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4%，意味着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连续第七个季度增速下滑。 由于国内投资放缓和主要出口市场需求低迷，中国今年经济增速将创下自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出口尤其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欧洲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世界银行(World Bank)最近将中国今年全年GDP增速预期大幅调降至7.7%，5月份时它的预期还是8.2%。 中国政府周四上午发布的三季度增长数据，远低于去年9.3%的年增速，也低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实现的近10%的平均年增速。 中国经济在二季度增长了7.6%，而在2010年初增速一度接近12%。 三季度7.4%的增速低于中国政府制定的今年全年增长目标：7.5%。但 温家宝总理在周三晚间发表讲话时称，中国有信心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 即便有所放缓，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令发达世界艳羡，但这次放缓的幅度和持续时间超过了大多数分析师和投资者的预期。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首席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表示：“这比大多数人在2012年年初的预期差远了。但就中国政策制定者而言，这还不是硬着陆。经济放缓似乎并未导致大规模失业。” 大多数分析师和政府官员曾错误预计中国经济将在今年二季度或三季度开始加速增长，但这种情况迄今没有出现。 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可能已在三季度触底，但没有人预计中国经济将从目前的缓慢水平上强劲复苏。 巴克莱(Barclays)经济学家黄益平表示：“中国经济增长轨迹可能是L型的。潜在增长率可能已经降至7%。近期而言，就业状况和房价将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弹性。”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让钢铁、建筑、汽车制造等与基础设施和投资相关的行业受到了比其它行业大得多的冲击，进而对出口大宗商品的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产生了连锁效应。 译者/邹策

10月14日，莫言的出生地高密市大栏乡平安庄。得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村委会在村里挂起了30个灯笼。 14日，莫言老家平安庄挂起祝贺获奖的条幅。...

可以说，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间的这十年，是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十年，是改革运动最后实践的十年，也是中国以世界贸易组织(WTO)语法规则参与全球化的十年。 在这个改革时间段，农村人口红利的溢出帮助中国成为全球工厂；国企解除社会责任而成为经济主体后，从财政负担变成了财政发动机；中央地方分税制平衡了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实力并为1998年后的黄金十年准备了政治条件；WTO语法体系则让中国拿到了全球化通行证。凭借最大的人口红利基数和威权政府的双发动机，中国保持了多年的双位数GDP增长，国家经济体量在2010年一举超越日本而直逼美国。 Feng Li/Getty Images 9月，一位武警在天安门广场巡逻。中共十八大将于11月8日在北京召开。 今天，无论如何评论产业升级与环境问题，中国东部海岸线上的那条“地理级”生产线都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工业化创造。它以太平洋西岸的大河入口处为产品下线点，以大江大河为组装线，以山脉湖泊为生产模块的分布点，以黑夜的灯火为证明，源源不断地把商品沿公路集散到港口，从中国东部一个个良港发往世界各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宏大描述，100年后在中国重现——一个国家用半壁江山为全世界生产商品，它的13亿人口在大地上东西大迁移，南北大流动。 成全中国经济黄金十年有三个历史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四小龙”在那次危机中终结了神话，但中国却因为朱镕基政府的战略决断而在东亚竞争中翻身；第二个节点是“9·11”美国恐怖分子袭击。在欧美世界与阿拉伯世界的对抗中，中国开始融入全球化，获得了宝贵的5年发展期；第三个节点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启动了4万亿刺激计划并成为全球经济最后的发动机。 如果以2005年的改革争论为界的话，中国经济黄金十年像一个“倒V”字，前半段是坚持全球化开放思想的市场主义，后半段是退缩至保守的国家经济主义。改革事业的微妙转折正是落在2005年这一时点上。 1990年代末期，自由市场哲学的清新理论空气中，“国退民进”是朱镕基政府在以产权为切入口进行国企改革战略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中国以大量工人下岗和社会问题堆积换取了国企“刮骨疗毒”式的手术，在全球经济史上都极为罕见的。那一时间段的改革虽然直到今天仍受到争议，但却使私营经济创变得异常活跃，也使中国经济变得有了活力。 但2005年，一种不安的情绪在中国悄悄上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倒V字走向的转折点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郎顾公案”，它无意间拉开了改革之争，也使得新左思潮上位。此事件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郎咸平、格林柯尔创始人顾雏军的个人争执演变为国企改革的争论，后来上升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对峙。 华盛顿共识是指1980年代末针对拉美危机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主要包括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等。当华盛顿共识被证明不能拯救拉美时，宏观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是由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最先提出的，他把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而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 围绕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公式的争论，最终将中国经济学界自1992年以来的改革理论共识完全撕裂。 这一轮思想交锋中，新左派逐渐占据了话语权，其政治姿态高于学术姿态。在“郎顾公案”中，只有政治表态才能进入观点阵营。在互联网上，当每个人都成为传播者的时候，加入新左阵营几乎是维护身份安全的唯一出路。 新左意识形态的合法化不是偶然的，它是经济改革失误的一连串放大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房价失控对整个中国社会与政治的扭曲；功能性社会缺失使平均主义梦想卷土重来；国家经济主义强势思想使整个经济加速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穷途末路危险。 一、房价问题带来的扭曲的社会与政治后果，降低了深度改革的合法性。 2000年代后半段，楼市这个纠缠着数不清利益关系的炸药包挟持了中国，并产生了大量扭曲的政治与社会后果：民营地产商的原罪、仇富的社会思想、80后的生活困境、农民乡土梦想的破灭、土地产权的理论漏洞、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博弈、政商勾结的权贵资本主义、反精英的互联网民粹主义、楼市泡沫化绑架银行、“蜗居”时代对中国城市市民的心理与情感损害…… 中央与地方分税制已运行将近20年，双方的财权博弈在“楼吃人”的运动中反复出现，最终地方以土地财政诉求发动基层政权机器，采取强拆等暴力手段，剥夺普通民众的不动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恶果。作为民心向背的标志，房价不再是一个经济指标，而是一个政治指标，其所引起的一次次暴力事件已经极大降低了政权和进一步改革的合法性。 二、功能性社会的缺陷在遇到了政策变化后，过早终结了世界工厂模式。 当几千万的农民工在中国沿海工业生产带上以亚当·斯密式的古典经济方式劳动的时候，故事的情节已经大转折。2007年后，新《劳动合同法》宣告了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终结。当时的语境下，《物权法》的影响力都不能比拟新《劳动合同法》。 2008年“两会”，东莞造纸大王张茵指出新《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关于用工合同的限制将把大量企业推到越南、印尼、印度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随即，张茵的观点在互联网上被唾沫淹没。把国有企业式用工条件套在民营企业身上，这正是十几年前中国改革时最想打破的东西，劳动合约的改变确实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走向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彼得·德鲁克在其重要政治作品《工业人的未来》中认为，一个社会要给它的工业体系中的每个成员以明确的社会功能和身份，这样的建构才是合法的。此理论解释了德国工业革命中功能性社会建设失败给世界带来的战争灾难，也解释了中国东南沿海功能性社会缺失的造成的政治后果，广东“乌坎事件”中的族群矛盾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虽然新《劳动合同法》的政治可疑性要超过它在建构功能性社会的正当性，但一直以来对新工人阶层社会建构的忽视，加速了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安，反改革的声音渐次合法化。中国政治与社会结构中，新产业工人如果不能在主流话语中保持它的地位，那么，未来10-20年，中国社会与政治改革将缺失一个重大条件。 三、国家经济主义是“国进民退”浪潮的思想后台，它的政治负面后果将渐次显现。 2005年改革大争论后，国家经济主义开始流行起来，它最重要的体现是“国进民退”。 2000年代中期，全球商品牛市中，处于资源上游的央企们获得了意外的惊喜，纷纷赚个盆满钵满；随后中国经济出现重工业化倾向，央企以许可证优势再次抢占了大量垄断利益；等金融危机到来后，央企集团与国有金融集团的多重纽带关系使它获得了充足的流动性，其影响力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达到顶峰。 国家经济主义光环下的“国进民退”还有几重特别的政治后果：一方面，“央企行业化”的垄断发展，让它在中央部委和省级政府之外，成长为中国一个新型的第三级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央企集团在全国划分了垄断地域范围与行业范围后，通过“产融结合”尝试成为跨地域跨行业的国家财阀，以此获取政治话语权。最新的标志是，自2000年以来，央企集团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人或中央领导人。 但这几年中，对于私营经济来说，却是噩耗频传。虽然中央一再声言并出台政策支持发展私营经济，但是在强大央企利益集团面前，私营经济的活力和空间显然被大大压缩和抑制，这为未来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祸端。 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改革哲学遗产，既对中国未来10-20年的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它建立了中国经济的强盛梦想，也为社会与政治变革留下了不小的包袱。

