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新闻|高层次人才子女不纳入统招?教育公平岂能“拼爹”
政策的落地需要民意考察,想要吸引人才可以在薪酬、住房等方面给予倾斜,不必在子女“血脉”上层层优待,事关教育的敏感问题,更要有前瞻性、公平性、警示性。调改政策不能为了兼顾城市发展而“顾此失彼”,教育的初衷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公平的土壤里,长成属于自己的风景。那些优质的资源本该自然流淌,只有一视同仁才能让每个学子都相信“奋斗有价值”。
阅读更多发布者既要又要还要 | 3 月 26, 2025
政策的落地需要民意考察,想要吸引人才可以在薪酬、住房等方面给予倾斜,不必在子女“血脉”上层层优待,事关教育的敏感问题,更要有前瞻性、公平性、警示性。调改政策不能为了兼顾城市发展而“顾此失彼”,教育的初衷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公平的土壤里,长成属于自己的风景。那些优质的资源本该自然流淌,只有一视同仁才能让每个学子都相信“奋斗有价值”。
阅读更多发布者亚克蜥 | 12 月 15, 2018
作者:张之琪 吴梦 原标题:反思重点中学与技术至上:靠一块屏幕实现教育公平究竟是谁的幻梦?...
阅读更多发布者Sandra Severdia | 6 月 24, 2017
@吓得我又变帅了:2017北京高考文科第一名熊轩昂: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的大学。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家里又好又厉害的这种 以下评论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阅读更多发布者小熊维尼 | 5 月 15, 2016
先从这张照片说起。 2016年5月14日下午,我在朋友圈看到这张照片后,把它转发到微博上。到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那条微博已经有48万的阅读量。这一方面是因为这张图很“震撼”,一方面是因为这张图引发了“撕X”。...
阅读更多发布者小熊维尼 | 10 月 22, 2013
近日,外语教育再度成为公共关注的热点。英语作为最大外语语种首当其冲。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呼吁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北京市则计划自2016年起,中考英语科目分值从120分下调到100分,高考英语科目分值从150分下调到100分。...
阅读更多发布者五月三十五日 | 8 月 29, 2013
作者: 信力建 不久前,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有的地方推行教育券,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校的办学活力。尤其是经济基础较好、学校差异不大、学生总量不多的地方效果更好,可以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但他同时指出,“教育券等做法涉及基础教育经费投入、管理等体制机制问题,尚不具备在较大范围内推广的条件。” “教育券”(也称“学券”)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其主要目的是,让家长和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合适的学校,促进学校之间(包括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的公平竞争。20世纪90年代,为缓解公立学校管理不善、教育质量低下、教育资源严重浪费等问题,打破垄断,刺激学校积极改善管理、提高办学质量等,美国有些地区实行了学券制,即政府按照所投入的生均教育经费发给每个孩子等额的学券,他们可以持学券择校就读,学校则通过向政府兑现学券来获得相应经费资助。美国学界对此有过争论:支持者认为,这让人们有了选择学校的权利;反对者认为学券制是用公共经费资助私立学校,损害了公共利益,贫困的家庭仍然无法凭借这种有限的资助来送子女进真正优秀的私立学校。反对者中,多是公立学校和教师工会,因为这种改革直接威胁着他们的既得利益。实际上,美国的学券经验在多个国家得以推行,成为引进竞争机制、转变政府教育管理方式的有效工具。 2001年,浙江省长兴县在国内率先实施“教育券”计划,引起高度关注。观察者大都认为,教育券制度在浙江长兴等地方的成功实施证明了它在中国有可行性,而且教育券制度具有保障教育公平、保证教育经费、创新教育体制、提高教育质量等益处。 反对者则害怕变革带来的市场洗牌和利益瓦解。他们认为,教育不宜市场化,或者以经费不足为理由,其实质是担心教育券的推行,使学生拥有了选择学校的权利。一旦学生能够自由选择,所谓“体制内外”、“公办民办”的篱藩必被打破,单向度的计划性教育将向多元化的市场性选择转变,必定能够激起教育市场的活力。 美国教育经济学家本森曾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教育财政体系主要有三个标准:提供的教育服务是否充足、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否有效率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否公平。就教育服务的充足性而言,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4%的目标已经实现,这个比例还会加大。就效率和公平而言,教育券一旦推行,将能够较好地实现。 那么,“教育券”可以怎样推行?目前,教育支出一般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教育券计划”可以考虑按“分税制”的比例各自分担。甚至可以不印制学券,而参考法国的方式,直接发放现金,只要提交了入学证明,就能获得“新学年补贴”约300欧元。发放的方式,可以由居委会按照当地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适龄儿童人数发放。为了防止横生枝节,发放经手的部门越少越好,更不能通过学校发放。在条件成熟时,可以直接通过银行打入家长账户,杜绝层层腐败的可能性。 总之,无论选择发放现金还是发放教育券的方式,都将确保学生拥有教育的选择权,还可以对民办学校提供政府财政资助,使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样的“国民待遇”,打破公办学校的资源垄断。 (文章发表于2013.8.27《中国青年报》)
阅读更多发布者五月三十五日 | 6 月 16, 2012
以人的教育为导向的教育公平 在石河子大学“兵团中小学校长论坛”上的讲话( 2012.5.13.) 首先向在座的中小学老师和领导们表达我的谢意。我也曾经是一个中小学学生,还曾经是一个中小学学生的家长。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有两种人最辛苦:一种人是中小学学生,另一种人就是让中小学学生如此辛苦的老师们,当然还有让中小学老师和学生们如此辛苦的中小学校长们。大家都非常辛苦,劳苦功高。 我曾经在石河子大学支教一年,与政法学院结下一份特殊的情缘。现在虽然正式的支教工作结束了,但只要刘院长一招手,本人召之即来,还要听从他的分配。但是,这次他让我在这个论坛上发言,的确是难为我了,属于赶鸭子上架的行为。对中小学教育,各位是专家,我是外行,没有这方面的理论造诣,也不熟悉中小学的现状。一个外行来讲话,确实有点儿不适合。但是,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只要刘院长一说话,从来没反驳过(笑),这次也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了。 不过,我想,也许各位以前都是在听专家讲话,都是同行的人进行交流,现在听一个外行人讲讲,也许有特别之处。外行有外行的好处,不受专业视域的局限,没有专业思维的定势,不讲套路,这也许会有点儿意思。我就这样安慰自己,也为自己壮胆,就抱着这么一点点希望尝试着与各位专家交流一下。 按我的想法, 中国的基础教育问题从来都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 ,只有很少一部分教育的问题,是要在教育本身范围内去思考和解决的。真正的最根本的问题都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都需要在整个国家大的制度、政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下去思考,在教育范围内思考是没有出路的、是无解的。我是搞政治学的,后面还有贺卫方教授要讲,他是搞法学的,政法学院的领导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思考和解决中小学教育问题需要政治学、法学的思考。那么,我于教育学是外行,但是,可以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思考基础教育问题,也许会有一点儿新意,请教于各位专家。 我的题目是“以人的教育为导向的教育公平”,扣着这次论坛的主题讲教育均衡问题。 我这里讲的“人的教育”是相对于人才教育而言的。 1952年,中国大陆经历过一次院系调整。院系调整是形式上的变化,背后的理念变化就是人才教育。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转向人才教育。改革开放以后,人才教育更加强化,一直发展到今天。 极端变态的应试教育就是人才教育的结果,是人才教育的登峰造极。 这种人才教育的导向根本是错误的,我们这个论坛关注的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配置、教育不公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以人才教育为导向的政策造成的。当然,教育不均衡还有其它各种原因,我们整个社会存在着如此广泛深刻的不公平,教育怎能置之度外?教育不公平是社会大环境决定的。但就教育本身来说, 我们这种人才教育注定要导向教育资源的不公平配置 。因而解决教育不公平的一个思路,就是由人才教育转向人的教育。 我们知道,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教育观念,那是一种从苏联引进的教育观念,把学校变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有人会问,这有什么不对呢?这还需要质疑吗?这说明,这个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已经透入到教育者的骨髓当中,人们对它都失去了反思批判的能力。我们的教育不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吗?我们不是整天喊着这个口号吗?但这是错误的。我认为,人才教育这个目标,其出发点是错误的。人才教育的哲学基础就是人的彻底工具化。每个人没有了独立自在的价值,不能够追求自己的目标,不能够去追求自我的完善,来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就是说,不能成为自己。因为个人没有独立的价值,都是国家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他必须在为国家尽义务为国家奉献当中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每个人都是工具,都是国家的工具。当时的口号就是:要做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你不发光,生锈也要拧在那里,锈死在那里。