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台

凤凰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3月1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发言中表示，中国未来几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国企私有化，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最主要障碍之一。 以下为发言实录： 张维迎：谢谢！我们谈宏观经济管理，我想有些误导，因为一谈到宏观经济管理，就认为是货币政策，就是财政政策，就是我们应该用宽松一点的货币政策，还是紧一点的货币政策，就是政府应该花多少钱。 我觉得真正的宏观经济管理，应该是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在这个制度环境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努力的生产，努力的工作。都有积极性新，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资源能够流向最有率的部门。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说政府花钱的政策，而是政府应该尽量少花钱的政策。因为我们很少看到，政府的花钱能花得有效率的。我想未来的几年，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有三件事情在经济改革领域要做好。在这点上，我必须拥护世界银行的报告提出的一些建议。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国有企业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事实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一个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未来我希望在五到十年内，应该国有企业的比重降到10%左右。 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难，它只是一个下政治决心的问题，不存在任何技术性的困难。因为我们大量的国有企业，尤其中央的国有企业，都已经上市，他们的股票都有价格，我们政府可以通过市场转让这些股份，到非公有的部门和个人。也可以通过半转让、半赠送的办法，分给普通的老百姓。我想如果这个步骤采取之后，中国居民的财富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增长。这一部分也带来了一个对国内市场的一个推动，更重要的，使我们整个的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就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我们在企业，就不存在像现在我们大量的优惠的待遇，都走向了国有企业，我们好多的私营企业，不能够平等的享受到这种资产，特别是银行的贷款。这样的话，这些资源就会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3/13 — 解决国企垄断的终极手段 2012/03/07 — 【金鸿评论】低效不过私有化 2012/03/05 — 政协一号提案：对大型央企征暴利税和私有化 2012/03/05 — 关于私有化的，俺说说一些国企具体的事 2012/03/09 — 张婕:苏联的私有化是怎样洗劫国家和国民的 2012/03/01 — 外交部非洲司官方博客反驳世行报告 2012/03/01 — 杜建国:看媒体如何布局推动“民资春天”——私人资本突然被支持进入铁路等领域的背景分析 2012/02/29 — 世行报告发布幕后：国资委强烈反对 2012/02/28 — 世界银行要求中国私有化国企，金玉良言还是包藏祸心？ 2012/02/23 — 影帝发狂了：在下台前开启全面私有化的大门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不仅标志着近代中国国家体制革命性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加快了从晚清新政开始的传统政治社会变迁进程。在民国早期政治发展（1912-1924年）中，政治权力、政治合法性、政治参与、政治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的变化速度，事实上超过了过去人们的判断与认知。正如列文森所说：“君主制的种种象征已被如此彻底地消除了。这一事实的本身就提醒我们，新的共和国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1 　　从民主化的角度审视民国早期政治发展，一共经历民国初年（1912-1913）、第一届国会第一次复会（1916-1917）与第二次复会（1922-1923）三个重要时期，前二次比较符合民主转型的特征，即一个专制政体开始解体，形成某种形式的民主政体，或回到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或出现革命政权。2与民主转型存在于特定时期不同的是，在经过袁世凯短暂的威权统治之后，政治自由化是持续存在的，“军阀时代的竞争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个案：这一时期的中国对意识形态与知识的多元化都持开放态度。国家也受到更加多元性与竞争性政治的挑战。”3 　　一、政治权力的聚散4 　　政治权力在这一时期主要有两个重要的变化。 　　首先是国家权力的变化。在横向关系中，过去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开始瓦解，出现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初步分立的权力结构。民国初年南京、北京临时参议院与国会的相继成立，标志着完全意义上的立法机构开始在中国正式出现。5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于1912年1月28日，“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组织之”（《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七条）。参议员共有42人，来自全国17省区。6南京临时参议院任内最主要的成绩是《临时约法》的制定与颁行。同时，围绕国都、约法制定权等问题，参议院不顾临时政府的反对，有效地行使了立法权力。南京临时参议院存在时间仅有两个多月，由于议员多数是地方政府指派，民意代表性不强，在湖北省等地方议会的反对下，南北统一后随即进行了改选。同年4月29日，新一届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成立，各地先后选出122名参议员，进行了将近一年卓有成效的立法活动。根据作者统计，南京与北京临时参议院总共通过各类议案188件，未议决、未审查、未提议案122件，共计310件。7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在闭会仪式也称：“本院先后开会综二百二十次，经议决者凡二百三十余案，立国纲要，未始不于此稍稍植基础也。”8 　　1912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成立。国会采用两院制，分为参议院与众议院。参议院由各省议会、蒙、藏、青海、华侨学会，按照《国会组织法》规定的名额，实际选出266名参议员。众议院按照每人口满80万选出议员1名的原则，共选出596名议员。两院议员合计862人。9根据《临时约法》、《国会组织法》规定，国会主要有立法与行政监督两大权力。国会在短暂存在的半年多时间里，不少议员问政积极，宋教仁案、大借款案、俄蒙协约案、预算案等争执激烈，弹劾、质询案层出不穷，仅众议院就提出9件弹劾案，19件建议案与查办案，173件质问书，涉及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10先后迫使国务总理赵秉均、财政总长周学熙辞职。