，我看了直到今天的所有的中央文件基本没有这个内容，基本上还是包括开发商怎么疯狂的拿地为了迎接新型城市化，我说那不是迎接新型城市化，那是迎接旧型城市化，因为新型城市化首要是解决人落户的问题，土地制度的改革怎么转过来，从过去为大楼、大广场服务、为开发商赚钱服务、为城中村和成交农村补偿服务，转到为城市化的主体，农民工主体、以及外地来移居的人口服务，这才是新型城市化。 　　 财政体制要为新型城市化服务，我认为要打的第一个大仗就是改变倒卖土地的财政，但是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没有任何准备。如果没有这方面动作和准备，我觉得所谓的新型城市化最后必然还是旧城市化，还是少部分人获益的城市化，大多数人被排挤在外的城市化，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所以，我认为财政体制要改革的核心，第一仗就是要动摇买卖土地的财政。动摇这个东西后面带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批评它是容易的，但是要替代它，问题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土地还在招拍挂，如果按照中央文件里面说的“严格区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征地”，当然这个口号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假定按照这个口号去做，就不能招拍挂了，不能卖地了，卖地就结束了，但是现在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准备。按照现在这条路走下去，因为这种招拍挂的模式必然会抬高城市土地价格，必然会造成一部分开发商的暴富，中国财富榜上有那么多大开发上，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这个只有香港有，因为我们是从香港学来的拍地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把少数土地资源给少数大开发上，所以我们福布斯排行榜很多地产商在上面。所以一说新型城市化，地产股都上涨，我说这完了，这不是新型城市化，这是旧型城市化。所以我们的财政体制用什么来替代过去我们称之为土地财政的模式？土地如果不用拍卖的方式是用什么方式？现在又有新的建议，说是政府和农民是双轨制的方式，双轨制的开头跟我有关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搞双轨制我是反对的。实际上无非就是在政府卖地财政的同时允许城中村和城郊村农民分享一个更大的蛋糕，等于是政府、开发商和城中村和城郊村的这些既得利益者做进一步分脏而已，这是解决不了新型城市化的问题的。 　　 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倒卖土地财政的问题，现在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已经占很大比例，如果不从根本上动摇这一块，而且设计一套新的技术完全替代这一块，那么我们新型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就会完全落空，因为靠少数人发财拉动不了中国GDP，只有几亿农民工和他们在农村的家属、留守的儿童，还有大量丛中小城镇到沿海一线大城市转移过来的外来人口，这些人的安置，这些人有土地权利，有住房权利，才会真正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所以，我个人认为财政体制第一个问题，最大的挑战就是对倒卖土地财政的态度和措施。 　　 财政体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财政资源歧视性的分配。我说的这个可能都不是现在媒体讨论的热点，但是我认为这是主要问题。我们中国之所以现在贫富差距大到今天这个程度，除了市场本身的马太效应以外，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财政资源分配加重了一部分人更好、一部分人更差。我们财政资源的分配首先跟刚才说的有关系，就是我们的住房，我们城市保障房主要是对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基本上住在地下室和工棚里面。教育方面现在还在争论外来人能不能参加本地高考的问题。医疗更是向城市人口，特别是向体制内倾斜。这个加剧了我们整个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在我们国家跟计划经济是相关联的，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保的就是这批城市人口，当年很困难的时候，城市人口有布票、有粮票、有油票，保证了至少最基本的供应，但是其他人是没有的。我们的公共医疗资源主要是集中在城市，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体制内，用掉了医疗资源绝大部分。所有这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跟我们财政体制都是有关系的，就像广州市稍微公开一点，马上公开出来说他的财务里面有一部分资金，几千万是拨给省立或者市立幼儿园的，就是他财政资源分配是严重不均等的。别人的财政资源的分配可以减弱市场本身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而我们的财政分配从整体上强化的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我们财政体制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当然，这个改起来非常不容易。