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窍生烟

男子人工湖中捞高尔夫球获刑三年

2011-10-23 04:52:00 来源:  宁波日报 (宁波) 据《京华时报( 微博 )》消息(记者孙思娅)“客人将球打进高尔夫球场人工湖内后,一般不要了”,冯书凯称,他正是掌握了这个规律后,串通球场保安,从人工湖中打捞了1620粒高尔夫球。昨天记者获悉,北京市一中院以盗窃罪判处冯书凯等人有期徒刑3年。 冯书凯今年28岁,被捕前他经营着一家高尔夫球专卖店,专门从事二手球批发。在发现“湖中球”这一生财之道后,冯书凯首先买通了北京万柳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的保安员张永永和张伟,答应每捞一个球给他们一元钱。 冯书凯说,因为球都是由球场统一处理,不允许外人打捞,而且球场是封闭的,并且有保安员巡逻,如果不串通保安员,很难进入。此后,冯书凯又雇佣了25岁的河北男子李广为帮他打捞,双方约定每捞一个球给一个球的钱。 2010年3月下旬至5月8日之间,两名保安员先后四次将冯书凯等人带入球场并负责望风。此外,他们还通过监控告知冯书凯等人其他保安巡逻的方位。在此期间,他们一共打捞了1620粒高尔夫球,鉴定价值为1万余元。在第四次打捞时,冯书凯等人被巡逻的保安队长发现。   据该高尔夫球场安全事务部经理证言,球场内共有6个人工湖,客人打球技术发挥不好,就把球打进湖里了。这些球都是会员花钱买的下场专用球,打到湖内一般他们就不要了,球场安全事务部负责清理打捞湖中高尔夫球,每年上交2万个球,捞多了有奖励。打捞上的高尔夫球由公司统一处理,可以作练习用球使用。 据了解,冯书凯的家属赔偿了高尔夫球场1.5万元损失,球场表示希望法院从轻或者免除对冯书凯的刑事责任。 冯书凯的律师则提出,客人遗失的高尔夫球所有权属于客人而不是球场,冯书凯的行为最多只是扰乱了球场秩序不构成犯罪。 法院认为,不论打飞的球属于客人占有还是球场占有,都不属于冯书凯等人,因此他们已经构成盗窃罪,并判处他们有期徒刑3年。 作者:孙思娅 (本文来源:宁波网-宁波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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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折腾史

中国高等教育折腾史  云归 发表于 – 2008-5-5 16:13:00 自建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在磕磕跘跘中行进,回顾中国高等教育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国高等教育历尽种种磨难,尚未走上平稳发展的坦途。现按照时间的顺序,历数中国高等教育所受到的戕害。       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     1952年教育部拟定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刻板地仿照苏联高校模式,对我国的高校进行了调整。     这次调整保留了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撤消综合大学中的二级学院,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政府接办改造了65所私立高校、取缔24所教会津贴的高校。     照搬苏联的高教统一的模式抹煞了学校之间的差异,而分科过细又使得高校的专业设置变得相当狭窄,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影响了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人才的发展。     这次调整还片面偏重工科,忽视理科,取消了很多高校的政法、财经等人文社会学科。导致了我国长期以来严重缺乏法律和金融人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导致中国整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导致道德的滑坡。      1958年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1958年3月,陆定一在农业中学问题座谈会上提出,要在每一个地区办一所大学。6月,刘少奇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准备十年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是否给每个县派一个、两个或几个大学生,这样学校就可以办起来了……”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也突飞猛进,全国高等学校1957年有229所,到了1958年秋天,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了23500多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     没有办大学的条件,就走“群众路线”。黑龙江省鹤岗市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书记亲自挂帅,各方积极支援,七天办起了大学。