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

三公消费禁不禁茅台都是荒唐   顾则徐     在最近贵州茅台酒厂举行的“茅台成龙酒”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及茅台方面对“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的看法时，茅台高管刘自力反应激烈，他反问记者：三公消费禁止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刘自力先生的反问在网络舆论中备受批评，如果从话语的字面形式上来说，刘自力先生这一反问很正确，反问得好。就如刘自力先生所说：“我们省委书记也说过了，如果三公消费不喝茅台，那么你去喝拉菲吗？”我以为，与其让官员喝拉菲，不如让官员喝茅台，毕竟茅台是国产。无论喝茅台还是喝拉菲，都是荒唐，如果一定要荒唐，那就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三公消费禁喝茅台”属于欠大脑考虑的众多两会提案之一，其良好动机也许是为了压缩三公消费，但却不想一想，不喝茅台，也还有着价格跟茅台差不多甚至更贵的酒可以喝。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喝不喝茅台的问题，而在于可不可以喝酒的问题，在于即使喝酒有没有消费额度限制和可不可以酗酒的问题。今天的中国，讨论、研究国是的智力似乎从来没有过地低下，习惯于纠缠在表面皮毛功夫上，不敢触及根本，坚持根本不动摇，只治标不治本。“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的本质，实际并不是限制喝酒，而是限制喝白酒，因为官员们所畏惧的并不是酒的价格，而是酒的度数，希望大家不要喝白酒，以能够轻松喝酒，茅台不过是在官场上的白酒代表而已。   中国在商纣王之后历来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几千年来难有一句赞扬他的话可以听见，但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却是被继承下来，成为民族传统，特别是成为了官场传统。清朝官场还能够讲究喝茶风气，并订有严格的上茶、端茶会客礼仪，但今天则几乎已经是会客无不以酒，从京城庙堂到偏僻的山村村委会，遍地皆是纣王，一边骂纣王，一边学纣王。税收得多了，地皮卖得多了，酒也就可以多喝、喝好了。三十年前喝洋河，二十年前喝五粮液，十年前喝茅台。五粮液比茅台价格较低，私人老板还要省点钱，五粮液成为商场酒，茅台则成为了官场酒。为什么喝茅台？茅台容易上口，醉了也不很头痛，所以大受官员欢迎。茅台毕竟还是白酒，还是容易醉，醉了终究还是难受，于是，比较不容易醉的红酒就越来越受宠，但几十元一瓶的红酒是“垃圾”，上不得台面，要拉菲才象个样子，才有个气派。   酒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饮食表现之一，意味着人类的粮食生产已经可以出现“剩余”，其历史在埃及跟金字塔一样悠久。但是，酒作为一种麻醉饮料和兴奋剂也会导致文明的堕落，当其饮用不受限制，与吸食鸦片在根本上危害并无不同。在殖民时代，酒是征服印第安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的法宝。中国的酒文化远非欧洲可比，所以，征服中国的法宝便是鸦片。中国酒文化可以称为伟大、璀璨，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是堕落，并由于中国每论酒文化则谈好处，不谈坏处，堕落的一面被掩盖，就更其堕落。酒，加上鸦片，中国在殖民时代有着双重堕落。鸦片被禁止了，但酒则并无限制。俄罗斯人好酒，但禁酒运动也是一再进行，比俄罗斯人更好酒的中国，百年来却没有进行过一次禁酒运动。酒的堕落在中国不能被认识，酗酒者在宴会上是扯着嗓门的英雄，大酒量的随从是领导者的宠儿，喝醉酒可以成为打老婆、杀人、强奸的“情有可原”辩护理由。   三公消费不是提禁喝酒，而是提禁喝茅台，其内在的思维便是视三公消费喝酒为合理和必须，把本来就是荒唐的事情改造为如何荒唐、怎么荒唐才更“合理”。从赫鲁晓夫到叶利钦，俄罗斯人每当改革就要禁酒，而不是禁喝伏特加换喝白兰地。官场要不醉人，就禁酒，而不是禁茅台。     2012-3-12 发表于2012-3-13《南方都市报》，发表时进行了文字修改。

2012年03月09日 11:46:14 　　暮春3月，一年一度的“两会”隆重登场，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在3月5日由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公布。   　　而在大会堂外面的天安门广场上，被如长枪短炮般照相机镜头包围者的，是身着红衣，青春端庄的两会礼仪小姐。在镜头娴熟地摆出各种被媒体称之为“卖萌的”的姿态，无论是北京灰蒙蒙的pm2.5超标的空气，还是两会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和代表全体国民参政议政方式造成的政治压力，似乎都压抑不住这些来自北京市昌平职业技术学校的女孩子飞扬的青春气息。与媒体和民众，这道美丽的“红色风景线”，已成为两会的固定节目。   　　无论如何，当这个社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国家政治生活花絮，津津乐道于花边琐事的时候，无论是代表还是民众，都在感受看僵化意识形态的松动和一种现实生活的回归，而另一方面，人们也要承认，这种爱好背后，又确实是在回避着什么，在半真半假得消解着什么。   　　而随着时间过去，问题慢慢浮现：这是十一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18大也即将到来，领导着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打算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哪些变化和改革？     　　变潮涌动     　　各种代表依然带着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他们的两会，于是，人们终于再一次看到了浙江代表团部分女代表们的曼妙构想：她们准备身着瑰丽旗袍统一在会议开幕时候亮相。