因为财政体制现在的分配完全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完全是有利于体制内的，这样会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而且包括我们各界精英，不光是权力精英，包括我们的财经精英，艺术精英，体育精英，都是这个体制受益的，要动摇这个是难度很大的。所以，我一直说收入分配的改革第一步是做不了的。这是我认为财政体制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财政资源歧视性分配，严重的强化了我们的贫富差距。 　　 第三个问题，这个就更难了，就是我们财政资源的特权分配。现在我们开始新一波的反腐败，腐败是非法的，特权是合法的权力的滥用，特权是法律给你的。因此反腐败要深入，最后肯定涉及到特权，实际上从开头已经涉及到了，比如说过去领导一出门要封路，现在不封路了，实际上这个碰的是什么？这个碰的不是腐败，碰的是特权。但是，概念上可以区分，一个是反腐败，一个是反特权，这两件事做了，政治提出已经做了一半了。 　　 这个特权在我们原来财政分配体制里面，它是向特权倾斜的。举个例子，我们的办公楼，最近有人把地方办公楼搞的富丽堂皇，比人大会堂还气派，不光是它，全国办公楼都膨胀，这就涉及到权力。我去日本议会议员办公室，日本议会议员不是我们人大代表，谁在议会里面议员多数就组成政府，他们是真正执政党的精英，他的议会议员至少相当于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的办公室，每个议员一间房，当中挂一个布帘隔一下，秘书坐外面，他坐里面，我还上了一趟厕所，厕所很小，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在财政资源上面大量得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人安排的休息、修养、出游、出巡的地方，这块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所以，反腐败的深入必然是要碰到对特权的限制，包括对办公面积的限制，更不要说办公以外大量的设施。我去参加美国国务院的会，美国国务院没有地方招待，找一个公关公司给你安排在宾馆里面，会议厅都是在外面，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 　　 所以，真正的财政资源，就是财政体制改革在我来看是这三大问题。首先要突破的我认为是第一个问题，因为第一个问题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而且它的收益很明显，我们现在想要经济增长，想要持续发展，不解决第一个“倒地财政”的问题就不能前进，其他的问题只能是循序渐进。所以，我认为这是财政体制真正问题，根本不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的钱是不是少了一点，我想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其他国家都是转移支付的，中央财政占大头，各个国家都是如此，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值得值得在这上面耗费脑筋。关于财政问题我就简略的说这些。 　　 下面我再讲税制。如果财政问题上是一片混乱，税制问题上基本上是错误思想占主导。刚才我们主持人还说结构性减税只见结构不见减税，这个我觉得也不够公平，因为营业税改增值税实际上就是降低增值税税率，我们原来增值税是17%，现在推广到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就把17%降到了7%、5%，确实会减一部分税。 　　 但是，我要说的实际上中国税收体制主要问题，我们现在主要攻击的就是国家税收太多了，在我来看并不多。中国的税收现在占GDP20%多，是非常正常的水平，它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税收以外的非税收入，所以加起来以后到了30%多。如果真正像我们刚才说的把非税收入拿掉，税收的主要问题就不是砍总量的问题，就不是减税的问题。当然，喊减税，这都高兴，现在在这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可以归纳为两句话：第一，减少税收，所有人都欢迎。第二，增加福利，大家也很高兴。要提高低收入人怎么办？要增加福利，这样提低，另外就是减少税收。现在美国和欧洲都是这个问题，美国和欧洲所有难题就是一边要减少税收，一边要增加福利，所以美国出的财政悬崖，欧洲出了债务危机。因为如果是把政府多吃多占的那块拿出来以后，政府本身实际上是一个过路财神了，他收的少就干的少。你可以增加税收，然后增加福利，也可以减少税收减少福利，但是唯一不能持续的就是减少税收增加福利，这个是混不下去的，这也是今天美国和欧洲混不下去的原因，这显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在这么低的发展水平上要学美国和欧洲，我们肯定是死定了。 　　 因此，税收上的问题，尽管这个话不受人欢迎，我觉得解决了非税收入以后，税收本身这个水平恐怕基本上是降不下来的，按照现在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包括对农村、对医疗、对方方面面大家所要求他花的那些钱，他这个税收减不下来，就像美国现在一样，共和党说税是绝对不能加了，砍不砍福利你们看着办？税不能加，只能砍福利。奥巴马说福利一定不能砍，因此必须加税收。 　　 中国税制问题主要问题是什么问题？在我来看不是总量问题，不是结构问题，要看的是税收之外的非税收入，要砍的是不合规，把那一大块砍掉以后，税收这块在中国现在发展水平上，20%多是非常正常的。中国税收最主要的问题是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我们现在是以间接税为主体，基本上没有直接税。