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引起热烈而观点不一的反响。莫言在中国官方文化体制内的地位，在文学界之外也引发了人们的争论。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引起热烈而观点不一的反响。莫言在中国官方文化体制内的地位，在文学界之外也引发了人们的争论。《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写作和沉默”的评论文章，分析了莫言和他的作品与中国特殊政治环境的关系： “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的决定对于中国和那里的当权者来说是件好事。与12年前第一个获得这一文学界最高奖项的中国作家高行健不同，莫言并没有流亡国外。正相反，莫言不仅生活在中国，而且他扮演了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角色，他在他的小说里对中国近代历史进行了批判，但又始终没有越出被允许的意识形态框架。就是说，莫言指出了共产党政权的错误和滥用权力，却没有（对制度）提出质疑。…… “对中国官方来说，宣布此次诺贝尔文学奖的时机再好不过了。本周日（10月14日）在西方最知名的政府批评人士之一廖亦武将获颁德国书业和平奖。他为自己以反对派身份的写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4年铁窗生涯、家庭破裂、逃离家乡流亡德国。现在，廖亦武原本极富象征性的获奖的意义被削弱了一部份，因为整个世界正在关注他的同行莫言。’莫言’是一个笔名，中文意思是’不说话’。是的，莫言在写作，但他并没有直接用文字指出中国的弊端。” 《法兰克福汇报》文艺副刊的一篇评论则介绍了中国文化界对莫言获奖的矛盾态度：有人将此看作值得骄傲的荣誉，也有人批评莫言对政权妥协的态度，认为这使他无法独立地发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声音。文章写道，莫言本人也承认自己作为官方作协的成员，接受了文学审查的界限， “然而不能因此就认为他是一个’御用文人’。他更多地是创造了一种万花筒式的写作手法，其层次多变、滑稽、荒蛮和近乎有伤风化的表现形态让任何审查层面会抓狂。莫言的文学不是带有官员意识的不痛不痒的妥协，而是对一段重要历史的极为有力的揭露，而这种揭露是以教条和观点为目标的正统审查机器无法扫描到的。” 《新苏黎世报》的评论文章指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将文学奖授予莫言的用意让人难以捉摸，足以引起不同的解读： “或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评委会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决定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他们把花落中国的第一个文学奖授予了一位在中国国内知名度很高也颇受尊重的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深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作家。当高行健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同时由于他流亡后长期生活在法国，也没有被中国人认同为他们中间的一个。因此当时，与诺贝尔奖相连的政治考量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奏效。但如今的情况不同了。”　 编译：叶宣 责编：洪沙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书评 史景迁 2012年10月13日 1976年夏天，毛泽东在北京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山东省高密县西门屯大队杏园养猪场的猪也奄奄一息。第一批病死的五头猪，“它们的尸身上，布满了铜钱大的紫色瘢块，圆睁着眼睛，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样”。 公社兽医站的兽医宣布是“急性丹毒”，令人赶快将死猪焚烧掩埋。可当时已经连续下雨数周，土里浸透了水。往死猪身上倒上煤油，点火焚烧，恶臭的浓烟笼罩着整个猪场。没过多久，800多头猪被传染。又有一队兽医坐了汽艇过来，带了好药，但还是无济于事。猪场里到处堆积着死猪，尸体在炎热的天气中发胀。 由于无法掩埋死猪，猪场“无计可施的人们，在兽医们走后，便趁着夜色，用平板车，将那些死猪，拉到河堤，倾倒到滚滚的河水中。死猪们顺流而下，不知所终”。 猪场一片废墟，足证猪场“辉煌的日子”“如今已成往事”。猪舍的地基倒塌，肆虐的洪水冲断了电线杆子，切断了公社与外界的联系。因此，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是从村里唯一的一部收音机里听到的。“毛主席怎么会死呢？大家不是说他至少可以活到158岁吗？” 按图放大 Yuko Shimizu 按图放大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莫言最新的力作《生死疲劳》中有许多这样生动的片段。这部小说的背景几乎涵盖了中国的整个革命历程——从1950年到2000年，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生死疲劳》是一部纪实作品，带领读者穿越时间，从中国内战结束后的土改，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建立互助组与初级合作社，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与饥荒等极端岁月，一直到集体经济不断削弱，进入基本不受管制的“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新时代。小说结尾处，一些人物已是开着宝马，另一些人物则染了一头金发，打着金色鼻钉。 然而，虽然可以说莫言叙述的政治剧从历史上讲忠实于现有已知的记载，《生死疲劳》依然是一部幻想大胆、具有创造力的小说，它不断地自嘲、重编，并通过文中的评论给读者以震动。它将政治作为病理学来阐述。从一开始，读者想必就乐于欣赏莫言这部小说的别出心裁之处：五位主要的叙述者不是人而是动物，尽管它们都用巧妙控制的人的声音说话。五位叙述者每一位——驴、牛、猪、狗、猴——是一位名叫西门闹的男子逐次转世的化身，这是由阴曹地府的阎王所定。 西门闹，30岁，高密县的富裕地主，共产党接管政权后，在土地改革初期，就被当地的一个村民在寒冷的十二月近距离枪毙了。自觉自己在人世善良正直、修桥补路、乐善好施，是孝顺的儿子，慈祥的父亲，深爱自己的正房与两个姨太太，西门闹抗议命运的不公。阎王的答复是，世界上许多人 “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 因此，阎王答应放西门闹转世，正是从这一刻起，他回到了人间，先是做动物，最终恢复人形。 使用这种虚构的手法，在语调与叙述上自然会面临种种困难。五个不同的动物叙述者必须用各自的动物声音描述各自的经历，杂以各自前世在人间生活的情绪与见闻。它们对所谓的现实主要的维系在于，各自与西门闹活着的长工蓝脸存在某种联系，蓝脸是一个强壮、忧伤、吃苦耐劳的农民，坚守自家的土地，坚决拒绝参加后来的各种社会主义组织。蓝脸倔强、骄傲、忍耐，他反过来又是每一种动物的主人或同伴。他们共吃不多的供应粮，一起劳作。虽然他们之间无法交谈，但蓝脸还是在这五种存在形式的身上，回想起自己那被枪毙的东家。 如此简要的梗概或许会使小说听来过于精巧，而这部小说其实粗糙而又坚毅，粗俗而又滑稽。革命分子的乡村政治翻天覆地；村里的性交（无论是人的还是动物的）灿烂而又强烈。死亡令人意外而又暴力。处处可见苦心谋划的巧合。最为滑稽可笑的事件，却是带着超然的精心加以描绘，资深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流利而又优雅的译笔，无数次再现了这些事件令人同情的时刻。人们或许会觉得不可能，但每一种动物确实是在用各自独特的声音发表意见——譬如，对猪场多起死亡的尖锐看法，便主要来自转世为猪的叙述者。此外，担负叙述或评论之任的，通常不是蓝脸就是其他人。 该书的作者也常常出现在叙事结构中。他作为作者与个人的局限不断受到嘲笑，而我们也常常受到作者莫言的提醒，小说中的人物莫言不可信。