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

　　在前一阶段有关左派右派的讨论中，我从中思索到一个问题：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专制人格。专制人格是专制政治的必然反映。专制人格是一种双重人格和分裂人格，一方面既对上位者表现出奴性，也对下位者表现出狼性，对上谄媚，对下欺凌；另一方面，说谎欺骗，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即使有的人并不愿意说，可必须还要说。 　　这样一种人格，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其实从小学开始，就对学生进行培育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种教育下养成了或多或少的专制人格。 　　它首先表现在“灌输”这种教育理念和方式上。 　　与中国君主专制的出现基本同步，秦代就出现了专制教育的萌芽。秦所尊奉的法家尊君、重法、以吏为师、奖励耕战，一切文化学术都不要了，最后就是焚书坑儒，中华文化差点断裂。但人们往往不大清楚，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教育模式也与先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正与儒家本身的变化一样，成了维护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比如，汉代将《礼记》和孔子为代表的教学相长、学是主动的、教是被动的，反对强加于人的教育思想[1]，转变为“上施下效谓之教，”“养子作善谓之育”（《说文解字》）的教育模式。智效民指出： 　　中国直至最近，我们还把教育解释为：“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辞海》）大家以为，教育是一种上对下、父对子的施加积极影响的活动，因此受教育者必须服从、听话。但是在阿尔杜斯？赫胥黎看来（这个赫胥黎是那个写《天演论》的汤姆斯？赫胥黎的孙子），这并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一种“严峻的、有系统的、毫不能宽假的……泰山压顶式的训练”。他指出，倘若教育蜕化为训练，就会使青少年“产生一种黩武主义的头脑”，形成一种“对上专会顺从，对下专事凌暴”的双重人格。这种对上毕恭毕敬、对下作威作福的人一旦成为大多数，就会让独裁者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强化其专制统治。也就是说，把教育当作训练，是现代专制制度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2]。 　　中共建政后所建立的斯大林模式，加重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这种专制化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由于特别地重视为政治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必然采取种种政治化的手段，如强调服从、划一、歧视、惩罚，鼓励和培养告密、效忠、欺骗、言行不一、对上谄媚和对下欺凌。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思维僵化，理念腐朽，崇拜威权，循规蹈矩，追求权贵，践踏同胞，蔑视道德，突破底线。 　　人们常常惊讶文革中何以会出现那样残暴丑恶的现象，甚至在亲人之间也充满着告密、揪斗和污辱，说它是人类耻辱之极也不过分。其实也不奇怪，这正是我们的专制政治教育的结果。 　　今天，这种专制教育仍然在继续着。让我们再次以大学为例。 　　作为人类文明堡垒的大学，本来最应秉有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特点。但是中国的大学不但成了思想的屠宰场，而且成了专制接班人的训练营。今天的大学，仍然在着力培养着专制制度的红卫兵，哪怕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清华大学破格录取的一个学生蒋方舟，在百年校庆时《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蒋方舟的感觉是极其敏锐和准确的，这种令她“毛骨悚然”的东西，就是极权主义。 　　不独清华，那个思想好像更加自由的北大，其实在思想划一上毫不逊色于清华，比如它公然决定要对思想偏激的学生“会商”。李敖当年访问北大演讲时，一位学生当着北大党委书记的面揭露，北大规定教师如果在课堂上讲授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就要被褫夺教职。后来，北大也发生了学生告发老师的事件。据说北大已经在学生当中建立了一支“信息员”队伍，专司告密[3]。可叹的是，这些举报自己老师的学生往往极其真诚，他们真的是认为老师讲得不对。 　　清华北大的教育专制化仅是中国大学的一个缩影。乔新民说： 　　假如教育不能开启民智，假如教育就是一言堂，假如教育就是强行灌输思想，假如教育就是控制舆论，那么，这样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封建社会的宗教迫害。很可惜的是，中国当代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宗教迫害[4]。 　　这时我想起了米塞斯早在66年前的论述。他面对当时一党专制下的俄国和德国，总结说：“欧洲的极权主义，是官僚体制在教育领域占了占上风的产物。大学为独裁者铺平了道路。”