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

张鸣 | 中产阶级与有恒产者

中产阶级是个外来的概念,在西方,这个概念歧义颇多,有的偏于阶层,有的偏于收入,有的看重意识。但大体上,无论何种标准,中等收入,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有恒产者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概念,自打孔夫子提出来之后,多少年来,大抵指那些有田产、房产和商铺之人。 说起来,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收入而言,主要是针对低收入阶层的,即便是在美国,如果跟大有产者相比,多数中产阶级跟低收入者之间的差异,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年收入十万跟年收入不足一万之间的差距,跟年收入几十上百亿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中产阶级的“中”,无论在什么国家,都是相对于底层而言的。前一段,王炼利先生著文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还是一个大头钉型的社会,就收入而言,是一个庞大的低收入阶层和少量的高收入者的组合,中产者并不多。应该说,这个结论并无不当。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还相当微弱,整个社会形态,离中间大的橄榄差得还太远。但是,我们还是得承认,跟改革前相比,相当多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有小有资产了,城镇居民中,有十几万和几十万动产和不动产的人,还是多了很多。即使身为房奴的白领,只要能咬牙把房供下来,几十几百万的房产还是他的。相对于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游民,以及身在城乡两处游走,乡下房产不值钱,收入微薄的农民工,他们如果不是中产阶级,也是中国特色的有恒产者。因此,中国的社会如果是大头钉的话,钉子的部分,应该是锥形的。小有家产的人,无论如何都比少数富可敌国的权贵寡头多得多。 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是孔子的古训,也是经过千百年检验过的真理。有恒产者的所谓“恒心”,是相对于秩序而言的。对比于中产阶级,这些人依然需要强力者的保护,并无今日所谓的权利意识。对于古代统治者而言,治下的疆土,有恒产者众,是一种稳定机制。因此,聪明的皇帝,总是刻意保持有恒产者的数量,刻意避免兼并的发生的。今日的中国,虽然在形式上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但国人的观念,却还相当程度上停留在传统时代。所以,前一段中外学者热炒的中国中产阶级,其实至少大半个身子还属于古代的有恒产者。权利意识即使有,也是刚刚萌芽。 很多研究者,都对贫富差距表示了特别的担心。由此对中国目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忧心忡忡,担心这种分化,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其实,即使在外界看来处在贫富迅速分化的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也不见得超过了美国,比之香港,也要差很多。显然,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使得美国社会没有中国这种稳定的忧虑,而香港虽然中产阶级并不强大,但由于多数人属于有恒产者,底层低收入阶层由于居有定所,也相当稳定。这个稳定,根本原因是这个社会,基本不存在制度性的剥夺中间层的可能。 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社会的稳定,有赖于中间层的稳定,尽管他们只能算是有恒产者。这个阶层不仅要稳定,而且要持续扩张,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但是,改革到了今天,恰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仅一般有恒产者上升为大有产者的渠道变得不大畅通了,而且低收入阶层上升为有恒产者的渠道,也出现了障碍。更严重的问题是,一部分比较富有的有恒产者,即使按西方的标准,也可以列入中产阶级的人们,往往在市场中,变成了容易被吞噬的中鱼和小鱼,由于各种制度和人为的原因,沉沦下来,落到低收入阶层中去。 必须承认,现在的中国,众多低收入阶层地位的上升,存在巨大的可见与不可见的制度和社会障碍。对于众多的农民而言,增加收入改善地位,唯有打工的一条路是畅通的。即使打工,也只是简单劳动,稍微复杂一点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种,一般也不对农民敞开门。通过做小买卖或者做白领、甚至有技术含量的技术工人,逐渐发迹,晋身为中产,虽然未必完全不可能,但希望相当渺茫。一方面,制度上的城乡壁垒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经过改革三十年的发展,由于国家在制度和社会变革上的滞后,目前城市居民,身份和阶层已经开始固定化。后来者改变身份地位的奋斗,变得困难重重,存在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天花板。权威的数据统计告诉我们,改革之初,作为农民发迹的基本形式,个体户正在一年年地减少。一个进城的农民,要想像从前那样,靠着小本生意,一点点积累起来,慢慢做大,几乎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城市管理者的管、卡、拿、要就会彻底毁了他们。这些年来,虽然经济状况时好时坏,但多数白领的工资,却一直在下降。大学毕业,不仅初始工资在大幅度降低,而且升为高级白领的道路,变得越来越艰难。相当多一部分白领置业,都是靠啃老——由父母支付首付。各种信息都告诉我们,眼下,进入有恒产者行列的门槛,愈见其高。