“莫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农民，” 我们被告知，“他身在农村，却思念城市；他出身卑贱，却渴望富贵；他相貌丑陋，却追求美女；他一知半解，却冒充博士。这样的人竟混成了作家，据说在北京城里天天吃饺子。”在小说的结尾，莫言另有发展，成了主要人物之一。正是在西安莫言的家里，蓝脸的儿子得以与情人度过艰难的5年。莫言甚至还给这一对提供日本避孕套。 《生死疲劳》并非一直对共产主义体制充满敌意，有时候莫言似乎急于重建他一直在烧毁的桥。“我不反共产党，”蓝脸悲壮而苍凉地喊叫着：“更不反毛主席，我也不反人民公社，不反集体化，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单干。” 然而，在这样一部宏大、残酷而又复杂的故事的语境中，向党表忠心显得脆弱不堪。 我们在这部小说中看到的批评，在当今中国也有许多的共鸣。姜戎在其新作《狼图腾》中，对一群饥饿的狼与一群野马之间可怕的较量做了描写，以此显示旧有的草原生活方式的价值，与之相对照的是党强加于其上最终灾难性的价值观念。对于这种较量，莫言有他自己的版本：在集体农场附近，驴跟狼之间的搏斗。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中，一个勤务兵和他的情人——军队师长的妻子——在夏日里激情做爱，高潮发生的那一刻，是二人性狂欢中撕毁了所有一度珍贵的藏品——毛泽东像，以及毛那些过时而又没有意义的政治纲领。在莫言《生死疲劳》中描写的许多性纠缠中，也显现出了这种反政治的激情。如此看来，中国的小说正在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小说作者也在主张新的表达自由。毛泽东成了一位很顺手的反面人物。人们不禁想问，他的后继者免遭类似的对待还会持续多久。 备注：原文引号内的文字，译者均据英译本（印刷版）与《生死疲劳》中文本（印刷版）一一核对，采用中文本的译法。 本文作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时任耶鲁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授。近著有《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8年5月4日。 特约翻译：王晓元，香港岭南大学翻译哲学博士，上海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

2012年10月11日晚和12日下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在他的家乡山东省高密市召开记者会，回答了舆论和媒体关心的问题。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出的关于上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问题时，莫言出乎意料地表示希望刘晓波能够被释放。 “我希望他（刘晓波）能尽快获得自由，”莫言说。他坦陈在1980年代曾经读过刘晓波写的文学批评，但是在其作品开始转向政治后，他便不能完全理解了。之后莫言并没有对该话题有详细解释，但他认为刘晓波应该被赋予权利去研究其关心的政治和社会话题。 此前，莫言在网络上被质疑，批评他不为刘晓波发声，一些反对者甚至认为莫言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始终回避对刘晓波的境况做出评论。 同时也因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莫言被一些质疑者认为是“政治正确”的作家。对此，莫言同样作出了正面回应。 他反问：“难道抄写‘延安讲话’就是不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吗？” 对抄写“延安讲话”一事，莫言认为这没有什么好耻辱的。“因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是一个历史文献，它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这样一个文献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于推翻腐朽的政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他说：“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讲话，感觉到它有巨大的局限。这种局限就在于这个讲话过分强调了文学跟政治的关系、过分地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文性。” 针对指责和批评，莫言在发布会上说：“我相信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的，如果他们看了我的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我的作品是跟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突破这个讲话的限制并不意味着要把讲话完全否定。比如它讲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民间艺术和外来艺术的关系，生活和艺术的关系，讲作家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这个观点，因此我抄了这个讲话。” 莫言承认：“我这个人比较麻木，不像某些人那样有那么敏感的政治嗅觉，大家要出一本书，出版社的编辑让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后来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出了这么多批评、辱骂的意见，这是超乎我意料的。” 但他也表示自己至今并不因为抄写了“延安讲话”而后悔，因为认为抄这个讲话跟自己的创作并无矛盾。他说：“我抄它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合理成分，我突破它是因为它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创作的心灵的需要。” 在谈到之前有批评提到的其跟体制、跟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一问题时，莫言说：“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诺贝尔文学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来评论一个作家的创作，是根据他的文学的气质、特质来决定是不是能够获得奖项的。” 莫言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他说：“我的写作从80年代开始，是非常明确的站在文字的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这种阶级的、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说，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很多人认为我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跟共产党关系密切就不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我认为也是很难有说服力的。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我，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正确的胜利。这是文学的奖项，我因为文学获得这个奖项。” 同样，莫言对衡量是否跟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标准提出了质疑。“我知道很多在网上批评我的人他们本身也是共产党员，本身也在体制内工作。有的人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好处。” 