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4日6时50分，随着数声枪响，重庆市两名警察将公安部A级通缉令的主角周克华击毙。一代“贼王”就此灰飞烟灭。 这让笔者想起12年前的另一个“贼王”张君。2000年9月19日晚上，仍然是在重庆，警察们将苦苦追踪了9年的抢劫杀人犯张君生擒。 那时，我还是《南方周末》的记者，长期从事法律报道的职业习惯，让我产生了透过张君犯罪集团的犯罪过程观察中国刑事侦查的兴趣。如今的周克华案和张君案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贼王”，何以让现代装备的警察们追踪了八九年？是道高一尺，还是魔高一丈？ 之所以将两人称作“贼王”，实在因其凶残程度超乎想象，杀人不眨眼，对抢劫对象以及阻碍他们抢劫的警察、保安、路人等，举枪便杀。而冷血的张君与他手下的一群劫匪，至少四次诱骗无辜人士，或充当活靶子练枪，或作为同伙举行入伙仪式的“祭品”。 根据当年的起诉书、判决书和媒体纪实，从1991年到2000年，张君从单枪匹马的蟊贼，逐渐发展成一个团伙，购买了足够装备一个排的各式武器弹药，以银行押款车和大型商场的黄金柜台为目标，先后作案22起，杀死28人，伤20多人。 相比之下，周克华却是一个人来无影去无踪，由于他已经被警方击毙，警方只是根据侦查获取的证据，判断周克华身负10条人命，尚有多人被打伤，其作案时间历时8年左右。 是什么造就了这两个“贼王”？10年前，还没有“每个人都是记者，每个人都是评论员”的微博，对问题的讨论也只限于传统媒体。2001年4月，法院开庭审理张君犯罪集团杀人抢劫案，《南方周末》发表了“张君案检讨”、“张君案再检讨”两篇报道，对这个暴力犯罪集团的演变过程和社会发展成因进行了深入解读。笔者参与了报道的策划和讨论。报道的编者按说：“张君团伙的罪行固然来自他们内心邪恶的滋生、人性的丧失，但是任何个人同时又都是社会人，他们的行为并不孤立地发生。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社会必须对此作出深刻的检讨。”报道援引该案主诉检察官在法庭上的陈词说：“惩治犯罪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报道不仅没有像通常的做法那样高调赞扬公安机关侦破张君案的功劳，而且将主题指向了社会不公正以及公权力者对规则的肆意破坏，“对规则的践踏和漠视成为一种现实之后，更为极端的反规则的行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报道暗示，或许正是这些不公正，导致人心向背，进而产生仇视和报复社会的心理。 这一报道引起当局的不快，甚至被认为是为张君犯罪集团开脱罪责。随后，与张君案件有关的一个省，以罕见的文革式的语言对报道做出猛烈反击，将报道无限上纲到否定该省“2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高度，向北京控诉《南方周末》。这一事件促发了总编辑江艺平、常务副总编辑钱钢等多人后来被撤职或勒令调离，成为这家被作为政治风向标的媒体的一个分水岭。 既然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犯罪行为的发生，必然有一定的社会成因，正所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绝大部分人而言，不管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怎样的不公正对待，也不会引发其对加害者以牙还牙或者报复社会的犯罪行为。但不可否认，一部分犯罪行为的发生，与受到社会不公正对待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即便我们抛开犯罪的社会成因这个庞大复杂的命题，仅就技术层面的问题而言，也有太多的教训值得警方吸取。以张君案为例，该团伙每次作案都是浩浩荡荡，人手一支枪，在闹市区杀人抢劫。1999年1月4日晚上，张君率众劫匪洗劫武汉广场黄金柜台，得手后，先是与赶来的巡警展开枪战，重伤一名警察，然后驾驶抢劫的出租车，在汉口闹市区边逃边开枪，吓得路人魂飞魄散，俨然一部现实版的好莱坞警匪大片。 武汉三镇很快被警察们围得铁桶一般，但是，张君深谙“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和他的同伙在市区杀出重围后又回到了作案现场武汉广场——此前三个多月，张君经过踩点，让他的情妇在武汉广场旁边开了一间火锅店，这里成了他们作案后的避风港。