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撮

然而，作为读者，并且也勉强可以算作“知识分子”的我，认为这本书有三个关键性问题必须加以剖白。首先是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分类。这一分类至少很难解释胡适。胡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他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主张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反对整体的革命。在索维尔的分类中，胡适应该属于“悲观构想”的典型。可是他在充满“悲秋”情结的少年时代却满怀“成圣”的志向；而到他留学美国后，彻底转变成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其实恰恰是看到了“进步”的希望，仍然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自觉和使命感的“圣化构想者”。这种存在于胡适身上的矛盾，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都有。鲁迅的文学作品充斥着悲观主义，但并不妨碍他站在道德制高点试图针砭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一病灶。由此看来，索维尔的两分法也存在着概念模糊地带，在解释中国知识分子方面仍需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