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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难以理解西方对文化政治的热烈辩论竟然会与毛泽东有关，但是在中国成为西方衣柜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泽东主义就已经先出口到世界人们的心灵衣柜。” 摘要   在中国，人们对于毛泽东遗产的保存和记忆是带有选择性的，尤其是对“晚年的毛泽东”——他被官方定性为“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西方，我们记得毛的思想对冷战时期左派和1968年这一代人令人激动的冲击，但是我们很少理解其对1970年代以来文化政治格局的影响。70年代以来西方左右翼之间的文化斗争（Cultural Wars）开展得轰轰烈烈，有着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运动和事件。本文将通过考察历史的案例，尝试描绘毛泽东对教育改革、文化和社区的社会运动以及立法变迁的潜在影响。毛的教诲，如自我批评、青年造反、提高觉悟，在西方有着比中国更长久且深远的发展，目前仍在进行的一系列左派辩论，诸如提倡文化正义还是社会正义更为优先的问题，其实亦带有毛泽东思想的色彩。本文的结论是毛泽东思想的输出，无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文化战争中，对于我们如何全面理解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的变化有着重大贡献。 在中国大陆，每过10年，在伟大舵手诞辰纪念日都会爆发一阵毛泽东热。中国领导人举办纪念活动蕴酿出毛泽东热，然后又小心翼翼加以控制防范，以防其扩展太大而不可收拾。1993年，民众藉庆祝毛泽东百年诞辰大肆购买印有毛泽东肖像的消费品，包括打火机、钥匙圈，有些商品具有公开嘲讽的意味——毛的肖像充斥世俗的劣品市场，瓦解了其伟大人格对一般民众的魅力。权延赤写的畅销书，书名就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那些在毛时代长大的人们正面临令人迷惑的社会变迁，毛的百年诞辰则是他们表达对五十年代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的怀念的大好机会，重温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荣光（或对长辈而言，社会解放本身的艰辛过程），让人可以略过毛晚年热衷于纠正错误的运动这一棘手问题。   不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正确对待中国革命历史   尽管时间一晃已十来年，但如何认识晚年毛泽东仍是一个极富于争议的问题。比如，对于文化大革命（官方定性为主席的“错误”）的独立研究仍旧或多或少属于政治禁区。毫无疑问的是，这有助于让人们把眼光望向未来，把心思放在照耀中国前程、如气球般日益增大的GDP统计数字。但这一道禁令对于国民心理有很不利的影响。只要这个议题被视为禁忌，中国就不可能正确对待其革命历史，亦或是现代化。下乡知青（被送到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知识市民和红卫兵学生）用夸张的修辞语言要求讨回他们的青春——或要求从年龄中「扣除十岁」是一回事，而把整个十年从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删去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2003年冬，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纪念有了似乎更富于人情味的焦点。一大批传记与电视纪录片将毛泽东描绘为家中凡人或是内心充满挣扎的领袖（至少在官方看来，毛仅有七分正确，毛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七分功三分过，中国目前的统治者为了方便也依样画葫芦，把毛的功过三七开）；一首饶舌歌（rap songs）的作者试图把毛泽东的教诲传达给年轻人，在今天胡乱盲目消费文化氛围下，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因为这首歌提倡毛的「两要」，原意是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企业管理和商战教程，这充分体现了商业文化在中共党内的普遍影响，这套书吸取了毛在哲学，政治，军事策略上的著作思想，为如何管理商业项目，签订协约，调动员工积极性和扶持新公司献策献计。 另一方面，胡锦涛上台后，实行稍加重视人民利益的政策，普遍认为当前领导阶层之所以热衷于纪念毛泽东的诞辰，是胡锦涛有意藉此更加显示他有别于前任的主席江泽民。一些没有变节的毛主义者则趁此大好时机要求将毛泽东诞辰定为国家纪念日。他们所建立的“毛泽东旗帜”网站（www.maoflag.net）吸引了众多的人流，公开宣称“高高举起毛泽东这面伟大旗帜，为建设一个真正独立、安全、统一、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尽自己一份力量”。 我休假到中国待的一年期间，平常几乎看不到毛泽东的信息，这次却在网络上突然爆发出如此超乎常态的热烈关注。 2003年12月末，我受邀在武汉召开的毛泽东纪念会上演讲。武汉是毛73岁时畅游长江之地，毛在这里有一处居所。当时，我对于中国年轻一代对文革的了解之少而感到震动，当然，我对此并不觉得非常吃惊。听众中有些是来自武汉地区高校的研究生，当我问及武汉720事件（这次造反派与当权派的冲突对文化大革命的走向起了重大影响）的时候，他们坦承对于此事毫无所知。毫无疑问，官方阻拦人民对于那骚动年代的记忆应对青年人的知识缺口负大部分责任，但中国当前的政治与社会气氛亦无助于历史记忆的复原和充实。   “毛泽东思想”为何在文革后仍深深影响西方学术文化界？   今日，民众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政策与文革领袖们斥为“经济主义”的物质欲望和需求密切相关。这个官方名为“小康社会”的目标之能广被接受，靠的是社会主义不必等同于匮乏与贫穷的想法，这种想法与当年激励学生成立红卫兵把地方党干部赶下台和效法他们的工人造反组织的政治精神，有天壤之别。由经济主义驱动的社会与由政治挂帅的社会，其间的差异可概括在邓小平于1978年给中国人民提出的“新政”：你可以有经济自由，但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则免谈。今天政府最热衷的工作便是定期发布外国直接投资或是贸易数额的增长，这就使毛泽东下令造反的浪漫诗情不能不激发一些青年人的心灵。 青年人激发的热情将把中国未来导向何方？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统治者花了很大力气尽量削弱学生与工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现有的统治格局具有潜在的威胁。我也不想效西方的左翼东方主义者们（Orientalists）之所为，令人厌烦地为浪漫理想化的共产主义消逝而感伤不已。相反，我将集中讨论毛泽东思想的输出，特别是毛思想对西方社会思潮与教育的影响。因为“毛主义”一辞包含了至少跨越三个不同历史时代的政策与倾向——延安时代的具有钢铁般纪律的共产党先锋队；国家社会主义的英雄时代；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在此我不能一一阐述每一时期毛对西方的影响，我将着重讨论毛泽东的思想创新对广义的文化政治的影响。 尽管“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仍是大学必修课程，但大部分毛所提倡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在今天的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今天中国的发展方向，与50-60年代毛主义鼎盛时期所坚持的共产主义信仰、独立自主发展经济、蔑视市场力量截然相反。在西方,我们亦鲜少知道毛思想对于我们政治文化的影响。 十多年前，在我经手主编的一套丛书中，一位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华裔影视学者周蕾（Rey Chow）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批评观点。她指出，在全世界，文革至今只有在美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界中生机勃勃。文革中周蕾女士在香港长大，曾亲眼见到尸体不时从中国内陆飘浮至珠江口，她很难以理解在美国学院批评家中竟然存在文革红卫兵式的思想习惯和方式。这些包括对一切西方事物未经思考即反射式的怀疑，道德指控的本能，以及坚信唯有受害者才能说真话。（注一）我仔细思考了这些问题，觉得周蕾的批评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未见得是因为她所引用的那些理由。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西方人文学术界受到欢迎，原因并不只是因为西方学者对于文革真实面貌的无知。下面我将说明原因。 没有人会否认西方当年所接触到的毛泽东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面貌出现的。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毛主义与中国所经验到的不断变化的毛主义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尤其在农村集体化运动、大跃进与文革方面。因此，了解接受毛主义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时比了解其主义体系本身的说服力和逻辑性更来得重要。在1950～1960年代的西方社会，颇不乏理由认为，只要驾御得法，这阵东风可成为一股扫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腐败的伟大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赋予新中国的活力仅仅是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反面。在这一概念的想象中，一个死气沉沉、生产力低下的“亚细亚社会”从俄罗斯东岸一直延伸到阿拉伯海的封建体制。现有的历史研究证据表明，一直到19世纪，中国繁荣昌盛，城市化和技术水平都很高，这很难不让人下结论说，所谓静止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基本概念中最富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Eurocentric）、最可笑的一个。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长年昏睡不醒，西方的中国专家则认为，中国经毛泽东“唤醒”后，生机勃发，无可限量，两者所见截然不同，其实只是同一种东方主义（Orientalism） 思维相反的表述方式而已。 尽管如此，要不是在1960年代末的文革进程中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反复循环地发生造反和镇压的派系斗争，让西方那些真想追随毛泽东路线的人摸不清实际情况，毛独特新颖的思想对他们的吸引力，本应该快速退潮了。 