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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此新闻: 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疑被掳至深圳。曾在中共喉舌报章《文汇报》任职的时事评论员程翔称，内地人员来港掳人并非新鲜事，他在《文汇报》工作期间，已听闻有中共党员被执行「家法」，遭内地人员越境押返大陆，「用普通私家车，车到码头就夹你上船，天不知地不应」。程翔指曾听闻有内地人会将目标人物带到西环三角码头，推上货轮运返大陆。多掳中共内地党员 程翔昨接受商台电话访问时指，香港是内地官场高层内斗的延伸地，近30年中共各派系，一直有人以香港出版自由空间，利用禁书发放对己有利，或不利他人消息。他相信今次内地越境掳走李波，与书店计划出版涉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书有关。程翔曾听闻内地掳人方法，内地人员会以私家车将目标人物带到西环三角码头，因该处内地货轮多，可带人上货轮返大陆。他说，过往被掳多为中共内地党员，李波则是首次被掳的香港居民，因而更轰动。晨钟出版社总编辑姚文田曾计划出版涉习近平书籍，结果在内地被捕判囚10年。姚文田的儿子姚勇战接受港台访问时指出，父亲在内地被捕前，正筹备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在港也被人跟踪长达半年及电邮恐吓。今次铜锣湾书店有多人失踪，估计同样与出版政治敏感书籍有关。来源：苹果日报转发此新闻:

（獨媒特約報導）大嶼山長沙8隻黃牛被車撞死的慘案，網上瘋傳照片，警方翌日「迅即」行動，拘捕一名外籍女士，然而該事主的車輛只是一輪普通私家車，實在難以撞倒8隻牛，事主亦否認涉案。警方的「高調」執法廣受批評，認為案件疑點重重，涉及的車輛可能不止一架，或是涉及重型車輛。此事亦反映有關當局執法不力，或涉及行政失當。嶼南道雖為封閉道路，然而有大嶼山居民指「大嶼山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下文簡稱為通行證）申請寬鬆，而且封閉道路路口並沒有執法人員24小時當值，路段偵察攝錄機數量不足，致使該封閉道路形同虛設，凌晨時份往往有沒有禁區紙的車輛「偷雞」駛入禁區，超速甚至非法賽車。是次八牛被撞司機不顧而去，也有可能是涉及無禁區紙的「偷雞」車。 封閉道路實無人執法 嶼南道作為封閉道路，理應24小時均有執法人員於出入口看守，檢查進出之車輛是否持有通行證。然而在東涌道直至嶼南道一帶，均無執法人員長期把守。隨便在網上的駕駛者 討論區 查看，都可以看到有不少駕駛者分享於凌晨時份「闖入」嶼南道的發帖，甚至有人曾表示於嶼南道「非法賽車」。警方的管制行動主要為設置路障，然而有駕駛者便可討論區教路，入嶼南道前先「call上台check」便可，變相令警方的路障形同虛設。此外違反禁區紙的罰款不過450元，不會被扣分或「釘牌」，對於故意闖關的駕駛者來說，阻嚇實在有限。 意外發生後，警方只是於案發路段增設告示牌以及派發單張提醒駕駛者。大嶼山愛護水牛協會主席何來亦表示超速問題嚴重，該路段限速70公里，然記者採訪當日傍晚所見，有車輛估計以時速80至90公里行駛，視乎情況普遍。何來指出，警方分派予看守嶼南道區域之警力嚴重不足，令駕駛者放膽超速行車，或多或少為是造成這次悲劇之原因。 多年前亦曾有 報導 指，部份未能申請禁區紙的建築公司（報導中指運輸署只承認大判，不批准二判三判的禁區紙申請），也習慣於晚上把大型運輸車輛「偷雞」駛入嶼南道，罰款當成本。 通行證申請資格寬鬆 根據運輸署之網站，大嶼山之居民以及商戶只要提供住址證明即可申請通行證，至於非大嶼山居民只要有合理原因如紅白二事、健康理由、搬運大型貨物、臨時工程等亦可申請，當中重5.5噸的重型貨車或泥頭車亦可視乎車輛規格及業務實際需要而獲淮進入嶼南道，通行證之申請資格可謂相當寬鬆。隨著東涌道擴闊工程完成，駕車往嶼南道更加方便。 記者日前以電郵形式向運輸署查詢本年度「大嶼山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之申請人數以及發牌數量，然署方於截稿前仍未有回覆。 欠偵速攝錄機 記者於採訪當日（7/6）發現嶼南道於梅窩至南山以及南山至貝澳兩個路段上均設有偵速攝錄機（俗稱「快相機」），與部份媒體之說法有出入。