所以，像调整经济结构一样，税收制度最主要是调整税收结构，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但是这个转变的口号大家是喜欢的，做起来没有一个人欢迎，包括我们在座的人。间接税监管都是老百姓承担的，你去买个馒头，买个消费品都交税了，富人消费的少，所以他交的少，穷人交的少，但是这是间接的，没有直接从你口袋里面掏，从口袋里面拿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所以，中国个人所得税现在工薪阶层当中只有7%的人交，7%的人当中有6%点几只交5%，真正叫超过5%的个人所得税的人不到1%，现在又有新建议，说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到1万元，网民大多数赞成，也就意味着中国人的偏好是最好个人所得税取消才好。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少了，提到1万元是百分之零点几的人交税，美国是40%的人交税。 　　 个人所得税如此，我们财产税也是全都没有。所以，美国大选这次辩论的话题是欧洲社会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中国的税收主义是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我在参加政府会议上就讲了，我说中国税收主义是世界上最热爱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了，因为我们基本上对资本不征税。我们共和党右派主张拿到中国来就是很左派了，因为我们没有遗产税，我们没有赠与税，我们也没有固定资产保有税，美国人炒股一年以内卖出的要交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40%，长期炒股也是20%，最近优惠了是15%，我们这个税基本上是没有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如果不喜欢这些税，也是可以的，但是贫富差距大家就得忍一忍，因为没有这个调节，贫富差距一定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因为市场经济本身，不要说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些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因为很多人说所有这些问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市场化彻底了，就像美国和欧洲的贫富差距在税收和福利调节下仍然是很大的。美国和欧洲在一次分配结束的时候，基尼系数也是0.5左右，是通过税收和福利的再分配把0.5调到0.4左右。欧洲呢？在美国人眼里面欧洲是社会主义，所以他从0.5调到0.3左右，调低20个百分点。我们呢？刚才我讲了，我们前面的财政体制的再分配是强化一次分配当中的不平等，税收该调节的完全没有，而且我们不喜欢，所以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以前我说一定在0.5以上，最近有人说到了0.6，没有准确的数据计算，但是我想中国基尼系数在0.5以上恐怕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为连人家完善的市场经济在二次分配之前也是0.5左右，我们肯定比他高得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税收体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怎么样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化。中国现在的税收制度相当于18世纪美国、欧洲的税收制度，就是对资本基本不调节的税收制度，不是现代资本主义，我们离现代资本主义还有很长距离，严重现代资本主义从罗斯福新政开始，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从8小时工作制到个人所得税，到遗产税，到赠与税，到固定资产税，到一系列对资本调节的措施。 　　 所以，我开头说的就是空话、套话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这个现实有时候是很残酷甚至是很丑陋的。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就是说如果我们税收制度还停留在18世纪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我们必然有一个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否则我们想改变这个状态，我们就必须在税收制度上做重大的变革。而且没有直接税的时候，基本上隐性收入也是很难办的。只有当一个税收体制是以直接税为主体的，这个时候隐性收入才能提上日程，有人算中国隐性收入是8万亿、10万亿，相当于GDP的20%，如果真有这么大，居民收入占GDP就不低了，我们说的套话又不成立了，我们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如果算上隐性收入的话就不是这样了。如果撇开套话，我们跟老百姓的真实感受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购买力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奢侈品，全世界25%的奢侈品是被中国人买走了，说明我们在这方面差距是惊人的。这样就需要你转到这样的税收体制上来，这样你才有可能针对隐性收入。