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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尊重事实重写党史——中共襁褓时期的一些情况 作者： 黄海岸边一棵树       尊重事实重写党史——中共襁褓时期的一些情况 ·丁弘                                   一         2010年7月1日，北京为党庆开了大会。总书记作了报告，次日傍晚，老友陆先生来寒舍。他说：“总书记昨天把党定性为马克思主义的党，没有再提列宁，更没有提毛泽东。这样比较好。”一位高校的领导同志也来坐坐。他也关心地说：“说我们几十年，不愧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这过分了。我们应该讲实话。”讲实话并不容易，因为党过去突出阶级斗争，党史的叙述本身被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翼，党史是胜利者写的。理论上说，“历史是人民写的”，长远看应该如此，现实生活还不是这样；瞒和骗仍习以为常。几年前，看到一位网友说： “如果一个政党对自己的历史不能说真话，叫我们怎样能相信它呢 。”这话叫我一惊。的确，我们应该尊重事实，重新写党史。到现在，这已是人们的共识和诉求，说明社会有了进步。                                     二         许多党史著作淡化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少说甚至不说。这样一来好像中共是土生土长，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应运而生，从而茁壮成长的。其实，情况并非如此。近些年，才逐步了解一些真实情况，中共是共产国际派人来推动建设起来的，而共产国际不过是苏共手里的工具。苏共派来的催生者就是27岁的维经斯基，他是建党的第一推动力。他奉命到了北京找到李大钊谈建党之事。李说：“这个问题太大，你要到上海去找仲甫先生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       “五四”运动中，中国已涌现了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建党的倡议很合他们的胃口，但是，他们当时高举的还是“民主”和“科学”这面大旗。一时和维经斯基带来的观点—列宁主义还是有距离的。当时在中国，欧洲社会党的声誉较好，所以陈独秀主张叫“社会党”。李大钊说：“还是尊重国际的意见吧。”其实，是李大钊首先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他的宏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载于《新青年》。他把“阶级斗争”总是写成“阶级竞争”。甚至认为阶级斗争总是破坏着人类的文明，他还为此而忧虑。他认为，马克思一方面说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方面又说，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这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怎么说？他认为马克思没有自圆其说。可见，“五四”时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还是具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的。       问题在于当时讯息不畅，传来的是“十月革命”胜利了，工人翻身成为社会的主人了。这给中国人民巨大的鼓舞。中山先生曾两次和欧洲社会党国际联系，要求他们“帮助我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呢，他也大笔一挥，要“以俄为师”了。可见“十月革命”对中国的误导是严重的。现在俄国把“十月革命”改成“十月政变”，把“列宁格勒”这个城市通过全民投票重新改为“彼得格勒”，即不承认“十月革命”的革命性。建国已有74年，多数人认为列宁不如彼得大帝，因为他把历史拉回更加专制和残暴的一个时期。       在当时“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维经斯基带来的思想，大家接受了。他思想的内容就是马克思30岁时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精神，“两个决裂”：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决裂，进行暴烈革命，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列宁所发展的三个内容：一、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也能搞社会主义革命；二、帝国主义到了崩溃的前夜；三、要以民主集中制建立一个铁的纪律的政党。       他们还为中国建党带来了足够的经费—金卢布，这种物质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开会、印刷宣传品，派人出差活动，处处需要钱。 这在前苏联解密的档案中留下了明细的支出账目，很可观。当时有人叫中共为“ 卢布党 ”。由此也可以看到苏共对通过共产国际向东方输出革命的重视，把中共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 。苏共中央开二百多次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派人在中国工作，从未间断。实际上可以说，幼年时代的中共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是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哺育的婴儿，他是吃着洋奶长大的。特别应该思考的是，党的幼年时代的许多纲领即“建党干什么？”都非常明确是“消灭私有制”，“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些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吗？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证明，消灭私有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毛的时代（1949——1976）走了大弯路。而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在今天还是到明天，都是虚幻的概念。较为明显的是， 中共早期建设的“国中之国”—瑞金政权，也叫“苏维埃”。更加不堪回首的是党内自残自虐，派性斗争杀害了成千上万的“AB团”。 什么是“AB团”？被杀的人自己还不知道呢！ A是反对，B是布尔什维克（Anti Bolshevik），认为反苏的就应杀。残暴是列宁的党本质属性的反映， 实践证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是反对民主，实现个人集权的组织原则 。                                  三         今年庆祝建党89周年，其实党已经90岁了。一般人家不会有意给一个人减少一岁，但政治舞台复杂，怪事多。       党究竟是在1921年，还是在1920年诞生的？这个问题当然是首先要明确的。现在苏联档案解密了，苏共通过共产国际培养的这个党，他早期的情况已经真相大白。（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把这个浩大的档案翻译过来了，1997年开始出版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从档案1920——1925卷中（第一集31页），我们可以看到维经斯基在1920年8月12日从上海写回去的汇报，开始即说：“我在这儿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鲜局并列），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3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组织部。”当时已明确5位领导核心，书记为陈独秀，出版部长为汪原放，宣传部长李达，组织部长张国焘，维经斯基是国际的当然代表。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李达说：“这儿实际上已经是全国包括国外中国共产组织的一个核心。”