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吴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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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第2辑，各大书店及网络书店有售
书名：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作者：石川祯浩（Ishikawa Yoshihiro）
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13日
ISBN：9780231158084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这句话在中国堪称妇孺皆知，但日本人石川祯浩却要较个真。在他看来，作为当事人，毛的叙述是感性的、生动的，但并不准确，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俄国革命成功后就一下子进入了中国，而是经由日本传来的。再往深了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它在日本经过“社会主义严冬时期”之后再次高涨的形势是分不开的。
身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石川祯浩以研究中共党史见长。在他之前，研究中共成立史的著作和论文已经汗牛充栋，但石川发现这一领域依然有许多工作可以做——“中共成立史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具体人物的行踪和几乎所有事件的时间、地点都得到了考证。大量的研究反而导致这样一个倾向，即轻易地相互借鉴，甚至以讹传讹。”
石川认为，中国的许多研究者不关心一手资料，疏于考究一些说法的出处和渊源，反而对回忆录极为重视。1949年之后，回忆录的出版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但它们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因为“它们就如百宝魔槌一般，可以幻化出得心应手的所谓‘史实’，比如中共的创建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奋斗的产物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是石川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考据癖”精神，对共产党成立史中的许多细节不厌其烦地进行了仔细的、甚至是琐碎的考证。
例如，石川推翻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一说法仅仅来源于高一涵在1927年5月的回忆，但20年代初高一涵身在日本，并未见证所谓“相约建党”。其他证据也表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并未在与共产国际接触以前就将建党提上日程。
石川还对中共建党日提出了质疑。他考证的结果是：中共的真实生日应该是在1920年10月，次年7月的“一大”其实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催促和指导下召开的第一次年会，而非党组织的成立大会。中共之所以坚持将生日追溯至1921年7月，目的是为了提高毛泽东的地位——在那个月，毛泽东首次挤进了领导核心圈子。
类似的新发现还有很多，其中的考证工作是极为艰辛的。特别是要推翻以回忆录为依据的史实，就需要了解回忆录的写作过程，但这些过程往往是秘而不宣的。为了厘清这一问题，石川特意辟出较大篇幅，专门探讨了关于中共“一大”出席者人数的一般观点的变化以及董必武回忆录的产生经过，以证明偏重回忆录的研究并不科学。
石川本人采用的方法则是从考古学获得了灵感，他称自己的研究就像是鉴别青铜器：“两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出土了具有类似特点的陶器或青铜器，人们会依常识判断这两处之间曾经有过人或文化的交流。原以为是孤立的某种古代文化，因发现了与其他地区相似的遗迹，而重新认定其原属于更大范围的文化圈，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的。而从同一地点的不同地层发掘出遗迹时，如果新地层的遗迹比古老地层更洗练，那么，以常识来考虑，新地层的文化是继承了古老地层的文化。”石川本人就是这样在书库里潜心发掘了十余年。
在这本书中，石川从四个阶段讲述了这段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运动的开端；中共的创建活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位日本学者将中共的成立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相互结合的结果：“天时”指的是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恰好重新复苏并传向中国；“地利”指的是来自苏俄的积极推动由于陆地相接而成为可能；“人和”则指的是五四运动后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结。
可以想见的是，丰富、确凿的一手史料是这本书的最大特色。除日文原版和新近出版的英文版外，石川的这本书还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过中文版。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文版删去了关于中共生日的考证等内容。因此，对于不通日文的读者而言，英文版的面世不失为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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