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永州11岁幼女被逼卖淫案结案后幼女母亲被当地公安机关劳教一年半的事件（亦称唐慧事件）在互联网引起巨大关注，在有大量网民在永州公安新浪微博账号下留下评论以对其行为表示愤怒的同时，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也愈来愈高。有新浪微博网友发起了关于是否应该废除劳教制度的投票，截止发稿时，已有将近6千用户投票，其中97.4%的参与者认为应该废除 劳教制度（附截图）。

另外，在新浪微博内，“废除劳教制度”的搜索结果也已有一万多条。

曾几何时，人们认为“中国制造”会不断在全球攻城拔寨，中国房地产市场会抛离一个又一个高峰，却不想这两个撬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杠杆会断裂。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中国企业开始对大宗商品采购合同进行违约。中国奇迹所带来的大宗商品泡沫正在破灭，石油、煤炭、铁矿石价格都在下挫。 根据路透社最近的报道，目前很多中国企业要求推迟煤炭和铁矿石采购合同的执行甚至是拒绝执行合同。目前的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降温的速度快于市场预期，中国经济的下滑已经严重影响了大宗商品的需求。今年4月份的工业产出增长下降到了2009年5月以来最缓慢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也降到十年以来最低水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煤炭和基本金属的采购商，中国打一个喷嚏，全世界大宗商品供应商都得感冒。　 中国的很多经济数据都经过刻意修饰，无法揭示真实的经济图景。在这种情况下，发电总量就成为窥测中国经济活动总量健康状况的重要数据。根据全球新兴市场商业资讯的CEIC数据，中国的发电总量增长速度下滑得相当厉害，目前的水平甚至比2009年经济危机爆发时都低许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眼下电煤价格下滑和中国电煤采购合同违约增加这两者之间交相呼应，形成了恶性循环。路透社的报道充分反映了这方面情况有多糟：一个中国采购商收到了六个违约电煤采购合同打折出售的邀约。这些合约是今年4月初签订的，而今每公吨的价格已经下降了10美元左右，如果这些合同如约履行，每一好望角型船的电煤都会让采购商承受大约150万美元的损失。这还不包括集装箱运费率的损失。采购商为了生存除了违约别无他途。 除了电煤之外，中国经济的下滑还严重压抑了铁矿石等基本金属的需求和价格。中国的建筑业占据了全球钢铁需求的五分之一强，是全球铁矿石价格的主要推手之一。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遭受了国家紧缩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双重打压，已开始进入了漫长的萧条期，这种情况使得诸如澳大利亚在内的铁矿石大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愈来愈难。为此，今年5月世界最大的矿业巨头必和必拓集团的董事主席杰克·纳瑟不得不宣布放弃800亿美元的新项目投资计划。 关于铁矿石在中国的厄运，路透社有非常令人惊恐的报道：中国对铁矿石的胃口已经完全被噎住了，铁矿石不停地进来，周转得却相当慢，工人们不得不开始用谷仓和停车场来存放铁矿石货物。全中国最大的上海保税仓库的铜矿存货已达60万公吨，是过去四年平均水平的两倍，铁矿石存货比过去四年平均水平（7400万公吨）多三分之一。以往的情况是，第一季度中国的铁矿石库存增加，第二季度由于工业活动开始加速，铁矿石库存减少，今年却没有重复这种情况。中国经济已经丧失了消化这么多铁矿石的胃口。 西方许多投资大鳄戏称中国是“全球经济泡沫之母”，意指中国的经济泡沫是石油、铁矿石等泡沫形成的重要原因。当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时，大宗商品本来要折戟沉沙，但是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大兴土木，硬生生地把大宗商品将要破灭的泡沫吹得更大。根据《国际混凝土评论》的数据，中国的人均混凝土消费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全世界最大的，远远地把其他国家甩在身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房地产业的泡沫已经到了不在调控中循序渐进的破灭就必将突然爆破的地步。2010年，中国建筑业产值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是20%，固定资产投资GDP占比是50%，国内消费GDP占比却只有34.94%。所不同的是，2010年欧美的债务情况远远好过现在，所以中国的出口需求还可以弥补国内消费的不足。目前欧美的债务问题已病入膏肓，中国的出口需求已经严重萎缩，以前那种压抑内需，高投资高泡沫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以为继。 一切泡沫都逃脱不了破裂的命运。2007年当全世界都认为美国的房子价格只有往上一条路，次贷危机爆发，泡沫破灭，房价开始跳水，一直到现在美国依然在衰退边缘挣扎。次贷危机是因为抵押物（房产等资产）价值预期过高，也就是资产价格套利空间预期过大而过度延伸的信贷供应。