把毛的吸引力浓缩于年轻一代人所喜闻乐见的媒体意象中则要相对容易得多。在贝托鲁其（Bertolucci）〈译按：意大利著名导演，有《末代皇帝》等作品 〉最近导演了一部 《梦想者》（The Dreamers），用苦中带乐的方式赞颂1968年5月的反叛运动，电影里的一位主角说毛泽东是一个把中国当作大舞台来上演一齣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的天才导演。哇！导演让我们自己来判断这部电影究竟是他对这位主角的天真幼稚所发的严峻评论，还是反映1968年西方社会氛围的令人亢奋的样本。 不论如何，贝托鲁奇的回顾反思情绪在今日相当普遍。今天大家通常认为，西方青年对毛泽东、格瓦拉以及胡志明之类的第三世界领袖偶像的着迷只是一时的喜好罢了，与第一代崇拜摇滚明星的人同调。那么，在毛泽东热的最高潮过去了30年之后，像周蕾所说的毛泽东的精神仍主导西方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的心理，这又究竟为何呢？这难道仅仅是塞义德（Edward Said）所称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即一些思想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芽成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在另一个新环境中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的另一个例子吗？或者，我们能从过去几十年来对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的认知中，学到一些更经久的教训？   “毛泽东思想”影响西方人文学术界的历史背景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背景。1960年代初，毛泽东与莫斯科决裂，大略反映了他逐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受到赞扬，认为这是把共产主义理想从斯大林体制死气沉沉的官僚统治中拯救出来的大好机会；毛泽东爱走基层民众路线，热衷发动民众继续革命，亦被视为明显不同于苏联依赖由科技精英指导的都市工业化道路；毛泽东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说“我是中国土产的哲学家，你们都是外国哲学家”，尤其对莫斯科妄自尊大自以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上的各方面都是权威，更会这么说。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深获西方那些反对其自身社会由好战的的专家官僚严密管控的人们欢迎，同时，毛强调自力更生，力主区域平衡发展，提倡来自农民生活中的“有机专家 （organic experts）”，这与当时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力图不仅摆脱旧有的殖民霸权，也要破除冷战架构下美苏主控的体制正相合拍。毛主义对第三世界左派的影响最为持久，但是，对西方工业社会那些正寻找取代冷战的生死斗争的异议者，中国社会主义的另类发展模式与他们自己另择发展道路的追求不谋而合。 在西方，毛泽东反苏联的形象日益受欢迎，这主要是因为他终身信奉矛盾。外国人以为毛想固守田园式的社会，其实不然，他从未停止鼓励发展斯达汉诺夫式（Stakhanovite）生产力与快速工业化（他疾呼：“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他也从未忽视那些通商口岸（例如上海），但却同时力促其他内陆地区的城市化以共享发展的利益；他虔信农村大众的革命潜能，同时又坚持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央集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他偏离自身信念与党的官僚体制对抗而激发文化大革命之时，树立了在异国的偶像地位。 逸离苏联的经济模式使毛泽东赢得外国人士的赞美，几年后他转而关注文化则真正点亮了全世界的灯塔。1949年中国战胜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1950年代将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结构。但毛坚持认为经济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旧体制的思想残余仍存在社会的许多部门——被剥夺的地主、资本家，小农、买办、流氓、官僚、教师及从民国遗留下来的职员和专业人士。毛认为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许多人在政府，工业界和其他国家机关占居高位。总而言之，中国的大多数人仍旧倾向依照革命前的旧意识形态与思想方式来打造新中国。所以，决定中国革命方向的殊死战可能会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将在那些对下一代人的成长具有影响力的人们中展开。 从理论上说，这场斗争可以有许多战斗方式，毛泽东选择了特别震动人心、激起年轻人热情的途径——炮打司令部。他宣称，真正的进步必须以公开的批评作为条件，必须打倒和取代那些占据党内、教育界及文化界高位、对年轻人施行反动教育的那些人。我们今天回头来看，当时这些学生——当中许多仅是中学的青春少女——接受毛的指示的热情是相当惊人的。在一个盲目服从老师的文化中，质疑师长的权威、甚至对其施予体罚，这大大的违反了原有的社会习俗。相形之下，同时期西方年轻人的激进主义则是比较谨慎的（尽管有许多令人惊异的新形式），因为他们大可从波西米亚式（Bohemian）的异议传统汲取经验。   “毛泽东思想”对西方的重要影响   尽管如此，文革的范例给了西方学生将目光转向学校权威与课程设置的额外理由（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理由）。炮打司令部以及课程的政治化成为大学校园运动的日程，结果是鼓舞了一连串延续至今的改革浪潮。同时，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概念的理论内涵和新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亦相辅相成，最明显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教诲。毛批评苏维埃经济模式的目的虽与西方激进思界不同，但亦获得那些长期质疑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家的回应。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僵硬决定论，发展出对权力与抵抗更缜密更复杂的分析，毛泽东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与他们有如同声相应。尽管发生的理由和背景全然不同，在西方激进学界，文化与媒体机构——即阿尔都塞（Althusser）著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成为争论与冲突的目标。 对毛而言，转向文化完全是策略性的手段。面对走资派暗地助长资本主义复辟，发动文化大革命保卫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革命果实是完全必要的。人们期待立竿见影的成果，经此形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品格、社会习俗以及日常生活作风，至于在西方，向文化的转向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它召唤对抗那些确保民众同意社会和国家中的掌权者统治的机构；在中国，毛主义的运动由超越国家权力的最高魅力型领袖所发动，对国家和官僚政治的坚固堡垒发起攻击，西方青年爆发的异议运动则是由一群将接掌国家权力却不屑于社会既定工作的年轻人所促成。这两种环境上的差异或许可以部分地帮助我们理解文化政治后来在中国以及在西方所展现出来的差异。 除了对权威的攻击之外，毛泽东思想的许多方面在西方也受到广泛欢迎。例如“自我批评”就成为白人对自身特权的反省，进而快速扩大引用至个人对自身阶级、性别与性向特权身分的反省。这甚至成为一种惯例，演说者在演说前先为自身可能因此种身分特权而受到限制的观点而致歉。渐渐地，自我批评成为大众心理疗法与自助（self-help）当中重要的忏悔仪式，由此可见其已深入主流生活。同样，文革对青年运动的注重，亦与所谓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即二战后出生的一代）的代际政治（generational politics）产生共鸣。对年轻人而言，反叛成为一种“权利”，虽然它今日可能在对商业品牌的选择中更为重要，但这一潮流仍很有生命力，也再次证明其对主流的影响力。在中国农村推动的“忆苦思甜”运动中所常用的提高觉悟方式，对第二波女权运动（second-wave feminism）有重大的影响力，从此其影响亦扩展到其他社会运动，而成为提升弱势阶级自尊的有效方法。总之，这些以及其他毛思想的原则在西方有着比在中国更长久与更有成效的发展。 至于毛泽东本人，你可以从他身上几种不同的引人之处选择。对西方知识分子而言，毛吸引人之处在他应付时事的善于谋划。毛制订策略的原则不是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生搬硬套到所有事物上，这是一套富有创造性的策略原则，目的是打败相继而至的不同敌人（殖民主义者、蒋介石国民党、日本占领军、苏联霸权以及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这套原则出自一位从战场上获得军事战略家声誉的诗人、哲学家。对中国作家与艺术家而言，亦正是毛的实践精神部分地防止了把毛式美学完全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僵硬教条。这种情形，在毛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奉为国家文化政策之后，尤其在他的妻子江青积极推广样板艺术形式（如样板戏）之时，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对外人来说（甚至对很多中国人自己来说），如何理解此类实践的具体中国环境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鲜有人可以完全了解“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复杂性，这是毛主义的政治核心，也是理解路线变化的关键。“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词通常被毛用来描绘党内阶级斗争的表现，亦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者与走资本主义道路者的持久斗争。由于长期受到辨证法的影响，毛泽东的理论常常被刻意拿来解释或强调表面上的二元对立或矛盾。 以早期的延安时代为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区分了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文化政策。