他说：“我认为作家是用作品说话的，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哪个党派、也不是为了哪个团体服务的，作家的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运和情感，然后做出判断。如果这些人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阴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和严肃的。我的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的一切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所以仅仅认为我没有站在大街上喊口号，仅仅因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的、是一个官方的作家，这种批判是毫无道理的。” 记者会上，莫言也谈到了出版自由问题。他坦言，中国的小说写作、小说出版，当然并非完全自由。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确实有的书会被拉出来点名，有的书会被有关部门通知出版社停止印刷。但他同样表示：“你如果读一下现在那些公开出版的书，然后再读一下我们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公开出版的书，你就会发现，这种出版的放宽的宽度，已经宽到令人惊讶。” 瑞典文学院在给莫言的颁奖词中写道：“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 在谈到民间文化时，莫言说：“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的也是这些文化元素，所以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了甚至决定了我作品的艺术风格。” 但是，莫言并不同意其作品只局限在乡土小说的说法，认为自己并非一个“乡土作家”。“在我后来的小说里，城市对我作品的影响已经体现了出来，但是我并没有把我的文学放在一个明确的城市里，像北京啊、香港啊或者上海，而是写到很多在乡土的基础上成长出来的城市，所以我的这种乡土文学已经和80年代的乡土文学发生了变化，它已经是变化的乡土，是‘城乡化的乡土’。这样城乡化的乡土当然跟大城市的生活当然有区别，但是已经区别不大了。所以如果说我一直是一个乡土作家，严格的说恐怕也是不太让我服气的。” 除了文学和政治，莫言也对当下的钓鱼岛问题做出了评论，他认为搁置争端才是正确的选择。 首先，他说争端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想要完全解决争端，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打一仗，中国胜了日本败了，争端就会解决了吗？日本败了就会承认钓鱼岛是中国的吗？所以战争也解决不了争端问题。我想最好的方法还是按照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的时候老一代的中日两国领导人所采取的一个比较高明的措施：搁置争端。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是影响不了两国人民的睡眠和吃饭的，甚至这样可以让余辈生活得更好一些。” 在回答记者关于获得诺贝尔奖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时，莫言幽默地说，“对我个人意味着，这段时间要接待你们（媒体）了。”

“我希望读者看了《蛙》这部小说后，认识到生命的可贵。认识到生育——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也曾经是这么样的艰难曲折。这里面可供追问、可供思索的东西非常多。我仅仅给读者提供了这么一些思索的材料，每个读者都应该沿着我所提供的材料思索一些更深的更基本的关于人的生活、人的生命，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 “夸张点说，从我出生的那天起，《蛙》这个小说就开始萌芽了。” 1955年2月17日，莫言在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出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他母亲，也不是父亲，而是他的姑姑。1981年，他的女儿管笑笑出生，她见到的第一个人，同样是父亲的姑姑。 在莫言老家山东高密东北乡，姑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接生婆。经她手上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既有像莫言和哥哥姐姐这样在60岁左右的人，也有比莫言女儿更小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 “姑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基层的妇科医生，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由她接下来的孩子差不多有一万个。姑姑走到哪里，人们都像迎接菩萨一样。”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的30年里，姑姑在东北乡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 作为莫言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人，姑姑的人生故事一直存留在莫言的记忆里。但莫言在过去的30年里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写姑姑的故事势必会写到计划生育政策。2002年春天他写过一个15万字的初稿，后来放弃了，因为结构问题没有解决，一直到2007年才开始重新捡起来写。“这几年学术界有很多人开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研究和反思，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许多讨论，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写了。” 姑姑和小说里的姑姑 南方周末：取名《蛙》有什么含义？你为什么放那么长时间才写？ 莫言：它是娃娃的“娃”，“女娲”的“娲”的同音字，“蛙”在民间也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很多的民间艺术上都有“蛙”这个图案，因为蛙是多子多育的繁衍不息的象征。 要以写姑姑为人物原型写小说，必然要涉及到计划生育这个敏感问题。这本书主要围绕着“生育”，从五十年代一直写到当下。生育满足的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计划生育是我们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它影响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几十年，作家要有勇气去关注这个现实，既然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家就有权利把它表现出来。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写，是因为很多问题，我一直想不清楚。 南方周末：姑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居然可以发育成一个长篇小说。 莫言：姑姑这个人物很丰富，我的哥哥姐姐和我，我还有我的女儿，包括我的女儿的下一代人，整个高密东北乡十八处村庄里的三代人，上万个孩子都是姑姑接生下来的，她是一个“圣母”级的人物。后来政府搞计划生育，她没有办法，只能执行。基层最难干的就是计划生育工作，谁要是干你就等着倒霉吧，门窗的玻璃就等着换吧，你家的玉米等着人用镰刀砍掉吧。姑姑给那么多妇女做引产流产手术，她内心深处到底怎么想？