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

王立軍事件曝光後，傳言滿天，有說薄熙來背後代表覑一股龐大勢力，也有說胡、溫、習聯成一線，應付一場驚世權力鬥爭，種種傳聞，可說巨細無遺，猶如電影情節一樣，其精彩程度，近23年來所罕見。 這類極富戲劇性的消息，不是出現在香港的主流媒體，又或是內地網絡，而是總部設在歐美各地，專注內地新聞的網站，再細心分析，每個網站的消息來源，都代表覑背後的政治勢力，他們在內地，無法明目張膽展開輿論攻勢，只好利用海外媒體，發布對自己派系有利的消息，以出口轉內銷手法，把對手抹黑為改革開放、甚或是人民的公敵。 由於這類消息太過露骨，又無法核實，香港主流傳媒更怕站錯隊，所以一般都極少貿然刊載。 一般人由此認定，大部分內容根本不可信，可以置之不理。 但其實，對內地政情熟識的人士，先會把這類消息抽絲剝繭，再跟內地官方消息對比，他們會發現，部分謠傳所堆砌成的一幅圖畫，竟然與現實情況不謀而合！ 內地的傳媒網站，早有南、北，左、右之分，背後所代表的，不單單是不同的意識形態，更重要的是來自權力核心裏不同派別的政治力量。了解這種內地特有的傳媒生態後，就可以明白，某某報系可以長期大談改革開放，另一地方報系卻經常批判普世價值。 就算在不同的群眾突發事件，在不同時間裏，內地傳媒都有不同的處理手法，就如最近的四川什邡群眾抗議事件，如果在半年前，絕對是屬於敏感新聞，但今次卻可在各大媒體廣泛報道和討論，這類異常現象，又可以解讀出最新的政治形勢。 要掌握第一手國情，未必需要直通中南海的靈通線人，只要好好掌握以上的竅門，每個人都可以是中國問題專家。 現距離中共十八大還有3個多月，要操練我們觀察內地政局的能力，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香港 明報

《大事件》特約專稿 未普 德國之聲的北京觀察刊登了一篇高瑜寫的“李銳評說毒殺伍德案”。文中提到，“2月，王立軍逃館事件發生後，力挺薄熙來的一位現役上將，緊急給智囊打電話，通報真相，要求‘切割’”。這位現役上將應當就是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少奇之子劉源，而文中提到的智囊應當就是張木生。 2011年4月，張木生開了一個新書《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研討會，在那次會上，剛剛晉升為上將不久的劉源，率領5位解放軍將領為張木生站台亮相，公開亮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旗幟。這些將軍包括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少將、朱德外孫朱成虎，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少將、羅青長之子羅援，空軍少將喬良等。此外，出席人還有自由派的領軍人物如胡舒立、盧躍剛、吳思等。自那以後，張木生就成了北京學界、政界、和軍界響噹噹的人物。 《南方人物》週刊說，在2011年中國的思想界裡，張木生是一個奇特現象：他承認當下社會矛盾重重，侃侃而談一些敏感而備受關注的現象，言論背後政治權力的若隱若現，讓外界捉摸不透。他從《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的位置退下來，以布衣之身縱論天下大勢，卻沒受到任何限制。 可是，薄熙來倒台後，這位布衣先生的麻煩來了。4月20日，海外媒體紛紛以“軍系智囊疑禁出境，大陸局勢撲朔”為題，報導張木生面臨的麻煩。上海經濟學教授胡景北在新浪微博說，他到美國開研討會，本來有張木生參會，但他沒有來，“聽說不讓出境了”。 張木生到底有什麼麻煩呢？他的麻煩主要有兩個：一是坦言批評胡溫當局抱著定時炸彈絕不作為。有媒體說，“超越左右”和“告別不爭論時代”，是張木生理論的標籤。其實，張木生理論最主要的“標籤”，是他批評胡溫當局的這樣一段話：“確實有人這樣想，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但是，新一代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這是近年來中國思想界和理論界對胡溫執政的最直率、最大膽、最傳神、最準確的批評。所以，得以廣泛流傳。 張木生的話，被很多人看作是測試十八大政治走向的風向標。據稱，有相當數量的高級黨政幹部曾邀請他私下對談。