有恒产者在缩水。中国社会向橄榄型发展的道路,遇到了坚硬的瓶颈。 不惟如此,已经进入有恒产者队伍的人们,还可能遭遇不同程度的“兼并”风险。如果说,在房地产开发中,遭遇恶性拆迁的人们,遇到的是明显的财产侵夺。而遭遇各种政策损失的投资者,则碰到的是暗中剥夺。大大小小投资山西小煤窑的民营投资者,很多人连成本还没收回,甚至开工没几天,就因政策的变动,被迫贱价卖给大型国企,以致血本无归。跟历代兼并一样,真正可怕的兼并来自官权力。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个民营企业做的不错,就会有官方人士找上门来要求合作,或者是大型国企要求投资。但合作和投资的结果,往往是民企莫名其妙地遭遇官司,然后就丢了企业。有的地方,有权的官方人士甚至一分钱不投,生抢明夺。有的报刊,明明是民间人士创办的,仅仅因为制度规定,民营无权独立经营传媒,才不得已挂在某个媒体到名下。可是一旦这个报刊做大,做出了品牌,真正的拥有者和经营者,就可能被赶走,走的时候,只能拿走自己当初投资的那点钱。在现实生活中,虽然这样的事情并不一定每天都会发生,但的确活生生地存在着。这些年,见了太多因为坚持在市场上打拼,原本身价千万,最后却因为各种制度和社会不应该存在的原因,变成穷光蛋的人。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不仅现代意义的中产阶级,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有恒产者,一个有权利意识,一个没有。但都是社会的中坚,是一个社会赖以维持稳定的决定性机制。正在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国,特别需要的就是一个日益膨胀的中间层,无论这个中间层处于何种状态,是中产阶级还是有恒产者,都是绝对需要的。 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还是现代政府,即使纯然出于自身的需要,也必须维持和扩大这个阶层。如果说,古代政府由于传统的惯性,无法长久维持局面,迟早都会走向挤压中间层的老路上去。那么,我们现在的政府,还迟迟不采取切实措施,改革迟滞中间层壮大的制度障碍,改掉自身种种弊端,采取强力手段抑制来自不良官权力对中间层的“兼并”,则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在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的中间层,如果总是停留在古代有恒产者的层次上,迟迟没有权利意识的觉醒,总是把自己的命运,放在明君清官的保护上。那么,这个阶层自身的壮大,也是没有可能的。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真正可靠的,还是中间层自身的维权活动。推动政府的改革,也需要中间层不懈的努力。处于中间层上端的民营企业家,到现在为止,还把自己的安全和事业开展,寄托在跟当地个别官员的私人关系上,对改善制度环境,改善法律环境,缺乏起码的动力。从事中国中间层研究的外国学者,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缺乏政治意识。无疑,这将会成为中国中间层走向中产阶级的最大陷阱。不走出这个陷阱,中国的中间层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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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中国中产阶级盼稳定

中国领导层现在迫切希望,社会的中间阶层能够壮大。不过,与西方所设想的不同,中国的中产阶层对国家的民主进程并不十分感兴趣。 (德国之声中文网) 今年十月底,宁波市民纷纷上街抗议PX石化项目时,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这正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壮大的表现。而当宁波当局宣布暂停该化工项目时,这种看法就更为普遍了。抗议者们通过手机拍摄照片,上传到互联网,西方观察家从他们的衣着仪态上看出,他们应属于中产阶级。 当时,正值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高层对群体性事件分外敏感,生怕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当他们发现这场抗议不是能够简单通过镇压平息的时候,便做出了让步。 然而,这真的能意味着中国中产阶级从此走上了全新的道路么?他们会像台湾、韩国等地一样,在经济富足之后,转向更多的政治诉求么? 对政治无欲无求 近年来,中国各地的抗议、游行等群体性事件愈发增多,许多都是针对环境污染问题。这些抗议者,大多是对他们所生活地区的现状表达不满,鲜有要求政治改革的公民社会运动。 事实上,中国的中产阶层是最近二三十年来的新兴阶层。80年代以前,官方口径中,只有3个社会阶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共产党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消除阶级差异的社会。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中产阶级迅速成长。现在,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7亿手机用户,境外旅游支出全球第一,取代德国多年来的老大地位。经济界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还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三亿人口的中产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到底有多少人?他们的经济能力究竟如何?