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陆南泉:苏联剧变带给当今中国的思考

陆南泉:苏联剧变带给当今中国的思考 进入专题 : 苏联解体    ● 陆南泉        1991年年底苏联发生“剧变”,其包含的内容有:列宁亲手缔造的、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党员、在苏联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存在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宣布独立的15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体制改革也不再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即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体制转型。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      从时间来讲,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时期——1991年,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而且苏联的剧变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体制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误的确有一定联系。但我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这个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苏联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到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但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种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1)高度的个人集权,在党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斯大林时期,苏共成为个人集权的政党。这样,苏共在领导制度上长期实行家长制,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2)严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斯大林往往用残酷的手段,清洗与消灭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实行个人专政。(3)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形式。(4)联盟制国家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5)长期忽视党的建设,苏共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注意改造自己,从而很难保持苏共思想理论的先进性,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6)在对外政策与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   其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首先,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其次,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到1932年,工业中99.5%是国有企业。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第四,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必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产品质量不能提高,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而苏联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从而最后导致苏联剧变。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所以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改革”,“不改革开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0页;第2卷,第333页)   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我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有人引用邓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无疑是重要的科学结论。拿苏共来论,它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共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苏联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有人在引用小平同志上述讲话论证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主要将其归咎于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叛徒”,这并不符合史实。有人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遗憾的是,提出问题的作者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人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代表的苏共。   多次痛失改革机遇   苏联在历史上曾痛失过多次重要的改革机遇。   1921年初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当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不过由于列宁于1924年1月逝世,实践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时间很短,一些主要思想也没有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1928年斯大林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宣布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苏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变革也就停止了。“新经济政策”只执行了8年。这8年苏联的政策与体制较符合当时的实际。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第二次错失改革良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这是一个极好的改革时机。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意识到,实现这种愿望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进行重大调整。这必然涉及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实际上在战前最后确立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其严重弊端在这一体制形成过程中就已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战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与人民生活的困难已非常明显。战争的严重破坏,使问题发展到极其尖税的程度。在战争时期这些困难暂时被掩盖起来了,但战争结束后,这些问题自然就会很快凸显出来。另外,在战争时期,苏联与美、英、法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反战同盟国,自然会发生各种交往,这对苏联中上层人士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从下层士兵来讲,由于战争的需要他们越出国家,与盟国的士兵接触来往,还与国外的人民来往,也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战争结束,这些士兵回国后,很自然地相聚在小饭馆与小酒店,议论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后来被人们称之谓“小酒店民主”。(转引自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也开始出现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东欧与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再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另外,取得战争胜利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斯大林个人的威信因战争的胜利也空前提高。当时苏联国内也出现了要求改革的思潮,如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沃兹涅辛斯基就提出在经济领域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如果斯大林能正确对待这个情况,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   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主要归结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斯大林看来,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   从斯大林思想深处来看,战后他并没有离开战备的政策。在二战尚未结束前的1945年4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其别墅宴请代表团中的共产党人时讲,“如果南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也不敢!”他还接着说:“战争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南斯拉夫米·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战备经济必然要求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他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   这个时期还进一步统治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自斯大林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农业、农民与农村情况一直处于极端困难状况,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饥荒日益严重。这个时期,苏联农村盛传着解散农庄的消息。原因就是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到集体农庄制度从产生一开始就显得毫无生命力,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农民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希望寻找新的出路。遗憾的是,农民这种要求改革集体农庄的强烈愿望不仅没有实现,斯大林还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控制农业,巩固与发展集体农庄制度,以达到统制全国经济的目的。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战后随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发展,个人崇拜已成为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次是赫鲁晓夫时期。他虽然看到传统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但由于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放在当时赫鲁晓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的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苏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赫鲁晓夫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改革才能找到出路。而为此,赫鲁晓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为此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前提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这是进行改革绕不过去的一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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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中国暴发户在西方挥霍丧尊严遭蔑视