張木生後來屢次接受記者採訪時，一再提及“未來的當政者”，批評現在的當政者，強調“我們國家已經被一些軟弱無能、沒有血性的領導者，帶入了一場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當中”，“下一屆最高領導者絕不會允許目前的狀況再延續下去”，“會有人很高地舉起（旗幟）”，“用很高的政治智慧來解決當時他所面臨的問題”，還說，這樣的“下一代的領導人”有“一批”，並且點名說，劉源就是這樣的“非常有理想”的共產黨員。 薄熙來是不是也屬於“非常有理想”的“下一代的領導人”呢？筆者相信，在薄熙來突然出事前，張木生的名單裡，是包括薄的。 據李偉東說，“非常有理想”的“下一代的領導人”劉源，把他為張木生《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一書寫的長達十七頁的序，轉給了胡錦濤，而張木生對胡溫的批評，也應當早就傳入胡溫耳中。如果沒有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胡錦濤即使內心極為不爽，也只能對劉源和張木生的批評不了了之。而偏偏就在十八大即將到來，劉源及其智囊即將被派上大用場的時候，薄熙來出事了！ 這就給劉源和張木生帶來了另一個麻煩。凡是讀過張木生講話和文章的人，都會有這樣的印象：張木生談“重歸新民主主義”，大多與重慶模式相聯繫。筆者的印象更是，張木生不僅有意為重慶模式提供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支撐點，而且希望，把重慶作為新民主主義的試驗田。 《南風窗》記者田磊2011年1月19日在共識網發表一篇報導，題目是：“‘紅色重慶’的價值與挑戰”。文章指出，重慶模式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進行從農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加強政府對企業和經濟事務的掌控，“這樣的舉措，與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時期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劉源和張木生是否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和薄熙來的重慶模式中，獲得這種“異曲同工”似的啟發呢？我以為，其間是有關聯的。 但是，重慶模式，就不能不談“唱紅”和“打黑”。錢理群在他那篇引發廣泛關注的文章“老紅衛兵當政的擔憂”中說：近年來，薄熙來精心打造的“紅色重慶”，一直是熱議的焦點。人們最為關注的，是“唱紅”與“打黑”，前者顯示的是意識形態和社會氛圍上向毛澤東時代的回歸，後者則是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方式解決腐敗問題的自覺嘗試。 張木生似乎並不認為“唱紅”就是對文革和毛澤東時代的回歸。2011年10月29日，《南方人物週刊》採訪張木生時，記者問張：你怎麼看待重慶模式？張木生答道：第一，最好不要叫重慶模式，重慶探索、重慶之路更好。重慶的探索不可代替和複製，重慶代表的是中西內陸，東南沿海能不能解決還不知道。第二，唱紅是讓大家回憶延安記憶，而不是“文革”記憶，這是中國共產黨團結了最多的人、最廉潔的時期的回憶，他要回憶這個。打黑是讓老百姓出氣，這是一個現實判斷，而不是價值判斷。 2011年12月，張木生在“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研究中國模式與重慶模式討論會 ”上有個發言。從那個發言來看，他對重慶模式的觀察，有更細微的體會。他說：“我對重慶模式的觀察，和我們發展組（張木生是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的創始人之一）的老傳統一樣，就是抓兩頭。所謂兩頭，一個就是最基層的，一個就是重慶最高層的。在這點上，我覺得我有一點優勢。重慶搞片子，重慶衛視讓我做顧問，讓我去講四次，其實，我就去講了一次，贏得了重慶領導層的一定信任，所以，黃奇帆召見了我們五六個人，跟我們細談了兩次”。 張木生對重慶發展的基層考察，是從他家的阿姨和親戚的經驗和經歷獲得。他們都說，過去重慶很差勁，感覺像是水深火熱。現在變化很大，這幾年阿姨的家鄉，馬路修通了，家裡安電話了，生活水準提高了。他們的宅基地，新村建設之後，騰出的老宅基地和新建的耕地都放到地票市場進行交易了，家裡通過這個收入拿了幾十幾萬，所以，她也不當保姆了，拿了這個錢和兩姐妹買了公租房，收入比做阿姨要高。 張木生說，重慶這幾年發生了很大變化，打黑是前提，是基礎。