然而，嶼南道較深入之路段包括塘福、長沙、水口以及石壁一帶卻不見偵速攝錄機之蹤影，大部份「偷雞」的車輪均由東涌道駛入，東涌道轉入嶼南道之路口在貝澳與長沙之間，而嶼南道超速最嚴重的路段是塘福、長沙一帶。於大嶼山居住了21年的外籍居民Ian表示，嶼南道一帶的超速問題對當地的居民以及村牛之安全構成很大威脅，上星期（1/6）其鄰居Gavin於嶼南道就因車禍而喪生，平日亦有不少牛隻被車撞死，他坦言今次意外若果牽涉的牛隻沒有8隻之多，肯定不會引起傳媒的關注。 Ian亦表示，嶼南道部分路段時速限制高達70公里亦並不妥當，認為有下調的空間。 相關文章： 〈 人牛為何不可以共存？ 〉— Alice Chui 〈 我們的島，需要牛牛 〉— Simon Cheung 〈 撞死牛，不犯法﹖ 〉— 張婉雯

笔者按：中外历史经验证明，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肇始于税政而大成于宪政。本文以明史为契机，阐释了笔者对时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看法。本文正式刊载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四百三十卷。笔者感谢信报同仁，将此万言长文作为元月刊之封面文章。笔者将此文作为新年献礼，奉送亲爱的同胞。预祝大家新年进步！ 明亡的教訓 ——兼論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盧麒元 事實上，從改革開放開始的那一天，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已經開始了。檯面上貌似一切如故，檯面下早就悄然蛻變。中國自改革開放的那天起，政治權力就在悄然轉移。毛澤東曾經試圖阻止這種政治權力的逆向轉移（由人民群眾向官僚買辦轉移），毛澤東甚至採用了文革這樣激烈的對抗方式。所謂“無產階級轉政下繼續革命”，與其說是奪取資產階級（官僚買辦）的政治權力，不如說是捍衛無產階級（人民群眾）的政治權力。然而，歷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文革的直接後果就是改革，政治權力仍然逆向轉移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正在悄然轉向官僚買辦主導的財閥專治。確實不再是“老路”了，當然也不是“邪路”，倒是很像拉美式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道路。現在，隨著最後的逆向土改（所謂的城市化），在城市生產資料公有制基本粉碎之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也即將基本瓦解，人民的經濟主權（財產主權）即將轉移完成了。雖然，中國的憲法仍然是一部規定人民民主專政的憲法，但是，國體和政體大體上已經面目皆非了。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就是中國人民的經濟主權（財產主權），這原本是中國人民最核心的民主權利，也是中國人民政治民主的基礎，這也是憲法賦予中國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權。可惜，這個根本權力和根本利益，正在以深化改革的名義，變成利益集團的“最大的紅利”。不經意間，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發生了巨變。現在，就剩下國體和政體在名義上的最後改變了（所謂的改革最後攻堅）。 改革開放以來，國人對民主的理解被嚴重誤導了。民主，首先是經濟民主。放棄了經濟主權（財產主權），空談政治主權（民主選舉），實在是荒誕不經的政治騙術。西方民主的本質，是經濟民主。西方的經濟民主，表現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廣大勞動者，仍然佔據社會財富的主體，仍然具備全民共用財產和收入的本質特徵。同時，西方的二次分配非常公正，既保障了老百姓的基本人權，也有效調節了一次分配的扭曲。反觀中國的改革，一次分配極度扭曲，二次分配仍然是極度扭曲。