当资产价值预期破灭，坏账大面积产生，导致抵押物大量被银行收回，从而资产贬值和坏账大面积产生交相呼应，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也存在过高的资产（房产与Made in China等）预期，以及过度延伸的信贷供应。这个泡沫是有意识地自行破裂，还是无意识地突然暴力破裂，将决定中国经济是否硬着陆的命运。 中国经济的现状与2009年初的情况相当类似，但比2009年时的状况可能更差一些。出口方面在减速，投资方面也在减速。而这两个方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此外，作为近几年主要拉动中国经济的房地产业也在减速，这三个方面都在减速。在通胀方面，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三个月环比下降。工业商品价格指数已经连续四个月下降，这也与2009年时的情形很类似。与2009年不同的是，当时中国政府投入4万亿巨资来弥补需求不足、维持了经济的增长。而与此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泡。政府恐慌，社会上反应也很大。2011年来，政府也在想办法调控房地产，但成效并不大。 在目前经济状况很差的情况下，降息、降准都是加大流动性。目的是要刺激经济，保增长。然而货币流动性的增加，有可能进一步推高房价。保增长与消除房地产泡沫两者是矛盾的，中国政府不可能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 今年中国政府已经两次降息，而且实质上降得比2009年更多。虽然基准利率6%稍高于2009年的5.31%，但因为允许贷款利率打七折，实际上可用的贷款利率最低可达4.2%，比2009年贷款利率更低。只有在中国政府认为经济增长出现相当大的问题时，才会这样做。 在过去很多年，尤其在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政府采用一系列投资推动，造成制造业过剩，房地产空房过多、房价过高。现在中国政府没有余地再搞投资刺激。最重要的是，现已造成中国经济畸形化。现在政府不敢继续这样走，调整起来也非常不容易。现在中国政府不但应该降息，还应该大幅度降低存准率。过去几年中，中国大幅度地提高了银行存准备金比率，目的是要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低汇率促进出口，维持高增长。从而将银行存准备金比率从2007年元月的9.0%提高到2011年六月的21.5%，使得本来就扭曲的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化，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中国经济的动力在私营企业、中小企业。目前中国的国企以及国有控股企业雇傭的劳力仅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20%。要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首先要改变现行的银行贷款政策，打破国有银行的金融垄断。制定政策优惠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并且打破国企的行业垄断。要使中小企业可以有办法拿到贷款。不然降息的好处达不到中小企业。宏观经济刺激没有实效。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生存不了，就谈不上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了。 减税有利于减轻企业的负担，刺激经济发展。但是在现在的中国不太可能，或者是说地方政府需要改变的就要相当大，需要政府做出真正的改革，大幅度消减财政预算，杜绝所谓的“三公”消费等不合理的支出。 过去多年来，各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越来越依赖于所谓“土地出让费”。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30～60%来源于出卖土地的收入。现在由于房地产业不景气，卖地收入大大减少，有的已经影响到财政平衡的问题了。甚至出现了有些地方政府要靠借贷款来维持当地的财政支出，实际上地方政府的财政出了很大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无法用纯经济手段解决的。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经济体制甚至要先从改变政府的职能入手，不是当官做主而是服务做仆。中国政府的整个经济政策调整最少需要两、三年，而经济结构的改变将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冰冷的现实，那就是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需其实都是“浮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只靠一种方式，就是近乎疯狂的固定资产投资。而新一轮经济刺激很可能让中国陷入日本式大萧条。 就拿上海来说。上海经济发展的快得不得了，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了，而且是远东超级大都市。2008年、2009年上海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超过东京、纽约也是指日可待了。从统计数据来看，“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从9247.66亿元提高到16872.4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1%。