这主要是是一个策略上的区分，而非提供给士绅文人“为人民与革命服务”的普遍指导方针（后来鲁迅评论道，“为革命服务的作家就象是一个人两脚踩在两只船上”，即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注二）。更较为人知的例子是毛泽东的矛盾论，最早（1930年代末）是为了适应党内政策由国共对抗转向国共合作抗日。在1956年的赫鲁晓夫报告之后，这个理论出于对苏联的敌意升高，又重新解释，最后导致中苏分裂。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此运动打击了“百花齐放”中“背叛”毛的知识分子），乃至到文革之末，这一理论都用来证明发动全国运动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正确的。因此辨证唯物法的核心论述——毛总结为“一分为二”——越来越只用来区分忠诚的人与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人。   西方左派对待毛主义的态度各有不同   除了一些宗派团体戮力理解并捍卫毛式教义内涵的每一次变动外，大部分西方的诠释者比较喜欢根据自身的需要来灵活理解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西方对待毛主义的态度也并不一致，例如在我出生并成长的英国，托洛斯基主义在学生与工人的政治先锋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在法国，广大的左翼深受毛主义的影响，一些组织例如「革命万岁」（Vive la Revolution）和「无产阶级左派」（Gauche Proletarienne），其宗旨则是典型的反对任何威权、反对官僚，其实或许与中国事务全然无关，从根本而言，卢梭、普鲁东和索列尔（Georges Sorel）（注三）的思想遗产决定了法国对毛思想的接受方式；与此相反的是，美国的一些毛派团体例如激进劳工党 （Progressive Labor Party），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以及马列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ML））则相当强调道德和等级，他们的组织基本上是列宁主义式的，他们的争论往往反映或折射出中国的政治派别斗争。法国的毛派较受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影响，因而接受文化激进主义；美国的毛派则常常与处于萌芽期的社会和文化运动相左——如反主流文化运动 （counterculture）、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与种族分离主义等等，美国毛派人士往往向他们所认为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保守主义看齐，所以他们的服饰打扮、行为方式和宣传模式皆与此一致。对毛主义的许多更富创见的解释其实主要来自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者，例如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以及亚裔、拉美裔以及印地安原住民。在“内部殖民地”（internal colonialism）理论的指导之下，他们认为黑色，黄色和红色美国人实质上是不发达殖民地的居民，与第三世界人民相似。他们选择性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例如自力更生，“为人民服务”，文化建设，以及对抗行动等等。   毛主义对美国教育、学术、文化与社会运动的影响   在美国，这些民族主义团体有着明显的分散化和以社区为组织基础的倾向。这意味着新毛主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已渗透到社会之中，已被本土化，不再只是精英知识分子或先锋队专有的。这样的思想扩散，其影响比中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到工厂当组织者，更为深远，尤其那些工厂组织者往往如同中国文革中下乡或去工厂的城市知青对其努力感到挫折。在美国这一实践主要为大学生民主社会协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注四）学生所采纳。正如在中国，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标是为了打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分。但在美国，这个理论在经济快速变迁的汪洋大海中搁浅。1970年代早期，发达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走向后工业生产形式的长时期结构调整时期，制造业生产逐步下降，非物质形态的附加价值劳动则越益重要。因此，传统的工人自我认同受到侵蚀，无法再宣称自身为迈向更美好社会的发动机。中国要到1990年代「铁饭碗」被打破之后，类似的情况才发生。但在中国，工人群体及其利益对国家政策有相对比较强劲的影响力。 在教育领域则是另一番情况。大多因为文革中断了一整代人的教育与学习，毛被认为是反教育，就像他现在被认为反知识分子一样。这两种看法都不准确。文革开始后两年，大学重新开放，教育制度的变革开始了，一切都在变化，从学校管理到教科书、课程准备，以及招收工人农民入学等等。总而言之，这些变革是在实践中进行的，而非仅是受抽象理论的指导。在西方，尽管没有建立起工人大学，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改革致力于使课程与教学方法尽可能的大众化，更可理解，更实际，更符合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毛的教育思想与杜威和Paolo Freire（注五）是同条共贯的。 更重要的是整个一代的左翼运动积极分子进入大学教职的行列。和那些进入工厂的干部相比，更多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进入了专业工作的行列，选择1970年代初期称为「体制内长征」（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的道路。他们下决心进入「上层建筑的专业工作」——例如教育、法律和艺术等那些对于重塑国家和民族文化最为重要的领域。 正是在这些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在其中最精英的地方——新毛泽东主义的脉搏持续跳动逾三十年，在文革热潮早已退去之后依然不衰。在这个圈子内，法国知识分子诸如萨特（Sartre）、阿尔都塞（ Althusser）、罗兰．巴特（Barthes）和傅科（Foucault）等享有巨大影响。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成长曾深受毛主义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对美国的文化批评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年在美国，许多人把法式的毛主义口号和教诲视为神圣律令。回顾起来，这种现象在今日已难以令人置信。 与此同时，新毛泽东主义的影响逐渐渗入社区生活，开始以代表大众要求文化认同的面目出现，涵括种族、族群、女权主义、同性恋及环境保护运动等各方面。这些社会运动各有各的诉求，但又互相联系，可谓是百花齐怒放。这些运动对立法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而通常须历经数十年的司法诉讼，但它们在教育界的变革却有着直接的影响。文化批评家以及历史学者站在斗争的前线，努力修改各类教科书，提倡新的文化认同观念。最终结果是大大翻修了构成国家文化核心的半官方准则。在多元文化论者大幅改写了历史书籍中的白人男性精英观点后，一些新兴的批评学派，如酷儿批评（queer criticism）、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等等，也加入战斗阵容。教科书为了跟上不断更新的的认同典范而一次又一次的修改。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结束，在某些未显示的方面，已体现毛泽东思想中“不断革命论”的精神。就如同我先前举过的西方的大部分例子，影响它们发展的有几种思想，毛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系，但我要说的是，毛主义的重要性却一直受到忽视。就最低限度而言，这些批评家的主将自认为他们所作的这些“上层建筑”的改革是激进的、甚至革命性的，本质上，这就有着很明显的新毛泽东主义热情的痕迹。 美国新保守派发动“文化战争”攻击进步思潮   并不是每个人都将这些变化视为进步的，事实上，有些人将此视为破坏力量，联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的黑暗面。这样的反挫不只来自右翼，也来自左翼。自1980年代晚期开始，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发动了所谓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直至90年代中期，左右翼在文化问题上的争端吸引了全国极大的政治关注。在有关国民道德的辩论中，美国的“文化战争”为其他国家的保守主义者们提供了一个可效法的模式。争论最初系针对学校该教授何种教科书，但很快地扩展到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每个角落，挑起对“少数族裔优待计划”（affirmative action）、性骚扰、同性恋权利以及各种工作场所歧视的争辩。这样，冲突从通常处于非政府领域的文化政治问题，逐渐扩展到我称之为文化正义（Cultural Justice）的范围。在这些方面，争取承认公民权的斗争需要有国家行动的介入。 因为左翼文化改革者对主流历史观念的修正方便煽情报纸的炒作，因此改革者粗糙的漫画式形象在媒体中广为流传。新保守派分子将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重新定义的策略奏效〈编按：美国多元文化运动主张尊重多民族的语言文化，反对西方白人男性中心，要求不得使用歧视妇女、有色人种的措辞，谓之“政治正确”，但保守派刻意扭曲其意旨，攻击“政治正确”论有违言论自由，具极权思想，更把“政治正确”搞成讥嘲的贬词〉。连某些左派人士也发言反对保守派所说的“政治正确”，他们大部分是某一代的白人男性，认为自己过去左派主将的身分被剥夺或取代。就像保守派的文化战将一样，他们始终怀恋着从前的年代——在那个时代，政治目标清楚，而群众基础亦大致稳定〈这其实大部分不实在〉。这些左翼老将斥责今日年轻人仅有短视的政治热情。在他们写的某些逸闻掌故中，要求改革的学生被形容成像当今的红卫兵，怀着自以为正确的狂热，激动地追击犯了政治不正确的罪孽的倒霉老师。 如果我们能撇开这些是是非非暂且不论，这中间的确有非常严肃的问题值得左派深思。对文化改革的热情是否真的分散了本来可以用来变革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精力？或者说，文化变革是否是社会经济变革的必要条件？