我們總體上是在吃公有制和集體所以制的老本，一旦這個“改革的最大紅利”吃光了，再次革命恐怕也就在所難免了。我們改革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手持選票而腳無立錐之地。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剝奪國民固有資產（瓦解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那改革的終極結果恐怕是比文革更恐怖的武革。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歷經無數次革命均田到土地兼併，上一次慘烈的革命其實並不久遠。 歷史經驗值得記取。中國古代，在宋朝和明朝，有兩次經濟體制改革，分別是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變法。這兩次變法，實際上是中國兩次進入現代化的嘗試。結果，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無法與經濟體制改革配套，均以失敗而告終。今天，中國改革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國運盛衰存乎一念之間。 爲了便於集中闡述問題，本文僅以明朝歷史為例證，討論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相關問題。 一、 明亡於稅政。 明亡，亡於財政。具體地說，明亡主要是亡於稅政。 張居正曾經試圖挽狂瀾於既倒。所謂萬曆中興，就是張居正稅政改革的成果。 《明神宗（朱翊鈞）實錄》說張居正：“受顧命于主少國疑之際，遂居首輔，手攬大政，勸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內海寓（內）肅清，四夷讋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至四百余萬，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綜（核）名實，清郵傳，核地畝，詢經濟之才也”。梳理張居正改革，雖然內容十分繁雜，焦點卻始終不離稅政。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隱瞞的莊田，三年後在全國內推行了一條鞭法，改變賦稅制度，把條項稅役合併，按畝征銀，雖然沒有徹底貫徹，但納稅土地從四百多萬頃回升到七百萬頃以上，使政府的財政情況大為改善。《明神宗實錄》上說，“太倉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至四百余萬”，那就是張居正稅政改革的成果。張居正稅政改革獲得成功，神宗得以平息內憂外患，出現中興氣象。 張居正的稅政改革，就內容而言，是調整明朝社會的二次分配結構。其現實的目的，是要強化中央集權（皇權），以處理日益深重的內憂外患。張居正很清楚，他的稅政改革遏制了土地兼併（緩解了一次分配問題），也間接維護了百姓利益（民權）。張居正變法，將針對勞動者的“丁稅”，過渡到針對資產持有的“畝稅”，不僅僅可以增加財政收入，而且可以起到均貧富的作用。尤為重要的是，可以抑制惡性發展的土地兼併，可以阻止佃農的農奴化。但是，非常遺憾，張居正的稅政改革，沒有能夠深化為國家財政的制度建設，更加無法進化為國家政治制度改良的成果（建立憲政）。不能制度化，就失去了可持續性。最後，隨著張居正過世，人亡政息了。有明一代，張居正的稅政改革竟被曲解為“勸上力守（行）祖宗法度”，而沒有延伸為神宗本人的制度創新。令人驚訝的是，神宗完全不理解張居正改革對皇族及國家的重大意義，神宗本人並不認為張居正的稅政改革是帝王的成就。暗昧的神宗為宵小裹挾，遠近不分是非顛倒，不僅否定了老誠謀國的張居正，竟然連為明朝續命的稅政改革一同廢棄了。張居正留下的那一點點制度紅利，哪裡經得起皇子皇孫們的瞎折騰。張居正死後六十二年（1644年），明朝最後一個皇上崇禎（朱由檢）在煤山（景山）自縊身亡。 神宗的經濟政策復辟，明確阻絕了晚明政改的可能性，這毋庸置疑是一次歷史性的大倒退。神宗親自滅絕了自己子孫的未來，也根除了中國開始現代化的歷史契機。神宗們鞭屍張居正的影響十分惡劣，以致于張居正身後四百年，中國稅政幾乎了無寸進。甚至，時至今日，中國都無法建立基於資產和資本課稅的正規的賦稅制度。