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

“常识，从不复杂，因为它是常识。然而回望历史，捍卫常识可真不易。”这是白岩松曾说过的话。事实上，白岩松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在这个公共表达日益繁荣的时代，他更像一个“意见表达分子”，不断地言说，怀着耐心，揣着希望，也带着痛苦。他相信理性是束缚社会情绪的河床，最终能使得奔流的河水不至于涌出堤坝。在本报评论周刊100期之际，我们专访白岩松，希望共同探讨这个时代的表达途径。 　　笑的人太多了，就恕我不陪了 　　华商报：大家喜欢给你贴一个标签——— “严肃”，你怎么看这个标签？ 　　 白岩松 ：这个世界，尤其到了现在，大家更会对表象的东西津津乐道，很少会去全面地感受一个事情。大家更多关注的是一种表情的严肃，但是，我的语言表达方式什么时候刻板过？我从来没有用过严肃到近乎刻板的语言去表达，反而这种语言必须是鲜活的，必须是说人话的，是有故事的，有叙述的，让大家能听得进去。很多语言不都是从我这儿出去的吗？比如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等等。这样的语言和传统的语言不一样啊。在建党九十周年庆典的直播当中，我不也用了哥们儿吗？最重要的是内容和表达方式的放松和有趣，而不是你喜不喜欢笑。在这个时代，中国笑的人太多了，就恕我不陪了。人家笑的都是红花，有几个不笑的当绿叶不挺好吗？如果全是花的话，即使是真的，也会被人认为是假的，有一些绿叶会显得更真一些。 　　华商报：做一档评论节目是你很早就有的梦想，后来有了《新闻1+1》，这肯定是快乐的，那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有痛吗？ 　　 白岩松 ：对于我自己来说，理想走到哪一步，可能都会有，但归根结底，一个称职的新闻人，这是事业方面的理想，更大的理想是让自己自由，更开心，但这必然离不开事业这辆火车。从某种角度来说，我所做的事情，恐怕也不仅仅只是我的问题，我能够做到哪儿？我能够让我的跟进者受益什么？我能替他们捅破窗户纸吗？我能够摸到透明的天花板，然后打开这个天花板，再去触碰下一个天花板吗？这都是在向前走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更何况这不会简简单单只是我个人的理想。在电视这个行当里，我记得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们的主任孙玉胜就在那说，我们培养主持人的道路是先要有优秀的记者，然后优秀记者里有主持人，然后在主持人里培养优秀的主持人，然后在优秀的主持人里要有评论员，最后要有优秀的评论员。他说这些也许无心，但听者我是有意的。在听完他这个概念之后，我就相信这个三步走，我是按照这个逻辑走下来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电视需要这个逻辑。 　　华商报：具体点，你因为《新闻1+1》写过检查吗？ 　　 白岩松 ：《1+1》从2008年3月24日开播到现在为止，它依然在，这就是最重要的，我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检查。而且几乎在中国这三年多里，发生的热点事件，其中包括敏感的，《1+1》都触碰了，几乎没有缺席，那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另一点，你的这个问题容易让大家误解，误解成一个对立，不会。如果没有决策者的支持，《1+1》也不会顺利地活到今天，但这种支持也不意味着就是随便，这里本身就是一个谈判。 　　华商报：谈判？ 　　 白岩松 ：最近我经常讲一句话，龙永图告诉我的，谈判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任何前进，都是在双方妥协中前进的，而且这样的前进，才更稳妥。用龙永图的话来说，单方面的胜利叫做革命，或者叫征服，或者发动一场战争。我觉得，人跟世界，人跟理想，人跟事业，都是一个双方妥协的结果，不要因为有妥协就认为它往回走，不对，这是真正的往前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所以我觉得突破边界，建立更大的信任，然后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让过去不适应的慢慢适应，让过去是禁区的现在可以不那么是禁区了，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做任何电视节目，一路上都会有很多坎坷，包括博弈的过程。面对它就是，这是必然而然的事情，哪个行当没有？ 　　