我没有跟她直接交流过这个问题，不愿意触动她内心深处的痛楚，但是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是我到了晚年，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就会反复考虑这个问题，看到那些婴儿一代代地长大是什么感觉，又想到许多的胎儿被毁掉，心里肯定是非常地痛，我怎么样安慰自己，用什么理由解脱自己，我知道自己有罪，那要怎样来赎罪？我猜想这些应该都是她反复考虑的问题，我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写这个小说。 南方周末： 姑姑千方百计去追捕、围堵那些超生户的那些章节，特别是“挖地道”、“潜水逃亡”的场面，特别有想象力。 莫言： 这不完全是编造的。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围堵，确实有孕妇躲在偷偷挖的地洞里，或者躲在冬天储存白菜、地瓜的地窖里。但像小说里描写的，挖了一条漫长的地道通到河里去，这是夸张了些。像小说中的耿秀莲那样，跳水逃跑的孕妇真的有过。 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南方周末： 为什么说这本书触及你内心灵魂深处最真实的部分？ 莫言： 这本小说确实是触及到了我灵魂深处很痛的地方。八十年代的时候我是军队的一名军官，在计划生育问题上我也是想不通的，家里的老人也希望我能有很多小孩，最起码应该有个儿子。但如果我生了第二胎，就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我很可能要被开除党籍，我好不容易提了干也可能要被剥夺，最后赶回家继续做农民。当时我们部队的很多战友，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只生一个孩子。 到了老年我们可能会想，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听话呢，我不要那个党籍、不要当那个军官又能怎么样呢？我为什么不能让孤单的孩子有一个伴？这个东西肯定是触及到了人内心深处的很多东西。我们实际上在很多时候非常懦弱，像小说中的蝌蚪，他的妻子怀孕怀到了六个月，这时候严格地说是不能再做引产，再过几个月，孩子就要生出来了。蝌蚪这个人物为了个人的所谓前途，而把自己的妻子推上了手术床。结果让他的妻子和妻子腹中的胎儿一起死掉了。他这样做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国家、为了集体的荣誉。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遮掩下的内心深处的私欲，这其实不仅仅是触及了我一个人的内心的痛苦，也触及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许许多多人的内心深处的痛苦。 我希望读者看了《蛙》这部小说后，认识到生命的可贵。认识到生育——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权利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也曾经是这么样的艰难曲折。这里面可供追问、可供思索的东西非常多。我仅仅给读者提供了这么一些思索的材料，每个读者都应该沿着我所提供的材料思索一些更深的更基本的关于人的生活、人的生命，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 南方周末 ： 你并没有写计划生育三十年史，在农村土地改革后，农民可以自由流动的时候就结束了。 莫言： 其实也多少涉及到了一些现实，比如蝌蚪通过牛蛙公司找到陈眉代孕，这么一个美貌的姑娘，因为在南方给资本家打工毁坏了面容，得不到善后处理，爸爸又身受重伤，为了给爸爸付医药费给人代孕。结果陈眉在给蝌蚪代孕的过程中，身上的母性力量迸发，因为怀孕她觉得自己还是个有价值、值得活下去的人，尽管面貌丑陋。当最后孩子也被人拿走了，她疯了。她到处找寻自己的孩子，根本找不着，我在最后的话剧部分虚构了一个电视剧的场景，出现了高梦久这样的“包青天”式的人物，用古老的戏剧断案的方式把她的孩子断给了别人。 南方周末 ： 为什么会采用书信体的结构和自述体的叙述方式？ 莫言 ：如果我用编年史的方式把一个妇科医生五十年的生活全写出来，那小说篇幅会很长很长，而且事无巨细都不能漏掉，否则不完整。2002年春天写过一个15万字的初稿，后来放弃了，就是因为结构问题没有解决，越写越乱。一直到2007年才开始重新捡起来写。用书信体，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它的好处是非常自由，可以从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五十年从医生涯中最具表现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给提炼出来。 小说的真实与虚构 南方周末： 《蛙》前面四章主人公蝌蚪致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4封信，让人想起你和大江健三郎；小说里蝌蚪的姑姑是你的堂姑，蝌蚪是在北京当兵的军人，和你的经历相同。你这样做是出于什么考虑？ 莫言 ：大江先生2002年春节期间到过我们老家，他问我下一步大概会写什么，我说也许会以我姑姑作为原型写一部跟生育有关的小说，他很感兴趣，后来我带他去姑姑家聊天，姑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几次讲话时也讲到莫言的“姨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乡村妇科医生，经常深更半夜骑着自行车越过冰封的大河去给别人接生。 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自然想到这件事情，后来想到给一个日本作家通信的方式作为结构的一部分。小说里的那个杉谷义人是日军司令的后代，完全虚构的一个人物，跟大江不是一回事。我也从来没有跟大江通过信，更别说通信讨论小说的问题。把我当兵的经历放在蝌蚪身上，也是为了增加阅读的真实感。 南方周末 ： 既然追求真实性，为什么第五章会出现一个虚构的话剧？ 莫言 ：最后的章节变成了一个话剧，彻底的虚构，又推翻了前四章的真实性，是为了跟前面形成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互文关系。可以说前面四章的内容，就是为了最后推出这个话剧。这也是小说里面蝌蚪和杉谷义人一直通信不断讨论的东西，他想把姑姑的故事写成一个话剧，他不断的把他姑姑的一切、包括他本人的一切告诉这个杉谷义人，他姑姑的故事讲完了，他自己的故事也差不多讲完了，话剧也就完成了。这个话剧既是从这个小说里生出来的，它是从前面书信体的叙事的土壤里面成长起来的。话剧部分看似说的是假话，但其实里边有很多真话，而书信体那部分，看似都是真话，但其实有许多假话。 我觉得长篇小说结构很重要，每次在构思长篇时都在结构上挖空心思，希望能够以跟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结构来讲述一个故事。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因为在思考结构问题。 每一部小说一定有一个最适合它的结构，如果找到了这个形式，那形式本身也会变成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内容和形式就会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如果找不到这个形式，写作就会很痛苦，始终不知道该先说哪一部分，后说哪一部分，也找不到讲话的语调，为什么这个《蛙》写了十五万字又放弃？就是因为结构没想好。现在这个结构是不是最完美的我不敢说，但是写着特别顺。电视剧可以这样一年年的往下拍，但是我觉得小说还是要选取精彩的最有戏剧性的部分，书信体就为这种素材的选取和裁剪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南方周末 ： 你在创作上不想重复自己，希望有新的突破。 莫言 ：重复自己肯定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再伟大的天才都有限度，何况我这种普通的作家，如果没有自我提醒的话，很容易写得越多，自我重复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是故事可能重复，一个是语言重复，还有一个是结构重复，最可怕的是思想重复。 