慕容嗷嗷：我深深的爱着你~~你却爱着那些傻逼~~~哦~~~还为傻逼降半旗~~~~

菊十一画：动车失事没降半旗，北京暴雨没降半旗，陕西车祸没降半旗，天津大火没降半旗，彝良地震没降半旗。。。一个吃闲饭的外国人死了，我们为他降半旗，这交情，真是莫言了。

昭昭饲养员: 上海大火，不降半旗；火车脱轨，不降半旗；奶粉毒死孩子，不降半旗；地震倒了教学楼，不降半旗；哈尔滨塌了桥，不降半旗；嘻哈努克老爷爷自然死亡，降半旗。我是在中国还是在柬埔寨？

编剧范昕：一个国家首都降半旗，该国百姓居然不确定是因为什么，这本身就是世界最大的滑稽。你告诉我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扯的？你举国致哀是为啥？不知道！

反国教团体于上月初连续10天在政府总部门外抗议。 香港立法会星期三复会（10月17日），并将在当天晚间动议辩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问题。 支持及反对推行国民教育课程的团体届时将在政府总部门外各占一方，各自举行集会。 香港政府上周宣布搁置实施引起轩然大波的德育与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不将之撤除，然而争议仍未平息。 香港“民间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学民思潮”以及“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和“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等反国教团体将继续抗议国教课程。 8月份曾连续10天在政府总部门外抗议的各反国教团体呼吁曾参与抗议的12万群众周三“重返公民广场”。 另一方面，支持国教课程的“国土卫士” 、“中港青年文化联合会”等团体也将在政府总部外集会。 原来计划在场举办国民教育论坛的另一团体“国教Forum”则在此前一天临时发表声明宣布取消论坛。 香港警方在政府总部门外广场两侧分别划出两个阵营的集会区域，并以铁栏等障碍物分隔。 民间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发言人沈伟男批评警方安排不恰当，称可能会引起两个团体的冲突。 而提出议案要求立法会辩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表示，他的目的是追究特首梁振英和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在推行国教課程上的政治责任。