人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搬到哪里,你就砌在那里,毫无怨言。总之,人是工具,学校是为国家培养工具的地方。就是这样一种出发点,人被彻底工具化了,成为国家的工具。 在那个时代,在意识形态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人是国家的工具意味着他是政党的工具,掌权者的工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所设定的远大目标的工具,那时叫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我读小学初中时老师说,共产主义我们是看不到了,你们可以看得到。我现在50多岁了,我是看不到了,也不知我儿子孙子能不能看得到。那时的教育就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准备解放全人类,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需要我们去拯救。 把教育目标在政治上定位于国家、社会、共产主义事业这些好听的大词,很容易迷惑人,但这些宏大叙事具体落实的时候,就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就是成为红卫兵。他们危害国家不说,自己也成了牺牲品。 既然人都被定位于工具,国家控制了所有的教育资源,它投资让你受教育,就是让你学啥将来就做啥,将来做啥现在就学啥,把人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院系调整时,把综合性的大学一个个地肢解了,变成一个个的学院。清华被肢解了,变成了工学院,是工程师的摇篮。清华的体育教育本来不错,可连它的目标也是“为国家工作50年”。不是说锻炼身体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体魄健全的人,而是说能够“为国家工作50年”。这样, 大学教育就变成了高等职业教育 。 大学是个龙头,大学调整转向之后,基础教育也随着转向。中小学教育也就成为一种人才教育,定位于向大学输送人才,为大学选拔人才。那时所说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仍然是人才导向的标准,也就是说,德智体的内涵,都是从国家及政党的需要来定义的。这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不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对自己有用,个人需要全面发展,需要实现自我的完善,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是这样做才会对国家有用。这仍然是工具化的思维,工具性的教育思维。 这种人才教育必然是一种短视的急功近利的功利性教育。我读小学时,课堂前面挂着的口号是“为革命而学习”。那时的教育是培养符合某种意识形态要求的政治接班人,在意识形态上,国家主义的话语统治一切。后来,慢慢地,这种意识形态的话语被解构了,成为空洞的口号,也很少有人相信了,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取而代之,就是“为了四个现代化而学习”、“为了祖国的崛起而读书”之类。其实,这些口号也是虚饰,很多家长学生的内心里是为“挣大钱娶美女”而学习。新疆的家长会对孩子说,你要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一辈子在新疆。 一种功利主义教育观念根深蒂固,不论是宏大的口号还是实际的个人利益,都是非常功利的。功利主义教育虽然专注于人才培养,但因为它的短视,培养人才的目标也不能真正实现。它绝对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在人才培养上,它也必然失败。 媒体经常谈到一个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几十年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一流的大师、诺贝尔获奖者。很多教育工作者都在问这个问题,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提错了。我们不应该问,为什么几十年教育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获奖者,没有培养出几个大师来,我们应该问:为什么几十年的教育培养出这样低素质的国民?看看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这么地低级、猥琐、无耻?这些人几乎都是经历过基础教育的。我们要考虑,我们的教育怎么培养出如此低素质的国民?这才是问题所在。 我们培养出合格的国民、合格的公民,远比培养出什么大师和诺贝尔获奖者重要得多。 既使你真的培养出几个大师或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掩盖不了整个国民素质低下这一事实。所以,人才导向的教育目标是扭曲的,所谓“钱学森之问”也是人才教育的思路,它本身就是错误的。 人的教育是什么呢?人的教育就是完成人的社会化,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亦即使人 具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体魄,成为有教养的国民,合格的公民 。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能够通过教育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通过基础教育,使人长大成年走向社会时,是一个合格的高素质的国民或者公民。这就是人的教育。 根据我的粗浅理解,人的教育观念包含这么几个内容,或者说原则: 1、人 教育是人的自我完善,精神境界的提升。 古代荀子有句话:“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这话说得很好,区分了两种教育目标。我们的学习是完善自身,提升自已,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当然,也会有别的效果,但那是次要的、附带的。我们受教育是为完善自身,国家花钱搞教育首先不是为国家培养人才,而是让每一个受教育者完善自身。每个受教育者个体就有他的价值,他的自我完善就使他是对这个社会具有最大的价值。 2 、在人的教育的目标中,重要的一项是使学生具有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 据调查统计,我国有一亿人心理不健康,有人格缺陷。前几年有一则轰动全国的新闻:中国政法大学一名学生把老师砍死了。即使老师有错,怎能用这样简单而残忍的方法来处理?你知道,一个心理正常的人需要越过无数障碍,才能挥刀杀死讲台上的老师,但对这个学生来说,这些障碍一步就轻易地跨过了。在审理他的过程中,律师要救他的命,让他诚恳认错忏悔,但这学生一直认罪不认错。法院判他死缓,他抗议,要求死刑。被法官不耐烦地赶了下去。显然,这个学生在人格上是有严重缺陷的。 也就在那前后,我们学校有一个班,30来个学生中就有2个人在一个星期内自杀,有一个成了终生残疾。你想不到,那自杀的原因不值一提。学校很紧张,要求各学院对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做个调查统计,结果有一个院就报告有六十多名学生有心理疾患。各位家长老师们满怀着成功的希望送孩子来到大学,以为能够考上中国政法大学就很满意了,将来一定是个人才,但是,如果孩子形成有缺陷的人格,心理不健康,考上大学又怎样呢? 3 、人的教育要求知识丰富、视野开阔,学会理性地思考与表达。 知识丰富、视野开阔,人们容易理解它的价值。但理性地思考和表达,在我们这里是被严重忽视的。 我们培养的学生能不能合乎逻辑地思考,合乎逻辑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理性地与同伴进行思想交流? 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教育,也对这方面的缺陷没有清醒的认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有那么多的人,不能合乎逻辑地、理性地表达思想观点。有了互联网,这些人在公共生活中就有了充分的表现机会。你们可以看到,在互联网,那么多的吵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缺乏对事物基本的健全的判断能力?有那么多的人无法沟通?互联网成了大家站队的地方、抬杠的地方、发泄情绪的地方、骂街的地方。村妇骂街是文盲在村子的大街上骂,现在是受过教育的人在网上骂。 最近的一个例子,比如韩寒是否带笔问题,严重地分裂了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分裂了社会。这件事只有一方是对的, 不管哪方是对的,都有那么多人错了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做出错误的判断?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心智不健全,缺乏基本的逻辑思考能力。 从微博上看到一个网友诉苦说:夫妻俩人,丈夫是方粉,妻子是韩粉。几个月来,丈夫要与妻子行好事,都被妻子严词拒绝:无耻的方粉,还想占韩粉的便宜,没门!看来两人得离婚了。方粉与韩粉相互认为对方太弱智,甚至很无耻。不管哪方是对的,都说明,的确有很多人缺乏健全的判断推理能力,逻辑思考的能力。 当大家都有机会表达有机会讨论交流时,我们就发现很多国民缺乏这方面的基本素质。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也与基础教育缺少这方面的训练有关。在西方的历史上,大学的预备阶段,一个重要的教育内容就是逻辑、修辞。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都是如此。 4 、人的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使学生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坚强的意志。 健康的体魄,不只是体质健康。体魄包含着精神性的内容。 曾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一群大学生去越野了,冒险去了。过一条本来没水的河的时候,由于上游下雨,水流下来了,几个学生大呼小叫。胆小的吓得要瘫了,胆大的说,啊呀,太刺激了、太惊险了! 我在美国时,曾计划参加一次童子军的长途徒步旅行。这个活动就是童子军成员利用假期,做长途旅行。从美国中部或南部走到北部,半个月或一个月,背着帐蓬炊具等生活用品,一天要走大约50华里。不进城市不进酒店不进村庄,露宿荒郊野外,就地取水做饭。一般由两个成年人带队,成年人要背约一百磅的物品。我知道自己背不了。美国人说,丛老师,你要跟我们走,可以少背点儿。但我怎么好意思啊?就放弃了。我在美国还见到过西点军校军人的魔鬼训练,看到他们背着数十磅的装备在森林和荒野里跋涉。想想我们那些“祖国的花朵”,他们真的是花朵啊。不过是没脚脖子的水,就把他们“刺激”成那样了。 5 、人的教育落实在政治上,就是培育现代公民人格。 所谓健全的人格,从政治上说,就是民主人格、公民人格。我把公民的人格特征归纳为: 独立、自治、自尊、平等、参与、理性 。我们的国家正在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意味着大多数人已经形成了现代公民的人格,没有这一点,民主制度、法治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只有大多数国民形成了现代公民人格,这个公民社会才是扎实稳固的、可靠的、不可逆转的。