而在新的专制下，“在今天的俄国和德国，大学是一党制的主要堡垒。不但社会科学、历史学和哲学，而且所有的知识分支、艺术和文学，都受到管制，或是像纳粹说的那样统一思想。[5]”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 　　在俄国、德国和意大利，青少年已经被牢牢地绑在了无所不在的国家控制机器上。从十分幼小的年纪开始，儿童就是政治组织的成员。从摇篮到坟墓，所有的公民都是那架一党制机器上的零部件。他们要毫无异议地服从。不允许任何“私人”组织或集会。官方机构不容忍任何持不同意见者。这就是官僚体制乌托邦的现实。[6] 　　从米塞斯充满历史感的回顾与论述，我们看到大学里的专制教育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多么重大而久远的影响。他笔下的这两个国家，不但继承了德皇和沙皇的专制传统，并且在一党制也就是官僚专制下，发展到法西斯纳粹和斯大林恐怖。 　　虽然中国的教育已经不像奥威尔的《1984》所描绘的那样令人恐怖，但是德热拉斯53年前对苏联模式的描述也还是这样的真实： 　　学校制度以及一切社会的与知识的活动都是促成着这种类型行为的（王霄注：指公民的恐惧与对官僚阶级的忠诚）。一个人从生到死都一直在执政党关怀之下，关怀他的意识，也关怀他的良知。新闻记者，理论家，雇佣的作家，特设的学校，批准的官方见解，以及无数的物质手段都被动员起来，被运用起来，以“提高社会主义”。说到最后，所有报纸都是官办；无线电及其同类的东西，也都如此[7]。 　　这样的活动还促成一种结果，就是阿伦特所指出的，消除人的道德人格。一旦人失去了道德人格，就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专制）这部死亡机器当中的一个零件”，而这时人仅仅是一个“零件”——“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行为指导原则——例如美德、荣誉、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了。 　　消除人的道德人格，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教人撒谎。 　　中国官僚阶级自己是必须撒谎的，对此德热拉斯已经有详细论证。其实所谓谎言，无非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批人，说这个统治或制度多么合乎民心，自己的领导多么英明。《1984》告诉人们，为了维持统治，老大哥是用了多么大的气力来撒谎和圆谎。同时，官僚阶级也必须在全社会造成撒谎的习惯。 　　2009年，中国一些媒体发起一个特别的行动：让人们回忆自己一生中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撒谎习惯。众多的读者参加了这个活动，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在小学三年级就已经学会撒谎和必须撒谎。无独有偶，近些年人们也陆续发现，中国的各种版本的中小学教科书里充斥着大量有违常识、远离真相的谎言，尤以语文和历史教材为甚。这些谎言，有些是为“美化”世界、拔高人性，有些则是为意识形态添砖加瓦。教科书传达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思维。以谎言为常识，必然会播下欺骗的种子。2010年，中国一些民间团体正式质疑小学语文教材教人撒谎，同时社会上热捧近百年前民国版本的教科书。人们对教科书的批判和反思，其意义不止于教科书。 　　当然教会人们撒谎的不仅是教科书，老师不撒谎吗？政府不撒谎吗？谁不撒谎呢？中国的父母教育孩子，很矛盾：一方面要让孩子诚信，但另一方面又要教会他们如何在中国生存。两难之下，还是生存重要。于是撒谎作为生存的基本本领，不但很小就会，而且成为一种人格特征了。中国是双重人格最严重的国家。我们自己双重人格，我们也在教育孩子双重人格。2007年，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说明陈水扁为什么必须判刑的道理，那就是可以让台湾的每个父母在教育子女时不会有双重道德的困惑。而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双重人格。 　　中国从小学开始的教育，从来没有公民教育。所有试图加进这一教育的改革，都被官僚阶级叫停了。而民国时期，这一教育还是有的。中国官僚阶级的政治意图，就是对学生极权主义人格的培育和公民人格的灭杀。后果就是，中国的孩子从小到大学，基本养成的是潜在的法西斯人格。如果他有幸终于从知识掌握和独立思考中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但是他的人格中已经烙下太多的极权印迹，这使得他即使投身于民主斗争，也在许多时候表现出极权主义者的行为特点。 　　无巧不成书。在清华热热闹闹搞官庆的时候，媒体曝光了武汉一位“五道杠”的政治神童。舆论面对这位一脸官气、一口官腔、一身官派、一副官样的儿童，惊呼“官僚化”戕害青少年(笔者特别强调，这个孩子本身是无辜的)。其实这并不奇怪。清华和武汉的小学教育本质都一样，不过是在一场接力赛中，武汉的小学和团组织跑了第一棒，清华接过了第二棒而已(中学是第二棒)。更应该令人悚惕的是这位12岁的儿童的狂妄：“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伟大奇迹！因为我举世无双，因为我独一无二，因为我是最棒的，因为我是天下的王者！”要让“中华独霸于世界”！李承鹏说感到震撼，“后来知道，拉登年前确实留下遗嘱，已在东方找到转世灵童，实现夙愿。”李承鹏没有开玩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确是在培养恐怖分子。 　　我有一种看法，专制是人的兽性的残存，而民主是人的文明的产物。