一个人刚开始写作时可以用别人做假想敌，我一定要写得跟谁不一样，越到后面就要把自己当成假想敌，能够写出跟自己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小说肯定是很好的东西，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也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我反复提醒自己要力避重复。我不敢说《蛙》这部小说完全没有重复，我不敢说这样的狂话，但只要语言上有新的追求，结构上有新的花样，思想上有新的东西那就可以发表出版了。 避免计划生育的不公正 南方周末： 这本书最让人注目的是它以文学形式加入了对计划生育的讨论，你对计划生育这个政策怎么看？ 莫言： 我希望读者还是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姑姑这个艺术形象和小说的艺术性上头来。当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谈到计划生育。全球那么多国家，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实行计划生育，这是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的。 但是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这三十多年计划生育，我估计中国现在至少多生三亿人。现在一些学者专家也开始讨论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恢复两胎制。其实他们对农村不了解，即使在最严格的时候，农村也没有一刀切，如果第一胎生了女儿，还可以再生一个孩子。而城市只允许生一个孩子。 欧洲许多国家不是怕人多，反而鼓励生育，因为它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到了北欧许多国家，有的中国人去了找不到工作就生孩子，只要生两个三个，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社会福利。 南方周末： 你怎么看那些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 莫言： 我觉得关键是要恢复生育问题上的公正，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在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的管辖范围之内，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它，但现在只变成了对少数人的一个政策，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有钱人可以买生育指标，我记得报纸上曾经登载过，说某地一个富人生了第三胎，罚款八十万，头一天给他发了罚款通知，第二天他就扛着一麻袋钱去，数了一百万，说多给二十万，你们也辛苦。 穷人可以流荡到他乡生育，生一堆孩子也没人管他们。“大腕”们可以拿了外国绿卡回中国生孩子，想生几个生几个，只有那些城市里循规蹈矩、老老实实的工人、教师、公务员不敢生、不能生。因为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太高了，一个独生子女的教育费比过去三个孩子还要高，家长的期望太大了，所有的宝都压在这个孩子身上，从幼儿园开始就要拿高额的赞助费，幼儿园升小学是一场决战，小升初是一场恶战，初升高又是一场恶战，高升大是生死搏斗，大学毕业就业又要费尽移山心力。 所以我觉得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计划生育领域的不公正，这才应该是学者们讨论和关注的重点。你不要从纯粹理论去推论，按照人口模型、数学模型来推论，首先要了解中国现在的生育到底是什么状况，中国目前的人口到底是多少，把这些情况都调查清楚之后，再来制定一个合理的公正的生育政策。我也听过关于一对夫妇都是独生子女便可生育二胎的说法，但这貌似的公正，其实还是封建的家族观念在起作用。如果一对夫妻，因为一方不是独生子女就只能生一胎，那么就是让这个第三代的独生子女，替他的祖辈承担责任，而忍受无兄弟姐妹的孤独和痛苦。 来源：南方周末 链接： http://www.infzm.com/content/41577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声音 《 纽约时报 》 北京分社 2012年10月11日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中国作家莫言。以下是几位中国作家和学者在第一时间关于莫言获奖的评论。 “名至实归。” ——阎连科，作家，代表作《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   “莫言这三十年内重要作品中的社会批判是值得人探讨、深思的：1985《透明的红萝卜》；1986《红高粱》、《爆炸》；1987《欢乐》；1995《丰乳肥臀》；2002《檀香刑》；2006《生死疲劳》，那些以简单意识形态高喊抵制的人，先把这些作品读懂了再说。”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莫言作品《透明的红萝卜》责任编辑。    “希望两位北师大出身的前后获奖者，能够早日坐在一起，谈谈文学，谈谈老朋友，谈谈八十年代以来各自的道路。” ——崔卫平，学者，作家。   “诺奖是巨大的荣誉和对作家一生工作的报偿，希望莫言享受这一天。我没法评价他的作品，没读过，基于对诺奖品位的信任，会找来读读。有些文学大师等待这个奖很久了，我是他们的粉丝，为他们遗憾。当然也没所谓，伟大作家写出他们的想写的作品就已经当下圆满了。” ——李海鹏，作家，记者。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晚来寂静》、作品集《大地孤独闪光》。   “从文学修养上，文学作品上，莫言老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够的。我一直看他的东西，觉得很好，他的文学水平肯定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现在的中国作家里，我也想象不出有第二个更配这个奖项的人了。祝贺他。” ——蒋方舟，作家，作品包括《打开天窗》、《邪童正史》等。   “莫言是中国一流的作家，从文学性的角度看，他问鼎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正如授奖辞所说，他师承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叙事技巧，又有中国的乡土传统和历史血脉。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他获奖的意义要比高行健大得多。让我大跌眼镜的是诺贝尔奖的保密制度，这完全是一个事先张扬的结果，和以往瑞典文学院谨慎的行事风格大不相同。也许我依然不认为莫言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在世作家，也许我依然认为美国文学不应该被忽略三十年之久，但我今晚依然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倍感自豪。谢谢莫言！” ——但汉松，南京大学英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美国现当代小说。   “莫言具有把许多不协调的元素整合在一起的强大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复调艺术家，他的作品响彻着从乡村到都市，从历史到现实的多种音调。” ——严锋，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中国终于有两个人得了诺奖，强烈建议莫言把上一个奖也领回来，并且去拜访一下去年的得奖人。希望莫言为他的同伴做出努力。” ——徐晓，作家、出版人。

来源：央视 作者：丁国旗 选稿：黄骏...

中國需要鼓勵，而不僅僅是批評。 今番莫言先生得獎，既是先生之榮耀，亦實是中國文學之幸，更是唐人社會之幸。 莫言先生雖是大陸體制內之作家，而我輩卻不應唯身份論，而否定其文學上之成就。先生之作品，底蘊深厚，擅以獨立之人格與家族脈絡而反映唐人社會之歷史變遷，此亦符合文學獎之一貫宗旨。 先生今番得獎後，於中國大陸之社會意義，則更為深刻：中國將第一次真正體會到身為文明國家的尊嚴感。...