核心提示：在回应与中国紧张的双边关系问题上，菲律宾国内出现了内讧，一些人担心如果不改变外交路线，这种紧张关系可能会爆发成公开的对抗。在阿基诺试图在国家安全担忧和经济必要措施之间达成平衡之际，发生更多内讧和政策不连贯性的风险很大。 原文：China splits Philippine politics 发表：2012年10月10日 作者：Richard Javad Heydarian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马尼拉】与中国日益加剧的外交紧张关系给菲律宾执政当局内部造成了分歧，这一裂痕正在扩大，且可能造成不稳定，令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政府出现了分裂。尽管阿基诺公开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采取强硬立场，但他私下希望重返外交渠道，以保持重要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 在回应与中国紧张的双边关系问题上，菲律宾国内出现了内讧，一些人担心如果不改变外交路线，这种紧张关系可能会爆发成公开的对抗。在美国将”重心”转向亚洲的背景下，以及由于阿基诺作出投向美国的战略姿态，包括要求更多的军事援助以及提供间谍飞机监视中国海军在邻近海域的行动，这种危险已经加剧。 在阿基诺9月5日发布行政命令、正式将南中国海更名为西菲律宾海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拒绝在上月俄罗斯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间隙会见阿基诺，因为菲方此举宣示了马尼拉对争议海域的主权，并且可能在法律上将美国拉进来，通过一项相互防御条约来捍卫这些主张。 尽管总统在法律上对菲律宾外交政策有着最终决定权，但外交部在职能上是对外关系的主要决定机构。由于中菲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外交部对中国政策的把控总是受到竞争利益集团的削弱，包括在中国存在利益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公司企业。 尽管阿基诺公开谴责中国的侵犯行为，但他明显秘密授权新任参议员安东尼奥·特里利亚内斯与北京开展类似”后门”外交的路线。这一策略显然没怎么与外交部长阿尔韦特·德尔罗萨里奥协商——尽管有其他消息人士称，在阿基诺通过电话免提与特里利亚内斯谈话时，德尔罗萨里奥正在参加内阁会议——也没有得到参议院院长胡安·庞塞·恩里莱的认可。 结果这一策略变得公开化，一些评论人士称，缺乏外交经验的特里利亚内斯无意中落入了中国的圈套。这些评论人士说，北京利用这位资历尚浅的参议员初露头角的政治抱负来分裂菲律宾领导层，加大对争议地区斯卡伯勒浅滩的控制，以及孤立外交部内部的亲美派别。 中国官员显然让特里利亚内斯相信，他们愿意从斯卡伯勒浅滩附近的争议海域撤走船只，换取马尼拉作出相应的举动。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特使库尔特·坎贝尔早些时候建议，菲律宾外交部和中国同时撤出，逐步降低紧张局势，避免争议地区军事化。 但是，特里利亚内斯很快就在国内媒体上吹嘘他在”缓解紧张局势”和”避免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将秘密会谈带入到公众视野中。而马尼拉撤出船只后，中国方面只是撤走了一些海军船只。北京派遣了更多的准军事化和侦察船只，从而强化了在该海滩的地位。 7月份，中国提升了附近三沙岛的行政地位，从而巩固了对该地区的领土主张，并通过随后在附近地区的海军演习表明了捍卫争议前哨的意愿。实际上，斯卡伯勒浅滩地区自此禁止菲律宾渔民和曾经进行调查的媒体进入。 批评人士称，特里利亚内斯主导的交易秘密谈判撤退，导致菲律宾丧失了以往对该海滩以及周围泻湖的控制权。他们强调，中国甚至拒绝遵守早先双方达成的保护该地区脆弱生态系统的禁渔协议。 这一事件的影响通过菲律宾国内政治反映出来，体现了在中国问题上鹰派和鸽派的对立。在特里利亚内斯方面，据说他指责德尔罗萨里奥”叛国”，因为后者与美国交好，与中国对立，但这一背叛指控遭到了强烈反驳。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和前驻美大使，德尔罗萨里奥通过多次谦恭的华盛顿之行，推动了菲美战略关系的恢复。 特里利亚内斯批评外交部政策时说，大多数菲律宾人对斯卡伯勒浅滩问题不关心，而更在意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根据莱洛战略研究公司8月份对77个省所作的一项民调，有69%的菲律宾人更担心维护国家主权而不是争议海滩。 特里利亚内斯阵营还强调，德尔罗萨里奥曾在菲莱克斯石油公司主席曼尼·潘希利南手下任职，而潘希利南可能会在今后开采南中国海争议地区石油和天然气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公开质疑德尔罗萨里奥在与中国打交道中的”公正性”，暗示他公开身份与以往私人角色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据说，口水战和阿基诺明显在外交部渠道之外采取的秘密外交都促使德尔罗萨里奥考虑辞职以示抗议。特里利亚内斯已经提出，如果德尔罗萨里奥下台，让新任内政部长曼努埃尔·罗哈斯接任。 全面叛国 在政治分歧的另一方面，参议院议长恩里莱迅速转向支持德尔罗萨里奥。恩里莱指责特里利亚内斯不仅在实施”后门”策略时避开了正常的议会程序（规定要求通知参议院院长），而且表现得像是中国的”内奸”。 恩里莱利用菲律宾驻华大使索尼娅·布蕾迪（最近中风，将很快被替换）提供的信息称，特里利亚内斯至少在16个场合与中国高官举行了会谈。恩里莱还暗示，特里利亚内斯是受到中国人的股东，对德尔罗萨里奥提出”叛国”指控，包括指责这位外长意图挑起”战事”以证明加强与美国军事关系的合理性。恩里莱本人也因在一次参议院公开会议上透露秘密的外交信函而被控叛国。 这些对立的言论和政府内部的分歧都让阿基诺处于政治的紧要关头。为了遏制政治破坏性，阿基诺要求德尔罗萨里奥和特里利亚内斯停止在该问题上发表公开声明。总统发言人埃德温·拉谢尔达在最近的新闻简会上以外交辞令说：”参议员特里利亚内斯心里装着国家的最高利益……我可以明确地说，总统对外长信任且有信心。” 阿基诺公开否认特里利亚内斯关于他被悄悄任命为中国特使的说法，而是称特里利亚内斯在5月得到菲中商会的支持、计划访华之前，提出开展对话、缓解与中国紧张关系的建议，阿基诺仅仅是对此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北京在斯卡伯勒浅滩僵局后给双边贸易和旅行制造了障碍，菲律宾工商界人士指望特里利亚内斯能理顺关系。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特里利亚内斯说，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与他接触，希望他能发挥调解作用。特里利亚内斯说，菲律宾航空公司董事长、菲籍华人陈永载甚至赞助了他前往北京的头等舱行程。 与中国冲突的经济代价是高昂的。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中国是菲律宾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去年占菲总出口的24%。中国大陆是菲律宾第三大贸易伙伴，每年的双边贸易额在300亿美元左右。去年，两国签署协议，同意到2016年将双边贸易扩大至600亿美元，如果实现这一目标，单中国大陆就会成为菲律宾的最大出口市场。 对中国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和零售业感兴趣的菲律宾主要企业家严重依赖日益增加的对华投资。与此同时，在2011年，到菲律宾旅游的中国游客是第四大旅游收入来源。 北京也成为菲律宾急需的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重要的来源，中国在菲律宾资助的项目目前价值近80亿美元。尽管担心腐败和透明度的问题，中国还是被看作是优惠贷款的重要来源，主要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是阿基诺经济计划的核心内容。 鉴于这种情况，阿基诺显然同意特里利亚内斯的后门外交是为了平衡对立的利益，安抚北京，同时在公开场合维持其强硬言论，以捍卫菲律宾的主权完整。在上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受到中国冷遇以及德尔罗萨里奥对特里利亚内斯闹剧之后，阿阿基诺任命内政部长罗哈斯为特使，于9月21日与中国下任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晤。 罗哈斯在会后的新闻简会上说：”我向习近平副主席传递的信息是，谈比不谈好。我们举行了最高级别的会谈，并且切实地传递了信息，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基础。”阿基诺表示：”我认为鉴于局势，至少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层官员再次举行了会谈，因此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中国领导人的交接即将展开之际，外交努力有助于缓解双边紧张关系，但阿基诺政府内部对中国持对立观点的派别之间的斗争完全没有解决。在阿基诺试图在国家安全担忧和经济必要措施之间达成平衡之际，发生更多内讧和政策不连贯性的风险很大。 Richard Javad Heydarian为驻马尼拉的外交事务分析专家。

