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莫言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新聞，我頓時叫好。他這個人如何軟骨頭，我雖然略知一二，可是看過他書的朋友都說他得獎是實至名歸。我沒看過他的小說，但老婆與別的朋友多次提過他，張大春甚至說他遲早會拿諾貝爾文學獎，故此我知道他是個了不起的作家；聽到他得獎的消息，我的反應這樣是理所當然的吧！ 我知道莫言沒有脊樑，有人甚至說他助紂為虐，從未為創作自由出過力，更不用說為新聞自由、人權和民主奮鬥了。莫言可以選擇不做民主自由鬥士，然而即使只是想做個作家，也應該為創造自由奮鬥啊！莫言沒有。但，這又怎樣？ 不是每個人都要做鬥士的，社會上不可以人人都是鬥士。這不是個好辦法，人盡其才，社會才會好。為甚麼不可以讓一些人選擇只做藝術家？為甚麼不可以讓一些人犧牲品德，專心做藝術家，為藝術貢獻？即使這樣的人賠上做人的尊嚴，那又怎樣？要是他只想投身藝術而又甘願犧牲─包括犧牲做人的尊嚴─他們不是應該享有這個權利嗎？ 劉曉波、艾未未當然可敬。他們使人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令人相信只要這些有風骨的知識分子尚在，中國便不會永遠陷於黑暗！從他們身上，你看到知識分子的尊嚴，他們的道德力量讓人看到中國知識分子是如何高貴。今日的中國人眼中只有錢和權力，這些知識分子卻押上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好讓高貴的道德情操得以粼粼閃耀，振奮人心，讓我們重燃對中國的希望。 只要還有像劉曉波、艾未未那樣硬骨頭的知識分子，中國便有得救。也只有靠硬骨頭的知識分子的道德力量，中國才能衝破封閉，奔向民主自由。今日的中國道德淪亡，故此道德情操尤其可貴，道德力量尤其感動人心。知識分子站起來，承受衝破封閉所必然面對的打擊─甚至是足以致命的打擊。同樣，當知識分子發揮其道德力量，他們對執權者的衝擊也是足以致命的。 這樣說好像是要將知識分子作為祭品，中國才得救，這對知識分子似乎很不公平。事實是，只有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才能喚起人心，鼓動人皆有之的道德力量。中國已道德淪亡，只有道德力量才能救贖這個國家，而知識分子是最具道德力量的。 知識分子是知識文化藝術傳媒資訊的傳播者，他們直接影響人們的意識形態，他們的道德勇氣和力量因而更具感染力、更能觸動人們的惻隱之心，提升人們的道德意識，發揮其道德力量─最威猛的人民力量。要衝破今日中國的政治封閉，人民的道德醒覺和努力是唯一、更是最大的力量，只有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才能鼓動這股力量。時窮節乃見，當國家道德淪亡，知識分子也就要負起這重大的責任。今日中國最需要的，正是他們的道德勇氣。 人們都在問，習近平上台是否會改革開放？共產黨的執權者也在不斷說，不改革便將亡黨、亡國，但習近平真的會動手作政治改革嗎？人們都願意相信他會着手改革。面對腐敗不堪的局面，不乘着改朝換代之勢改革，以拯救共產黨的領導權威，那麼上台來幹甚麼？但習近平沒有說過要改革呀，那只是人們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我們為甚麼不可以直接問習近平？向領導人提問不是罪吖?!為甚麼我們不直接去問問他？ 毛澤東要不斷搞鬥爭，那是他要讓共產黨─也就是他自己─獨裁下去的理據。在他來說，中國尚在搞社會主義革命，在革命的非常時期便要用上非常手段，即使是獨裁專制也在所不惜。到了今天，社會主義連影子都沒有了，還要搞甚麼革命？不要革命了，也再不需要耍非常手段了，況且非常手段業已過時，到今天誰還會相信暴力統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請你用正常的手段治國好嗎？共產黨只要從今天起尊重自己訂定的憲法，用正常手段依法治國，共產黨才有可能重登統治者不可少的道德高地。沒有道德權威，中共是沒希望消除現存的腐敗。道德淪亡貪污濫權是中國的敗象，只有道德權威的力量才能清除這一片敗象。 中共今日要爭取的不是箝制人民的力量，在資訊透明的今天，這明顯是既吃力而不討好，更加是做不到的了。同樣，中國當下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財富，更多的財富只會帶來更多的貪污腐敗，故此求富是死路一條。中共政權現今最欠的是道德權威；你打起革命的幌子，耍出非常的極權手段，長期欺壓人民，是時候回歸你自己訂定的憲法，重建你政權的正當性，挽回你的道德權威了，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得救。 習近平，你要知道中國人民是有尊嚴的，他們不會再屈服於暴力權威之下，他們只會信服道德權威。新一代的中國領導人最迫切要解決的是嚴重的道德缺陷。他們應該拿出勇氣信任人民，當你能夠用行動贏取人民的道德回響，你便能夠贏得到人民的支持、推動必須的改革。 習近平，你要作的改革太龐大了，沒有人民的支持那會非常危險，而只有出於道德的認同，人民才會支持你。人民要的不再是吃得飽的權利，他們已經溫飽，他們要的是做人的尊嚴，而政府有道德權威，人民才能有尊嚴的起來。 中國的悲劇是沒有個像緬甸的昂山素姬那樣的反對派領袖。極權政府如果改革失敗，便要有個有正當性的權威領袖取代其統治地位。可是中國卻只有共產黨，不改革繼續腐敗下去嗎？中共遲早會被革掉性命，而革命來得太悲壯、代價太大了。要是中共政治改革失敗嗎？沒有反對派或具正當性的權威人物取代其統治地位，群雄無首，形成個爭鬥的動盪局面，那分分鐘會比革命來得更悲壯。 中國只有中共這個權力組織，我們都希望中共能夠成功政治改革，但要達到這個目的則必須贏得人民的支持，在改革過程中遇上困難挫折的時候給予執權者更大的空間和容忍。故此中共必須重建其道德權威，挽回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因為改革是個嘗試而又必然遇上失敗的過程。 最近《南方周末》事件引起全國知識分子的回響，顯示這正是知識分子以道德勇氣向下任政府問責的時刻，也是迫使中共回歸憲政、重拾其正當性和道德權威的時刻。在這道德敗壞的時代，是以德治國的時候了。習近平，你會改革嗎？ 是否推行政治改革？這將是中國知識分子向習近平大聲疾呼提出的問題，這也是個引發人民共鳴的問題。故此這是個我們必須向他提出的問題。每個人都問同一個問題，那將會形成一股無窮的改革力量，習近平將無法躲避這個問題。以諾貝爾獎得主的地位，假如莫言可以替人民向習近平提這個問題那會多好！