也就是说，这五年的GDP加在一起有差不多6万亿元。然而这里面靠固定资产2.3万亿元投资拉动；也就是说除去崇明县，上海砸在每平方公里上的投资竟然超过了4.6亿多元！上海市政府自己也坦言：“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不可持续”，是“负增长”一样的委婉说法，真相就是在全面下滑。2011年1—11月份，上海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350.5亿元，比2010年同期下降0.9%，其中5月份比2010年同期下降5.7%。不仅上海如此，全国都如此。 目前，从铁道部到地方政府，中国经济已经深陷债务危机。铁道部其实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缩影。媒体报道说“铁道部向国家求援8000亿元，希望财政支持4000亿元，同时发债4000亿元，以使铁路建设顺利推进”。铁道部公开回应说这个报道纯属谣言。但从财务报告上看，36家与高铁相关的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合计是2491亿元。何以至此呢？众所周知：给你一笔资金来做投资，就算你没读过MBA，也懂得手里要留有周转资金，分期开发，保障一期竣工以后能收回现金了，再投下一期项目；一定不会把所有的钱用来同时开工十几个项目，到后来没钱了再到处去借。但铁道部也好，地方政府也罢，他们的习惯就是把所有资金加贷款一股脑全砸进去。2008年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计划投资到铁路上的大概是1.2万亿。结果，铁道部一口气投进去2.4万亿，全国4.1万公里铁路一起上马；一口气开工建设1.6万公里高铁，砸进去1.6万亿；同时又开工建设双线电气化铁路2.5万公里，至少又砸进去7500亿元。所有的钱全砸进去了，没钱了就等国家拨款，向银行借债。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一旦国家投入减少，很多在建项目立马陷入困境。2011年6月份的时候，国家开始重新思考铁路规划，决定放慢速度，削减对铁路的投资。结果是：国内多条铁路面临资金短缺被迫停工，停工项目占到所有铁路项目的90%以上。 铁道部搞“大跃进”的是高铁建设，那么地方政府在搞公路、机场和交通枢纽。而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比铁道部来得还猛烈。比如云南省的融资平台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全国各地的债务融资平台都发出了警报。首先是云南公路千亿贷款已经发生技术性违约，经过云南省政府和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磋商与协调，才避免了危机的爆发。之后，云南省政府自己悄悄搞重组，不幸的是重组中导致发行的债券又险些发生违约，这些债券包括“10云投债”和“11云南铁投债”等企业债和短期融资券两个品种的7只债券。 记得日本当年经济发烧的时候，和我们今天差不多。但日本没有搞所谓的电动车，也没有一边拆高炉一边建高炉，一边修电厂一边炸电厂。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其导火索之一就是1987年美国股灾，导致大量资金逃逸。当时日本经济从表面上看非常好，持续51个月GDP连续增长，日经指数在1989年达到顶峰。但是地价和股价泡沫越吹越大，最终在1992年破灭，日本经济开始陷入长期的萧条。 从1990年开始日本GDP大幅下跌。日本政府采取的方法就是靠大规模财政支出和降低利率来不停地刺激经济。前前后后共实行了9次大规模的刺激对策，其中有7次规模高达10万亿至18万亿日元，总规模高达136万亿日元，接近GDP的三分之一。再贴现率从1991年7月到1993年9月，连续7次下调，从6%一直降到1.75%。到1995年日本稍微缓过气来，但是刺激政策并没有停止，再贴现率当年又两次下调，一直降到了0.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又接二连三地开始刺激。1998年日本政府两次实行综合经济对策，共动用了40.6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但是当年，日本企业破产18988家，创历史之最。之后，日本政府又开始大规模减税，调整土地、雇佣和中小企业方方面面的政策。结果，日本政府刺激一次，经济就出现短暂复苏，但是退出刺激就下滑。长期来看，公共债务支出让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事实证明，采取这种“注射强心剂”的办法，并没有让日本经济真正好转。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只有1.1%。同时，因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导致日本的财政赤字节节攀升，长期债务在GDP中的比重从1992年的51%增长到2002年的136%，后来竟然超过了200%！如此沉重的财政债务是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的。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日本的政府债务几乎已经无法偿还。2009年日本GDP约为480万亿日元，经济增长率按照2%计算，每年最多增加10万亿日元，扣除社会保险和租税负担，按照25%—30%计算，每年增加税收不过2.5万亿到3万亿日元。