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无V：【求证：这个太猛了】法国解放报前驻京记者哈斯基04年走访了莫言 ，莫言在访谈中表示，他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大跃进、大饥荒曾因饥饿难忍而吞食炭灰。他感谢军队，他依然是党员，尽管对党已经失去信心，记者询问何时失去信心，莫言回答从那一年开始，他之所以继续保留党员证，是不想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查看大图|向左转|向右转 转发(1270)| 收藏| 评论(263)10月14日 22:29 来自新浪微博 |举报 以下网友评论由数字时代编辑选自新浪微博：...

台灣首任文化部長龍應台於周一（10月15日）接受BBC中文網獨家專訪，回答了有關中國作家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等提問。 龍應台回答BBC中文總監李文的提問時說，看中國作家莫言獲得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一事，不應該有太多的政治考量。 雖然表示，自己並非生活在中國，許多細節並不清楚，但是龍應台認為是否是個好作家，「不是過問政治立場」。 尊重作家 龍應台說，而且單從文字文學上來看，莫言並不是個所謂的「紅色作家」。 龍應台強調，對權力的抗議有很多種，有的是「細水長流」、有的則是「風風火火」。 龍應台呼籲「最寬大的空間」和「最寬容的文化」，而不是要求每個人都是同個模式、同種選擇。 在回答此一問題時，龍應台以沒有點出姓名的方式說，中國有三個諾貝爾獎得主，「一個關在門裏」、「一個關在門外」。 她形容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是「站在高梁土地上的作家」，稱中國可以趁此機會讓莫言擔任中國的文化大使，也把門打開，讓「門裏的可以出去」、「門外的可以進來」，讓這三個中國的諾貝爾獎得主都可以「自由行走在中國的泥土上」。 龍應台說，莫言未來也許有更多的責任扛負在肩頭上，但是外界也應該尊重莫言個人的選擇。 再度出馬 這次也是著有《野火集》、《大江大海1949》等批判性質作品的龍應台，一生第二次出任官職。 上次是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的龍應台說，她之所以同意出任文化部長，是因為自己已經60歲，雖然當官辛苦，但是「晚一點就什麼都不可能了」，「是人生最後一次」，所以作出了如此的選擇。 龍應台也以強調的語氣回答有關第二次出任官職的提問，表示她是為了「盡一份心力」，她形容權力和寫作相比是「太小了」。 龍應台還說，她對權力沒有興趣，她形容在台灣當官是「官不聊生」，「權力沒什麼值得迷戀的」。 文化空間 在闡釋什麼是「文化」這個問題上，龍應台說「鋪紅地毯、吊水晶燈這樣地看表演」是「太窄義」的文化。 她認為收音機或者是電視能播放什麼樣的節目、書店裏面能夠販賣什麼樣的書籍，都是文化，而一個環境培養出來的特質，就是文化。 龍應台說，政府在文化上是扮演著「搭台」的角色，而不是「表演者」，政府部門不能也不應該主導文化，政府部門要作的是為文化創作者解決困難。 在被問到，台灣是否有意以文化空間來爭取外交空間的時候，龍應台解釋說，台灣推廣文化的原意本來就不是利用文化來達到政治目的。 龍應台說，推廣文化讓更多人知道台灣的文化才是重點，至於對外交空間會產生設麼影響則是附帶可能產生的結果。 她表示，台灣展現「軟實力」，要著重的是「軟」的方面，台灣的文化特點就是「軟」、例如到地方政府機關大樓，沒有人擋駕，就是一種柔軟、溫柔。 網路時代 雖然是新上任不到半年的文化部長，但是龍應台對微博之類的社群網站並不陌生，她向李文表示，雖然先前曾經出現以她為名的微博，但是都是假冒的。 龍應台說，她有意未來開設「潛水微博」，了解一下對岸網民和年輕人的想法。 在兩岸文化交流方面，龍應台認為，十分需要彼此的互信、不要簽署虛假的協議。 龍應台還表示，擔任文化部長的任期內，訪問中國的機會非常小，只有在「受到尊重」、「適當的身份」才會到中國訪問。 在回答一名有意為中國民主作出努力的網友提問時，龍應台呼籲網友以「開闊的心、深度的觀察，來看台灣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因為台灣往民主發展的道路、一路上跌跌撞撞，但是卻具有中國發展、最能夠參考的價值。 本次專訪視頻即將於本周內在BBC中文網上播出，屆時敬請收看。 網友如有評論，請用下表發表看法： 聯絡薦言 * 須填寫項目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周一（10月15日）发表题为”金砖国家的可持续治理”的报告，指出经济发展不是万灵药，如果新兴国家不努力同时推进政治和社会转型，将会面临积重难返的问题。报告总结了一项国际性比较研究的结果得出结论：上述国家在政治领域的改革严重滞后，可能制约其经济发展的潜力。 问题之一：教育机会不均等 这五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和严重程度及改革的空间各有不同。比较之下，报告对巴西的前景最为看好。该国在消除社会不公和减少贫困等方面进行了重要改革，并不断改进管理体制，为实现”良政”和达到国际标准创造了条件。