你得清楚哪些是有价值的 　　华商报：这几年表达这个词特别流行，尤其在互联网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你怎么看这种全民渴望表达意见的现象？ 　　 白岩松 ：互联网的快速出现和社会的进步，这两者加在一起，使得公民表达真正进入到一个开始的阶段。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表达，还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表达，确切地说是表达训练的开始，我们可以参与其中，这其中有很多非理性是很正常的，你不能让刚开始参加这样一个表达运动大会的，就立即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但重要的是他已经参与其中了。所以我觉得一切都跟以往不一样了，你要去尊重每一个人的声音，而且全民皆记者，但是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哪些东西是没价值的，你得清楚。 　　华商报：公民以及公民社会这俩词儿这些年特别受关注，你怎么看？ 　 　白岩松 ：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个由老百姓向公民转变的过程，从社会的角度同样如此，向公民社会转变。什么叫公民，每一个与我无关的事情都与我有关，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立即做到，那没关系，慢慢投入其中。所以，进步最重要，而不是像一个童话的结尾，王子与公主有着幸福的生活。那是童话，那不可能的，社会永远不会有实现终极目标的一天，中国也不会。也许，我们喜欢的不是成熟，而是走向成熟的过程。今天这个社会肝和心脏有病，我们的职责就是去治，等肝和心脏好了，明天脑子出问题了，下一代人就要去治脑子，再下一代人胃出问题了就要去治胃。回头看历史，你就可以知道未来，人类从来没有过像童话结尾一样的时间，甚至连一个瞬间都没有。我们说唐朝很好，我们说康乾盛世，请问在唐朝和康乾盛世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同样也忧心忡忡？我想也是，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的职责。 　　华商报：这几年，政府层面也开始重视舆论，重视表达，你也曾接受过一些政府部门的邀请为官员做过一些培训，但另一方面，总有官员的“雷语”爆发出来，你怎么看这种矛盾？ 　　 白岩松 ：我很少接受地方政府的邀请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一直都是国新办 (邀请)的老师，从2003年开始，帮着他们去建新闻发言人制度，我在任何的新闻发言人的培训过程中，强调的都是开放主动，否则就被动。他们曾经有一个标题是如何应对新闻媒体，我就很厌倦应对这个词儿。所以我在去讲的时候，和我做节目的时候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是一样的，中国的官员太多了，我现在也就讲到省级的，而且，二百个人在听，也许只有二十个有所触动和改变。改变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难道你认为我讲了几节课，官员就不会讲雷语了吗？ 　　华商报：在现今的表达形态中，既有娱乐的表达，也有严肃的表达，你怎么看这两者？ 　　 白岩松 ：娱乐和严肃不对立，严肃的东西真正严肃的时候它就很娱乐，当娱乐的东西真正娱乐的时候，它其实很严肃。我从来都反对那些非要让笑声赋予很多意义，因为笑声本身就有意义，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人欠缺笑声啊，所以如果有类似小沈阳等等，只要无害，就好了。那么能让大家有释怀的笑声，那就像心理良药一样，现在中国人活得多累啊。可是当严肃的东西真的很严肃的时候，其实它也很娱乐，包括一些严肃的话题，你不觉得真话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很过瘾吗？《辛德勒名单》严肃不严肃？不也很好看吗？不矛盾，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应该以娱乐为主。任何一个以娱乐为主的时代，都不会太差，如果一个时代严肃到一塌糊涂，最后没有娱乐空间的时候，那个时代挺可怕的。 　　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华商报：这两年，你特别爱提理性这个词儿，为什么？ 　　 