如果扣除经济增长和长期利息变动相抵的部分，偿还目前的880万亿日元债务需要300多年！日本这失去的30年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财政刺激、低利率、政府举债投资，统统无效。恰恰是因为这么瞎搞，经济底子会越来越虚，距离走出萧条也越发遥远。 现在应该能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的大格局——出口不行了，内需没起色，投资没钱了。首先，出口难以为继，贸易顺差迅速下降，甚至偶尔会出现逆差，传统的出口产业，如IT产品、机电产品乃至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都因为外部需求不振、内部成本高企而陷入萧条。其次，内需毫无起色，一些行业在滞胀之下，成本上涨的幅度远远高于销售上涨的幅度，所以销量在增，利润在降。当然，出口和内需一直也不是GDP的主力，我们真正的主力一直都是投资，而且是政府领投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之前，我们投资用的钱都来自我们老百姓。因为老百姓不敢消费，所以把钱都存到银行里去了。而这些钱经银行之手被转给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人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搞起项目不是“大跃进”就是“放卫星”，一口气投完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家底。等大家发现都没米下锅了，才看到遍地都是半拉子工程。如今的大萧条，正是过去几年“大跃进”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还指望靠这条老路走出危机，最后只会陷入日本式三十年萧条。 《人民日報》坦承，“中国经济前景不妙，有可能出现危机”。温家宝总理也说，中国的经济困难还会持续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这一下滑趋势，出现在中国“党和国家正面临的非常时期”，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民众抗议浪潮挑战中国政府的“维稳政治”，以及权力斗争的空前激烈和方兴未艾。政治丑闻，社会不稳，再加上经济下滑，这将是对中国现行专制政体雪上加霜的致命打击。中国经济的“刹车”，将造就更多的失业大军，加剧分配的失衡和社会的不公，制造更多的民怨和社会动乱，将让中国政府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和危机”。中国政府以“新权贵”利益为导向的政治行为及体制，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深层病源。 据官媒报道，目前拉动中国经济的三大动力出口、投资和消费均出现危机。中国的出口因为工资的上涨、人民币的升值和进口原材料的上涨等因素而明显萎缩。同时，大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明显减弱，2008年政府的四万亿人民币投资已经用完，房地产投资也在萎缩。因股市和房市的下跌以及民众财富效应的减弱，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亦萎缩。一些西方专家认为，中国经济高增长和景气的时代已经结束。甚至预计，三至五年之内，中国的经济将会出现崩溃。 中国经济出现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以“高速增长”和新权贵利益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和由此而形成的“泡沫型”（或投机型）经济模式。近年来，在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三套马车中，固定资产的投资（如在机场和铁路建设、钢铁生产和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占大陆生产总值的比例越来越高，甚至已成一家独大。从1980年至2009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2%增长到了67%。而房地产投资，又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占尤其突出的比重。2011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已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25%。近年来，许多大城市的房价得到成倍地增长，高房价问题已成为引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这种爆发性的固定资产投资（如2008年政府以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让中国暂时摆脱了前几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但由此而造成的大量无效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加大，却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隐患和后遗症。 