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新青年》成为党刊。还办了党刊《共产党》，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这一年，在上海渔阳里办了党校，对外名为“外国语学校”。       总之，1920年在渔阳里已完成了建党的五大任务，各项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已集中了很多人。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刘少奇等都在党校学习，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党校还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志到苏联去学习。可惜，毛泽东没有到达这里，所以这一段历史就常被抹杀和掩盖。       对这段历史，当事人有许多回忆材料。最可靠的材料， 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初的材料。其中写道：“中共是去年成立的， 领导人是享有威信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志。”       施复亮（施存统）的回忆：“1920年6月间，筹备成立了共产党。起草党纲十多条，我抄了一份送日本。”       张太雷在1921年写给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最初的中共支部，是1920年5月组织成立的。”整个中共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       次年，1921年7月，党召开“一大”，代表为13人，共产国际的代表2人。这次会议的特点有：一、大会是在7月23日开始的，所谓“七一”是因为战时无法核实，毛泽东钦定的时间；二、会议刚开始集中，有租界的巡捕闯进来，国际的代表马林通知大家立即转移，在这儿没有再开下去；三、代表们到渔阳里那儿讨论如何进行下去，周佛海（后来变成汉奸）建议去杭州西湖；李达还是决定去嘉兴南湖，认为那儿比较安静。他的夫人王会悟的娘家在那儿，有方便。王会悟在上海也负责安排一大的会务工作。名为会晤，谐音是巧合。四、重要的是毛泽东出席“一大”。这不仅后来赋予了一大伟大意义，还使一大会址成为革命圣地了。实际上是1920年建党之后，党安排了一大，并不是召开了一大才建了党。虽然一大也很重要，但作为建党的标志是勉强的。主要的建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和专门从苏联来建党的维经斯基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可见当时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建党的会议，因为建党的工作一年前早就做好了。       维经斯基是联共中央派来的，他走了以后，经费一度中断，活动不得不停止。马林是共产国际又派来的，召开中共一大是他的伟大业绩。在一天的会上，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是代表国际居高临下作指示。不久批评：“你们花了这么多钱，工作成绩太差！”周佛海在他的《寒风集》中说：“陈独秀是个硬汉子，他为此拒绝和马林见面。陈独秀说‘我们花得并不多，大量是你们任意挥霍了’，要求马林认错，否则拒不见面。”——这就是陈独秀的性格！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建国后李达作为武汉大学校长，犯了所谓三大错误：一、他透露了毛泽东到达一大时还不是党员，还是个CY（团员）；我说“既然来了，就参加吧。回去以后再参加CP（中共）”。二、他说在政治上要拥护毛主席，但在思想理论上可以和他讨论；三、大跃进启动时，他对毛说：“头脑不可发热。你发热，中国人民可要受难了。”“文革”中武汉掀起批判、斗争李达的狂潮，最终停医、停药而逝。    今天，在“一大”会址可以看到与会人员的蜡像，只有毛泽东站在那里作宣讲状，大家恭听。       毛的时代为27年，不断营造个人崇拜，已居君位。今天“一大”会址的形象就是造神的重要标志。       文革前夕，党曾决定在渔阳里陈独秀等建党之地建纪念馆，后突然停止，至今还是近百年前的旧貌。                                     四         苏共为什么这样热情？从解密档案中可以看到，该党许多领导人都是长篇大论谈中国问题。发向全国的“宣传提纲”也是突出谈中国问题，为什么？       斯大林在1918年11月，即发表了《不要忘记东方》一文。他说：“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被压迫民族的百年沉睡。不这样做，就休想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列宁在1920年起草的《巴库宣言》中说：“只有全世界人民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门。”他是把东方作为征服西方的桥梁。       这是为了革命的理想，还是最终为民族的利益呢？看看他们怎样做的，就知道了。       1919年和1920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加拉罕两次发表声明，这当然是代表苏共中央。说要放弃沙皇时代侵占的中国利益，包括领土、中东铁路和庚子赔款等。这极大地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认为苏联不愧是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不久，在中国工作的越飞得到苏共中央的指示：“不可承认加拉罕的声明。”越飞为难了，他还天真地上书联共中央说：“这是对华政策的失败。一旦我们以帝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即失去了世界革命堡垒的作用，这个损失要大得多了。”但是越飞只好执行上级的指示。不仅沙皇占去的地方没有放弃，1922年又出兵占领中国的外蒙古，迫使这块土地从中国“被独立”了出去。       说工人无祖国，无产阶级要站在共运的立场上，“中东路事件”要求中共捍卫苏联的利益。陈独秀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这才是正义的。       当时党内同志通信，最后都称“此致布礼”。说一个同志有了进步，是“布尔什维克化”了。可见文化入侵的程度。       在工作中，观点肯定会有不同，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同志，多数（不是少数）回去之后被杀害。列宁的战友多数被杀害，特别是第二把手托洛斯基，逃亡到墨西哥，派人去追杀。       “恐怖创造神”，斯大林被神化了。                               五         立足于中国，毛泽东早期说：“是他（指陈独秀）集中一些人，这才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共的成立，中国社会是母亲，父亲则是苏联。全然如同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为胚胎，一朝分娩，而后哺育成长，如同爸爸有监护权，是负责任的。 在科学的意义上讲，中共实为中苏两个民族的混血儿，这决定他的本质属性。山川易改，本性难移！       斯大林当时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中心，中共弱小，规定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他说：“离开国民党就是离开革命。”一时中共多数同志强烈反对这个意见，但只有遵命。       托洛斯基认为：“蒋介石是资产阶级的右派，中共现在的路线是来源于国际的，要快些纠正，否则是犯罪!”陈独秀同意这一观点，代表中共一再上书。斯大林恼火，予以批评，仍然以大量的金钱和武器支持蒋介石。陈独秀申请一些枪支武装工农被拒绝。陈独秀忍无可忍，发出《告全党同志书》。第一句就说：“我们错误地执行了斯大林小集团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共产国际认为这是反党行动，被撤销职务、开除出党。陈写给党的《告别信》中说：“我知道我的这一行动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不说这些话，他们还会用我(好可怜啊!)