那些持否定意见的人士认为，由于“上层建筑”的变革并不扎根于经济基础之土壤，因而不足以改变广大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此外，他们认为文化更多的是导致人们的分裂而非导向团结。另一阵营的拥护者则坚持认为社会与文化认同是在收入、医疗、教育、自由结社、宗教自由、住房与工作上获得平等机会的条件。从这一观点出发，文化自尊是言论、集会与社会良心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必要补充。许多人认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权利与获得社会薪资几乎同等重要。   文革的目的在创造“社会主义新人”   无论你我的立场为何（我倾向后者——虽然我认为不可能，至少也是浪费时间，去区分这些政治的差异），整场辩论都可得见毛主义的味道。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中国的文革批评者也做出类似的批评——文化不能当饭吃，而文革的拥护者则坚持革命不能被贬低到追求增加薪资或物质利益的经济主义。有人回顾文革甚至还认为文革走得不够远，认为毛泽东过早的收住了革命风暴的缰绳（这一观点对现在的某些读者来说可能无法理解，因为许多人在文革派系斗争中丧生）。尽管在文革中毛将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打击对象，但作家与文化批评家在事件的进展中仍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西方的知识分子在文化战争中不至于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有生命危险，但文化工作者与管理者亦尝到第一线的痛苦、甚至残酷的反控。 这些日子来，已惯于把保守派运用文化战争的策略看成右派如何挪用左派政治策略的一个例证。换言之，新右派把握了葛兰西有关文化霸权（hegemony）理论的精义，掌握主动权，夺回失去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右派的文化战将实则是真正的毛派，他们是政治上的功利主义者，狡猾的利用文化议题以达到自身利益。毕竟，难道毛泽东不正是利用文化来发动一场不久即失控的整风运动，以重新夺回党中央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一说法乍看似有说服力，然其分析的论证依据是假设毛泽东将文化视为工具，即毛将文化视为权力游戏的载体。对那些念念不忘文革亵渎文物和机构与迫害妨碍文革的文化工作者的人们而言，看不出毛泽东对文化的观点与纳粹主义有何不同。但是，文革所指称的「文化」主要并不是指书本或艺术家，它与改造人的主体性更有关联。培育新的社会人格和心态的努力取决于是否能彻底清除自身内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这方面，毛的先辈是如葛兰西这样的思想家。葛兰西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创造“新人”，与毛同时代的切．格瓦拉也提出类似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   西方可以充分运用毛主义的遗产   如果正如本文所力图证明的那样，西方左翼文化政治的道路的确受毛主义宏伟的抱负影响，它却只能在一个备受限制的环境下始终谨慎将事。但令人可喜的是，整个社会变革和改造规划的精神不仅保留下来，更延伸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以外的新领域，如废除家长父权和异性恋霸权，以及白人中心主义等等。除了那些由基督教原旨教义派所驱动的人（那种也许才是最纯洁的认同政治形式）, 右派的文化斗士并没有可堪与毛主义比拟的蓝图，他们最主要是受反动的精神驱动。 我之所以提出前述的观点，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或应该把西方文化战争的环境和中国的文革直接加以比较。这种比较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中国的文革对西方的文化政治的确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可悲的是这种影响常常被忽视不见。全面研究理解文革对中国的学者有极大的价值，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文革年代还是一个禁区，有待来日档案解密之后，才能充分探究。 这样看来，思考中国的文革如何进入世界思潮，改变我们对文化事务的社会政治意义的思考，这远比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争执来得有意义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对世界政治文化情势的影响以地下潜行的方式持续着，尽管在其原诞生地中国，它的声音已相当微弱。今日中国的官方观点认为有关文化政治的争辩已不再重要（特别是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消退之后）。大体而言，文革被中国主流话语视为纯粹是一个对外封闭的国家内部的产物，当今的全球化之风早把它吹得无影无踪。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难以理解西方对文化政治的热烈辩论竟然会与毛泽东有关，但是在中国成为西方衣柜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泽东主义就已经先出口到世界人们的心灵衣柜。相较于中国的武汉，今日在西方我们却拥有更多空间可能充分运用毛主义的遗产。   注一：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e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注二：鲁迅的原文是，“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继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见《上海文艺之一瞥》），校译者注。   注三：Georges Sorel （1847-1922），法国社会理论家，主张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暴力哲学，校译者注。   注四：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新左派运动和民权运动中最重要的左翼学生团体，校译者注。   注五：Paolo Freire （1921-1997），巴西教育思想家和社会实践家，其《被压迫者的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书对西方新左翼运动有很大影响，校译者注。     译自：《Cultural Politics》2005年第一卷第一期   (ANDREW ROSS ，美国纽约大学美国研究教授。译：郑洛，载于《批判与再造》第 28 期。原文链接 ： http://t.cn/zjwwhcw ）    

衣俊卿：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审思 进入专题 ： 马克思主义    ● 衣俊卿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毫无疑问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起步并迅速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于 90 年代初期陷入低迷之后又在 90 年代后期逐步复苏，到 21 世纪头 10 年进入急剧膨胀期。从研究范围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扩展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学等领域； 从学术门类的归属与定位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从原来的一个理论热点发展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领域； 从学术影响与辐射力看，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人物和理论目前不仅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主攻方向，而且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的重要选题之一，特别是成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重要选题来源之一。     作为一名已经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从事20 多年理论探索的研究者，看到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与快速发展，我的确感到由衷的高兴。然而，在兴奋与欣慰之余，我也有一种很深的忧虑。虽然在过去的 20 多年间，我曾先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面对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井喷式”的理论成果、“走马灯式”地纷纷登场的国外学术流派和人物、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概念、新理论，我也有一些茫然，有时甚至隐约感到一种“学术眩晕”。毕竟，推动一个学科从初创到成熟需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需要展开扎实而细致的工作。一个学科过分快速地“跃进”和无限制地膨胀，其前景必然有一定的隐忧。     因此，我认为，我们在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时，除了埋头于自己所专注的人物或问题，也需要时常抬头环视一下这一学科的总体研究情况，并思考一些前提性问题，并就不同流派和不同方面研究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进行必要的探讨与沟通。检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在充分肯定近年来所取得的突出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还存在许多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例如，研究的理论深度问题、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问题、不同流派之间的有机联系问题、理论的现实穿透力问题，以及主题散乱、缺乏沟通对话、译介多而理论分析少等问题。