白岩松 ：理性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目前面对着非常大的机会和危险，有评论说，改革是在和危机抢时间，我深有同感。社会从经济的层面来说在快速地进步，但负面的情绪和不稳定因素也在快速发酵，在这其中，如果我们有理性的东西作为束缚的话，就像河床一样，为了不让黄河泛滥，就要让两边有堤坝，水在河里奔流可以是感性的，可以激起千万朵浪花，但是如果河床不坚固不理性的话，后果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宗教信仰，我们没有敬畏，或者说到信仰不仅仅是宗教，因为千百年来，宗教只是信仰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是临时抱佛脚，但过去有信仰在的时候，信仰最重要的是敬畏，在我看来敬畏是两个词，一个是敬，一个是畏，尊敬是希望达到，畏惧是不会那样做，恰巧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大河两边的河床，它可以约束大河更安全地奔流。那我觉得在现在的中国，理性和这种敬畏是极度匮乏的，所以非常危险，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感受得到这些。所以从四十岁开始，我给自己十二个字，叫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华商报：只是个人需要理性吗？ 　　 白岩松 ：个体需要理性，决策者也需要理性，执政党也需要理性，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理性，这样的话，比如说权力需不需要理性？当然需要。所以理性是一个各方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建立公民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是安全的，就会更朝着大家期待的方向去前进。所以我在忧心忡忡当中，提建设理性这么一个概念。 　　华商报：理性是很重要，但也有人认为，情绪也是有作用的，比如，在红十字会事件中，没有网民的情绪涌动，就没有事件的推进。 　　 白岩松 ：促成红会事件引起全社会关注的，不是那些没有价值的、非理性的东西，而是蕴藏在这些没有理性的没有价值的东西背后的理性的东西，证据、观点、意见，所以千万不要误读。成千上万的网络情绪扑面而来，但起到真正推动建设作用的，还是那些理性的东西。 　　我们每个人都是原告 　　华商报：你以前说过，因为觉得话语权已经不少了，所以不开微博博客，除过这个原因，有没有不喜欢微博的因素在里面？毕竟，微博有不少方面也被人诟病。 　　 白岩松 ：我的确觉得我话语权不少了，我每天都在说话。微博对生活的影响，在一些细节上让我啼笑皆非，我都不敢去赴开了微博的朋友的饭局，也许五分钟之后你就会发现，吃饭的场景已经上了微博，我觉得不好。但是，我从来都是一个网络的支持者，自然也会成为微博的支持者，因为在中国民主法治进程刚刚拉开大幕的过程中，网络微博博客都是一种训练，理性是需要训练的，民主的素养是需要训练的。所以，对未来的中国来说，理性与民主的素养都非常重要。 　　华商报：具体来说呢？ 　　 白岩松 ：比如说，我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比如说，让我觉得刺耳的，我很厌倦的意见，有时候你也要听，这也是未来的民主中一个重要的基石，否则你不敢想象。最近我说过一句话，我们不能在网络上期待民主，而在生活中成为暴君。我这样说是因为发现这样的人太多了，那就是他们骨子里对民主是什么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看法，这是社会的责任。但是作为媒体人，难道你不应该为他做些什么吗？我们也是社会非理性的一部分，比如前阵子《世界新闻报》的停刊，就提醒我们，媒体人要有底线。 　　华商报：前两天的节目中，你说都在抱怨别人，不抱怨自己，那你对自己有抱怨吗？ 　　 白岩松 ：我经常在约束自己。所谓的约束就是这个地方没有探头也没有警察，但是它是红灯，就你一辆车，你也能做到不过，就这样。这就是一个自我的约束，包括自省，我做不到百分之百，但我起码一直在做，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信仰，所以我们没有敬畏，也便没有自己的自省，所以责任都是其他人的，蒸染色馒头的人兴高采烈地拿着染色馒头赚的钱去买猪肉，他哪知道别人已经往猪肉里放了瘦肉精，卖完了放了瘦肉精猪肉的人，兴高采烈地到对面去买奶粉，哪知道别人放了三聚氰胺。