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

10月9日，毛致电刘、陈并告叶、项：“无论国民党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只有消灭此等反共部队，才有进攻日寇之可能。国民党任何无理责难都不要理他。陈（毅）部大胜，振我士气，寒彼贼胆，惟韩德勤尚有实力，我军须集结力量沉着作战。黄克诚部南下增援完全是正当的。”[59] 中共不抗日，还要打击抗战国军，以“寒彼贼胆”，摧垮他们的士气。 10月12日，毛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告以叶（挺）项（英）屡电主张大举进攻韩德勤、李品仙，并要求将黄克诚、罗炳辉诸部改归其统一指挥。韩德勤一个师进攻陈毅，我反攻胜利，俘获千余，请周要求蒋介石、何应钦制止韩之进攻，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同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和黄克诚，指出：蒋介石在英美策动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中共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新四军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韩德勤大败乞和，显系缓兵待援。此时黄克诚应以增援陈毅为由，派部进至东台与陈会合，以主力占领兴化以东之广大地区，迫韩放弃反我方针，承认我之抗日根据地。同日两次电告陈毅，强调对所获俘虏只释放少数坏分子，其余一概补充自己，加以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最重要俘虏官酌留数人不放，以为他日韩德勤向我进攻之人证。注意收集韩反共证据，特别是蒋介石的反共命令文件。[60] 这几通电报最能显示毛之厚黑：1）“韩德勤大败乞和”，毛还要周恩来去要求蒋介石“制止韩之进攻”，而“黄克诚应以增援陈毅为由，派部进至东台与陈会合，以主力占领兴化以东之广大地区”；2）中国加入英美战线，不是国家免于灭亡的福音，而是“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3）将“最重要俘虏官酌留数人不放，以为他日韩德勤向我进攻之人证”——为日后再度进攻韩德勤预先制造“自卫证据”；4）毛的内战武功已臻化境，飞花弹叶亦能伤人。蒋介石试图限制共军在国军后方捣乱破坏的命令文件的唯一作用，便是变成掩盖共军主动发起内战的烟幕弹。 10月18日，陈毅致电叶挺，再度通过他向蒋介石告状，声称：“职部但求生存抗日，毫无他望，对于韩氏出此亲痛仇快行为，实深遗憾。惟有恳请转呈上峰，速令韩氏停止进攻，和平解决，以利抗日。”[61] 共军在黄桥战役中消灭了韩部一万一千余人，刘少奇尚意犹未尽，必欲彻底消灭韩军而后快。11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提议“迅速消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与皖东于我手中”。10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决心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钳制霍守义部，“主力即进攻宝应、射阳镇以北之曹甸、车桥、平桥一带韩部据点，控制淮安、宝应段之运河，得手后相机南攻兴化、沙河，彻底解决韩部。”次日，他第三次请战，建议“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毛惮于舆论谴责，决定暂等风头缓一缓，遂与朱、王覆电：“目前即刻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62] 11月18日，刘少奇、陈毅、赖传珠致电中共中央并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第四次请战：“现各方均来电，要求先打韩，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以便将来能集中力量对付西面汤（恩伯）李（品仙）之进攻。”并提出相机解决韩德勤等的四个方案。[63] 中央终于同意了，于19日致电刘、陈、黄并转叶、项：“只要军队能打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黄桥战役就是证明。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须位置于韩（德勤）霍（守义）两军之间，隔断其联络，能办到这一点，霍师态度就会好转，韩德勤也会就范。为达此目的，你们应该准备一个局部战斗，即是用第五纵队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阳念、安丰等地区，打通皖东、苏北联系。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64] 21日，毛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除吓之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我除在文章上表示和缓及皖南作一点小小的让步之外其它是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须粉碎之。”“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向我，单是一个硬，或单是一个软，都达不到目的。”[65] 由此可见，当时新四军并无遭到国军进攻的危险，并不需要先发制人。至于“蒋介石的诡计，何应钦的投降”则完全是凭空诬陷。然而就在同一天，刘少奇、陈毅等却向所部发出“歼灭省韩主力”的部署，决定华中指挥部“于23日移盐城指挥，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26日，刘少奇、陈毅命令：“各兵团应于27日进至攻击准备位置，均于29日拂晓开始攻击。”29日，刘、陈下令30日拂晓进行总攻击。当晚，先头部队向韩德勤部第一线马庄、北宋庄、丁苑岗等地发起进攻，曹甸战役正式打响。12月13日，陈、粟、黄等指挥新四军第一二纵队与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对韩德勤主力所在地曹甸发起总攻，经一昼夜未能攻克，不得不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此役共歼韩部8000余人，新四军、八路军伤亡2000人。[66] 11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国民党的政策是将我封锁于敌后与敌拼消耗，防我南移，以隔断我军。我在华北的主要方针是坚持斗争。南线黄克诚及彭明治、朱涤新支队移华中。华中是国共必争之地。目前南移是最好时机[67] 。重申中共拒绝对日作战，要在国难深重、强敌深入国境之际去与国民党争“必争之地”的坚定决心。 12月4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认为“目前国共磨擦有和缓的可能，小的冲突不可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去年反磨擦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创立了华中各处的根据地，我军扩大到五十万人。日本的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之办法是先斩后奏，斩而不奏”[68] ，坦承“华中各处的根据地”是靠“去年反磨擦斗争”创立的。而且，他明知“日本的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却蓄意雪上加霜，再次命令与日军夹击国军。 6日，毛致电周、叶并告叶挺、项英、彭德怀、左权：“为隔断韩德勤、霍守义两部，打通苏皖，以便我黄克诚部增援皖东，粉碎桂军莫德宏之进攻起见，我苏北部队必须从淮安、宝应间打一缺口。打通后即可向皖东增援。”[69] 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及刘少奇等，下令开辟内战新战场：“综合各方面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我决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黄左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到达彭雪枫地区；望陈罗令教导第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70] 23日，毛、朱、王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下令利用日本友军的策应，趁国军处于困难之际消灭韩部：“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黄两部及一一五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最后由中央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因此你们一方面要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决不可松懈自己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也要晓得蒋介石的困难，他的困难甚多，没有便利战场即是其一，敌占涡阳、蒙城后，这个困难更增加了。所以你们很可以利用时机积极准备一切，包括扩大整训军队，巩固与发展根据地。”[71] 12月25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得意地宣布：“在此次反磨擦中我们的收获主要是取得苏北。”[72] 1941年1月6日，毛、朱、王覆电彭雪枫并转刘少奇、陈毅、赖传珠，提醒他们注意使用卞庄刺虎之计，尽可能利用日本友军去杀伤国军，只在国军背后捅刀子：“二日电悉，部署是对的，惟须注意：不可进得太急妨碍敌顽决战。我只在敌顽作战地区以外之间隙部分乘机发展，对地方顽固派可消灭之。”[73] 中共不顾国亡无日，趁国军全力对付日寇之际，大规模消灭国军，攻占国军防区，激化了中共与国府的矛盾，为皖南事变作了充分铺垫。关于该事变，杨奎松教授已经作了翔实的研究，这里只作简略介绍。必须申明，我只是转述他披露的史实，评论则由我作出，文责自负，与杨教授无关。