数日后，一无所获的警察们收兵回营，张君带着劫来的价值260多万元的“战利品”轻松地逃离武汉，消失得无影无踪，令人瞠目结舌！ 武汉广场只是张君团伙在大城市闹市区多次杀人抢劫的其中一个案件，在其长达9年多的作案过程中，直到2000年在常德老家抢劫银行失手后落网，这一系列恶性案件方告破。 十年后，几乎同样的杀人抢劫案再次发生。不同的是，这次是周克华一个人，像孤魂野鬼一样，游荡在沿长江的江苏、湖南、重庆等地，杀人越货，然后照例逃去无踪。今年1月6日，南京发生枪杀取款人的事件后，舆论哗然。警方利用平时布设的遍及城区的监视器，提取到杀手的正面照片，江苏方面出动大批军警搜捕，张贴通缉令，悬赏缉拿嫌疑犯。至此，张君之后的新版“贼王”走进公众视野。 警方声称，他们当时就确认疑犯是周克华，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才故意使用了“曾开贵”的名字。南京枪杀案发生后，《杨子晚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因事发仓促，周克华逃跑时没来得及选择交通工具，而是靠一双脚板，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逃离那处藏身地”。江苏警方内部人士向《杨子晚报》记者表示，“既然不乘交通工具，步行离开南京的选择太多，四面八方都可以走，所以周克华的具体逃亡路线，还是一个谜。” 在8月10日公安部发布对周克华的A级通缉令后，《潇湘晨报》的两名记者前往重庆周克华家采访调查，从周克华母亲及邻居处了解到重庆警方从春节后就在周克华家蹲守，还安装了监视器。然而，借用张君之道，被全国通缉的周克华竟悄悄潜回了“最危险”的地方重庆，并且在8月10日的案件发生前，连续多日前往目标附近踩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以至于周围的街坊误以为他是个“神经病”，根本没有人想到他是身负重案的在逃通缉犯。 由于周克华已被击毙，他犯罪的动机和成因已经很难还原，但我们还是忍不住追问：在追捕周克华的过程中，警方到底有没有疏漏？ 我们现在听到警方的说法是，周克华反侦查能力太强。如此说来，周克华每次在大城市闹市区杀人抢劫后从容脱身，完全得益于他超强的反侦查能力？历史的轮回如出一辙，十年前生擒“贼王”张君时，警方就一再强调他的反侦查能力如何了得。遗憾的是，当下一个“贼王”周克华出现时，警方应对反侦查的手段依然显得捉襟见肘。 这样的话让警方听起来自然是不高兴的。一个惊天大案侦破了，他们习惯的是鲜花、掌声、笑脸，还有从精神到物质的荣誉，没有谁愿意倾听这些不合时宜的逆耳之言。 周克华案件破获后，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第一时间签署命令向重庆市公安局颁发嘉奖令，并给重庆市公安局记集体一等功。 而在击毙周克华的当晚，公安部专案组负责人、刑侦专家刘忠义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谈及案件告破原因，在肯定人民群众支持、领导决策坚决和公安民警英勇外，刘忠义反复提到“前期工作组对犯罪嫌疑人信息研判发挥的作用”。强调之前八年的铺垫，对于毕其功于一役的重要性。 十年一轮回，又一个“贼王”的时代结束了。但可以断言的是，周克华不会是中国最后的“贼王”，这个世界也不会从此“天下无贼”。而《南方周末》也不再是当年的《南方周末》。

▲據世界奢侈品協會報告，大陸奢侈品消費者平均比歐洲年輕15歲，比美國年輕25歲。圖為北京國際頂級生活品牌（奢侈品）博覽會，參觀者觀看一款價格超過10萬元人民幣的水晶吊燈。（新華社） 記者黃佩君／綜合報導 大陸經濟疲弱但奢侈品銷售依然長紅，「富二代」消費力不容小覷。據世界奢侈品協會報告，大陸奢侈品消費者平均比歐洲年輕15歲，比美國年輕25歲。這些「富二代」在海外也非常高調，引起英國大學院長在博客上撰文，痛批大陸海外富二代「花錢如流水嚇傻英國人」。 　換車換女人超頻繁 　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學院院長姚樹潔，日前在博客上撰文「富不過二代：中國富二代花錢如流水嚇傻英國人」，批評海外富二代奢侈行徑：「最能花錢的小孩，多的每過幾個月就買1輛嶄新的豪華車，換1個如花似玉的女朋友。有的上賭場，輸1把10萬，連眼睛也不眨一下。」 　「更有甚者，加入外國貴族小孩吸大麻和鴉片的行列。這樣的小孩，除了考試每門都不及格之外，其它什麼花錢的『課程』，樣樣都取得優異的成績。富的發暈的父母，以為花了錢，小孩就會讀好書，實在是他們最大的悲哀。」 　