但该国不公平的教育体制仍然是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中国：”执政质量”地区间不平衡 专家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就不那么乐观，认为经济能否保持增长，取决于中国能否成功解决人口结构变化、社会不公及环境恶化带来的问题。此外，房地产泡沫、腐败以及缺乏法制安全也是影响社会和经济稳定的因素。报告指出，中国既需要在关键政策领域，也需要对政府机构和体制进行深入改革,包括国家控制的金融系统。 报告指出，与其它几个金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善于做长期战略规划，其管理部门间从上至下的行政协调运作也显得更有效率。但一个问题是北京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向独立的学术专家进行咨询。 中国需要深度改革 报告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导致在”执政质量”上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在此意义上，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调适能力是有限的。在反腐败方面，中国缺乏媒体自由和独立于政府的公民社会。报告认为，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领导层能否显示出迄今所具有的适应调整能力。到目前为止，反对力量和中共内部利益集团的的权力斗争阻止了扭转这些负面趋势。 俄罗斯排名最后 同样，印度也面临地区和社会阶层间的巨大不平衡，例如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基础设施落后和腐败蔓延也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至于政府自身机构改革的能力，专家认为在联邦层面上印度与巴西水平相似，但在地方层面，则逊色很多。 社会不公会阻碍经济发展 报告对南非经济发展的稳定和国家债务的减少给与了积极评价，但指出在教育体制和劳动市场方面该国表现欠佳，而在社会公平方面更是在各国中排在最后。总体来看，南非在金砖国家的比较中位于中游。俄罗斯则是倒数第一。报告认为莫斯科政府缺乏发展战略、部门协调和政策实施力度。片面的经济发展战略、任人唯亲的风气和公民社会角色的缺失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五个国家的人口占到全球人口的42%，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8%。2001年时，投资银行高盛首次提出”金砖国家”的概念（BRICS，由这几个国家英文名称第一个字母组成）。高盛预言，到2050年金砖五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全球的40%。 综合报道：叶宣 责编：雨涵

何谓魔幻现实主义 诺奖给莫言的颁奖词是：他“很好地将魔幻现实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结合在一起”。那么，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在拉丁美洲兴盛起来的一种文学流派，在体裁上以小说为主。这些作品大多以神奇、魔幻的手法反映拉丁美洲各国的现实生活，“把神奇和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插入到反映现实的叙事和描写中，使拉丁美洲现实的政治社会变成了一种现代神话，既有离奇幻想的意境，又有现实主义的情节和场面，人鬼难分，幻觉和现实相混”。从而创造出一种魔幻和现实融为一体、“魔幻”而不失其真实的独特风格。因此，人们把这种手法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从本质上说，魔幻现实主义所要表现的，并不是魔幻，而是现实。“魔幻”只是手法，反映“现实”才是目的。

这世界变化快，据说“90后”都已经out了，但在高官群体中，“60后”最多算是官场“80后”，仍然被称为“青年政治家”。据不完全统计，“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目前共有161位，再过10年，“60后”高官们将主政中国。不出意外，到那时，他们当中将产生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群人有何特征？他们为何能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有何升迁“秘籍”？ 来源：政见&壹读

记者15日从中央纪委监察部获悉，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660．6万余件（次），立案64．3万余件，结案63．9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万余人。...