，但在服从组织和坚持真理之间，我只有选择后者。” 这说明中共总书记所处的地位和他个人的政治品格。       陈独秀因为公然反对右倾路线被开除，而后右倾路线造成的损失却由他负责。国际代表鲍罗廷，指示陈独秀的接班人瞿秋白说：“责任只能由陈独秀负责，这要顾全大局。”瞿只好如此。但在他去世前留下的文字《多余的话》中，对此反应出无比歉疚、忏悔的心情，所谓挽救了自己的灵魂。       毛泽东在建国前（起码是在1942年陈独秀去世前），还一直讲他的好话。但在建国后，外交政策“一边倒”称斯大林是“伟大的父亲”。历次运动把陈独秀拉出来，说和他是敌我矛盾，这时是看着斯大林的眼色讲话了。1952年把托派一网打尽，作为献给斯大林的生日礼物。这就是政治。       中共总书记公然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错误路线，这本是中共的光荣一页，反映出民族的浩然正气，中共却把他开除党籍，使他成为一个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历史罪人。       有趣的是，蒋介石据此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重点追捕、长期关押。国共两党合击一人,“陈独秀案”遂成为20世纪中国政坛的一大奇案。 陈这个总书记的命运，典型地说明了中共和苏联的关系。陈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这是不允许的。尽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党必须开除自己的创始人。这也说明党在襁褓时期的处境和品格。       陈在建党之后，曾任五届总书记，到开“六大”时，全体代表被通知到苏联去开会。这次大会差额选出了新的总书记，但最后宣布的总书记是斯大林另外指定的向忠发。当然在斯大林看来，他有这个权力，认为向忠发是工人成分。但他很快叛逃，把党的大量资金也掠走了。                                   六         建党之前，中国舆论界有一场“主义和问题”之争。史家称，这是建党的舆论准备。胡适主张，少谈主义，还是多谈问题。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李大钊、陈独秀激进，认为应谈主义。争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有根本的改革。“主义和问题”之争，即“革命和改良”之争。史家称，争论的结果是，“主义”胜利了，其标志是党成立了，有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组织，开始了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几十年实践证明，当社会发展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时，就造成灾难性的严重后果。       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走出兴无灭资毛的时代。邓小平终于大悟：“不管姓资姓社，只要三个有利。”即不谈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只要有利发展生产就行，这又回到“不谈主义”上去了。甚至说：“不讨论是我的发明。”这把社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样说来，“主义和问题”之争，最后是“问题”胜利了。对这一命题，伯恩斯坦说：“运动就是一切。”他是站在多谈问题一边的，认为共产主义是虚幻渺茫的。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此处不多谈了。       创建中共的陈独秀，大吃国际共运的苦头。最后是感叹：“善非恶之敌。”（好人斗不过坏人呀！）他看到苏联内外政策造成的腥风血雨，压根儿就不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他认为苏联的暴政，并不是斯大林个人品德造成的，而是那个社会制度造成的，仅仅批判个人是不行的。晚年，他回到“五四”，认为人类的光明在民主和科学：“世界上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这个东西。”“民主是人类创造的文明。”       陈独秀一生的苦难，根本原因在自己当年上了第三国际的船，而中共和苏共有着难分难解的血缘关系。恩格斯谈到人性时说：“人，来源于动物界，永远也摆脱不了其属性（原文为“兽性”，太难听了）。”（大意）对一个党来说，也是如此吗？ 21世纪，陈独秀又“站”了出来，这被誉为世纪的曙光。但是有些人，还不喜欢他，这是专制主义本质属性的反应，和党的血缘有关。社会总还是不断有了进步，现在新建的“独秀园”和“中山陵”已交相辉映。   襁褓时期的中共是否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呢？         1.这个中国的党是在外国人的操作下成立的；       2.成立后，在政治、经济上是外国人哺育长大的，他的一举一动是由外国人操纵的；       3.他的灵魂—纲领，和中国的国情错位，成长过程是列宁主义和中国千百年专制主义传统相结合的过程，而马恩早已与时俱进了；       4.他是“马上得天下”，尔后“马上治天下”。         暴力革命和人类社会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是相悖的。真正的民主法制社会，这一步还难以迈出去。       中共至今没有摆脱传统的阴影和政治框架，所以，我们正视襁褓时期党史的真实情况，看到历史的局限性，是十分必要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       陈独秀被国际解除总书记职务并开除党籍之前，曾通知他到苏联去学习，他断然拒绝了。他说：“我干中国革命，到苏联去学什么！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苏联领导，苏联的革命要我领导行不行呢？”       这是震撼历史长空的一声巨吼！       他不仅表达了正义的豪情，而且表述了理性思考的结论。

谎言与暴力，一直是极权体制的两个主要支柱。在过去的十年里，它们在中国社会的力量都在生长。一套新的谎言系统正在形成，它以民族主义、东方复兴、中国模式的名义出现，它在对外事务上颇为有效，却无法应对国内问题，暴力则更频繁的出场。一九九二年后的中国曾变成某种「天鹅绒监狱」，全球化、市场改革、市民空间都是柔软的天鹅绒。但现在，冷冰冰的钢铁栏杆再度显露出来了。

中共文电披露的两次“反共高潮” 芦笛 （本文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六章第二节《中共“抗战”的真实过程》中之一段。该书将于年内在香港出版。敬请有兴趣的读者到时购买，谢谢） 抗战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杂乱战争”，日军自始至终没有统一的战略计划，却由各部随机因应、胡乱攻击。因此，它从未形成整齐划一的阵线，战线犬牙交错，类似围棋。所谓“敌后”不但有共军，更有大量的国军甚至国军的重兵集团。共军扩张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与国军发生冲突，而他们就是共军在此期的主要作战对象。用毛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我们要发展就还会有磨擦，休战也不过是暂时的。”[1] “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 [2] “反磨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3] 说白了，中共要扩大巩固根据地与军队，就只能去“反磨擦”，把土地、人、枪从国军那儿夺过来。 为此，伟大领袖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为全党全军制定了抗战中期的新战略。1938年11月5日，毛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突出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指出：在现时，有些事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则斩而不奏。有些如果做了要妨碍大局，则暂时不斩不奏。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并把它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4] 六中全会与洛川会议同为划时代的里程碑。