我们每个人都是原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被告，如果我们要是更多地能约束自己，这个世界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都认为一切是其他的，很少有说是自己的，有的时候我在想，明明他不着急，可是一定要抢着过红灯，他也危险，汽车也危险，那一瞬间为什么呢？ 　　没有谁对我宽容 　　华商报：不少人说，有些话白岩松可以说，换个人却不能说，说了就是犯错误，可能还会成为事故，对此，你有何感受？ 　　 白岩松 ：不对，没有谁对我宽容。 　　华商报：可这种感受真切地存在于很多人的心中啊。 　　 白岩松 ：因为我会寻找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归根结底，不是说我们拿一个东西：看，这有丑这有伤疤，就觉得过瘾，我们忧心忡忡的目的是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是希望这个中国这个时代变得更好。另外，重要的是，要掌握平衡，包括懂得用适当的妥协去赢得进步的空间。你会觉得这是容易的吗？过把瘾就死太简单了。但你死了之后呢，出现大范围的倒退？打仗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攻下一个山头还要守住阵地，还有拓宽阵地，最后扩大根据地。这都是常识，因此，从来都没有谁因为我谈论什么而格外得宽容，但是我会更努力地去赢得更大的空间，这样我的后辈的同行也会受益。 　　华商报：能否具体说说如何让后辈像你一样？ 　　 白岩松 ：有清晰的价值观，寻找到合适的方式，始终拥有表达的机会，你就拥有了改变的可能。改变不是一夜之间就全然变化的，要做好长跑的准备，甚至这都不重要，你不过是万千声音中的一个，汇聚其中。必须要抱有这样一种心态，想赢不怕输。我做如此敏感的东西，很多人说是不是得天天睡不着觉啊，我说我睡得很好。另外，有问题了我从来没有畏惧过，无所谓，假如真像大家不理解所说的那样，你担不担心有一天不让你说话了，我说不会，另外，真不让我说了也无所谓啊！(笑) 　　华商报：“9·11”的时候，央视没有直播，你觉得愤怒，今天你还会因为类似的事情愤怒吗？ 　　 白岩松 ：任何一个做新闻的人，如果有一天你都不愤怒了，或者说你都没有了表达的冲动了，或者说，有一天你不喜悦了，你做新闻也就做到头了。有很多人问我，新闻这个职业怎么样，我说它当然只适合一类人，就是那些不希望生活太过平淡，希望有变化的人。如果你喜欢平静，那不适合干新闻，为什么？新闻是一个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行当，有的时候你极度地厌倦了，甚至不想干了，但突然你想都想不到的新闻发生了，那一刻，你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要表达，或者我要到第一线。就如，正厌倦了，但地震了，那一瞬间你似乎什么都忘了。 　　观点也正在成为一种新闻 　　华商报：评论这种表达方式在当下的社会中越来越常态化，报纸有评论版，电视电台有评论节目，你如何看待这种评论热潮？ 　　 白岩松 ：评论就是社会多元化的一种表现。这几年，报纸评论越来越占据了重要的版面，电视也同样如此，开始加大了评论的东西。这不就因为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吗？观点和看法也正在成为一种新闻，社会需要它，另外，它对推动社会进步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不管是纸媒也好电视也好网络也好，也都刚刚起步，没有什么可沾沾自喜的。我觉得我们都没做到最好，大家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里做一个拓荒者，向前走，粗糙的地方很多。 　　华商报：那对于评论人经常抱怨的一些禁忌你是怎么看的？你怎么面对？ 　　 白岩松 ：我觉得也许我们的下一代会更自由地没有禁忌地去做，但是我特别想说一点，等真的走到自由和没有禁忌的时候，我们恐怕更难做。而且，成就感可能远远不如今天，更何况永远不会有百分之百的自由，没有禁忌的那一天。什么意思？在美国没有吗？在日本没有吗？你什么时候见过日本的媒体骂过自己的那些大企业？很少很少。“东电”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恐怕也跟它这个巨无霸一样的企业有关，你很少见到日本的媒体去提丰田这样的老大，所以，也许在我们这儿有我们特有的禁忌，但在其他人那里也有其他人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禁忌。所以，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争取自己所期待的自由，只不过我们可能由于发展阶段等等因素，我们可能要突破的东西更多一些。 　　