如果，在資本主義已經開始萌芽的明代，因應攤丁入畝而延伸出產權觀念，因應產權而產生一部公正高效的稅法，因應現代稅法的產權確認而形成商業信用，因應稅政而建立完整的憲政，那麽，中國提前四百年進入現代化也未嘗不可。然而，歷史無法假設。每讀明史，都讓人扼腕痛惜。 二、 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 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在於變法局限於經濟政策變通，而未能升級為系統的政治體制改革。自王安石到張居正，中國古代曾經經歷兩次解決社會分配問題的偉大實踐。可惜，這兩次實踐，都因為政治權力結構性失衡，而最終導致了失敗的結局。在中國古代，社會財產的主體是土地，土地私有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一次分配問題大體上沒有多少討論的餘地。這樣，二次分配是否公平和高效就變得十分重要。所以，二次分配考驗歷朝歷代的財政制度水準。其中，財政制度的核心就是稅政。所謂清明政治，無非是能否建立一套可以確保公平高效的稅政。古代如此，今天何嘗不是如此。問題是，稅政稅政，“稅”後面之所以要加一個“政”字，意味著征“稅”必須解決“政治”配套問題，也就是稅政必須用制度建設用以固化。 明朝時期，中國社會結構大體上一分為二，官僚與地主兩位一體，皇權與百姓兩位一體，兩個權力主體互相博弈。筆者一直對明朝的士大夫階層（特殊利益集團）深惡痛絕，他們把持輿論、操縱行政、兼併土地、控制工商業，為維護貴族和大地主利益（利益集團私利），不惜犧牲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明朝百姓的唯一希望，就是皇權足夠強大，可以平衡官僚地主專治，有效捍衛普通民眾利益。很遺憾，明末皇權多因為皇帝孱弱而衰微。皇權衰微，則民權就更衰微。民權衰微，則官權橫行霸道，以至於最後官逼民反。顯而易見，晚明的政治結構嚴重失衡，無法維持一個公平高效的“稅政”。很諷刺，四百年過去了，明末社會的政治現實，再一次生動地在當代中國輪回了。 張居正變法，很接近“攤丁入目”，就是由向勞動者課稅，轉向向資產持有者課稅，這與今天中國的稅政改革方向非常相似。這當然極大地觸動了官僚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他們必然會堅決反對，並進行瘋狂反撲。這一點與現在的中國國情也完全相同。張居正善用專政，卻未能超越專政。當他大權在握的時候，通過專政手段厲行稅政變革，大體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一旦大權旁落，失去專政手段，立刻就人亡政息了。張居正犯了與王安石相同的錯誤，未能及時開啟政治體制改革，未能用政治制度固化稅政改革成果，未能確保制度的有效行和連續性。張居正未能完成政治體制改革，是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當然，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不在乎張居正本人。 神宗實在不懂經濟。萬曆年間的一切政治問題，皆源於社會分配的極度扭曲。顯然，這是經典的“分蛋糕”問題。然而，神宗因自卑而剛愎自用，他未能參透張居正稅政改革是為明朝續命，他不明白張居正稅政改革的最大受益人是神宗自己以及黎民百姓。所以，神宗在張居正去世後，聽信了貴族利益集團的蠱惑，又開始搞政府機會主義了，他放縱官僚地主做大他們自己的“蛋糕”，惡性的土地兼併一發而不可收了。神宗否定了張居正的稅政改革，實際上是削弱了自己的皇權，也同時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這樣，就使得地方豪強迅速坐大；同時，也極大地侵害了平民百姓的利益。當然，神宗也著實不懂政治，他未參透那些損公肥私的權貴們才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權貴利益集團才是大明王朝最危險的敵對勢力。所以，當張居正新法被廢止之後，權貴門重新蠶食皇權（率土之濱皆歸權貴），明朝的政治經濟狀況迅速惡化。等到了天啟年間，崇禎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終於恢復了張居正的名譽。