  新聞大亨默多克在其推特上稱中國已「陷入危機」，稱民眾對貪腐民怨極大。 默多剋星期六早晨在推特上說：「中國陷入危機，民眾對貪腐非常憤怒。也許將發生變革。不過沒人能確實預言。」 不過在發表了這條推特的8個小時後，默多克又發佈一條關於中國的推特，對自己之前的說法進行修正。 「不是說中國真的已經危在旦夕，起碼現在還不是。但是問題很嚴重。相信習將（同前任）大不相同，慢慢採取行動改善情況。」 有著一名中國妻子的默多克在西方新聞大亨中被視為與中國關係較為密切的一個。 BBC理事會主席彭定康曾透露，默多克曾阻止其麾下的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團出版彭定康的回憶錄，因為默多克擔心出版那本書會影響新聞集團向中國擴展的業務計劃。 彭定康說，默多克認為出版對中國領導人持批評態度的書對其商業野心不利，所以他下令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團放棄出版回憶錄，理由是書寫得不好。 彭定康的回憶錄後來在美國出版。書的封面上貼了寫有「默多克拒絕出版的書」的標簽，彭定康說這反而增加了回憶錄的銷售量。 BBC中文網

KEITH BRADSHER 报道 2012年10月15日 香港——美国和欧洲的太阳能组件产业启动了一连串针对进口产品的贸易诉讼。与过去钢铁产业提出贸易诉讼的做法相似，并且也有很多相同的原因。 现已退休的美国贸易官员和钢铁行业高管尼古拉斯·托勒里克(Nicholas Tolerico)说，“20世纪60、 70年代，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投资钢厂。现在，它们投资的是太阳能组件，结果出现了同样的产能过剩和你死我活的价格战。” 周三，美国商务部(U.S. Commerce Department)做出最终裁定，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组件征收24%至36%的关税。美国商务部称，中国制造企业得到了政府补贴，并以低于制造和运输成本的价格向美国市场“倾销”太阳能组件，不过中国对此进行了否认。 美国太阳能组件制造企业现在正在游说奥巴马政府，扩大关税适用范围，涵盖那些部分零件来自中国，部分来自其他地区、尤其是台湾的太阳能组件。而且，美国产业界也不排除以后对其他亚洲太阳能组件出口国提起贸易诉讼的可能性。 在布鲁塞尔，欧盟(European Union)也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展开了贸易调查。这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宗涉及倾销指控的贸易案件，涵盖的进口商品去年共价值265亿美元。欧洲光伏产业正在寻求对中国出口的太阳能组件提起第二起诉讼，指控其得到了政府补贴。 周四，中国政府没有立即对美国商务部的裁定作出回应。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分析文章，称美国此举使得太阳能组件购买者，无法享受中国巨大的规模效应带来的优惠，是在损害自身利益。 新华社称，“美国政府忽略了中国进口产品给美国太阳能产业带来的好处。” 隶属于中国商务部的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下属的中欧中美经济战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席何伟文说，他个人认为，中国可能会呼吁美国进行协商，就关税问题达成和解意见。过去的一些贸易争端中，就曾达成过类似的和解。比如，对墨西哥出口的西红柿采取最低限价，以及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其出口汽车实行的所谓“自愿限制”——只不过那根本不是自愿的。 但是何伟文说，考虑到美国即将举行总统选举，谈判不会很快开始，他还担心，不论明年1月谁将就任总统，解决和中国的贸易争端恐怕都不是其首要议程。 何伟文说，“新一届政府将面临更严峻的国内问题。” 美国商务部在进行了一个准司法程序后，于周三做出了上述裁定。该裁定施加的关税所涵盖的进口太阳能组件每年价值约为30亿美元。美国法律不允许白宫干涉关税的计算过程，但允许通过一个国内产业也能接受的和解方案来代替关税措施。 令中国监管部门无奈甚至恼怒的是，中国数百家太阳能组件制造商都采用了同样的发展模式，它们用从国有银行借来的大量贷款购买、安装尽可能多的外国制造的生产设备，却几乎不会投入什么资金用于研发。 上个月，长期担任国家发改委能源和气候政策主要负责人的李俊峰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赚了很多钱，却不投资。”国家发改委是中国的最高经济规划机构。 李俊峰也是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协会会长。他在同一次采访中表示，太阳能产业的问题是中国产能过剩的直接结果，原因并不是外国贸易制裁。 不过他认定，如果中国政府回过头去，重新调整过去对可再生能源作出的决策，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中国企业界一直有过度投资的倾向，在很多产业都是如此。 