网友陈平近日BWCHINESE中文网发表文章,述说了他在德国的观感。他说,每次回国,在法兰克福的机场免税店,都会见到成群成批的国内游客,手拿肩扛地徜徉在免税店里,中国人几乎人人手中都会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免税店的袋子,买的可谓酣畅淋漓。因此,一向保守的德国人,专门在通往中国的航班口又增设了一个新的免税店,这样便于中国游客购买,在登机前的一刹那继续消费。 这些年,同胞们手中有钱了,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只要有中国游客的地方,都会看到大包小包仿佛在自家门口的自由市场上随意捡几件东西的游客。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到了国外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对欧洲或者其他国家文化感兴趣,而是选择走马观花,胡乱随意看看几个著名的风景点,拍些照片作为纪念,回去后可以跟人说一周内去过了法国德国比利时布鲁塞尔西班牙等国家,然后一股脑就钻进了奢侈品店,疯狂购买,不仅仅买给自己,还要买个家人,同事朋友们,大方,慷慨,豪情万丈。在机场,他们熙熙攘攘,声音洪亮,无所顾忌,或蹲或站,形象无所顾忌,全然不顾是在境外异域,仿佛蹲在自家后院中,端着海碗跐溜海吃。 有的人,一脸有钱的样子,走路都理直气壮。大声呼叫同伴,不断高声打电话,还有的高声质问电话另一端朋友的,喂,我现在在某某店,你到底要多钱的香水?新款的才几千美金,你要不要?那气势仿佛人就在刘家窑的旧货市场或者大红门的旧家具店。而眼前的路易威登和夏奈尔们仿佛是一对破烂任人随便拎走。 同胞们在海外购物时的气壮山河和大义凛然也不得不令人有几分佩服。有个朋友,在德国开了一家旅行社,年代不短了,声誉不错,生意也做得不错。慢慢地,随着对大陆游客的开放,国内来的团队越来越多,自由行的,参观考察培训的,五花八门的名目,最后无不要求带到巴黎去,名牌店去,大肆消费一番。这些客人们挥毫酣畅,痛快之极,花钱之豪爽之不吝啬,让朋友看目瞪口呆。 很多人到最后还是意犹未尽,花了几十万,上百万之后,还觉得不够舒坦,问朋友还有没有更给力的地方。他们对朋友说,德国没劲,豪华名牌店不多,可以花钱的地方也不够多。还是巴黎和纽约比较给力,能一掷千金。 有一次,朋友接待了一个来自国内西部的团,按照计划,也就是说至少是按照来德国的办理商务签证的理由上的日程,第一天应该是参观德国的著名企业,跟公司主要负责人座谈,听取未来的合作计划和方案。这几位客人在整个会谈过程中不停地打着瞌睡,心不在焉,甚至还有发短信打电话的,他们豪不在意德国人的认真和敬业,德国人为此十分反感。中途几次停下来演讲,希望对方能重视自己的发言。作为翻译的她,非常尴尬。她清楚地断定,这些人根本就不在意这次考察和访问的内容。第二天,从科隆大教堂开始参观起,这些人急急忙忙在大教堂门前照了几张相片,就能要求尽快走人,同时提出修改后面几天的行程。他们说,教堂没什么看头,德国也没什么意思,要直接去巴黎。朋友急了,说按照行程的安排,要先在德国境内呆三天,然后才到巴黎。因为巴黎的酒店是三天以后的时间入住。对方不答应,坚决要求离开德国,并说德国太没劲,没什么可看的。朋友只好打电话到巴黎去,取消各种参观行程,重新预订了在巴黎的饭店和活动。到了巴黎,他们在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照了几张相片,提出要去看红磨坊的演出,还要去买伟哥,朋友耐着性子帮助他们解决了。 最后他们要去名牌店购物。到了名牌店,这些人立刻活跃起来,激情四溢。每人都买了五六个路易威登包,上百万的手表,无数的香水和名牌西服,还重新买了大皮箱。最后,他们令人难以置信地提出,要求改签机票早点回家。说巴黎也没什么意思。朋友差点崩溃了。机票是折扣票,不退不改签,朋友告诉他们不能这么没有信誉。这几位客人急了,说可以承担所有的退票费用,偿还损失,表示钱不是问题,但是要求早点回去。朋友也急了,说你们这么一折腾,我今后的名誉都毁了,今后还怎么跟当地的旅行社合作?那几个客人轻蔑地说,那是你的事,给你钱都不要,死心眼,做事情怎么能发财?朋友说,钱不能买来所有的东西,需要的是信守合约和遵守行规。最后,经过商议,达成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协议,这几位答应在巴黎继续住下来,但前提是,朋友必须找或者买两副麻将牌来。朋友气的几近发疯,无奈只好在巴黎的中国城疯狂地寻找麻将,然后把中餐外卖叫进来,供他们吃喝。他们昏天黑地地在巴黎打了几天麻将,最后把酒店造的乱七八糟,仓皇走人。巴黎的酒店经理告诫朋友,今后如果再找如此的客人,将终止他们之间的合作。酒店的经理还告诉朋友说,再有钱,我们也不接待了,这样把我的酒店的名声搞坏了。 朋友回来,也对陈平发誓,以后这样的团在也不接待了,再有钱也不干了。 无独有偶,去年陈平去法国参加加纳艺术节,一个以赞助商身份跟随着国内的演出队伍一起到来的男士,也是出手阔绰,一下飞机就要求陪同前往名牌店,出手就是15万买了卡地亚。陪同他的小伙子是法国大学生志愿者,因为在中国留过一年学,中文不错,人家孩子是利用暑假来帮忙做义工的。看到这位大款出手豪放,小伙子以为这位大款看错了价码,连忙解释,这是十五万,不是一万五。这大款眼皮都不动,比划着告诉店员,包起来,就是它了,然后问小伙子还有没有比这更贵的。小伙子吓的目瞪口呆。当他得知,这只演出队伍并没有得到这位仁兄的真正赞助时,他开始鄙视他,他说,如果我是他,我会给这些演员们发点补贴让他们到法国四处去看看,而不是把钱用到一块表上面,它代表不了什么。我也不想再为他服务。 无独有偶,这位仁兄在加纳期间如坐针毡,对演出不感兴趣,对文化不感兴趣,对人文环境也不感兴趣,每天的活动对他而言几乎是坐牢和受刑。于是他要求,让他早点回国去,万般无奈,陈平答应了他的要求,因为不答应也不行了,他自己花了好几万,买了头等舱,原来的票宁可作废掉。陈平跟她的朋友一样,哭笑不得。陈平认识一位在法兰克福一家很大的旅行社做导游的女孩子,她对陈平说,有时候她带着国内来的团出去参观,他们的举止和行为让她无地自容,真想找个地缝转进去,她说,那一刻,我真不想承认我也是中国人! 有一次,陈平的朋友来海德堡一带玩,陈平去帮他们预订她家附近的一个酒店,酒店不大,但很有名气,因为十分干净而且价格合理。老板娘对陈平说,“瞒您说,我不是很喜欢接待中国的旅行团,他们早上总是吃饱以后还要带走很多的面包和水果,甚至黄油和奶酪,来的晚的客人就没有吃的东西了,他们还在房间里大声吵架或者说话,对我来说都差不多,甚至还有我的床单擦皮鞋。所以我很不愿意接待团队。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团队。”她特别强调了一下。 她看出陈平的尴尬,连忙说当然也许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如此。陈平心里很不是滋味,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人有钱了,真的有了,比起六七十年代,我们的拮据,我们的寒酸我们的仔细来,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我们却是失去了点什么。 我们失去的是什么? 尊严,勤勉,内敛和温和。这本来是我们中国人千年文化中最重要的精华部分,温良恭谦让,节约本分,温润如玉,淡如温水,无欲则刚。 我们本来是谁?现在却成了谁? 毫无疑问,我们只是新一代的暴发户。中国人有钱了,却失去了世界对我们的尊重和敬仰。而今天,就在我们大把大把把银子洒在巴黎,洒在纽约洒在世界各国豪华场所疯狂挥霍的时候,我们却得到了世界的白眼。为什么? 看看海德堡,一个600年的老古城,比起中国动辄就是千年的古城而言,年轻的很多,可是中国游客来了,有几个人会静静地徜徉在内卡河边,静静观望这座庆幸没有被盟军轰炸掉的城市,聆听罗马古建筑群的声音,到著名的哲学家小路上去走走,回味一下当年歌德和叔本华们走过的小路,静静地享受一下那座残缺的古堡在夕阳下的辉煌和悲壮气势。中国来的客人们却不愿意,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人们来了,照张相就走人。因为什么?没文化,或者说对文化根本不感兴趣。再看看巴黎,有几个人在夕阳里,从荣军院走到埃菲尔铁塔再走到凯旋门,认真看看夜色中华丽而壮观的香榭丽舍大街,想象一下当年拿破仑的威武雄姿,享受一下巴黎的旖旎和风采?没有。中国的游客们都忙着去奢华的商店去烧钱,去挥霍,人们仅限于照相和走马观花。 新浪博主骆文刚与陈平的感受几乎一模一样。他在2012年6月9-24日进行了欧洲10国游,所见所闻,感触颇深。其中,在欧洲所见的中国人,其人其事更让人唏嘘。 对于奢侈品,欧洲人向左,中国人向右!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品牌直销折扣店里,见到中国人和欧洲本地人比例是100:1。中国人从店里出来,手里提的名牌购物袋,多的10-20个,少的也有2-3个。十分壮观。本来所购的东西可以放在同一个购物袋的,但是有几种原因,一是帮人家买的,要有完整的包装;二是据说这种名牌购物袋拿回去还很值钱;三是多提几个购物袋更显得拉风,让人家知道自己买了很多东西,有钱!欧洲本地人则很低调,看到适合自己的,买上一二件,放到自己背的包包里,在折扣店的咖啡屋喝一杯咖啡吃一个面包,然后驱车返回。欧洲人面对lv、gucci门前排长队的中国“暴发户”型的游客,觉得又可爱又可笑。可爱的是,整团整团的中国游客,让他们商场的销售额暴增,给不景气的欧洲经济带来源源不断的甘露。法国巴黎最大的“老佛爷”百货商场,接待处巨大的中文,售货员也多是中国人,让来购物的中国人如回家的感觉;可笑的是,欧洲人内心里在嘲笑:中国人并非真懂品牌。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文章语含讽刺地说,这些“暴富的中国人”大手大脚购买的多是并不实用的东西,他们并非真懂品牌,对一些大路货品牌趋之若鹜,却漠视真正的名牌。 据说,在一家高端葡萄酒商店,曾有中国人一进店就声称要把所有拉菲葡萄酒都买走,但该店拒绝这个要求,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出售的不仅是商品。钻石很出名的荷兰,钻石制作销售店,随处可见清一色排着长队等待进入购买的中国人。许多欧洲民众迷惑不解,在媒体的报导中,许多中国人仍然十分贫困,即使是中产阶层平时在国内也是节衣缩食,为何在国外如此大手大脚? 在欧洲的小街上,一般看到有中文的招牌,大多是中国餐馆。看着那么巨大的金字招牌,让人感到亲切、骄傲、自豪,同时心里也可以计算得出,要做到那么大的金字招牌,需要多少中国旅游团的帮衬啊!欧洲的中国餐馆都很中国,很地道,味道也过得去。旅游的时候,外国的景色,深深地让人感觉到身在国外,只有在每次吃饭的时候,置身传统的中国摆设的餐馆里,彷佛从第四度空间瞬间跳回到了中国。这家法国巴黎的中国餐馆,老板是温州人。我们在巴黎自由活动时间是6小时,结果很多人5个小时这样就回到了餐厅休息。想叫中国温州老板给点开水喝,老板说,没到开饭时间,是不提供开水的。 骆文刚每天早上习惯5-6点起床,然后到住的酒店周围拍拍照片。欧洲早上4点天就大亮了。这是意大利米兰的一家酒店窗口,窗口挂着旅游团成员晾晒的衣服。骆文刚记得2006年到欧洲时,住在当地的一个中国导游曾经说过,在欧洲,绝对不可以在家里阳台窗口晾晒衣服的,总之,晾晒的衣服不可以让外面的人看见,否则,隔壁邻居一定去投诉的,处理的结果就是罚款。所以骆文刚这次一路上很留意观察,每天晚上我们都住在欧洲各国的小镇里,真的没有见过窗口阳台晾晒衣服的。中国人的这一窗口衣服,也算是给欧洲增添一道不一样的风景! 在欧洲的大街小巷,见到最多的人不是欧洲人,而是中国人。导游告诉骆文刚,一眼看过去,打伞的一定是中国人—-怕晒黑。从英国伦敦一路过来,已经是6月天了,但是却阴雨+阴冷,缺少阳光,所以欧洲人最喜欢晒太阳,而且,欧洲人皮肤天生白皙,不怕晒黑。 英国伦敦准备坐“欧洲之星”到比利时,在等火车的时候,中国人一坐下来立即围桌打牌,大呼小叫,周围的欧洲人频频侧目而视。与这桌紧紧相邻的几桌欧洲人,要么独自静静地看书,要么独自喝东西,要么二人窃窃私语。欧洲人无法理解中国人的这种扎堆、吵闹的行为。这也许是习惯和风俗的区别,没有优劣之分。我们需要更多地通过国家、媒体的宣传,让外国人多多瞭解我们的风俗习惯。谈到这点,同车的一位大姐情绪激动地跳起来说:凭什么我们要他们瞭解我们?我们也不需要瞭解他们,只要我们经济上去了,我们手里有钱了,就什么都不拍了!骆文刚震惊、无语! 中国人的旅游,确实可以叫作观光。“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上街购物、景点拍照”,总结中国人的旅游,很形象。中国人即便到了卢浮宫,也是二个多小时就出来了,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看一下,而据说要在卢浮宫看个明堂出来,得一到二天,甚至半个月。刚到欧洲,导游就说了,欧洲是老牌的帝国主义,今不如昔了,于是,大家大笑欧洲没落了。我却笑不出来。我觉得,欧洲人并不是我们想像的没落,而是沉淀了,从曾经也经历过的“暴发”,到今天的平和,知足。比如欧洲旅馆的wifi,一路上都需要收费,每小时6欧左右。与我国随处免费高速wifi相比,显得很抠门。但是,只要留意,外国人上网和中国人上网主要干什么,你会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中国人希望有wifi,是想用来整夜甚至整天地上QQ聊天,拍照发微薄,看网络视频,打网络游戏;这样一来,每小时6欧简直是要命了;而外国人在旅馆上wifi,大多是发一条邮件,发一篇微博,浏览一下当天新闻,接着马上关机。几个欧元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这就是骆文刚见到的所谓的没落老牌帝国的欧洲人:不浪费,适可而止。 骆文刚说,欧洲10国游,一路上体味着老牌帝国辉煌的过去、传承的今天。刚刚开始有点钱的中国人却不停地讥讽老牌帝国没落,但是,在老牌帝国美轮美奂的古堡前,厚重的传统人文的气息里,相比等飞机围桌打牌,到商场排队买lv的强国人,强烈感觉到的却是新兴强国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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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危险的务求自保政权