原話是這樣的：“…… 所以，我想說的，重慶的打黑，對於中國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政治行動，很多領導對我那句話不滿，我說，現在中國已經形成了‘貪官搭台、奸商唱戲、權力市場化、執政產業化、地方政府黑幫化’，中央也有人能接受。所以，我覺得，重慶後面的一切好事，名聲上的好事、民主政治發展上的好事，打黑是前提，是基礎，……王立軍以前帶著兩位上將參觀重慶的打黑展覽的時候，當時，兩個上將問，重慶之黑，你是從東北來的，究竟黑到什麼程度，你能不能給一個評價。他說，重慶之黑在全國只是屬於中下，比重慶還黑的地方還真多，而且，很多還是發達地區。” 對張木生來說，“唱紅”是回歸延安，不是回歸文革；“打黑”是讓被欺負的老百姓出氣，聽起來挺不錯。但是，這些張木生只願意看到並承認的“不錯”的部分，在重慶的現實中占多大比例呢？再說，既然“地方政府黑幫化”，黑幫化了的地方政府，打黑不是越打越黑碼？對這樣的悖論，解釋重慶模式的張木生及其他左派學者們或者視而不見，或者裝聾作啞。 榮劍在他的“為薄熙來‘月台’的學者們”一文中說，那些蜂擁而至重慶的新老左派們，對重慶政府在“打黑”上存在嚴重違法亂紀行為的大是大非問題上，都緘默不語，而新左派領軍人物崔之元還為“打黑”辯護。 當然，對張木生而言，在唱紅打黑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舍大“是”取小“非”（據榮劍說，其實張木生也對“李莊案”頗有微言），是有其他重大考量的。( 《大事件》)    《大事件》 第11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103                                                                 張木生

　　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是一种二元权力结构，这种二元结构涉及到党与法的关系问题。如何使这种二元结构向民主宪政转型，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法制化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深层问题。 　　一、中国现有的二元权力结构 　　让我们先撇开价值判断，只就中国现有政治体制的系统结构、真实的权力关系和权力运作做一分析。 　　在中国，党的领导是一种政治现实。在权力的运作上，党的力量是无所不在的，包括政府领导班子的提名权和批准权，内政外交的决策权，军队的指挥权、对司法的干预权、对媒体和舆论的控制权，和介入任何事项、介入任何社会生活领域的权力。 　　但是在宪法中，“党”却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权力实体。如在2004年修正后的的中国宪法的序言中，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在宪法正文中，却没有 关于这一权力实体的定义、职能和权限的解释。这一作为国家领导者的权力实体消失不见了，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 　　在宪法中，关于人大和政府都有关于其职能和权限的明晰界定和解释，关于人民和公民，也有关于其权利和义务的解释，但关于党这一权力实体，却没有类似的 解释，只有指令性的表述，即：党是领导者。在宪法中关于党的陈述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一条指令，一条系统衔接指令，即：这一宪法系统本身、它的运作和它 所涵盖的机构组织和人民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可见，党是一个身在宪法体系外的系统操作者和指令者， 　　在党这一权力实体之外或之下，有由人大和政府构成的另一个权力体系。这个权力体系是被宪法明晰定义、具体化和条文化的表层权力体系。 　　在这种表里二层或前后二元的权力构架中，党是置身在政治权力表象体系之后的真实的权力实体，是支配者和领导者。人大和政府作为一个权力体系，是作为党 的政治权力的表象和界面而存在的，是名义上的权力机构和执政者，是受党领导和指挥的，一切重大事宜和决策，都必须向党请示，获得授权和批准。 　　作为表层权力体系，人大和政府的组织机构及其直接管理的人民，是在宪法的框架之内的。但是党作为“听政者”和指令者却是置身在这个框架之外的。它拥有超宪法的无限权力或最高权力。 　　