富二代 國內貪腐延伸 　姚樹潔的文章稱大陸留英富二代頻頻換名車、抽大麻、坐商務艙，令人感到非常痛心，尤其是貪腐家庭出身的富二代「從小就看到父母罪惡的一面，或者受父母各種不良習慣的影響，加上缺乏理性的家庭教育，他們在家就不好好讀書，最後，也不知道如何還是能夠出國留學。出來以後，徹底放開了。」「當然，有的父母把小孩送到國外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讓他們讀書，而是為了幫家庭把國內不能見到陽光的錢，洗到了國外。」 　這些誇張的富二代，多半是大陸國內貪腐問題的延伸。 　然而對比某些海外富二代的豪奢行徑，大陸富二代卻也有不願接班的爭氣「創二代」。上海交大品牌戰略研究所調查發現，在182個最傑出的民營企業中，高達82%的第二代企業家不願意接班或非主動接班，希望當「創二代」自由生活。 　在大陸因富豪《胡潤榜》知名的胡潤表示，「中國百富榜上富豪們的平均年齡是46歲，按照中國人的慣例，60歲是退休的年齡，未來10年到20年將是中國民間財富從第一代創業者轉至第二代的高峰期。」這些或糜爛或爭氣的富二代，無論如何，都是未來大陸財富的掌握者。 台灣 中國時報

為了營造「大國崛起」的形象，中國一向熱衷於舉辦大型國際體育盛事，視之為對外展示實力的平台，各地政府紛紛跟隨這個主旋律，不惜工本，大興土木。可惜，許多急就章的政績工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不但無法贏得面子，反而丟盡面子。 深圳市政府為了應付去年舉行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豪擲數億元人民幣打造春花天橋，連接南山大道與深南大道。天橋匯集深圳最尖端的製造工藝，採用航空級鈦合金鋁材、光能動太陽板，四個出入口皆配備扶手電梯及升降機，由上俯視，形狀猶如一朵盛開花卉，美輪美奐。但大運會過後，民眾發現天橋問題層出不窮，包括扶手電梯經常失靈、LED燈未能亮起、排水孔堵塞等等，每逢下雨都會出現積水，根本無法正常使用。 一條華而不實的天橋，暴露偷工減料的真相。深圳市南山區住房和建設局承認春花天橋出現問題，實際造價僅五千萬元，屬於大運會的應急工程，目前仍在調試當中。眾所周知，每逢大興土木，便是貪官奸商上下其手、中飽私囊的機會，這條天橋造價僅五千萬元，結果納稅人付出數億元代價，這些錢究竟去了哪裏，恐怕只有天知地知官員知。 好大喜功 淪為瘡疤 無獨有偶，廣州二○一○年舉辦亞運會，曾斥資近五千萬元，在全市十六條橋樑的路面鋪設替代瀝青的黑漆，豈料近日被揭發路面掉漆嚴重，以致路面凹凸不平，屢出故障，當局不得不宣布終止黑漆路試驗，不用說，這五千萬元又泡湯了。 當然，以上例子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內地當局不惜勞民傷財為體壇盛事打造面子工程，最終丟盡面子淪為國際笑柄的例子數不勝數，連首都北京也不能幸免。月前一場暴雨，便輕易奪走近百條生命，堂堂首都竟好像豆腐渣似的不堪一擊，實在匪夷所思。照理說，無論規模還是投入，北京市政建設均為神州之冠，光為迎接奧運就花了千億元，殊不知這些用真金白銀堆起來的形象工程，只能為官員面子增光，不能為百姓帶來任何好處。 巧合的是，水淹京城的一幕剛好發生在倫敦奧運開幕前夕，實在諷刺。被譏為「節儉奧運」的倫奧，開幕式上並沒有華麗的炫耀，卻能處處展現出其獨具魅力的軟實力；反觀北京為奧運投入巨資搞市政建設，在暴雨下卻是土崩瓦解，把為政者好大喜功的醜陋面目暴露無遺。 官員為拚政績升官，只做表面文章，不幹惠民實事，遍布各地的豆腐渣面子工程，已經成為執政者臉上的醜陋瘡疤，也成為百姓心中永遠的痛。 東方日報

● 鲍盛刚 中国崛起正陷入困境，其原因来自于外部，更在于自身内部，大致有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过早过快地提升了工资。此举非但没有拉动内需，反而压垮了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升，竞争的加剧，利润空间的下降，经济增长趋于减速和下行，许多企业面临要么加快产业升级，要么破产关门，要么向中西部或者海外转移； 二是中国过早地卷入与美国的敌对，面临严峻的国际与周边环境； 三是替代者的出现，尽管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依然具有很多优势，但是从全球制造业板块移动趋势来看，东南亚以及非洲正在成为下一个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 四是中国产业创新与升级滞后，体制改革滞后，知易行难，失去了最佳时机。 