号称除了用一元七角钱制作校牌外,一分钱也没花。解决师资的办法是“大学生教大学生、高年级教低年级、专兼职教员相结合”。     没有足够的生源,在政治优先的入学准入制度下,工人、农民、速成中学的工农毕业生和干部,只要具备推荐的条件,不需要经过任何书面的考试就可以上大学。高校中每年出身于工农学生的比例,从1951年的19%增加到1957年的36%。1958年,由于实行了新的优先入学的办法,这部分人增加到了48%,而1959年到1960年则增加到了一半以上。     高等教育大跃进让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大踏步后退。      1958年—1976年高考的不宜录取政策     在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同时,在国家建设急需人才,高中毕业生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还严格执行了高考不宜录取政策。按照要求,从1958年起高考前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家长被划为右派的,有海外关系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     高考不宜录取政策“名正言顺”地将教育的不公平、不公正合法化,大批优秀高中毕业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被极其粗暴地拒之于高等学校大门之外,有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另样人生。高考不宜录取政策在强化教育不公平的同时使原本走入严冬的高等教育质量雪上加霜。     2500年前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遗憾的是,社会发展到现代,声称要“解放全人类”,可在本国,连高中毕业生的学习机会都要无耻地剥夺。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摧残高等教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     1968年毛泽东在“七·二一指示”中说“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1970年8月,“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不论文化程度,不管年龄大小,只强调政治条件,只要被组织推荐,就可以上大学。当时报刊广泛报道了高考时交白卷进入了大学的张铁生,宣称“大学就是大家来学”的五十多岁的农民王大学,这些都被称颂为新大学生的楷模。到1976年全国仅“七·二一”大学就恶性膨胀到33374所。     滑天下之大稽的是,到文革结束,80年代初全国进行“双补”,进行初中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规定医学院校的工农兵大学生必须取得初中补课合格文凭才认可他们的大专学历。这可以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谈。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文革期间的所谓高等教育质量差到怎样不堪的地步。     1977年,邓小平同志关8月3日召集了座谈会。8月6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上。有人提到当时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三年就毕业了,根本没什么真才实学,小平同志听了此言,当即不满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尚且如此,其他高校的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如果说高等教育大跃进让中国的高等教育奄奄一息,至此,可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彻底死亡。          1990年起高等学校大合并           1977年冬天,恢复了高考,被关闭了十多年的高考考场又重新开放了。文革以后百废待兴,教育因其本身的规律,运行有一定的周期,调整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当高等教育逐步恢复正常运行之际,又面临新一轮的折腾,高校合并之风骤然刮起。      据“中国高等教育网”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起,全国有一千多所高等学校、中等学校被卷进了合并风,共形成了412所合并的高校。      高校合并,本质上是一种在不改革体制、不改善教学的条件下,靠扩大规模的方式办“一流教育”,这不仅是徒有形式,而且其效果是适得其反。      高校合并,使目前高校出现盲目求大、历史特色丢失,不但没达到“学科专业优势互补”的预期,反而使很多高校多年积累形成的教育品牌、专业特色消失殆尽。      