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自由亚洲 | 打压“东方闪电”也要保障信仰自由

中国近日多个省市严打被官方称为邪教的“东方闪电”,因为他们传播世界末日的谣言,煽动信徒对抗中共和中国政府。 据网上有关资料介绍,“东方闪电”是二十世七十年代末由美国传入中国的“呼喊派”分化衍生而来一个异端基督教派别,早在1993年在河南省形成并向全国各的发展。法新社星期四的一则报道说,中国政府在全国各地已经逮捕了近千名“东方闪电”信徒。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表示,中国政府近日打压被其定性为邪教的“东方闪电”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个是中国政府自从1999年从法律上诠释什么是邪教以来,对一些宗教派别或团体的打压,包括对法轮功和家庭教会的打压, 很多时候都是以邪教的名义进行。例如, 12月13号, 河南一个县的七名家庭教会的领袖被以邪教的罪名在法庭上进行审判, 面临被判有期徒刑的问题。一个政府, 无论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其扮演的角色都不应该有能力在法律上界定谁是正教, 谁是邪教,裁定邪到什么程度才进行法律上的处理。其次,如果一个教派确实是所谓的邪教,政府也不应该以他们的教义和思想,以及他们在大街上仅仅散发一些传单就对他们进行刑事化处理。 当然, ‘东方闪电’也好, 其它任何宗教也好, 都不能以其宗教的名义从事犯罪活动。 虽然从事犯罪活动, 任何宗教都要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但公民的基本信仰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会不能被践踏,不能仅仅因为信徒宣传世界末日就乱抓乱捕。” 北京“洞察事务观察网”主编光远也认为,如果没有触犯法律法规,仅仅因为宣扬世界末日和信仰原因就打压“东方闪电”信徒有点过分,信什么不信什么是一个人的自由。光远表示, 中共自从建政以来一直都是打压各种有组织的信仰和有信仰的组织: “中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不允许任何宗教派别和宗教组织的发展壮大。 一旦一个宗教组织的人数到了一定程度, 中共都会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和打压,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就是例子。” 法新社星期四的报道说,“东方闪电”不仅散布世界末日说, 而且还号召信徒起来杀死支配中国的“共产主义大红龙”。不过,傅希求表示,中国政府目前对“东方闪电”的打压还是基于政权和维稳的角度考虑: “无论是从官方公开的文件还是从1999年之后的2000年和2001年两年发布的一系列秘密文件看,中国政府对‘东方闪电’打压早有部署。因为‘东方闪电’采用暴力方式强制他人入教已经很久,中国政府也只是在像安徽和黑龙江等地以地方秘密文件的方式强调对其渗透和打压, 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全国范围进行打压。 说到底, 中国政府还是怕有人质疑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东方闪电’借用了《圣经》启示录中关于末世和大红龙的说法,觉得中共就是那个大红龙, 是撒旦, 要信徒与其决战。不过, 我认为这些说法或许就是些宗教术语, 并不意味着推翻共产党,因为这些信徒没有枪, 没有武器, 怎么与中共这条大红龙决战。如果中国政府以煽动和颠覆罪处置‘东方闪电’信徒,那就有点可笑”。 法新社星期四引述《北京时报》的报道说,青海省被抓捕的400多名“东方闪电”信徒, 其罪名是非法聚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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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王岐山批评美国“政治审查”

(图片说明)2011年6月8日,“第八届(2011)北京网络媒体红色故土行”在中共“一大”会址举行“红色的起点,永远的丰碑”主题活动,百度、新浪、搜狐、网易、千龙等北京30家网站的近80位高层管理人员齐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追寻一大足迹,共迎建党90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在华盛顿结束与美国官员的高层贸易商谈时表示,有意在美国投资的中国投资者不应该非要接受“政治背景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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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重要的不是莫言保持沉默的权利