我在这里无法逐一探讨这些问题，只想通过关于一种合理的“划界意识”的探讨，来思考如何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一、“ 划界意识” 的提出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和对象是比较清晰的，主要是对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法兰克福学派、萨特、阿尔都塞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后来逐步扩展到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比较典型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近几年，有两个方面的研究迅速突破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原有阈限：一是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迅速走热，二是带有“后学”特征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各种左翼激进思想被广泛地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这两个研究领域在不同方向上的推拉与扩张，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边界呈现出不断向外“漂移”的开放姿态，迅速把当代各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裹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格局之中。     这种研究态势无疑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它从一个层面彰显了马克思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巨大影响力和价值。但是，如果不加分析和限制地任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边界继续向外“漂移”，这种无界域的无限僭越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模糊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和基本思想的消极后果。实际上，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或研究主题，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的各种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也包括站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文献分析和文本研究的学者，还包括那些在不同程度上接受马克思影响，开展对资本主义和发达工业社会批判的理论家。应当看到，这几种类型的理论，既相互交织，又有重大的区别，因此，在开展研究中，还是要在一定意义上区分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和关于马克思思想在当今知识界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的影响的研究。这就是我所寻求的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培养的一种“划界意识”。     谈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划界”问题，必须指出的是，我的这种划界诉求强调的不是一种“硬划界”，而是一种“软划界”； 不是一种“刚性划界”，而是一种“弹性划界”； 也就是说，这种划界意识的重点不在于“约束”和“规定”，而在于“提醒”和“启示”。具体言之，我在这里绝不是要做一种区分“谁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区分我们“可以研究什么”和“不可以研究什么”的具体“划界工作”。实际上，无论是各种明确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还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翼理论家，以及各种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思想影响的理论家，都应该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围。只不过，在对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流派的研究中，我们应引入一种“区别意识”，一种“划界意识”，不能不加区分、不分轻重、不分远近地把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笼统地都称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或者不加分析地给各种与马克思思想有某种关联的观点都贴上“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标签。特别重要的是，一种合理的“划界意识”可以防止我们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理解变成各种不同观点的拼接组合。近年来，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和对象，已经做了各种各样的具体划界工作。     我在这里不想继续在这个层面上一般地辨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各种范畴的指谓及其内涵，而是从几个方面来阐述我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应具有的合理的“划界意识”的想法。          二、基础性的“ 划界意识”          我们所倡导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划界意识”，在基础的层面上可以表述为： 应当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涉及的各种流派、人物和观点的客观的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做出切实而恰当的评估，从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突出重点和核心层。     我认为，提出这种含义的“划界意识”是非常必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它可以涵盖世界各国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关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按照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的规范要求来看，也是如此。这一学科主要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包括国外共产党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创新，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阐释，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文献等。面对如此宽泛的思想理论资源，我们显然不能平均地投放研究力量，而应当集中研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内容。我想，这种影响力的确定不能仅仅以我们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创造力的主观评价为尺度，还应当考虑客观的评价标准： 这一理论阐述是否真正进入到当代人类思想和理论对话与交流之中并具有影响力，或者是否真正对社会实践、社会运动或社会进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确存在着一些值得反思的现象： 人们在引入和研究某一人物或某一理论时主要凭借自己的主观评价，而没有充分将之纳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格局中加以比较研究，没有在自觉的“划界意识”的引领下充分提供关于这一对象的客观影响力的分析。并且人们有时还出于自己的熟知度和理论偏爱而突出强调自己选择的研究对象的价值，否定或者低估其他人所选研究对象的价值和地位。这里存在着两种可能的情形： 一种是有些可能在国际上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客观影响力的学者和理论观点在我国学术界被迅速“包装”和“炒热”起来，从而使其在我国学术界获得了甚至在其本土理论界也不具有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 另一种情形是所选择的研究对象的确具有客观的理论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但是，我们并没有按照“划界意识”进行某种自觉的前提性论证。我认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具有局限性，需要自觉地加以完善。     为了说明这一层面“划界意识”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在目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选出几种典型的例子来加以展示。一种情形是所研究对象的学术影响力或现实影响力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例如，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过去 30 年在我国学术界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要对象，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可取代的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以及对 20 世纪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文化反抗运动等方面的现实影响力。再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其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影响力和在当代社会运动中的现实影响力，也已经清楚地得到了证明。另一种情形是所研究对象的学术影响力或现实影响力得到自觉的论证。