高校合并还带来了管理难,大学内非教学机构本来就冗员充斥,合并后问题更为突出,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责权不清、效率低下等等问题难以避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高校合并都有新闻见诸报端,强调高校合并是本着自愿的原则。我们实在难以想象,有一千多所高校,在同一时段,放下高校至关紧要的工作,甚至放弃自己的品牌,“自愿”做这样的麻烦事。而实际上,在合并风中有教育部的官员透露,有些地方的高校,比如杭州的四所高校,不愿意合并,教育部专门派员坐镇,强行达到合并的目的。当时在两会上教授们对高校合并提出异议,某主管教育的中央领导竟然大动肝火,在会上拍桌子。      还必须指出的是,高校合并的决策完全缺乏科学依据 ,据我所知,某些权威的研究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委托做高校合并的可行性研究,论证高校合并的势在必行;同时也接受反对合并的高校的委托,论证了高校合并的不可行。同一机构对同一事件进行研究,能同时做出两份结论完全相反的研究报告,科学性何在?高层决策的依据又何在?      自上而下的高校合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路,是大跃进好大喜功在新历史阶段的又一表现形式,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1999年始高等学校扩大招生   高校合并风正方兴未艾时,与此相应,在国家高层“高等教育拉动内需”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全国高等学校盲目扩大了招生规模。      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108.3万。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总数达153万人,比上年增加45万人,增幅达42%。此外,成人高等教育扩招10万,研究生扩招3900人,加上电大、民办等其它类型高等教育,实际招生总规模接近270万。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718.91万人,比上年增加95.8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5%,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这一扩招规模和增幅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中是少见的。   2000年,普通高校实际招生为220万人,比1999年增加35%,比1998年几乎翻了一番。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1%。   2005年,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2004年800万人的规模上再翻一番,达到1600万。      2006年高校毕业生为413万,比2005年增加了75万,增长率为22%。     最近,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称,到2010年,高中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80%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25%左右。2000年,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大学生为556万人,2005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562万人。根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到2010年普通本专科将达到2000万人,将再扩招438万人。   与此同时,研究生也在扩招。1982年,我国研究生招生数仅有1.1万人,2006年已达34.4万人,是1982年的30倍。2008年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44.9万人(其中博士 5.9万人,硕士39万人),比2007年增长6%。     扩招后遗症:     1.高校扩招引发债务风险。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元—2500亿元。银行从2004年开始逐渐收紧贷款,高校欠款难以归还。     2.教育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的下降。     3.无数贫困家庭的无力承担巨额的学费,这不仅使这些家庭的生活陷入更为凄惨的境地,而且又有大批学子失去进入高校学习的机会。     4.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渐突出。     结论:     近60年来,前30年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按政治需要发展教育;10年是调整时期;后20年要“拉动内需”,为经济收入扩展教育。