根据定义不同,其划分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中国社科院将年收入6万~5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定义为中产阶层,这一阶层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3%,约3.1亿人。中国政府力争在2020年前将该比例提升到40%。这也说明,执政的共产党将社会稳定寄希望于中产阶层。 按照西方的观念,中产阶级的壮大,意味着对民主诉求也会增加。然而,中国共产党显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利益与现行体制紧密相关。而且,许多中产阶级人士,本身就隶属于党政机关。另外,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依然存在,因此中产阶级更关注于社会稳定。分析人士认为,中共与中产阶级达成了一项交易:中共为中产阶级带来富足生活,后者则放弃政治诉求。 促进经济还是加强环保? 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相似,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成长阶段愿意接受威权统治;他们不要求更换政权,而只是要求政治改良,后者包括反腐败、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等领域。 一方面,中共需要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需求;另一方面,这又会导致环境负担加重。而环境保护,也是中产阶级的重要诉求。 理论上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只要能继续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就不会过多要求体制变革。不过,如果中产阶级的环境等利益严重受损,情况就有可能发生改变。只是目前,这种趋势还没有出现。 作者:Sven Hansen 编译:文山 责编: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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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北京市郊居民抗议建设高铁

北京市东郊大约3百名居民星期天示威游行,抗议计划中的高铁线离民居太近。当地交通一度受到影响,警方没有阻挠示威。 路透社报道说,北京 警方星期天罕见地允许这些中产阶级人士上街游行。报道引述示威居民称,他们担心计划中的由北京通往沈阳的高铁线太靠近他们的公寓楼和学校、担心噪音和电磁 波辐射。居民们曾向政府申诉但不获受理。一位示威者表示,两星期前她收到政府来信感谢支持建设京沈高铁,而实际上她或其他任何居民都没有人支持过,当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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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韩寒的思想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共识

文章指出,革命、民主与自由三者是有关联,但其中只有民主政治是目的;革命只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比较激进的手段;个人自由既是民主政治奠基于其上的基础,也需要依靠民主政治加以保护。对韩寒文章的批评以及为其辩护的文章很多,但我认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健在微博中的点评最为精当:“韩寒的三篇博文《谈革命》 、《说民主》、 《要自由 》,思想脉络很清晰:反对革命,担忧民主,讨要自由。” 有人认为韩寒发生了蜕变。我认为不是,多年来中国大众对韩寒一直有严重的误读。韩寒对中国这块社会土壤及其国民性有着一种可称之为绝望的感悟,也被迫学会了在极权统治下机智地生存,这次他只是将自己筹思已久的想法在这三个题目之下稍作归纳而已。他的某些结论,我与他看法一致,比如他说“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事实上,除了民众素质可以讨论之外,中国的执政集团对权力的肆意伸张之程度绝非本•阿里与穆巴拉克能比;知识精英对社会的影响近六、七年以来日见减弱。一些不缺少现实关怀及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其作用也被少数行动者与口头行动者大肆贬低。 韩寒虽然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但他的思想其实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共识。现阶段,中产阶级大多依附于体制或者部分依附于体制。他们对自身缺乏自由深感压抑,对于政治腐败深感绝望,但对草根民主仍保持有少许肯定的怀疑态度——因 “革命”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就是以共产革命为模本的杀人如麻且以掠夺私人财与公共财为目的之农民革命。最近乌坎事件被广东总督汪洋用太极云手暂时化解之后,国内对汪督的风评甚佳,其声望一时大涨。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国内居于主流的意见还是希望中国实施开明专制,即韩寒期盼的有一定言论空间与个人自由的威权统治。 韩寒多年来对现行体制及诸多弊端的讽刺批评,始终就在这个范畴之内。韩寒言论之所以在中国广受欢迎,有其时代原因。那几年,中国社会矛盾还未全面激化,生活还处在上升通道的中产阶级正喝着卡普其洛、营造小资格调,畅想着未来的美妙生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未来能自然演进至民主政治充满期待。