中西部发展将带动中国内需市场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快速增长30年后，突然失去了方向与动力，那么中国崛起还能继续吗？或者中国会成为下一个日本，陷入失落与迷失？对此，关键在于中国下一步如何选择与转型。 中国30年经济快速增长是一种外生和外向型模式，这一模式在目前状况下已经难以为继，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转型，发展内生与内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所谓内生与内向型发展模式关键在于立足于自己，一是发展驱动力将由外资渐渐转为内资，中国目前已是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成为输出国，财政收入已是全球第二大国，这是中国发展转型的物质基础；二是从外需转为内需，由于全球需求的崩溃，以及贸易摩擦的加剧，中国继续以外需、出口拉动为引擎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不可能，必须依靠自己产生的蒸汽动力前行，逐步从内部的活力中取得新的发展动力；三是在全球产业链中，加速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抢占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因为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建立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却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所以名为世界工厂，实为世界加工厂。 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没有内部经济的国家，欧洲与美国不买中国产品就无法生存，中国就像外部世界的人质。但是，随着中国向内生与内向型模式的转化，中国将推动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大陆经济体系。之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仍处于相对落后阶段。目前中西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亮点，无疑中西部的发展，将带动中国内需市场的发展，从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性结构。 1 2 下一页

不滿香港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島宣示主權，日本右翼份子與國會議員也在19日率領150人，以「祭拜團」的名義前往釣魚台海域，最後更有10人登上島嶼並插上日本國旗。對此外交部表達嚴重抗議，部長楊進添緊急在第一時間召見日本駐台代表樽井澄夫，表達我方立場。 外交部表示，楊進添在19日召見日本駐台代表樽井澄夫，表達嚴重抗議，指日方此項挑釁作為已使東海區域緊張情勢急遽升高，並重申中華民國對釣魚台的主權。 楊進添重申，釣魚台列嶼為中華民國固有領土，也是台灣附屬島嶼，不論依據地理、地質、歷史、使用及國際法的觀點，中華民國擁有釣魚台列嶼主權的事實不容置疑。 他強調，無論日本朝野人士採取任何片面主張與行動，都無法改變這項事實，楊進添要日本政府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華民國釣魚台列嶼主權的行為。 楊進添最後不忘提醒日方，馬總統於本月5日所提出東海和平倡議，主要目的就是維護東海和平安全，並藉由相關各方合作開發資源，共同促進區域穩定與繁榮。 不過日方的態度相當強硬，據瞭解，樽井本人並未正面回應，同時還重申日本主張，但他也強調會將我方的想法傳達回國。 日本登島插旗一事，恐怕讓釣魚台風波越演越烈，目前宜蘭縣議會已經通過決議希望組團登島，同時香港保釣人士也醞釀能再登釣魚台。 大陸方面，則透過外交部發表嚴正抗議，同時國內至少已經有5個城市以上，出現抗議示威的情形，不少民眾到日本領事館，手持五星旗和標語抗議表達立場，整起事件，恐怕有繼續擴大的可能。