如果公民的民主人格没有形成,一个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完全可能倒退,完全可能被架空,现在所谓的民主、法治为什么不能落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大多数国民还处于臣民和公民之间的状态。有了一点儿公民意识,但基本上还是臣民观念。我们现在培养公民,使他们形成现代公民意识和公民习惯,也就是养成现代公民的政治人格,这是解决我们政治问题的根本出路。 我们现在学校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还是在强化臣民意识,进行臣民教育。可能有些老师不服气,为什么这么讲?又没有让学生喊万岁、给皇帝磕头。实际上,那个国家主义教育、工具主义教育就是臣民教育的一个变种。我们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很多内容是在强化臣民意识,而不是让学生养成公民意识。 6 、人的教育是提高人的教养水平,丰富人的内心世界,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和生活情趣、对美好事物的感受鉴赏能力,总之,使受教育者为其未来健康、幸福、高质量的生活做准备。 我们的教育总是要求学生为将来的事业成功做准备,为国家的事业做准备。什么时候讲要为本身、为自己将来的幸福和高质量的生活做准备?使学生成为 有教养的人、内心世界丰富的人、有较高精神境界的人、有广泛的兴趣爱好、有对美好事物的感受和鉴赏能力 ,这对一个人未来的高品质生活太重要了。 我在支教期间,走遍了新疆,也刺激了身边很多朋友走起来。现在很多国人旅游,无非是随大流,看热闹。如果在旅行中,多懂得一些历史、地理、宗教、艺术等领域的知识,有丰富的地质、动植物学的知识、有较高的审美情趣,旅行的感受就不一样了,生活的品质就不一样。有一次,我与一个丹麦人同行,那是一个普通的西方人,地质知识却非常丰富,植物学方面,他能认识一千多种植物,随时叫上所遇到的花草树木的名字,并解释它的特性、生长地等。与这样的人在一起,真的自惭形秽。在我的同伴中,我还算知道多的。曾有学生与我一起旅行,除了杨树柳树,就不认识什么了。 7 、人的教育将 学习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不能为成年的目标而任意牺牲少年儿童生活的乐趣 。 现在很多孩子,在生活中除了学习,就是为学习做准备,学习就是一切。孩子是要学习,但学习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他们还要生活,要享受童年的生活。 我去美国考察时,曾在一个华人家里聊天。这对华人夫妇一晚上都在讲他们的孩子,其中用得最频繁的一个词是happy,我印象很深。他们不断地说,他们的孩子在美国与在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在美国很happy。天天happy,学习好happy,学习不好也happy。他们最满意的,是孩子在学校happy,回家讲起学校来,也是一脸地happy。 基础教育培养的是正常的普通人 。在学校里到处挂着什么牛顿爱因斯坦的像,挂他们的像也可以,只是表示对他们的敬重,因为他们为人类的知识进步所做的贡献。但不要让孩子以他们为楷模,向他们学习,那是学不了的。还没有一个人成了牛顿或爱因斯坦,以他们为楷模,对孩子正常发育是有害的。学校教孩子长大都当科学家、工程师,那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孩子就不要想将来如何,搞得负担那么重,快乐地享受童年就是。 人的教育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即 学习就是生活 ,不能因为要为将来的事业做准备、为国家的事业做准备而牺牲了少年儿童时期的生活。孩子们要happy地生活。学习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还要享受生活,还要享受童趣。 生活得happy,比学习成绩好更重要 。不然,将来哪怕他当了国家领导人,成了李嘉诚,成了爱因斯坦,牺牲掉的少年儿童生活也是无法补偿的。为了将来的目标把现在完全牺牲掉了,值得吗?孩子将来开车、卖货,又怎么了?只要活得happy就行。少年儿童时代活得happy,以后人格健全、心理健康,一样会幸福。所以,不能为了孩子的未来事业,更不能为了所谓国家的前途目标,去牺牲孩子的生活,牺牲孩子的乐趣。牺牲了这个就不能让孩子健康地发展,他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健全的人格,最后可能培养出一大批心理不健康、人格变态的人。事业不行,对国家对社会也是祸害。 这就是我理解的人的教育。总的说, 人的教育就是以人为目的,就是对人的全面提升,每个受教育的个体自身的完善就是教育的价值所在。 人的教育和人才教育的出发点不同。表面上看,一些目标好像是相同的,实际上出发点和归属都不同。教育者应该转变观念,转变“国家至上、整体至上、国家就是一切,个人是工具”的观念,要承认个体的价值,个体是社会的基础,国家是为个体服务的,要让每个人过上高品质的生活。教育也正是为这服务的。尤其是基础教育,就应该定位于人的教育,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不要带太多功利的色彩。 更进一步地说,人才教育的哲学基础是极权主义的。整体至上、国家至上,个体被对象化、工具化。所以,人才教育必然不尊重人、压抑人、摧残人,结果也不会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只会摧残人才。人们反思人才教育的失败,没有反思到点子上,只要一味追求人才培养,就必然失败。 一流人才是人的个性充分发育的结果, 一个国家的国民心智能够健康发展,人才自然涌现。一流的人才从来不是掌权者有意培养出来的,而人的自由发展的结果。所以,人才教育在人才培养上也注定是失败的。 中国为什么能够把极端变态的应试教育搞到这种程度?也是缺乏对人的起码的尊重,缺乏对孩子的基本尊重。如果有这种基本的尊重,绝对不忍心把孩子搞到这种程度。 前不久有个报道,一个班的孩子都打着吊瓶学习,一边输着氨基酸给身体补充能量,一边拼命地做作业。看到那个图片,我就想起了那个活熊取胆。活熊取胆激发了全国网民的同情心,感到心疼啊!怎能这样虐待生命?可我们为什么不心疼这些孩子们呢?对熊是取胆汁,对孩子们是取分。现在的学校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有效的方法,把孩子们的最后一滴油水榨出来挣分,给老师挣分,给学校挣分,给政府挣分,许多家长也做帮凶。不论他们怎样溺爱孩子,但都能狠下心来,咬着牙逼孩子去挣分。我们怎么忍心这么对待孩子? 提倡以人的教育为导向的教育目标,必然要求教育公平,必然要求国家的公共教育资源均衡分配。我们的教育不是为了培养诺贝尔获奖者和所谓的大师,诺贝尔获奖者和大师是人的教育自然形成的,不是拔苗助长有意栽培出来的。人的教育要求我们13亿人都要享受最基本的教育条件,达到最基本的水平,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合格的国民。这就必然要求一种均衡的教育。不仅要求平均分配教育资源,还要求“弱势补偿”原则。人的教育、国民教育必然是弱势补偿。国家在分配资源时,必须要倾斜于处在不利地位的地区、民族、学校和个体,让他们都达到基本的水准。 而人才教育必然产生马太效应。人才教育面对的是所谓公平与效益的矛盾。在今天,从上到下都在讲国家发展、强国战略,铺天盖地的强势话语就是这个。它必然会牺牲公民个体,必然会重视教育投入产出的效益。决策者想得很简单:我们有13亿人,美国只有3亿人,好了,不管这10亿人口了,如果我们只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搞了了,将教育资源都投到3亿人身上,使之达到美国的水平,我们就能够培养出美国这么多的人才,就能够与美国竞争了。 如果仅仅是人才教育的思路,这样想是很自然的。邓小平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后来的工程师们治国,动不动就搞工程,也是这个思路。拿出一部分钱来支持什么985、211高校。如果真正能把985学校都变成世界一流的,那中国在人才培养上也就可以了。这种思路根本不需要公平,不需要均衡。这有点像搞竞技体育的思路,把钱花在培养冠军上,争金牌上,而不是国民体育、全民健身。我们的教育仍然是这个思路。培养出一流的人才,服务于强国战略等等。于是, 我们忽略了大多数。 中小学不仅是培养人才的,还要选拔人才。按照这个选拔人才的机制,被淘汰的,也就被忽略了,被抛弃了。 这样一种思路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毕竟是这么大一个国家, 人民的整体素质太重要了,绝对比培养出一些所谓的人才更重要。 所以,人才教育必然是锦上添花,必然是马太效应,要讲所谓投入产出。使劲在北京上海砸钱,建立所谓模范学校,和田的学校怎样?乡下的学校怎样?留守儿童们的教育怎样,有谁去关心?因为政府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对个体的尊重,不是受教育权的保障和实现。在他们那里,人是工具,不是目的。 比如新疆地理条件不利,还有历史发展的不利影响,比如南疆的维吾尔族学生,母语是维吾尔语,现在要跟汉族学生竞争,就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既有地理的不利又有民族的不利,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国家公共资源的分配要倾斜于他们,这才叫公平。如果有些社会资源和私人资源投入教育,那是个人的自由。有人要打造一些贵族学校,创造超一流的条件,高薪聘请最好的老师,这是他们的自由。西方国家也有私立学校。在富人的社区,家长们缴税多,还有大量慷慨的捐献,都用在社区小学,使得富人社区的学校条件好,而穷人的社区就不可能这么好。但这是私人行为,这是没有问题的。 国家公共资源的分配就不能这样 。国家公共资源的分配应该对自由市场分配带来的不平等予以一定程度的补偿,即我说的,弱势补偿,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 弱势补偿原则基于对人的尊重,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如果我们转向人的教育,必然要求我们公平地分配资源,甚至要求弱势补偿, 当然,人的教育并不是说不要人才教育,不要职业教育,而是说人才教育是次要的,是辅助的。基础教育不用考虑人才的培养,基础教育结束之后再考虑职业教育、人才教育。在大学教育中,有一部分是人的教育,一部分是人才的教育,人才教育的比重有所上升。在美国,社会上最热门的三大学科:医学、法学和工商管理,都没有本科,都是研究生的概念,MD、JD、MBA等,都是在完成了本科的素质教育、博雅教育之后才进行的高级职业教育,而大学本本科仍然以人的教育为主。像我们, 从小学就急功近利地培养人才,把中小学定位于向大学输送人才,为大学筛选人才,那是太极端,太过份,也太变态了。 以上是我的一些思路,很不成熟。外行来到内行的圈里,把自己的胡思乱想坦诚地讲出来,如果讲得不对,大家起码知道,有这么一个家长,有过这样的一些想法。 好了,谢谢大家! http://criyun.blog.hexun.com/76421190_d.html#commentsList 云之:丛老师说的太好了。如今这教育弄得天怒人怨,奇怪的是,大多数家长乐此不疲地跟着国家的指挥棒转,也有许多有能力或勉力而为的干脆把孩子送出国而用脚投票。但问题在于,没有能力和条件送出去的,难道只要这一个选择吗?我们跟着它的指挥棒转,吃亏的只有自己和孩子。想明白这一点,以孩子的快乐和健康为重心,一定是比让身心俱疲的他们日后跟官家子弟一起去拼公务员考试有更好的出路。事实上,虽然如今工作难找,但许多岗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原因就是应征者虽然有文凭,却没有岗位需要的知识技能和心理素质。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阅读更多发布者五月三十五日 | 6 月 7, 2012
