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Asia: Crony tigers, divided dragons | The Econom

为什么亚洲的社会不公现象也在加剧？

嵩山之巅距离中国首都60英里(100公里)，它划分着直辖市北京和邻省河北省的边界。这里的对比十分鲜明:北京那边的环山公路又宽又阔，路面平整，两侧还有安全坚固的防护墙。一个身着莱卡运动服的游客骑着一辆高档自行车挥汗如雨。班工渠附近的村庄为了应对春游热，正在为游客建设大型停车场。当地积极进取的家庭，每年接待北京游客就能赚10万人民币（16,000美元），与北京普通白领的工资相差无几。北京市政府还为这里提供养老金并提供其他社会福利。

河北这个省比北京穷多了，嵩山另一面，山路窄了很多，柏油碎石路也坑坑洼洼。距离山顶半英里远的燕家坪村，50多户人家靠种白菜勉强维持生计。这里一辆车都没有，也没人领养老金，就连最近的小学都要在12英里之外。为了种树阻挡来自内蒙古的沙尘暴，这里不允许农民在山里牧牛。满脸沧桑的沈志云穿着假冒的美军迷彩服，他说这个村里每户一年也就能挣4000到5000元。这个收入远远高于印度的贫困线，但与仅在几里之外的北京相比却是天上地下。“他们跟我们就像两个国家”沈志云说道。

过去30年的经济剧变是中国发展史上最为壮观的一页，不太引人注意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成为世界第一，而且增长速度最快。2000年之后中国官方不再发布基尼系数，但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显示基尼系数已从1978年不足0.3飙升至 0.48以上。只经历了一代人，毛泽东时代平等主义下普遍贫穷的乌托邦，就变成了一个收入分配比美国还要失衡的国家。同为亚洲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经历了失衡的经济增长，不过远不及中国那么显著。印度的基尼系数上升了1/8，达到0.34。

在一定程度上，不均衡的经济增长既难以避免又情有可原，中国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和印度的费边社会主义走向结束，这样的经济增长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这三个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富裕程度和自身活力相对于30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就像库兹涅茨提出的观点一样，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贫富差距日益增大。人们放弃了维持生计的农业，来到城市寻找更加赚钱的工作，发财的人增多，分配不均也随之而来。

可是如今亚洲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的国家与当年的四小虎相比，发展模式迥异，上面的答案可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日本、香港、韩国和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在1960到1970年间一路飙升，国家财富也飞速增长，但是收入差距却有所减小。日本的基尼系数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0.45下降到1982的0.34；台湾从1961的0.5下降到70年代中期的0.3。四小虎的发展经验开创了“亚洲增长模式”，既经济繁荣与社会公平同时并举。

又是教育的问题

今时今日亚洲的发展模式与之前大相径庭。有这么一种解释，技术创新和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新兴市场的高技能和高学历人才从中得到的好处比发达国家的人才得到的还要多。印度软件巨头印孚瑟斯的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Narayana Murthy，还有中国使用最广泛的搜索引擎——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他们就像比尔盖茨一样把信息技术玩弄于鼓掌之中。孟买和上海的高级律师和银行家能在全球胜者为王市场上分一杯羹，他们就像纽约或伦敦的同行一样想赚多少就赚多少。就像美国康奈大学的Ravi Kanbur 教授说的一样，美国和欧洲奖损害中产阶级利益的问题推向国外，这反而帮助接受国的劳动者提升了技术水平。比如班加罗尔的呼叫中心由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进行操作。

就像在发达国家一样，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并不仅限于这些基本的经济动力，政府政策也不可或缺。问题之一是任人唯亲，就像美国的镀金时代一样，今天新兴市场上的资本主义也存在政客和富豪之间的密切联系。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电磁波谱许可证到煤炭矿床，过去的数年里，大笔大笔的资金从国家转移到备受偏爱的内部人士手中。很多政客运营着这样或那样的商业集团。富裕的商人经常变成政府要人，在中央尤为多见。芝加哥大学的印裔经济学家Raghuram Rajan近期出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他指出印度亿万富翁的人数和经济体的规模之比仅次于俄罗斯，居世界第二位，主要原因在于内部人士可以轻易地得到土地、自然资源和政府合同。他担心印度会成为“缺失公平的寡头政府甚至更糟”。

中国的任人唯亲更是根深蒂固。政府紧抓资源的控制权，或是直接设立国有企业，垄断铁路和矿业，或是利用歪曲的金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利率被人为压低，贷款渠道受到政治干扰。国家的强大影响力意味着受益人应该与政府部门搞好关系。

更有甚者，中国的贫富差距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还要大，因为富人总是对他们的收入轻描淡写并躲避征税。大量资金被投资于房地产，飙升的房价又加剧了贫富差距。中国改革基金会的王晓路几年前曾试图计算“灰色”收入，他的研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城市居民中最富裕的10％，其收入是最贫穷10％的23倍。而官方发布的数据却称收入差距倍数是9。