文 / Shox 从阿迪达斯生产部门撤离，到摩托罗拉的在华大裁员，中国依赖投资基础设施，仰仗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肖耿和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认为，过去30年推动中国增长的传统模式已经不可靠，现在必须重新设计支撑经济增长的四根支柱。 From  Project Syndicate 在过去三十年有利的国际经济条件下，中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全球生产体系。但是现在中国决策者必须应对三重挑战：欧债危机的恶化，美国复苏疲软，以及中国本身经济的放缓。这三个挑战是相互联系，对任何一个挑战应对不当都可能让全球经济陷入另一场衰退。 要评估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风险和能做出的应对，你必须理解中国“为世界制造”这个生产体系，这个体系依赖四个独特但又相互依赖的支柱。 第一根支柱即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它主要是由跨国公司和其相关的供应商分包商，整合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加工组装，通过一个复杂的网络进入全球市场。这个模式起步于沿海和经济特区，现在整个供应链已经遍布全中国，“世界工厂”为全世界生产的产品从动物标本一直到iPad。 没有第二根支柱“基础设施网络”，就不会有“世界工厂”这第一根支柱，国有企业通过垂直整合控制了物流、能源、道路、电讯、航运和码头。这根支柱高度依赖计划，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控制，它的质量、规模和相对的有效率对于中国的竞争力和产出起到战略支撑作用。 第三根支柱是“中国的金融供应链条”，它为建设和维持基础设施提供了所需的资金。这个供应链的特点是，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居民高储蓄率，金融市场的相对低发展，以及一个封闭的资本账户。 最后一根支柱是“政府服务供应链”，中央和地方官员通过监管、税收、批准，几乎影响生产、物流以及金融系统的每一个方面。很多海外观察家忽视了中国政府干预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其中的创新。中国通过整合“政府服务供应链”，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物权、降低了交易成本，最小化风险。比如中国地方政府在提供有吸引力的基础设施，以及扩大全球供应链的配套服务吸引FDI方面已经非常纯熟。 而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以及中国国内社会媒体、人口、城市化以及资源约束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上述四根支柱都在承受压力。生产供应链面临劳动力短缺，工资增长，和外资向成本更低的外国搬迁的压力。同时全球投资者都在质疑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 中国的专家正在辩论一个关键的治理问题：怎样的顶层设计才能让中国在国际和国内压力下进行改革？投资者担心中国股市不振、监管风险，和政策上的不确定，以及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包括房地产价格，利率和汇率。 导致中国经济更加难以被读懂的，是其四根支柱之间以及他们各自对全球其他更为复杂的互动。 首先有利“世界工厂”的条件已经开始消失。生产成本——劳动力、资源、监管和基础设施投资——均在一直上升，而西方的消费泡沫已经破裂。 第二，早期成功的“中国基建”是建立在廉价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上的。但是尽管中国有了更先进的基础设施，中国的物流成本占到生产成本的18%，而美国的这个比率为10%，各种内部低效率状况造成了这个成本差异。 第三，中国金融体系的成功建立在国有银行对基础建设的大规模融资，以及FDI和出口带来的大量外部资金。金融体系还没有充分解决金融包容性造成的挑战，特别是向中小企业和农村提供资金，以及对产能过剩企业过大的风险敞口。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没有第四根支柱的稳固支撑，前三根支柱无法站立。直到目前，中国的成功建立在地方政府和各部委之间积极的竞争之上，各地方政绩依据GDP和财政收入表现评定。