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由于香港和台湾的新闻机构在过去提供完整与独立报道中国的新闻,弥补了受严格限制的大陆媒体留下的间隙,因此这两个地方的新闻自由状况非常重要。任何包括自我审查等干预的增加,都将伤害香港和台湾媒体扮演舆论监督角色的能力。
香港1997年从英国统治下回归中国控制后,被授予高度的自治权,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框架下管理其事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社会主义至少50年不会在香港实行,当地居民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受伦敦北京与达成的香港基本法保护。基本法实质上为香港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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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读者，并且也勉强可以算作“知识分子”的我，认为这本书有三个关键性问题必须加以剖白。首先是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分类。这一分类至少很难解释胡适。胡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他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主张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反对整体的革命。在索维尔的分类中，胡适应该属于“悲观构想”的典型。可是他在充满“悲秋”情结的少年时代却满怀“成圣”的志向；而到他留学美国后，彻底转变成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其实恰恰是看到了“进步”的希望，仍然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自觉和使命感的“圣化构想者”。这种存在于胡适身上的矛盾，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都有。鲁迅的文学作品充斥着悲观主义，但并不妨碍他站在道德制高点试图针砭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一病灶。由此看来，索维尔的两分法也存在着概念模糊地带，在解释中国知识分子方面仍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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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htcensorship：从这张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调查图，可反映出党在中国媒体中的重要作用。 完整报告请见 China’s political discourse in 2013 翻墙技术博客 订阅地址及社交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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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北大教授，自由派学者夏业良由于时常发表批评现有政体的言论而始终面临着来自校方以及当局的压力，可极左派孔庆东极具争议性、甚至辱骂他人的言论却似乎从未给他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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