如今，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而中国大多数的政府投资却没有经济效益。这些大量积累的无效或低效投资，则促使企业负债率和亏损的无止境增大，以及让生产和经济效益总体下滑，从而造成供过于求、恶性竞争、盈利下滑、企业倒闭、失业和资产价格下降的恶性循环的危机状态。这种以过高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或主要以房地产投资推动增长的模式），虽然可换取近期的确定性，但却带来了中长期的不确定性。 现在，中国经济前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不确定了。中国股票市场近年来的一路走低，即是这一“不确定”的明显表现。连续两年，股市已成为全球主要股市中表现最差的市场。政治以盲目的经济增长为导向，以及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是“高增长”经济抛锚和刹车的重要政治与结构性来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权力和资本为主导的政治上的。在这种结构中，政府扮演组织经济发展主体的角色，控制国有经济和整个社会的资源，维持有利于权力和资本的经济增长。政治权力需要社会的认同和资本的支撑，在民众的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这就需要以经济的高速发展来实现。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则是以不断加大成本和将成本转嫁给社会(让民众买单)的方式来促成的。这种以加大成本来实现增长的模式，给经济发展带来极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让过渡承担成本的民众难以为生，从而使社会持续地处于一种不稳定对状态之中。 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在一党独大和权贵集团掌握经济命脉和社会资源的结构中，分配严重失衡，国企和银行垄断，价格扭曲和行政干预，资源和资金低效配置，权贵集团坐大，资产泡沫，贪腐和官商勾结等，经济泡沫不断扩大，投资无限膨胀，债务和信贷风险递增（增长是不断靠加大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债务和信贷来维持的），投机扩大，过剩或落后产能增加，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环境。这些结构性问题，是由政府的武断、偏颇、弱智和不公正行为和决策造成的。而政府的“低能”行为则来源于以权贵利益为诉求的政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积累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却一直未能或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其原因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得到相应地改变或改革。在专制政体下，由于缺乏政党竞争和民主程序，政府的行为和决策不受社会的监督与制约，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受限制，这使得有利于权贵阶层的既得经济模式难于被触动和改变，从而使上述的诸如分配失衡、投资过度、消费萎缩、资源和资金浪费、市场价格扭曲、产能过剩、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缺乏等问题难以被解决和根除。专制政体不改变，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则不会有成效，中国的经济问题就不能得到根本而有效的解决，经济危机就难以避免。 中国目前的经济下滑是其经济泡沫即将破裂的表征，爆发经济危机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经济下滑却不能再靠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来遏制，不能再以大量的政府“输血”或发行货币来暂时缓解或拖延。如果再刺激，就会让问题变得越来越深重，后来的危机就会变得更大和更具毁灭性。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从结构上去改变，即：将现有的以固定资产（主要以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经济的模式，向以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模式转变。而这一转变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会将经济增长拉下去，同时也会触及既得权贵利益集团的利益和动摇现存的政治权力结构。 中国经济的下滑和接踵而至的危机，将加剧分配失衡、通货膨胀、企业倒闭、失业、贫困和贫富差距等态势，从而使已经不断高涨的民怨和民愤更加高涨，使社会更加动荡，甚至引发全国性的动乱，最终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改变其现存政治制度的问题。民以食为天，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保障是中国政府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唯一重要的来源。