北京 周四,在这里举行的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新一代领导班子。同时,尽管并非有意,它也向世人透露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大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David E. Smith 11月8日,即将卸任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主持十八大开幕式,朗读报告时,指出了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很明显,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周四,胡锦涛的继任者习近平获得任命后,在记者见面会上表示,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并且要解决党内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的问题。 然而,此次党代会所任命的核心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却以保守派居多,而两名主要的改革派却被排除在外。持续了一整年的幕后政治交易最终产生了一个七人组成的以安全考虑为第一的常委会,就此完成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那些忠诚、受信任的党内人物得到了提拔,他们坚定地遵守党的核心路线,从不表达自己的任何观点。 从相关内部报告和讲话中,我们了解到,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已意识到,需要对那个自1978年经济改革起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模式进行变革,并需要适当及时应对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 随着工资水平增长、资本价格升高,再加上发达国家市场的疲软表现,邓小平所倡导的发展模式中的三个关键元素——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本和强劲的出口需求——已经今非昔比了。20世纪80年代为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私营部门也遭到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挤压。 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引发的公众不满情绪日益增强。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污染问题。而腐败是它一个最大的心病 。公众越来越不相信道德规范。虽然个人自由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任何人如果宣扬一党专制之外的多党竞争式民主,都很可能会进监狱。自1949年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政治束缚与当今由社交网络连结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 推崇中国政治体制的人将它描绘成一个成熟的精英政治体制,行政立竿见影,和西方民主国家政客的笨手笨脚不同。然而,像这样的精英政体,它的基础只不过是占全国人口6%的党员。官员提拔的标准很不透明。个人的忠诚以及新老两代领导人之间私相授受的关系让这个体制扭曲变形。这一点从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在权力交接中再次露面即可看出,他10年前就应该退休了。 胡锦涛开幕致辞时至少承认了其中一些问题,而且他同时卸任中央军委主席,而没有像他的前任江泽民那样继续在这个职位上留任,扫除了人们的疑虑。但是,像其他高层领导一样,他坚持说这个政治体制应该保持不变。 但是,如果拒绝变革,包括法制的改革,要想解决所谓中国模式的各种弊端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共政权控制一切的本质,和中国公民社会的薄弱,意味着急需的改革会遭到既得利益的反对。这些利益集团从现行的体制中得到好处,而且他们有强大的政治背景,能阻止变革。 政治局常委前期选拔过程中的两位有改革派资历的男性候选人(高层领导中没有女性)——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最终没能入选。 问消息人士为什么习近平能登上最高领导地位,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习近平让各派利益集团感到放心。在可能引发争议的政策问题上,他没有明确表达过自己的立场。这使他成了中国领导层的象征。这个领导层已经从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演变为一个神秘保守的决策集体,好像是公司董事会。他们不接受公众监督,不用为自己的决定作出解释,指望着只要有一系列好看的统计数字,就能得到民众的认可。不管人们怎么看待美国的政治,中国模式与美国总统竞选中公开的激烈辩论相比,那种反差是惊人的,这种模式的缺乏大众参与,也是惊人的。 对于一个务求自保的政权,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中国来说,这十分危险。中国处在一个极其关键的发展阶段,它需要为未来几年规划一个路线图。缺乏公开透明的政治制度和顽固的经济政治利益集团,成了路上的障碍。 现在,习近平已经登上了权力顶峰,问题是,他能否破除陈规,挑战这个成全了他的体制,从而引入改革。但是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有这样做的愿望,不知道假如他有的话,这个体制是否允许他去做。中国有太多众所周知的未知数,考虑到中国在世界上的份量,这实在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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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大学杂誌》──台湾政治转型的先声