另外，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歌舞剧院歌舞团团长刘春梅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突然高歌一曲，随后大呼“我爱你们”，可以视为是代表委员娱乐化举动的极致体现。   　　与固定轨道中运行，同时不断观察到改变的发生，这个可以说是本次两会的主要旋律。变与不变的纠缠，从追逐明星到津津乐道于奇谈怪论，再到严肃的民生议题以及公众代表行使政治权力，这一过程虽然漫长，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变化正在发生，即使缓慢，却在历史大势形成的合力之下加速潜行。   　　在温家宝的工作报告中，民生问题照例占有格外重要的位置。房价，环境污染，教育平权，养老，医疗改革、三公消费等议题均与民众息息相关，校车安全等问题更是因为此前的事故而被全社会关注。   　　据统计，温家宝总理的报告赢得了26次掌声，最长一次28秒。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在其总编辑“两会”日记中这样描述其在现场的观感：“‘雷鸣般掌声’的时代已经过去。近年来，一些人大代表的问政意识增强，不满足当花瓶和只投赞成票。加之今年是本届人大最后一次大会，不少代表任期将到，想必会抓住最后一次问政责询机会。”   　　在今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时表示，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各项工作一定要善始敬终，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   　　在划定的航道上，变革的潮水正在涌起，无论如何强调稳定，强调航线的确定，都无法改变2012注定是一个变革之年的宿命。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大事的两会，每个参与者围观者都在体会暗中涌动的变革之潮，中国这条大船，正朝着随后的十八大以及未来的政府换届航行而去。船上的每一个乘客，都将和大船一起经历风浪。     　　经济求变     　　3月4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宪法学教授杨海坤当着中央领导的面，作了5分钟的即席发言，阐述了自己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强调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可能真正成功。。而此前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赵启正在新闻发布会上亦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会有新的进展”，亦让人们感受到某种变化。   　　不过，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两会的主旋律：民生问题，经济问题，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主流。在温家宝总理面对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继续着力民生建设依然是本届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温家宝在报告中提出了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   　　对于这份报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重点有三：首先，现实改革中最深层次的矛盾是利益关系失衡，在利益关系失衡成为改革发展深层次的突出矛盾的背景下，如果收入分配改革没有突破，这种突出的矛盾很难解决；其次，经济转型直接依赖于收入分配改革，民众的消费能力不提高，消费的拉动力就无法显现；第三，现在社会的很多矛盾问题跟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这已经成为牵动全局的一个重要问题。   　　实际上，即使是传统的经济改革话语体系，公众也能看出其中的显著变化：这是近8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预期首次降到8%一下，2004年中国曾将GDP预期增长目标定为7％，自2005年开始，这一预期目标连续七年被确定为8％。转换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本届政府在最后一年中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有可能成为下一届政府首先要完成的工作。用3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候的说法就是：转弯，当然要减速。   　　而在本年度全国两会之前，各地政府公布的工作报告中，东部部分经济大省逐步淡化GDP增长目标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质量和可持续压倒速度与规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使经济转型升级更为被侧重。亦如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直言，转型发展不是件容易的事，“要转型，速度要降一点。”     　　共识与方法论     　　可以预见的是，变与不变的主题将贯彻两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回答关于乌坎问题记者提问的时候，强调广东方面的不变：“我实事求是地说一句话，乌坎的民主选举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我们把选举法和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形式做了纠正，如此而已。”   　　在两会期间，汪洋还表示，广东各部门正强力推动政府“放权”，但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法律上的障碍。