2012年10月,北京，外國青年志願者戴上紅袖章，協助北京警方在街頭巡邏。（CFP）   文/余聲 2012年9月29日，住在北京陶然亭附近一家小旅館的張玉敏被突然闖入的警察「擒獲」，20多個警察連夜把她押送回老家：內蒙古興安盟烏蘭浩特市。 由於家中500多平方米的營業房遭遇強拆，她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經歷：赴京上訪，申訴無門，每逢重大節日，家鄉的官員還會直接到北京抓她回家。 但跟以前不同的是，回到內蒙後，張玉敏沒有被允許回家。警察把她帶到興安盟賓館、628部隊招待所，更換了兩個看押地點；公安局、法院、街道辦事處、房屋徵收局，五六個單位的幹部在門口輪流看管。直到10月8日，張玉敏忍不住問看守：中秋節過去了，國慶節也過去了，是不是可以回家了？ 一名看守猶豫着回答她：還不行，這次看押，必須持續到十八大之後。 張玉敏這才知道自己捲入了一場比上訪-截訪更荒唐的「戰役」：「保衛十八大」。在這場保衛戰裏，她和許多底層民眾、網絡活躍者、不聽話的知識分子、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境外勢力一樣，都被繃緊神經開會的黨國，視為敵人。 十八大指揮棒 捲起病態中國 十八大，全稱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將選出共產黨新一屆的中央委員，由中共中央委員會選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和新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按照慣例，他也會成為國家主席，掌控黨政軍大權。 這是「十八大」在台面上的意思。而所有人都明白，它的實際含義是：共產黨內部正為搶佔黨國權力的最高位進行激烈爭鬥。除了穩住江山的儲君習近平之外，作為「領導集體」的政治局常委，7人還是9人，誰上誰下，廝殺正酣。 天安門廣場擺放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花籃。中央電視台在街頭詢問困惑的民眾：「你幸福嗎？」 當歌舞昇平已經因為眾人皆知的真相而顯得可笑時，黑箱裏的權力鬥爭，也已經裹挾了對權力注目的所有人。 有人眼含熱淚熱切期待。他們從十二大等到了十八大，放不下對民主的渴求，也放不下對一個已經喪失了自我革新能力的政黨的幻想。領導人換了一屆又一屆，再不改革就完了，這一屆，總該不一樣？等十八大之後再看吧。 有人仰望星空惴惴不安。汪洋到底能不能進政治局？俞正聲能否上位？廣東和上海的官場上交頭接耳、流言滿天。集權體制下的官員不會尊重無謂的制度和規則。他們必須算計清楚的是，領導明天還會是領導嗎？我做給他看的政績明天還有作用嗎？我今天還做不做了？等十八大之後再說吧。 有人陷入瘋狂，孟建柱在公安廳局長會議上提出「保衛十八大」，自上而下，層層推行。無論高層派系的勝敗輸贏，依附權力生存的人必然「誓死捍衛」能夠保障權力的現行制度。而有人早已絕望，張玉敏們從一座黑監獄出來，進入另一座黑監獄；知識分子喊着改革已死，流亡四方。 有人不關心政治，卻被政治關心了。 淘寶網上開店的小生意人寄出的貨物都被退回：十八大在即，液體不能寄，印刷品要檢查，各個省都在爭相簽署《黨的十八大期間寄遞渠道安全保障工作責任書》呢。出版社的小編輯手頭擠押着最暢銷的宮廷鬥爭、官場小說等不到批文……等等吧，等到十八大之後就好了。 香港人在等，台灣人在等，老外也在等。還要不要跟重慶做生意？成都會和重慶一樣嗎？廣東政局又如何？資本在尋求權力的庇護，而權力的歸宿尚未可知。中國會向哪裏去？ 等到十八大之後，再說吧。 盒子裏的人瘋狂，盒子外的人休克，是謂十八大綜合症。黨在那裏，你看它一眼，有所圖，有所感，有所懼，就會跟隨它的指揮棒，不瘋魔不成活。 「紅袖章」與攝像頭，嚴防死守 保衛十八大，重點在北京。 被認為決定十八大走向的北戴河工作會議結束後，北京於8月15日宣布成立了中共十八大安保監督保障指揮部，公安局長傅政華進行了十八大安保監督工作部署。 全面清查流動人口，消除隱患，是京城各個社區的首要任務。 曾經聞名的「小腳偵緝隊」（由退休老年婦女組成的治安巡邏隊，編者註）以「紅袖章」和「志願者」的名義重現，遍佈北京街頭，人數據稱達九萬。 9月19日至21日，北京市警方還抽調部分機關幹部、派出所所長，對城八區及環城帶流動人口多、出租房屋多的100個重點地區進行檢查，重點檢查出租房屋資訊。公安機關通過媒體警告出租房主，房客沒暫住證須立即退房，「將房屋出租給無身分證件的人居住的，或者不按規定登記承租人姓名、身分證件種類和號碼的，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將房屋出租給無暫住證的外地來京人員的，責令解除租賃關係，沒收非法所得，並可處以房屋月租金5倍以下的罰款」。 被稱為「首都視窗」的計程車行業，進行了全面整頓和培訓。「我們的車內攝像頭全都是聯網的，即時傳送到指揮中心。」計程車司機趙師傅說，過天安門廣場時要特別小心，提防車內乘客向外撒傳單。 北京最大的計程車公司之一漁陽計程車集團，特別成立了迎十八大安全保衛領導小組，制定了詳細的安全保衛工作方案。即使是個體計程車司機，也被交通委運輸管理局等部門組織起來，進行「迎接十八大安全培訓」。 誰是敵人？草木皆兵 王府井的洋華堂大樓貼出「堅決打贏黨的十八大保衛戰」的標語。河南、內蒙古、浙江、安徽、山西等多個省市區9月開始大規模的軍警演練，警察們喊出「誓死保衛十八大」的口號。 網絡議論紛紛。網民「朱智勇」說：「又是打贏，又是保衛戰的，執掌大陸都六十多年了，開個會還這麼緊張。」 網友「Wk_Zhu」說：「視人民為敵人的一群『人民』，在沒有人民的人民大會堂商討怎麼對付人民。」網友「阿喀is雙魚座」回覆：「真是，全民公敵。一語中的。」 十八大保衛戰，誰是敵人？ 安徽省濉溪縣韓村鎮政府發布的「十八大期間信訪維穩工作實施方案」表明，穩控時間為「2012年8月15日至全國十八大閉幕」。穩控對象為：「一是發生過進京赴省上訪且仍未息訪的對象；二是近期去過市、縣上訪的對象；三是近期有上訪苗頭及本鎮摸排後認為需要穩控的人員；四是重點信訪老戶。」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所美國所所長袁鵬發布於7月3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的文章早已把「敵人」的問題說得很清楚：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人群，他們被政府視為當下中國不穩定因素的最大源頭，網友戲稱被定性的五類人為「新黑五類」。 