中国银行业不断贷款给太阳能组件制造商。在被问及他认为银行应当对此做些什么时，李俊峰回答道，“我会说‘停止贷款’。” 但长驻北京的太阳能产业咨询师弗兰克·豪格维茨(Frank Haugwitz)透露，本周有一些迹象说明，中国银行业至少会大幅增加对中国大型太阳能组件制造商的贷款支持。这一举措，可以延缓银行因为过去向这些企业提供贷款而带来的亏损。 纽约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Maxim Group的可再生能源分析师的亚伦·丘(Aaron Chew)估计，中国规模最大的十家太阳能产业制造商已经贷款180亿美元，而且来源几乎全部都是国有银行。 德克·托马斯(Dirk Thomas)曾长期在电脑硬盘产业担任高管，现在是一名常住香港的光伏产业分析师。他预测中国或许能渡过当前太阳能组件产业的麻烦，取得胜利。他说，那些由政府选定，可以得到更多银行贷款的中国太阳能组件企业，最终可能会收购足够多的国内及国外竞争对手，从而获得市场主导地位，抑制过剩的产能，并设置高到足以盈利的价格。 这样就会重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在电脑硬盘产业发生过的模式。只不过在硬盘产业，产业整合是由一家日本企业东芝和两家美国企业希捷(Seagate)和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领导的。 几年前，中国太阳能产业开始快速扩张时，许多全球产业界人士都预期，进一步的技术突破，会促进成本进一步降低。然而中国企业大幅降低成本的主要手段，却是规模效应，建设越来越大的工厂，来制造常规的太阳能组件。现在，很少有业内高管认为，通过建造更大的工厂能进一步降低成本。 与此同时，业内也几乎没有研发出什么新技术。一些专家将此归咎于中国常规多晶硅太阳能组件产能的快速扩张，这种扩张很快地压低了成本。对于较新的薄膜太阳能技术的投资，尤其是在欧洲，已经陷入困境。 “因为中国产能过剩而人为造成的低价，几乎摧毁了采用薄膜的第二代光伏技术。”位于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太阳能研究所(Solar Institute)所长肯·茨魏贝尔(Ken Zweibel)说，“这对美国的竞争优势是一个极大的挫败。” 北京可再生能源咨询公司安元易如(Azure International)的合伙人麦振兴(SebastianMeyer)表示，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太阳能组件施加惩罚性关税是犯了一个错误。他说，美国在生产太阳能组件制造厂设备的领域仍然很有实力，只要中国的银行，以及地方和省级政府不肯承认失败，继续承担巨额成本，就应该让中国实际上生产那些太阳能组件。 “如果从中国购买太阳能组件，中国已经付了一部分的钱。”他说，“如果我是美国政府，就会让美国人从中渔利。”

原文： Asia: Crony tigers, divided dragons | The Econom 为什么亚洲的社会不公现象也在加剧？ 嵩山之巅距离中国首都60英里(100公里)，它划分着直辖市北京和邻省河北省的边界。这里的对比十分鲜明:北京那边的环山公路又宽又阔，路面平整，两侧还有安全坚固的防护墙。一个身着莱卡运动服的游客骑着一辆高档自行车挥汗如雨。班工渠附近的村庄为了应对春游热，正在为游客建设大型停车场。当地积极进取的家庭，每年接待北京游客就能赚10万人民币（16,000美元），与北京普通白领的工资相差无几。北京市政府还为这里提供养老金并提供其他社会福利。 河北这个省比北京穷多了，嵩山另一面，山路窄了很多，柏油碎石路也坑坑洼洼。距离山顶半英里远的燕家坪村，50多户人家靠种白菜勉强维持生计。这里一辆车都没有，也没人领养老金，就连最近的小学都要在12英里之外。为了种树阻挡来自内蒙古的沙尘暴，这里不允许农民在山里牧牛。满脸沧桑的沈志云穿着假冒的美军迷彩服，他说这个村里每户一年也就能挣4000到5000元。这个收入远远高于印度的贫困线，但与仅在几里之外的北京相比却是天上地下。“他们跟我们就像两个国家”沈志云说道。 过去30年的经济剧变是中国发展史上最为壮观的一页，不太引人注意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成为世界第一，而且增长速度最快。2000年之后中国官方不再发布基尼系数，但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显示基尼系数已从1978年不足0.3飙升至 0.48以上。只经历了一代人，毛泽东时代平等主义下普遍贫穷的乌托邦，就变成了一个收入分配比美国还要失衡的国家。同为亚洲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经历了失衡的经济增长，不过远不及中国那么显著。印度的基尼系数上升了1/8，达到0.34。 