“ 杜威等教育改革者认为,教育至少有三种重要的职能:将青年人 ‘ 整合’到社会及各种成人角色中去的 “ 社会化 ” 的职能;促进个人心理和道德生长的‘发展’的功能;同时,在存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者摆脱他出身的那个群体的局限,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减少社会性的不公平。 ”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在建国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对教育公平问题有过不同的认识和实践。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加速和不同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大,教育公平问题进一步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试对教育公平的理论和在我国的实践进行简要的梳理和讨论,以求教于各方。 一、 关于教育公平的理论 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体现了古代朴素的教育民主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被认为最早提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民的教育权利。 在语义的层面上,公平(equity, equitable)与公正(justice, just)是近义词。前者与“平等”、“均等”紧密相连,后者更近正义之义。区别公平(equity)与均等 (equality) 的不同含义是很重要的。“均等”重视数量、程度、品质上的一致,但“均等”的分配并不一定是公平的,例如对大小不同的孩子均分食物;同样,“公平”也不一 定是均等的。公平作为一个含有价值判断的“规范性概念”,比平等、均等更抽象,更具道德意味、伦理性和历史性。 哈佛大学的哲学大 师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关于公平的著名的三条原则:(1)每个个人有获得最广泛的、与他人相同的自由;(2)人获得的不均等待遇、其所获得的地位、职位、利益应 该对所有人开放;(3)如起始状况(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同,处于不利地位者的利益应用“补偿利益”的办法来保证。他言明了两种性质的公平:一为“均等性” 的公平,即平等地对待相同者,是一种水平性的、横向的、平均性的公平;另一种为“非均等性”的公平,是垂直性的、纵向的、不均等的公平,即“不均等地对待 不同者”,如多劳多得、贡献大者先富等。同时,他指出了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是在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中,为处境不利者提供机会或利益补偿。i 在教育领域,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平等与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 教育权利平等的理念是政治、经济领 域的平等权利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在超越了身份制、等级制等将教育视为少数人特权的历史阶段之后,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成为现代教育的基础价值 之一。40年代的《联合国人权宣言》即规定“不论什么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在60年代以来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浪潮中,教育平等成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所有与教育问题有关的人最关心的问题”。ii 教育平等不但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它之所以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还由于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平等的社会功能。杜威等教育改革者认为,教育至少有三种重要 的职能:将青年人“整合”到社会及各种成人角色中去的“社会化”的职能;促进个人心理和道德生长的“发展”的功能;同时,在存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巨大 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者摆脱他出身的那个群体的局限,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减少社会性的不公平。因 而,现代社会的教育,一方面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化中具有“筛选器”的功能;同时,又具有稳定器、平衡器的功能,被视为是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这 即是教育的“平等化”职能。iii 教育公平、教育民主化的核心是“教育机会均等”。由于事实上存在的个体才能、禀赋的差异、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对教育公平的关注集中在给所有人公平的发展和竞争的机会。 由于传统的教育制度有利于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因而,教育机会均等作为现代教育基本理念,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主要是改变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教育状况:“机会均等的原则意味着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状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iv 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详尽阐述了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它包括“消除歧视”和“消除不均等”两部分。“歧视”系指“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观点、民族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家庭背景之上的任何差别,排斥、限制或给予某些人以优先权,其目的在于取消或减弱教养中的均等对待”。其表现为(1)剥夺某个体或某团体进入各级各类教育的机会;(2)把某个体或某团体限于接受低标准的教育;(3)为了某些人及团体的利益,坚持分流教育制 度;(4)使某些人及团体处于与人的尊严不相容的处境。“不均等”是指:在某些地区之间和团体之间存在的、不是故意造成也不是因偏见形成的差别对待。 v 有的研究认为,“教育机会均等”包括三个层面:入学机会均等、进入不同教育渠道的机会均等、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均等。事实上,教育公平与其它社会领域的公平一样,可具体地区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平。 起点公平:是指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与自由发展,即教育权利平等、教育机会均等,包括在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构造; 过程公平:既指在起点不公的现实中,通过相应的制度、政策继续体现和维护教育公平,也包括在教育过程和师生关系的互动中微观层面的公平; 结果公平:是指最终体现在学生的学业成就上的实质性的公平,即教育质量平等,目标层面上的平等。 瑞典教育家胡森认为三种平等分别对应了效率、公平和自我实现这样三种主要的社会价值:效率优先的起点平等论,在教育权利权利平等的前提下,经高度筛选、分流的教育制度,着重考虑经济合理性;公平优先的形式平等论,要求在教育资源配置和教学过程中,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儿童,让他们享受同样的教育;突出个性发展 的实质均等观,以承认个体差异、发展的不平衡性为前提,给每个儿童提供不同的教育,使其天赋、个性得以发展。但如前所述,这种“差别性对待原则”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使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获得最大利益。 在现实的社会中,教育公平都是相对的,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化的进程而逐渐扩大和深入。作为由国家实行的公共政策,扩大教育公平的主要途径是:实行义务教育制度,逐渐普及教育;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上,消除基于偏见、意识形态或既得利益的不公平限制,建立公平、公正的规则;教育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是有利于缩小事实存在的不公平,努力纠正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状况,并首先帮助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层和群体,等等。 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经常处于难以兼得的冲突状态。教育发展面临类似的困境。但与社会、经济领域不同的是,教育领域的这一矛盾呈现自身的特殊性。研究表明,在基础教育阶段,这两者的目标是高度重合的,“在发展中国家, 普及基础教育不仅是最公平的,也是效率最高的”。因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教育公平问题的特征和重心是不同的。在发展之初,贯彻“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 最重要的是普及教育,保障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教育初步普及之后,追求的是教育过程中的公正待遇和更高的教育质量,即对教育品质的追求。一般认为, 就事实而言,世界各国在教育质量上的不公平比教育机会不公平严重得多。“人人享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仍然是20世纪末的重大挑战之一”vi 而平等学业成就的实现,至今仍然是一种比较遥远的理想。它不仅反映了与生俱来的个体差异、适应这一现实的“差别性教育”的不足,也反映了在贫富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中,具有传递性的“文化资本”在教育中的深刻作用。 