斯德哥尔摩——有关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讨论令人困惑,有时甚至呈现出了一些奥威尔式的特征。 莫言笔名的意思是“不要说话”。支持他的人辩称,他应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莫言没有对包括刘晓波在内的中国异见作家的困境大胆发出评论。而这种反复出现的言论,试图为之辩护。刘晓波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起草了《零八宪章》,并于2009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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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国际 | 中国社交媒体与政府监管:微妙的博弈

高效、即时,微博、人人等社交媒体本是民众畅所欲言,扩散前沿思潮,监督新闻事件的绝佳平台。然而在政府监 控的大手中,这些社交媒体,是否会在政府的胡萝卜和大棒政策下,渐渐沦为政府的官方发言人?通过对中国社交媒体门户网站的长期跟踪调查,瑞士国际事务机构 的Johan Lagerkvist教授得出结论:中国社交媒体和政府监管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博弈关系。 作者:一琳 利益不一致导致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 Lagerkvist教授指出,从某个层面上,新浪和腾讯等媒体,已经变成政府监管大众舆论的代理。他根据著名的代理问题(Principal- agent problem)原理指出,授权方(政府)和代理方(社交媒体)均为自利者,所追求目标的不一致势必导致利益的冲突和权益的抗衡。 作为媒体机构,媒体公司追求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以吸引用户为目的;政府以监控网络言论,封锁不利于国家治理的信息,以及维稳为目的。在政府监管政策 的桎梏中,新浪和腾讯等媒体需要机智地对网民的言论做出过滤和筛选,才能有效保障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中国社交媒体和政府监管之间一场微妙的博弈。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1990年代始,基于广泛监管民众舆论的高成本以及政府亲自运营的低效率,政府把监管民众舆论的权利部分移交给新浪和腾讯等新媒体。这种放权行为看似是政府放宽媒体管制的宣言,实际上以紧密的政府监控行为作为基础。 Lagerkvist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在私有媒体企业的管理上奉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隐形的奖惩机制时刻影响并制约着这些新型媒体公司的策略和发 展。对于坚定实施贯彻其政策的”红色”企业,政府往往用优惠化政策作为回报;对于”方针,决策存在失误”的企业,政府趋于用政策壁垒对其进行制约。 在眼下中国政权交接之际,新闻审查和相应的奖惩措施更加严格。对于政府的这些做法,新浪和腾讯等媒体公司的领导和发言人在公众场合普遍选择沉默和不予置 评。 实名制浪潮:声势渐微的一场表演? 为了配合政府加强网络监管力度和维护网络安全的号召,北京市于2011年12月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属地在北京市的互联网网站上, 其微博新老用户必须实名认证,才能发言和转发。在这个历史性变革的清晨,彻底实施实名制的复杂性和其可能引发的结果招来多方质疑。为配合政策需要,即使面 对着粉丝锐减,用户大规模退出,微博营销失效等风险,新浪还是无奈宣布将推行实名制。此举使新浪的股份一度跌幅达11%。 撇开所谓出于网络安全问题的考量,微博实名制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一部分互联网精英,即教育程度较高,对个人信息和言论自由敏感的用户,对实名认证 存在抵触心理。由此丧失具有前瞻性和批判性的精彩言论;微博实名制,使得政府拥有了更加便利的管理工具,将微博即时、高效、匿名的传播形式粉碎,转化为受 约束、受监视的偏官方媒体;网络的匿名监督对特权制约起很大的作用,在实名制下用户不能保证自己有一天不成为因举报而遭人打击报复的牺牲品;对于新浪本身 来说,彻底施行实名制将造成用户的大量流失。 众多弊端加之实施的复杂性,导致这场实名制浪潮从声势渐微直至最后的不了了之,不难使人联想到2009年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失败的推广经历。 新媒体革命中的摸索前行 近年来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良莠不齐的网民素质,偏颇的理解和情绪的病毒式传播确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可循的章法。面对过度的新闻审查和网络监管 力度时,中国的媒体和民众往往用国情来安抚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新闻审查在哪个国家都有。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控制社交媒体就无法有效维护社会的安 定。” Lagerkvist教授认为在今日的中国,年轻的受众已经从过去的全盘接受并容忍过滤后的信息,到现在用理智的情绪接受一个具有中国国情特色的新 闻审查和监控机制。新媒体追求的新闻自由和民主,在短期内不会给政府造成巨大的挑战,关注的重心应该是如何解决由追求的利益不同而产生的代理问题。 如何找到网络监管和公民言论自由权、隐私权的平衡点,保证政府监管和干预不过度,不越权,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永恒命题。社交媒体的爆炸式普及,对公众舆论力量的有效推进,和政府监管的微妙博弈,一切都在这场新媒体的革命中摸索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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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时代周报:衡阳“黄金大米”事件始末