只有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韩寒才有可能因其那种哀而不怨的讽刺散文,成为21世纪零年代后期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这次韩寒革命、民主、自由三论在网上遭到强烈批评,并非韩寒的思想发生了急转弯,而是中国的社会条件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网上舆论的主流由过去那种轻松的讽刺调侃,正悄悄演变成沉重的愤怒与绝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在改变。比如美国政界过去一直期望中国能够在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中“和平演变”至民主政治,但今年以来,美国政界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期望不切实际,对中国能够“和平演变”这一预设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问号的颜色正在变浓。 这一阶段大众对韩寒的误读,以及中国受众在与精英的互动中如何塑造精英的社会过程,是一个很有观察与研究价值的时代课题。 关于韩寒,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基于两点,一、我认为,眼下的中国,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尽快结束一党独裁的专制政治,都有其道义基础。二、我知道,自由不是免费的,他则希望少付费甚至不付费。今年被卷入“阿拉伯之春”中的国家,除了突尼斯较为和缓之外,其他国家的革命(包括现在埃及正在发生的“二次革命”),在政治角力的同时,“剑对剑的谈判”从未缺席。 中国政治语境下的革命、民主与自由 检视中国十几亿人的希望与要求,应该说根据其所居社会层次的不同,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各阶层与群体之间的希望与要求有所侧重甚至有很大的差别。比如现阶段普罗大众最需要的是社会分配的相对公正与公平,最急迫的事情是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利;知识群体及中产阶级则希望有相对宽松一点的言说自由与结社自由。而在现有体制下,普罗大众得不到公正与公平,更无法保障生存权,他们这些权利也根本无法在虚拟世界里找到替代品;中产阶级及知识群体得不到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但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里,却可以找到部分的替代品,比如微博上有限的言论空间与虚拟的同类相聚。 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积聚与爆发,当局维稳的缰绳在不断收紧。除了坚持“五不搞”的执政者及中毒太深者之外,但凡脑筋还不糊涂的人都程度不等地知道,只有民主制度能够保证普罗大众渴求的公正与公平,才能够满足中产阶级及知识群体希求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国人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通过什么渠道建立民主政治。说白了,即大家愿意为建立民主政治付出什么样的成本。看清楚这点,才会弄清楚哪个阶层是中国求变的主力,以及这个阶层具有的求变能力。 中国的中产阶级显然现在不是革命诉求的主体。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进入中产行列与保住中产的位置,几乎是权贵之外的国人奋斗一生甚至拼上两代努力的结果。中国人熟悉的共产革命以及太平天国革命是以洗劫社会、颠覆人类社会秩序为特点。如果有人能够成功说服国人相信中国革命只需要付出突尼斯那样死上百人的代价,革命也许不会让国人望而生畏。但在中国已有的革命经验观照之下,中国的知识人及中产阶级的主体在骨子里只能是权力的同盟者,即以要求社会稳定为其主诉。 中国的普罗大众有没有革命诉求?当然有,只是在不少人那里,这种诉求还比较模糊。由于中国社会严重缺乏正常上升通道,权力与资源近年来更是形成了代际传递的趋势,普罗大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几乎全被掐断,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这种诉求只要被引导,一遇到外在诱因则会形成爆发力。广东省委副书记的谈话已经表明他认识到这种爆发力的可怕。与当年中共革命时需要“运动群众”,即向群众灌输革命理念时有很大不同,中国现行教育为了论证中共得国之正,灌输的全是的“马克思+毛泽东”那套“剥削有罪”、“造反有理”的说教。 在开明专制体制(比如突尼斯与俄罗斯)下,民众有结社自由,这就能够让民众通过自组织整合其利益诉求,形成压力,逼迫执政者改弦易辙。中国的黑暗专制却用尽一切招术消释民众的自组织能力,各阶层连讨论交流的平台都相当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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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伟:中产阶级为何围观蟹妈案

他们希望政府继续推进改革以提高中国的法治水平,消除 那些让社会日益堕落的潜规则,打击腐败与特权。但是,诸如“梅晓阳案”这样在程序上存在瑕疵的事件让他们担忧遇到纠纷或诉讼的时候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们 缺乏能够捍卫自身权利的信心。而正是这种忧虑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富人热衷于移民,中产阶级现在也开始加入这样的队伍,以寻求安全感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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