此外，还制定出民国宪法草案，通过各类议案42件，11展现出一定的立法活力。国会初开的两个月，被后人称为“国会神圣时代”。12 　　1917年南北分裂后，在皖系的操纵下，1918年8月12日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召开，至1920年8月30日闭会，共历三期常会。第二届国会仍然采用两院制，法定议员人数较第一届国会减少，共574人。参议员由地方选举会与中央选举会分别选出，共168人。众议员按人口比例分省区选举，每人口满100万选出1人，共406人。由于受到支持孙文护法的西南五省的抵制，实际选出国会议员467人。同年9月4日，第二届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民国大总统。本届国会一些立法活动也可圈可点。如1919年5月，众议院致电巴黎和会，要求日本归还山东，两院都主张拒绝和约签字。11月国会议决裁减军费，要求政府进行军事财政改革。“第二届国会成于军阀之手，而能毅然议决裁减军费至二成之数，盖亦难能可贵矣。”13因安福系为议会第一大党，议会与皖系政府关系比较缓和，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冲突，“在这种意义上有助于宪政发挥作用。”14 　　地方议会政治在民国初年也非常活跃。1912年独立各省的谘议局纷纷改为临时省议会。1913年初，各省第一届省议会宣告成立。一些省份的县还成立县议会，不少乡镇也有议事会。15许多地方的省议会积极参与本省的政治活动，认真履行立法职权，立法活动有声有色。四川省议会在审议政府预算案活动中非常认真，一度曾经否决政府预算法案。16安徽省议会积极监督政府行政活动，并当场质问民政长柏文蔚行事违法。17湖北省临时议会与第一届议会，先后提出财政、教育、民生、弹劾等法案200多件，颇有成效。18江西省议会通过实行“减政”，裁并都督府交涉司，取消南萍铁路筹备处。19广东省还发生了引人瞩目的议会弹劾都督胡汉民事件。20浙江1912年建立的县议会则积极介入教育、税收、公共工程等公共事务的管理，并与地方政府发生了冲突。211914年2月28日，袁政府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1916年10月各省议会相继复会，地方议会政治一直延续到1926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20年代内战频繁的恶劣环境中，省议会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成为地方权力结构中不容忽视的一极。如20年代初在曹锟兄弟威权统治之下的直隶省议会，几年来始终不通过一项公债案。可见地方权力的范围之内，军阀的权威也不能不受限制。22吕实强对四川省议会的研究表明，多数议员以民意自命，积极行使议会职权，“常存于新，发之于言，布之以文，并发生相当效果，已甚属不易。”23江西省议会在1920年底弹劾省长戚扬案成功，震惊北洋政府。24而湖北省议会在地方政治中已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并非行政部门所能全部忽视。25一些地方议会的立法活动方式有所改进，如在浙江省，“事实上，20年代的县议会首先关注的是财政收入的使用，而不是管理特别事务。扮演这种角色的目的显然是确保他们的同意权，以及对一些事务的监督与管理。”26 　　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的二元行政权力体制开始运作，先后成立38届内阁政府，现代政府组织形式—内阁制—在清末改革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国务院为总理政务机关，下设陆军、海军、司法、外交、财政、内务、教育、工商、交通、农林10部。1913年，农林与工商部合并为农商部，共为9部。27国务院直辖部门还有法制局、铨叙局、印铸局、国史馆等，内部组织是秘书厅。与此同时，总统府也开始组建办事机构。1912年4月，设置秘书厅和军事处。秘书厅职官包括秘书长、秘书、参议与大礼官。军事处职官包括侍从武官长、副官长、卫侍武官、政治顾问、军事顾问与军事咨议。此外，参谋本部、审计处也是总统直辖机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临时约法》没有处理好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关系，致使这种二元行政权力体制从一开始运作就困难重重，府院之争在所难免。 　　司法机构的革新活动也在积极运作。《临时约法》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司法制度采用大陆制度，即把行政诉讼和普通民事、刑事诉讼分开，各受不同的法院管辖。1914年成立的平政院是办理行政诉讼的机关，对中央或地方各级政府的违法处分行使审理权。其他民事与刑事诉讼则由各级审判机关受理。审判机关采行“四级三审”制度，即审判机关共分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与大理院四级设立，审判则只三次（初审或第一审、二审或第二审、终审或第三审）。大理院是最高审判机关。28 　　司法独立在民国初年表现得尤为显著。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司法总长伍廷芳坚持法治原则，对沪军都督陈其美以军政干涉司法的行为积极抵制，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陈的逾权行为。291912年11月，北京民国大学控告财政部长刘揆一侵占校产案、工商次长控告民主报、亚东新闻损害名誉案、国会议员郭同、丁世峄、李国珍等控告国光新闻妨害公务案，“无论是否曲直如何。要之无上下贵贱，而能一以法律为保障，则真共和国之现象。”301913年在宋教仁案审理过程中，上海地方检察厅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均。虽然赵以健康为由拒绝到上海应讯，“但一个地方法院传讯总理和地方官员公布政府最高官员与杀人犯密切往来的证据，实乃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31此后，司法方面的进步始终没有停止过，在新型司法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法院组织的改制方面，都颇有建树。32不过，由于民国早期的约法、宪法都没有赋予法院重要的司法审查权，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独立性一直不强。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民初国家政治权威属于衰败阶段。但是这种看法显然掩盖了制度试验时期的改革活力。虽然政治权力在分权体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呈现出混乱状况，但这同时也是制度重建的机会。一权独大还是三权分立、中央集权制还是联邦分权制、强势国家还是强势社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一个决定性的制度选择挑战的来临。 　　在纵向层面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强大的地方主义从晚清新政时期开始兴起，在民国初年的势头更加强劲，地方主义开始了极端化的发展。辛亥革命中“独立”各省不仅拥有立法、财政、内政权力，而且还据有属于全国性政府的外交、军事权力。湖北省军政府成立时，就设有军令部、军备部、参谋部、政事部，其中政事部又下设外交、财政、司法、交通、文书、编制各局。江苏省军政府颁布的《临时官制总纲》中也明确规定都督“统辖军政一切事宜。”其他各省情况基本相似。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国家的军事、财政重心实际上在地方，而不是在中央。“所有田赋、盐税和厘金都为各地军政府截留。