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不讲

法广 | 上海视窗: 意识形态“七不讲”闹剧背后

虽然有传说称,这份文件因过于强硬,且受到抵制和广泛批评,已被要求低调处理,不再严厉执行。无论真假,但其中展示的中共意识形态管理者对现代制度文明、当代社科学术的敌视态度,令人担忧。 中共内部认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复杂、斗争尖锐的一面,有七个方面的错误思潮,主张及活动值得注意。 首先,中共意识形态管理者明确反对所谓“西方”宪政民主。这一观点在随后的所谓宪政之争中已经展现无遗。 官方的内部说法认为,“西方”宪政民主有着鲜明的真正内涵和指向。包括三权分立、多党制、普选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内容,他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理念、政治模式和制度设计。 中共意识形态管理者对宪政民主敌视明显,在他们看来,宪政民主话题近来的“炒作”频繁。主要表现为:借纪念现行宪法设施30周年,打着“维护宪法”,“依法治国”的旗号,攻击党的领导凌驾于宪法之上,中国“有宪法无宪政”。一些人还用“宪政梦”歪曲民族复兴中国梦,称“宪政民主是唯一出路”,“中国应跟上世界宪政潮流”。 强硬派意识形态管理者认为,宣扬“西方”宪政民主的要害,在于把中共的领导与宪法和法律实施对立起来,以西方宪政民主否定中共的领导、实质是要否定中国宪法及其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最终实现改旗易帜,把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搬到中国。 其次,首先,中共意识形态管理者对“普世价值”也抱有敌意,认为是“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共强硬派提出,一些人宣扬“普世价值”的政治目的,是要把西方价值观说成是超越时空、超越国家、超越阶级的人类共同价值,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具有普适性永恒性。 他们认为,在西方国家经济、军事、科技长期占优势的情况下,这些论调具有较强的“迷惑性欺骗性”,目的在于混淆西方价值观与中共倡导的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最终用西方价值观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此前,现任河北省委书记,时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的周本顺曾在《求是》杂志撰文,称“公民社会”是西方的“陷阱”,这在党内似乎并不是少数意见。根据他们的说法,宣扬“公民社会”,是“企图瓦解”中共执政的社会基础。 中共强硬派提出,近年来,公民社会概念被“西方反华势力”包装为政治工具,中国境内一些人也别有用心地加以宣扬。主要表现为:借公民社会宣扬西方政治理念,称在中国建设公民社会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是实现宪政民主的基础;将公民社会视为在中国推进基层社会管理的“良方妙药”,搞各种各样的“公民行动”。 对此,他们将其定性:宣扬公民社会的实质,是要把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权排除在基层群众自治之外,甚至对立起来,最终形成政治对抗力量。以此来看,最近对许志永、传知行的打压,应该是在这一理念之下的作为。 中共强硬派还批判了“新自由主义”。他们指责,存在这样一种经济主张,即主张经济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他们将其称为“新自由主义”。 根据意识形态掌控者的说法,“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鼓吹“市场万能论”,称中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称中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这些论调,实质是要改变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 执掌中共意识形态的中宣部,对新闻自由一向敌视。而年初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则被认为是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中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的典型。 据强硬派的看法,目前一些人以“新闻自由”为幌子,宣扬西方新闻观,否定中国媒体的党性原则。主要表现为:标榜媒体是“社会公器”、“第四权力”,攻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鼓吹“网络信息自由流动”,“污蔑”中国加强互联网管理是打压网上言论;称中国媒体是“法治盲区、人治特区”,呼吁按西方观念搞新闻法;称中国限制新闻出版自由,鼓噪撤销宣传管理部门。 强硬派将其定性为:宣传西方新闻观的实质,是鼓吹抽象的、绝对的新闻自由,反对党对媒体的领导,企图打开对中国意识形态渗透的“突破口”。 对中共党史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中共历史错误的研究,则被指责为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 官方的说法是,历史虚无主义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主要表现为:否定革命,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否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称是“误入歧路”,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否定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贬损革命前辈,抵毁党的领袖。 近来,一些人借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一些人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或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或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和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企图通过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近年来议论改革声音不断,对于学术界批评的“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或者“改革还远未到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观点,官方将其指责为“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上述的西方的“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等等“错误”思潮和主张。 官方认为在“境外媒体和反动出版物”中大量存在,并通过互联网和地下渠道向境内渗透;在境内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客上也有一定传播;在报告会、研讨会、高校课堂、论坛讲座、民间读书会、个别出版物中也时有出现。 强硬派提出,如果任其蔓延,就会干扰人们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目标前进等重大问题上的思想共识,干扰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最后,中国的意识形态主管机关,以及维稳机构对目前的民间社会运动和异议运动保持了严密的监控和关注。 根据官方的描述,一是一些人散布公开信、建言书,进行联署签名,提出政改、人权、释放“政治犯”、“平反六四”等政治要求;炒作官员财产公开、网络反腐、媒体管理等热点敏感话题,挑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二是西方驻华使领馆、媒体机构、非政府组织以种种名义在中国境内活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培植反政府力量。三是在境外“炮制”反动政治出版物,境内一些人私下组织编撰翻译出版物,还有人拍摄敏感题材纪录片,散布政治谣言,抹黑党和国家领导人。四是操纵炒作藏人自焚,制造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借民族宗教问题搞分裂破坏活动。五是加紧对中国进行网络渗透,在境内非法聚集。六是“异见份子”、“维权人士”等表现活跃,有的与西方反华势力相互呼应、相互借重。 在他们看来,上述现象这表明,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形势依然严峻,西方反华势力施压促变的立场就不会改变,就会把西化分化和“颜色革命”的矛头始终对准中国。 对此,“绝不能放松警惕,更不能掉以轻心”。对这些社会运动和异议人士,官方的回应是更严厉的打压。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今年初以来,陆陆续续因“财产公开”、“抗议朝鲜核爆”等种种议题下,被以“扰乱社会秩序”“非法集会”“煽动颠覆”等罪名抓捕的各界人士已有近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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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七不讲、宪政和意识形态危机——2013年随感之三