本报记者 梁为 发自衡阳 8月1日,一篇发表在美国著名学术期刊《临床营养学》上的题为《“黄金大米”中的β-胡萝卜素与油胶囊中β-胡萝卜素对儿童补充维生素A同样有效》的论文里写到,2008年5月-6月,美国塔夫茨大学曾对中国湖南衡阳市25名6-8岁的小学生进行过转基因大米的人体试验。论文的作者中有三名中国人。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立即在中美两国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随即介入调查。 如今,三名中方责任人受到处罚,25名学生家庭获得当地政府8万元的赔偿,衡阳“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事件”似乎已到结局,但事实是,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 GuangWenTang是谁?黄金大米如何漂洋过海最后用在了衡阳市江口镇中心小学25名儿童身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一个蓄谋已久的试验 2008年4月,在接受中国疾控中心与湖南省疾控中心所委托的“植物中类胡萝卜素维生素A当量研究”课题后,时任衡阳市江口镇中心小学副校长的贺仲秋对那些学生与家长们说,这个项目是学校辛苦争取回来的,被选中的学生将在校内免费吃一段时间的营养餐,“没有任何害处,还能长个子”。 很快,68名身体健康的6-8岁的学生被选出,在试验筹备期的14天内,课题组对这些学生进行了详细的体检,其中还用一种葛兰素史克公司出品的阿苯达挫进行了体内寄生虫清除。 入选的68名学生对能参与这样一项国家级的科研项目感到兴奋。 但最后实施的并不仅仅是上述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植物中类胡萝卜素维生素A当量研究”项目,同时还有一个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儿童植物类胡萝卜素维生素A当量研究”,而后一个课题,其核心素材是转基因的“黄金大米”,负责人是一名美国塔夫茨(Tufts)大学博士GuangWenTang。 2002年,美国塔夫茨大学GuangWenTang申请获得美国NIH资助项目“儿童植物类胡萝卜素维生素A当量研究”,项目研究“明确植物β-胡萝卜素转化成维生素A的效率,包括研究菠菜、β-胡萝卜素胶囊和黄金大米中的胡萝卜素在儿童中的吸收和转化成维生素A的效率”。 汤光文希望将试验地放在中国浙江,经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荫士安介绍,2004年8月,塔夫茨大学与浙江医学科学院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该项目美方PI负责人是GuangWenTang、中方PI负责人是荫士安和王茵。 在协议签订前,这个来自美国的项目分别通过了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与浙江医学科学院的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2004年年底,这个项目在浙江仙居进行了试验,但“因为国家有关部门的叫停,仅仅进行了预试验”。 被叫停后,荫士安随即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了与NIH项目非常接近的“植物中类胡萝卜素维生素A当量研究”项目,并在2005年获得批准。 但这个由荫士安所申请的项目在随后的几年间一直没有做具体试验,奇怪的是,2007年却挂着此项目的名头,以2004年浙江仙居试验的数据写成论文发表在国内期刊《卫生研究》上。这个项目成为了一个影子项目,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直到2008年5-6月间,这个影子项目来到了衡阳市江口镇中心小学。正是借着这个影子项目,GuangWenTang的“黄金大米”人体试验得以偷偷实现。 GuangWenTang是谁? GuangWenTang是美国塔夫茨大学类胡萝卜素和健康研究所主任。GuangWenTang是其英文名,国内有些媒体将其译为唐广文。 但实际上,她的中文名为汤光文。这个名字伴随着她在中国南京度过了人生的前二十多年。 汤光文的母亲王惠兮,是南京当地有名的教育家,曾经执教于南师附中、南京十二中,教授生物学和英语。王惠兮祖籍湖南。 汤光文也曾在南京十二中念书,后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大学毕业后至美国塔夫茨大学留学,后来取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于塔夫茨大学类胡萝卜素和健康研究所工作。 如今,在南京十二中设有王惠兮奖学金,在过去的几年间,汤光文有时会接受南京十二中的邀请,回国为获得王惠兮奖学金的学生颁奖。 