亚洲多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任人唯亲，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范围更广的政府战略决策增大了收入差距，打乱了国家的发展节奏。印度的一大难题就是无法创造工作机会。不像中国，集装出口货物的工厂数量激增，吸引着千百万农民工加入城镇正式劳动力，印度的正式劳动人口自1991年来就鲜有增长。非正式部门雇佣着90％以上的印度人。即使在制造业，大多数人辛勤劳作的地点也只是单间作坊而不是大型工场。生产力不断下降，工人认为提升自己的技能困难重重，收入增长也愈发龟速。

印度没能成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强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它骇人听闻的基础设施。在电力供应不稳的情况下，适时生产配送就成为空谈。还有一个原因是印度的劳动法僵化死板，不利于大型公司形成。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印度有200多套不同的法律，所有法律都做出了细节性的规定，几乎没给公司裁员留任何可能性。这使得公司在招聘时慎之又慎，增大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少数幸运儿和其他民众的差距。

户口定终身

残存的户口登记制度对中国对贫富差距的推波助澜作用最为明显。这一制度来自毛泽东时代，当时中国的农村被征以重税，用来支持重工业的发展。为了在骇人听闻的条件下确保农村劳动力的供应稳定，人们不得离开出生地所在省份。人口流动限制于20世纪80年代被打破，于是形成了千百万农民工。但他们仍然保留着出生时的农村户口，其子女也是一样。不管是住房还是教育，与城市户口持有者相比，他们的劣势地位非常明显。

流动人口子女必须回生源地参加高考（至关重要的大学入学考试），而不是当时他们一家人的居住地点，因此很多农民工将子女送回家乡上学。由于教育资金主要来源于当地政府，家乡的学校往往资金匮乏，教学质量低。北京学校的教学质量远非河北的学校所能企及。在大都市上海，为每个农村学生投入的资金仅是城市学生的50—60％。因此，教育系统没有缓和收入差距，反而将其进一步拉大。

除了基础设施差距，户口制度也是中国城乡差距巨大的重要原因，它可以对中国45％的不公平现象进行解释。亚洲其他的经济体不用面对户口难题，但在这些国家，政府的社会政策往往也会加剧社会不公，因为从公共住房到健康保险，政府的大部分社会支出都局限在正式的城镇劳动力范围内。另外，很多亚洲国家在通用补贴上大手大脚，尤其是能源领域。这些开销相当入不敷出。举例来说，印度尼西亚去年在燃料和电力补贴中挥霍了GDP的3.4％，这比它花在基础设施上的钱还要多。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统计，在印尼所有的家庭中，顶层10％的富豪拿到了这笔赏金的40％，而收入水平前50％的家庭得到了84％。

如今社会不公现象已有所改观，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公甚是担心，正在推行改革，这些改革与一个世纪之前美国的进步时代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为西部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笔资金，最近政府也在大力提升农村社会福利水平。基本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农村居民（燕家坪的村民报包含在内），而且绝大多数享有基本养老金。近期城乡差距趋于稳定，地区差距逐渐回落，但是无奈需要填补的鸿沟太宽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包括泰国和越南在内的多个经济体都采用了最低工资制度，或者扩大了最低工资制的范围。中国的最低工资实行省级管理，去年平均上升17％。有些国家为最贫穷的居民提供公共就业，以印度的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为例，每年这一计划每年为该国的农村居民提供100天的工作时间，现在已覆盖4100万人口。其他国家尝试着为赤贫人口提供定向补贴，这一措施曾帮助拉丁美洲减小社会差距。

通过采用高效、循序渐进和利于社会稳定的措施，亚洲各国政府缓和不断增长的收入差距作出的努力将收到成效。但是只有解决非正式劳动力（印度）、流动人口歧视（中国）和任人唯亲（通病），缓和收入差距的努力才能取得突破。而且解决这些问题耗时越长，今天的收入差距就越根深蒂固.
得益于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基本上亚洲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都迅速提升。印度僵化的种姓制度正在分崩离析，但是不断加宽的收入鸿沟威胁着将来的社会流动性。通过运用世界银行提出的方法论，张英强和Tor Eriksson 在一次研究中发现，发展机会不均的不断加剧可以反映出中国收入差距的增长。中国三分之二的发展机会不公现象可以由父母的收入和职业类型进行解释，这比父母受教育程度决定的比例还要高。

这种现象风险可不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俞锦涛指出，中国的社会不公黯淡了其发展前景。仍在发挥作用的任人唯亲有可能将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变成顽固的寡头政治，而不是富于活力的精英管理。讽刺的是，如果出现那种情况，中国会进一步向拉丁美洲靠拢，这片大陆上的国家正在走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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