但是，此刻為時已晚了，權貴們已經尾大不掉了，稅政改革根本無法恢復了，崇禎只能向權貴妥協，不斷增加農民負擔，導致全國爆發農民起義，大明王朝終於滅亡了。 就本質而言，徵稅權的丟失，導致了皇權（既中央集權）旁落。皇權的核心當然是財政權，財政權的核心就是徵稅權。張居正的改革意在維護皇權（既中央集權），也間接維護了百姓的民權。一般而言，皇權、官權、民權三者關係，是封建社會政治鬥爭的永恆主題。皇權是構造社會平衡的穩定機制，皇權可以調和官、民兩權，官、民兩權平衡則天下太平；皇權旁落，官權獨大，則官逼民反，天下大亂。歷史的秘密是，皇權這個社會平衡機制往往不以帝王形式出現，而常常是以閹黨的形式出現的（畢竟英明天縱的皇帝可遇而不可求）。於是，中央集權屢屢被士大夫階級描繪成為一團狗屎，必欲除之而後快。然而，歷史並無絕對好惡，皇權衰落，民權不保，則必然亡國。從某種意義上講，皇權與民權具有一體化特徵；同時，皇權和民權均具體化為稅政權。在中國古代，官僚與大地主是一體兩面，他們是皇權與民權的對立者。皇權、民權與官權的爭鬥，集中表現於稅政問題上。古今中外，所謂的變法，根子就在稅政上面。很遺憾，中國古代知識份子（所謂的公共知識份子）恰好出自于士大夫階層，他們大體是要維護官權的（這一點至今未變）。所以，中國所有關於變法的敘述都故意被扭曲為黨錮之爭。所以，當舉國上下痛恨魏忠賢的時候，卻無人注意魏忠賢存在的財政意義，魏忠賢不死尚可為晚明續命。很無奈，歷史上，魏公公被描繪為十惡不赦，權貴們卻被美化為忠肝義膽，老百姓還要為亂臣賊子唱頌歌。細讀明史，讓人不禁想到“文革餘孽”，誰能說歷史已經成為歷史。 歷史地看，張居正變法可能都不能算是變法。畢竟，張居正絲毫也沒有改革明朝政治的“體”和“制”。比較英國的光榮革命，實在是相去甚遠了。張居正既然沒能變法，變法失敗也就自然而然了。 三、 中國經濟改革的終極目標。 中國經濟改革的終極目的，不是單純地發展經濟（GDP或小康），而是要構建均衡穩定的政治結構（生產關係），以使經濟（生產力）可以維持長期穩定的增長。不要將手段和目的搞反了。套用鄧小平的語言範式：制度才是硬道理。 歷史往往驚人的相似。今日中國的改革再次遇到當年張居正當年面臨的問題。中國的稅政改革千呼萬喚就是無法出臺。稅政改革都不能出臺，談什麽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明朝的張居正很了不起了，竟然可以重新清查土地，竟然可以以資產為課稅依據。今天中國的管理層太可悲了，竟然不敢公開個人收入和個人財產，竟然無法以資產和資本作為課稅依據。千萬不要吃驚，在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中國，幾乎一切稅負仍然針對勞動和勞動者（大體還是丁稅），而稅負竟然全部回避食利者和資本利得，這在本質上是在鼓勵財產歸邊（土地兼併）。一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不到位，社會分配已經極度扭曲，國家財政日益被削弱。今日中國的士大夫和公知們，比四百年前更無恥，他們不僅僅要維護既得利益者，而且公然削弱國家經濟主權（皇權）和人民經濟主權（民權）。很有趣吧，他們與明朝官僚的手段何其相似！他們堅決反對任何稅政變革，卻積極推動私有化和市場化；他們堅決反對公平稅負，卻積極推動所謂的“民主”。他們用“文革餘孽”來鞭屍社會主義原則（很像當年鞭屍張居正），阻止一切稅政改革的進行。更為險惡的是，他們意圖通過“頂層設計”徹底削弱執政黨的中央集權和一黨專政（削弱皇權），他們樂見國際金融資本與官僚買辦完成行政奪權（財閥專政），這與滅亡大明王朝的模式何其相似！順便說一句，這與美國顛覆前蘇聯中央集權的方式何其相似！ 筆者一向認為，稅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筆者一向主張：治國先治稅：稅政既憲政。統而言之，中國經濟改革的終極目標，就是在建立現代稅政之後，建立與稅政相匹配的憲政體制，進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長治久安。 世界歷史的經驗值得國人借鑒。 英國從大憲章運動一直到光榮革命，建立憲政的全部歷史進程，無非是一次次地進行稅政革命。英國貴族不滿國王的苛捐雜稅，一次次奮起抗爭；國王為了抵禦外辱，一次次爭取國家徵稅權。最後，終於在談判和妥協中，建立了合理的稅政制度。