杜光:七不讲、宪政和意识形态危机——2013年随感之三 进入专题 : 宪政 意识形态危机    ● 杜光 ( 进入专栏 )        进入“红五月”的下旬后,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一股“红色风暴”突然勃兴,在“七不讲”甚嚣高校的同时,官方报刊又掀起了对“宪政”的批判。      “七不讲”和宪政所涉及的,既是理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是意识形态问题。它由执政的当局挑起,表现了专制主义统治的加强,同时也反映出意识形态的深刻危机。这个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1989年的那场大镇压和随后的大清洗,几乎把十年积聚的民主力量一网打尽。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催又生”。经过九十年代的十年反思,新世纪的十年感悟,有赖于互联网的应用与普及,从被毁灭的灰烬里,孕育出老中青三代民主力量。他们借助网络,交流思想,传播信息,把自己反思的体验和感悟的心得,公之于众。其中既有对历史的反省和传统观念的批判,也有对社会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探讨,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一方面,建立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督;另一方面,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这几年来,要求改革政治体制、落实宪法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临近十八大时更达到了空前的高潮。毫无疑问,这是对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的挑战,也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因为争取自由民主的主要形式是宣传符合于历史发展趋势的思想理论,开展群众性的启蒙运动,从意识形态上清除积累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它的衍生物奴隶主义,消除斯大林主义即苏式专制主义的影响。这就不能不同执政当局长期坚持、并向民众灌输的意识形态,产生尖锐的矛盾。加上被民主力量运用的网络无微不至、无远弗届,更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民主呼声日益剧烈,民主与专制在思想理论上的对峙日益紧张。      在社会危机持续恶化、社会对立不断加深的形势下,又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迫使执政当局作出选择:或者,顺应历史潮流,采纳党内外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呼求,在意识形态领域除旧布新,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制约、监督权力的机制,落实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把社会引上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轨道;或者,继续坚持违背历史潮流的意识形态,坚持以党代政、一党专政的封建专制主义方略,加强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垄断和严格控制,排斥一切与四项基本原则相悖的意识形态,使社会继续处于对立、混乱、停滞的危机状态。提出意识形态七不讲,表明执政当局选择了与历史发展趋势相反的方向,妄图凭借强大的政治权力,压制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思想理论。这个极不明智的选择,不但不可能消除意识形态的危机,相反,大大地加深了、扩大了意识形态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并且助长了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危机。至于《红旗文稿》和《环球时报》上批判宪政的文章,李慎明的《正确评价……》之类,只不过是帮闲文人投意识形态收紧之机,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以积累往上爬的政治资本罢了,客观上只能起加深危机的作用。      这个危机集中在宪政问题上,宪政成为有关文件批判的首要对象,有它的内在因由和历史背景。目前朝野对立、官民对立十分严重,虽然全民同做“中国梦”,有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但在实现这个共同目标的过程中,不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诸领域,还是意识形态领域,体制内外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可以说是同床异梦。只有在两个问题上有所交集,有一定的共同语言,那就是反腐败和实施宪法。其中反腐败只有治标的意义,实施宪法则有着根本的性质。现行宪法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又得到广大民众的承认。尤其是其中的民主性条款,如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和司法独立,在民国初年的几个宪法里,就已经明文列入,它是一百多年来民主革命的重要成果,为共产党所继承、接受。所以,在实施宪法这个朝野交集点上,是最有可能取得共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炎黄春秋》的新年献词以《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为题,显见了该刊编辑部的匠心。      问题在于宪法本身就隐伏着意识形态的危机。我在两个多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曾指出:“现行宪法是一部具有两面性的文献,它既有保障公民权利、制约政治权力的民主性,也有维护专制体制、导致特权丛生的专制性。”人民期盼实施的是宪法的民主性内容,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宪法的专制性内容得到充分的实施,民主性内容却至今音讯渺然。      习近平去年12月4日在纪念八二宪法30周年大会上说:“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说得很好!要使宪法获得“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和“出自真诚的信仰”,就必须实施宪法里的民主性条文,否则,宪法就没有生命力,没有权威。然而,实施宪法的民主性条文,就必然会抑制专制性内容的实施,必然会损害权贵阶级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竭力阻挠宪法中的民主性内容的实施,批判宪政,就是他们打出的一着臭棋。      本着有关文件对宪政的批判,《红旗文稿》和《环球时报》的两篇批判文章,挖空心思要把宪政和宪法区隔开来,这就使自己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所谓宪政,就是依宪行政,根据宪法来行使国家权力,而宪法的基本内涵,就在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任何一部民主宪法都是如此。但我国宪法却有着民主和专制的两面性,这就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人民群众对宪政的要求,就是实施宪法中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民主性条文,而执政者既承认实施宪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又要拒绝广大民众的宪政要求,以维护和巩固专制统治,就只能实施宪法的专制性内容,如四项基本原则、人民民主专政之类。这本来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说起来理不直气不壮。《红旗文稿》、《环球时报》那两篇批判文章却硬要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姿态,把宪政批判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可是,通篇文章逻辑混乱,论证贫乏,陈词滥调,强词夺理,在全世界的有识者面前丢尽了脸,必不可免地引起民众的不满,使意识形态的危机进一步深化、明朗化。      由七不讲和批判宪政所加深和扩大的意识形态危机,已经引起全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关注,它的走向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这个反历史反民主的发展趋势有没有可能逆转?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2013年5月28日      (本文已在《动向》第6期上发表) 进入 杜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 意识形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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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 官媒批“宪政” “七不讲”将成为当局意识形态管控主轴

