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

一、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定性和评价一直存在分歧 绝大多数人对“农民起义”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对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详。1949年后的中国通史中有关“农民起义”“农民革命”的内容，曾长期占据很大篇幅，且一致持高度评价。...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指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属于国家体制之争。在反对-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争吵及其全部内涵与外延中，没有丝毫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内容存于其中，也没有丝毫反革命的内容存于其中。林彪顽固坚持“设国家主席”、以及八月的庐山作为和“九一三”结局是其硁执性格与林氏犬儒主义的生存法则发生碰撞的结果。 　　 　　 通观“林彪事件”的全过程，人们不难发现，反对-坚持设国家主席、反对-坚持“天才论”是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曾经发生过公开争执的仅有的两个话题。前者事关林彪“接班人”身份能否在国家政府层面得到相应性的体现；后者事关林彪思想资源的政治学评价。“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这两个话题看似无中生有地出现并引发激烈争吵，且最终演变成为所谓的反党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与废黜-确保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紧密相关。毛林关系的破裂就是在这两个话题的争吵声中逐渐趋向公开化。 　　 本文将就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以及这个话题的争吵对整个“林彪事件”的影响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一、坚持-反对“设国家主席”是国家体制之争吗？ 　　 “九一三事件”爆发前一个月，为了解决林彪问题，毛泽东开始南巡。在途经武汉、长沙、南昌时，毛泽东和地方党、政、军要员进行了谈话。在每次谈话中，毛泽东都提及“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话题，且每次都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滋事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1]]。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上述说法进行了修饰，在“纲领”前前缀了修饰词“反党”。在正式下达的中央文件中，中共称林彪的反党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反党理论纲领是“天才(论)”[[2]]。 　　 官方的定性在当时就很令人费解。林彪拥护毛泽东做国家主席怎么和“反党”扯在了一起？林彪说毛泽东是“天才”虽然可以被指责为“唯心主义先验论”，但无论如何不属于反革命言论，被指控为“反党理论纲领”依据何在？很显然，在官方的定性文字中，问题的严重性和事实的呈现度是不对称的。此不对称是因官方陈述中的故意缺失而造成的。 　　 近三十年来，林彪拥趸和林彪“死党”为林彪进行了全面的辩解。林彪的“反党政治纲领”当然是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林彪拥趸和林彪“死党”对官方把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定性为“反党政治纲领”大不以为然，且意识到官方说法存在着明显的不自洽。于是，林拥和“死党”们针对官方的不自洽说法研制出了一个“破坏（改变）-维护国家体制”之说，为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做辩护，其具体表述如下： 　　 林彪“死党”邱会作说：“毛（泽东）为了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破坏国家原有的体制，也不让林（彪）当。其实，林（彪）并不想要国家主席这个虚职，但林希望维护国家体制。”[[3]]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书中说毛泽东建议“不设国家主席”的做法是要“改变国家体制”。王年一还引证的法学家张友渔关于“国家主席的设置是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习惯和愿望”的说法[[4]]用以旁证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与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的说法是合理的。王年一还写作《“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5]]的长文，进一步兜售他的林彪要维护“国家体制”的活法。 　　 林彪拥趸和林彪“死党”对“设国家主席”问题的解说和官方的说法的有如下之异同： 　　 官方在表述“设国家主席”之争时，完全回避提及映衬在这个争论背后的毛林关系已经开始恶化的政治背景。完全回避讨论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而单纯指责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是想要做国家主席。 　　 林彪拥趸和林彪“死党”在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时，同样不敢正视毛林关系已经开始恶化的这个政治背景。不但如此，他们还有意颠倒毛林关系恶化和发生“设国家主席”之争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将两者做因果倒置的解说。林拥和“死党”企图让人们相信1970年庐山会议以至“九一三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毛泽东要“破坏”和“改变”国家体制，而林彪为了维护国家体制所致。林拥和“死党”们的用意很显然：就是要把一个本无是非可辨的权谋之实施与反实施鉴定成一个所谓的“国家体制”问题之争，并给出孰是孰非的裁决。 　　 林彪拥趸和林彪“死党”的“国家体制”说来源于林彪本人。林彪当年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一个理由就是“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头（吴法宪回忆，林彪这里说的是“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6]] 　　 仅就国家体制而言，“不设国家主席”是不是林彪所言的“名不正，言不顺”呢？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世界各国的情况。 　　 西方国家无元首的情况以瑞士为最典型。瑞士就是一个没有“国家元首“的国家。瑞士实行的是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执行机关的政体形式。在“委员会”制下，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议行合一”的关系。这种制度源于古希腊的“十将军会”和古罗马的“三头政治。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前期，如法国1793年的“公安委员会”也曾实行这种制度。用现今大陆时髦语言描述叫做“集体领导”制。但是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在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前后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几乎为零。毛泽东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与瑞士模式当然风马牛不相及。 　　 