例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东欧一些较小的国度，但是其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并不限于其本土，我们曾论证过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性及其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刻阐述，特别分析说明了卢卡奇、布洛赫、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就高度评价并向国际学术界推介其理论观点、70 年代后期其主要代表人物直接进入国际学术交流，以及哈贝马斯等当代著名思想家对其主要代表人物理论的重视，从而论证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     还有一种情形是所研究对象的学术影响力或现实影响力尚未得到自觉的论证。这种状况比较多地体现在近年来人们对国外某些大学教授观点的直接引进和评介方面，甚至包括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日本一些进行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学者的介绍和研究。一些研究者对日本学者的研究给予很高的期待： “‘日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理应成为一个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同等级别的研究范畴。”     这一学术定位看起来可能令人鼓舞，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除了对其理论的更深入细致的探索，除了说明这些学者在日本本土的学术影响力和中国学者对他们的特殊关注，还应当进一步论证他们在国际学术交流和理论发展中的直接地位和实际影响，以及其他理论比较发达的国度对其理论成果的接受、承认与研究状况。迄今为止，关于这些问题，以及关于这些日本学者的观点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或者是“马克思学”等问题，都缺少系统的令人信服的论证。          三、深层面的“ 划界意识”          我们所倡导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划界意识”，在深层次上可以表述为： 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做出评估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对每一具体研究对象的价值取向、基本观点，特别是其同马克思思想的真实关系做出具体的区分性评价，至少要明确一点：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同关于马克思思想在当代思想界和社会实践中的影响的研究是有区别的。     这一层面的“划界意识”可以看作是第一层面“划界意识”的进一步细分，也就是在我们所确定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对象之中再做具体的细分，以便突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的突出强调。这方面我们面临的情形更为复杂，例如，对于已经被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中的各种流派和人物，按其理论立场、价值取向及其同马克思思想的实际关联，可以做出多种不同的甄别与辨析： 坚持马克思思想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和创新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 在精神气质上体现马克思的激进批判意识，对发达资本主义进行激进批判的左翼理论家； 站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进行解读的理论家； 某些以解构和超越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马克思学家”，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对象无论性质如何，都可以也应当作为我们在新形势下深刻理解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我们在价值取舍上，还是要始终保持一种比较清晰的“划界意识”，虽然我们明确反对那种“唯我独马”的独断态度，但是，我们也不能把理论的开放性发展成为丝毫没有限度与规范的“弹性”。假如我们通过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得到的收获是价值各异、立场各异的众多当代理论观点“并存”或者“拼接”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那么，这种“弹性”将危及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本身的合法性。我们可以在这里以“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为典型例子，来说明这种“划界意识”的重要性和实际确立这种“划界意识”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勿庸置疑，近年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展开已经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快速发展的重要推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以及其他众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影响不断增大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纷纷亮相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平台上，特别是各种左翼理论家也一同被裹入这一研究中，这些理论研究推动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边界急剧向外拓展。我们丝毫不会怀疑这些研究的重要性，也不会怀疑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理论上的独特阐释力，以及在西方发达社会中通过各种激进的、微观的左翼反抗运动而具有的现实影响力。问题在于，这个以“后学”来命名的阵营太庞大、太嘈杂了，粗略地说，其中可以包括： 公认的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如拉克劳、墨菲、雅索普、齐泽克、卡斯托里亚迪斯等； 典型的后现代理论家，如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勒兹、瓜塔利、鲍德里亚等；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赫勒、科拉科夫斯基等； 以及众多的各式各样的左翼理论家，如贝尔、詹姆逊、吉登斯、斯图亚特·霍尔、保罗·赫斯特、巴里·辛德斯、佩里·安德森、伊格尔顿、大卫·哈维、卡利尼科斯、埃尔斯特、奥菲、马舍雷、朗西埃、巴迪欧等，这个队伍的阵容还在不断扩大，我们时常发现又有新的陌生者被卷入这一研究领域。     这个阵营的确是太复杂了，以至于同样是“后马克思主义”，术语的拼写都不相同，更不要说定位和取向上的差异了。因此，要对这个复杂的阵营中的每一个流派、每一个思想家都清晰地定位或者归类，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清晰地辨别其中哪个属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更是异常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不同研究者在做着各种极其不同的努力，例如，当巴迪欧明确宣布“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时，人们要去论证他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 当有的研究者把伊格尔顿当作后马克思主义者加以研究时，他本人却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 有的研究者倾向于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评价后马克思主义，或者“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之间”来定位后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当一些人认真地论证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时，另一些研究者却明确指出，“后马克思思潮不是马克思主义”； 还有的学者干脆断言，“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形态，相反，它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它试图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概念和范畴”。正由于这种复杂性，许多研究者干脆不进行这种定性的和区分的争论，而是直接对不同的人物和理论进行具体的个案性的或局域性的研究。     显而易见，面对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左翼理论所构成的特殊阵营，我们无法进行“硬划界”意义上的具体划界工作，但是，培养一种“软划界”意义上的“划界意识”则肯定是必要的。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需要专门的工作，我在这里只能简要地说明自己的大致倾向。我认为，对于后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三个维度上着力加以探讨，即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后马克思主义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这三方面的关系不搞清楚，我们就无法对后马克思主义进行清楚的定性与定位。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 Stuart Sim) 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特别强调了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在我看来，这种内在关联是存在的，并且，承认这种内在关联是极为重要的。在这里，我想着重谈一谈研究对象与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性质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性质问题。具体说来，一方面，应当对庞大的左翼理论阵营中的不同代表人物同马克思思想的关系进行审视。