经济停滞或崩溃，物价高涨，贪官横行，贫富悬殊加剧，民不聊生，将使中国政府更快地失去整个社会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认同。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张华的评论称：“中国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戏棚，一切都只是布景板，短时间内用完就算了。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那些世界最长大桥、最高大楼、最快高铁、最大剧院等，光彩夺目。但大地震、暴雨等过后，豆腐渣学校、豆腐渣大堤、豆腐渣公路就原形毕露，还有舟曲泥石流、湖南凤凰大桥，以及楼倒倒、楼歪歪，而北京、济南、广州、武汉、长沙、南京、成都、重庆等到处是水浸，这些都是被强行‘卸妆’后露出可怕真面目的代价。”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说到北京城市建设，无论规模还是投入，均为神州之冠，光打造奥运城市就花了近千亿元。然而，这些用真金白银堆起来的形象工程，只为官员带来光彩，却解决不了老天爷出的难题。一场暴雨令城市排水系统的千疮百孔暴露无遗，这些年北京修的道路盖的高楼，难计其数，但排水管铺了多少，水泵站又建了多少呢？”“法国文豪雨果说过：‘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当今中国城市最脆弱、最无济于事的就是下水道。城市没有良心，是因为官员没有良心，他们爱做表面文章，为了拚政绩升官，宁可在公路上贴金铺银，宁可将衙门建得媲美白宫，也不肯对下水道加大投入，因为下水道建得再好也看不见。” 　　香港《明报》署名潘小涛的评论称﹕“‘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色就是‘党国体制’。在此体制下，中共以党代政、以党领政，从省委书记到镇委书记，各级党委‘一把手’对政府财政支出有很大支配权，一个人就可决定公共工程的数量、类别等。由于缺乏监督制衡，他们必然更多的考虑个人利益，优先开展那些看得见的公共工程，以此作为升职本钱。在此情况下，各级‘一把手’必然拍板兴建最长大桥、最高大楼、最先进地铁、最新颖剧院等，甚至不惜代价拆毁旧城区，务求短时间内建好新城，让外界看到他们治下的旧城换新貌亮丽政绩。相反，对于看不见的供水和排水系统，虽然是很重要的民生工程，甚至人命攸关，但各级官僚绝不愿意主动投入更多公帑去加以改善，只要排水系统能满足起码的需求。”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评论称：“对于公布天灾人祸中的遇难者名单，内地当局一直持排斥态度。就算2008年四川大地震，当局第一次为在自然灾害中死亡的平民在全国降半旗致哀，一样未公布遇难者名单。尤其甚者，多名调查遇难者名单的维权人士还被拘捕、判囚。”“每逢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内地传媒首先出现的名单仍然是官员的姓名，要么是发出指示的领导人名单，要么是陪同领导人到现场的官员的名单，其中显示的是官本位观念，显示的是对遇难者的不尊重、对生命的轻蔑。”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易宪容的评论称：“面对如此严重的灾难（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政府却不让社会来反思与分析，不让媒体来报道。事件后，已有的公开信息仅是些所谓的正面报道。既没有政府组织机构对暴雨灾害损失写出的详细报告，也没有看到有分量的反思文章。官方与公共媒体都对这次重大灾害事件，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其实，暴雨之后，整个社会所关注的不是出现的问题有多大，生命与财产损失有多少（当然这些东西也重要），而是关注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香港《太阳报》“华夏透视”的评论称：“如果将强国兴邦的梦想建立在多灾多难的基础上，建基于老百姓的生命与眼泪之上，这样的强国梦是否太残忍了？遗憾的是，从四川地震到舟曲泥石流，从山西矿难到京城洪灾，从食品危机到重金属污染，中国老百姓遭受的灾难一个接一个，但有谁从中吸取了教训？国家又是否在灾难中获得新生呢？每次喊出‘多难兴邦’之后，又是新一轮的灾难降临，更多的民众倒在血泊之中，这到底兴的是哪门子邦！” 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中在香港为您报导。

乌鲁木齐 在中国的新疆地区，当局呼吁维吾尔穆斯林在斋月期间放弃斋戒。据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闻报”报道，新疆许多城市和县人民政府在互联网上公布相关通知，鼓励党员、公务员、教师和学生斋月期间正常饮食，以利健康。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活着约900万维吾尔穆斯林。他们感觉受到北京政府的压制，因而一再举行抗议活动。

2012-08-03 20:21:52 金钟：薄熙来可能的结局 薄熙來事件，從二月六日王立軍私闖成都美領館案發，迄今半年來相關的消息議論無日無之，不僅涉及薄家的谋杀、贪腐，更牵连中共高層權力鬥爭與政治傾向，問題既廣且深，其震撼力為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所僅見。 一 個爆破性的大新聞，在沒有透明度的極權制度底下，官方的正式消息便顯得格外重要。當局對薄案只有兩次宣布：三月十五日，薄熙來不再擔任重慶市委書記、四月...