曾经如火如荼的绿色能源行业的好日子到头了吗？最近半年这一领域的人才流失现象或者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绿色能源行业包括风能、太阳能、地热和其他能源形式以及新材料。 尽管在中国很难获得绿色能源行业就业人数变化的权威统计数字，但笔者通过对行业的观察了解到了一些人才流失的个案。比如，一个在维斯塔斯中国区（Vestas，总部位于丹麦的风力发电公司）供职了6年的工程师最近托笔者帮他留意新的工作机会。这位工程师说，今年以来，不少同事都开始自谋出路，原因是对公司和整个风电行业前景的担忧。 维斯塔斯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风机制造商。今年2月8号公布的财报显示，维斯塔斯2011年净亏损为1.66亿欧元，为2005年以来的首次年度亏损。按其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则税前亏损了2.25亿欧元，这个数字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维斯塔斯只是冰山一角。在太阳能领域，人才流失更为严重，不少高级人才已经转投其他行业。新的工作目标从互联网、LED、消费品到传统产业不一而足。 从去年底开始，这个圈子里的朋友一聚会就讨论自己下一步的出路，其中一位是供职于美国上市太阳能企业的高管。他所在的公司在中国太阳能行业中排名前四，但目前公司股票从上市时的二十多美元跌到了一美元多，关于公司将要破产的消息更传得沸沸扬扬。手里难以兑现的期权和一再的降薪已让他萌生退意。最近他告诉笔者，他可能会跳槽去做物联网。 这并不是孤例，另一家太阳能上市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最近见到笔者就抱怨说，太阳能行业惨淡，连去上MBA课程时，老师同学都会拿他的行业做课堂讨论中的反面典型。这令他沮丧，所以他也决定离开这个行业，并且已经接触了数家LED行业的公司。 另一个案例是一位创业者，两年前在行业景气时，他成立了一家与新能源相关的创业公司，并拿到了几百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做得风生水起，但最近联系时他却告诉我：他已经改行做电商了。 据笔者了解：过去一年，十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太阳能公司的CFO走掉了四位；还有两家太阳能公司的CFO正在考虑辞职。圈里的朋友甚至开玩笑说：最近新能源圈子里，大家见面打招呼的方式已经变成了“你那里有什么好去处吗？” 高素质人才纷纷转行的背后，是绿色能源公司因经营状况恶化而在全球领域内进行的大规模裁员。上个月，维斯塔斯公司刚宣布了今年第二轮裁员计划，将在全球范围再裁员1400人，这相当于其员工总数的7%。今年1月，维斯塔斯已经在全球裁掉了2335人，其中包括中国的400个职位。今年4月德国最大的太阳能企业Q-Cells申请破产，涉及2000个工作岗位，此前已经有包括Solon等多家德国太阳能企业宣布破产，美国的情况也与之类似。 中国太阳能公司的情况更为惨淡，美国投资机构Maxim Group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最大的10家太阳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债务累计达到175亿美元。Maxim Group甚至认为，整个行业已接近破产边缘。截至10月8日，曾经的龙头企业无锡尚德（纽交所代码：STP）的股价仅为0.95美元；它的股价曾经高达90美元。9月末，中国政府决定对包括无锡尚德在内的12家太阳能企业施以援手。 同样的低迷也反映在投资界。前几年密集进入的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现在撤退的速度更快。从前那些经常来向笔者打听绿色能源行业消息的投资人，有好多人已经很久不联系了。最近一问才知道，很多投资人已经改投农业、消费等领域了 。 最近半年来，无论产业界还是投资界，包括与绿色能源相关的咨询公司、券商分析师、律师甚至展会商等整个产业链，似乎都弥漫着一股绝望情绪。一些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业前景更与行业的兴衰直接相关，行业前途未卜，人也变得惴惴不安。 从整体来看，清洁技术（包括绿色能源、生态农业、智能电网、可持续发展的交通等领域的技术）投资仍然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巨大蛋糕，但其中绿色能源占投资总额的比例却正出现逐年下降。根据一家中国投资市场信息咨询机构投中集团的统计数据：2009年，新能源在清洁技术的投资总额尚能占据1／3强；2010年这一比例下降至 23.1%；2011年这一比例则进一步下滑至15%以内。与此同时，节能和能效、环保等领域的投资比例则呈上升趋势。 中国市场如此，全球市场也是如此。借助国内比较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中国一度占据全球光伏市场60%的比例。2011年以来，全球的绿色能源浪潮都走进了低谷。在资本市场上一度受到高度追捧的绿色能源概念，现在统统“不灵了”。“一些基石投资者（主要是一些一流的机构投资者、大型企业集团、以及知名富豪或其所属企业），现在一听到新能源，头就摇得跟拨浪鼓似的，”Martec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分公司能源电力总监曹寅说。 绿色能源这个市场格外脆弱，因为这是一个建立在受各国政策推动而非用户“刚性需求”基础之上的市场。一直以来，绿色能源就像正餐之后的高级甜点，是经济形势大好之下的奢侈选择。一旦经济形势不好，政策有可能迅速转向，市场则会因此瞬间萎缩。 现在的绿色能源领域恰恰处在这样一个衰退期。据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介绍，用电量与宏观经济呈正相关。今年7月16日国家电监会发布的电力运行情况显示，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6.7个百分点；而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3.6%，增速依然在下降。社会整体用电需求的下降，让“绿电”面临无用武之地的境地，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绿电领域，更因为欧洲和美国先后对中国的光伏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而举步维艰。 欧美的债务危机和财政紧张令气候变化和低碳问题的紧迫性降低，前些年有利于绿色能源发展的政策环境也在发生变化。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就开始走下坡路，至今一直未能达成有实质性的共识。奥巴马上台以后宣扬的新能源战略，如今也有了偃旗息鼓之势。2011年5月，美国能源部称已经停止接受新建太阳能、风能或其他可再生能源设施的贷款担保申请。 欧美政府持续削减新能源补贴，欧美的银行缩减对绿电项目的贷款。这些都加剧了绿能产业需求量的下滑，然而中国企业却仍在加大产能。根据国金证券的最新报告，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太阳能企业的出货量仍高于今年第一季度。 绿色能源领域眼下正在经历资本逃离和人才流失的双重困境，改变却并不容易。在中国，人们把拯救绿色能源的希望寄托于停滞已久的电力体制改革上，但在强大的电网利益集团面前，刚刚崛起的绿色能源利益集团显得势单力薄。 正是对短期内绿色能源前景的悲观，一些人才选择了“暂时离开”，比如笔者所认识的一位创业者，他参与创立过一家能源存储公司。他说：“虽然现在决定离开已经从事了五年的储能行业，但我打算过几年市场成熟之后再回来。这几年的日子太难熬。” 转行也非易事——如何才能再找到一个行业，既与绿色能源有一定相似性，能够利用自己已有的经验，又能复制过去5年绿色能源行业所经历的高增长、高回报，而且还是属于受政策鼓励的战略新兴领域？ 短期内，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谢小丹为清洁技术产业独立观察者。