在此会议后，党的任务就从初期的“合法扩张”升级为“非法扩张”，或曰“反磨擦”，亦即从初期的从内部攘夺国府地方政权军权以及分兵抢占真空地带，转变为直接攻占国军敌后根据地。共军在此期采用的军事战略，与十年内战时用的无异，仍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国军”，对日本人则游而不击，除了百团大战是因华北根据地被分割封锁造成了生存危机，不得不破袭日军的交通线外，其他地区顶多只在遭到日军进攻，而又实在无法逃走时才予以反击，但绝不主动出击，对国军则大打运动战、歼灭战。 要在抗日的名义下大打内战，痛歼国军，杀害卫国忠良，当然需要特殊技巧，而这可是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游民文化经典的伟大领袖的专长，说穿了很简单，那就是他最擅长的“后发制人”。在1939年5月5日的延安后方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毛说，“中国的事，历来如此，有枪为大”，强调要巩固边区必须坚持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两条原则的第一条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否则人家磨擦来，你不磨擦去，他便得寸进尺。所以，不管谁来进犯我们，都当汉奸打，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动摇。[5] 这儿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是“后发制人”。具体操作是：事前谋划好要攻占哪些国军防区，确定哪部国军是消灭对象，哪部国军可用又打又拉的革命两手拉拢过来，或至少使之保持中立，然后再不断蚕食或直接攻占选定的地盘。一旦到手，便将它化为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无论是国府向该地区委任官员或是派入军队，都是“进犯我们，都当汉奸打”，都要坚持“一步不让”的方针。 例如1938年12月，国府欲调高桂滋部驻防陕北。高怕引起与共军的冲突，派秘书到陕北探问中共态度。毛立即致电博古、叶剑英等人，表示“我们决不让高桂滋部来此”，令重庆办事处迅即设法打消蒋介石调高意图；令林伯渠、南汉宸迅即设法打消西安行营及蒋鼎文调高企图；令朱德、杨尚昆、左权即派人见高，表示此意见。并令重庆、西安两地办事处都向当局表明：如政府调高桂滋，中共就要加调一旅到两旅来陕保卫边区，亦令彭德怀向阎锡山表示中共态度。[6] 自己的地盘“一步不让”，别人的地盘则千方百计去抢，这就叫“发展”。谁要想制止或限制这种发国难财、消灭国军、颠覆地方政权的叛国行为，谁就是“反共”，就是“反动”，就是“顽固”，就是“投降”，就是“磨擦来”，就要“磨擦去”，“须坚决消灭之”。 例如1939年6月21日，毛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在敌人‘扫荡’后，鲁南局面混乱，山东省府秦启荣部及东北军损失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六八六团肖华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7] 这完全是趁人之危，在抗战国军背后捅刀子，却恰是中共所谓“发展”。 又如1939年12月4日，朱德、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并中央书记处，谓冀鲁豫境内的石友三部企图截断我与山东的联系，朱怀冰的第九十七军北上冀西，企图与我争夺太行山脉，还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我进行破坏与限制。为了应付这个局面，已命令平汉路东两个团到冀西确保山地，还准备将冀中一部份部队移冀南，冀南一部份部队必要时也南移，以加强鲁西北，向南开展工作[8]。 八路军与石友三部、朱怀冰部都属国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都守土有责，中共岂能阻止友军正常调动，甚至以此为由去抢占地盘？当然，石友三后来被八路逼得投降了日寇，但那并不能用来为共军在此前袭击友军开脱。 中共向国军敌后根据地“发展”，就是“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类似第一次国共破裂的局部重演——地方实力派发现自己上了当，想亡羊补牢，限制中共发展，而中共在羽翼丰满后便翻脸不认人，公开发动叛乱。 例如薄一波去为阎锡山工作之初，双方曾约法三章。薄保证决不在政府与军队中发展共党，阎便信以为真，让他一手策划建立牺盟会与新军，后又委他为专员，自己信守承诺，用人不疑，从不干涉过问，听任薄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一意孤行。殊不料薄一波利用阎的轻信，不但把牺盟会建成中共外围组织，而且在新军中大规模清洗“反动旧军官”，换成共产党员。一纵队纵队长鲁应麟是所谓旧军官，很能打仗，却因为坚持与日军战斗，就被薄撤职。到了1938年下半年，中共不但在政治上掌握了部队，军事指挥权也基本上拿过来了。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开始悟出开门揖盗之非，在秋林召开军政民高干会议，传达蒋委员长关于取消新军政治委员制度，以及文官不能兼任军职的命令。会议还讨论了取消战地动员委员会，限制牺盟会活动，缩小专员权限，取消“进步”法令等措施。薄一波等人认为这是阎锡山下定了夺取军权、取消进步措施的决心，遂决定丢掉幻想，准备应付突然事变，认定中心问题是牢牢掌握住对新军的领导权，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手软，于是明确宣布政委制度不能取消，果断撤掉旧军官，以中共政工干部代之，并下令部下把牺盟会在各地区的近70个县政权进一步掌握好，主要是粮食、财政和地方武装大权。 1939年8、9月间，中共北方局、中共中央和山西省委迭发指示，下令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11月初，薄一波特地召开决死队一纵队扩大会议，强调提出要加强组织上的准备，掌握部队，进一步巩固政权，准备在顽军进攻时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9] 这可真是井落到吊桶里了：新军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了抗战，用国府的钱和枪组建的，理应绝对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及阎本人的指挥，效命抗日疆场，何来什么“阎锡山下定了夺取军权、取消进步措施的决心”？到底是谁篡夺了国防军的军权，把它变成私家军？取消政委制度，不许文官兼任军职，正是军队国家化、军政分开的进步措施，也为举国一致抗战所必需，怎么又成“逆流”了？而且，那是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命令。在卫国战争中抗命不从就是叛国。国军即使武力镇压，也是完全应该的。 然而这却构成了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序幕。据中共媒体介绍，它是这样触发的：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于5日进攻日军，此举将使该部置于日顽两面夹击境地。因此第二纵队拒绝执行命令。阎便宣布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以6个军的兵力，向隰县、孝义一带的新军攻击。”[10] 在法理上，决死队从来不由共产党领导，是被共产党人欺骗长官窃为己有的。就算所述是实，共军也是国民革命军一部。对抗上级军令，拒绝开往抗日前线，当然就构成了武力叛国大罪，政府以武力镇压完全是应该的。 然而这却不是中共的“爱国主义”，于是薄一波操控新军公开叛乱，与八路军联手痛击旧军，重创后者，还反诬王靖国、陈长捷、赵承绶、孙楚等部国军以及拒绝附逆的决死队三纵队一部是“叛军”。12月30日，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建议，为巩固华北，应彻底消灭晋西反共投降势力，晋东南应消灭孙楚指挥之独八旅干部团及决死三纵队之叛军。毛泽东于1940年1月11日覆电说，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阎锡山是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份。