其中，因為各種原因上訪的弱勢群體，成為十八大之前，各地政府防範的主要「敵人」。河南省信陽市新縣教育體育局「關於黨的十八大召開前及會議期間綜治維穩工作方案」指出：要充分發揮各校的維穩資訊員的作用，積極地開展深入細緻地排查摸底工作，對排查出來的不穩定因素和隱患問題要及時妥善地進行處置，對重點人員採取人盯人的辦法，決不允許發生重點對象去向不明，人員失控的現象。吉林省長春市委「關於做好2012年國慶日、十八大期間安全保衛工作的通知」要求：「把責任落實到具體人、具體事，做到分兵把口，確保職責明晰、任務明確、工作到位。」 維穩維到香港，一國一制 天網人權事務中心負責人黃琦長期關注弱勢群體的維權行動。他說，由於十八大的因素，政府維穩力度加大，北京地區訪民數量、尤其是在中南海一帶明顯減少。與此同時，各地政府非法拘禁和限制訪民自由的案例急劇增加。 湖南二十多名退伍軍人，10月1日在長安街被警方查獲，隨後由「黑保安」分別用二輛大巴車從北京押回。在北京拘押期間和路上，多數退伍軍人被「黑保安」毆打。10月2日到達長沙後，湖南各地退伍軍人聞訊趕到長沙法制培訓中心，將「黑保安」圍堵在大巴車上，要求當地政府嚴懲兇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當地政府出動上百警力，才護送北京「黑保安」安全離開。 10月2日，香港地區一批因內地財產投資糾紛案長期告狀的訪民，在九龍紅磡火車站集結，準備通過羅湖口岸進入中國大陸境內維權請願。他們打出橫幅「生命不息，維權不止」，「有法不依，國已不國」。該行動被香港警方勸阻。 「儲君」神隱，故弄玄虛？ 與基層如火如荼的保衛十八大運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共高層顯得雲山霧罩，撲朔迷離。 薄熙來事件發生後，關於高層權鬥的流言四起，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畫、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紛紛被傳捲入薄案。一段時間內，九名政治局常委幾乎每天在新聞聯播中亮相，以證明自己沒有出事，被形容為「電視打卡」。然而，即將於十八大上接任最高領導人職務的「儲君」習近平卻突然消失了。 按照計畫，習近平應於9月5日會晤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但這個活動被臨時取消。人們對此議論紛紛。 細心的人們向前查詢發現，習近平9月1日主持中央黨校秋季開學典禮後，就再未露面。在希拉里之前，已經取消了9月4日與訪華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會面。 美方稱接到中方解釋，習近平游泳扭傷背部。而網上傳言則有心臟病突發、遭遇刺殺等多個版本。9月10日丹麥首相施密特訪華，外交部曾預告習近平會見，但他仍未出現。傳言至此達到頂峰，甚至稱習近平十八大接班的局勢出現變數。 一直到兩個星期後的9月15日，習近平終於出現在中國農業大學的全國科普日活動上。 9月21日，習近平又赴南寧主持第九屆中國-東盟博覽會的開幕式。習近平精神飽滿的狀態又引起了另外的傳言。其一為胡錦濤堅決留任軍委主席，習近平因此鬧情緒。其二為習近平反對將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寫入十八大政治報告和黨章，兩人幾近攤牌，冷戰僵持中，習近平賭氣不見外賓。 此事尚未平息，多家媒體又爆出「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現身國家大劇院觀看音樂劇的消息。近年多次傳出死訊的江澤民身體康復，希望以此來顯示對十八大的影響力？ 網絡狂歡，淪為笑柄 9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十八大定於11月8日召開。隨着會期的宣布，關於十八大的紛紛擾擾似乎暫時塵埃落定。網絡上的關注熱點轉向當天發布的另一條新聞：薄熙來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並將其移送司法機關。 中共中央的《審查報告》定調之高、用詞之嚴厲、對薄熙來涉嫌罪名公布之多，超出了許多觀察家的預期。但網民們最感興趣的，卻是其中一句話：「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很快，「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成為最熱議的網絡詞彙。而在幾天前，薄熙來以及相關人名還是被遮罩的網絡敏感詞。有網友貼出一張六十年代毛與張玉鳳的游泳照，配圖文字為：「跟多名女性，發生和保持不正當性關係，副手叛逃，妻子被判死緩。」 更有網友尖銳地指出：「與黨的關係正常，你與多名女性的關係就正常；與黨的關係不正常，你與多名女性的關係就不正常；所以關鍵在於你與黨是否保持一致。」 奢侈品價格也看十八大 媒體盛傳，十八大後中共中央的常委數將會由九人減為七人，而且發布了多個不同的版本。 「我不管這些，只是盼着十八大趕緊開。」從事高檔煙酒回收的黃先生說，十八大已經嚴重影響到他們這一行的生意了。 據黃先生介紹，今年二手煙酒的回收和出售價格與往年比都低了有一成左右，而且生意很不好做，「送禮的人少很多。」 認為十八大影響了禮品市場的不僅他一個。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小年日前發布微博稱：飛機上讀華爾街日報，英國奢侈品大牌Burberry發出多年來首個盈利預警，股價隨即大跌百分之十幾。原因當然是中國，「有意思的是，該公司認為政治上的不確定性也影響了銷量，高檔禮品不知往哪送，他們相信，大會（十八大）之後銷售將回升。」 不過，與高端白酒價格一度大跌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同屬貴州茅台集團的習酒價格一路暴漲。究其原因，「習酒」與即將於十八大接班任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的姓相同，因此「十八大後喝習酒」說法廣泛流傳。 仍在被拘押中的張玉敏問：她聽說有人準備向溫家寶總理家放爆竹以求引起領導關注，十八大後，是不是還有用？