中国富人在塞浦路斯购买海滨公寓，花高昂学费送子女去美国上学，并在新加坡囤积奢侈品。他们通过一个方兴未艾的汇款中介网络频繁而悄悄地转移资金。中国企业也没闲着，它们在海外从事大额收购，大肆采购自然资源，并任由海外利润在海外积累。中国从去年以来就没有发布过有关资本出入情况的报告，但利用周六发布的贸易数据、外汇储备数据和其他经济统计资料，仍可评估后来的资金流动情况。根据《华尔街日报》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截至9月份的12个月，约2,25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中国，相当于去年全国经济产值的3%左右。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我们都看到了所怀疑的情况，即存在大量资本外逃；当国内商人开始觉得把资金转移出国是更好的选择时，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如此糟糕的时候。佩蒂斯在交易拉丁美洲不良债券的从业经历中，曾近距离见证资本外逃。 　　中国名义上仍维持封闭的资本账户，即限制个人和企业的跨境资金转移。中国公民个人每年转移出境的资金不得超过5万美元，中国企业只有为经过批准的商业目的，如为进口产品或经过批准的境外投资付款，才能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 　　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封闭系统的漏洞越来越多，规则常常不被遵守。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经济学家、曾任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中国富人的资本账户一直是开放的。 　　郑南（音）最近花30万欧元（39万美元）在塞浦路斯买了一套海滨公寓。现年50岁的郑南说，他原来是在国内为外资厂商销售电信设备，现在已经退休。他说，因为北京的污染，我打算去那里过冬，夏天我们就会回来。 　　中国每年5万美元的资金转出限额给他带来了困难。他说，多数资金都是通过让朋友按他们的名义转出，从而绕开这个限制。中国的房地产中介说，这是一个基本上被有关部门默许的常见做法。 　　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受益于出口和外商投资带来的大额资金流入。进入国内的美元在央行换成人民币，使更多人民币进入经济体。这有利于银行放贷和公司扩张，但也引起通货膨胀，催生了楼市、股市泡沫。 　　当资金流出中国时，这套体系就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能够助力经济增长的资金数量会减少。资金流出的现象在2011年中开始抬头，当时有关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人民币汇率涨势中止以及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下跌都令在中国持有现金的吸引力下降。资金此前也曾流出中国，最近一次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华尔街日报》的计算显示，在截至2009年3月的12个月内，资金流出数量达到大约1,100亿美元的高峰。 　　资金流出有助于解释中资银行今年以来贷款增速放缓的原因。资金流出速度加快可能迫使中国央行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幅度，以鼓励中国投资者将资金留在国内。 　　中国央行下属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资本流出。它将资本流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企业和个人海外投资数量的增加，还说它并不担心资本流出可能破坏中国经济。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流出印尼的资金数量大致相当于其年度经济产出的23%，远高于外界估计最近12个月内流出中国的资金数量，后者占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比重为3%。由于中国限制资本流动，且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目前为3.29万亿美元），因此中国经济能够避免此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资本流出现象。 　　《华尔街日报》估计在截止今年9月的一年内流出中国的资金数量达到2,250亿美元，这同时包括合法和非法的资金流出额。多位经济学家也试图估算流出中国的资金数量。研究机构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经济学家杜马(Charles Dumas)估计同期中国资金净流出数量为3,000亿美元。 　　为了估计资金流出的规模，《华尔街日报》比较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动规模和导致外汇储备增减的主要项目的变化情况。这些项目包括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资产生息以及汇率的变动。 　　等式的两边应该一致。如果外汇储备的增量大于上述各项之和的增量，这就表明资金净流入中国；如果外汇储备的增量小于上述各项之和的增量，甚至开始下降，这就意味着资金因某种原因流出中国。2011年四季度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自1998年以来出现首次季度下滑，2012年二季度再次出现这种现象。这一迹象表明，资金流出的规模已经大到足以抵消因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及现有储备生息所流入的资金总量。 　　经济学家说，导致外汇储备减少的一个因素是，中国出口企业把在境外赚到的钱更多地以美元形式持有，而不是兑换成人民币。 　　