有的研究者区分了六种西方左翼，并且发现，绝大多数左翼“均与马克思主义发生或多或少的关系”，但是，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在具体研究中既要充分借鉴和吸收他们对资本主义激进批判的理论成果，又要依据他们同马克思思想关系的性质，以及他们同某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关系的性质，来具体判定他们是属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还是属于受马克思思想影响的一般理论家。另一方面，在涉及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时，我们应当把那些只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吸纳了后现代主义的微观政治批判思想，而在理论定位上与马克思思想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传承关系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纳入后马克思主义阵营，而把德里达、福柯等典型的后现代思想家定位于受马克思思想影响的、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理论家。     在本文中，我想重点探讨“划界意识”对于健康地开展马克思学研究的重要性。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向外拓展的重要体现。对于西方马克思学的关注，与国内学术界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研究，特别是所开展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 即 MEGA2) 的编译工作和研究工作密切相关。     毫无疑问，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借鉴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改变传统哲学教科书忽视文本研究的问题，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然而，目前一些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已经不满足于文本研究的定位，而是通过模糊或淡化我们所说的“划界意识”，把马克思学膨胀、拔升到最本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地位。应当说，“马克思学”的原本定位和划界是比较清楚的，在其狭窄的意义上，它通常是指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与思想进行跨学科、超党派、非意识形态的、纯粹客现的学术研究。从性质上，它常常的确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研究”，而是一种“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的研究者一般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只是研究马克思； 而后者的研究者则均为具备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学者，但他们并不信仰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信仰具有批判性、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目前一些马克思学研究者对“马克思学”这一范畴做了两个步骤的转换： 一是把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都冠之以“马克思学”，从而把“马克思学”从吕贝尔所确立的那种具有特定含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膨胀为可以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等在内的庞大的理论阵营，于是我们所熟知的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也都被划归了马克思学的阵营； 二是以争夺话语权的理由，提出“重建马克思学”，特别是创立“中国的马克思学”的主张。     最近几年，关于创建“中国的马克思学”的主张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获得了比较大的反响，甚至我国学术界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学者也对此明确表达赞许。     我丝毫不否认主张创建“中国的马克思学”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坚定性和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的热切渴望，但是，对于这种把某一具有明确的特定的内涵和价值规定性的范畴膨胀和扩大的做法，我还是有很多忧虑。我注意到不少学者通过从梁赞诺夫那里开始另辟“马克思学”的起源，以及通过关于“西方马克思学”和“国外马克思学”的术语辨析，来为自己所使用的“马克思学”范畴进行了“大同小异”的论证，但是，我感到自己迄今还是无法完全被这些论证所征服，实际上，学术界也有不少学者像我一样抱有类似的疑虑。     我在这里并不想介入围绕着“马克思学”范畴的发明权的争论，在我看来，目前的一些争论还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我在这里只提出两个相互关联并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其一，是不是文本研究属于“马克思学”的专利，只要开展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就一定要冠之以“马克思学”？ 换言之，是不是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来没有进行过文本研究？ 是不是如果不创立一种“马克思学”就无法开展文本研究？ 我注意到，实际上也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做了很深入的探讨，但并不把自己的研究命名为“马克思学”，而且也有研究者明确提醒不能把文本研究视作“马克思学”的专利。其二，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所谓“中国的马克思学”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问题。如果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缺乏文本研究，而强调要建立“中国的马克思学”，那么所谓“中国的马克思学”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相互并列的关系？ 还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在地包含着“中国的马克思学”，或者说是要以“中国的马克思学”取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假如“中国的马克思学”是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文本研究基础，那么这就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在地就要求包含着文本研究，那为什么又不把这种研究直接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 是不是只有称之为“马克思学”才能获得理论的科学性？ 这些问题使我非常纠结，遗憾的是，目前的争论很少直接探讨“中国的马克思学”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好不容易找到一篇直接讨论二者关系的论文，但是，我得到的答案是： “中国马克思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中国马克思学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具体体现在诸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推动思想解放”等。     这样的论述使我更加困惑，这些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意吗？ 把这些内容再贴上“中国马克思学”的标签用意何在呢？ 我在这里并非急于对上述问题提出定论性的判断，但是，必须指出，这些问题不是枝节性问题，而是健康地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          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现实诉求”          在从上述两个层面具体阐述了我们所倡导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划界意识”后，我还想转换一个角度做一种补充性论述。如果说，上述讨论是对这种“划界意识”所进行的“是什么”的分析，那么现在我们转向“为什么”的问题。我想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诉求”的辨析来说明确立“划界意识”的重要性。     所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诉求”，实际上就是提出为什么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即要明确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所期待的理论成果。初看起来，这不应当成为问题，但是，这绝非一个明知故问的简单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显然不同于关于某一实证知识、某一工具性理论、某一物质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关于这些具体知识形态的研究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价值诉求和价值评判，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相对给定的东西加以实证性研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时刻关心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批判性理论，其生命力和创新力不仅体现在其创始人的原初语境和具体结论，更体现在它与人类历史进程在每一个时代的重新对话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研究必然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诉求。