60年中从未按照教育科学本身的规律规划、协调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对于个体而言,前30年没有平等地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因家庭出身等政治因素导致,而近20年没有平等地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则因家庭贫富不均而导致。教育的公正还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高等教育不只是专业教育,身心健全的人的教育亦不可忽视。     高等教育已经折腾不起了,高等教育得按照自身发展的科学规律运行。     高等教育质量不能不提到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上了。     尽管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如此显而易见,可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何时能摆脱这些控制和干扰,走上坦途,我们仍然忧心忡忡。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10/152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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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要有光,要有诚

原文地址: 要有光,要有诚 作者: 李华芳 要有光,要有诚 @李华芳 【本文关于陈案事实部分之陈述,均来自 wikipedia 。本文可任意转载,但均需包含此段文字,并注明原始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2duco.html  @李华芳 】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 1 陈光诚是谁? 陈光诚生于 1971 年 11 月 12 日,山东临沂双堠镇东师古村人,因幼时生病致双目失明。通过自学法律帮助村民和残疾人士维护权益,被称为“赤脚律师”。 1994 年至 1998 年,就读于青岛盲校。 1998 年至 2001 年,就读于南京中医药大学。 2003 年,陈光诚与外语教师袁伟静结婚。 2005 年 7 月,女儿克斯出生。这是一个人生励志故事,也是一个足以感动中国的故事。但他的励志和他的感动远不止此。   2 他做了什么? 2.1 帮残疾人免税 根据 1991 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可减免税收,但临沂当地政府直到 1996 年,依然在向残疾人士征税,陈光诚与当地政府多次交涉未果,遂于 1996 年寒假,到北京上访。此后临沂地方政府接到上级批示后,终于表态要停止向残疾人士征税。 2.2 帮农户停止两田制 先说什么叫两田制。两田制,发起于山东平度农村,主要方案是将承包地分成口粮田和责任田,口粮田按人口平分,一般是每人 0.4-0.6 亩,只负担农业税;责任田则按人、按劳分配,或者以村政府的名义进行招标承包,除了负担农业税,还要交纳一定的承包费。这种制度给地方政府较大的土地支配权,损害农民的利益。因为本来只要交农业税,现在要多交承包费。 1997 年后中国中央政府不允许两田制,但同年东师古村却开始实行两田制,加重了村民的负担。陈光诚通过《半月谈》了解到上级政府不允许搞“两田制”, 1998 年夏,他到北京上访,最后终于中止了村里的两田制。 2.3 计划生育维权案 先说什么是临沂地方计划生育工作。这个工作起于 2004 年 7 月 9 日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印发(临发〔 2004 〕 18 号)《关于加强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是临沂这一计划生育运动的发端和法规依据。 2005 年 2 月 14 日,临沂市政府再次印发红头文件,强调必须采用更强硬的传统手段。 2005 年 3 月开始,临沂市三区九县开展大规模“暴力计生运动”,抓人、打人、关人、强制结扎、强制堕胎、办学习班、收学习费等。 由于临沂地方政府的野蛮行为,例如强行对育龄妇女进行绝育手术、对生二胎的孕妇强行堕胎、引产,甚至随意抓捕亲属、逼迫家人交纳巨额罚金,陈光诚试图通过法律渠道,来维护这些受害者的利益,并向媒体揭露了有关情况。 2005 年 9 月 6 日,陈光诚在北京与时代周刊记者讨论临沂的计生状况,下午即被山东警员在不出示任何证件、公文的情况下,强行抓走。其后被软禁在家,多名律师先后介入此案,前往临沂调查取证,受到阻力甚至遭遇暴力袭击。参见滕彪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 》。 律师和媒体发挥了应有的影响力。迫于海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例如潘公凯( Philip P. Pan ) 2005 年 8 月 27 日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 Who Controls the Family? ,国家计生委官员就临沂事件发表谈话,并着手调查此事。