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塌糊涂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国广东海丰县人，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惊险开端 「００２」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狗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狗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何况，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一九五七年，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一九六零年，他们又迁往加拿大。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 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乾、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 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已经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身份暴露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００２」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 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００２」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选择美国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 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已经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去日本吗？举目无亲。 马思聪选择了美国。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到了美国，借助弟弟的介绍，他可以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他生怕在途中发生意外，工作证将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财富、惟一的「证明」，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云杉面板木板如丝，背板的「虎皮纹」宽而明显，造型漂亮、美观。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发音格外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他想，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一笔钱，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了美国，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骗」先生？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 领事的考察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 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那股「京腔」十分标准：「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也没有什么「土匪黑话」，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已经确信无疑了。 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马思聪幕后谈判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徵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 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 结局出人意料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于是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００２」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已经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 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 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 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已经看过今天的报纸？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已经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原文： 马思聪–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图)

白天不懂夜的黑 2010-8-1 1. 那年，我们高中校学生会决定出版一份铅印的校报，我经过竞选，成为主编。 我们都很兴奋，在那个时候，有校报的中学并不多。忙碌了很久，组稿，联系本地日报的印刷厂，校对，最后终于拿到了散发着油墨芳香的500份报纸。正准备发给各个班级，团委书记突然说，这期报纸不能发。 因为，他们突然在某一篇评论学校某个政策的文章里，发现了一个词，“厉王止谤”。团委书记严肃地说，这个词，不能用。 可是，报纸都已经印好了。印刷的数百块钱经费，是好不容易才从学校里申请到的。重新印刷并不现实。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重新印刷了那一段话，删去了那个惹祸的成语，贴在原来的报纸上。 那天，在校学生会的办公室里，我和另一个同学拿着剪刀和浆糊整整干了一个下午，才贴好所有的报纸。 那时，我还不知道，那是一种多大的屈辱。 2. 那年，我在北京，和单位里的英国专家Caroline闲聊。 不知道怎么就说到了中国。总是亲切和蔼的英国大妈，突然神色凝重。 “我觉得，危机正在酝酿，很快就会出事的，我很担忧。”我不记得她的原话，大意如此。 我连连摇头，“No, no, no, you are being too pessimistic. Believe me, the Chinese society has its own way to deal with all these problems, which foreigners probably would not understand.” 我说，中国社会的纵切面上，有许许多多的层次，就好像洋葱一样，可是外国人通常只能看到最外面的那一层。中国社会充满了自己自生自灭的潜规则，可以把这些你们看起来天大的问题化解为无形。 第二天，在部门的饭局上，我讲了这件事。十几个同事都哈哈大笑，所有人都觉得，这些外国人，太自以为是太不了解中国了。 3. 那年，我从公家单位辞职，到纽约求学。 学校给我分配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我住一间。我在开学前几天到了学校，还是暑假，住在其中一间的美国人已经毕业，但还没有搬走。于是，我和他有了短暂的交集。 有一天，偶然闲聊了起来。我随口说起黑人。 我说：those black people…… 还没说完，他神色顿时非常紧张，用手势打断我，严肃地说：never never use that word. 我疑惑地问，那应该用什么词呢？ 他说，要说African American。 其实我已经很小心，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用negro这个词，可是没想到，连black这个词都不能用。我觉得可笑，美国人对于政治正确已经到达这样可笑偏执吹毛求疵打草惊蛇的地步，黑人的确是黑嘛，叫他们黑人怎么倒变成歧视了。 腹非归腹非，入乡随俗，我还是装着诚恳地道歉。 谈话继续。刚到美国没几天的我，在国内时觉得自己英文已经相当好了，可是还是跟不上他噼里啪啦的语速，经常要请他pardon一下。那时的我，还不知道pardon其实是英式英语，美国人更习惯说“What’s that”或“Say that again”。 我记得，他突然停了下来，很怜悯地看着我，说： “你知道，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竞争会非常激烈，上学会很忙。我是说，你的英文并不好，你怎么跟上学习进度呢？” 我有点尴尬，但又无从辩驳。 然后，他又说自己对中国的印象很差——独裁，专制。他说自己两年前在深圳旅游，有次在酒吧里，居然有拿着枪的军人冲进来。 我想那绝对是一个误解，那时这么想，现在也还是这么想。应该不是军人，最多是扫黄打非的警察。 可是，我还是觉得委屈。我想，你们既然那么尊重人权，连black这个词都要避免使用，那为什么对我的国家，又这么苛刻、这么傲慢、这么充满偏见？我们的确不如你们那样开化进步，但你为什么不想想，我们这三十年改变了多少，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几天以后，他就搬走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他，我后来不但顺利地毕业，还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成为纽约这个伟大城市的一部分。我也没有机会告诉他，之后的几年，我在纽约很少再碰到他这样傲慢无礼的人，我遇到的许多纽约客，都友善、热情、小心翼翼地呵护别人的自尊，也许还和我一样，来自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国家、另一片大陆、另一种文化——纽约一半的常住居民都出生在美国以外，如果再算上那些父母从其他国家来的第二代移民，真正的纽约人就更少了。 4.