由于2,25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量是根据广泛的经济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所以我们无法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个人和企业的合法交易，又有多少是非法流出中国或是非法活动造成的。 　　在帮助中国人将资金转移到海外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据律师和帮助中国投资者在海外寻找投资项目的经纪商说，服务项目从汇款中介到由海关人员毫无顾忌地运送现金的私人飞机等不一而足。上述人士说，有时候，企业进行的银行转账可以掩盖向海外转移的个人资金。这些人士说，另外一种方法是将个人现金附带在合法进出口交易中，有时是通过伪造假发票。人们甚至会携带整包整包的现金出境。 　　深圳中介Charlie Zhang说，将资金转移到海外一点都不难。他为内地有钱人与海外房地产投资项目之间牵线搭桥。 　　他说，我们把他们介绍给其他人，一些特殊渠道，这些渠道能够在银行之外、不受监管地换汇。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 　　塞浦路斯已经成为一个颇受中国有钱人欢迎的投资目的地。这个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岛国会给予任何在该国花30万欧元买下房产的人欧盟永久居留身份。 　　香港移民顾问Arthur Cheung说，中国人有钱。他们买护照或永久居留身份就像买个路易威登包一样。他为中国买家与包括塞浦路斯在内的外国房产销售商之间牵线搭桥。 　　塞浦路斯房地产开发商Paschali Developers近几个月已经向中国买家销售了90多套公寓。该公司发言人帕斯卡利(Paschalis Paschali)说，买房者希望获得永久居留身份。他拒绝透露该公司的中国客户是如何将资金转移到海外的。 　　塞浦路斯房地产开发商Pafilia Property Developers业务发展经理(Evis Hadjipetrou)说，该公司过去四个月向中国内地买家销售了30套可以看到地中海美景的公寓。他说，他从他的中国合作伙伴得到了保证，不必担心中国对资金转移的限制。他的合作伙伴帮助找买家，他说其中包括中国商务部下属的一个机构。商务部发言人不予置评。 　　香港虽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拥有独立的金融系统和货币，而且对资金外流没有限制。因此，中国内地人向香港转移资金是受限制的。 　　一些中国精英人士将资金转移到海外的一种合法途径是，将自己的公司在香港上市，然后出售股份。据数据提供商Dealogic的数据，自2005年以来，350家内地公司在香港共筹集了逾1,500亿美元。公司所有者也可以通过将公司在纽约或新加坡上市而达到同样的目的。 　　其他很多中国人则求助于在官方银行系统之外运作的汇款中介。中介提供中国人可以用以逃避海外转账限制的贷款和转账。在中国内地做汇款中介是违法的，但在香港则是完全合法的，而且监管也不是很严。 　　在重庆，有关部门关闭了一家地下钱庄，并称这家机构为客户转移了折合100亿美元的资金。有关部门说，这家钱庄由36岁的陈惠专在其一大家人的协助下经营，她曾从事过电子产品销售工作。今年七月，陈惠专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记者曾通过中间人联系过陈惠专的律师，但他拒绝发表评论。 　　直接了解这件案子的人说，浙江一个工程项目的负责人祁刚（音）曾向海外转移过一大笔钱，他们说祁刚是陈惠专的一个客户。这些人说，2011年1月，祁刚用借来的钱在澳门赌场内赌博，两天时间内输掉了相当于130万美元的赌资，澳门跟香港一样，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它有自己的金融体系，中国内地人将资金转入澳门时所受到的限制与他们向海外转移资金时受到的限制一样。上述人士说，祁刚有还赌债的钱。问题是如何将钱转移出中国。 　　祁刚的公司未获得政府的资质认证。据知情人士说，这家公司将祁刚准备还赌债的钱转入陈惠专在重庆开立的一个账户，称这笔钱是用来支付建筑材料款的。他们说，随后陈惠专将与这笔钱等值的一笔港元存入了由那家借赌资给祁刚的实体所有的一个账户。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中国研究部负责人王志浩(Stephen Green)说，在这桩交易中实际上没有资金被汇出境外，所以这种转移资金的方法难以被侦查到，人们也不可能算出以这种方式转移的资金究竟有多少。王志浩一直在研究中国的资金外流问题，但他并不掌握此案的第一手材料。 　　记者无法获得祁刚对此事的评论。不清楚他是否已经被起诉。 　　香港最高法院最近的一项裁决彰显了香港在方便内地资金出逃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身家不菲的严穗陵在广州身兼安利公司(Amway)销售员、保险代理人和餐馆老板三重身份，据案卷记载和涉案律师说，她在2007至2009年期间通过地下钱庄将200万美元从中国内地转移至香港。她将这笔钱投资于香港的股票市场。 　　严穗陵的这些资金转移交易中有一笔支票存入了她在香港的银行账户，而这张支票上的一部分钱被香港政府认定属于其他某个人所实施一项100万美元按揭贷款诈骗案的非法所得，严穗陵也因此惹上了麻烦。尽管她没有参与这桩欺诈案，但香港一家法院仍然认定她的洗钱罪名成立，并判处其18个月监禁。 　　她的律师在就这一判决提起上诉时称，她当时只认为这笔钱是地下钱庄帮她从内地所转来资金的一部分，不可能知道这钱来自按揭贷款欺诈所得。虽然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出境违反了中国内地的法规，但在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香港此举却是被允许的。她的律师拒绝发表评论，严穗陵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香港终审法院同意了律师提出的这一观点，并免除了严穗陵的罪责。这家法院说，它对严穗陵发现有必要借助地下钱庄这一事实”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为了投资香港股市她不得不绕开中国内地的货币监管。