需要修改，“求最大公约数”，寻找方方面面都能认同的说法。

人是活宝，只有捉到人，筹款就容易。在周密调查结束后就要迅速捉人。捉人的方法要注意运用便衣队，而部队中要注意找本地人参加组织。队员出发时要化装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装要不同），暗藏手丄枪，分途出发。特别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这两个时候。要不怕路远，不怕困难，要非常迅速以免被捉之人逃避，有些虽逃，但走不太远。（如果是地主、富农，最舍不得出远门多用钱，而且部队网散开了，那些人必走不远。）要做个里应外合，就是说要埋伏二个以上的人拿手丄枪在土豪屋内，其余的都出来，做个没找到人失望的样子，再埋伏几个人在屋外面，等土豪回时（要注意土豪常先派走狗打探然后才回家，这个情况便不要行动），外面围著，并派人进去协同里面的人捉人，如果这样已为土豪知道，便可以完全撤回来，暗中侦探，以便回头再捉。捉了本人当然好，就是当家的独生子甚至家属以及走狗也都可以。（在行动了，必须迅速的捉其余的人，以免惊动而逃跑。）如果许多土豪潜伏城乡附近，经细密调查后，必须尽可能的先准备相当的群众条件。（有工农会、纠察队、游击队等组织更好，如没有，也要组织少数工农份子或利用流氓组织密缉队），实行有计划、规定日期时间，由所驻各地部队骤然戒丄严（要以肃反为名出布告），城内城外，街前街后……到处把守。除群众有革命团体的符号外，一律禁止活动。然后挨户检查，不单”活宝”可捉到，即一切反动首领都可一网打尽。对於已捉到的人要有相适应的待遇，同时要利用他们报告土豪的情况。特别对其走狗（雇的工人、邻人等）、小孩、老人、妇女，按当地人情风俗及其家庭情形，分别被捉人的轻重，普通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以及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子，且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对像。

已经超过30年保密期，为什么还有“不能泄密”的问题？甚至还有连《党史研究室》也没有办法看的档案？既然如此，这部新版党史如何能作到“错误写透，评价公正”呢？

如此高度重视、如此官方、如此“钦定”，如此蓝本化、教材化，反而需要提出质疑：这样的“著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解放思想、反思历史的基础？恐怕只能成为发言、写稿、总结、汇报时的“口径”、“框框”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