作者: 張鐵志   「《大学杂誌》可说是继《自由中国》与《文星》杂誌之后,第一本批判国民党极权政治的刊物。这本杂誌基本上是集合一群知识分子「坐而言」的刊物,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集中以《大学杂誌》为基地提出他们的批判性论述。」 ──张俊宏 1969年,三十岁的张俊宏还在中央研究院作为口述歷史工作的临时人员,但被一个朋友介绍加入一份杂誌:《大学杂誌》。 那时,台湾歷史正处於漫长的寒冬。整个六零年代,年轻人感嘆自己是失落的一代、苦闷的一代──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完全被党国体制噤声。 1968年1月,台大刚毕业的邓维楨和几个年轻人创办了《大学杂誌》。一开始是文化和思想性的,没有政治敏感性题材,只有高谈知识份子的抱负。核心人物陈少廷写说,他们是「这一代的智识份子,完成五四未竟的事业」,希望「藉善意的批评和理智的建议,来协助政府、策励政府。」。亦即他们延续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传统。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年轻人创办的小杂誌,竟遇上时代的巨大变局。歷史的寒冬正近尾声,春芽已经蓄势待发。 1970年,爆发钓鱼台事件,身在美国的台港学生发起保钓运动;同时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次岌岌可危。国民党政权和台湾这个小岛,遭遇到韩战之后最大的危机。鬱闷以久的知识青年以及归国的年轻学人於是热血满腔。 他们的机会来了。1970年十月,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在党中央召开两次青年座谈,陈少廷、杨国枢、丘宏达等人都参加,而张俊宏其时已经进入中央党部工作。座谈会之后,当局提议他们办一本杂誌来表达年轻知识分子的心声,会中有人建议开放「大学」杂誌让大家参与,於是「大学」杂誌在71年元月正式改组,社长陈少廷,总编辑杨国枢,执行编辑邱立本,社务委员多达五六十人,多为年轻学者和企业界人士。 改组后的《大学杂誌》开始提出一篇篇猛烈的政治批判。1971年元月號的,有刘福增 、陈鼓应、张绍文联名发表〈给蒋经国先生的信〉,陈鼓应的〈容忍与了解〉、陈少廷的〈学术自由与国家安全 〉 、林钟雄〈臺湾经济发展的问题〉等重要文章 。 1971年4月,《大学杂誌》由93名学者、中小企业家等共同署名的〈我们对钓鱼臺问题的看法〉。也是 在这一个月的15日,以港澳侨生为主的学生走出校园去美日大使馆抗议,点燃了台湾保钓运动。5月出版他们出版保钓专號。 七月十五日,尼克松宣布周恩来已经与季辛吉签署共同声明,以及他將於次年访问北京,这对台湾社会造成巨大震撼。 10月,张俊宏在《大学杂誌》发表〈臺湾社会力分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法对旧式地主、农民及其子弟、知识青年、財阀、企业干部及中小企业者、劳工及公务员等阶层性格深入剖析。同期,由杨国枢、张俊宏、陈鼓应等15人联合署名发表《国是諍言》,分別从人权、经济、司法等方面,討论国会改造、政治革新与法统延续等敏感问题,且明確要求国会应该改选。陈少廷的文章〈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兼评周道济先生的方案〉更是指出中央民意代表已经失去民意代表性,已经成为「特殊利益的特权阶级。」国会改选成为后来二十年民主运动的主要诉求,並且到整整二十年后才完成。 也是在这个月,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风云动盪。更多人认识的,不能只怪罪联合国,而是必须革新內政,发奋图强。 作为一个以知识青年为根基的杂誌,《大学杂誌》和这一年的青年运动结合紧密。他们不仅刊登保钓运动的文章,也在下半年和台大学生组织合办座谈会,如十二月他们在台大举办一场陈少廷与周道济针对中央民意代表改选的大辩论,全场爆满──这是战后对於国会改选最公开的一次討论。在十一月號上,王杏庆、王晓波、钱永祥等十五人联合发表「这是觉醒的时候了!」,是一份带有左翼批判色彩的宣言。 进入1972年,这个结合更加紧密。几位在保钓与校园运动中最活跃的台大学生王杏庆、钱永祥、陈玲玉、洪三雄、王復苏被邀请成为社务委员。同时在杂誌和台大学运中扮演积极角色的陈鼓应则於一月发表文章「开放学生运动」。当年担任「台大法言」主编的洪三雄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大学杂誌》的主张和《台大法言》的言论,其实是相互呼应的。」 1972年元月这期,又有十多人联名发表「国事九论」,提出更具体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方案。 张俊宏回忆说,「青年问政运动发挥文字上的参与,至此已达到最高潮的阶层。」 但这个高潮也是结束的开始。一方面是在这个混沌的转型肇始期,杂誌內部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出现分裂。当时担任执行主编的郑树森在今年发表的回忆文章上指出,保钓专號以及要在多大程度上和学运结合,在內部有不同看法並成为分裂根源:荣誉社长丘宏达担心这样下去,官方会封杂誌抓人,但是张俊宏、陈少廷等人却希望帮助把学生运动搞大。 南方朔则认为內部有土洋矛盾和省籍矛盾,但当时总编辑杨国枢不认为有省籍矛盾 。 更关键的是,到了72年三月,国民大会选出蒋介石连任第六届总统,並通过「动员戡乱时临时条款」,决议在「自由地区」得以定期办理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而准备接班的蒋经国也已权力巩固:五月,他正式担任行政院长。根据张俊宏的描述,「在民国60年代初期,蒋介石的权力移转至蒋经国的过程中,一些元老重臣仍为阻力,而且最主要是集中在立法院;蒋经国本身需要借重外力,清除这些亲政的阻碍。简单地说,他需要「红卫兵」。一俟蒋经国清理了战场,接著下来就是兔死狗烹了。 」 的確,就在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后的次年初, 一面收编部分和大学杂誌有关的学者进入国民党,另一面开始打压──年底,杨国枢受到压力辞去总编辑,编委会解散。73年初警总搜捕台大学生,而台大哲学系解聘大学杂誌中和学运关係最密切的陈鼓应和王晓波,是为「台大哲学系事件」。大学杂誌自此一蹶不振。 最早对大学杂誌提出系统性分析的南方朔曾经称呼这个杂誌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並指出大学杂誌的几个重要意义:一个是代表以战后「代间政治」为基地的新世代政治开始出现。其二是本化化的力量开始出现:此前的知识分子都没有像大学杂誌中有如此多的本省籍知识分子。 大学杂誌可以说是在台湾关键的歷史转变时刻──外部危机和內部权力改组──所出现的知识份子团体。张俊宏形容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国的安定环境中受完整教育的新生代」所推动的「青年问政革新运动」(1977:2-6-11,转自萧阿勤 p94) 。 他们在掌权者的利用下点燃了改革之火,虽然很快被扑灭,但是火种已经埋下。此后大学杂誌的知识份子集团此后分成三股力量:自由派的学院知识份子加入「中国论坛」杂誌,左翼知识份子成立「夏潮」,而张俊宏、许信良等人则走向政治运动。1975年担任民意代表的党外政治人物康寧祥、黄信介与张俊宏 共同创办「台湾政论」,成为 「新生代在野政治人物,和大学杂誌时期的知识份子间的桥樑」(康寧祥语)。这三者都在反对党国体制的力量中扮演不同角色。而台湾民主运动將从这里开始和蒋经国的新一波斗爭。 (本文刪节版刊於新世纪週刊专栏201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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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澳大利亚女记者十八大得宠的秘诀

香港——周四,新一届领导班子亮相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这次里程碑式的大会画上了句号。在此之前,外国记者团曾出现轻微的骚动,因为一名澳大利亚记者获准在数个官方新闻发布会中提问,而外国记者在这样的场合几乎总是会受到无理忽视。 党和政府官员都希望他们的新闻发布会能可控地、顺利和谐地进行,因此基本上只点来自官方媒体的熟识记者来提问,因为可以确保这些记者只提模糊平常得不会引起麻烦的问题。 安德莉亚·于(Andrea Yu,音译,中文媒体称“安迪”)——如果这是她的真名的话——以澳洲环球凯歌国际传媒集团( CAMG Media Group )正式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十八大,该集团在亚太地区拥有一系列广播站点。她表示自己曾在众多场合被点名提问多达四次,这对一个外国记者来说绝对是破纪录的情况。她在提问时使用了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 但事实证明,她提的问题算不上尖锐。网站Sinostand的管理人埃里克·菲什(Eric Fish)形容她提的都是些“让人失望的轻易问题”。 她提出的问题之一是:“请谈一下中国政府将会采取哪些政策和计划来与澳大利亚合作。谢谢。” 安德莉亚·于告诉《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中国实时报”(China Real Time)栏目,“她能被点名提问的诀窍就是每场官方会议都坐在同一位置。” 以下节选自《华尔街日报》上的该篇文章: “她还把自己的能力归功于和台上主持人进行的眼神交流。 但还有一个原因,她说:‘他们知道我的问题是安全的。’安德莉亚·于说,她的问题都是中国同事事先写好的,她无权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代表的是一个中澳联合公司,所以我得提他们想让我提的问题,’她还说:‘相信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提出不一样的问题。’” 安德莉亚·于说,她的公司总部在墨尔本,但她知道公司归中国大陆所有。后来,她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的斯蒂芬·麦克唐奈(Stephen McDonnell)采访时承认,CAMG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合作关系,后者确实和政府有很大联系”。 Sinostand的菲什曾在中国大陆的《环球时报》工作,该报是中共首要喉舌《人民日报》的子报。他说,让外国记者在中国官方媒体工作是有价值的:“聘用的外国记者能进一步扩大这些机构的影响,还可以改善整个行业。” “但是,安德莉亚·于似乎不只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共产党帮闲,” 菲什补充道。“她的作用是让人们觉得官员们能够大大方方地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实际上是给了他们一个自我吹捧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安德莉亚·于误导了人们,特别是那些永远都不会知道她和政府有关系的中国人。这与记者的应有职责是完全相反的。” 在就Sinostand文章所做的一条评论中,资深中国博客作者和编辑查理·卡斯特(Charlie Custer)说,“所有这些关于安德莉亚·于的讨论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森林”就是,在一些正式场合,中国政府显然希望以‘外国人’记者来取代外国记者,至少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这并不十分令人吃惊,但却值得关注。” 在采访过程之中,ABC的麦克唐奈也沿着同样的思路追问安德莉亚·于: 问:如此说来,从长远来看,你认为中国政府会更多地采用这种做法,通过在世界各地设立像你所在的这类公司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吗? 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由于你说的这个原因,我不知道自己还将持续做多久。没错,这是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认为,对中国政府来说,通过这样的途径向世界各地传播自己的软实力, 当然是非常重要,此外…… 安德莉亚·于还出现在了《人民日报》题为“美丽的风景”的十八大幻灯报道当中,不过,这似乎不是她自己的过错。 看起来,安德莉亚·于并不是什么工作也没做。CAMG的网站上有她在十八大期间对“中国政策”(China Policy)的戴维·凯利(David Kelly)和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的采访。 CAMG的威尔·坎农(Will Cannon)在twitter发布了用作最新一期《东方北京青年周刊》(Oriental BQ Weekly)杂志封面的安德莉亚·于照片,但却把她的名字写成了“CAMG的安德莉亚·霍奇金森(Andrea Hodgkinson)”。(他还留言道,“多漂亮的宝贝!”)他的twitter发言随后被移除,“北京奶油”网站(Beijing Cream)却在发言移除之前截下了这张杂志封面图片。 关于安德莉亚·于/霍奇金森的整个故事让人想起了真名为詹姆斯·古克特(James Guckert)的杰夫 ·坎农(Jeff Gannon),此人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经常获准列席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但却并无可靠证据证明他是一名记者。他也是总提软问题,那些问题谄媚到了惊人的程度,基本上等于主动招认了他的冒牌货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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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人权问题是奥巴马亚洲访问重要议程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乘坐空军一号前往亚洲的泰国、缅甸和柬埔寨访问。这是他竞选连任后首次出国访问。这次亚洲之行凸显了奥巴马将重点移向亚洲。同时,奥巴马努力在第二任期完成他使美国经济强大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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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 李江琳: 不承认现实就不会有未来