税收体制以直接税为主，隐性收入才会成为主要的东西，而且它也是遏制腐败主要的东西，因为在西方国家，在一定意义上反腐败主要不是靠我们的纪委，靠的是税务局。西方人最普遍的一句话就是税收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所有人最害怕的都是税务，因为每个人都逃不脱。 　　 这样我觉得在财政税收体制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其中有政府的阻力，还有帮助我们自己在内的各界精英的阻力，因为讲既得利益集团，我们都在既得利益集团当中。房产如果开始收税，收1%，我们大家觉得已经很严重了，从第三套收，很多人提出很多意见来，说这个有不合理之处，如果真像日本、韩国那样从第一套就收，到了第三套住别墅收7%，住一个1亿元别墅，每年交700万，每个月交60万，这样人们早就晕过去了。但是，人家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井就是靠这套制度安排。我们现在设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包括我们唱的高调，讲市场化、攻击别人都可以，但是当所有这些东西落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包括有话语权的精英的头上的时候，这是取决于中国能不能真正前进的关键。 　　 所以，我觉得财政税收体制的题目，这个分论坛的大题目是非常好的，这确实是整个改革推进的关键之所在，因为西方国家大选的时候，所有人最关心的是财政部长的演说，因为他的演说里面讲税，全国人都停下来看明年的税又怎么征了，因为那是涉及到每个人利益的。你去搞选举最多四年、五年投一次票，而且到时候可能还不去，你说今天我要送孩子上学，就不去投了。但是，经济利益是跟你每天都发生关系的，你的基本权利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财政税收体制是改革的核心所在，但是这里面的难度我们要有充分的预计，它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而这些我们基本上准备的都很差。 　　 所以，我个人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改革三五年内都很难，我希望能够在一两个问题上突破，比如在倒卖土地财政上突破，因为土地收益占我们收入不平等很大一块，使这块受益不被我们政府、开发商、城市精英、城中村、城郊村的农民瓜分，而真正让大多数城市化主体农民工家属和外来人口获益，能够走出这一步，大局就会有比较根本性的扭转。其他事情有待于我们统一思想，逐步形成共识，然后再下决心慢慢去做。 　　 我的讲话就到这里，谢谢！

据中国网友近日在网上上传的照片和消息，济南军区几十辆军车星期三围堵山东东营市河口区政府办公大楼和公安局大门，要求地方政府交还在交通事故中肇事的军区职工和涉嫌顶包的军人。

欧盟外交高级代表阿什顿周五12月14日在欧盟委员会网站就藏人自焚事件发表公告，公告写道：欧盟对越来越多的藏人，尤其是年轻藏人的自焚深感悲痛，也深感关切。藏人的民族身份受到压制似乎是他们自焚抗议的主要因素。欧盟在尊重中国领土统一的前提下，呼吁中国当局调查藏人感受压抑的深层原因，并确保他们的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尊重，包括他们有权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自己的宗教和使用自己的语言。 欧盟完全支持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女士于2012年11月2日发表的呼吁。呼吁中国当局保障西藏人民和平集会和言论的自由，尊重他们的权利并且保持克制，释放因参加和平示威而被拘押的藏人。公告还敦促中国当局允许外交官以及记者自由进入所有藏区。 公告在表示意识到藏人的绝望感受的同时，也呼吁藏人不要用自焚等极端的方式抗争，呼吁藏区有影响力的宗教人士帮助阻止类似的事件继续发生，公告同时也鼓励有关各方继续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John Baird 也在同一天12月14日发表了内容相似的声明，声明担心，中国当局正在采取的更加严格的惩罚措施只会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声明表示，这种极端的抗议方式居然会受到支持这实在令人震惊，这也说明了藏人要求宗教、文化自由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 加拿大敦促中国政府充分考虑到藏人的传统和文化，以缓解紧张局势。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取消对外交官，媒体以及其他观察员进入藏区的限制。呼吁北京与达赖喇嘛本人或其代表举行真正的对话，寻找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 欧盟公告网址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cfsp/134378.pdf 加拿大外长声明网址 http://www.international.gc.ca/media/aff/news-communiques/2012/12/14b.aspx?lang=fra&view=d