2002年,汤光文申请了美国NIH资助儿童植物类胡萝卜素维生素A当量研究,这项研究的核心素材为“黄金大米”。 黄金大米是由瑞士先正达公司资助、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RiceResearchInstitute)所研制的一种转基因大米,这种水稻通过转基因技术提高其β-胡萝卜素含量。 2000年,第一代黄金大米的β-胡萝卜素含量为1.6mg/kg,与普通大米差异不大;但到2005年,第二代黄金大米β-胡萝卜素含量达到37mg/kg,其色泽呈金黄色,故称黄金大米。 2012年8月底,瑞士先正达公司在一份公开声明中称:“黄金大米是通过基因技术改良的富含β-胡萝卜素的大米,在人体消化过程中,β-胡萝卜素会转化为维他命A。作为一项技术,它可以帮助解决全球一些发展中国家贫困儿童因缺乏维生素A而导致的失明等健康问题。黄金大米完全是一个人道主义项目,先正达并未从中寻求商业利益。” 华南农业大学生物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刘耀光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汤光文博士所进行的试验并不是黄金大米的安全性试验,而是β-胡萝卜素转变为维生素A的效率研究。黄金大米的安全性研究是早就结束了的。但是,有没有危害性与应该告知校方与学生家长是两回事,后者违反了生物医学伦理审查中的科研伦理原则,是不合道义的。” 汤光文试验所用的黄金大米由美国农业部儿童营养研究中心提供。 据其论文显示,汤光文拿到黄金大米后,将其碾碎、蒸熟,然后保存于零下70。C,2008年5月29日,她将烹煮过的黄金大米从实验室取出,带往中国衡阳,用在了6月2日的25名中国儿童的午餐中。 2008年6月2日的试验 江口镇中心小学校园的后方有一个礼堂。礼堂里沿着墙摆着一些木制的桌椅、沙发,显得有点空。 长达21天试验便是在这个礼堂里进行。在这3个星期里,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中、晚三餐,68名学生都在学校里吃“营养餐”。 在一份由学校厨师贺丰林所保存的食谱显示:早餐:米粉;中晚餐为:大米100-150g,鸡肉150g,丝瓜100g,紫菜蛋花汤50g。 12月11日,贺丰林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所有食材都是我在本地市场买的,包括6月2日午饭的大米、菠菜。” 6月2日早上,汤光文、荫士安、王茵,还有湖南省疾控中心的胡余明,这四位后来发表的论文的署名作者一同来到了江口镇中心小学。 许多参与试验的学生的家长得到通知也都来了。因为这天需要家长们在一份试验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贺仲秋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那天并没有看到同意书,只看到半张纸文字的现场声明,这份声明没有对试验的介绍,家长们在现场声明中签了字,但并不知道在试验中将用到黄金大米。”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俊华那天也在现场,他回忆说:“那天,我们在礼堂中央放了一张大饭桌,吃饭的盘子先摆在上面,食堂师傅用推车把饭推过来,然后由工作人员进行称重、分配。国家疾控中心调查到的事实是,汤光文几人把黄金大米的碎米饭倒进大桶里,搅拌后,混在正常米饭里分给学生,这应该是事实,但是我没有看到。” 按照汤光文在今年8月1日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论文显示,6月2日那天午饭,25名学生每人吃了60g黄金大米。 而中国国家疾控中心的调查也证实了这点,而荫士安、王茵、胡余明三人均为知情者。 四年后的处罚与赔偿 但在国家卫生部与中国疾控中心介入调查的最初,论文上的三名中方作者荫士安、王茵、胡余明均表示毫不知情。 他们声称没有看过发表前的论文,也没有见过黄金大米。但随后由于荫士安的改口,案情急转直下。 12月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黄金大米”一事进行情况通报,通报称,此项转基因试验违反了相关规定、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并对荫士安、王茵、胡余明三名中方责任人作出撤职处理。 另一边,瑞士先正达公司与美国塔夫茨大学都先后对此事件发表了相关意见。 一个国际绿色组织是最早将信息提供给中国媒体的机构,该组织的农业与食品部干事王静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以隐瞒的方式把儿童作为转基因食物的试验对象,这是违背伦理的,相关责任人受到惩罚是应该的,但我们认为,更重要的不是事后惩罚,而是在事前建立对转基因食品进入的渠道监管、应对模式,以及用法律的形式来规定对于公众的知情权。” 而远在衡阳市江口镇那方,为了“抚慰”曾参与试验的儿童及其家庭,当地政府部门则在11月30日召集受试验学生的家长到江口镇中心小学开会,会上,官方给出了补偿方案,未食用黄金大米的儿童,每户补偿1万元,食用了黄金大米的,则每户补偿8万元。 12月11日,家在江口镇桐子山的徐先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得知这件事后,我们都很生气,很多人跑去学校找贺校长质问……政府能给予赔偿当然是好事,开始时我们都不肯签名,但现在大家都签了,那8万元也已经打到我的银行账户上了。但是,我们是农民,假如小孩以后有什么事,我们能找谁呢?” 他的11岁的女儿徐珊珊(化名)则在一边说:“我爸很担心,但是我不担心,老师都说没有什么危害的。” 