大而空的高层“涉藏”会议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十月十九日,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主持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参加者有统战部长令计划、公安部长孟建柱等,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和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五省区党委负责同志”。这显然??是一个对西藏问题定调和布置执行的高层会议。这次会议很可能决定了中国政府今后的对藏方针和计划,并将在诸多方面影响六百万藏人的生活和遭遇。然而,通篇报道是用中共特有的词汇和行文方式撰写的,大得不能再大,空得不能再空,读后你不可能琢磨出,中国政府今后到底想在藏区做些什么。读者从报道中能够得到的印象是,中共不愿承认近年来对藏政策的错误,指望继续原有的思路,依靠和动用更多的物质力量和行政能力,在今后的若干年里强力摆平西藏问题。 这次高层“涉藏”会议,无疑与最近两年里藏人的自焚抗议有关。迄今已有六十多名藏人以自焚这样惨烈的方式抗议,使中国政府备受国际国内的压力。涉藏单位不得不回答为什么有那么多藏人,特别是年轻的藏人自焚,可是又不愿或不敢承认藏区存在的问题,不敢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自焚藏人或留下遗言,或在烈焰中呼喊的,是要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藏区最大的现实问题是藏人精神上的痛苦,是藏人不愿意永远过这种失去自由与尊严的被统治的生活,藏人要求的是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做他们的精神领袖,使得他们能够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可是中共的唯物主义者们,硬着头皮不看这些,坚持用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来看待和解释藏区的问题,最终总是归结到“阶级斗争”这个共产党人最热衷的思路上,再加上邓小平提倡的实用主义哲学,以为只要把被统治者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然就会太平无事。这次高层“涉藏”会议,就处处流露出这样的指导思想,所谓涉藏工作,一是“斗争”,二是“民生”,加起来只有一个目的,就叫“维稳”。一个高层“涉藏”会议,官方报道里通篇竟没有一处提到“民族”,没有一字言及“自治”。这些最高领导眼睛里,根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这算什么涉藏政策? 中共强烈焦虑感溢于言表 从报道中可见,尽管中共高层仍然显示强硬姿态,但并非对藏区的严重状态毫无察觉。在强硬姿态下已经显示出,高层对这种强硬政策的未来效果并不很有信心,于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提法。“始终把涉藏工作摆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为什么?这等于承认,藏区是有问题的。“必须牢牢把握涉藏工作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这是指什么?这其实说明,藏区有一些情况,中共高层自己也看不懂,不明白,无法解释,或者不敢公开说清楚,只能找一个词汇来指称这些现象,即所谓“特殊矛盾”。“必须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做好涉藏工作,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良性互动”,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说法。何谓“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二者又能怎样良性互动?此话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说中国政府在藏区的政策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虽然中国政府有力量继续维持藏区的统治(此谓国内大局),但是国际上对于藏区的人权问题压力越来越大,藏区的问题直指中国政府在藏区的统治合法性,并且将质疑极权统治在全国的合法性(此谓国际大局)。对此有什么办法呢?这次涉藏会议报道中用的词汇流露出高层的强烈焦虑感,“不断夯实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各项基础”,之所以用了“夯实”这个动作性极强的词,是因为“西藏和四省藏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正处于关键时期,对达赖集团斗争也处于关键时期”,而“跨越式发展”的提法,反映了高层涉藏的焦虑和下意识里渴望摆脱现实困境。这样的认知说明,这次重要的高层“涉藏”会议仍然看不到藏区问题的真相和实质,对藏政策仍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祸根在斯大林民族和宗教思想 其实,国内和国际早就知道,中共治理藏区的政策是有严重问题的。在汉藏关系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发生过今天的藏区如此可悲的状况。这种状况显然和中共的“治藏”理念有关。中共的对藏方针,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为基础,认为民族和宗教是一种历史性范畴,是会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消失的,而“革命”就是要促进它们的消失。这种意识形态,缘自斯大林。以此为指导,中共在藏区的斗争理念,也拷贝自斯大林。半个多世纪以来,藏区的一切人为灾难,都是源于中共的“斗争哲学”。藐视人类的精神,过分相信物质的力量,过分迷信斗争,以为胜利就自然解决了一切问题,仍然是中共高层“涉藏”认知上的误区。从这次高层涉藏会议的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在西藏问题上,中共和中国政府必须承认以往的错误,面对现实。藏区的问题,是不可能用物质和暴力来解决的,永远也不可能。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对藏方针才会有新思维。不愿面对现实,就不会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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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丹鸿|今夏在达兰萨拉(达兰萨拉推文)

我在达兰萨拉。现在雨季,山坳房屋间飘着雾霭,温润沁心。街道墙上到处贴着流亡政府总理候选人的竞选招贴。这些失去家园的人们,在流亡中走着民主的路。何年何月,天朝的街市楼墙广告中,也有政府首脑候选人的竞选广告呢?何年何月,达兰萨拉的人,能把竞选招贴贴到拉萨和西藏各个角落的墙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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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词库】“后十八大”时政热词专辑:“皇后娘娘”等

热点领导人(姓)名拼音:
dejiang ([张] 德江)
gaoli ([张] 高丽)
jiaqinglin (贾庆林)
jinping(复测;[习] 近平)
keqiang ([李] 克强)
qishan ([王] 岐山)
wangyang (汪洋)
yunshan ([刘] 云山)
zhengsheng ([俞] 正声)

习近平与彭丽媛相关:
习JP (习近平)
习书记
习皇(储/帝)
习禁评(复测)
习主席(复测)
习夫人(指彭丽媛)
彭夫人(同上)
皇后娘娘 (同上;网民经常使用的与“习皇储”相对应的彭丽媛别称)
第一夫人 (同上)
国母(复测)

更多“后十八大”相关时政热词:
七巨头(即七位常委)
李总理(指李克强)
金日成+大学 (因官方资料显示张德江毕业于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而引来不少网民热议)
入常(复测)
刘永清(胡锦涛妻子)
温总理
薄温(指薄熙来与温家宝)

阎晶晶(阎维文之女, 李肇星儿媳)
李禾禾(复测;李肇星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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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网友评中宣部刘云山“入常“

本周四,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终于亮相。七人名单中最令外界感到意外的是中宣部部长刘云山。 (德国之声中文网)11月15日,第十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选出”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分别是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和张高丽。这其中刘云山的“入常”,引发社会广泛猜测和讨论。 从基层记者到中央政治局常委 刘云山1947年7月生,山西忻州人。1966年9月参加工作,经过短暂的教师和知青生活后,于1969年调任内蒙古土右旗旗委宣传部干事,开始在宣传领域工作。1971年4月刘云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5年至1982年,刘云山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从事记者工作。1982年出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之后陆续被提拔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书记、赤峰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1993年刘云山离开了学习和工作近30年的内蒙,出任中共最高宣传机关——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2002年,刘云山接替了丁关根,担任中宣部部长,成为胡温执政十年的宣传主将。 2012年11月15日,刘云山当选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晋升常委,引起网络热议 30年间,刘云山平步青云,然而他领导下的中宣部,多年来在舆论导向、舆论控制等方面受到外界广泛诟病。 刘云山的入常,在推特等网络社交传媒上引起热议。很多网友对于未来中国放宽网络管制、实现言论自由持悲观态度。 网友IGF写道,“刘云山的入常同样也是关键指标,意味着党要继续加强言论钳制,而政改的首要步骤就是开放言论,因此刘的入常即意味着彻底否决政改可能性”。 Lipuman提到,刘云山2009年在《求是》杂志上说过“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胡锦涛重新着重引用,暗示了对刘的肯定。 Nanyang 表示,刘云山之前严控网络信息传播,现在当上常委,中国网民未来十年政府监督和自由信息流通的希望破灭了。 Sam 712评论道: “刘云山的入常与否,是中共在这里向左转向右转向河里混的最好风向标。”他表示刘的入常意味着“扛上左大旗,继续河里摸上10年鱼”。 摘编: 万方 责编: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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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新中央军委主席的难题:军队腐败