在一定程度上，不均衡的经济增长既难以避免又情有可原，中国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和印度的费边社会主义走向结束，这样的经济增长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这三个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富裕程度和自身活力相对于30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就像库兹涅茨提出的观点一样，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贫富差距日益增大。人们放弃了维持生计的农业，来到城市寻找更加赚钱的工作，发财的人增多，分配不均也随之而来。 可是如今亚洲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的国家与当年的四小虎相比，发展模式迥异，上面的答案可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日本、香港、韩国和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在1960到1970年间一路飙升，国家财富也飞速增长，但是收入差距却有所减小。日本的基尼系数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0.45下降到1982的0.34；台湾从1961的0.5下降到70年代中期的0.3。四小虎的发展经验开创了“亚洲增长模式”，既经济繁荣与社会公平同时并举。 又是教育的问题 今时今日亚洲的发展模式与之前大相径庭。有这么一种解释，技术创新和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新兴市场的高技能和高学历人才从中得到的好处比发达国家的人才得到的还要多。印度软件巨头印孚瑟斯的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Narayana Murthy，还有中国使用最广泛的搜索引擎——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他们就像比尔盖茨一样把信息技术玩弄于鼓掌之中。孟买和上海的高级律师和银行家能在全球胜者为王市场上分一杯羹，他们就像纽约或伦敦的同行一样想赚多少就赚多少。就像美国康奈大学的Ravi Kanbur 教授说的一样，美国和欧洲奖损害中产阶级利益的问题推向国外，这反而帮助接受国的劳动者提升了技术水平。比如班加罗尔的呼叫中心由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进行操作。 就像在发达国家一样，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并不仅限于这些基本的经济动力，政府政策也不可或缺。问题之一是任人唯亲，就像美国的镀金时代一样，今天新兴市场上的资本主义也存在政客和富豪之间的密切联系。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电磁波谱许可证到煤炭矿床，过去的数年里，大笔大笔的资金从国家转移到备受偏爱的内部人士手中。很多政客运营着这样或那样的商业集团。富裕的商人经常变成政府要人，在中央尤为多见。芝加哥大学的印裔经济学家Raghuram Rajan近期出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他指出印度亿万富翁的人数和经济体的规模之比仅次于俄罗斯，居世界第二位，主要原因在于内部人士可以轻易地得到土地、自然资源和政府合同。他担心印度会成为“缺失公平的寡头政府甚至更糟”。 中国的任人唯亲更是根深蒂固。政府紧抓资源的控制权，或是直接设立国有企业，垄断铁路和矿业，或是利用歪曲的金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利率被人为压低，贷款渠道受到政治干扰。国家的强大影响力意味着受益人应该与政府部门搞好关系。 更有甚者，中国的贫富差距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还要大，因为富人总是对他们的收入轻描淡写并躲避征税。大量资金被投资于房地产，飙升的房价又加剧了贫富差距。中国改革基金会的王晓路几年前曾试图计算“灰色”收入，他的研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城市居民中最富裕的10％，其收入是最贫穷10％的23倍。而官方发布的数据却称收入差距倍数是9。 亚洲多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任人唯亲，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范围更广的政府战略决策增大了收入差距，打乱了国家的发展节奏。印度的一大难题就是无法创造工作机会。不像中国，集装出口货物的工厂数量激增，吸引着千百万农民工加入城镇正式劳动力，印度的正式劳动人口自1991年来就鲜有增长。非正式部门雇佣着90％以上的印度人。即使在制造业，大多数人辛勤劳作的地点也只是单间作坊而不是大型工场。生产力不断下降，工人认为提升自己的技能困难重重，收入增长也愈发龟速。 