江口镇中心小学校长贺仲秋则说:“事件刚出来时,我的手机被打爆了,甚至还有人威胁我。可事实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而在更遥远的美国波士顿,时代周报记者致电汤光文在塔夫茨大学的实验室,被告知,汤在度假中。   “营养试验”背后的转基因魅影 浙江仙居县步路乡中心小学学生,对于自己学校陷入黄金大米事件漩涡,并不知情。(本报记者 姬东 摄) 本报记者 郭丽萍 发自浙江仙居 湖南“黄金大米试验”事件曝光后,舆论焦点中的试验主持者汤光文、荫士安、王茵等人,于较早的2004年,在浙江亦做过类似的“儿童营养试验”。面对各方追问,相关单位和人士纷纷澄清,浙江的试验没有涉及黄金大米。 尽管湖南“黄金大米试验”主要的国内作者荫士安、王茵、胡余明已分别受到各种处分,但由此事引发的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又一波争论并没有降温。 争议多年的转基因食品到底是魔鬼还是天使,仍没有结论。有专家表示,现在的一些安全检测,在时间长度上还远远达不到真正能够说明问题的程度,必须要花大力气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检测。 浙江澄清未涉黄金大米 湖南“黄金大米试验”事件曝光后,浙江省医学科学院(以下简称浙江医科院)研究员王茵9月份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2004年在浙江仙居所做试验是“黄金大米”试验的“预试验”。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2月初的通报显示,美国塔夫茨大学汤光文主持的“儿童植物类胡萝卜素维生素A当量研究”项目于2002年12月由美国国立健康研究所(NIH)糖尿病消化道和肾病研究所批准,项目内容是研究菠菜、黄金大米和β-胡萝卜素胶囊中的类胡萝卜素在儿童体内的吸收和转化成维生素A的效率。荫士安以课题中国部分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与浙江省医科院签订了美国NIH课题合作协议书。塔夫茨大学于2004年8月与浙江省医科院签订合作研究协议备忘录,合作项目负责人是汤光文,中方负责人是荫士安和王茵。 该项目的初步论文成果为《浙江仙居农村175名学龄儿童营养状况分析》,发表于《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05年06月第13卷第3期,并注明了是美国国立健康研究所NIH基金项目(05/2003-02/2007)。作者除王茵以及荫士安,还包括仙居县卫生局卫生监督管理所原所长应焕友,汤光文不在署名作者范围内。 论文显示,作者于2004年3月对浙江省仙居县某农村小学175名儿童进行营养状况评价,年龄10-12岁,其中男生89名,女生86名。试验内容包括对参与试验的儿童进行膳食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以了解农村学龄儿童存在的营养问题。 浙江医科院副院长倪崖告诉媒体,据院方向王茵了解,可能是黄金大米“还没有拿到,当时的量很少,所以这个项目就没有开展下去”。 该项目中断之后,荫士安转而以类似的项目名“植物中类胡萝卜素在儿童体内转化成为维生素A的效率研究”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5年获得批准(No.30571574)。根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网站上检索显示,项目负责人为荫士安,批准金额33万元,项目起止年月为2006年1月至2008年12月之前。 但根据标注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No.30571574)的两篇研究论文《平衡膳食对改善山区学龄儿童营养状况的初步观察》《学龄儿童体内植物源性胡萝卜素转化成维生素A的效率研究》显示,荫士安早在2004年就已经着手操作,有人士怀疑,论文的数据实际上取自中断的NIH基金项目,只是冠上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发表在2006年05期《卫生研究》杂志的论文《平衡膳食对改善山区学龄儿童营养状况的初步观察》显示,2004年11月份在某山区选取二年级小学生60名,分为两组,每周5天在学校进食3餐,干预组根据营养素推荐摄入量配餐,对照组则保持日常膳食模式,实验期为30天,观察实验前后两组儿童营养状况的变化,目的为研究平衡膳食对山区学龄儿童营养状况的影响。 两篇论文的作者同样涉及了王茵、荫士安,论文中没有提到黄金大米。 随着谴责湖南黄金大米试验舆论的升温,一同被卷入漩涡的浙江医科院以及试验开展地仙居县步路乡中心小学对媒体坚称,2004年该项目在仙居县的试验,未涉及黄金大米。 为了了解有关试验的更多细节,记者对浙江医科院表示了采访意愿,但风口浪尖中的浙江医科院选择了回避。该院保卫部一位吴姓负责人表示,卫生部要求只接受央视和新华社的采访,其他媒体一概不接待。 两次黄金大米喂养试验 2008年,研究项目转移到了湖南。致力于推广黄金大米工程的黄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执行秘书AdrianDubock博士在给国内媒体的答复中表示,2008年3月,用于实验的黄金大米已经准备就绪,但此时浙江暴发了麻疹疫情,而维生素A缺乏会提高麻疹的死亡率,实验不得不迁至其他地方进行。 AdrianDubock向国内媒体提供的资料还透露,美国塔夫茨大学在中国先后进行两次黄金大米喂养试验,试验标注地为山东和湖南。试验时间、方式和具体受试人群,资料未有提及。