但此后没有进一步消息表明计生委开展了“真正的”调查,而此事也并没有不了了之。受难的却依旧是陈光诚。   3 为什么到了这荒谬的困局? 3.1 自由人的牢笼 2006 年 3 月 11 日,陈光诚被临沂警方从家中带走后与外界失去联系。 6 月 11 日,陈光诚家人收到其被刑事拘留的通知书。 8 月 18 日,山东临沂沂南法院开庭审理,陈光诚被指控犯有故意破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当天法庭没有做出裁决。陈光诚的辩护律师张立辉以及陈光诚的妻子不被允许进入法庭;辩护律师许志永博士前一天晚上被沂南公安以偷窃为借口羁押,在陈光诚庭审结束后许志永才获释;法庭临时指派的两名辩护律师,没有为陈光诚做任何辩护;陈光诚明确拒绝法庭指派律师的情况下,法庭并不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休庭。 8 月 24 日,沂南县人民法院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判处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 10 月 30 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县法院的判决结果,要求发还重审。 12 月 1 日,沂南县法院宣布对陈光诚维持原判。 2007 年 1 月 12 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维持对陈光诚的一审判决。 陈光诚入狱。 2010 年 9 月 9 日,陈光诚出狱,被警车接送回家,此后即被软禁在家。当地政府称陈光诚的问题属于 ” 敌我矛盾 ” 。陈光诚家被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手机屏蔽器、强光灯,他和妻子被禁止外出,他家周围由数十人轮流把守,禁止外人来往,其生活用品只能由陈光诚的母亲带入,邻居若提供帮助即被威胁警告。女儿陈克斯无法上学,纸笔等文具也不得供给,成了活在当下的“小萝卜头”。 陈光诚为并不成立的罪名入狱受罪,恢复自由身后又遭软禁,山东临沂东师古村被网友称为“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 3.2 维稳的逻辑 为什么陈光诚依旧被软禁,并且当地政府投入了更多的资源来维持这种惨状,还不允许网友探访?一切要从维稳的逻辑说起。我在《 改革是怎样失去共识的 》一文中讨论了维稳逻辑形成的宏观机制,但现在要分析其微观机制。 从临沂地方官员的角度而言,陈光诚是一个惹事的人。因为地方官员的维稳逻辑有两条,一是多拿钱,二是少做事。如果钱没有增加,那么最好少做或不做事,所以让陈不惹事是一个先期选择。但陈却折腾出了大声响。那么对地方而言构成了一个伸手向国家要更多维稳经费的契机,因为陈的事件已经发生,所以顺理成章的逻辑是将陈的事件搞大,搞成“敌我矛盾”国家自然会给更多的维稳经费。如此一来,夸大陈的危害,强调其居心叵测,就成了构陷陈的主要手段。事实上,夸大陈危害的同时,这些官员也并不愿意多增工作,但如果稍微增加的工作能获得国家维稳经费上的巨额补贴,是一项边际维稳补贴递增的活,那么把陈家关起来的选择就符合这种奇怪的逻辑。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会出现低价雇一批人围绕陈闹事,以此为由夸大危害,捞取更多的好处。 当然这种预算也不可能无限大,或许也不可能高过管制一个诺奖和平奖得主。所以预算会有一个限额。一旦当预算确定之后,地方官的激励就是尽快将它花掉,以便获得新的经费。只要有源源不断的经费,那就有雁过拔毛的机会,上下沆瀣已经凑成了一种制度性的腐败。根据郭玉闪的说法,陈案的维稳经费高达 5000 万,过去 5 年才花掉 1500 万,因此为了花掉其余的维稳经费,就必须找点事情,而后通过巧立名目将钱划入自己腰包。陈案的光怪陆离匪夷所思之处,就是来自这种扭曲的激励。 除了经济上的激励之外,其实还有升迁的激励。郭玉闪也指出,当年一手办出陈光诚冤案的临沂书记李群荣升山东省委常委,如今空降到青岛任党委书记。作为临沂地方官,自然不会触动前任高官留下的政绩,更有可能是串谋起来,将政绩做大。 3.3 党就是个“公地悲剧” 一个自然的疑问是,党内总有看不惯计生委或临沂地方政府的人,为什么党内各派没有相互竞争,从而解决陈光诚的问题?因为花在陈身上多,意味着维稳经费在其他方面就少,出于竞争的考虑,逻辑上存在对计生委或临沂不满的势力,为什么党内无派跳出来挑事?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陈的事件中有人得益,就有人受损失。 计生委和临沂得利,但外交部显然就承受被外媒指责的压力,并且陈光诚事件影响巨大,例如 2006 年 11 月 2 日,英国外相玛格丽特·贝克特女士表示,对陈光诚获准上诉,表示欢迎,并希望陈光诚的二审得到公正处理。 2007 年 10 月,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兰托斯为首的 34 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陈光诚。 2011 年 1 月 14 日,在胡锦涛访美前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题为“宏观展望 21 世纪美中关系”的演讲,其中提到“只要中国还在对博客作者进行审查,监禁维权人士;只要宗教信仰者——特别是未获登记的团体的成员——不能充分自由地从事礼拜活动;只要律师和维护法律尊严的人士仅仅因为替质疑政府立场的客户辩护而被投入监狱;只要像陈光诚这样的人士在获释后依然遭受迫害,美国就会继续直言不讳,对中国施加压力。” 