中宣部：网传伦敦十五名奥运官员，一餐花相当４５万人民币一事，不转不报不评。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家级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审计署：超17亿社保资金被挪用 近4千万买房买车）审计署今日发布了对全国社保资金运营情况的审计结果。审计共涉及37个省本级（含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04个市本级和2790个县（以下分别统称省本级、市本级、县），延伸审计了29 273家企业、4207家医院和8101个村（居）委会。 审计署发现，部分地区扩大范围支出或违规运营社会保障资金共17.39亿元。其中：用于基层经办机构等单位工作经费5.95亿元，用于平衡市级、县级财政预算1.14亿元，用于购建培训中心和体育场馆等2.94亿元，用于购建基层单位办公用房等8590.28万元，用于购建基层单位职工住房3664.80万元，用于购买汽车等295.74万元，用于购置设备等其他支出6623.81万元，委托理财5.44亿元。 来源：审计署网站

（我国千万富豪人数过百万 44%富人考虑移民）核心提示：从富豪身份构成来看，主要由企业主、职业股民、炒房者及少数“金领”所构成。四类千万富豪中，50%是企业主，20%是职业股民、炒房者和“金领”各占15%。 中国每1300人中就有一个千万富翁？ 7月31日发布的《群邑智库·201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中，千万富翁人数达到102万人，也就是说每1300人中就有一个千万富翁。而亿万富豪人数已达6.35万人。 这些富裕人士资产包括个人所拥有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包括拥有的上市或未上市公司股权、自住房产、投资性房产；流动资产包括股票、基金、债券、存款、保险等。 以北京为例，今年上半年北京新建商品房成交均价为2万元/平方米，拥有3套以上北京房产的人士基本进入千万资产行列。 和去年的榜单一样，富豪首聚之地仍为北京，其次是广东、上海。 从富豪身份构成来看，主要由企业主、职业股民、炒房者及少数“金领”所构成。四类千万富豪中，50%是企业主，20%是职业股民、炒房者和“金领”各占15%。 而要想成为亿万富翁，就要自己做老板了。报告显示，亿万富豪主要由三种人构成：75%企业主、15%炒房者和10%职业股民。 值得一提的是，胡润研究院对503位个人资产在千万元以上的“富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28%的人表示对未来两年经济有信心，而去年这一数据为54%。 与此同时，投资子女出国留学与移民，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课题。85%的千万富豪会考虑将下一代送出国留学，亿万富豪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0%。16%的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中，还有44%的富豪考虑移民，加拿大和美国则成为他们的移民目的地首选国。 经济不景气对富豪们也产生了影响，财富增长的同时，他们的消费水平在下降，受访的富豪平均财富为6300万，比去年高出15%，但平均年消费为176万，比去年降低了9%。 在房地产调控的背景下，房产投资依然是富豪投资方向的首选，但选择投资房地产的从去年的72%减少到60%。 虽然股票投资仍然占据第二位，但选择投资固定收益和黄金的比例明显提高，其中，选择投资固定收益的比例从去年的19%增加到41%。 胡润还指出：“此份报告中的数据以2011年为主。但受到2012上半年股票和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影响，最近半年千万富豪成长速度放慢了很多。”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在我军历史上，不管形势多么险恶，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队投敌叛变；无论野心家多么狡诈，从来没人能够利用军队实现个人阴谋。 传奇背后的奥秘就是“党指挥枪”。令人欣喜的是，我军这一根本原则，已然穿越岁月的烽烟，积淀为这支新型人民军队最鲜明的品格。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时刻。