二、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化建设所面临的深层问题：党与法的关系 　　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党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它实际上是法律的制定者。它的意志体现在法律中。虽然其意志表现为法律，要经过中间环节，如通过人大，但谁都知道，这只是一个程序而已。作为一个权力实体，作为法律的实际制定者，党本身实际上是身在法外或是位于法律之上的。 　　按照某种政治逻辑或系统逻辑，法律的实际制定者当然是身在法外的，系统的指令者当然是身在系统之外的，其权限当然是无限的，无需被系统界定的，有一条衔接指令即可。 　　然而对于这种由系统和系统操作者所构成的二元结构，如果说系统内的所有组成者都必须受法的制约，那么操作者本身是否也要受某种法的制约呢？这就是历史上一些国家曾经遇到过的问题，也是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化建设所面对的一个问题。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化建设所面临的一个深层问题是党与法的关系问题。对于那句口号“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如果要 说“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问题就来了：是否党作为一个组织（不是指某一党支部，而是指整个组织），也应当受法律制约呢？提倡“党的领导干 部和党员要以身作则，遵法守法”，对此，不会有人说不对。但是这“以身作则”的主张可否推广到一个组织身上呢？ 　　在近代西方一些国家中，在实行君主立宪制之前，曾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涉及的不是党与法的关系问题，而是王与法的关系问题：是“王”大，还是“法” 大？ 传统的君主制是一种“朕即法律”、王在法外和王权无限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这被看成是最高的法治理想。但是否“国王 犯法，与庶民同罪”？即国王或王室作为一个权力实体，是否也与庶民一样受法律制约呢？按传统的君主制，王是法律的制定者，王当然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按中国 的说法，“法”就是“王法”，就是王的法。王是法的制定者和操作者。王是位于法律体系之外或之上的权力实体。包青天的铡刀可以铡王子，却是不可以铡皇上 的。 　　在这种由法的系统和身在其外的系统操作者所构成的二元结构中，最佳的运行状况或最高的法治理想就是“依法治国”，即系统操作者的操作是依据他自己或他 的前任所制定的法律来进行的，不是任意胡来的、朝令夕改的、自乱法度的。然而这种系统结构所无法解决的一个内在矛盾就是：由于系统操作者本身是身在系统外 的，不受系统制约的超级权力实体，其操作（治国）的质量如何、方式如何，取决于其主观意愿和自身素质，不存在一种外在的规束。所以，对于这种系统结构，最 佳的运行状况或最高的法治理想是可遇不可求的，完全取决于运气的好坏，取决于能否遇上一位优秀的系统操作者（明君圣主）。虽然在其他类型的系统结构中，如 宪政系统结构中，系统操作者主观意愿和自身素质如何也会影响系统的运行状况，但因为存在着一种对系统操作者的规束和挑选，其主观任意性和胡来的可能性，也 即系统运行紊乱的概率大大降低。 　　另一个问题是，在二元结构的系统中，即便达到了最高的法治理想“依法治国”，但这种由外在的系统操作者置入的法律本身是否合理呢？在宪政系统结构中， 系统本身有制定和修正法律的权力，因而可以自我修正。但在二元结构的系统中，法律修正与否的最终决定权是在那个系统操作者，即超级权力实体之手的。修正与 否，不是取决于系统内在的需求，而是取决于那个外在的超级权力实体的意愿，取决于其对系统内在需求的认识和评估，取决于其理性和爱心。任何满足系统内在需 求的修正，对身在其外的系统操作者来说，都不是一种义务或必须要做的，而是一种施舍和恩典。 　　由于中国现有的政治结构也是这种二元结构，故而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相似的。如果我们将“王”置换为“党”，则传统的君主制与传统的以党治国的体制十分 相似。只不过，“王”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而“党”是一个集团和政治组织。因此，如果说在传统君主制国家中存在一个“王”与“法”的关系问题，那么对中国 现有的政治结构来说，就存在一个“党”与“法”的关系问题。