各派承受的压力不同,对临沂地方而言,获利是自己的,但压力是别派的,没有理由放弃将陈案做实搞大的机会。但对外交部而言,不仅要承受被质问的压力,同样还要为每年的人权问题焦头烂额。而且由于这构成一个国际问题,就意味着国家在这方面也要加大投入,以在联合国购买支持票等来缓和自身的人权问题。 如果释放陈,一切无事,除了临沂地方官会稍微有些不爽外,国家不需要支付维稳经费,不会因为支付了维稳费还受到国内外指责,不会因为这些指责而支付更多以购买和谐,这样显然更省钱。但继续软禁陈,就构成了一个悖论,自己花钱维稳讨骂并花更多的钱购买和谐。这种怪胎自然不会长久,党内肯定也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但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没人说出来? 这是因为党已经变成了一块“公地”,大家都争相捞好处但其实没有人对她负责,党的领导人也无法负责,因为攫取党的利益是如此容易,甚至可以通过党自己制造“敌人”来维稳并通过维稳来制造更多问题来获得经费,只要这经费来源不停,甚至通过剥削老百姓能获得更多收入来源。那么大家自然顾着捞快钱,而不用在来源受限的条件下相互竞争。 更何况外交部可能也不愿意得罪计生委和山东临沂地方,因为其背后的官员派系可能是同一宗或者是势均力敌的对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贸然出击指责对方,很有可能得不偿失。这样一来,对于他人利用党做坏事,也就无人上心,因为其也正忙着利用党做坏事来牟取利益。这就像是一块肥沃的公地,每个人都争相在上面放牧以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却没有一个人来负责。这公地唯一的妙处是地底下有源源不断的老百姓将血肉之躯供上公地,供不负责任的人竞相吞噬。只是有一天,这公地必然要悲剧,压垮党的也永远是利益问题。   4 要有光,要有诚,要有陈光诚 党成了没人负责的公地,自然有一天会悲剧。这是体制性的因素,但并不意味着在这样的体制下,人已经被完全固化。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又该怎么做呢?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是有其他的办法,照亮自己的内心,勇敢前行? 对每一个人而言,陈光诚就是摆在你面前的人生选择题,有人写或许以为这一题可以轻描淡写,甚至不答也没有关系。但答案总有一天要呈现,这一题你始终绕不过去。 要有光,上帝或许会应;要有诚,却指向每个人自己。 陈光诚是一种考验,不仅是对体制的考验,看她会不会陷入公地悲剧;更是对个人的考验,看你会不会沦为庸常的恶。 要获得真的自由,就要用陈光诚来反复对照自己。 他看不见,但内心明亮,在漆黑夜里为人领路; 他听得见,是光天化日,我们就不能让四野无声。 为他呐喊,就是为自己呐喊;争他自由,就是争自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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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庆六十周年庆典花费等不公开_

财政部:国庆六十周年庆典花费等不公开 作者: 黄志佳 2011-10-03 10:00:30 发表于: 博客中国 最新:财政部决定不公开国庆六十周年庆典花费情况及出席招待会人员名单 2010年8月,黄志佳申请公开国庆六十周年庆典花费情况及出席招待会人员名单等,财政部口头回复:决定不予公开,申请人不服,申请复议,财政部作出书面决定: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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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化州上千教师上街迎国庆

来源: 世界日报 | 发布时间: 2011-10-4 17:12 |   澳友网 aofriend.com 澳友网 aofriend.com aofriend.com    学生声援 警车戒备 澳友网   有教师表示,当地教师工资及待遇是全省最低,仅及邻近茂名教师的三分之一,有具十年教龄的老师月薪不到800元,即使具中高级职称的资深老师,月薪最多只有1400,民办学校代课老师更低至300,不时有教师投诉工资遭拖欠数个月,甚至半年。   「现在老师的工资这么少,待遇这么低,还怎么安心教我们?」有声援的中学生称,班主任上堂时曾慨叹,教师工资连散工都不如,猪肉卖20元半公斤,全家人根本吃不起,8月只吃了三次猪肉。 澳友网   中国经济落后地区教师待遇偏低一直为人诟病,同省怀集县在2008年曾有代课老师发网贴给省委书记汪洋,申诉月薪只得450元。中央虽曾发文要求中小学教师平均薪酬不能低于当地公务员,但地方政府多不愿出钱补贴教师。 转载有删减,全文见 http://aofriend.com/thread-8021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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