二、 建国后我国在教育公平问题上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同纲领》确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体现了新中国重视社会公平、教育公平的基本价值。对旧教育的否定和改变,突出体现在面向工农大众开放教育,用多种形式帮助广大工农大众学习文化,接受教育。 但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教育的发展不仅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支配,并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教育资源状况所制约。在新的政治理论指导下,以迅速实现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的教育发展面对一些基本的矛盾,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 1 、不同社会群体的教育权利 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是当时教育政策的基点。五十年代掀起大规模扫除文盲的全国性热潮,推广“快速识字法”,遍树扫盲模范,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为了迅速普及小学教育,1951年甚至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的新学制,结果由于行不通,一年之后重新恢复原学制。在各种业余学校、夜校、工农速成学校、 政治学校、干部培训学校之中,许多无缘接受教育的成人获得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 从1950年起,建立了一种学制三年的工农速成中学,专门招收参加革命三年以上的工农干部或有三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为高校输送人才。它成为建国初期工农、干部进入大学的重要途径,在当时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起点的教育公平问题也开始产生,主要表现在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一些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开始呈现,其典型如享有某种特权的干部子弟学校的普遍设置。它引起毛泽东等人的警惕,于1955年通令取消干部子弟学校。vii但是,事实上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另一方面,值得认识的是,在扩大人民教育权利的过程中,对“人民”的概念逐渐加以区别,划分为劳动人民和非劳动人民;此外,还有一个不属人民的剥削阶级、 反动分子阶层。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并且要在文化上实现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升级的背景 下,家庭出身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先进性的重要标准,它演化为被称为“阶级路线”的一套相当制度化的政策:在高校入学、毕业生的分配、使用、出国、提拔任 用时,根据家庭出身予以不同对待,限制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例如,虽然有统一的入学考试制度,建立了“分数面前的 平等”——形式的平等,但在录取学生时要“贯彻阶级路线”,执行有关政策。viii于是,对学习的资格和学力的评价出现了“政治标准”和“业务标准” 这样两种标准,“红专关系”成为整个教育界长期纠缠不清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 对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群的歧视性政策,在文革中发展为赤裸裸的“血统论”。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对知识分子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这一具有封建意味的“左”的政策已经被摈弃。 2 、实行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 除了恢复和扩大劳动人民的教育权利,新中国的教育还面临另一重紧要的任务:通过正规化、制度化的建设,为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建设强大的国防培养和输送人才。 因而,面向工农大众的教育在“公平-效率”的两难选择中仍然存在现实的困惑和冲突,并表现出了摇摆不定。在当时的官方话语中,这被称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在理论认识上的区别,是认为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重要的是使少数人享受充分的教育、培养一批出类拔萃的英才,还是使大多数 人接受必要的教育,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在教育实践中具体体现为是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还是优先普及基础教育;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是尽可能地使大多数 人享受平等的教育,还是对少数人实施特殊的“尖子教育”,等等。 在五六十年代现实的发展中,围绕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和向苏联学习的正规化建设,我国教育实际走的是“精英教育”的路线。国家教育投资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并且免收学费;高等教育的学校布局和学科专业结构呈现“重理轻文”的特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层层选拔尖子,培养少数英才。 这一选择的利弊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其主要成绩是为我国五六十年代实现工业化和国防建设提供了智力和人才支持。其问题是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致 使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长期薄弱,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加大,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受到损害。教育发展的重心在高等教育,体现的是国家对“效率” 的追求,强调教育的直接功利价值。在条块分割的计划体制下,教育资源配置主要从国家的总体目标出发,并不是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因而,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也有平衡布局的政策,但地区差距并没有有效地缩小。例如,中西部许多省区长期以来没有一所重点大学。 由于国家垄断了教育资源,又财力不足,重高等教育的直接后果是轻基础教育,致使基础教育长期薄弱。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落后的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刻制约。这一选择总体而言对经济发展并不是高效的。 3 、在教育发展路径上的冲突 在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工农大众的教育权利是由政治革命所直接赋予的,并主要运用革命的方式——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扫除文盲、普及教 育。当时对普及教育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期望,以为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改变工农教育的面貌。ix具体的教育实施,基本是解放区时代形成的非正规的、短期速成的补习性教育。 这种普及型的教育立即与培养专家、发展大工业的目标发生冲突。随着全面学习苏联,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教育进入了制度 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对教育质量和业务标准的重视,导致了取消工农速成中学和调干生。x对分数标准的强调,使一些工农子弟学习困难,被拒之校门之 外。大中小学普遍学习凯洛夫教育理论和苏联学校制度,建立起一套严格、复杂的教学管理体系。它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教条主义”。xi 毛泽东成为当时这种教育的反对者,他从不掩饰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抵触。他在1958年和六十年代两度发起的“教育革命”,体现了与之很不相同的 教育理想和教育价值。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包括许多复杂的层面,其中之一,是对教育公平原则的强调和坚持。与当时重点发展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不同, 他关注的重心始终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和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他仍然强调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权利。这一努力有两个方面,一是突破考试制 度、分数门槛对工农子弟的束缚。1958年的教育革命,即实行了高考制度改革,放宽了对工农子弟进入大学的限制,开辟了保送入学的途径。xii另一方 面,是通过改革和缩短学制,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限,强调利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发展教育。他并且提出在国家办学以外,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 学,可以发展民办教育。xiii 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和改革教育的努力,一直延伸到文革时期。文革中种种“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不少早在文革前就开始了。例如,1963年,教育部实行 中专招生、分配方法改革,采取公社保送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各地在农、林、医、师等类中专学校进行“社来社去”的试点。