临时政府曾三令五申要各省报解田赋，无奈它对各地军政府缺乏必要的约束力，下达的命令不过是一纸具文，直至临时政府下台，并无一省有分文报解。”33各省拥有完整的国家权力，“俨然具一独立国家之形象。”34 　　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一直到二次革命失败前，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推行军民分治、倡导废省设道、实施税制改革，不断为强化中央权力而努力，但是成效有限。1913年袁世凯合法地任命江西省的民政长，却遭到了都督李烈钧的拒绝。双方的权力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政府虽号中央，南省无殊独立；大约除外交一事以外，他如用人权、财政权、军政权皆南省各都督自操之，袁固不得过问，袁亦不敢过问，其向来解中央之饷项，财政部无术催交。其近来驻地方之兵额，陆军部无从编制，……而其实则中央自中央，北自北，南自南，吾国确未能有统一之现状。”35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说，那种认为临时政府具有联邦制色彩看法其实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各省成为“第二个中央。”36当时的中国其实正处于一个类似于美国独立战争初期的邦联状态。 　　地方主义在经历袁世凯中央集权统治的短暂沉寂之后，在1916年袁死后又迅速地发展起来。其中以20年代联省自治运动兴起最为典型。在当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下，人们希望在地方高度自治的基础上，以联邦制度的模式实现国家的统一。省宪制定是联省自治运动的重要标志。湖南省是第一个开始制定省宪法的省份。1921年12月，在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的支持下，湖南省宪法草案经全民投票，多数通过并于1922年1月1日正式施行。37省宪公布后，在1922年1-3月，湖南省举行了省议会选举，9月举行了省长选举，赵恒惕以压倒性高票当选湖南行宪的正式省长。一直到1926年7月14日，迎接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湘军将领唐生智宣布废除省宪，解散省议会，历时6年的湖南自治局面才宣告结束。“民国11年的湖南省宪，非但是联省自治运动中，第一个制定成功而被实行的省宪，也是我国破天荒出现的第一部被使用的宪法。”38在1920-1925年期间，浙江、云南、四川、广东先后制定出省宪，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或由当局宣言制宪自治，或由人民积极运动制宪，北方的顺直议会也曾电请各省议会选派代表赴沪共同制定省自治法纲要。“联省自治运动中，各自治省份所推行最力的是省宪的制定，所获致的唯一成果，也是省宪的制定。”39“省宪运动的潮流，可谓激荡全国。”40在联省自治运动的影响下，1923年民国正式宪法也采用联邦制度。 　　作为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与经济安排、规则、制度的市民社会，其雏形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是政治权力聚散的另一个突出表现。41 　　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基础。42晚清自强运动以来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被打破，北洋政府对官办、官商合办的工业、金融业、交通等企业失去控制能力，中国经济从1911年开始进入自由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20世纪10、20年代之交，中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时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期。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的资本主义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才得到蓬勃发展的。”43从1912年到1927年的16年中，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约达1984家，创办资本总额约为45895.5万元。无论就创办企业家数或创办资本总额而言，后16年都超过了前72年（1840-1911年）的一倍以上。44同时官办企业的资本额逐年下降，商办企业投资成为主体。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1912开始的8年里工业年增长率达到13.8%。45 　　与此同时，城市资产阶级、现代知识阶层等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出现，社会政治影响日益扩大。从晚清以来，绅商阶层继续成为民国初年城市资产阶级的主体。1912年全国加入商会的商号有19.6万个，商会会员有20万人。46到了20年代，工商资产阶级构成发生变化，工业、金融业领域的新兴企业家开始发挥主导作用，“随着士绅集团的衰落，资产阶级就成了在城市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力量。”47新式学生的数量增长非常迅速。从1872年中国正式派遣留学生留洋，至1911年为止，各省派遣留学生约3320人，加上自费留学，共有数万人。48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数量更多。民国教育部统计，1911年全国各类学生达2933387人，1914年为3643206人，1916年高达4034893人。49工商业者、教育家、律师、新闻记者等中产阶级迅速兴起，“他们构成了一个与传统社会士大夫全然不同的社会阶层。”50现代精英阶层的社会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在民初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中，受过国内外新式教育的比例将近90%，议员、教育界人士超80％。51第一届国会议员新式教育比例超过80%，其中教育、议员、新闻、工商、律师等职业阶层议员所占比例超过总数一半。52即使是保守色彩浓厚的第二届国会，议员中新式教育的比例也不低。53在一些地方省议会中，商人等新兴阶层也占有绝对多数，居于支配地位，商会会长兼任地方议会议长也不鲜见。54中产阶级的出现，对民国初年的民主转型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大众传媒的发展亦相当迅速。与晚清及后来的国民政府时期比较，北京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管制相当宽松，严格的新闻管制只是短暂地实行于袁世凯两年多的威权统治时期。新闻媒体的社会影响也迅速扩大，全国邮递报纸的投递数1912年已经达到3716万份，1915年为3922万份，到1924年已经达到13746万份。551912年、1913年分别新增报刊150种、180种，是历年来（1900-1928年）最高。56报刊总数在1913年达到487种。1912年8月广州出版日报24种，内地重庆、成都两地，日报竟也分别有6、7种。57一些商会也自办报刊，借以表达自身利益的诉求，比较有影响力的有上海的《银行周报》（1917年）、《上海总商会月报》（1921年）、北京的《银行月刊》（1921年）、汉口的《银行杂志》（1923年）等。五四时期，政治思想评论和学术自由遍地开花，新闻界更是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自由景观。 　　不受国家权力监护下的自由结社组织的出现，是市民社会在最低限度上的含义。58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各地商会在这一时期也充满了活力。“由于商会对地区事务的经济支持，所以也赢得了人们更多的尊重。