印度没能成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强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它骇人听闻的基础设施。在电力供应不稳的情况下，适时生产配送就成为空谈。还有一个原因是印度的劳动法僵化死板，不利于大型公司形成。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印度有200多套不同的法律，所有法律都做出了细节性的规定，几乎没给公司裁员留任何可能性。这使得公司在招聘时慎之又慎，增大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少数幸运儿和其他民众的差距。 户口定终身 残存的户口登记制度对中国对贫富差距的推波助澜作用最为明显。这一制度来自毛泽东时代，当时中国的农村被征以重税，用来支持重工业的发展。为了在骇人听闻的条件下确保农村劳动力的供应稳定，人们不得离开出生地所在省份。人口流动限制于20世纪80年代被打破，于是形成了千百万农民工。但他们仍然保留着出生时的农村户口，其子女也是一样。不管是住房还是教育，与城市户口持有者相比，他们的劣势地位非常明显。 流动人口子女必须回生源地参加高考（至关重要的大学入学考试），而不是当时他们一家人的居住地点，因此很多农民工将子女送回家乡上学。由于教育资金主要来源于当地政府，家乡的学校往往资金匮乏，教学质量低。北京学校的教学质量远非河北的学校所能企及。在大都市上海，为每个农村学生投入的资金仅是城市学生的50—60％。因此，教育系统没有缓和收入差距，反而将其进一步拉大。 除了基础设施差距，户口制度也是中国城乡差距巨大的重要原因，它可以对中国45％的不公平现象进行解释。亚洲其他的经济体不用面对户口难题，但在这些国家，政府的社会政策往往也会加剧社会不公，因为从公共住房到健康保险，政府的大部分社会支出都局限在正式的城镇劳动力范围内。另外，很多亚洲国家在通用补贴上大手大脚，尤其是能源领域。这些开销相当入不敷出。举例来说，印度尼西亚去年在燃料和电力补贴中挥霍了GDP的3.4％，这比它花在基础设施上的钱还要多。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统计，在印尼所有的家庭中，顶层10％的富豪拿到了这笔赏金的40％，而收入水平前50％的家庭得到了84％。 如今社会不公现象已有所改观，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公甚是担心，正在推行改革，这些改革与一个世纪之前美国的进步时代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为西部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笔资金，最近政府也在大力提升农村社会福利水平。基本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农村居民（燕家坪的村民报包含在内），而且绝大多数享有基本养老金。近期城乡差距趋于稳定，地区差距逐渐回落，但是无奈需要填补的鸿沟太宽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包括泰国和越南在内的多个经济体都采用了最低工资制度，或者扩大了最低工资制的范围。中国的最低工资实行省级管理，去年平均上升17％。有些国家为最贫穷的居民提供公共就业，以印度的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为例，每年这一计划每年为该国的农村居民提供100天的工作时间，现在已覆盖4100万人口。其他国家尝试着为赤贫人口提供定向补贴，这一措施曾帮助拉丁美洲减小社会差距。 通过采用高效、循序渐进和利于社会稳定的措施，亚洲各国政府缓和不断增长的收入差距作出的努力将收到成效。但是只有解决非正式劳动力（印度）、流动人口歧视（中国）和任人唯亲（通病），缓和收入差距的努力才能取得突破。而且解决这些问题耗时越长，今天的收入差距就越根深蒂固. 得益于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基本上亚洲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都迅速提升。印度僵化的种姓制度正在分崩离析，但是不断加宽的收入鸿沟威胁着将来的社会流动性。通过运用世界银行提出的方法论，张英强和Tor Eriksson 在一次研究中发现，发展机会不均的不断加剧可以反映出中国收入差距的增长。中国三分之二的发展机会不公现象可以由父母的收入和职业类型进行解释，这比父母受教育程度决定的比例还要高。 这种现象风险可不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俞锦涛指出，中国的社会不公黯淡了其发展前景。仍在发挥作用的任人唯亲有可能将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变成顽固的寡头政治，而不是富于活力的精英管理。讽刺的是，如果出现那种情况，中国会进一步向拉丁美洲靠拢，这片大陆上的国家正在走下坡路。 相关文章 甘坐冷板凳的印度知识分子 印度人看中国：外表光鲜的可怜虫 《外交事务》：中国如何看美国 《纽约时报》失信的中国 “中国例外”，还是“普世价值”？ 约瑟夫·奈：“软实力”来自公民社会 吉迪恩·拉赫曼：中国现代化不可阻挡 《卫报》：中国的改革之路 【华尔街日报】中国被视为教育前沿阵地 评中国城市化　外媒总编辑：完全没有审美