10月6日，微博网友@琢磨发布一则微博：“ 一句话来证明你不幸福。”当时收到网友各种回复，如“百折千回尽茫然”、“7年恋情结束”、“没有自由”等，但均未被博主认为是“最佳回复”。...

烟台，山东——继太原工厂群殴、郑州工厂停工事件后，近期山东烟台富士康大规模招用“学生军”一事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京华时报的报道称，其中部分学生尚未满16岁，也被要求加班和上夜班。烟台开发区管委会则被曝向下摊牌招工任务。 报道指出，烟台市许多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如烟台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淄博职业学院等，近期突然涌进富士康(烟台)科技园。山东商务职业学院的学生抱怨说，在流水线上做目检工作，不仅和所学专业没关系，还特别辛苦。据了解，从9月开始，烟台市政府要求各高职高专院校派学生去富士康实习。部分院校的学生是从初中毕业就直接读高职，年龄并不大，一些人还没满16岁。 这些学生要在富士康实习一到三个月，和富士康的普工一样，需要做流水线和物流方面的工作。由于要赶订单，加班成为常态。除了加班，学生们还要3个星期一轮，值夜班。夜班的时间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因为需要早到点名和加班，夜班经常一上就是12个小时。 但加班到晚上七八点钟非常普遍，连不满16岁的学生也一样要加班。白班和夜班的都有一小时的吃饭时间，但是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一位未满16岁的学生说，吃不下东西。 据悉，在烟台富士康工厂里，未满16岁学生的工牌比其他人多了一行编号，能够明显区分出来，而且所有学生进厂时已经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 初步统计，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在富士康实习的学生中，未满16岁的共有“五六十人”，这部分学生也被要求加班和上夜班。一名未满16岁的学生表示，每个月没有一天休息的时间。 报道称，所有烟台市高职高专院校都被市里下达了“死任务”，最多有学校派了3000多名学生到富士康工作，山东商务职业学院的系主任称还因此停掉了部分课程。 此外，由于富士康的用工缺口大，除了烟台本地高校，许多外地学校的学生也来到烟台富士康实习。甚至，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也向开发区各政府部门摊派任务。 富士康用学生工的报道屡见不鲜，今年9月，有报道指出江苏一些职业学校的学生被强迫到当地的富士康工厂工作，否则将无法获得必要的学分。富士康此前声明称，富士康与许多职业学校签署了实习计划，实习期限从1个月至6个月不等。富士康还称，学生们可以随时结束实习，实习生数量仅占富士康内地员工数量的2.7%。 尽管富士康做出了上述表态，但每年的暑假仍是学生工到富士康工作的高峰，富士康在内地的工人总数高达百万，因此2.7%的学生工人并非一个小数目。 加之各地政府，如山西、四川、河南等等，在招商时曾表示会为富士康填补用工缺口，因此不少 地方政府 提出，为富士康招工要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由此也出现了“抓壮丁”、公务员顶替工人进厂工作、学生被强迫“实习”等等现象。 FMN 引用： 京华时报