作者:JANE PERLEZ 北京——中国新领导层即将接掌军队之时,出自知情人士的一条针对军队腐败的批评开始流传,其中警告说,贪污和大范围的滥用权力对中国造成的安全威胁跟美国一样大。 作为《为什么解放军能赢》一书的作者,刘明福大校的声音并不孤单。 今年早些时候,一名位高权重的军队首长发表了一次情绪激动的演讲,将腐败称为“生死存亡的斗争”。而几天之后,根据媒体的广泛报道,总后勤部副部长、知名将军谷俊山因涉嫌腐败而被捕,现在正在等待审判。据报道,这名将军通过非法的土地交易赚取了巨额利润,还把原本应分给退休干部的400多栋住宅送给了朋友。 刘源上将在演讲中说,这些过分腐败的行为,与藏在深处的整体腐败比起来,或许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刘源上将是新任党领导人习近平的朋友。 习近平拥有军事血统,他的父亲是一名游击队领导人,曾协助毛泽东在1949年掌权。对他来说,正在快速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军队将成为他在国内站稳脚跟、对国外施加影响的根基。 但是,人民解放军内部的严重贪污和无耻牟利行为给这名新领袖出了一道难题。正如刘明福大校和其他一些人所警告的那样,这个问题可能会削弱共产党的地位。 作为这个国家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的一部分,习近平预计会同时就任12人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北京时间周四上午中共已宣布习近平将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编注)。即将离任的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预计会打破先例,不会像之前的领导人那样,在退休后的一段时间之内继续保留掌握军权的机构的最高职位。 近期发生的与日本和东南亚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增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激起了民众对强大军事力量的渴望。如果习近平想要着手揭露公共资金的浪费问题,上述情况可能会给他带来政治风险。 在十八大的开幕讲话中,胡锦涛表示,中国将致力于成为一个“海洋强国”。这是讲话中为数不多的涉及外交的言论之一,意味着中国政府将会维持军事支出的两位数增长。 但是,现代化和更高的预算带来了更多的腐败,这一问题在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之中普遍存在。 中国分析人士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中,这是陆军第一次被迫放弃在军事委员会中的主导地位。 他们说,中国前空军司令员许其亮将被任命为副主席,这让空军在重大决策中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陆军将领、前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也将成为副主席。 中国分析人士表示,这两个人将负责中国军队的日常事务。 中国国防大学前教授刘明福大校在他的书中写道,解放军已经有几十年不曾经历考验,并且已经变得自命不凡。“作为一支30年未参战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危险和头号敌人是腐败。”他写道。 刘明福大校因2010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梦》而成名,这本书充斥着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论述中国应该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快速取代美国全球“第一”的地位。 在他的新书中,大校拿1894年的情况来做对比,当时的中国军队拥有来自欧洲的昂贵船舰,但却还是很快就被飞速现代化的日本打败。历史学家经常把这次败仗归咎于腐败。 属于贵族阶层太子党的另一名退休官员说,腐败现象贯穿整个军队,新一届军事委员会却多半不会发起持续的反腐运动。 “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是不会出现的,”这名退休军官在接受采访时说。“你不能做得太过,否则党的形象就太黑了,领导人不喜欢这样。” 的确,研究中国军事的美国分析家詹姆斯·马尔韦农(James Mulvenon)最近为《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撰文称,谷俊山中将被捕一事多半只是针对军内重要将领进行的又一次零星打击,并不是全面的整肃行动。 “在谷俊山被捕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五年多没有发生备受瞩目的腐败案件了,这说明的更多是反腐执法所受的政治约束,而不是人民解放军真实的腐败程度,” 马尔韦农写道。 新一届军事委员会阵容表明,对腐败问题太过直言有害于仕途升迁。 刘源上将未能在军委会赢得一席,尽管此前曾有支持者透露他有望进入军委。一些分析人士推测,身为中国前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可能在反腐败讲话中走得太远,引起了太多人的不满,甚至连他和习近平之间的情谊也不足以保证他的席位。 专门研究中国军队的一名西方外交官说,中国军队也面临着组织方式过时的问题,这会阻碍其战斗能力。 这名西方外交官说,中国军队最显著的缺点之一就是,他们未能像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那样发展出一套可以带来联合指挥方法的体系,因此无法确保战斗中的总体协调,也不能减少海军、空军和陆军之间的竞争。 他说,中国军方官员曾讨论在军委会设立联合司令员职位,下设四名指挥官——联合司令员类似于美国国防部的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 但在成立新一届军委会之时,关于联合司令员的提议显然是遭到了否决。 “为什么呢?”这名外交官问道。“因为联合司令部首脑的权力将会比常委更大。”常委会是中国的核心决策机构,由担任党总书记的习近平领导。 Bree Fe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林蒙克、陶梦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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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网络敏感词稍有解禁 民意被倾听仍然无望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互联网上先前被封锁的敏感词被解封,七名常委名字可正常搜索。但是有网民发现,仍然有讨论七常委的内容被审核和删除。 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周四告一段落,不少网络中的敏感词已经解禁,本台记者周五尝试搜索“十八大”或者七大常委的名字甚至就连早前被封锁的薄熙来、王立军等,也都可以顺利搜索。 当局虽然停止了对敏感词搜索的限制,但是从周四开始,不少网民仍然发现讨论习近平和七大常委的内容许多都会被审核和删除。 网络技术专家黄博士周五告诉本台记者,即使中共改朝换代,相信网络的审查和封锁政策也不会有所改变:即使是一个开明的领导人,但是用的方法都还是一样的,这是跟体制有关系的,一些封锁被取消是个别现象,并不代表什么变化。 网络又热传习近平家族财产 今年6月,彭博社报道了习近平的家族财产,他的亲属在香港拥有四亿港币的资产,并与大陆在港经商团体“福建帮”有着密切联系,许多猜测也都指出过曾掌权福建的习近平为闽商在香港开辟不少商机。而彭博刊登有关报道后的隔天,网站就在大陆被屏蔽。 中国政治不透明,网民只能以互联网监督政府和发泄不满。周四中午习近平带领常委们会见中外媒体记者,随即网络中出现大量恶搞,有民众拍七人照仿效常委列队站姿,也有七只河蟹摆在桌子上,网民们更创造不少恶搞外号,例如七匹狼(品牌)、葫芦娃(七个葫芦娃)七仙女等。目前这些词都可以在网络中搜索到,并会出现大量调侃的内容。 人民网周三发表文章《让网络释放“正能量”》评论表示,“我们要有雅量、有勇气,通过互联网了解真实民意、倾听不同声音,会从网络中学习,也要能经得起‘拍砖’,容得下‘吐槽’。” 但实际上,十八大期间不仅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审查到达了空前的程度,许多外国网站如谷歌也频频被干扰,许多民众仍然期望新一届的权力交接后能让互联网环境更为宽松,只有互联网的环境宽松民众表达的内容不受限制,才能推进当局改革。 对此,在湖北的网络作家刘逸明周五告诉本台记者:人民网这个评论是一个作秀的评论,他们(当局)想透过这个证明中国的言论是自由的,将来会越来越开明,尤其在网络你会发现有些消息根本就发不出去。我觉得未来中国的舆论管制不会比以前开放,在我看来习近平还是比较开明的领导人,但是新的政治局常委中有好几个都是比较保守的,比如刘云山、张高丽、张德江,这些都是面无表情的(毫无亲和力)人,我想在政治局常委集体决策的情况下,习近平自己如果想开放舆论也是力不从心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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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刘云山进入常委 网民担忧网络自由