甚至，英國的議會制度就是直接脫胎於英國的預算會議制度，憲政的整體架構也是脫胎於稅政結構。英國的稅賦公正和資本效率逐漸引申出其它領域的公正和效率，從而極大地激發了全社會創造價值的積極性。光榮革命最終引發了工業革命，開啟了英國的現代化進程。至此，英國終於擺脫了，從土地革命到土地兼併的惡性循環。其它歐洲國家，借鑒英國的經驗，紛紛進行了稅政革命，接連走上了現代化之路。 美國是一個幸運的國家，美國從建國起就以完善稅政為國家穩定的基石。1899年，美國最高法院宣佈：“徵稅權是最大的權力，是整個國家建築之根基。它對一個國家的存在和繁榮的重要性，就象我們蒙昧人呼吸的空氣一樣。它不僅僅是毀滅的力量，也是保持活力的力量。”（Nicol v.Ames,173US509,515 ）。美國正是因為稅政的先進性，保證了憲政的有效性，進而保證了美國在極短的時間完成了大國崛起的偉大歷史進程。 反觀中國，從王安石變法到張居正變法，兩次稅政革命均以失敗而告終。這兩次稅政革命，可以看作是兩次失敗的中國現代化運動。宋明王朝，多數皇帝無意代表平民，也無意與權貴抗衡，更無意建立平民與權貴的利益平衡。相反，多數時候，皇上為權貴挾持，無限度壓榨平民，形成一次次革命輪回。明朝之後，改革（變法）變成了禁區，無人再敢發動稅政革命。中國因稅政僵化，終於無緣於工業革命。即便是一百年前終結了封建統治，稅政革命依然無法展開。甚至到了西元二十一世紀，中國仍然連公民財產公開透明都無法實現，更遑論依此建立現代賦稅制度，當然也無從論及現代稅政。無稅政何談憲政，共和之路歷盡滄桑。 有些淺薄的學者搞不清楚雞與蛋的關係，一次一次妄言憲政。殊不知，憲政是稅政的政治樣式，是稅政的制度結果。沒有腳的人如何做鞋？照著洋人的鞋做鞋，而且是做一雙童話般的玻璃鞋，然後讓共和國削足適履，如何能不摔跟頭！ 四、經濟改革的政治配套問題。 顯而易見，張居正未能為經濟改革進行政治配套。那麼，什麼是政治配套呢？或者，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呢？ 筆者認為：首先，必須系統建立為實現稅政而工作的“體”，也就是獨立于官僚地主階級控制的組織體系。其次，必須建立為實現稅政而設立的“制”，也就是完整的、剛性的、穩固的法律體系。最後，將“體”和“制”上升到立憲的高度，形成穩定的政治制度。 張居正有他自己的歷史局限性。他意圖依賴專政來實現稅政，稅政就變成了短期有效的經濟政策，而無法形成長期穩定的社會制度。 毋庸置疑，晚明的皇帝比張居正更缺乏政治眼光。晚明的皇帝，沒有一個能搞清楚專政和稅政的關係。在現代稅政未能成型的時候，欲行稅政，必須專政。當然，稅政建立完成，憲政配套完成，應該免除專政。神宗否定了張居正的稅政，意圖通過強化皇權專政，用暴力解決財政問題，由巧取變成了豪奪（強搶和強佔）。結果，皇家非但不能解決財政問題，還製造出魏忠賢這樣的專政怪物。所以，東廠不夠用，就搞西廠；西廠不夠用，就搞錦衣衛。皇權專政可以代替稅政嗎？結論是非常簡單的，暴力只能帶來短暫的暴利，而暴利註定引發更大的暴力（農民起義），無稅政而專政的財政模式當然不可持續。顯然，必須建立一種互惠共利的稅政制度，才能達致持久的社會平衡，進而實現長治久安。 後世的中國政治家比神宗聰明嗎？未必！中國的政治家們就是不長記性，他們仍然迷信專政，就是不相信稅政，更不相信憲政，他們一次次用專政代替稅政，他們一次次被碰得頭破血流。歷史總是讓人唏噓，四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在重複老套的廠衛制度，我們建立了中紀委、監察部、反貪局，我們就是不允許稅政改革。沒有現代稅政能夠反腐嗎？沒有現代稅政能夠“維穩”嗎？既想成就一己之私，而又能平衡天下的好事情（所謂做大蛋糕），古今中外未曾有過！四百年來，中國人就是無法完成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歷史性跨越。 世界經濟史的殘酷教訓告訴我們，一切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都是建立利益平衡的制度安排（與主義沒有必然聯繫）。權貴與平民的紛爭將是永恆的，執政者存在的最大意義在於，在權貴與平民之間建立起穩固的利益平衡機制。現實地看，權貴消滅平民（極端右翼），平民消滅權貴（極端左翼），都是虛妄的選擇，只能導致悲劇。我們應該牢牢記住，執政者的使命，是構建平衡，而絕對不是強化集權於一端的專政。