在胡温体制交班之际，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胡温领导下的十年留下的政治遗产。 在国内，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这十年是改革停滞的十年。这一结论用来形容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没有错。...

上周六（10月13日）在甘肃省甘南合作市藏人旦真多吉自焚身亡，随后当局在合作市部署军队加强严控，目前已封锁合作寺，禁止僧人外出，也禁止藏民入寺；此外， 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举行烛光游行及祈福活动，哀悼旦真多吉。 图片： 藏人与声援者为旦真多吉举行烛光哀悼会。 （记者丹珍拍摄）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高僧第七世贡唐仓仁波切的外公、50多岁的旦真多吉于上周六在合作寺附近点火自焚，当场身亡。他在自焚时呼喊的口号是“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当地数千民众聚集将自焚者遗体送至家中，并在途中举行诵经祈福会。此后大量军警到场，试图抢走遗体，但被民众制止。 图片： 自焚身亡的甘肃省甘南合作市藏人旦真多吉。 （受访人提供/记者丹珍） 甘肃合作市一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星期天晚间通过发送数张图片告诉本台，自焚者旦真多吉的遗体安置在其位于佐盖曼玛乡的家中，由合作寺僧侣为主的藏人不顾当局严控为亡者举行了祈福超度法会。 “今天（10月14号）尽管中共军警加强了在合作市全城和自焚者家乡佐盖曼玛乡的严控，但是合作寺很多僧侣自愿来到自焚者家中，为亡者举行‘普哇’（即超度亡灵）仪式，当地藏民，以及从其他乡村远道而来的僧俗藏人纷纷到场参加了祈福会。” 消息人士表示，当局对过往藏人进行严密监视。“中共当局对前来自焚者家中祈福的藏人，以及其他过往藏人采取严密的监控措施，还进行拍照等。” 图片： 合作市僧俗藏人在自焚亡者家中举行祈福超度法会。 （受访人提供/记者丹珍） 印度南部哲蚌寺的甘肃合作籍僧人丹增扎西星期一引述境内消息也对本台表示，合作市多个乡村的藏人到自焚身亡者家中表达了声援。 “昨天（10月14日）一天，除了合作市佐盖曼玛乡，其他乡村的藏人也按照藏俗提着点燃的酥油灯和藏香，陆续感到自焚者旦真多吉的家中，向他的遗体敬献哈达，并在达赖喇嘛尊者法相前进行诵经祈福。由于家内和家院挤满人群，在后院还搭起了三座帐篷。大家都对亡者表达哀悼，对其家人致以慰问，以示声援。” 丹增扎西表示，据境内最新消息说，目前整个合作市境内被大量军警驻守，合作寺内外被封锁。 “位于合作市以外的一位消息人士今天（10月15号）透露，被当局增派的大批军警目前不仅在合作市全城进行严控，同时全面包围合作寺，不准任何僧人出寺，也不准任何藏民进寺。当地藏民除了从远处看以外，根本无法了解到寺院内僧人的情况。有关人士透露，僧人们就自焚事件方面被强制接受盘问和调查。当地的手机微信、网络等通讯渠道也被当局切断。因为无法与寺院内的僧人取得联系，大家都感到非常担心。” 图片： 其他乡村的藏人参加祈福法会以及当地被军警戒备的场景。 （受访人提供/记者丹珍） 此外，印度达兰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妇女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上周六举行烛光游行集会，为当天自焚身亡的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佐盖曼玛乡藏人旦真多吉进行哀悼与祈福。 达兰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图丹代表三个组织发言时呼吁境外藏人积极参与声援境内自焚者的活动。“位于西藏境外的藏人，尽管身为难民，但基本上衣足饭饱，这都是达赖喇嘛尊者的恩德。如果未来某一天尊者圆寂离世，到时谁会扶持我们？这些我们要从现在起深思非常重要，并积极声援境内藏人以生命换取自由与世人关注而展开的所有活动。因为要获得全球的支持，首先应由我们自己展开活动，将西藏境内的真相，特别是自焚者和狱中受难义士的诉求传播给世人，这也是我们生活在自由国度的所有流亡藏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达兰萨拉的十一个西藏非官方组织星期一联合在大昭寺举行了祈福法会，哀悼与声援为藏民族自由献出生命的自焚同胞。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采访报道。

海外有中文媒体报道说，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将“很快离任”，因为不久前刚被“政治局点了名”。报道说，中共高层开始清理“左的思潮”，选中胡锡进和挺薄人物开刀。但是，胡锡进对美国之音说，这完全是“造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