昨天(5月21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的子刊《红旗文稿》刊发文章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以南方周末新年献辞原稿中“中国梦即宪政梦”为靶,称“社会主义”即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与“宪政”不相容。 而今天(5月22日)的《环球时报》则发表社论,指责“宪政”最终是要削弱、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是绕了个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 在多场政治运动中披坚执锐的《解放军报》,则在头版刊文《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痛批,试图“反思”中共建政后六十年历史者,是“居心不良”。 杨晓青断言,“社会主义宪政”不可取,“社会主义宪政”必然走上“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因为宪政是整体改变国家的性质、政权制度架构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不是仅仅改变几个非核心的原则和制度。 例如,宪政根本上是实行议会民主政治,主张主权在民,不经过这种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则没有“合法性”。 但据杨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竞选”得来的,而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成果。虽然没有经过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却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 司法方面,根据杨的说法,中国司法机关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坚持“依法治国、司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中国军队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不可能是“中立化、国家化”的军队。 因此,杨晓青认为,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并不适合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宪政理念体现了“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具有“欺骗性”。 她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巨大进步”,为什么还要倒退回去搞旧的、“过了时”的宪政? 杨晓青还特别强调,切不可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据她的看法,因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至上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法定程序,宪法和法律都是可以修改的。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容易掉入“宪政”的“话语圈套”。 杨晓青的文章在微博上引起轩然大波,新浪微博上转载网络文章的媒体微博后,很快累计了数千上万的评论,大多数对此文观点极不赞同。 北大教授贺卫方说, “杨言之价值就是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再抱幻想,让我们知道,建设一个宪政中国最关键的障碍何在。同时也让我们反思,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与理论所回避的一个死角在哪里,社会中的种种弊端的根源是什么。” 评论员李铁则说,“杨晓青火了,她在党报发表文章,说宪政只能是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不能搞宪政。这文章太歹毒了吧?也就是说,要搞宪政,得先把社会主义灭了,不然没得搞。是这个意思吗?” 今天的《环球时报》社论更是杀气腾腾,似乎秉承了来自中共意识形态掌舵人的意志。 文章说,“宪政”主张在深层上是与中国现行宪法对立的;“宪政”说既“误导”了部分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它还成为“少数投机者”制造个人影响力的“噱头”,或者成为有些人发泄对社会“不满”的说辞。 对中共历史错误方面,即所谓《通报》中所指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今天的《解放军报在头版刊发《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文章中引用的中共烈士方志敏的“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吐槽。 此文重点其实是批判所谓“历史虚无主义”,该文说,有人打着所谓“反思历史”的旗号,或者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或者用改革开放前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的30年,居心不良。 “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坚决反对任何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坚持实事求是,分清主流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 一般认为,习李新政在号称大力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对民众的政治权利诉求,相较胡温时期的回避,似乎更倾向于正面打压和拒绝。以“七不讲”为主轴的意识形态新极权“倒春寒”,将成为今后一个阶段的中国社会转型和意识形态变迁的重要变数, 不过也有乐观的网友认为,“这些东西出来,说明人民的自我权益意识增强了,政府害怕了,所以出来抹黑,但让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这些话题在公众中得到更多讨论,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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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为什么不叫西方社会主义呢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八平方米6:【清末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清末著名五大臣出东西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的载泽考察后深有感触地总结说:“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而不利于官”。为什么百年来中国宪政举步维艰?载泽先生早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原来中国近现代改革的核心分歧,并不在观念而在利益。我们应该学习西方的精华而不是糟粕! 2013年05月24日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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