并且商会积极参与地方事务，成为地方政治中主要的参与者。”591912年，全国共有华商商会794个，1919年已经增至1238个，其中总商会55个。60此外，经济协会、拓植协会、中国实业研究会、中国实业会等实业团体其他一些社会经济组织也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创立的各种实业团体就有40多个，遍及西北、华东、东北等省区。与晚清时期的商会一样，这些实业团体也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内容，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61而公共领域的发展正是市民社会的重要基础。62 　　当然，社会经济团体只是市民团体的一部分，大量政党、政治组织的风起云涌更值得特别关注。从1911年10月到1913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成立的党、社，加上少量1911年10月前成立在民国初年继续活动的团体，共计386个，其中政党与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社团271个。63这些政治社团基本上集中在大中城市，其中上海、北京两地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与世界各国政党发展均在大城市的特点相似。64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形成了“政党林立时代”。65教育会、律师会、报界联合会、各种学会纷纷出现，数量在1912年以后不断增加。从1915-1924年，学会呈指数增长，成立的学会超过400个。661912-1921年江苏省南京、苏州、淞沪三地的政论、公事社团总数分别为319、245、208，共752个，加上1912-1919年各县结社641个，总数达1403个。67 　　不难看出，在1915-1927年这十二年间，“中国的市民社会在政治衰败与军阀混战的背景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68“军阀主义毫无疑问对中国社会产生消极作用，对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也很少有贡献，但是它并没有阻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条约口岸的发展。贸易和工业继续增长，学校与大学的数量持续增长，杂志和报纸的发行数量也节节上升。”69 　　民国早期的市民社会，“虽然它还存在一些致命的弱点，但从本质上说，它已成为制约国家权力，制衡国家政权的社会实体的胚胎。”70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自由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快速成型，传统的强势国家、弱势社会的政治权力格局，受到了短暂而有力的冲击。日益自由化的政治社会环境对政治转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6页。 　　2杭之《台湾社会的历史性挑战》（《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5期）。在研究民主化问题时，政治学家一般用威权主义来指所有不民主体制，参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11页。中国的皇权专制当然也是不民主政体之一。 　　3LucianW·Pye,China:introduction,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Inc),1978,p131. 　　4本文所说的政治权力聚散主要是指政治权力的配置情况，包括政治权力在国家组织之内的配置，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配置，以及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配置三种情况。具体解释参见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5晚清的资政院，由于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才获得《十九信条》承认的国家立法机构地位，因此在它实际存在的时间内，还不能算是法律意义上的立法机构。 　　6平佚：《临时政府成立记》，《东方杂志》8卷11号（1912年5月1日）。 　　7严泉：“民国临时参议院研究，1912-1913”，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99年，附录二、三。 　　8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上海文明书局，民国18年，第114页。 　　9实际选出的议员人数各方统计不一。本文采用张玉法先生的统计数字，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第113页。 　　10《众议院议决案汇编》附编《质问书》、《众议院未决案一览表》。 　　11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第140、158页。 　　12张玉法：《民初对制宪问题的争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第124页。 　　13顾敦火柔：《中国议会史》，苏州木渎心正堂，民国20年，第292页。 　　14安德鲁·J内森：《立宪共和国：北京政府，1916-1928年》，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309页。 　　15其中关于民初广西省县、镇议会的叙述参见朱宏源《从变乱到军省：广西的初期现代化，1860-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6）》，1995年）第286-287页。在河南，“辛亥革命时期精英社会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县议会在各地的建立。”XinZhang，SocialTransformationinModernChina:theStateandLocalElitesinHenan,1900-1937.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P50. 　　16吕实强：《民初四川的省议会，1912-192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第259页。 　　17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1990年，第49-50页。 　　18《湖北省议会报告自行停止议事电》，《时报》，1914年2月8日。 　　19《时报》，1913年3月31日，转引自吕芳上《民国初年的江西省议会，1912-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8期》）第231页。 　　20《顺天时报》，1912年7月10日。 　　21R.Keith.Schoppa,ChineseElitesandPoliticalChang:ZhejiangProvinceintheEarlyTwentiethCentur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2，P84. 　　22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 　　23吕实强：《民初四川的省议会，1912-1926》，第275页。 　　24吕芳上：《民国初年的江西省议会，1912-1924》，第248-249页。 　　25苏云峰：《湖北省咨议局与省议会，1909-192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第473页。 　　