我们要以贺（龙）、关（向应）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要巩固晋西南，打开一条通往洛阳的路，然后向吕梁山攻击。如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则让他占领吕梁山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11] 夺取晋西北，巩固晋西南，打开通往洛阳的路，攻击吕梁山，还事先划定攻占地域。莫非那些地方不是国军防地，而是沦陷区？这到底是谁的“高潮”啊？ 然而我党就是有本事在国家危在旦夕之际“高潮”迭起，快感连连： 1940年1月1日，彭德怀向即将召开的牺盟会代表会提出建议，拥护阎锡山民族革命十大纲领（诶？他又不是“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份”了？），打倒叛军王靖国、赵承绶、陈长捷、孙楚。[12] 1月4日，八路军总部制订了讨伐石友三的战役计划。随后，冀南八路军向石友三部发起攻击。石友三率部逃到卫河以东[13]。 大众都知道石友三后来做了汉奸，却不知道他主要是被八路逼反的。 同日，彭德怀命令贺、关、聂等部争取在晋西北解决陈长捷、王靖国、赵承绶三部主力，避免与中央军直接冲突[14]。 为什么要解决该三部的主力？莫非他们是日军？ 1940年1月5日，毛致电彭德怀：晋西北有贺（龙）关（向应）率两个团去即可保障逐渐消灭旧军，化为根据地。晋东南已失之七县可选择无中央军之数县消灭孙楚，恢复人民政权[15]。 “逐渐消灭旧军，化为根据地”，读之令人胆寒，实难想象世上竟有这种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民族中流砥柱”：要创建根据地，何不去日本人手上夺取？ 1月5日，朱、彭致电聂荣臻等，指出侯如墉、乔明礼一贯反共反八路军，应立即抽调兵力歼灭之[16] 。“反共反八路军”便是被歼灭的理由，那八路不打日军，是不是因为他们不反共也不反八路军？倘确实如此，那又是何原因哪？ 1月8日，彭德怀向毛泽东、王稼祥报告：庞炳勋将调河北，与朱怀冰、石友三、侯如墉等部合七师之众，难对付，建议贺龙、关向应仍回晋西北全力打击阎锡山，掌握同蒲路西及绥远政权；决死一、二纵队东移太岳；陈士矩支队调豫东与杨得志支队发展冀鲁豫边区；吕梁山军事行动可适可而止[17] 。所以，“砥柱”全力打击的不是日寇，而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再无余力留给日本人。 1月19日，蒋介石命令八路军移邯（郸）长（治）路北，朱、彭认为那是“欲逼八路军退出太岳”，因而顶风上，电令刘伯承、邓小平，着陈赓率771、773两个团移驻太岳，与决死一纵队会合，统一指挥太岳之八路军与决死队；由黄克诚统一指挥太岳各部。[18] 1月21日，朱、彭致电徐向前等：对盘踞在山东对我军搞磨擦的沈鸿烈顽固力量，需在有理有利的原则下在军事上打击之，在政治上孤立之，并推翻其危害抗日的反动政权。要力求掌握鲁南之蒙阴、日照、诸城、安丘、莱芜、新汶、泗水等十一县以及胶东半岛八县地区[19] 。偌大地盘，中共要去“力求掌握”，敢问是去谁的手里夺啊？中共有何权利去武力推翻国府地方政权？ 最绝的是，一边高潮迭起，到处攻城掠地，一边还要贼喊捉贼。1月25日，朱、彭及其他八路军将领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进攻边区。[20] 1月29日，朱、彭致电黄克诚，指出：壶关、长治、潞城、黎城、平顺是我基本地区，必须巩固，并尽可能争取巩固陵川、高平、晋城（不含）大道以西山地。对高平、阳城、晋城等地的叛军反动政权，应寻求机会打击消灭之。对中央军应避免冲突。在其进犯我军时，则给以坚决打击，消灭其一部[21]。 凡是共军想夺取的地方，驻防其上的国军不是“叛军”，便是“顽军”。欲打内战，何患无辞，据说这就是“枪口对外”。 就连国军调动，也能构成共军“反磨擦”的借口。1月30日，朱、彭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鹿锺麟有东进濮阳与丁树本会合可能，我对其磨擦采取自卫立场，可先消灭反共的齐子修部[22]。 连国军两部会合在一起都不能容忍，必欲消灭之，简直比日军还霸道。“先消灭”也是“自卫立场”，绝了。 2月11日，据称国军朱怀冰部向八路军发动进攻，11日至16日，朱、彭定下了消灭石友三、朱怀冰各部的部署。3月4日，朱、彭指挥17个团在平汉路东发起卫东战役，至15日歼灭石友三部六千余人。3月5日，朱、彭指挥13个团的兵力，在平汉路西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至8日全歼朱怀冰两个师、侯如墉一个旅、张荫梧一个纵队共一万余人，并控制了武安、涉县公路以南，西平罗、临淇镇以北地区。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23] 2月20日，毛泽东满意地总结道： “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边区二十三县已逐渐统一，华北（新黄河以北整个华北）我们已占领了优势，中原我们也发展了。蒋现已整个处在防御地位。”[24] 迫使蒋“整个处在防御地位”，也能是抗战的伟大胜利？就是“砥柱”对民族圣战的伟大贡献，可以为此心花怒放？没有中共帮忙，蒋也本来就“整个处在防御地位”了，怎么还忍心去雪上加霜？ 中共中央书记处总结的“反磨擦”赫赫战果更全面： “晋西北顽固势力已全部肃清，（河北）石、高已溃败，残部退山东之荷泽，朱怀冰一个师大部被消灭，鹿、朱退（河南）辉县”，“在华北特别是汾离公路、白屯公路、长治、磁县、大名之线以北，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山东境内我顽双方尚在对峙中，惟我有政权之县份已达四十县。”[25] 据此，中共中央计划下一步“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达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且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里能够达到扩军百万的目标。[ ] 这就是中共文电披露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真实过程。不难看出我党是怎样酿制这“高潮”的，那就是事先看好要侵占的地盘，千方百计巧取豪夺之，激化双方矛盾，直至对方忍无可忍，以武力反击或试图收复失地。共军便全速开动宣传机器，恶人先告状，作出一副受害人状，将忠勇抗战的国军诬为“反共分子”、“顽固派”。等到舆论造得差不多了，便开始“反磨擦”，调集早就部署好的重兵围歼“顽军”。在国军主力被歼后迅速扩大战果，占领周边地区。等到地盘扩大到了原定边界，便开始“呼吁和平”，作出“相忍为国”的崇高状来。国府为避免大局崩坏，国家沦亡，也只好承认现状。这就是毛反复强调的“有理有利有节”——“有理”，是以贪得无厌的扩张引起国军反击；“有利”，是事先必须选定有利的战场，战后能迅速扩大地盘；“有节”，则是在达到预定目标后便暂时“和缓”下来，等待下一次机会。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酿制技巧更臻化境。中共全靠它从头建立并巩固了华中根据地。而促进中共向华中扩张的直接原因，则是共军在日军占领的华北难以生存，必须避实击虚，去攻占为国军管辖、中共尚未染指的华中。 早在1939年4月12日，毛便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将来趋势我们必将更加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27] 。同月21日，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和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28] 1939年5月4日，毛致电刘少奇：“据陈毅电称，苏北敌攻高邮与韩德勤激战中，日军岩木师团大部移江都、六合，有扫荡苏北模样，在韩与两李（指李明扬、李长江）不能支持下，为我夺取苏北良机。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二万人枪。韩德勤部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29] 韩德勤将军是著名的抗日功臣。台儿庄战役期间，他率所部第二十四集团军负责南线作战，在高邮、宝应一带奋勇杀敌，成功阻击了由扬州北进之敌，就连日酋板垣征四郎都承认韩部的抵抗非常顽强。