      在中国的“反日”怒火熊熊燃烧的今年9月，内蒙古和江西的稀土矿山被迫进行了停产。原因是在世界高科技产业中被认为不可或缺的稀土的需求出现了锐减，库存堆积如山。各类稀土的价格在总体上已经降至最高点的3分之1以下，但各矿山仍在生产，不惜勒紧裤带进行出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命令矿山停产。在2010年9月东海发生中日撞船事件之际，中国曾经收紧稀土对日供应，日本企业一时间大惊失色，开始竞相抢购。但如今中国稀土为什么卖不出去了呢？       因为日本和韩国等稀土需求国家逐步推进了“摆脱中国”的战略。日本转向美国、加拿大、印度以及越南等地区寻找新的稀土供应来源，促使各地纷纷开发新矿山和重启老矿山。日本企业丰田通商和双日参加了据称稀土储量居世界第3位的越南西北部的都巴奥稀土矿山的开发，该矿山将于2013年内开始生产。此外，替代性材料的开发以及削减使用量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东芝于今年8月宣布开发出了完全无需使用镝的马达用高铁浓度钐钴磁铁。       想起石油危机       看到这样的情形想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当时，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等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为了打击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与荷兰，宣布实施石油全面禁运，同时减少向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出口石油。对日本原油供应的减少虽然只是暂时的，但日本开始举全国之力采取行动“摆脱石油”。除了扩大核能和液化天然气（LNG）的利用、重新评价煤炭价值等举措之外，日本还大力推进节能战略。结果，日本的石油消费从停止增长转为了下降，世界石油需求也出现了增长乏力的态势。另一方面，产油国则因原油价格上涨而开始积极增产，到1986年上半年，原油价格发生了暴跌，这就是所谓的“逆石油危机”。在那之后截至2003年，原油价格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持续低迷。重新扩大一度减少的需求以及已找到替代物的需求是极为困难的。中国的稀土正在陷入同样的结局。       中国海关自今年夏季之前起停止菲律宾产香蕉的进口，结果原本要出口到中国的香蕉大量涌入了日本和其他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味道相对差一些的海南岛等地的香蕉开始在中国各地销售。此举的背景是，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的领土主权问题上出现了对立。而中国禁止进口菲律宾香蕉的意图是希望进一步打击菲律宾的蕉农。       把经济手段用在政治将受到打击       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香蕉还是稀土，都成了解决领土争端的武器，中国将经济当做了解决政治和外交问题的手段。这样的行为是否正当，有不同的意见存在，但重要的问题是最终受到打击的将是把经济手段用在政治领域的始作俑者。不仅是引发石油危机的阿拉伯产油国。1973年美国尼克松政权实施了大豆禁运，结果主要大豆进口国日本产生了豆腐和纳豆原料不足问题。但是，这促使日本团结一致在巴西进行大豆种植。在那之后，虽然美国解除了禁运，但对日本出口受到限制。而如今美国只能与巴西分享已成为大豆最大进口国的中国市场。美国的禁运成就了巴西。       中国与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虽然存在发展为军事冲突的风险，但更容易走向经济战争。但发起禁运等经济战争的一方从长期来看将遭受损失，这是事实。中国应该了解这样的事实。

亚洲週刊指出，除滴酒不沾外，习近平此次南巡还有很多亮点。原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称，习近平在深圳视察未入住深圳迎宾馆一号楼，而是选择另一家酒店住普通套房，吃饭选择自助餐。此外，除了与地方官员一起视察的活动被记者拍照外，习近平全程不与地方官员摆拍合影。网上网下，习近平的亲民作风都赢得好评，有些评价甚至颇高。不过，也有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官员的本份，不值得吹捧。有人则认为，中共官员就像小孩子，做对了事情的时候，还是要给予鼓励。 作家李承鹏批评习近平讚美者有奴性：「每当看到有人因某次没封路就欢呼雀跃，我就有些虚拟，你活在大秦还是大明的官道？就算真要新政，也不必一副咸与维新的样子。」而学者吴稼祥则反驳他：「难道要为封路欢呼雀跃？这种皮里阳秋的贴子，不知道是哪家药厂的狗皮膏药。」 有网友将习近平与蒋经国相比，认为习近平的亲民作风是在学蒋经国：他们下去都主张轻车简从，不开道不搞排场；蒋经国主张下乡吃便餐和便当，习近平视察全程吃自助餐；蒋经国喜欢穿便服下乡，习近平开会也开始不打领带，常委们的衣着也不再死板；蒋经国反对讲话空洞无物，习近平也要求官员脱稿讲话，不空谈……两人最大的相同点是，两人都是根红苗正的「官二代」接班。蒋经国在晚年开放党禁报禁，开启台湾民主转型；而习近平能否效法蒋经国，一些网友对此寄予厚望。 究竟如何看待领袖人物或政治人物的亲民作风？亲民作风不管是伪善作秀，或是身体力行，都应当以平常心看待。亲民作风当然比高高在上﹑冷漠无情要好，亲民作风也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但即使是感人肺腑的亲民作风，其政治成本也是微小的，属于举手之劳。民众要切记政治是複杂的。前苏联领袖叶利钦在「政治新星」期间，不仅挤地铁上班，而且在职工食堂就餐。但媒体人克耶沙在《别了，俄罗斯》一书中披露，他有一次曾试图接近在职工食堂独自一人吃饭的叶利钦，就被守在附近的保镖一拳打在要害部位上，疼得他直不起腰。领袖人物或政治人物的价值是推动历史前进，哪怕只有一小步，也比亲民作风重要一万倍。

12月14日，美国和中国同时发生屠童案，中国河南省光山县，一37岁男子手持菜刀闯入文殊乡陈棚村完全小学砍伤23人，其中22名小学生。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部纽镇，一20岁男子手持多把枪械前往桑迪·胡克小学开枪造成近30人死亡，含20余名儿童。...