据称,称该资料选自200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报告,上有汤光文和荫士安的署名。 记者检索资料发现,一篇署有王茵、汤光文、荫士安的论文《菠菜中β-胡萝卜素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的效率》曾于2007年7月发表在《卫生研究》杂志上。试验在山东省济宁市的三个自然村募集受试者,从195名成年(40‐60岁)男性筛选出10名健康受试者。试验补充物氘标记的菠菜亦由美国塔夫茨大学提供。论文中注明,基金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No.30271121)、浙江省科技厅项目(No.2005F13026)、浙江省卫生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工程项目。 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检索发现,(No.30271121)项目标题为“人体内β-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A效率的评价研究”,项目负责人为荫士安,资助经费19万元,项目共发表10篇论文。 此试验是否黄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提到的黄金大米在山东的喂养试验,尚不知。 但记者检索研究论文还发现,汤光文和荫士安在中国各地儿童营养试验的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黄金大米问世之前。早在1996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部分经费资助下,二者于1996年9-12月在山东省泰安市某幼儿园,对两个班41名儿童使用富含类胡萝卜素的蔬菜进行了干预试验。他们还曾在北京市顺义区板桥小学选择80名10岁儿童,了解血清维生素A的季节性波动以及视磺醇营养状态对维生素A营养状况的影响。 遭抗议的黄金大米试验 湖南“黄金大米试验”曝光后,荫士安、王茵、胡余明等人分别受到了相关处分。美国夏威夷大学农业与资源经济学博士顾秀林认为,将黄金大米试验定论为“学术不端”,只涉及了问题的10%,真正的问题是转基因作为粮食的无限长期的安全性。 黄金大米人道主义的网站收录的汤光文的一篇论文还显示,2009年,科研人员还以美国成年人作为被试对象,进行过黄金大米的实验。 就在这一年由22位全球知名教授联名签署抗议信提出“这些不道德的和有潜在危险的试验必须停止”。在这封联名信里列举的三个有关黄金大米的人体临床试验项目,都与汤光文有关系。 联名信里提到,“在临床试验网站和其他公开的文献中,对试验中所用的黄金大米的品种描述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特性是不足的,是远远不够作出预临床评价的。它是一种没有经过时间考验被证明是独特的,均匀的和稳定的转基因产品。并且从来没有在世界任何地方通过法规审批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人类受试者(包括已经患有维生素A缺乏症的儿童)的转基因喂养实验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央视称,2013年菲律宾将要商业化种植黄金水稻。顾秀林在其博客里表示,黄金大米人体试验是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当开路先锋。 中国人对转基因并不陌生。来自中国科学院的资料显示,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棉花、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转基因作物的研究,目前已批准6种转基因植物的商业化种植——棉花、矮牵牛、番茄、柿子椒、杨树和木瓜,现只有抗虫棉在大规模种植。中国农业部于2008年、2009年分别给“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转基因抗虫水稻Bt汕优63”以及“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发放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 实际上,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争议从未间断。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质疑和担忧,主要集中在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和它是否会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破坏。 顾秀林担忧:“如果做完了一切可以想得到的、严格的、长期的、所有人都无法否认的科学实验,转基因产品食用安全的证据还是找不到,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原文依次点击: 一     二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2/2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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