徐州失守后，韩德勤任苏北兵团总指挥，留在苏北敌后坚持抗战，在武汉会战期间，韩德勤指挥第89军等部，在苏北敌后大举反攻，先后以血战从日寇手中夺回阜宁、盐城、东台、宿迁等大片地域，形成了真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因为战功赫赫，他被国府任命为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他在与日寇苦战之际，大概做梦也没想到毛泽东业已决定趁人之危，利用日本友军的帮助扩大私人地盘，而他本人已被毛的瞄准镜套住，厄运即将来临。 1940年1月19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指出“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力求扩大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30] 1月28日，中央书记处指示：今年内中共中央中原局至少发展到10万军队，100万至150万自卫军。因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豫东、皖北、苏北的大部份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31]。 同月，根据中央指示，陈毅派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一、第四团渡江北上[32]， 首次染指苏北。 2月10日，中央军委再次催促陈毅部进占苏北：“陈毅猛然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建立政权，扩大军队2万至3万，巩固根据地；尤其江南，可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越过淞沪线，直达海边。”[33] 3月23日，因为晋察冀地区头年多灾，军民粮食困难，朱德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王稼祥的来电，命令平汉路东的部队以相当数量移动，援助新四军与发展淮河南北，同时将磨擦中心移至华中，以巩固华北[34]。 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等，同意朱、彭将磨擦中心移至华中的决心。在华中武装磨擦中的军事策略如下：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35] 请注意，毛泽东口口声声骂国民党“吃磨擦饭”，还令八路军总部公开出版发行《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但这些电报明确无误地显示，共产党才是吃磨擦饭的专家，磨擦中心在哪儿完全由他们选定，而且事先就划定了要攻占哪些地区。然而因为我党强大的宣传机器与高明的统战策略，贼喊捉贼确有神效，于是是非被彻底颠倒，国府与中共之间便成了“挨了打的，忍辱负重驮着打了人的；打了人的，苦大仇深骑着挨了打的”。 为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3月22日，陈毅所部新四军在半塔集歼灭国军三千余人，打开了皖东新局面，不久即建立天长等八个县政权。陈毅后来对半塔集“保卫战”给予高度评价，说“半塔守备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36]， 构成了在国家危如累卵之际大打内战的三个辉煌里程碑。 半塔集战役后，刘少奇及时总结了该役“固守待援，诱歼国军”的典型经验。向叶飞面授机宜，教他怎么去制造借口，消灭国军，用“自卫反击”的方式把苏北从韩德勤手中抢过来，还要把国军栽为“挑衅者”： “少奇同志说，现在华中的情况就不同了。国民党接受了教训，对苏、浙、皖，他们也比华北更重视，不再跑光了，留在苏北为首的就是韩德勤，约有十几万军队。……现在我们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只能把阻碍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赶走，要把韩德勤占着的地盘夺过来。这个文章怎么做就难了。…… 这个文章怎么做？少奇同志把地图铺开，一边指点着一边告诉我说：中央已抽调山东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已经到了陇海路边；江北指挥部在皖东，四、五支队部署已经展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快靠拢了。要解决苏北问题，就要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因此，顽固派在华中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吸引顽固派来围攻我们，孤军坚守一个星期，充分暴露了是顽固派猖狂进攻，衅自彼开，我们就可以增援，八路军部队南下，皖东部队向东，江南部队向北，到苏北来消灭韩德勤。”[37] 所谓“阻碍抗日”乃是诬蔑，很可能是叶飞在写回忆录时涂上的化妆油彩。韩将军一直在英勇抗日，屡建奇勋，新四军从未像他那样打过日本人。事实上，日本人、韩德勤与中共构成了个传送链：韩把国土从日本人手中抢回来，中共又从韩手中抢过去，就连新四军总部所在地盐城都这样。刘少奇承认了这一事实：“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争夺的对象不是日本人，而是国民党。毛也说明了韩的真正罪行是什么：“韩德勤部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凡是不向中共拱手让出防地的，都是“反共顽固派”，都是“磨擦专家”，都该无情消灭。 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韩德勤进攻皖东虽因失败退返淮河以北，李品仙受李先念纵队5个团向大别山脉攻击之威胁，而有停止进攻皖东之意，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条件是欲把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是，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我党我军不控制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党我军最重要的生命线。[38] 这就是说，虽然蒋介石与国军都想停止冲突，共军仍坚持避实击虚，以夺取华中国军根据地为生存前提。而且，为了为全面内战爆发（所谓“全国性突变”）作准备，也必须从国军手中夺取华中。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东南局的指示，指出：“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39] 这里的“敌人占领区域”，指的其实是国军敌后根据地。然而该电报在苏南县团以上负责人会议上传达时，“全场振奋，指出过去关于国党的限制未能充分发展自己”，今后“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然发展”。[40] 1940年5月8日，陈毅向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先向省韩（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下手。”[41] 12日，毛致电周恩来、刘少奇、项英、陈毅、彭雪枫、黄克诚：“目前华中斗争应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以对我。”[42] 全力对付的是在苏北敌后坚持抗战的国军，对之取守势的则是另一部国军，仿佛日军压根儿不存在，毛泽东何以如此有恃无恐，知道日军只会坐山观虎斗，绝不会介入？ 然而共军就是有恃无恐，“猛然发展”内战。5月间，陈毅和粟裕令东路部队在一月之内将国军胡肇汉、杨忠、赵北三部武装肃清；令第二团在近日内将江南张知衡部肃清，力求在最近一月内控制京沪路全线，待忠义救国军东进至江阴、无锡地区时予以全部歼灭。[43] 5月30日，毛明知韩德勤是抗日功臣，毫无通敌证据，却以诛心国术肆意诬蔑，致电刘少奇并告叶挺、项英、陈毅：“韩德勤部受我打击后必定谨慎，目前虽无证据说明韩与日勾结，但至少是心心相印，故我一鼓而干脆消灭韩已不可能。”但次日他又致电刘少奇、陈毅，要他们充分利用日本友军的援助，策应日军打击国军：“应利用敌攻河南，汤恩伯、李品仙大部被牵制机会，加速整理部队，消灭可能消灭的韩德勤、沈鸿烈反共军。”[44] 6月15日，陈毅致电中央，谓：“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18日，挺进军五团击溃冷欣所部第四十师朱团。[45] 5月17日，新四军挺进纵队进占郭村，李长江多次派人索还。六月下旬，李向挺纵下了最后通牒，限三天内退出郭村。