从辽宁到重庆的近二十八年从警时间里，凭借三套王氏刀法，王立军一路过关斩将建功立业。除却其个人性格与行事风格外，又是哪些力量把王立军推上了神坛？ 中国最知名的警察 53岁的王立军毫无疑问是中国最知名的警察。 从1984年的最基层警员开始，直到2012年2月2日被免去警职，28年间，他历任派出所长，刑警队长，县市级、地级市、直辖市公安局长，一直到扛上地方警察所能达到的最高警衔：副总警监。...

在美国政治学界，波士顿大学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几乎是最早一批专注于文革后中国精英政治研究的学者，且几十年一以贯之，研究成果亦可圈可点。 上个世纪70年代，傅士卓进入如日中天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师从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创党元老邹鲁之子邹谠和法团主义(corporatism)理论大师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这两方面的影响在他那篇出版成书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的政党、国家和地方精英：上海的商会组织与政治，1890-1930》(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中显而易见。一方面，政治学者们难以用法团主义理论来分析毛泽东治下的中国，而国民党时期则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另一方面，国民党高级领导人当中很多与邹谠一家不是当年的革命同志，便是沾亲带故。选择国民党作研究自然近水楼台。 但是在1980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傅士卓转向刚刚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1994年，他发表了《中国改革的困境：政治冲突与经济争辩》(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傅士卓在书中对当时中国最高政治精英们的派系、分歧、重大争论的梳理严密且准确。2001年，傅士卓出版《天安门事件以来的中国：政治的转型》( China since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试图探讨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话题：为什么中国的社会思潮在经历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会出现与80年代截然不同的面貌? 最近5年，傅士卓转向中国基层政治研究，屡屡到江浙一带考察，并将在近期出版一本新书《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与局限》(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其中一个重点便是为什么中国的私营经济没有催生公民社会。他说作出这个转变的原因是觉得当时的中国精英政治已经变得有些无聊。不过“接过地气”之后再回看精英政治，他说他更能把中国政治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 长期和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打交道，傅士卓和中国人在一起时也可以变得非常“中国化”——抢着买单，甚至用中文开些玩笑。这次采访刚刚坐下，他对我说他叫傅士卓，Ezra Vogel（哈佛大学教授、《邓小平时代》［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一书作者）的中文名字叫傅高义，那是他的堂兄弟，因为他们俩都是“傅家”的。  本次采访于12月1日在波士顿进行，采访语言为英文，中文翻译整理经傅士卓本人审阅同意。  问：在邓小平之后，中共已经实现了两次最高权力的正常交接，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从胡锦涛到习近平。可以说中国的权力交接已经制度化了吗？ 答：在毛泽东时代，尽管权力的分配也引发很多斗争，但是哪些人比较优秀，哪些人对革命贡献比较大，大家都比较清楚。现在已经距离革命时代太远了。俞正声在上海，汪洋在广东，张高丽在天津，薄熙来在重庆。你用什么标准去比较？我觉得这是个选拔上的问题。如果你开放一些，用党内民主，比如这次我们听说十八大召开之前的2012年5月他们有一个民意测验，李源潮的表现非常不错，至少是前五名。但是从十八大的结果来看，有些人不满意他。所以投票机制仍然没有起到作用。仍然要依靠派系、个人关系。 这可能会使党内的摩擦和斗争越来越大。近20年来，中共党内的一些做法确实在努力制度化，但是这些摩擦很可能会使得这些制度化的努力不能持续。 今年我们看到了来自薄熙来的非常有趣的挑战。这至少有两种可能，其一，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会团结起来，防止这种挑战再度出现。或者，中国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你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薄熙来。从政治精英到民众，你能看到薄熙来当时拥有很多支持者。这种现象自改革以来还没有见过。鉴于谁应该被选择去当常委仍然会是个充满争论的话题，以及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仍然会持续下去，我觉得未来会看到更多的人在现有的已经制度化的游戏规则之外，寻找机会。这也将会威胁到现有的游戏规则。 问：但是一些游戏规则，比如退休年龄，现在来看已经越来越刚性，而且连续十多年都在权力交接中适用。 答：我很高兴你提到了退休年龄的问题。