(德国之声中文网）作家莫言是首位来自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著名的成功作家，他的许多著作被翻译成德语，《红高粱家族》一书甚至被改编为电影。但外界对其批评不断，认为莫言并未与中国体制保持适当距离。对于莫言获奖一事，无论是在中国或德国都出现认同赞赏以及挖苦嘲讽的声浪。网络上更有批评者认为，奥斯陆诺贝尔委员会将文学领域中的最高奖项授予一个与忠于共产党政府的作家，是对人类的一次痛击。 对此，德意志电台访问汉学家兼作家史谛曼（Tilman Spengler） ， 针对中国国内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反应，以及莫言究竟是忠于政府或是勇于批判社会的作家做出了讨论。 戴晴和贝岭出席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 回顾2009年，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莫言也随着官方代表团赴德国，当时书展上的一场骚动便曾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在一场书展的文学研讨会上，当两名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作家戴晴和贝岭准备发言时，莫言和中国官方代表团成员纷纷起身离席，异议人士因此对莫言的行为做出严厉抨击。 史谛曼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说道：”那是相当不愉快的两天。当时共有两场研讨会，人么稍微有一种感觉，好像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包括莫言-的身后站着的几名高层党代表，正拿着炙热的长柄叉在驱使他们前进。第二天的会议情况稍有好转，人们开始谈论文学。而我们可以更广泛的谈论如何处理与在中国的人权故事有关的主题。莫言当时曾试图在中国作家协会…….还有那些……不属于作家协会的人们之间扮演调解的角色。后来的情形如何我并不清楚，但当天晚上中国作家协会受邀出席活动时，气氛变得……相对的有趣和轻松。” 沉默的作家？ 莫言本人被认为是沉默、安静而且孤僻的作家，而瑞士出版商莱特斯(Lucien Leitess)曾形容，莫言是个谦虚、不浮夸的人，而且与政治议题保持适当距离。但史谛曼的观点却有所不同。他表示，莫言并非真正沉默之人，他喜欢讲述农村故事以及周遭的逸闻，虽然鲜少触及尖锐敏感的政治议题，但也不尽然如此。 “他的一些作品也曾经面临审查，其中部分已经出版，部分还未发表。他在这些作品中触及了共产党不喜欢的敏感议题，如一胎化政策。这是客气的说法，事实上，小说的内容是关于强制堕胎。莫言选了一个果决的角度，因为他本身来自山东的农村，这对他而言当然是一个重要议题。” 莫言在2009年出版的作品《蛙》中描绘了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一名乡村医生挣扎在对政策的服从以及生命的价值之间。史谛曼引述美国文学学者和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称，莫言就像在一条极为狭窄的绳索上跳舞。他认为，批评莫言忠于中国政府的说法有待商榷，而且并不公平： “外界似乎有点忽略，这个人是一名作家。他主要从事的是写作，他的作品代表或盘踞了中国近代文学的一部分，这点很重要。称这是国家的宣传手段，完全是荒谬的说法。”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各界热议 社会批评家或训练有素的猴子？ 在被问到是否将莫言视为社会批评家时，史谛曼表示：”我只能说，他是一名小说家，对于社会某个领域所发生的事情观察细腻。他不是那种登高疾呼反对共产党的人，我们也没有听过他谈论另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在六四事件、中共镇压在北京天安门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后，他也不是站在异议人士的行列中。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如果硬要将他形容成一只被作为国家宣传之用、训练有素的猴子，这是很愚蠢的做法。” 诺贝尔委员会评论莫言的小说成功融合”民间故事”与”魔幻现实主义”。部分受众认为，这可能是莫言规避审查制度的做法。对此，史谛曼认为，从政治角度看，确实是如此。但同样身为作家的史谛曼也表示，自己也并不希望终身将尖锐、苦涩的社会批判融入文学作品中。 来源：德意志电台 编译：张筠青 责编：李京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