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前辈和我说过，当记者是“两头不讨好”：官方警戒非宣传性的深度稿，而在警戒下诞生的稿件又不能让读者满意。随着自己做校媒、在媒体实习，这种感受越来越深：为了符合“媒体调性”“平台审查”云云，一篇稿子要不停地磨，在编辑、老师和记者之间反复拉锯，削去棱角，变成所有人的最大公约数。

近期，上海、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等地开展执法检查，发现台湾远东集团在当地投资的化纤纺织、水泥企业，在环保、土地利用、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生产及消防、税务、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对涉事企业采取罚款、追缴税款、限期整改等措施，并收回该企业闲置建设用地。

走出文科楼，雨已经停了。何伟向往常一样走出教室，下楼，走入停车场。21:41，他开着那辆棕色的二手本田CR-V驶出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地下车库，路过我们时摇下车窗挥了挥手。他与我们告别，就像二十三年前与涪陵的学生告别，“飞船加了速，迎着江流逆水驶了过去”。微弱的尾灯渐行渐远，一转弯，又消逝在远处一片寂静的黑暗里。

其实，顾客们很少能见到那个被他护在怀里的孩子。大多数时候，他们只开一道门缝，李园园弯着手腕将袋子递进去。他也会刻意躲开别人的视线：“人家一看到带着孩子就要多聊两句，而我想赶时间。

2000年时，我在北大历史系上一门课，叫做“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我在讲前言的时候，会讲到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我说，因为我们个体生命是如此短暂，因此政治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的确，当你把历史的视角调转去看个体生命、看日常生活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政治的影响不容忽视，非常具有决定性。当时有一个可能是伯克利来北大的访问学生就站起来说，老师，你们中国人什么都要谈政治，政治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当时就在想，对我们来说政治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在中国，政治在事实上确实是笼罩一切的。

如果竭力管控的是那个“环境”而不是个体自主自觉，那就势必造成当下的情形：一方面天天恐惧，另一面个人又很散漫，只要感觉那个“环境”安全，人群就随处密集聚会，似乎人们隐隐寄望于某个超个体的存在把控整个局面，而“我”却不需要主动付出什么额外的精力代价。在这方面，许多国人的心态非常奇怪：不惜一切代价时，毫不心疼，但对常态化机制，却舍不得花钱，好像那些都是冗余的、浪费的。事实上，他们不愿意主动改变生活方式，只是期望在一次性解决那个问题后，自己的生活就迅速回归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