面对今天中日领土问题的喧嚣和纠纷， 这段时间我完全停止了写作，每天都在关注可能到来的更多渠道的新闻。 我百想千问，那个“扯不断、理还乱”的岛屿，它怎么会成为一个人人怀抱不放的火球呢？谁能把这个火球的烈焰熄灭呢？谁能让政治家们把这个火球放置一边，坐下来喝一杯凉茶，平心静气地谈话呢？ 我渴望听到更加理性的分析和声音。当然，也渴望看到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们对此的看法和言论。 　　读了村上春树先生《劣质酒的醉态》这篇适时之文，和他在耶路撒冷获奖时发表的“关于鸡蛋和石头我站在鸡蛋一边”的那篇庄重的感言一样，这篇文章使人感慨，使人对他产生一种超越于文学的敬重。于此之间，在中国还看到大江健三郎先生对目前关于中日领土问题的看法和论谈，同样让人一如既往地对这位至尊长者的敬重倍至倍加。 　　村上春树写道，进入国民感情的领域，“就像喝了劣质酒一样”，“劣质酒不过几倍就能把人灌醉，让你头脑充血，嗓门变大，动作粗暴起来……，不过喧闹过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只剩下头痛欲裂而已。” 　　日本作家可以率先对关乎中日两国命运同时又命若琴弦的东亚局势发表明洞而理性的见解，这是他们令人敬重的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写作者的不凡，相比之下，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就显得迟钝和麻木，自愧弗如了。 　　“作为亚洲作家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写道，他很担心最近的这些争端“会严重破坏我们（在不断深入的文化交流与对亚洲邻居们的理解方面）稳步取得的成果” 。 　　我非常明白村上先生说的东亚地区文化、文学圈建立的不易和艰辛。然而，文化、文学在历史与现实面前总是显得那么弱小，不禁风吹，不堪一击。自史而起，每次两国与领土相关风波的到来，文学与文化都会首先受到冲击和伤害。我常常感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的特殊与特定的时期里，需要文化、文学抛头露面时，文化与文学会如高高挂起的灯笼样招摇且醒目，而到了“不合时宜”时，这些灯笼就会被首先摘取下来，置放于无人的角落。 　　我一次次地祈祷，什么事情你们都在以你们的意志发生着，但千万、千万，别以你们的意志发生那些又一次生灵涂炭的枪声和炮击！中日之间那二战的教训，直到今天都还血红在每个没有色盲的人们和世界上所有拥有温柔、敏感的心灵中。 　　“我们都是人类，”2009年，村上春树在以色列发表了那篇有力的耶路撒冷文学奖领奖词：“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 　　我赞同村山春树的说法。战争实在是太为可怕的灾难，对于广大民众和最为普通的人们，战争没有所谓的输赢。一旦有了战争的发生，作为百姓的民众，永远是必就的输家。死亡和坟墓，是战争留给普通人必就的归宿。在战争面前，我们所有人都是脆弱的蛋。 　　这个时候，理性的声音是多么的珍贵和重要。如果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可以站出来理性地说话，而不是发泄愤恨和情绪，不是冷眼旁观和隔岸观火，也许可以让人们的情绪稍稍冷落下来，可以给那些因为领土或借故领土之争而激愤的人们端去一杯凉茶——我是多么可以体会一个作家或知识分子在庞杂社会中的幼弱和无力——可如果我们努力这样去做了，那也是知识分子或作家们的有用之处。 　　说到村上春树与其它日本作家的书在中国的书店因为当前时局被书店下架一事，我是看了这篇文章才惊异得知的。前天，我和福岛香织女士（日本自由撰稿人）在万圣书苑见面，那家书店的日本文学都还如往日一样摆在那儿。 　　但我相信，村上说的事情，一定在中国有所发生。中国很大，中国众多的人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之中，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说清，他们为什么焦虑、为谁而焦虑。这种焦虑，总是在煎熬中等待一个排泄的窗口和渠道。也正是这样，才会发生那些在游行中不光令你们、更令我们感到羞愧的打、砸之事。不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一边痛恨那些打砸者，一边又总是理解他们内心的无奈和居多时候的无助。 　　所以，就是有的书店把一部分日本书籍从书架上下架，我心里知道这种荒唐和不该，但又多少理解那些书店人员的某种担忧。“在今天的中国，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我总是从文学的角度去这样讲说，又总是在自己心里，会有些无奈的苦笑和眼泪。 　　八月初，我刚写完新长篇的初稿，在那部长篇小说故事的后半部，弥漫的就是这种非理性混乱的可笑和可怕。甚至，小说故事最后写到的，就是现在——当下中国和日本正在发生的。就是今天我们担心和看到的。我为我的写作感到尴尬，这部小说不是一部非理性的预言和寓言，而是我想象力的短浅和弱薄。现在我还不知道如何重新去处理这部小说的结尾，但它却让我更清楚地感受到，无论中国或日本，再或东亚各国乃至世界上的众多国家，如果知识分子的理性不成为这个国家、民族今天和明天社会发展的脊梁，那么，悲剧和陷阱，就随时会出现在民族和百姓的脚下，就每天都隐埋在这个国家每个家庭的某个角落。 　　对于领土、政治和军事，说心里话，我几乎是个白痴。但对于中国的、亚洲的和世界文学与文化的爱，我的虔诚一定超越那些一味、一味倾心或借故国土面积的人。 　　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是多么渴望，让政治归政治，让文化归文化。政治动荡时，千万不要首先掐息文化与文学这根让世界各国人们心灵相牵的血脉和藤蔓。说到底，文化与文学是人类存在的最为深层的根须，是中、日两国和东亚地区人们彼此相爱的根本的脉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文化、文学被冷落、泯灭时，面积还有意义吗？ 　　本文英文版最初发表于2012年10月6日的《国际先驱论坛导报》，这是文章的中文版 。 　　阎连科是居住于北京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包括《为人民服务》、《丁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