1964年,在北京钢铁学院试办产业工人班,要求选拔政治思想好,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身体健康,年龄在27岁以下,有3 年工龄以上的技术工人入学,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这几乎是文革中招收“工农兵学员”的雏形。 今天,可以认识的是,尽管毛泽东重视教育公平,关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普通工人、农民的教育权利;但他想要打破和超越“文化资本”的积累,用“革命”的手段使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群体实现翻身式的突变,这一努力是不成功的。他完全否定了相对而言最为公平的统一考试制度,又未能提供更为公平、有效的做法,在 文革中取消高考制度之后,免试推荐制度演为严重的权力交易,使公平竞争荡然无存,从而实际上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此外,他对家庭出身、以及产业工 人、贫下中农这种社会身份的痴迷,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它同时导致了对非劳动人民子弟的教育权利普遍的剥夺,又制造了另一种不公正。这一代价高昂的“实 验”,为教育公平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至于毛泽东用政治批判、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教育革命”,以冲击制度化的“条条框框”,其破坏和摧 毁教育的灾难性后果众所周知。 实际上,利用国家的力量大规模推进教育公平的制度化途径是存在的。基本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立法建立国家的义务教育制度。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我们十分重视面 向人民大众的教育和普及基础教育,但直至1986年才正式颁布《义务教育法》,将普及教育纳入法制的轨道。 同时,五六十年代教育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如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面向大多数人还是实行“尖子教育”,如何处理城乡关系等等问题,作为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都将长期存在,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和恰当应对。 三、当前影响我国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教育公平的状况也得到很大的改善。对“左”的错误路线的否定,重新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 确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重新建立起以考试制度为核心、以学习能力为标准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使建立在血统、家庭出身上的教育歧视已基本不复存在。 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不公平,主要体现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的差别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均等,是中国最 重要的教育国情之一。在农村,问题仍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则在义务教育后的普通高中和大学阶段问题较突出。随着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大,不同阶层子女的教育权利受到影响。由于家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哪些人才能享受好的教育,教育过程和教育质量的平等,均成为令人关注的问题。 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种种教育不公,主要是历史形成的,只能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加以解决。值得重视的是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制度性原因。政府公共政策的 不同取向或偏差,往往会加剧现实中的教育不公;同时,相对于缩小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而言,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增进社会公平,是更为容易实现的。因而,认识这一制度性因素,应当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当前的教育现实中,这种制度性的不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教育政策和规则不公。 1 、资源配置失衡的局面仍未改变 对于历史形成的巨大发展差距,公正的教育资源配置应当体现:通过恰当的配置不再人为地继续扩大这一差距,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向落后地区倾斜,以主动缩小差距。近些年来的现实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之间、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仍然明显存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仍呈拉大之势。 我国在80年代中期下放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建立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尤其是县、乡政府。在极大地调动 了地方办教育的积极性的同时,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乡级财政能力的不足,县际之间、乡际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影响了义务教育的实施。由于中央财政承担 义务教育的比重极低,虽然采取了一些单项的“工程”、“计划”,但由于没有建立起扶持贫困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没有从制度上加以解决,致使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贫弱地位没有根本改善。 在有限的教育经费中,中央政府财政拨款过多用于高等教育,对义务教育投资不够。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人均GNP600-2000美元的国家,学前和小学阶 段、中学、大学三级教育经费的比例应为40.5:29:17.9;生均教育经费为1:2.5:9.2。xiv在8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曾 高达30%以上,现已逐渐下降。1997年,预算内教育经费三级教育的比例为34.25:37.15:20.32,高等教育的比例仍超过20%,xv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然过高。而且,高教经费总量中80%来自政府,义务教育经费中却只有60%来自政府拨款,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差距也呈拉大之势。1990年,东、中、西部的教育经费之比为1:0.63:0.55;1995年,这一比例扩大为 1:0.50:0.36。xvi根据上海智力所1997年的研究,我国义务教育的差异度,全国可分为五类地区,最发达的A类地区为北京、上海、天 津;B类地区为辽宁、江苏、浙江、广东;最差的E类地区包括宁夏、甘肃、云南、贵州、青海、西藏。1988年, A、B、E类地区小学生生均教育经费之比为为2.8:1.5:1.01994年,这一比率为3.0:2.0:1.0,呈加大趋势。xvii 2 、教育政策中的 “ 城市取向” 导致教育不公的制度性原因,除了传统的以中央为主、忽视地方的资源配置模式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无视城乡差距、以城市社会和居民为出发点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反映和体现 城市人的利益,例如过去的粮油供应政策、就业、医疗、住房、劳保等各项社会福利等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也具有一种社会福利的性质,尤其是过去免费的 高等教育,因而长期也体现“城市优先”的价值。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城市化的进程,这一思路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它仍有较大的惯 性,依然潜存于社会决策之中。对此应当有相应的认识并予以矫正。 例如,无视城市和农村儿童、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儿童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区别,主要以城市学生的学力为依据制定的全国统一大纲、统一教材和统一标 准,对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无疑是很不公正的。多项调查表明,导致农村学生流失辍学居第二位的重要原因(仅次于经济负担),是由于教学难度过高,致使许多 学生难以胜任,成为学业的失败者。xviii这一“规则的不公”导致了在受教育机会上“起点的不公”。其背后,正是“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作祟。以 1997年我国城乡普通中学的状况看,约占总数70%左右的农村人口,农村学生占初中在校生的比例为56.85%,在高中阶段农村在校生仅占 14.55%。xix近年来,我国初中生辍学率上升,农村辍学率偏高。1998年全国初中在校生辍学率3.23%,达167万人,比1997年上升 0.09个百分点。农村辍学率为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97个百分点。有的地方高达10%以上xx。 近年来,社会反映强烈的不同省市学生、城乡学生高等学校入学机会不公,为突出的例证。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的人人平 等。但实际录取学生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各地录取定额并非按考生数量平均分配,而是按各地高教资源的状况,以及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准则。因此出现同一份考卷,各地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从而加剧了原本已经存在的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1998年,太原市中专录取分数线,非农村学生为376 分,农户生按不同区划分别为532分、529分,最大差距达156分,引起强烈不满。