你回想一下，在1997年，乔石正好超过70岁，退休年龄被定在70岁。5年以后，李瑞环正好68岁的时候，退休年龄又被改在了68岁。所以我们看到，尽管退休年龄是一个制度化最好的游戏规则，但是对它的操纵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一些人被破格提拔，而不是按照年龄的顺序。比如胡锦涛、朱镕基、刘华清都是被破格提拔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习近平、李克强也被跨了两格提拔到常委。所以年龄并不总是提拔的唯一标准。 在2002年，我们看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从7个人扩展到了9个人。解释之一是这可以让更多的政治局未到退休年龄的委员有机会被进一步提拔。这听上去是个挺不错的解释，但是这些被提拔的人又恰好都和江泽民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又有着制约胡锦涛的政治目的。所以现在人们抱怨过去十年内中国改革的停滞，也许部分原因是江泽民造成的，因为胡锦涛也许没有太多空间。 现在我们看到常委人数又被减到了7个人，一种解释是要把政法和宣传重新放到政治局，而不是常委一级。这从制度化的角度也许是合理的，但是你想想，如果保持9个人的政治局常委规模，汪洋和李源潮也许就会有机会，所以这也可以被解释为是为了把胡锦涛的支持者排除出局的一种安排。 所以即便有所谓的退休年龄和其他的一些制度性规定，但是也有很多方法来操纵这些规则。 5年之后，现在的7个常委中的5个人都要退休，这种5年之内就有绝大多数政治局常委出现轮换的情况在改革以来是非常罕见的。这将直接给中国政策的连贯性带来挑战。 而且，如果你要坚守年龄原则，那么现有政治局委员中，许其亮、孙春兰是年龄符合进一步晋升的政治局委员当中最年长的两位，如果你按照2002年的解释说要给年龄大的政治局委员晋升到政治局常委机会的话，你是不是要让军人和女性进入常委呢？这又将对不提拔女性和军人进入常委的规则带来挑战，此前的吴仪和这一次的刘延东都没有被提拔。 所以我觉得这次十八大给未来五年带来了太多制度性的问题。10年之后的总书记选举，如果没有薄熙来那种民粹主义挑战者出现的话，我会觉得奇怪。 问：如果没有一个制度化的权力交接机制，会有什么麻烦？ 答：如果没有能力的领导人被选拔出来，会遭遇经济上的决策问题。而且如果没有制度化，领导人的合法性也会被质疑。对于目前这种非常不好的选拔机制，中国人好像特别有耐心。 不过我不觉得这种耐心会一直持续下去。而且面对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问题，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答案，比如薄熙来那种左翼的方案，赵紫阳那种自由派的方案，还有一些中间路线的答案。人们并不仅仅只是在讨论那些小问题，而是政治体制的基本方向。所以我觉得在未来10年内，这些问题都会浮现出来。邓小平是对的，他说如果出问题，首先会从党内开始。有资格被选入常委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那些失败者可能会对这个政治体系如何运作有很多抱怨，并且对于政治体系提出反对。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薄熙来试图对这个机制进行挑战。 问：你觉得共产党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回应吗？比如说试图尝试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些不满和抱怨？ 答：不会。首先，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体制具体是怎么运行的。一些报道说十八大之前，党内有一些投票，但是这些投票并没有实际的意义。最后的结果好像更是一种讨价还价的结果，比如汪洋这一次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但是他可能会出任副总理。这种讨价还价会不会在2017年的十九大继续发挥作用，谁也说不准。 问：你觉得现在的最高权力交接跟以前比有什么进步吗？ 答：没有。我看到的是退步。尽管在2002年的十六大上，江泽民操纵了很多。但是那次仍然是一个相对平衡和平稳的权力交接。但是这一次并不是。我们看到的很多小迹象都表明在十八大之前，中国最高政治精英们之间有很多问题和争论。和五年前相比，整个过程更加充满争斗。我认为，在五年、十年之后，这种争斗会更严重。 问：在邓的时代，中国的政治派系大致上是基于他们的政策取向，比如改革派或者保守派。但是现在的政治派系，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利益、个人背景。比如团派、上海帮、太子党。 答：你说的是对的，现在很多派系都是基于政治经济利益。但是我觉得如果无法很好的协调或者治理这些问题的话，中国的派系可能会重回意识形态——中国的政治人物们很可能会采取更加意识形态的方法。 问：但是很多观察者已经习惯了仍然用传统的派系来作为判断领导人政策取向的指标。比如很多人看到这次政治局常委中团派人物不多，或者是看到上海帮人太多，便感叹这届领导人会非常保守。可是在江泽民的时代，中国的政策恰恰是非常市场化和亲西方的取向，而在胡温时期，中国的政策又恰恰偏向另一个方向，是比较左翼的方向。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来判断政治精英们的政策取向呢？  答：更宽泛的问题是，中国有很多问题，哪一个可以变成政治议题？以前没有人关心三农问题，但是朱镕基和胡锦涛都将此变成了一个政治议题。当然某个问题一定要在政治精英层面首先获得支持。有的时候，某个问题变成政治议题的原因并不是很清晰。要制造一个议题，我猜一定要首先获得政治局成员们的关注。 