原帖： 一个女特务的故事 来自:  Liumiao.com 作者：刘淼 一个女作家，民国二十八年接到组织的任务，去接近汪精卫政府的特务头子李士群，组织上对她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她答应了。为了从事特务工作，她还不得不与恋人暂时分别。 她果然进入了汪精卫政府工作，从此上海滩也开始有了她做汉奸的传言。她始终牢记着组织上的交待，不辩护。她觉得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总能澄清自己。 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任务之后，组织上又安排她到日本人办的报纸工作，还去了日本参加会议，回国之后，媒体上对她这个“汉奸”的讨伐已经铺天盖地，她牢记着组织的教诲，不辩解。 等到日本投降，她结束了六年的特务生涯，回到解放区，却发现她的名字已经成为“敏感词”，无法发表任何文字。她想跟恋人恢复关系，组织上却对她搞外事工作的恋人说，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她是文化汉奸，而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搞外事工作的恋人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写了绝交信给她。恋人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 此后她一直活在人间地狱里，整风，反右，文革，她成为了历次运动的重点审查对象，没完没了地写交待材料，她的汉奸帽子一直没摘去，等到1982年年初，组织上终于为她平反，说她不是汉奸，她的心愿终于了解，同年在她10平方米的简陋小屋里自杀，终身未嫁，无子嗣。 代表组织上要她“不辩护”的人是潘汉年，代表组织要恋人同她绝交的人是邓颖超，恋人名叫王炳南，她叫关露，据说是电影《风声》中周迅饰演角色的原型。 她的作品，至今仍被人传唱，这首歌由贺绿汀作曲，名叫《春天里》，歌词这么写： 亲爱的好姑娘　天真的好姑娘 不用悲不用伤　前途自有风和浪 稳把舵　齐鼓桨　哪怕是大海洋 向前进　莫彷徨　黑暗尽处有曙光。 – 费玉清版《 春天里 》 电影《十字街头》中的《 春天里 》

图片提供：朗心铁 江西抚州钱明奇连环爆炸案或与拆迁有关 2011年05月27日10:04 新华网 字号： T | T [ 导读 ]新华社英文电稿援引相关人士的话表示，嫌疑人制造爆炸的目的是“发泄不满” 综合新华社、抚州市政府网、江西省发改委网站报道     5月26日拍摄的抚州市临川区政府外爆炸现场。新华社记者 周科 摄       5月26日，救护车停在抚州市临川区政府外的爆炸现场。新华社记者 周科 摄 26日9：18至9：45，江西抚州市检察院、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临川区药监局旁边的马路先后发生三起爆炸。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发稿时，爆炸案共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死亡者中，1人为当场死亡，1人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新华社援引江西省公安厅的信息称，经警方现场勘查和鉴定，已确定当场死亡者为犯罪嫌疑人钱明奇。钱明奇，男，1959年生，系临川区居民，无固定职业。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新华社还称：“抚州市、临川区正全力做好社会稳定工作。” 涉及房屋拆迁 当天早些时候，新华社英文电稿援引相关人士的话表示，嫌疑人制造爆炸的目的是“发泄不满”。 据了解，钱明奇丧妻，有两子一女，均在外务工。他家境一般。1995年左右，因抚临公路改造，他经历了第一次拆迁，而2001年左右刚盖好的五层楼房又因京福高速而被拆迁。 公开资料显示，互联网上曾出现一个帖子，对抚州市临川区法院、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的相关判决表示不服。此帖留下两名联系人的电话，其中一个就叫钱明奇。 上述帖子显示的日期为2006年1月12日。帖子称，因抚临公路改造、京福高速公路引道工程，在同一地段先后两次有房屋被拆迁。该帖还指责相关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公路建设协调领导小组“故意压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标准”。于是，钱明奇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将上述政府部门和单位同时列为被告。2004年3月，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将此案移送至临川区人民法院作一审审理判决。 该帖称，钱明奇认为抚州市中院的做法“有庇护被告的目的”，故在2004年9、10两月两次要求临川区法院依法回避审理，但被法院驳回。当年10月15日，临川区法院开庭审理后，钱明奇不服一审判决，并于次年3月向抚州市中院提出上诉。此案的一审、二审历时两年多时间。 该帖还以图片的方式显示了8个人的签名，其中一人名叫丁梅金。值得注意的是，丁梅金的名字在抚州市官方的一份公开文件中也曾出现。 在抚州市政府网站发布的公开信息中，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访工作的实施意见》显示，2008年7月，青云街道办事处曾将丁梅金反映的拆迁问题列为“重大疑难信访案件”，并且要求“及时落实领导包案”，同时指定了两名街道干部为这一信访案件的包案领导和责任人。 