华商报：这几年来，有时候因为无法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些部门，所以“相关部门”这个词儿很有市场，那你经常说这个词儿吗？ 　　 白岩松 ：应该不是太多，我不太喜欢这样的语言表达，是哪个部门就是哪个部门，但不排除我也说过相关部门，但这不是我主要的表达方式，我更习惯是哪个就是哪个。任何一个词汇都不应该是一个让人太过难过的东西。因为这些小细节不那么重要，大的方向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是真的不断地向前走，就没问题没关系。

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致新浪微博 摘要：“在更多的时候，如果一个公众话题被激烈讨论之时，审查尺度会做些许有限度地退让。民意的火山如果被轻易点燃，后果无法设想。这是一个斗争与妥协的游戏。易言之，当所有人都往前走一步的时候，底线会后退一步。……新浪微博永远不会也不可能会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它已经决意打算替管理部门做先锋，它已经牢牢把自己内嵌在体制之上。” 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致新浪微博 作者：贾葭 （转自 贾葭腾讯博客2011年7月14日 ）   我是新浪微博的一位普通用户，这个身份跟大多数微博博友一样，是近两亿用户中的一分子。从今天开始，我告别这个网络身份，“贾葭微博”这个ID，连同我未及查阅的多封私信与回复，将湮没在自6月12日开始就显示“账户不存在”的这个页面里，我再也不会去看它一眼。我由衷地向持续关注我的众多粉丝深表歉意。 大概是2010年2月，新浪微博的两位编辑，轮番打电话请我在新浪微博开设账户。我早在09年初央视大火之时注册了推特，对国内的山寨产品兴趣不大，但碍于很多不能翻墙的朋友只能玩微博，就答应注册了。地址是t.sina.com.cn/jajia,认证身份是《GQ》杂志资深编辑。 注册之后，我发现国内微博确有其优势，在用户体验上有所谓山寨产品的“微创新”，也就是说，抄袭得更漂亮一些。Anyway，这是国内互联网产品的通病。但在中国最大的创新，应该还是加了关键词过滤和人工审查。这是国情，我当然理解。我不能理解的是，这种国情下的人情。 2010年3月30日上午，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先生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在大兴法院一审，我在新浪微博上转发了几张现场的照片。新浪微博编辑打电话过来，请求我不要继续转发。在我以为，一位父亲为了孩子的一杯奶而身陷囹圄之时，我虽然不能亲至声援，但我至少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在这里，为了一杯干净的奶，是要付出多么艰难的代价，乃至要付出自由。 我以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像我们天然假设，每个父亲都会爱他的孩子，我们天然假设，母亲不会主动把毒奶喂到孩子嘴里。赵连海历经磨难，他在3月30日的上午，要得不过是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涉及两亿孩子，涉及无数家庭。是的，就是这么悲剧，一杯奶，可以洞见这里的一切苦厄，一切秘密。 虽然我并无孩子，但我关心我早餐时的那一杯奶。在一杯奶的意义上，赵连海就是我，赵连海就是你，赵连海就是所有人。赵连海戴着脚镣接受长达五个小时审判的时候，新浪微博编辑手忙脚乱地在删贴，在给我这样的用户苦口婆心地打电话。 最后他们竟然使用类似威胁的语气，如果我今天继续转发照片，将暂停我的账户。我表示不接受这样的威胁。随即，我的账户被禁止发言30分钟。因为已经到了中饭时间，庭审也已经接近尾声，我于是停止发帖，并向新浪微博的编辑表示，我以后将不再使用新浪的产品。我后来食言了，这是后话，按下后表。 我当天下午在别的网站发言说，我无法想象新浪编辑的不近人情。我能够理解行政指令带来的审查压力，新浪微博虽然刚刚起步，却已经习惯了以生存作为理由求得别 人的理解。我当然理解，作为一位从业十年的媒体人，我深知审查的情况。我只是不能接受新浪这样威胁。作为一家商业公司，他们至少需要告诉我，审查言论不是新浪的本意。 我无法得知，在未来也需要拿奶粉喂孩子的这些小编辑们（都是女孩儿跟我电话的），是否意识到，他们也是赵连海。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也在吃着地沟油、苏丹 红、三聚氰胺。