26R.Keith.Schoppa,ChineseElitesandPoliticalChang:ZhejiangProvinceintheEarlyTwentiethCentury,p85. 　　27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88页。 　　28同上，第126-127页。 　　29李学智：《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30远生：《中央司法界之现象》，《远生遗著卷一》，中国科学公司，民国27年。 　　31袁伟时：《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32关于民国早期司法独立的研究，参见郭志祥《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司法独立研究（下）》，《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夏季号。 　　33李荣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初探》，《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0页。 　　34《裁汰冗员论》，《亚细亚报》，转见《民国汇报》第2册，第11页。 　　35香港《华字日报》，民国2年1月29日。转引自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3-44页。 　　36ErnestP·Yang,PresidencyofYuanShih－K’ai,LiberalismandDictatorshipinEarlyRepublicanChina,TheUniversityofMichigan,1977,P83. 　　37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191页。 　　38同上，第201页。 　　39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第202页。 　　40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2002年，第491页。 　　41许纪霖先生特别强调1915-1927年之间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对民国初年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则没有过多提及。参见许纪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7-11页。关于晚清出现市民社会雏形的看法参见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42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主体的研究》，第4页。 　　43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7页。 　　44杜恂诚：《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330页。 　　45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85页。 　　46王笛：《试论清末商会的设立与官商关系》，《史学月刊》1987年第4期。 　　47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150页。 　　48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第42-43页。 　　49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第865页。转引自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主体的研究》第68页。 　　50许纪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第9页。 　　51严泉：“民国临时参议院研究，1912-1913”文中统计。 　　52张朋园的统计。张朋园：《从民初国会看政治参与-兼论蜕变中的政治优异分子》，《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19编民初政治一》，（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53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 　　54在1921-1926年浙江省议会中，城市精英占省议员总额的88％。贝热尔：《中国的资历产阶级，1911-1937年》，《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847页。 　　5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民国17年，第241页。 　　56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57ErnestP·Yang,PresidencyofYuanShih－K’ai,LiberalismandDictatorshipinEarlyRepublicanChina,P77.

 2012年 3月 15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薄熙来倒台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Reuters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人大闭幕式上 扣人心弦的优秀戏剧、吸引眼球的重大丑闻之所以能让看客欲罢不能，砰然心动，是因为两者都有一些共同点，这就是环环相扣、错落有致、不断向最终高潮推进，情节足够曲折，起伏足够跌宕，冲突足够清晰，收尾足够利落，余韵足够绵长。 显然，在报导中国的国际媒体记者看来，围绕一度有望问鼎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戏剧或丑闻属于足够扣人心弦或足够吸引眼球的类别。 *中共权力斗争激化乎？* 就在星期三，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还在纷纷议论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上以严厉的口气不点名地批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代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种什么新动向，以及在中国政坛上已经经历过起落的薄熙来这次是否会以保全他面子以及中共面子的“软着陆”方式出局。 然而，一夜之间，薄熙来重重地摔在、或曰被摔在地上。中国官方权威通讯社新华社星期四发出报导说，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新华社没有提供薄熙来被免职的理由。被同时免职的还有薄熙来多年来的前心腹、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一个多月前，身为重庆市副市长的王立军突然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试图寻求庇护，从而向全中国、向全世界揭开了最新中共党内恶斗的帘幕。 薄熙来被突然解职，这一让看客目瞪口呆的剧情突转到底是标志着薄熙来戏剧的最终结局，还是标志着中国一场层次更高、范围更大的权力斗争或政治戏剧的开始？显然，这是国际媒体当下最关注的问题。只要粗略扫一眼日本媒体星期四有关新闻的报导题目，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 朝日电视台 报导的题目是：“中共权力斗争激化乎？