叶飞将此情况分别电告中原局的刘少奇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陈毅。刘少奇回电，要叶飞按他在半塔集战役后所授秘计，“在冲突前争取政治上的优势”，“固守或以游击战支持一二星期，让顽固派进攻你们，你们自卫，造成充分政治理由，然后再由八路军与四、五支队援助你们协力侧击顽固派。”叶飞依计而行，未听陈毅命令，固守待援，诱歼国军。6月29日，李长江率兵包围郭村，战斗打响。7月1日，挺进纵队突袭李明扬军后方重镇宜陵，消灭其一个营和团部，李军大恐。2日，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歼李部3个团，迫使李部全线溃退。3日，陈毅对叶飞说：我们要打开苏北局面，非把韩德勤打败不可；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二李中立，不使他们投奔韩德勤。4日，陈毅指挥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分路出击，一举夺取塘头，俘虏李部官兵近2000人，直逼泰州城下。过后陈毅却打电话向李明扬道歉，声称该役是“对部下约束不严”造成的“误会”[46]， 以拉拢他在即将到来的灭韩战役中保持中立。 7月12日，毛致电周、刘、项、陈等，重申5月12日的命令：“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47] 再次强调全力对付国军，不留半分余力给日本友人。 1940年7月20日，刘少奇与邓子恢联名致电陈毅并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并致彭德怀、项英、叶挺、黄克诚，分析比较大别山、伏牛山、苏北这三个地区的利弊，指出苏北最有利于我发展，必须取得苏北，为整个华中建立一个总的巩固的根据地。并提出下一步作战计划：陈毅所部暂不去黄桥，在原地“让韩（德勤）李（明扬）集中部队从东北方向”向我进攻时，我军“以逸待劳，严阵以待，最好在他来攻三五天之内我不作大出击，在原地则应准备独立坚持两星期至一个月。”以便在政治上向全国舆论和苏北群众证明“衅自彼开”；在军事上则等待与配合强大的增援部队的到来，共同进行决战，“赶走韩德勤，最好李明扬也同时赶走。”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中原局和陈毅：对二李采取缓和方针，对桂系李品仙也采取和缓冲突的态度。并指出，韩德勤部进攻新四军可能性很大，因此苏北已成为顽我双方必争之地，故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仍须增援陈毅，以求压下韩之攻势，发展苏北。[48] 7月25日，陈毅指示陈丕显，谓与韩德勤部决战的战场选择已初步拟定了几种方案。总之要远离那些中间势力的防区才对我有利。[49] 7月28日，陈粟率队在老叶庄、徐家桥一线击溃国军陈泰运部两个团歼其一个营。当晚，以第二纵队占领黄桥以北及东北一线，以第一纵队占领搬经，截断国军何克谦退路，以第三纵队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经一夜激战，次晨占领黄桥，歼何克谦部主力近2000人。[50] 30日，毛致电刘少奇、陈毅、叶挺、项英：“同意刘少奇关于苏北战略的意见。”“苏北全部为我必争之地，韩德勤部攻我时，我应大举反攻，一举驱逐或歼灭该部，发展苏北。如其对我不进攻，我则步步发展，待其攻时才大举反击。以保持有利原则。”[51] 8月上旬，陈粟分兵发动群众，清剿散兵游勇；成立泰县、如皋、靖江、泰兴、江都五个县政府；委派县长，成立军政干校，出版报刊，设卡收税，招募新兵。[52] 8月31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八路军应迅速南进，主力要在省韩未攻我前先行占领盐城之线，五支队则应先占领平桥、宝应之线，才能密切配合我一举解决苏北问题，否则要失良机于万一。”同时表示自己“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53] 9月3日，刘少奇、邓子恢致电陈粟并报中央：“韩德勤已开始向你们进攻，这已给了我们解决苏北问题的极大可能。现决以9个团参加，由苏北全部南下，配合你们解决韩之主力，完全占领盐城、东台、兴化、阜宁四点。这对我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在华中之作战地位具有决定意义。”次日，陈毅致电中央，谓“我处即照胡服3日申电原则办理”，吸引韩德勤，固守待援。同日，陈毅派黄桥著名士绅和民众代表到泰州转海安、东台呼吁和平，展开政治攻势，下令新四军放弃黄桥及其以北阵地，并致电蒋介石，通报韩德勤纠集兵力进攻及新四军退让情况，要蒋制止韩进攻。次日晚上，陈、粟指挥部队反击，一举歼灭国军先头部队第一旅两个团。6日，陈致电蒋介石，再度恶人先告状：“恳钧座立电韩主席制止友军行动，主张公道。”13日，陈、粟再次令二、三纵队对国军防区姜堰发起攻击，以一纵队打援。歼张少华部1000余人，于次日攻占姜堰。陈毅声称：“我们打姜堰的目的很简单，是为求得和平。”此后陈毅再次发动“和平”攻势，并拉拢二李，试图通过他们刺探到韩德勤的部署。[54] 9月22日，毛电令叶挺、项英：“苏北主力须即动手解决韩德勤部。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55] 10月3日，毛致电周恩来，让他在重庆恶人先告状，“告（国府）以韩德勤部现又大举压迫陈毅苏北部队，据陈毅称战事不可避免，要求黄克诚增援。我们的部署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56] 嗣后，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再三命令新四军撤出姜堰，经黄桥开回江南，否则即动武。陈毅为了诱敌深入，同意退出姜堰，并以此作足宣传文章，在姜堰邀集各界人士举行告别会，声称新四军东进黄桥以来，真诚维护团结抗日大局，一直采取退让态度，但韩德勤既不许我们抗日，也不准我们生存，他丧失了人性，简直是一条狼！我们是遵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的！[57] 10月4日上午，国军进抵黄桥，黄桥战役爆发。10日，战役结束。国军第八十九军及独立六旅等部16个团共1.1万余人被歼，89军军长李守维在撤退过程中落水淹死，独立六旅旅长翁达自杀。这些忠勇卫国将士抗过了日军屠杀，却死在共军手中。33师长孙启人、99旅旅长苗瑞林以及117师参谋长以下3800余人被俘。新四军攻占海安、东台，八路军黄克诚部也南下攻占东沟、宜林、阜宁、盐城等地，与新四军在东台会合，苏北与苏中的中共根据地连成一片[58]。 国军在苏北敌后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就这样基本被共军夺走了。 黄桥战役纪念碑：永远纪念中共屠杀衛国忠良的内战丰碑

10月9日，毛致电刘、陈并告叶、项：“无论国民党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只有消灭此等反共部队，才有进攻日寇之可能。国民党任何无理责难都不要理他。陈（毅）部大胜，振我士气，寒彼贼胆，惟韩德勤尚有实力，我军须集结力量沉着作战。黄克诚部南下增援完全是正当的。”[59] 中共不抗日，还要打击抗战国军，以“寒彼贼胆”，摧垮他们的士气。 10月12日，毛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告以叶（挺）项（英）屡电主张大举进攻韩德勤、李品仙，并要求将黄克诚、罗炳辉诸部改归其统一指挥。韩德勤一个师进攻陈毅，我反攻胜利，俘获千余，请周要求蒋介石、何应钦制止韩之进攻，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同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和黄克诚，指出：蒋介石在英美策动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中共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新四军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韩德勤大败乞和，显系缓兵待援。此时黄克诚应以增援陈毅为由，派部进至东台与陈会合，以主力占领兴化以东之广大地区，迫韩放弃反我方针，承认我之抗日根据地。同日两次电告陈毅，强调对所获俘虏只释放少数坏分子，其余一概补充自己，加以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最重要俘虏官酌留数人不放，以为他日韩德勤向我进攻之人证。注意收集韩反共证据，特别是蒋介石的反共命令文件。