xxi 3 、阶层差距拉大引致的教育不公 在当前我国教育大发展的新形势中,教育公平的问题再次突显。 由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各类教育收费一再增加,造成学生中一个规模不小的贫困生阶层。许多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子女被高昂的学费拒之学校门外。非义务教育高收费 的后果之一,是农村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抬头,由于继续升学十分昂贵,在经济上难以承受,他们选择了辍学。应当指出,近年来我国大学收费急剧增加,年增幅达30%左右,是脱离我国实际国情的。 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中小学教育质量的不均衡、接受好的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的不公,受到普遍关注。一方面,私立学校、民办公助学校 等不同类型学校的出现,增加了教育的多样性和家长的选择性;与此同时,无论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那些“好学校”都高额收费,甚至远远高于大学收费。上好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家长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的竞争,这固化和助长了城市社会中业已存在的阶层差别,是不利于增进社会平等的。 造成目前公立中小学质量存在极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长期实行的重点学校制度。80年代以来,基础教育的发展也面临这一选择:是优先满足大多数儿童的基 本教育需求;还是使一小部分人受到较好的教育?我们沿袭五六十年代的思路,选择了通过强烈竞争、筛选、淘汰,以培养少数“尖子”为目标的精英路线。层层设 置的重点学校制度,加剧了基础教育领域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在地区内、区域内学校之间差距的拉大,人为地造成了一大批基础薄弱的“差校”、“垃圾学校”。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从而有利于城镇学生的升学。xxii这种把学校、学生分为不同等级,为了选拔少数“尖子”,而使多数儿童的利 益受损的教育,是违背义务教育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应试教育”的制度基础,目前正在纠正、改变之中。参考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经验,当前,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应当明确实行“学校均衡化”的方针,尽可能地减少——至少是不再人为扩大——公立学校之间不应有的巨大差距,以利于实施义务教育和扩大教育公平。 4 、教育腐败加剧了教育不公正 由于在我国教育资源仍然属于短缺资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长期被认为是“一方净土”的教育,也受到社会腐败行为的侵扰。同时,在教育领域部分引 入市场经济机制、扩大学校自主权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制约和规范,也导致一些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行为扭曲,不择手段追求经济利益的腐败行为。 这种腐败集中表现在对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的破坏上,通过权力和金钱的交易,换取短缺的教育资源。其中一类是所谓的“条子生”,通过某种特权进入学校 (重点中小学、大学和成为研究生)。第二类是“缴费生”,不符合入学标准,但通过花钱买分数取得入学资格。在“缴费生”中,更有一部分是利用公款上学的, 例如目前蔚然成风的领导干部读博士,大学设“博士研究生班”。第三类是“学校利益集团”,例如今年高考中揭发出的湖南隆回一中保送生作弊案,假保送生皆为 学校领导和教师子弟。在各级教育中,本校教师子弟在入学时享有某种优惠,已是普遍现象。虽然一些不规范的办学和收费行为并非都能定性为“腐败现象”,但它 确实提出了学校作为社会文明的标尺,在市场环境中必要的道德自律,以及维持学术水准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性。 严重的腐败行为加深了我们对教育公正问题的认识。就高考制度而言,保送生制度、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加分等一些通行的制度正在成为产生腐败的温床,是十 分发人深省的。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也提示了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的方向。 注释: i 详见张民选著《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 ii 查尔斯.赫梅尔著《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第68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 iii S.鲍尔斯、H.金蒂斯著《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第2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 iv 查尔斯.赫梅尔著《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第69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 v 马和民、高旭平著《教育社会学研究》,第8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v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 vii 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批示“干部子弟,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1955年10月,中共中央 批转教育部党组报告,决定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停招寄宿生,招收附近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子女为走读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78页、144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 viii 例如,一九六五年高校招生工作的规定,“对于政治、学业、健康三方面条件均合格的考生,按照报考志愿的顺序和考试成绩的高低,分段择优录取;在每一分数段 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不再采取推荐与考试想结合的方法,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 生相近时,优先录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380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 ix 例如,1955年,青年团中央发布决定,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1956年,全国总工会通过决定,在三年内扫除全国职工中文盲;1956年,中共 中央《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或者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普及小学 义务教育”。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时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心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 务”,“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 x 1955年7月,教育部、高教部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称“实践证明,对工农干部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 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今后应当坚决贯彻业余为主的方针”。转自高奇著《新中国教育历程》,第22页,湖北教 育出版社,1996年。 xi 1958年4月,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刘少奇的七点指示,其中称1954、1955年“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很严重,照搬苏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21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 xii 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八年招考新生的规定》,本年改变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实行学校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为更好地贯彻阶级路线,保证新生的政治质 量,对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和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较久的老干部,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可采取保送入学的办法”。 xiii 1957年3月,毛泽东与七省市教育负责人座谈中小学教育。这一意见反映在当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 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191页、205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 xiv 杨丹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支出配置”,《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4期。 xv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摘要(1990-19970)》,教育部财务司,上海市智力开发研究所,1998年。 xvi 杨丹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支出配置”,《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4期。 xvii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智力开发研究所研究报告,1998年。 xviii 《湖南教育报》,1996年8月30日。 xix 《中国教育年鉴1998》 xx 《中国青年报》1999年12月25日。 xxi 《中国财经报》,1998年8月20日。 xxii 例如,1963年对北京、吉林、江西等九省市区共135所重点中学布局的调查,城市占62%,县镇占32%,农村占6%;其中七省市农村连一所重点中学都没有。见金一鸣著《教育社会学》,第10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杨东平,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教育和文化学者。)