無論是皇權專政，還是財閥專政，都是專政，都不是建立政權的終極目的。國家存在的根本意義是利益平衡的工具，而絕對不是專政的工具。如果，這種平衡是穩固的制度性安排，就可以確保執政者自身的穩定。所以，稅政昌明，必然政治昌明；稅政穩定，必然政治穩定；稅政先進，必然國家先進。反之，無論多好的統治者，無論多好的主義，一旦失去稅政支撐，都必然會走向反動。 不通經濟的史學家們，躑躅徘徊於表面的社會現象。他們總是將歷史的悲劇歸結于官僚的腐敗，他們習慣於將希望寄託于統治者（皇上）的良知。那麼，用良知就可以治理腐敗嗎？崇禎的良知很差嗎？崇禎打掉了九千歲魏忠賢，反腐鬥爭不可謂不徹底了，有用嗎？顯然，這不是良知問題，甚至不是人的問題，這是經典的制度建設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稅政問題。能夠建立現代稅政就足以反腐敗了。顯然，崇禎由於缺乏對經濟的深刻理解，所以他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設若崇禎明瞭經濟，他就會先用魏忠賢，以專政手段重建稅政，然後再懲治魏忠賢的專治問題。可惜，崇禎未能建立稅政，意氣用事滅了魏忠賢，反而率先削弱了皇權專政（中央集權），使得稅政加速惡化。皇權（中央集權）被嚴重削弱，而官權卻極度膨脹，搞得民怨沸騰狼煙四起。崇禎的教訓，值得今天的執政者深思啊，現在有人就是要削弱一黨專政啊！用專政代替稅政是錯誤的，放棄專政而無法建立稅政更是錯誤的。丟掉了東廠、西廠和錦衣衛，稅政靠什麽建立？就靠溫體仁的道德說教嗎？沒有了稅政的支撐，權貴只會放手壓榨李自成。溫體仁之流統統都是大地主，他們只知道維穩（強化專政），也就是維護利益集團權利的穩定。他們無意于通過制度建設實現社會的再平衡。所以，他們玩弄各種花哨的“經濟政策”糊弄崇禎。抽風似地“經濟政策”，能不搞到民怨沸騰嗎？國庫日漸空虛，能不搞到狼煙四起嗎？就這樣稀裡糊塗又混了四百年，能有進步嗎？說到溫體仁，不能不順便提一下袁崇煥。正是那位溫文爾雅的溫先生，鬼使神差地配合了後金的反間計，上密奏參劾了袁崇煥，最終導致崇禎誤殺袁崇煥。溫體仁很清楚，袁崇煥如果滅掉了後金，平復了各地的農民起義，以軍功出將入相是早晚的事。況且，以袁崇煥的正直與剛烈，再行張居正變法也未可知。所以，利益集團必欲先除之而後快，溫體仁羅織罪名殺害了袁崇煥，也滅絕了明朝最後一絲希望。溫體仁栽贓陷害袁崇煥，收到了一石二鳥之功，支持過袁崇煥的宰輔錢龍錫被流放，兵部尚書王洽等官員被殺。至此，大明皇權被溫體仁肢解殆盡，崇禎想要不上煤山上吊，反倒是奇跡了。 筆者再強調一遍：萬法皆稅，治國先治稅，稅政即憲政，完善稅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筆者曾經反復著文說明，國家主權的核心是徵稅權（領土主權說到底是徵稅權）。舊殖民者通過佔領土地獲得徵稅權，新殖民者通過金融控制變相獲得徵稅權。筆者反復解釋，國內外利益集團就是通過肢解政府的徵稅權，從而截獲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執政者，何必空言民主？執政者，務必牢牢掌握徵稅權，務必通過制度化來規範徵稅權。誠如此，一切政治改革盡在其中了。明亡的教訓，揭示出了我國政治改革的正確方向。甚至，連政治改革的路徑和方法都說得清清楚楚了。國人不必在意政客的千言萬語（溫體仁的奏摺美妙至極了）。中國政治改革的檢測標準非常簡單：稅政改革。從民國到共和國，整整百餘年了，連一部像樣的稅法都沒有，連起碼的稅政制度都無法建立，還談什麼現代化？還談什麼大國崛起？如果，管理層又搞彎彎繞，時髦屁話一大堆，就是不搞稅政改革，歷史的輪回將是不可避免的。 五、 中國當前的政治改革。 近年來，“普世”的謊言遮天蔽日，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受到嚴重挑戰。在未能通過專政實現稅政變革的前提下，在未能匹配稅政而完成憲政制度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一旦瓦解，意味的中國中央集權瓦解，意味著國內外財閥全面奪權。 中國當下的社會結構與明朝並無本質區別。中國現在的社會結構是，官商兩位元一體，黨民兩位一體。