重庆第一把手被解职。”报导说： “被视为大有可能进入中共下届最高领导层的重庆市第一把手突然被解职。……3月14日，在全国人大闭幕之际，温家宝总理表示，‘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从而提及了任命王立军为重庆副市长的薄熙来的责任。薄熙来与预定将担任下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关系密切。因此，这起人事变动有可能是中共权力斗争的一环。” *唱红打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国有句流传上千年的成语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意思是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招法，可以让人平步青云，也可以陷人于死地，而青云和死地往往是福祸相依，转换诡异，变幻莫测。 在日本主要报纸 《每日新闻》 记者成泽健一看来，2007年被贬出京前往重庆的薄熙来为了东山再起、问鼎中共最高领导层而在重庆推出的所谓“唱红打黑”运动，对薄熙来无疑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成泽健一星期四从从北京发出的报导题目是：“中国–重庆第一把手被解职 / 领导层权力斗争激烈。”报导说： “（在所谓的‘打黑’运动中）被指为暴力团伙后盾的重庆市干部当中，有一些人跟薄熙来的前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汪洋的前任重庆第一把手、现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国强关系密切。香港媒体报导说，在今年2月王立军副市长被解除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是薄熙来为了避免影响到自己而采取的措施，因为纪检委第一把手贺国强在追究王立军副市长的渎职行为。 “另外，薄熙来所推动的唱红歌的运动，也让许多遭受过政治动乱的人不由得想起文化大革命。因此，人们认为，胡锦涛国家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对唱红歌运动持批判态度。 “薄熙来和被认为是肯定会成为下届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国家副主席以及所谓的中共太子党干部从父辈开始就有人脉关系，跟既得利益阶层关系密切。在另外一方面，胡锦涛主席和李克强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等来自共青团派的人则因其倾向改革的发言而引人注目。薄熙来被解职，被认为是有这种政治路线对立和人事争斗的背景。” *环环相扣的权力斗争戏* 《日本经济新闻》 记者岛田学从北京发出报导，题目是：“重庆第一把手薄熙来被解职 / 可能影响下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报导说： “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他是原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属于所谓的‘太子党’，据信深得中共内定的下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国家副主席的信赖。然而，薄熙来因强势推行打击贪污腐败而受到来自党内的强烈批评。围绕中共下届领导班子人事安排，太子党和共青团派的争斗在持续，有可能影响到习近平的权力基盘。” 日本另一家主要工商新闻报纸 《产经新闻》 发表记者矢板明夫从北京发出的报导，题目是“薄熙来被解职 / 胡锦涛主席发动攻势 / （中共目前最高领层）权力均衡崩盘。”报导说： “被认为将成为中共下届最高领导层成员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15日被解职。迄今为止中共内部的权力平衡大崩塌。看来，这意味着与薄熙来对立的胡锦涛国家主席所统率的共青团派将主导政局，从而对将在今秋中共党代会上上台的习近平领导班子的权力基础造成重大打击。” “薄熙来（唱红打黑）的做法受到了江泽民等一部分中共元老的支持，但受到共青团派的强烈反弹。在薄熙来就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大约5年期间，胡锦涛主席一次也没有去过重庆视察。这次接替薄熙来担任重庆第一把手的是江泽民派系的张德江副总理，由此可见胡锦涛领导班子目前打算只是把目标锁定于薄熙来，希望避免全面争斗。” *一波三折的戏剧分析* 薄熙来仕途的起起落落，尤其是近一个月来，近一个星期来高潮迭起、令看客眼花缭乱的大起大落，这种富有十足的戏剧性的发展，促使 《日本经济新闻》 记者户田敬久忍不住把他的报导写成了戏剧情节分析和剧评。户田敬久星期四从中国重庆发出报导，题目是：“起伏跌宕的解职剧、围绕重庆第一把手的交手。”报导说： “中国内陆都市重庆市第一把手、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他的解职经过了以3月14日在北京结束的全国人大为舞台的奇妙的过门。一会儿，薄熙来因为（在3月8日）没有出席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导致他失宠的传闻不胫而走。但接下来他又（在3月9日）出席记者会，显示他安然无恙。人们从他被解职之前的跌宕起伏所看到的是（中共领导层）幕后的激烈交手（水面下での激しい驱け引きだ）。” 户田敬久在其报导中首先综述了迄今为止的戏剧情节：今年2月，薄熙来先前的心腹王立军被拘留，薄熙来失宠之说随即应运而生；然而，到了3月，薄熙来可能软着陆留任的说法又时兴起来；3月8日，薄熙来非常显眼地没有出席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从而使有关他已经失宠的言传再度甚嚣尘上；然而3月9日他又出席记者会，并且说“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这一事件没有波及其他人。” 户田敬久接着写道： “于是乎，‘薄熙来没有失宠’的看法又广泛流行起来。然而，到了3月14日，情况突变。温家宝总理举行记者会，发出严厉批评，说是‘重庆市委必须反省，’从而使薄熙来陷入困境。中共重庆市委和市政府接着在15日举行干部会议，宣布解除薄熙来和王立军的职务。…… “从围绕薄熙来解职的振幅之大来看，支持他的和要他解职的两派人马可能进行了明争暗斗。人们不清楚希望进入中共下一届最高领导层的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为什么会被解职，中国的权力斗争对外界来说依然是谜语。 “中国10年一度领导班子换届，权力斗争会由此而起，有关的人马会利用贪污腐败事件作为手段打倒政敌。1995年，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上海帮巩固自己的权力期间，抗拒上海帮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就因为贪污腐败问题倒台。 “2006年，胡锦涛国家主席以贪污腐败的理由解除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职务。上海帮的势力由此削弱，由胡锦涛主席等人组成的现任领导层的主导权由此确立。在今天秋天，中共新的领导层将上台。这次的权力斗争提早激化起来。” *好戏或许还在后边* 正如《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户田敬久所展示的那样，共青团派旗下的胡锦涛领导班子跟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统领的上海帮之间的内斗可谓由来已久。薄熙来虽然不是上海帮的成员，但被普遍认为是上海帮的同盟，因为薄熙来和上海帮以及所谓的“太子党”都心仪于中共传统的强硬派意识形态。 因此，围绕薄熙来去留的斗争，被国际媒体普遍看作是共青团派跟上海帮的交手。