进入新政治局常委的中宣部长刘云山 中共新一届常委亮相的第二天,许多中国网民周五(16日)就表示担忧,称中宣部长刘云山成为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一,对中国网络自由前景是一个险恶标志。 中国网民人数居世界之最,目前已有5.38亿,尽管中宣部竭尽全力控制媒体和舆论,但网民在快速发展的社交网站上还是能发出声音。 在中国,微博起着与被封的推特相同的作用,所以在本月初十八大召开之前,当局对微博的控制大幅加强。 在十八大举行期间,网民在中国门户网站新浪微博上搜索“十八大”时,得到的回答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您的搜索结果不予显示。 一些对十八大和中共领导人的毫无批评的评论,也时常在网上被当局删除,登陆几大网站的速度,在会议期间由于网管加强而明显减慢。 在2010年因内容审查问题与北京政府争执后退出中国转到香港的谷歌,十八大召开期间在中国被封闭。 对互联网和微博的审查、控制与封锁,都由中宣部负责,所以在周四中宣部长刘云山也进入新的政治局常委后,引发中国网民极大反应。 中国异见作家戴晴说,网络治安是刘云山颁布的新政策,当局为此花费大量开支,来控制网络。 戴晴表示,原来期望未来十年中能允许公民监督政府、信息能够自由传播的希望,现在因为刘云山的进入政治局常委而减少。 在担任中宣部长的过去十年中,刘云山以保守派著称,他对平面媒体和互联网的控制都异常严厉。 中国网民以前常在微博上揭露低级别官员的贪腐行为,在2011年的浙江动车追尾事故后,中国网民在微博上发表大量对政府职能的批评。 中宣部对所有网站都持续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他们删除有政治敏感内容的帖子,否则可能被取消营业执照。 在十八大召开之前,中宣部官员召集各大网站负责人开会,要求他们创立“良好的网上公共舆论环境”。 刘云山的新职务目前还没有公布,但可以预测,由于他从1993年起就在中宣部担任副部长,后来又任部长,将来很可能主管意识形态工作。 因此中国网民对未来十年网络言论自由可能继续大受限制的担忧,看来还是事出有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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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法国报纸摘要: 习近平接班标志太子党的胜利

费加罗说“中国新领导班子走马上任”,但仿佛并不准备掀起改革;解放报把即将任职十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说成是七个资本传教士;十字架报把中央政治局七常委说成“不朽”。 习近平的六“同事” 法国左右两大报费加罗与解放报,权威报纸世界报和十字架报有关中共新产生的领导人的文章同出一辙,分别介绍中共新领导人的身世经历及其对待改革的立场态度。解放报说,青少年时代曾经参加过西单民主墙辩论的李克强在主持河南工作期间强行平息了血感染丑闻有功,李克强是中共高官中少有的掌握英语的高官,一般认为李克强跟习近平一样,可能是记得题有谨慎的改革家。 毕业于北朝鲜金日成大学的张德江却不那么保守,这次薄熙来出事,由张德江取而代之,他属于江泽民一派,有望接替吴邦国出任人大委员长;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俞正声的父亲曾经娶过后来成为毛夫人的江青为妻,俞正声本人是现代主义者,务实,与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关系不凡,有望担任政协主席;负责中共宣传的刘云山是中国网络警察创始人之一,刘云山属于亲江泽民的保守派;目前四位副总理之间最年轻的王岐山主管经贸事务,其谈判外交备受国外领导人赞赏;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属于江泽民的人,但是同时也被胡锦涛接受,被认为是个操着陈词滥调的中共政治官僚。 习近平风格不同于其前任 世界报常驻北京记者布里斯和布龚联署的文章认为,习近平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新常委的亮相迟到四十五分钟,习近平与传统不同,首先向在场的记者道歉。习近平身着深色西服,说话铿锵有力,一板一眼,充满自信。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七人组成表明出自胡锦涛意志,而前一届则因为江泽民要在常委会安插两名亲信加压而扩充至九人,习近平的讲话已经一改因胡锦涛在上而被压抑抹杀的个性。 中共新总书记习近平一届任期五年。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的习近平讲话用不少篇幅讲到中华民族伟大的崛起,许诺注重开启国家繁荣发展道路,并希望重视中国人目前所关注的问题。世界报摘引习近平一段讲话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的务实主义 世界报采访的中国政治学者刘军宁评论指出,习近平讲话中的新意,是他既没有提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没有引述马列主义,更没有提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还用不少篇幅谈论共产党内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反对腐败与官僚问题。习近平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目前驻中国北京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潘鸣啸评论说,这将是具有不同风格的新一代领导人,更接近现实。这不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但显然习近平以一种新的方式说话,有别于胡锦涛机器人的刻板。然而前记者、历史学家、“墓碑”作者杨继绳却认为,习近平的讲话,都是表面功夫,根本没有深度,在讲话中连政治改革提都没有提。 世界报说,习近平接班上位的另一个新颖,是他介绍另外六名新常委的时候用“同事”一词而不是用共产党传统所说的“同志”。这些作为同事的新常委在共产党内职责和到明年三月揭晓的政府任职,除了分管反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被明确,其他都不甚清楚。官方消息宣布,习近平已经被任命为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与胡锦涛当年不一样,因为胡锦涛足足等了两年才接任军委主席的职务。 中国七帝中四个太子党 中央政治局新常委中习近平在内至少有四人属于太子党。将军之后,在朝鲜留学而成的张德江,与被评为保守派前总理李鹏关系很好的前副总理女婿的王岐山,前工业部长之子的俞正声都属于太子党。 政治局常委如此配置并不一般,不仅政治结盟,在保守与改革,不同势力集团之间寻找平衡,太子党还形成政治权贵和经济金融精英阶层。他们因众所周知的关系与交叉影响而在经济增长中大获其益,而共产党内的秘密结盟交易远胜于应有的法制。 习近平掌权显现出太子党的成功。世界报引述历史学家章立凡指出,如果习近平推动改革,他将获得太子党的支持,对反对与阻碍势力的镇压将是残酷的。但如此一来,世界报文章结论说,他们就应当作出选择,或是现在就放弃部分利益,开放一些公民社会的空间,以图长远的利益。或是抱紧既得利益不放,无情镇压所有冲突。 费加罗报在人物版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称彭丽媛是中国的卡拉布鲁尼,能歌善舞的卡拉布鲁尼是法国上届总统萨克奇的夫人。费加罗文章说,中国军队将军级别的女高音歌唱家彭丽媛享有很高的声望,并将其知名度用于人道主义事业。 此外,世界报和费加罗报聚焦法国科西嘉岛刺杀商会主席恶性事件,自从今年以来,在科西嘉岛已经发生十七起暗杀事件,法国政府表示对黑社会犯罪集团决不手软;解放报专访英国文人卢诗迪;十字架报关注硝烟滚滚的及沙地带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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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国际记联:纽时、彭博通讯社等遭北京报复

国际记者联合会(IFJ)就纽约时报等国际知名媒体,十八大期间没有获准现场报道习近平率新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外媒体一事提出质疑,对国际媒体记者采访十八大活动期间的诸多不便表示关注,但是对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诚挚慰问和肯定国际媒体工作的讲话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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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词库】 十八大花絮相关:“会后打架”等 2012-11-16

[测试时间:2012年11月16日,在此时间点,以下所有词语均为新浪微博搜索禁词(不包括“找人”)] 背景新闻:网传11月14日的十八大中委名单推迟公布、CCTV直播过程中一直未出现现场画面是由于选举现场发生了斗殴, 打架双方为吴仪与陈至立。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 会场+打架 开会+打架 会后+打架 登基(习近平有诸如“储君”、“皇储”等别名,因而此次十八大后不少人称其为“新君登基”) 内定(中委、常委等名单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共高层权斗内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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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习近平的升迁之路