这种现实诉求并非只是今人的功利性要求，它同时也是马克思学说的本质规定性使然。因为，如果不把马克思的学说置于每一时代的现实历史进程中去加以阐发，那么，即使我们真的能够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每一种观点完全“客观地”、“无争议地”、“实证地”分析出来和描述出来，那么它的价值也会十分有限，只能是专属于那一时代的知识形态。     我想，可以这样逐层深入地展开和表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诉求”： 其一，更加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入 20 世纪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各种马克思学流派，从不同侧面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进行了研究和阐发，对于这些观点的借鉴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其二，深刻透视 20 世纪人类历史进程和实践发展的变化和特征。众多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各种理论探索，不仅让我们多视角地了解了马克思思想对当代人类实践和问题的解释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些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对现实的批判视野，可以对当代人类社会历史现实的真实图景形成更完备的把握。其三，在全球化视野中透视中国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和借鉴，最终要落脚于提高我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使我们善于把中国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置于世界的背景中和全球化进程中加以定位和把握。     这样一来，我们应当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诉求”来补充和完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划界意识”。具体说来，我们在选取、划分、研究、评价当代国外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相关理论时，应当坚持“双重解读逻辑”： 一是“理论逻辑”，即要揭示不同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的内在的理论逻辑，揭示其同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 二是“现实逻辑”，即要揭示这些理论观点，包括它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初观点的创新或修正同特定时代的人类实践的逻辑关系。只有将这两种解读逻辑相互交织，我们才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而具体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坚持这种“双重解读逻辑”，至少有助于我们解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这样两个重要问题。     一是有助于把握马克思经典思想的阐释和马克思思想当代价值的阐发二者之间的内在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要防止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极端的倾向是： 缺乏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系统研究和全面把握，主要根据今天的需要来取舍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观点，这种做法被学界批评为“六经注我”式的解读。的确如此，这种做法虽然强调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和当代价值，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文本依据，存在着曲解、误读、歪曲或者实用主义地任意剪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危险。另一种极端的倾向是： 机械地固守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典文本的解读，相信可以达到对具体的文本及其观点无争议的、无分歧的、完全客观的、全面的解读的可能性，并追求把这种文本解读变成“我注六经”式的“实证科学”。我十分尊重和敬佩马克思学在文本解读中的规范的方法和科学的程序，完全承认这种科学的解读对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经典作家理论观点的重要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止于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解读为具体的实证知识的集合。在这里，我们且不争论按照解释学理论，对于一种批判的革命的社会历史理论的每一种观点、每一个文本都进行“价值中立的”、无分歧的、完全客观的解读是否可能的问题，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假如我们把文本解读至上化、绝对化，真的把马克思针对当时各种具体历史条件，在特定语境中的论述都变成了实证科学式的确切知识，而不是放到历史进程中和当今的语境中加以价值判断和取舍，那么我们即便不会完全把马克思思想变成僵死的教条，至少也会把它定格为过去时态的历史知识。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反对一种极端而走向另一种极端，我们只有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理论解读逻辑和现实解读逻辑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把关于马克思经典思想的阐释和关于马克思思想当代价值的阐发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二是有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连续性和超越性的统一。引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诉求”和“现实逻辑”来补充和完善“理论逻辑”，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和创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通常人们更多地习惯于按照“理论逻辑”来描述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也就是拿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和阐释同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以及之前时期的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加以“比对”。这种研究很容易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超越性”、“间断性”、“转向性”或“跳跃性”，因此人们常常会根据某一时期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研究主题和强调重点的变化，而断言前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形态的“逻辑终结”，或断言新马克思主义出现“理论转向”。这种单纯的“理论逻辑”的解读容易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片面化的理解，似乎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表现为某种经常性的“断裂”状态： 一种新形态否定了前一种形态，然后再“回到马克思”以便构造另一种新形态。如果我们在这些理论分析中引入“现实逻辑”加以补充，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和发展从一种单线的描述变为多线索的交织路径的分析，那么，呈现出的就不全是“间断性”，而是也会有间断和差异中的连续性。例如，我们可以选取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几个重要节点： 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和基础因素的强调、列宁对宏观政治的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批判的强调、后马克思主义对微观政治的关注等。从“理论逻辑”上看，这其中已经发生了多次“间断”或逻辑转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 100 多年间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层变化、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人类实践方式和人类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以及随着这种变化而必然出现的人本身的变化等等要素和参量相应地引入，从“现实逻辑”来看，我们又可以看到在这些超越、间断、跳跃的背后，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执着的批判，对人类解放的可能性的不断探求。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些分析简单化，但是，无论如何，用“双重解读逻辑”来丰富和完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划界意识”，会有助于这一学科的健康发展，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价值彰显。    进入专题： 马克思主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哲学 > 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47.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5，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