阅读更多发布者hernandez | 10 月 29, 2011
样的问题,但是,从前些年开始,这个问题不可避免的摆在了政府面前,既然人们有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的权利,那末他们同样享有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生活的权利,只是,当这些孩子开始长大,要面临上高中,高考的问题的时候,因为没有户籍,他们只有两种选择:回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出国,如果家乡没有人照顾孩子,很多父母不得不夫妻分居两地,甚至放弃自己的工作。但是即便是这样的选择,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承担。 那个带着孩子的家长,在妈妈说的激动,留下眼泪的时候,她的孩子在一边坐立不安,我还记得在采访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对妈妈说,“不要说了。”当然,这样的场面最终没有出现在节目里面。这是一个只有十岁的小学生,虽然异地高考对他来说还算是遥远的事情,但是在学校里面,他已经明白了外地学生和本地学生的区别,当别的同学都拿到医疗保险表的时候他却没有,派发表格的老师一定认为这没有什麽,忘记了孩子也有自己的尊严,不懂这样的区别对待,会无意中让孩子受到伤害。 一个正在准备托福考试的高三学生告诉我,在学校的政治课上,老师和同学们讨论异地高考问题,大部分的同学认为,如果让这些外地学生参加高考,那是分享了本地人的教育资源,对他们不公平,他没有出声,事实上,即便是他的那些学校里面的好朋友,都不知道,原来他就是外地学生。他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差不多两个月前做的采访,终于播出了,这次不是作为一个采访者,而是作为一个观众,坐在那里,听着那些孩子正在或者将要面对异地高考问题的家长们的讲述,心里面很是辛酸,因为作为一个母亲,很能理解他们的那种焦虑,在求学的问题上,选择的责任,自然在父母身上,而不同的选择,往往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当然,现在谁也不知道,这样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说,他想站起来,大声告诉大家,自己的父母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十二年,为这个城市纳税,自己在这个城市读了小学还有中学,自己的家就在这里,但是最终没有这样的勇气。 他的高中生活提前结束了,他的家人,准备卖了房子来准备他未来四年的大学学费,他第一次托福考的不理想,但是他不舍得再让父母花钱让他去上补习班,或者像有的人那样,直接付钱给中介公司,确保能够申请到好一点的美国大学。 我想他还算幸运,毕竟家里面还能够有这样的选择,而能够回老家读书准备高考,也算是不错的结果。但是还有那些连这两个选择都没有的人,还有那些在生源大省,注定要比大城市的同龄人付出更多努力的人,我们期待的教育公平,到底还要等多久? 那位把孩子送到了家乡的母亲,指着自己空空的大床,在过去的十几年,女儿都是和自己在这张床上一起睡觉,而现在,即便女儿哭着打电话回来,要求回家,她也只能够硬起心肠,她甚至不敢去探望孩子,即便自己是那样的想她,因为担心,一旦去了,然后离开,会把孩子陷入更无助的情绪当中。 当年,她决定把孩子带着,从家乡来到大城市大拼,是因为相信,陪伴孩子的成长,是父母的责任,她不想错过看着孩子长大,因为这个过程,不会重来。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很多人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在一个地方生老病死,即便户籍还没有放开,但是却已经实现了现实中的自由迁徙,出发点很简单,为了更好的生活。因为城市化,因为发展的不均衡,人们从低处向高处流动,这是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同样的现象。 样的问题,但是,从前些年开始,这个问题不可避免的摆在了政府面前,既然人们有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的权利,那末他们同样享有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生活的权利,只是,当这些孩子开始长大,要面临上高中,高考的问题的时候,因为没有户籍,他们只有两种选择:回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出国,如果家乡没有人照顾孩子,很多父母不得不夫妻分居两地,甚至放弃自己的工作。但是即便是这样的选择,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承担。 那个带着孩子的家长,在妈妈说的激动,留下眼泪的时候,她的孩子在一边坐立不安,我还记得在采访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对妈妈说,“不要说了。”当然,这样的场面最终没有出现在节目里面。这是一个只有十岁的小学生,虽然异地高考对他来说还算是遥远的事情,但是在学校里面,他已经明白了外地学生和本地学生的区别,当别的同学都拿到医疗保险表的时候他却没有,派发表格的老师一定认为这没有什麽,忘记了孩子也有自己的尊严,不懂这样的区别对待,会无意中让孩子受到伤害。 一个正在准备托福考试的高三学生告诉我,在学校的政治课上,老师和同学们讨论异地高考问题,大部分的同学认为,如果让这些外地学生参加高考,那是分享了本地人的教育资源,对他们不公平,他没有出声,事实上,即便是他的那些学校里面的好朋友,都不知道,原来他就是外地学生。他 二十年前,还不会出现异地高考这样的问题,但是,从前些年开始,这个问题不可避免的摆在了政府面前,既然人们有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的权利,那末他们同样享有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生活的权利,只是,当这些孩子开始长大,要面临上高中,高考的问题的时候,因为没有户籍,他们只有两种选择:回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出国,如果家乡没有人照顾孩子,很多父母不得不夫妻分居两地,甚至放弃自己的工作。但是即便是这样的选择,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承担。 说,他想站起来,大声告诉大家,自己的父母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十二年,为这个城市纳税,自己在这个城市读了小学还有中学,自己的家就在这里,但是最终没有这样的勇气。 他的高中生活提前结束了,他的家人,准备卖了房子来准备他未来四年的大学学费,他第一次托福考的不理想,但是他不舍得再让父母花钱让他去上补习班,或者像有的人那样,直接付钱给中介公司,确保能够申请到好一点的美国大学。 我想他还算幸运,毕竟家里面还能够有这样的选择,而能够回老家读书准备高考,也算是不错的结果。但是还有那些连这两个选择都没有的人,还有那些在生源大省,注定要比大城市的同龄人付出更多努力的人,我们期待的教育公平,到底还要等多久? 那个带着孩子的家长,在妈妈说的激动,留下眼泪的时候,她的孩子在一边坐立不安,我还记得在采访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对妈妈说,“不要说了。”当然,这样的场面最终没有出现在节目里面。这是一个只有十岁的小学生,虽然异地高考对他来说还算是遥远的事情,但是在学校里面,他已经明白了外地学生和本地学生的区别,当别的同学都拿到医疗保险表的时候他却没有,派发表格的老师一定认为这没有什麽,忘记了孩子也有自己的尊严,不懂这样的区别对待,会无意中让孩子受到伤害。 一个正在准备托福考试的高三学生告诉我,在学校的政治课上,老师和同学们讨论异地高考问题,大部分的同学认为,如果让这些外地学生参加高考,那是分享了本地人的教育资源,对他们不公平,他没有出声,事实上,即便是他的那些学校里面的好朋友,都不知道,原来他就是外地学生。他说,他想站起来,大声告诉大家,自己的父母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十二年,为这个城市纳税,自己在这个城市读了小学还有中学,自己的家就在这里,但是最终没有这样的勇气。 他的高中生活提前结束了,他的家人,准备卖了房子来准备他未来四年的大学学费,他第一次托福考的不理想,但是他不舍得再让父母花钱让他去上补习班,或者像有的人那样,直接付钱给中介公司,确保能够申请到好一点的美国大学。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差不多两个月前做的采访,终于播出了,这次不是作为一个采访者,而是作为一个观众,坐在那里,听着那些孩子正在或者将要面对异地高考问题的家长们的讲述,心里面很是辛酸,因为作为一个母亲,很能理解他们的那种焦虑,在求学的问题上,选择的责任,自然在父母身上,而不同的选择,往往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当然,现在谁也不知道,这样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位把孩子送到了家乡的母亲,指着自己空空的大床,在过去的十几年,女儿都是和自己在这张床上一起睡觉,而现在,即便女儿哭着打电话回来,要求回家,她也只能够硬起心肠,她甚至不敢去探望孩子,即便自己是那样的想她,因为担心,一旦去了,然后离开,会把孩子陷入更无助的情绪当中。 当年,她决定把孩子带着,从家乡来到大城市大拼,是因为相信,陪伴孩子的成长,是父母的责任,她不想错过看着孩子长大,因为这个过程,不会重来。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很多人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在一个地方生老病死,即便户籍还没有放开,但是却已经实现了现实中的自由迁徙,出发点很简单,为了更好的生活。因为城市化,因为发展的不均衡,人们从低处向高处流动,这是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同样的现象。 二十年前,还不会出现异地高考这 我想他还算幸运,毕竟家里面还能够有这样的选择,而能够回老家读书准备高考,也算是不错的结果。但是还有那些连这两个选择都没有的人,还有那些在生源大省,注定要比大城市的同龄人付出更多努力的人,我们期待的教育公平,到底还要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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