他们或许根本想不到，赵连海和自己的关系何在——他们或许还认为，赵连海给他们惹了麻烦。他们蜷缩在新浪的这个大招牌底下，瑟缩地给那些他们认为会影响自己工作的用户打电话。 直到2010年9月，朋友里用新浪微博的人愈加多了起来。传统媒体的新闻源也更多地引用微博，对于一个媒体人来说，如果不查实新闻源，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于是又重新开始使用新浪微博。打开页面后，原先的认证已经被去掉。这倒没什么，本来我也不是什么名人。因为新浪微博的发展思路是“新浪V博”，还是原先推广博客的那一套明星名人战略，跟推特扁平化的结构全然不同。 大多数普通用户的粉丝不过几十人百人上下，跟他的社交圈很类似。草根微博的声音很难传递到公众场域。或许，新浪的互联网产品思路就是塑造话语权威，它根本不去关心普通用户在说什么——只有它认为这些用户的言论不利自己时才去删掉。它可以一夜之间给新V用户灌数万僵尸粉丝，甚至可以强行让普通用户关注新V用户。 新浪微博在塑造权威的过程中，开始认为自己具备某种权威——对普通用户有生杀予夺之权。可以删贴，可以封账户，可以封IP，可以单向屏蔽发言。它无所不能，代码可以帮助它完成它想做的事情——成为中国最大的言论平台，掌控这个巨大国度的话题走向。 于是，我们目睹到的各种话题，那些耀眼明星的八卦、无关痛痒的生活心灵鸡汤、枯燥乏味的肥皂剧情等等，都是新浪愿意让你知道的。你想知道的，它会删除。你不想知道的，它会占据你的屏幕。真正的新闻，都在删掉的帖子里。只有这个话题发酵到无法掌控之时，新浪微博才会有片刻的话题热点。比如钱云会、钱明奇、郭美 美。公众的意志到达临界点之时，它才无法掌控。 此后，在去年12月初，因为某个瓷砖品牌，我被单向屏蔽15天之久。说的话只有我自己看得到，别人都看不见（还有许多用户被这样单向认证）。在今年4月，因为几颗黑瓜子儿，我被审核发言长达26天（这样的用户就更多了）。这半年里，我的ID被隐藏，账户无法被其他用户搜索到。6月12日，因为增城事件，我仅仅转发了几张照片，账户被立刻禁止登录。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后两起事件中，网易微博、腾讯微博、搜狐微博、凤凰微博并未屏蔽或者删除我的发言。熟悉互联网管理的人应该知道，在微博审查这块，口径 是一致的，新浪微博并不会得到更严格的指令或者更广阔的封杀范围。结论很明显，在后两起事件中，新浪微博的审查尺度是自我设置。 作为媒体人，我深知中国言论的尺度和底线何在。在更多的时候，如果一个公众话题被激烈讨论之时，审查尺度会做些许有限度地退让。民意的火山如果被轻易点燃，后果无法设想。这是一个斗争与妥协的游戏。易言之，当所有人都往前走一步的时候，底线会后退一步。 新浪微博永远不会也不可能会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它已经决意打算替管理部门做先锋，它已经牢牢把自己内嵌在体制之上。当一个人决意要自己动手割下自己的舌头做听话的哑巴、或者割下自己的鸡鸡做秉承上意的太监之时，旁人不能替它多说一句话。又也许，它明白这个道理，但，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我知道，所谓体制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它本身有自己的运转意识和逻辑。可能每个人都无法也无力改变这种运转。新浪微博同其他媒体平台一样，作为这个巨大机器上一个组件，也很难内生出一丁点儿内省的勇气。但，我们无法改变体制的意识，但能否稍微改变一下自己？新浪微博这台大机器上的组件，能否在体制意识之外，有种自己的价值理念？ 很可惜，微博作为新浪唯一的盈利点和增长点，我相信它宁可扼杀自己的价值理念也要维护自己的安全。悬在头顶的剑，随时会落下来，Beta版就是扔到地板上的第一只靴子。我相信新浪内部也评估过SNS的政治风险，既然决定铤而走险，就宁可牺牲用户利益来维护政治安全，这条道走到黑了，毕竟，对安全构成威胁的用户，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多——删掉他们的账户就可以了。 我可以明确说，新浪微博要是这样想，就错了。原因很简单，每个用户都要吃食用油，都要吃早餐，每个妈妈都要喂孩子吃奶，每个父亲都要为孩子着想。每个用户除了在上微博之外，有网络生活之外的线下生活。当现实让他们继续缺乏安全感、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时候，他们就要在网上抱怨——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删除干净的。 除非新浪微博关闭，否则它无法完全杜绝它不喜欢的言论。