我发现非常有趣的是，胡锦涛看上去好像对农村非常富有同情心，他在甘肃度过很多年，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口号，当然他和温家宝也向农村投入了很多资源，建立了医疗保险，这很好，他们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他们没有触碰政治体制问题，他们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前后试验的一些政治改革措施在五年之内很快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他们只会选择性地去解决一些问题。 问：关于派系，几年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日本自民党的内部派阀的做法可以有效地在党内规范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  答：这种观点经常被提出来，要将派系利益正常化，因为在党内很清楚有不同的个人网络。但是这种观点违反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派系政治的危险是一个派系永远想独占权力，想消灭其他派系。所以我想中共特别希望能够避免派系斗争，而且在它的历史上有太多派系斗争了。 当然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共识。很多事情都要依靠协商和妥协建立共识。这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会作出什么重大决策，但是这是他们所需要的。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社会政策会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问：现在能预知习近平会有怎样的政策倾向吗？ 答：不知道。他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经历，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在内陆的河北工作过，但也在福建和浙江工作很长时间。他应该对私营经济有很好的了解，比起近几年的其他任何领导人，他对台湾也应该有更好的了解。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去预测他的政策取向。 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政治人物与美国的很相像。他们都需要提出一些自己的概念。比如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克林顿的“新契约”。中国也是这样，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有“三个代表”，胡锦涛有“科学发展观”。我想用不了多久，习近平也会提出自己的口号，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对他的意识形态取向以及政策取向作出识别。不过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的政策能够实现连贯性。现在来看，他好像要发起反腐败的运动。但是中国并不需要反腐败的运动，中国需要的是各种制度设计来防止腐败。如果你把这个体制封闭起来，那么体制内部显然会出现很多腐败。要做的是改变这个体制，把更多的人关进监狱不会有效消除腐败。 但是这个很难做到，因为这涉及到了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你还记得前些年中共党内也有人提出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但是更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从一个惯于发动群众和政治运动的政党变成一个真正提供公共服务和行政性的政党。但是在中国，好像没有人认为行政改革在政治上是重要的。 问：行政改革如果触及到党的利益和权力，如何保证他们还有动力来推进这个改革？  这是个悖论。如果这个党不愿意改革，它最终会崩溃。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共本身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我从来不低估中共的学习和应变能力，但是我仍然认为中国有些问题在现有体制内是无法解决的。中国现在遇到的治理上的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政治体制的问题。 问：几年前你曾经将你的研究关注点从精英政治转向基层政治，你觉得中国系统性的转型会从底层开始吗？ 答：我没有看到任何可能性。中国如果有系统性的改变，应该是自上而下的。经常会有人认为，从底层会有民间社会的发展，会产生一些要求变革的动力；从上面会有一些改革的举措。两者在中间相遇，然后中国出现系统性的改革。但我不觉得这会发生。虽然我一直都赞同中国需要渐进式的改革，但是我现在对于这种可能性感到非常悲观。

广东省委宣传部：对佛山等地个别楼盘涉嫌使用海砂的问题，除采用有关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外，各媒体不自行采访报道评论。 相关新闻： 佛山4楼盘工地被指使用问题海沙 http://www.opsteel.cn 2012-12-07 针对近日媒体曝光4个在建楼盘涉嫌违规使用超标海砂作为建筑材料，昨日，市住建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已对4个楼盘工地现场砂堆进行样品抽检，待检测结果出来后再采取相应措施。 　　事件回放： 　　媒体曝4楼盘使用问题海砂...

中宣部：对重庆打黑相关问题特别是涉薄熙来、王立军案件的报道，除采用新华社通稿外，各级媒体一律不自行采访报道评论。 【数字时代真理部系列：“在这里，了解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