那就看看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它存活过74年间就从来没有设置过“国家主席”。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的常设机构。苏联的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就是苏联的国家元首。但是，在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时代，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从未出任过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个相当于“国家元首”的职务。斯大林时代是由加里宁和什维尔尼克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时代则是由伏罗希洛夫和勃烈日涅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烈日涅夫时代持续十八年，前十三年是由米高扬和波德戈尔内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了后五年，勃烈日涅夫才兼任了这个“国家元首”的职务。 　　 苏联的国家体制在二战后被挪用到东欧和北朝鲜。这些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在1971年以前多是不设立国家主席或总统的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中只有越南和中国设了“国家主席”。 　　 北朝鲜在1972年以前从未设立国家主席的职位。作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和总书记的金日成在政府内的任职是首相，相当于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和中国的国务院总理。当年金日成的尊称就是“金首相”。1972年12月，北朝鲜召开第五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修改宪法，开始设立国家主席。金日成不再做首相，而是去做国家主席。而那时林彪已经死了好几个月了，无法成为林彪维护国家体制的凭据。金日成之所以开设国家主席位置不是因为金日成觉得自家王朝的“体制”有什么不合理而需要改造，而是因为金日成年事渐高，懒得再做首相的那些繁杂之事。 　　 社会主义在欧洲的明灯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北朝鲜的情况很类似。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4年建国后，在恩维尔.霍查统治的41年间从未设立过国家主席。身为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只是在1954年以前出任过部长会议主席和兼任外交部长。在余下的漫长的岁月里，霍查没有出任任何的政府职务，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阿尔巴尼亚的统治。 　　 由此可见，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曾经的阿尔巴尼亚、抑或是中国、朝鲜，所谓国家体制的核心体现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共产党的一党制。对于文革时期的中国还要加上一条，那就是确保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绝对领导。只要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没有改变就谈不上国家体制的改变，“破坏国家体制”更是无稽之谈！因此，用“改变和维护国家体制”来解说反对和坚持“设国家主席”之争是林彪拥趸的牵强附会，对于搞清“设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论的实质内容及其对“林彪事件”的影响没有任何意义。 　　 王海光先生称以舒云为代表的“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派之言为“帮派史学”[[7]]是恰如其分的，只是有点太过政治化。笔者倾向将他（它）们称之为“拥趸史学”。这一派的史学研究风格是：鲜腐不论、香臭不论、黑白不论、曲直不论，趸而拥之、拥而簇之。 　　 总之，用林彪拥趸和林彪“死党”所谓的“国家体制”之争不可能说清楚毛林双方当年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互不相让、争执不休，到底所为何事。在严肃讨论关于“反对-坚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应将林拥和“死党”所谓的“国家体制”之争的说法予以排除。 　　 在排除了所谓的“国家体制”之争的说法后，可以开始对“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这个题目做一次认真的讨论。 　　 在本文的讨论展开之前，有必要先强调一点：不论当年发生过怎样激烈的争吵，也不论这个争吵后来曾经引发出了“九一三事件”那样的惊天大案，在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的争吵及其全部内涵与外延中，没有丝毫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内容存于其中，当然也就没有丝毫反革命的内容存于其中。 　　 　　 二、毛泽东的“三八建议” 　　 邱会作曾说： “我看毛主席想开一个马马虎虎的人大，不想开一个认认真真的人大，……不设国家主席根本不是问题的实质”因为“……九大以后，毛主席对林彪就不感冒了，他是要找机会削弱和打击林……”[[8]] 　　 邱会作所言极是。由于林彪在“九大”中央委员选举中操纵黄、吴、叶、李、邱对江青投了反对票，使毛泽东洞察了林彪的离心倾向。而同步发生的李必达事件则暴露了林彪及其喽罗的朋党迹象。于是，毛泽东一还一报，还以颜色，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上的毛主席语录牌，并当着林彪的面发出“王八蛋之骂”[[9]]。至此，毛林之间结下梁子，毛林交恶不可逆转。 　　 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转移了毛泽东的注意力，延缓了毛林关系破裂的进程。但是，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后，中苏边界紧张形势开始缓解。于是，毛林关系的继续恶化又重新转换为中共高层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1970年春天，毛泽东建议召开四届人大，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这表明毛泽东就如何解决林彪问题已经有了成熟的构想。确如邱会作所说，毛是要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削弱和打击林彪。四届人大正是这样一个时机。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并建议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下简称“三八建议”）。在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传达了毛的“三八建议”。但是，关于毛泽东的“三八建议”，官方和林彪“死党”的表述不尽相同。 　　 官方这样表述毛泽东的“三八建议”： 　　 当事人汪东兴在回忆录中说：“３月７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８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10]]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这样写到：“1970年3月8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建议，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3月7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11]] (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