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14.6万名官兵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号令，昼夜兼程挺进灾区。 陆路强突、水上开进、高空伞降，明知无路也要往前闯，明知危险也要往下跳，党指向哪里，子弟兵就冲向哪里。赶赴震中的官兵，把党的号令化作最坚定的决心：“就是倒下，头也要朝着汶川的方向！” 什么是听党指挥？这就是听党指挥。 2010年8月7日，经过4个月艰苦奋战，当兰州军区某旅最后一批参加玉树抗震救灾的官兵返回营区时，已是子夜时分。次日凌晨，官兵酣睡正香，作战值班室电话骤然响起：“舟曲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命令你部火速救援！”千余官兵立即打起背包、发动车辆，以强行军方式向舟曲进发，当晚即赶到指定地域展开搜救。 征尘未洗鼓又催，而今只是寻常事。新世纪新阶段，我军使命任务不断拓展，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只要党一声令下，人民军队不仅勇于担当，而且无愧担当。 人们不会忘记，非典肆虐时刻，军队医护人员奉命出征，决战小汤山；奥运世博安保，数万官兵全力支援，守护盛会成功；亚丁湾护航，海军将士劈波斩浪，用忠诚写下道道航迹；西部大开发，子弟兵奔赴最需要的地方，承担最重要的任务，发挥最关键的作用…… 《六韬》有言：“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而今，在党的领导下，凭借统一的信仰和意志，人民军队真正达到了古往今来军事家们梦寐以求的“一”的境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党指挥枪不单是我军的建军之本、成长之基，更是强军之路、力量之源。 价值观念日趋多元，信党爱党的情怀从未改变 济南军区某集团军军史馆里，存放着一张特殊的收据。那是战士张亮亮生前唯一的党费交纳记录。 在和骨癌顽强抗争的最后日子里，张亮亮最大的心愿就是入党。高位截肢后，他吃力地写下第2份入党申请：“我要入党，独腿也要做党的人！”连队党支部在病床前为他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6天后，张亮亮含笑离开人世…… 还是这支部队，在一次重大军事演习现场，10名战士面向党旗宣誓，火线入党。受邀观摩演习的外国武官分外好奇：“你们入了党有什么特别待遇？”战士们回答：“待遇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随时准备为党牺牲一切！” “铁心向党，至死不渝”，这句话历经战火硝烟流传至今，依然是三军将士最响亮的誓言、最坚定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看似简单，却殊为不易——即便实行的是封闭式管理，官兵也不可能在世界日益变“平”的时代，免受多元价值观和文化碰撞的冲击。是什么让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对党忠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信党先知党，知党更爱党。”三湾、古田、西柏坡……在遍布大江南北的红色教育基地，从将军到列兵，一队队绿色身影常常在此寻根溯源；读书、演讲、听报告……在长城内外的座座军营，军魂教育始终如火如荼。 “我们天天说要听党的话，从根本上说，党的创新理论就是党的话。”沈阳军区某部“红九连”官兵说得好，听党话跟党走，首先要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这种历史的熏陶、理论的滋养、长期的培塑，最终内化为官兵信党爱党的情怀，并由此催生履行使命的强大动力。 这情怀，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方永刚立足三尺讲坛传播创新理论的执着，是李中华挑战极限驾机试飞的从容，是何祥美爱军精武矢志打赢的动力，是高铁成三入火场排险救人的果敢。 这情怀，绝非浮泛的表态，而是戍边 卫士 警惕的双眸，是守岛官兵黝黑的肤色，是“神舟”遨游太空，“北斗”组网运行，“天河”领跑世界，“歼－20”一飞冲天！ 斗转星移，军魂永驻。 党的领导，确保了我们这支队伍不断创造辉煌的历史。党的领导，同样能确保我们这支队伍创造辉煌的未来！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8/01/16459074_0.shtml 谁能说说这个网站的真实含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