2010年11月，临川区政府办公室曾经出具了一份《关于钱明奇等人反映京福高速公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书》(下称“答复意见书”)。 答复意见书称，经双方协商，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实行货币补偿，按市场评估价格确定补偿……具体评估结果为：框架535元/平方米，砖木415元/平方米，简易110元/平方米……利息总额按拆迁补偿款总额的80%一次性给予补助(含内装修费用)。 据悉，有7户人家同意了这一方案，但钱明奇和另外一户人家不同意。之后，政府提供的另一种补偿方案，也被钱明奇拒绝。 拆迁背景：高速公路建设狂飙突进 钱明奇涉入这一拆迁案近10年。最早在2001年12月，抚州就召开了“京福高速公路主干线温家圳至沙塘隘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征地拆迁工作动员大会”。会上称，该项目建设需征地2812.04亩，拆迁房屋逾12万平方米。 京福高速公路主干线江西境南段(温家圳至沙塘隘)与北段，及沪瑞国道主干线江西境内段、九景高速公路和赣粤高速公路一道，构成了江西省高速公路的主骨架。 温家圳至沙塘隘段高速公路全长177公里，投资47.33亿元，是当时江西省公路建设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之一，也是江西省“十五”规划交通运输发展重点专项，2002年6月开工， 2004年9月建成通车。 钱明奇在网帖中所说的拆迁涉及的项目，正是2002年实施的京福高速公路引道工程。 实际上，像京福高速这样大规模的公路建设工程，正是江西省“十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的重点。 江西省发改委网站上的“十五”交通运输发展重点专项规划，对“九五”交通规划有一个总结，即认为“公路方面，还没有形成联系全省各设区市的高速公路网，公路主骨架基本上还没有与周边省份相衔接。公路网密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我省每万人拥有9公里，比全国低近2公里。公路等级低，结构不合理”。 基于这样的总结，江西省“十五”规划在发展总体目标中着重提出要加快公路网的发展，尤其是提出了“高速公路达1414公里，比‘九五’末增加1000公里”这样的硬性目标，相当于在原先该省的高速公路里程基础上翻两番。由此，随着诸如京福高速这样的大型工程的上马，江西进入了高速公路大发展时期。 当地官方此前强调“见微知著” 就在爆炸案发生前一天，抚州官方还在研讨如何“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群众工作水平”。 据新华社报道，24日，该市举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专题研讨班”结业式，市委书记甘良淼当时表示，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推进赶超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他强调，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甘良淼同时指出，要增强“见微知著的敏锐性、居安思危的前瞻性、明察秋毫的预见性和防患未然的主动性”。 此前在本月17日，抚州市两级法院院长还举行了联合接访活动。据临川区法院网站介绍，当日上午两级法院共接待群众25人次，“群众均感满意。” 临川区法院网站上还有一篇报道称，得益于该院的“1＋N”机制，该院2008年的民商事案件调撤率为59.1%，2009年为63.7%，2010年为71.5%，2011年第一季度为 80.96%，调撤率逐年上升。 这种“1+N”机制即为1个法官+N个小组，是由1名法官负责联系若干个自然村。这种机制被认为能够“做到第一时间掌握不稳定因素，第一时间介入纠纷矛盾调处，第一时间提供法律服务”。 就近期一些地方因征地拆迁引发恶性事件，国土资源部近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严格规范征地拆迁管理，坚决防范查处强征强拆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国土资源部要求，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贯彻落实中央规定，要严格履行规定程序，征地前及时就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和政策征求群众意见；不得强行实施征地拆迁；对于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必须妥善予以解决，同时确保征地补偿费用及时足额支付到位。 就在此次爆炸案发生前数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称：“理性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性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现阶段，这个责任主要在社会管理者，在拥有更强实力、更丰富资源的组织和个人。而每一位公民也应该意识到，任何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都应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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