法国主要报纸 《费加罗报》 驻北京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就薄熙来被解职发出的报导显示，共青团派跟上海帮的争斗现在还难说鹿死谁手，胜负如何： “中共权力大佬、中国前商业部长、直辖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凸显了中共权力核心内部在今秋确定未来10年领导班子之前的激烈争斗。” 在介绍了一个月前薄熙来前心腹王立军突然进入美国领事馆所引发的牵涉薄熙来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德拉格朗日接着写道： “本星期三（3月14日），在全国人大闭幕之际的记者会这种庄严的场合，温家宝总理暗下使出重手，声言重庆当局应当‘严肃汲取’王立军事件的教训。这是中国领导人在世界媒体面前罕见地发出批评。 “第二天，新华社宣布薄熙来被解职，由副总理张德江取而代之。张德江被广泛认为非常保守，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关系密切。” *薄熙来不得离开北京* 法国《观点》 周刊发表记者卡洛林·布埃尔从北京发出的长篇报导，题目是“中国：红色太子薄熙来倒台”。 布埃尔将新华社星期四北京时间上午10点播发的薄熙来被解职的消息形容为“星期四早上震撼中国政坛的货真价实的晴天霹雳”（C’est un veritable coup de tonnerre qui a retenti jeudi matin dans la vie politique chinoise）；新华社的消息发布之后，旋即引来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网民评论。 然而，布埃尔接着写道，这种晴天霹雳从事后看来可谓其来有自，有清晰的线索或征兆可循。她在报导中也指出，薄熙来先前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唱红打黑”给自己掘下了陷阱。接着，又发生了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事件。 布埃尔指出，王立军事件至今依然包裹在迷雾之中，“但这种事情给中国政坛带来混乱，因为中国当局如今力图向世人呈现一种平整‘和谐’的表象。这种事情在这时候发生对薄熙来尤其不利。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前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如今得到北京和中国新闻界的注意和首肯，因为他以温和的手段处理了广东一个村庄村民要通过选举罢免贪污腐败的村领导班子的要求。” 在布埃尔看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对广东乌坎村的经验表示首肯，同时严词批评重庆当局，就已经清晰地显示出中共最高领导层褒汪贬薄的立场，显示了薄熙来败局已定。 然而，薄熙来的麻烦显然还没有过去。薄熙来虽然声称自己没有受到调查，但实际上可能正在受到调查。布埃尔报导说，“中国政府内部的消息来源表示，对他的调查在继续，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不能离开北京。” 法国《回声报》 星期四发表记者加布里尔·格雷兹庸的报导，也是用“中国政坛晴空霹雳”来形容今日中国政局。报导说： “中共领导班子换届所引发的中共领导层内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公众见不到的。然而，今天上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是一个闪光的例外。……” “（围绕薄熙来被解职）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这就是从中共高层职位的竞争中拿掉了薄熙来，导致重新洗牌的局面，并有可能为另一派人马开辟道路。” *政治的交易* 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 驻北京记者基斯·里奇博格在有关薄熙来被免职的报导中指出，“（官方的新华社有关薄熙来被免职的）报导没有提及薄熙来是否也失去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位。” “分析中国对外秘而不宣的内部政治斗争的政治分析家们表示，如今的问题是，薄熙来是否也在受调查。一些分析家说，中国全国人大为期10天的会议刚刚结束，所有的中国高级官员包括薄熙来都参加了这次人大会议。在人大结束之后紧接着宣布薄熙来被解职，可能意味着薄熙来要留在北京，再也不能返回重庆了。” “到重庆取代薄熙来的是张德江。跟薄熙来一样，张德江也被认为属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人马。江泽民虽然年纪老迈，疾病缠身，但据信依然能发挥幕后的强力影响力。用同一个‘派系’的人来取代薄熙来，显示有关当局事先达成了政治交易，以保存各派力量的平衡。” *中国政治体制有问题* 英国《经济学家》 杂志就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发表述评说，中国的高层政治斗争通常都是在幕后进行的，然而， “3月15日薄熙来被免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职务，让人们得到一个罕见的机会，可以一窥（中共内部政治斗争）内幕。中共长征时代的元老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先前似乎是注定要晋升中国权力最高层，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9人之一。他的倒台标志着中国领导层20年来最大的一次公开分裂。人们有若干理由为此庆贺。但薄熙来下台的方式再次令人痛感中国的政治体制究竟有什么问题。” 《经济学家》杂志所说的人们应当为薄熙来倒台庆贺的理由包括，随着薄熙来的离去，他在重庆推行的无视法治、蔑视历史的“唱红打黑”运动也成为过去。然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的问题依旧，这就是政治不公开，不透明，“在北京的几个人搞派系斗争可以牵动影响全国”(the factional squabbles of a few men in Beijing are fought out across the whole nation)；相比之下，这次被普遍认为是乱得不成样子的美国总统竞选倒显得秩序井然，富有吸引力。

中共最具政治雄心的高官之一、此前角逐进入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已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这一事件是中国20年来最重大的政治变局。 薄熙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之一，也是一位手握重权的“太子党”（曾经的革命英雄的后代）。自上月初以来，他卷入一场政治丑闻，起因是他一手提拔的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企图叛投美国，并声称薄熙来试图杀害自己。 薄熙来遭免职一事在中国各地引发巨大反响，人们担心中国政坛派系分化日益严重，分歧加深，甚至会上升成一场波及更广的政治危机。 “薄熙来绝对是继1989年赵紫阳下台以来被罢黜的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就影响而言，二者不相上下，”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李成说。 1989年时赵紫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因为拒绝宣布戒严令、拒绝派军队驱逐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以学生为首的庞大示威人群而遭免职。随后赵紫阳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 薄熙来的个人魅力让他受到国外商界人士和外交官的喜爱。因其重视改善民生，薄熙来赢得了相当广泛的民众支持。 