这是它面临的巨大悖论，在全部SNS网站都存在，这种悖论是新浪与生俱来的。因此，我要说一句，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包括新浪这家公司在内，包括新浪所有员工在内。悲剧就是，你知道命中注定无法避免却依然要勉力为之。 新浪微博的审查队伍已经超过1000人，对新浪来说，除了有解决就业岗位的正面社会作用外，其他的影响均是负面的。这意味着每年将有至少七千万的支出用于审查。作为一家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如何向美国股东交代？当然，这是高层思考的问题。我只会建议美国股东要求新浪董事会就此作出是否违反法律的质询答复。 作为普通人，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该怎么办？也许那些给我打电话的小女生会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该怎么办？我有别的选择吗？我知道你们会这样问，我也准备好了如何回答你们的问题。 我首先想问，你们心目中有自己吗？你们可否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在满屏的关键词、敏感词列表前，你们有没有用指甲掐过一下自己的胳膊，是否用手揉过自己酸涩难忍的眼 睛？你们是否从不多的薪水当中拿出过微薄的一部分，寄给远方渐入老境的父母？你们是否忍住了吃自助大餐的念头给孩子多买了一份保险？ 如果你掐过自己的胳膊，有没有感到一点疼痛？对了，那就是你，一个肉体的真实存在，你能够掌控它。如果你揉过自己的眼睛，那说明你珍惜的自己的身体，你爱自己。如果你给父亲寄过钱，说明你知道他们的含辛茹苦。如果你给孩子买了保险，说明你很爱他。 不是吗？这些难道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正常情感吗？我们有自己的存在，我们会爱别人，会被别人爱。我们会被伤害，会得病，会忧伤，会难过，也会死。这就是我们。请原谅，在这里要引用我的一位老师的一句话： 一个人的出生就是接受世界的赠与，同时也呼唤着与这个世界潜在的关系，呼唤那些更为深厚的根源和价值。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他是不是比他来时变得更好还是更坏？这是他个人的一项使命，仅仅有关这个世界的使命很小的一部分。 我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名字，有ID，有思考，有未来，有各自的喜怒哀乐，跟任何人都不同。世界只有一个你，每个人都独一无二，每个人都有它的价值，更为向上、更接近爱与真理的——价值。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不是一架巨大机器上的一枚小螺丝，不是一个充满浑浊气息的格子间办公室的一位弱不禁风的小编辑，不是那个随时可以被训斥、时刻担心被半夜三更电话吵醒的审查执行者。的确，那个“你”并不是你，那个在系统后台上的“你”，与在半夜扪心自问时的你，完全判若两人。 所有的这些，是因为你所做的与你所接近的、你想要的价值——背道而驰。是的，你被裹挟了，你被遮蔽了，你被掩盖了——就像我记得赵连海的名字而不记得你的名字那样，你无法有一种异于他人的存在和标识。你需要建立你的存在感。你需要从这种裹挟与遮蔽中站立起来，做回自己，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由。你是一片重于泰山的鸿毛，可以自由的飞舞飘扬。你是一个不带镣铐的舞者，你是一个不受羁绊的思想家。 已经4000多字了，我无法想象，我居然能为封锁我账户的新浪微博，写一篇长达4000字的文章。你们不必记得，“贾葭微博”这个不起眼的ID曾经说过的长篇大论的废话。我只希望，作为受害者的你们，能在伏案工作的微小的间隙，做下眼保健操，爱一次自己。 再次向我的粉丝致歉，包括诸多媒体同行和各界闲达，未能及时回复你们。如果你们还不介意我的唠叨，请移步其他各大微博搜索贾葭。谢谢你们。 再见，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再也不会见。 本台选刊网友来稿及网上时评类稿件。所刊文稿为一家之言，期望大家评头品足，也希望大家推荐稿件。摘选文稿以文明、理性、独立、多元为准则，本栏以此自励，并同大家共勉。 —法广编辑部 关键词 网文选刊

作者：贾葭 我是新浪微博的一位普通用户，这个身份跟大多数微博博友一样，是近两亿用户中的一分子。从今天开始，我告别这个网络身份，“贾葭微博”这个ID，连同我未及查阅的多封私信与回复，将湮没在自6月12日开始就显示“账户不存在”的这个页面里，我再也不会去看它一眼。我由衷地向持续关注我的众多粉丝深表歉意。...