柴静的新书《看见》强势出版，在新书见面会上，柴静的演说清新、愉悦，把本是沉重、晦涩、难言的“政治”说的绘声绘色、轻松自如，使我们不得不佩服柴静的智慧和定律，尤其感人的是柴静对民主的理解和诠释。关于民主，我听到的和我说过的太多太多，但能够说到柴静这样的平和程度实属不易。 　　柴静的民主是一个故事，是中国一个最偏远、最贫穷山村的故事。柴静用她亲身的经历和委婉的叙述描绘了这个故事，也描绘了中国的民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政府，民众是很会民主的。政府是民主的敌人，这个概念并不夸张，因为就其民主的本意和政府职能来说就是如此。政府是集权，而民主则是分权；政府给官员专权，民主则要监督权；处理好这种关系就需要政府和民众的共识，需要双方共同遵守的契约。 　　柴静的民主故事发生在四川开县马柳乡的一个山村，这是中国最偏远、最贫困的地方。这个村700户人家，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农民也没有多少文化，政府想修一条通往山村的路，35年没有修成，由于负担农民和政府经常发生冲突，后来政府不管了，让村里自己管，村里就把这事管起来了。村里的老人也是村长召集村民开会，公布了一个规则，很简单：要求人人都要发言，不能骂人，不能光说怎么不行，还要说怎么行，达成协议后可以反悔，然后再开会，但反悔的人要负责大家的误工钱，直到大家统一为止。后来会议通过了五个协议，五次都被人揭下，每次有人揭下都又重新开会，最后，大家再没有反对的了，路修成了，谁也没有说什么，农民们的日子就这样过了。 　　什么是民主？这就是民主。这故事看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要有耐心，要有善于听取意见的虚心，人心齐了，事就好办了。政府30多年没有办成的事，交给村民自己，村民们用非常朴素的道理，用极其简单的办法，开几个会就办了，而且办的所有人心情舒畅，没有任何纷争。这说明什么？说明只要公平、正义再加上民主就能办好任何事情。政府总认为自己什么都是对的，政府手中有权、有各种资源，民众就必须按你的办，这样的事一定办不好。大家小家本同一理，国家的事说白了也是如此。柴静的故事告诉我们，民主不需要那多说法，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民主，它和文化、传统都没有关系；在每个人心中都有天生的秩序性，这种秩序性让人们自我调节相互的利益关系。有人说民主不能集中时间、力量，不能办大事，但柴静的故事告诉我们，政府39年没有办了的事，村民们开5次会就办了，这5次会只用了半年时间，究竟哪个效率高呢？如果中国的三峡工程能够让山村的那位老村长主持，我看效果一定要比哪位总理大人好得多。 　　柴静的民主是朴实的，而民主的本质就是朴实的化身。在原始的人群中可以产生共同的首领，还可以有民主的禅让，难道这需要很高深的文化吗？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里，尽管专制占了大多的时间，但民主的典列还是不胜枚举，即使专制恐怕也没有今天这样是无忌惮。民主是人的天性，它不需要任何前提，更不需要任何说辞。 　　柴静的民主告诉我们，没有政府人们能够把事情班的很好，没有政府人们会让民主产生一个民主的代理，而这个代理才是真正的、合法的政府。

安替 | 文 如果你知道一年后的美国股票价格，且你智商够用，那么恭喜，你肯定能跻身2013年《财富》杂志世界首富榜；如果你知道五年后政坛的官员名单，你又热爱政治，那么恭喜，你肯定也是未来的政治新星。这个梦，我做过，你也做过。这就是因为拥有别人暂时不知道的信息而产生的不对称优势，也是《寻秦记》等小说的心理原型。...

我是很久以后才明白，一个人战胜恐惧的方法其实只有两种：攻击对手，让他比你更恐惧；找出恐惧的根源其实就是自己，然后坚持走下去。 这已是两天以前了。2013年1月13日，中关村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