不幸的是，这导致了社会公平和环境问题，这需要官僚体制内部复杂的协作，来克服利益群体造成的阻力。 进一步的改革需要对支撑目前经济的四根支柱进行深刻的重新设计已经成为共识。第一，生产链必须从依赖出口转向国内消费。重整基础设施，意味着强调质量高于质量，要削弱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促进市场的力量。政府应该更多的关注对抗腐败，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竞争，降低进入壁垒，和移除过剩的产能。 对于金融供应链，关键要解决系统风险，重组激励机制，让投资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制造资产泡沫。 中国奇迹是由政府服务供应链的所有部门的创新推动的，中国要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政府体制改革。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三个金融试验区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中国的新经济极度依赖治理的质量。中国官员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有序的进行体制创新，并确保了所有四个经济支柱的完整。

钓鱼台（尖阁诸岛的台湾名称）是中国的！”16日，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抵达那霸新港，当时被冲绳县警和海上保安厅逮捕的保钓人士用中文高喊着口号。          在本次航行过程中，抗议船所属的香港活动家团体“保钓行动委员会”在香港设立了支援总部。16日，责任人陈汝南在接受本社采访时表示:“因为委员会的成员是船长，这次活动才得以成功。”          近年，该保钓委员会曾多次尝试出航。但迫于香港政府的压力，该组织所雇用的船长迟迟不愿出海，活动因此受阻。另一名干部表示:“船长害怕船舶执照被政府吊销，显得十分消极。”          3年前，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开始学习驾船，其中一人便是本次的船长。委员会特别出资50万港元，用于强化船体等准备工作。          该委员会成立于1996年，其核心成员是对中国政府持批判态度的民主派人士。同年9月，5名活动家为了登上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而从船上跳入海中，其中一人死亡。次年10月，保钓行动委员会和台湾的民间团体联合派出了包括渔船在内的50艘各类船只，共有4人成功登岛。          近年，一名和中国政府关系较近的企业家开始担任该团体的顾问，负责承担船只的采购、修理费等费用。但是，保钓行动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是很深。委员会主席陈妙德说道:“（我们和中国政府）完全没有关系。”此次活动前，委员会曾试图向驻香港的中国部队递交要求支援的文件，却吃了闭门羹。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自2007年以来一直禁止保钓船只出港，但此次从事实上来说默许了这一行为。部分当地媒体认为，中国政府的默许态度使得香港政府允许了此次行动。          活动家们登岛时，同时举着中国国旗和台湾的旗帜。去年，中国、香港、台湾的活动家组成了“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在筹措船只的方法、航海经验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并计划实施共同航海。          今年1月，保钓联盟在香港召开了会议，决定“无论哪方登岛，都要高举各方旗帜”。台湾方面将旗帜交给了香港成员。此次活动中，大陆方面并未派出抗议船只。          本文来源：（日本）朝日新闻中文网 (博讯 boxun.com) Please enable JavaScript to view the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27191932012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