Ian Waldie/Bloomberg News 习近平副主席(中)于2010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1年1月24日。  北京——本周末,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结束访美,回到中国。他此次出访是想修复同美国的关系。然而,当白宫下一次再为迎接中国领导人而出动仪仗队并擦拭饰品时,就不太可能是他了。 根据几年前就大致定好的秘密接班计划,胡锦涛已经开始准备离任,将接力棒交给预计将接替他的前省级领导人、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尽管习近平预计明年将正式接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军事大国,但即便是在中国,他对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个谜。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2008年,在胡锦涛主席的注视下,习近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 然而,借助广泛的采访和中国官方出版物全面审视习近平的过往,就会发现他的升迁建立在政治敏锐、家族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灵巧相结合的基础上。就像他将要执掌的国家一样,习近平灵巧地维持着中共的领导地位,同时把经济增长列为党的首要任务。 他的履历记录中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打算引领中国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但一些政治观察人士也表示,他在党内比胡锦涛享有更广泛的支持,这可能让他有更大回旋余地,可以尝试新的构想。同时,对于他将如何在一个权力日益分散的体制内部行使权威,还存在不确定性。习近平同军方的关系也比两位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上任时深厚。 在其从政生涯的相当大部分时间里,现年57岁的习近平都在繁荣的华东沿海地区主政,这些地区处于中国的市场威权主义实验的前沿。这场实验包括吸引外国投资、在民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扩大政府对模范企业家的支持等。这为习近平提供了政治和经济经验,而这些经验是胡锦涛在出任最高领导职务时所缺乏的。 作为一名官员,习近平没有胡锦涛那么阴沉。高大健壮的他是一名所谓的太子党——党内革命精英的后代,他的第二任妻子是知名民族声乐歌唱家、解放军少将彭丽媛。 与刻板的胡锦涛不同,习近平在最近几次讲话中发表了针对西方的尖刻言论,警告批评中国崛起的人“不要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但他又让自己的女儿用假名入读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升迁过程 认识他的官员和其他一些党员称,习近平一方面在党内高官(特别是江派高官)圈子中凝聚人气,另一方面尽管享有显赫的家族关系,却努力塑造谦逊、自立的形象,以此一步一步向上攀升。 2002年,习近平还是沿海省份福建的省长。从他当时对一个发电厂项目的处理方式中,就能看出他细腻、务实的风格。那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当时濒临失败。美国柏克德公司(Bechtel)和其他一些外国投资者向该项目投入了近7亿美元(约合44亿元人民币)。但这些投资者与规划官员陷入一场争端。 在回避了外方高管反复提出的会晤请求后,习近平在某日晚上终于同意在省政府大楼同该项目的一名美国商业顾问谈谈。该顾问的父亲和习近平的父亲在上世纪40年代就成为朋友。 习近平解释说,他不能插手涉及其他大权在握的官员的争端。但他显示出,他对那个项目很了解,也很支持,他承诺“在双方达成一致后”会晤投资者。此言推动达成了妥协,使发电厂得以投入运行。 “我当时就想,‘这人是一个出色的政治人物,’”那名顾问表示。他名为小悉尼·里滕伯格(Sidney Rittenberg Jr,其父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是第一个加入中共的美国人——译注)。 去年10月,习近平的政治技巧赢来了最丰厚的红利,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此举意味着他基本上肯定将在2012年末接替胡锦涛出任党总书记,2013年出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可能会留任中央军委主席几年。 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学者张小劲表示,多年来,习近平借助“他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构建起自己的魅力。 “在经济改革和发展方面,事实证明他很有效,”张小劲说。“在政治改革方面,他没有冒任何将会招致批评的风险。” 习近平也是党内相互竞争的两派(一派忠于胡锦涛,另一派与江泽民结盟)均能接受的妥协人选。在中国的集体领导制度下,江泽民在任命胡锦涛的接班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习近平的精英血统以及在沿海富裕地区的任职生涯,让他更紧密地同江泽民结成了盟友。但和胡锦涛一样,他的性格形成时期是在内陆度过的。胡锦涛曾和习近平的父亲、中国内战时期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习仲勋关系密切。 习仲勋是观念比较自由的党领导人之一,在毛泽东时代受过多次整肃。上世纪80年代初,他策划在深圳创立中国首个经济特区。在幕后,他支持有自由派倾向的领导人胡耀邦,后者于1987年被免职。他还谴责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对抗议者进行军事镇压。 习近平小时候住在北京,曾入读最好的军队高中。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他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15岁时,他被送到陕西省,在黄土高原上和农民们一起劳动。他在梁家河村待了7年,最终成为该村的党支部书记。 习近平变得痛恨意识形态斗争。在2003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 即使在那么年轻的时候,他的和解式领导风格就很明显。80岁的吕能中(音译)说,“人们有了矛盾,就去找他,他就说,‘过两天再来吧。’到时候,问题也就自己解决了。”习近平曾在吕能中的窑洞里住了3年。 后来,习近平靠家里的关系入读北京清华大学。他的从政生涯始于担任耿飚的秘书。耿飚是习仲勋的盟友,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20世纪80年代早期,党内“老同志”已确定习近平为未来的接班人之一。他的第一个京外职位是在河北省。他在那儿推动当地旅游业和乡村企业的发展,但被保守的省级领导阻挠。随后,党把他派往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17年期间,习近平曾在3个城市任职。 他在那儿争取台商投资。他还担任福建的军事领导职务14年。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中国政治学者梅瀚澜(Alice L. Miller)说,他对台湾地方问题的了解“可能使他对海峡两岸关系的看法比较灵活。” 习近平在福建省会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时,一些雄心勃勃的投资项目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市领导与香港房地产大亨李嘉诚签订了改造老城区的合同,却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不了了之。新的国际机场也严重超出预算。 习近平也不能完全摆脱腐败丑闻的阴影。他离开福建几年后曝光的消息显示,在党对宁德和福州的受贿行为进行的一次调查中,两位他提拔的前市级领导落马。 获得北京关注 但在北京,最高领导人护着习近平。1997年,党内代表们投票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344名委员及候补委员时,由于人们普遍仇视太子党,习近平其实票数最低。但是他还是作为候补委员挤了进去。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中国政治学者李成说,时任党总书记江泽民及其权力掮客曾庆红支持习近平,帮助他一路上升。 他随后担任同样是沿海省份的浙江省的省委书记。这个工作轻松一些。浙江的经济发展也很活跃。习近平响应中央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倡议。他也把自己的名望押注于一些当地的民营初创企业,这些企业后来成为全球公司。 他在2002年末上任不久后,就参观了当时浙江省唯一的汽车制造商吉利公司(Geely)。该公司不屈不挠的创始人李书福刚开始从国有银行获得一些资金。习近平评论道,“像吉利这样的企业,如果我们不加以大力扶持,那我们还去扶持谁呢?” 去年,吉利从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手中收购了沃尔沃(Volvo)。 习近平也很早就看重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现在的阿里巴巴是一家电子商务巨擘,也是雅虎(Yahoo)在中国的合作伙伴。2007年他离开浙江,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之后,曾对马云发出邀请,“您能来上海帮助我们发展吗?” 当时,党的有关部门正在推动民营企业成立党支部,这是江泽民拉近企业与党的关系这一核心思想的一部分。习近平手下的官员把一些虚职分配给企业家,让一些人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人大代表。习近平也谨慎地支持在浙江省开展小规模的政治改革,在那里,当时基层正冒出民主实验的事例。 县级领导项汉武说,武义县有个村子,那里的干部们允许村民选举产生一个3人的村务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村领导,习近平注意到了这件事。他发出一些重要指示,帮助推广了这个不起眼的试点项目。这套制度赢得中央党校(培养有前途的干部)的赞许。8月,浙江省同意在全省推广这种做法,尽管党也安排了附加的控制机制。 通过推动浙江省与内陆贫穷省份建立经济联系,习近平的仕途也得到了重要提振。他率领富裕的浙商团队与西部省份的官员们见面,赢得其他省份领导的好感。 升至最高职位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的几年里,习近平并不被视为接替胡锦涛出任党总书记的热门人选。最受关注的是胡锦涛的门生李克强。然而,2007年3月原上海市委书记因为养老基金丑闻下台,由习近平出任这个职位后,他的政治实力开始急速增强。 上海是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权力大本营。习近平在进入最高层的小圈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前,在上海任职七个月。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习近平在他们的地盘上帮助淡化了丑闻的影响,同时强调中央政府有关胡锦涛所提倡的适度增长的指示。 几十年来,这种平衡做法给他带来了很多好处。 自从进入北京的权力核心后,习近平强化了自己长期保持的团队成员的姿态。作为中央党校校长,他最近把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政治道德教育放在了重要地位,这一趋势正在官僚体制内复苏。 他对西方的态度仍然很难预言。维基解密(WikiLeaks)获取的外交电文显示,他曾在晚宴时告诉美国驻华大使,他很喜欢好莱坞(Hollywood)关于二战的电影,欣赏美国人的那种善恶观。他对著名中国导演张艺谋持批评态度,说某些中国电影导演忽视了他们本应推崇的价值观。 但是在2009年访问墨西哥时,习近平在一群海外华人面前为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进行辩护时暗示,外国人担心中国在世界上拥有的新的实力,这使他不耐烦。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他说。“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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