[60] 这几通电报最能显示毛之厚黑：1）“韩德勤大败乞和”，毛还要周恩来去要求蒋介石“制止韩之进攻”，而“黄克诚应以增援陈毅为由，派部进至东台与陈会合，以主力占领兴化以东之广大地区”；2）中国加入英美战线，不是国家免于灭亡的福音，而是“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3）将“最重要俘虏官酌留数人不放，以为他日韩德勤向我进攻之人证”——为日后再度进攻韩德勤预先制造“自卫证据”；4）毛的内战武功已臻化境，飞花弹叶亦能伤人。蒋介石试图限制共军在国军后方捣乱破坏的命令文件的唯一作用，便是变成掩盖共军主动发起内战的烟幕弹。 10月18日，陈毅致电叶挺，再度通过他向蒋介石告状，声称：“职部但求生存抗日，毫无他望，对于韩氏出此亲痛仇快行为，实深遗憾。惟有恳请转呈上峰，速令韩氏停止进攻，和平解决，以利抗日。”[61] 共军在黄桥战役中消灭了韩部一万一千余人，刘少奇尚意犹未尽，必欲彻底消灭韩军而后快。11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提议“迅速消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与皖东于我手中”。10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决心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钳制霍守义部，“主力即进攻宝应、射阳镇以北之曹甸、车桥、平桥一带韩部据点，控制淮安、宝应段之运河，得手后相机南攻兴化、沙河，彻底解决韩部。”次日，他第三次请战，建议“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毛惮于舆论谴责，决定暂等风头缓一缓，遂与朱、王覆电：“目前即刻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62] 11月18日，刘少奇、陈毅、赖传珠致电中共中央并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第四次请战：“现各方均来电，要求先打韩，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以便将来能集中力量对付西面汤（恩伯）李（品仙）之进攻。”并提出相机解决韩德勤等的四个方案。[63] 中央终于同意了，于19日致电刘、陈、黄并转叶、项：“只要军队能打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黄桥战役就是证明。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须位置于韩（德勤）霍（守义）两军之间，隔断其联络，能办到这一点，霍师态度就会好转，韩德勤也会就范。为达此目的，你们应该准备一个局部战斗，即是用第五纵队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阳念、安丰等地区，打通皖东、苏北联系。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64] 21日，毛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除吓之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我除在文章上表示和缓及皖南作一点小小的让步之外其它是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须粉碎之。”“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向我，单是一个硬，或单是一个软，都达不到目的。”[65] 由此可见，当时新四军并无遭到国军进攻的危险，并不需要先发制人。至于“蒋介石的诡计，何应钦的投降”则完全是凭空诬陷。然而就在同一天，刘少奇、陈毅等却向所部发出“歼灭省韩主力”的部署，决定华中指挥部“于23日移盐城指挥，各部务于26日之前进入各自攻击准备位置，秘密集结完毕，待命攻击”。26日，刘少奇、陈毅命令：“各兵团应于27日进至攻击准备位置，均于29日拂晓开始攻击。”29日，刘、陈下令30日拂晓进行总攻击。当晚，先头部队向韩德勤部第一线马庄、北宋庄、丁苑岗等地发起进攻，曹甸战役正式打响。12月13日，陈、粟、黄等指挥新四军第一二纵队与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对韩德勤主力所在地曹甸发起总攻，经一昼夜未能攻克，不得不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此役共歼韩部8000余人，新四军、八路军伤亡2000人。[66] 11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国民党的政策是将我封锁于敌后与敌拼消耗，防我南移，以隔断我军。我在华北的主要方针是坚持斗争。南线黄克诚及彭明治、朱涤新支队移华中。华中是国共必争之地。目前南移是最好时机[67] 。重申中共拒绝对日作战，要在国难深重、强敌深入国境之际去与国民党争“必争之地”的坚定决心。 12月4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认为“目前国共磨擦有和缓的可能，小的冲突不可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去年反磨擦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创立了华中各处的根据地，我军扩大到五十万人。日本的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之办法是先斩后奏，斩而不奏”[68] ，坦承“华中各处的根据地”是靠“去年反磨擦斗争”创立的。而且，他明知“日本的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却蓄意雪上加霜，再次命令与日军夹击国军。 6日，毛致电周、叶并告叶挺、项英、彭德怀、左权：“为隔断韩德勤、霍守义两部，打通苏皖，以便我黄克诚部增援皖东，粉碎桂军莫德宏之进攻起见，我苏北部队必须从淮安、宝应间打一缺口。打通后即可向皖东增援。”[69] 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及刘少奇等，下令开辟内战新战场：“综合各方面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我决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黄左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到达彭雪枫地区；望陈罗令教导第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70] 23日，毛、朱、王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下令利用日本友军的策应，趁国军处于困难之际消灭韩部：“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黄两部及一一五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最后由中央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因此你们一方面要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决不可松懈自己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也要晓得蒋介石的困难，他的困难甚多，没有便利战场即是其一，敌占涡阳、蒙城后，这个困难更增加了。所以你们很可以利用时机积极准备一切，包括扩大整训军队，巩固与发展根据地。”[71] 12月25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得意地宣布：“在此次反磨擦中我们的收获主要是取得苏北。”[72] 1941年1月6日，毛、朱、王覆电彭雪枫并转刘少奇、陈毅、赖传珠，提醒他们注意使用卞庄刺虎之计，尽可能利用日本友军去杀伤国军，只在国军背后捅刀子：“二日电悉，部署是对的，惟须注意：不可进得太急妨碍敌顽决战。我只在敌顽作战地区以外之间隙部分乘机发展，对地方顽固派可消灭之。”[73] 中共不顾国亡无日，趁国军全力对付日寇之际，大规模消灭国军，攻占国军防区，激化了中共与国府的矛盾，为皖南事变作了充分铺垫。关于该事变，杨奎松教授已经作了翔实的研究，这里只作简略介绍。必须申明，我只是转述他披露的史实，评论则由我作出，文责自负，与杨教授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