但是薄熙来遭到很多学者和党内高层官员，尤其是倡导实施政治改革的人士的攻击。他们称他为贪图权力、无情的“野心家”和“鼓惑者”。 中国中央政府宣布，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将取代薄熙来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曾在朝鲜学习经济学。 据接近中国高层的人士透露，周三晚，一年一度为期10天的全国人大会议刚刚闭幕，中央就向党内高级官员宣布了免去薄熙来职务的决定。 除了免职，中国政府并未透露任何其他有关薄熙来命运的信息。不过熟悉内情的人士表示，薄熙来几乎肯定处于某种软禁之中，以免他逃往国外。 目前还不知道薄熙来是否会失去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中国权力仅次于政治局常委的决策机构。 直到上个月，薄熙来还是今年进入由9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 今年2月初，薄熙来属下的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往美国驻重庆领事馆，请求政治避难。他在24个多小时以后离开美国领馆，随即被羁押起来接受调查。 薄熙来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是一位保守的铁腕人物。他的免职，被视为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更倡导自由的改革派取得的胜利。 薄熙来的批评者指责他在重庆推行的“文革式”政策——包括“唱红”以及对被指控为黑社会的商界人士的打击——是一种危险的倒退。 译者/何黎

中国的年度两会刚完，北京高层就免掉了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和王立军该市副市长的职务。和王立军进领馆事件有紧密相关的三位重庆领导现在只有市长黄奇帆还在位。但也有报道说，黄奇帆去职只是时间问题，中央可能另派大员接替这位薄熙来的亲密搭档。 *温家宝严批重庆市，薄熙来王立军被下课* 自从薄熙来(3月9日)在两会上回答记者问题以来，王立军进领馆事件有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发展。总理温家宝星期三人大年会结束举行记者会上用很重的口气批评了“重庆市委市政府”，要求他们“反思，认真吸取教训。”。他的话音刚落，新华社就宣布中央派副总理张德江到重庆接替薄熙来，同时，中组部长李源潮到重庆宣布免除王立军副市长职务。 重庆前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是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运动的主要执行者，他在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第二天走出领馆，跟中央大员去了北京，酿成轰动一时的“王立军事件”。 *李源潮：王立军案“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北京高层一直没有对王立军事件定性，直到温家宝批重庆、中央决定更换重庆领导之后，中组织部长李源朝星期四(3月15日)到重庆说，王立军事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61岁的李源潮是团派大将，据路透社分析，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李源潮，在18大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他对重庆干部说，免除薄熙来职务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 *张德江接替薄熙来，何挺继位王立军* 以副总理身份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张德江今年66岁，也是政治局委员。中国政治观察人士多认为张德江有望在18大进入政治局常委。 北京还决定，调青海副省长、公安厅长何挺来接替王立军的副市长职务。在中国，四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都相当省部级。 *薄熙来的好搭档黄奇帆* 到目前为止，同王立军事件有紧密相关的人物，市委书记、副市长已下台，只有市长黄奇帆还在台上。而王立军进入领馆，正是黄奇帆到领馆“劝”其出来的。作为市长，黄奇帆和薄熙来搭档相当默契，黄奇帆给予薄熙来相当高的评价。在北京两会重庆团开放讨论日，他同薄熙来一起，“抵挡”记者连珠炮提问。 这次王立军出事，他在两会召开之前的二月底，就接受了凤凰卫视采访，大谈了王立军事件。这是重庆领导首次对海外媒体谈王立军事件。 黄奇帆的一些讲话，比如王立军如何走出领馆；重庆方面有无派“70辆警车“；还有他带了几个人去美国总领馆；王立军出来后他是否同国安部副部长邱进有所争执等，都和其他相关说法不一致引起了有关方面的不快，所以，凤凰网在3月上旬播出的新闻和视频，很快就被删除。 从经历上看，63岁的薄熙来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高学历，属于太子党，在中国高干和高干子女当中，很有人脉和势力。而53岁的王立军是内蒙阿尔山人，从基层干警开始，一路“打”上来当上铁岭、锦州公安局长。薄熙来2007年主政重庆后，把王立军调来担任重庆打黑的“先锋”。 *黄奇帆和朱熔基一样是经济干部* 59岁的黄奇帆是个异数。他和江泽民一样，都是上海干部，又跟朱熔基一样，是一位经济干部。 黄奇帆是上海焦化厂工人，1974年进入上海机械学院当工农兵学员。江泽民主政上海时，黄奇帆进入上海信息中心担任主任。朱熔基主政上海时，他到上海浦东开发办担任副主任。吴邦国主政上海时期，黄奇帆到上海市委担任副秘书长。在黄菊主政上海时期，他一直担任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经委主任。 黄奇帆在2001年调到了重庆担任副市长，曾服务于贺国强、汪洋等多位书记，直到薄熙来主政这个西南大城市重庆。 在薄熙来的领导下，黄奇帆成了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主持市政府全面工作。主管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府研究室、编制工作。联系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工作。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些年来，他和薄熙来合作无间，是薄熙来的左右手。王立军事件后，他成了薄熙来的主要“挡箭牌”。但是，中组部长李源潮来重庆宣布领导班子调整，黄奇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黄奇帆还说，坚决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力支持张德江工作，维护重庆稳定，推进科学发展。 *“官运不佳”的孟学农接替黄奇帆？* 不过，海外许多媒体都报道，鉴于黄奇帆在王立军事件中的表现，鉴于他和薄熙来的关系，中央已经决定要让黄奇帆也“退下来”。具体接替他的人选是谁？新浪网北美新闻报道，有可能是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孟学农。 63岁的孟学农是北京人，也是团派干部。最近两次担任主要领导是北京市长和山西省长。担任北京市长(2003年)期间，赶上了萨斯风暴，结果，他只在位3个月就引咎辞职下了台。后来到山西当省长(2007-2008)，又遇到襄汾县溃坝事件再度引咎辞职。北京和山西不少百姓说，孟学农官运不佳。 *孟学农辞官后赋诗表心迹：心在哪里安放？* 孟学农从山西辞官回京城后，曾在中国青年报(2009年7月15日)发表一首诗：心在哪里安放。他在诗中说：“心在哪里安放？流转的时光，叩拜着敬畏的上苍，即使是农田、工厂，即使是商店、学堂，莽莽苍苍，过过往往，民主文明富强，那是人类最终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