上周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食品安全执法检查报告进行分组审议。有委员指出，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措施不力、法律法规不落实等问题，直接导致了违法者先富、暴富的现象。 从2008年的三聚氰胺有毒奶粉事件，到近期的瘦肉精、染色馒头和非法添加剂，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日趋受到社会的关注。6月29日，全国人大及常委会作为最高立法机关，针对食品安全执法问题进行了分组审议。《中国青年报》周一的报道说，多位委员就中国食品安全法规定中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以及分段管理体制提出了不同意见。有委员表示，食品安全监督部门的行政化、官僚化严重以及执法不严，直接导致了违法者先富、越违法越易富、不顾人命者则暴富等等不正常的现象。 北京理工大学的公共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表示，食品安全本应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但目前几起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的连续曝光，反映出中国社会整体法律状况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食品安全犯罪惩罚力度不够，企业违法成本太低： “食品安全它反映了整个国家的法律状况。人治大于法治，有法不依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当然我们对食品安全的处罚力度过轻，违法成本远远小于违法的收益。这也是在目前整个中国出现的情况。” 针对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今年三月启动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国务院办公厅也在四月发出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的监管通知。今年五月，中国农业部先后开展了针对蔬菜农残超标、瘦肉精、生鲜乳违禁物质、兽药、水产品禁用药物以及假劣农资等6项专项整治行动。另据官方统计，目前中国针对食品安全已出台了20多部法律、近40部行政法规和150多个部门规章。但为何中国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却屡禁不绝？ 四川重庆的郑建伟律师指出，目前中国各地的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主要原因是生产厂商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关联。如何加大百姓餐桌前终端产品的监管检查力度，这其中发动民间团体的独立监督应是当务之急： “食品安全要从源头保障。监管的机构、检验的机构都和食品生产商都有各种不清不楚的一些关系。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民间做一些公益性的监督。普通老百姓如果对公权力的监督够了。慢慢就会隔断他们与食品生产商之间这种不清不楚的一种关系。”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黄明日前透露，今年以来已立案侦办的各类食品案件达到11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00余人，今后警方将强化食品生产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北京的胡星斗教授认为，解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取决于依靠法治保护公众应有的诉讼权利：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出现的时候，温家宝发誓说两年之内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它依靠现有的官僚体系自上而下的监督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特别是要允许老百姓进行集体公益诉讼，但是目前来说正好相反。对三聚氰胺的受害者还采取打压的态度。这种做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中国青年报》报道，在6月29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中，与会委员徐显明发出警告，如果不创新社会的管理方式，不用法治的方式维护社会安全，那么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就会年年执法检查，年年问题不断。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川渝发现用三聚氰胺毒奶粉喂猪 三聚氰胺毒奶粉曝光已三年但最近改换形式在四川重庆出现 (Photo : Flickr)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三聚氰胺毒奶粉曝光已经三年，但仍然在市面流通，只是改变了形式，最近被发现用于喂饲乳猪，数量多达2吨，其三聚氰胺超标由250倍至515倍不等。专家表示，未有研究证明人进食残留三聚氰胺的动物肉和内脏，会否对人体有害。幼猪被喂养含超标三聚氰胺奶粉一事，当局在去年十月已知晓，但却在八个月后才经当地媒体披露。 《重庆晚报》报道，当地唐姓不法商人两年前开始做过期奶粉生意，从广东、浙江等地进货，在明知一批购自河北、重达6.75吨的奶粉含三聚氰胺的情况下，售予成都和重庆饲料厂，再零售给至少五家养猪场。有场主称，幼猪吃进这些奶粉后腹泻，停止喂饲后，排泄恢复正常，他们怀疑是奶粉出问题。 事件的揭露，是因为有买家进货5吨后，认为价格过于低廉，心生疑虑，于是抽样送检。去年10月，有关部门发觉送检的三个样品严重超标，其中一个样品三聚氰胺含量每公斤高达1288.1微克，超标515.24倍，最少亦超标250倍。当中，2.5吨已销往万州、垫江五个养猪场。 对于人进食曾被毒奶粉饲养的幼猪会否有害，西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董国忠教授表示，现时仍未有研究证明有害，他补充，动物本身有解毒功能，但若未能完全解毒或无法解毒，幼猪体内会有残留毒素，如果人吃了残留有毒物质的动物肉和内脏，自然会危害人体。 警方已将唐某拘捕，检察院将会控以非法经营罪。 2008年9月，三鹿婴幼儿奶粉受污染事件曝光，但毒奶粉已流散到不同地方，当局声称销毁，但仍不时传出发现毒奶粉踪迹，例如去年8月，河北、山西、天津与青海等地便发现毒奶粉，查封回收逾230吨，拘捕47人。 今年4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公布，婴儿配方食品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为每公斤1微克，其他食品中的三聚氰胺限量值为每公斤2.5微克，超标者，一律禁售。   关键词 中国 – 社会 – 食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