中国迄今所面临的诸多政治和法制问题，以及现行体制的诸多弊端，实际上都与这一深层问题有关。 　　三、解决党与法的关系问题的几种途径 　　今日中国法制化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与近代西方历史上所要解决的王与法的关系问题相类似，即需要解决党与法的关系问题。 　　在历史上，解决王与法的关系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法国大革命式的暴力革命，用断头机来解决问题，王室被消灭。二是英国君主立宪式的和平转型。国王接受约法，而民权力量则仍然承认国王为国家元首，承认其地位、权力、权益和存在。 　　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实际上是将王权纳入宪法框架之中，确定其权力边界，改变王在法外和王权无限的状况。君主立宪制是一种宪政系统，它将二元结构改为一元 结构，将原来身在系统外的系统操作者纳入系统内，并以某种方式使其部分或大部分操作权力向系统内的自选机构转移，系统外的超级权力实体消失了。这种“法制 化建设”的结果意味着，没有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权力实体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于法律之外。 　　在当代，解决党与法的关系问题，有苏东模式，即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变革模式，经过一场政治风暴和社会剧变，作为超级权力实体的党被迫退出历史舞 台，法外权力实体消失。苏东模式大体上还算是比较和平的变革方式。虽有抗议、集会、游行示威，但除了个别国家，总体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惨烈的 流血冲突和内战。 　　在今日中国，要解决党与法的关系问题，苏东模式或法国大革命的方式都是应当尽量避免的。无论对国家、人民还是执政者，这都是一种不幸，是一种俱输而非 共赢的结局。也许有人会说，苏东模式不也很好吗？虽然有社会动荡，但一夜之间，改朝换代，并没有出现长期内乱和群雄混战的局面。然而有一点我们需要考虑的 是，中国和欧洲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欧洲的政治家、军人和民众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政治约法的观念在欧洲也有久远的历史。而在中国，国家政权历来是群 雄逐鹿的对象，是通过打来决出胜负的。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一不是通过剧烈的社会动乱和战争来解决的。中国的社会冲突一旦向苏东模式的方向发展，难免不 再次出现辛亥革命后长期的内乱局面。 　　有没有可能采用一种类似于历史上君主立宪式的改革呢？这虽然在共产党国家中没有先例，但却是并非没有可能性的。我们不妨称这种模式为仿君主立宪式，党 主立宪式，或用中国现代政治语言，可称为党的领导与民主宪政的结合。关于这一模式，笔者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妨借壳上市》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宪政与 党的领导》两文中有具体解释。按这种模式，党仍然是领导者，但它的权力是被明晰界定的。作为领导者，党的权力被纳入宪法的框架之中，其职能和权限是被清楚 界定的。在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人民及其代表之间，存在着一种约法关系。宪法就是这种约法的体现。约法的双方必须共同遵守。这一约法关系意味着，不再有凌驾 于法律之上或置身于法律之外的无限权力实体，约法的双方都是受法律制约的。多年来人们所讨论的政治问题，如关于法制化建设、党内民主、多党制、党政分开、 议会制度、权力分立、权力监督和权力制衡等等，实际上都可以通过这一模式获得解决。 　　通向民主宪政的道路有多条。英、法、美、日，道路不同，殊途同归。重要的不是以何种政治外壳来实现最终目标，而是如何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来获得相同的政治结果。 　　周农建，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