比如有的法律规定政府部门的相关权力，如果“放权”，就违反规定。广东正在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成为“放权”的试点，然后用成功经验推动相关法律修改。而新任广东省长朱小丹，面对有代表担忧这一改革会引发中央部委不满，难度甚大时更是表示：“难，但是我们准备碰一碰。”唯有冲禁区的改革才是真改革，广东一直扮演着改革开放先行者的角色，为中国改革探路。   　　而已经有“重庆模式”提法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样在强调重庆方面对于改革开发这一基本原则的坚守：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放松。30年前，中国处于几乎完全封闭的状态，经济体制相对僵化，经过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但还要坚持到底。   　　改革依然是这个国家的共识。做完报告之后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切握手，两人均面露微笑。而在刚刚宣读的报告中，温家宝共提到“改革”近70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其信心，一如两会前人民日报评论的标题《宁要微词，不要危机》。   　　不过，改革共识并不能掩盖改革方法论之间的差异乃至争议。与东部先发展地区用淡化GDP增长等方式为经济转型寻找空间，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的新型治理方式不同，以重庆为代表的西部省份在探索公平分配和优质高速发展兼得的新模式。   　　在本次人大重庆团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薄熙来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它指引的道路是完全走得通的。他拿出重庆2011年和2007年各项经济数据来比较，表示共同富裕不是有些人脑子里想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最后经济僵化发展不起来。“这是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取得经济高速优质发展，而且走在全国前列，我觉得是可能的，二者是可以兼得的。”   　　对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认为，这给重庆带来了结构调整的新机遇不过，不过，几年前他在接受媒体记者时采访的时候亦表示，重庆发展得益于中央给予的种种特殊政策，是中央直辖市政策、库区移民区政策、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和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政策叠加的结果，未必具有普适性。而在3月6日参加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两会特别访谈的黄奇帆，也用“中国经济可放慢点重庆还应相对快一点。”也在佐证重庆模式的特殊性。   　　实际上，无论是薄熙来的“共同富裕”还是汪洋落实人民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都强调了对于中国共产党核心价值观念和执政理念的坚守。如果说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也仅仅是方法论的差异，是所在区域本身问题特殊性以及代表性不同造成的差异。     　　新媒体之变     　　3月6日凌晨，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回到北京。熊伟还有另外的身份被公众所知：两会院外游说人、专业民间立法参与者。凭借着与其身份似乎不相称的家国情怀，熊伟从湖北荆门的一名热电工成为到中国鼓吹公民参与立法的第一人，一直成为固定的院外游说者，他的工作，就是实现民意和立法者之间的对接。今年，他准备继续就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提出建议，而这，得益于他此前在乌坎几个月观察的经验。   　　对于中国公众，由于代议制民主实施规则的设置方式，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与真实民意之间往往存在一定距离，这也是历次两会中会均有雷人提案出现的重要原因。不过，随着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客等新媒体传播手段的进步，虽然制度未有大的变动，但是人民代表与真实民意之间的距离正在发生变化。即使常微小。   　　新传播技术造成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在新媒体面前，公共人物首先面对的是质疑。政协委员杨澜的国籍问题，“从不投反对票代表”的人大活化石申纪兰名下产业问题，以及众多委员身上的奢侈品，都成为公众围观的热点。浙江人女人大代表的旗袍秀，亦因为公众质疑而未能如期上演。   　　比围观更重要的是人大代表与民意之间的沟通。有网友粗略统计，今年两会    　　15省有65名人大代表开了实名微博。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更是表示：今年会有个提案，让所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通过公布电子邮箱或微博，做政府和群众的日常联系人，如果有几千个人，每天都跟普通网友交流，能有效减少社会怨气。   　　按照西方文化批评的观点，观看意味着权力，当媒体在网站上公布亿万像素的两会会议现场图，民众可以任意放大而“看”到会场每一个人每一处细节的时候，新技术带来的权力改变又一次出现，而对于委员和代表们，对于中国国家政治生活场域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压力也就随之而来。       　　删节版刊于2012年3月8日时代周报   　　 上一篇： 死亡vs希望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