削弱中國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就是徹底削弱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古今中外，不存在稅政民主（憲政制度）之外的選票民主，那不過是財閥專治的劣質表演而已。脫離了現代稅政改革的“頂層設計”和“憲政民主”，將必然導致共和國滑向財閥專政的深淵。那樣的後果，只會成全努爾哈赤之類的外夷。 在沒有稅政改革的前提下，土地變相私有化意味著什麼？這是赤裸裸的逆向土改，是推進大規模土地兼併，是將1949年人民獲得的經濟主權退還給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這會建立穩定的社會經濟關係嗎？這能夠建立穩定的社會政治關係嗎？這可以實現經濟穩定增長嗎？絕無可能！為了解決各級政府的財政困難（也不排除是為了解決洋人的經濟危機），不惜犧牲本國農民最根本的利益，將土地作為最後的融資手段，短期獲得極大的資產升值效應（賣地增加收入），長期則成為執政黨的歷史性負債（社會保障負擔）。這是經典的政府機會主義，政府機會主義是當代中國最危險的敵人，它將葬送中華民族的未來。神宗已經提供了慘痛的歷史教訓，拉美和南亞的現代實踐也為我們提供了鮮活的案例。 我國必須建立穩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體制。 爲了建立我國穩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體制，我國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並通過專政的手段完成現代稅政改革（甚至是稅政革命），在稅政改革完成的基礎上，建立與之配套的政治體制，最終升級固化為憲政制度。在完成上述任務之後，我國可以考慮結束一党專政，建立多元政治博弈的新型政治模式。 再次重複說明，稅政改革是反腐敗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再次重複說明，稅政改革是建立國民信用的唯一有效方式。 再次重複說明，稅政改革是中國融入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必由之路。 結論是，今後的改革開放，必須以稅政改革為契機，開啟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具有世界先進性的政治經濟制度模式，全面完成中國現代化的偉大歷史進程。 本文的最後，筆者想談一點哲學問題。 政治並無絕對好惡，平衡而已。一般而言，財產分配的平衡，勞動所得分配的平衡，均需要政治權力平衡作為基本保障。所以，政治權力失衡，一切說教皆為浮雲。筆者並不反對私有制，好的私有制也可以達成財產分配的平衡，並可以極大的促進生產力發展。但是，筆者必須指出，好的私有制，恰恰需要落實政治權力的公有制，以實現政治權力的社會平衡。否則，私有制就必然淪為一小部分權力擁有者的極端私有制，而遠非人人權利平等的公平正義的私有制。筆者也並不反對公有制，好的公有制可以達成收入分配的平均（未必可以平衡），可以確保弱勢群體的基本人權。但是，筆者必須指出，好的公有制，恰恰需要私人權利的法律保障（特別是私人財產的保障）。否則，普通私人（人民群眾）仍然會淪為公有制下人民代表們的奴隸。筆者並不反對進行一次分配的變革，但那必須在二次分配能夠再平衡的條件下進行。否則，改革就變成了產權轉逆向移外加勞動收入剝削的雙重剝奪，這與明末的土地兼併無本質區別，結局不問可知。就此而言，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無非是政治權力的再平衡。筆者本無政治色彩，就是為了實現這種艱難的政治再平衡，筆者與許多的知識份子只能自覺地成為左翼，我們需要左翼強大到可以平衡官僚買辦政治專治的程度。筆者相信，很多的覺醒的中國知識份子都將成為左翼，直到中國實現艱難的政治再平衡，直到中國的政治再平衡固化為憲政體制。在哲學上，左右是對立統一的，是建立平衡必不可少的兩個方面。精通哲學的卓越政治家，一定會駕馭左右的矛盾、衝突和鬥爭，在劇烈的能量交換中控制耗散結構的演進方向，在建立更穩定的、新的耗散結構中實現更高水準的社會平衡。 一部明史，萬法皆備，何必去聽洋人忽悠；回眸煤山，並不久遠，不能允許悲劇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