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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过两天要出行,留心了一下各地的防疫政策。各地健康码虽属必备,但好像也大抵只是例行公事了,因而“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也已是常规操作,最新的做法则是所谓“时空伴随”,据说仅成都就已有8.2万人被判定为“时空伴随”后出行受限。

“时空伴随”听起来很有科幻感,但说白了其实就是把时空网格化管理:根据确诊患者的行为轨迹,跟踪到他所出现的时间、空间,根据附近移动电话基站的信号判定800米*800米的方格范围内所曾出现过的任何人,都会定为可能受感染的嫌疑对象,除非隔离、检测后排除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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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人,你可能完全不认识,甚至根本没看见他/她,只是因为你碰巧和他/她出现在那个时空点附近,就成了“时空伴随者”。

前些天看到网上一个故事:成都47路公交在成温立交桥站上来一女乘客,一亮健康码是红的,什么时候变红的,她也不知道。车上所有人既不能换车也不能下车,原地等待处理——所有人都成了“时空伴随者”。

在中国这个“关系社会”中,“时空伴随”倒似是在传统的“五伦”之外创造了一种新的关系,堪称“第六伦”:由于你和他人无意中产生的关联,就得受这种关联的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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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传的一个“时空伴随”段子

成都还算是本轮疫情中做得较好的一个城市了,但“时空伴随”的推行也表明它至少在有一点上和别处并无二致:近些年来,尤其是在疫情防控中,国内常有一种“滥用高科技”的迹象,这有点像一百年前的德国,激进而缺乏节制。

像“时空伴随”这样看似“科幻”,其实都是非常不成熟的新技术手段,既不精准,还带来很多问题,但为了达成清零目标,所有手段都可以一试,只能在遇到问题后再不断改进。在这一意义上,其实是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小白鼠。

虽然据说武汉出现过“擦肩而过3秒内感染”的传闻,但那好歹也是近距离接触,没有科学证据表明病毒能凭空感染800米内的所有人,为何不能缩小、如果确诊病例当时没带手机又如何追踪,这大概都是当下技术上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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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健康码在各地的技术支持看来也不一样。听朋友说,一个月前,他和几个浙江人一起去过莆田,几天后当地爆出疫情,然而他和同事的福建健康码没变色,浙江人的码却都变红,被隔离了。

这不是孤例。另一位湖南衡阳的朋友也说,今夏张家界爆发疫情,刚好有公司在那里团建,回家后所有人的码都变色了,但却有两人仍是绿码。当时所有人都是集体行动的,轨迹完全一样,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别待遇?琢磨下来只有一个合理解释:这两人是联通卡,而其他所有人都是移动和电信卡。当时有一位在长沙的,同一人的两张手机卡,居然就是一张绿码一张黄码。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健康码的技术原理并不神秘:我们的行程数据就是通过运营商的基站信息来推算的,各个运营商的基站分布、网络覆盖都不一致,难免产生差异。如果基于5G基站推算,基站分布更广、信号更强,或许也会更精准一些。

问题是,这看起来只是技术上的一点模糊、差异,但对个体生活而言却影响巨大,你可能原本有什么急事,瞬间就没辙了。这不是你自己努力就能避免的,而将个人置于一种完全不可控的随机风险之下。

尤其是“时空伴随”,对个人而言更是防不胜防,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身周800见方的范围内,某个陌生人会不会被确诊,这就算自己竭尽全力保命,也没有办法,因为你根本控制不了那个环境——除非你出行时,有权能禁止任何人进入你身周800米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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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浙江确诊病例去过,上海迪士尼11月1-2日闭园

就此而言,各地健康码算法各行其是,也可以理解,毕竟认自家的最省事,倒是像上海这样,“各地健康码都认”的规矩比较少见——这对你我而言是便利的,但确实也潜藏着风险。

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海这样的做法,是防疫部门更多承担了一定的风险,更重视便利人员流动、商业活动这些方面,而有些地方的硬核防疫,则是普通百姓承担风险,对民生出行、经济活动的损害也只能暂时不管。

毕竟,出事就丢官,利弊非常清楚,“怎么严格怎么来”最安全不会出错,严格才是正常的,不严格才是少见的。说实话,大家都很清楚:如果真要“严格”上去,你我除了抱怨一下,大概也别无他法。

关于这些问题,已经被太多人讨论过无数遍了。很多人也都不服气地跟我说:“你们上海只是没遇到,等遇到了也一样。”但这么说就忽视了一点:“严格”的程度其实有赖于对风险的一种预判,因为你要负责的是“不出事”这样一个结果,谁能不能保证,严格到什么程度才能“不出事”。冒着“可能出事”的风险,尽力保障百姓的出行便利和流动性,这是需要决断的。

很多地方会说,我也这样,但做不到。现在试想下,技术上的精准只能到这个程度,疫情扩散时间紧迫、资源和人手不够,又必须清零,那怎么办?从防控的管理者思路来说,确实就只能大家都别动。真正的问题不是技术应用的粗暴,而是我们为何追求那样的目的、为何防控机制直到不可控不可追的情况下才“快刀斩乱麻”。

如果竭力管控的是那个“环境”而不是个体自主自觉,那就势必造成当下的情形:一方面天天恐惧,另一面个人又很散漫,只要感觉那个“环境”安全,人群就随处密集聚会,似乎人们隐隐寄望于某个超个体的存在把控整个局面,而“我”却不需要主动付出什么额外的精力代价。

在这方面,许多国人的心态非常奇怪:不惜一切代价时,毫不心疼,但对常态化机制,却舍不得花钱,好像那些都是冗余的、浪费的。事实上,他们不愿意主动改变生活方式,只是期望在一次性解决那个问题后,自己的生活就迅速回归原样。

现在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就算疫情过去,我们的生活也回不去了,永远不可能回到疫情之前那样。现在的问题,只是期望技术上更精准、更少牵连无辜者,风险让谁来承担、承担多少,以及最终,我们要让渡多少自己的权利来获得安全感。

在这中间,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很容易产生一种无力感,因为似乎我们主动能做的事并不多,但我想至少有一点是我们首先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会有什么降临到我们头上,最终,如果可能的话,去那些不那么需要我们承担风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