专制是先天就有的，民主是需要教育和训练的。虽然民主成为现代文明人的特征，但在人性最阴暗最本底的角落，专制比民主更有基础，它天然地具有一种调动人的愚昧本性和掌握民心的巨大优势。只有深刻了解人民大众情绪和心理特征的政治业者，才会理解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所揭示的如下规律： 　　极权主义起源于大众。依靠群众支持，才会有斯大林的肃反和希特勒清除罗姆派。领袖们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广泛名声，也不能归结于娴熟的谎言宣传手法对无知和愚蠢的胜利。甚至就极端性而言，“恶与罪在暴民心理中的吸引力早已有之，极权主义之成功中令人不安的因素必定是它的信奉者真正的无私”。在一个人数规模巨大但又“孤独和缺少正常社会联系的”的国度，“极权主义消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一种新的状态”：领袖实质上不折不扣地体现受他领导的群众的功能，他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人，而只是一个执行者，他依靠的正是他所体现的群众意志，群众也依靠他。若没有他，群众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终是乌合之众；若无群众，领袖就成为无足轻重之人。这种极权主义运动，不但会吸引人民大众，而且会吸引精英。而在极权主义运动中，领袖的个人魅力是极其重要的。希特勒是一个出色的典范。因为“社会问题倾向于接受一个现成的人，接受他伪装的样子，因此伪装成天才的疯子总有机会受到信任。”[8] 　　这种情况，更由于中国东方专制社会的文化传统基因，加大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困难。但是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困难，真正让它成为社会现象即出现权威与权威崇拜的，却是历来的统治者的把戏。“权威与独裁只有一步之遥。专制国度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政府不断地向民众制造权威、楷模和学习榜样，蓄意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等级。[9]” 　　如果说毛泽东把列宁开创的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搞个人崇拜的一套发展到极致，那么新时期后的中国官僚集团仍然玩弄着这个把戏，虽然不如毛泽东那么轰轰烈烈，但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他们虽然思想贫乏，却腆然妆扮，似乎在思想史上，在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代代有理论，人人有思想，而且必须写入宪法，以护卫下台及身后的利益。领袖也是核心，是国庆游行方阵中的画像，是歌曲中的继往开来的领路人。 　　在人民这边，公民还是臣民？对于中国人中的大多数特别是左派而言，显然还是后者。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的一种极端双重性格：要么完全温顺，要么铤而走险；要么是良民，要么是暴徒。与这种意识相关的，是人民政治能力的下降。我们看到了奥威尔《动物庄园》里的那些动物复活在中国。即使在中国有限的民主实践中——如基层共同体的民主选举与民主参与，听证会和某些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中——他们仍然表现出冷淡和先热后冷，以及腐化（贿选）。 　　“在专制制度中呆久了的人民，其实不能指望他们一下子猛回头。只能希望他们先能给民主一次机会。[10]”但是谁来给你民主的机会？如果你自己不争取，谁能恩赐你民主？还是成龙先生说得好：“中国人就得管。”也许我们对他的说法感到气愤，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说得不无道理。 　　[1]儒家创始人认为学是主动的，教是被动的，主动地学比被动地教更有效，因此在《论语》中有56个学字，在《学记》中有48个学字，远远超出教字出现的频率。为了提倡主动学习，反对强加于人，孔子不仅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感受，还有“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等教诲。这说明“真正的教育不应有，也不会有训的成分”，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教学相长是什么意思。 　　[2] 智效民：《自由是最好的教育》。随笔，2008年第3期。 　　[3] 我们已经知道好多这样的例子。最近的如北大教授夏业良。见bwA2010：《北大教授夏业良遭学生举报“反党反社会主义”》。天涯杂谈，2010-11-10。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027754.shtml 　　[4]乔新生：《中国大学是自由思想的屠宰营》。博客中国，2010-6-27。http：//www.blogchina.com/20100627961046.html 　　[5] 米塞斯：《官僚体制》，76～77。 　　[6] 米塞斯：《官僚体制》，85。 　　[7] 德热拉斯：《新阶级》，120。 　　[8] 阿伦特：《极端主义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6，页400-410。 　　[9] 谢宗玉：《〈十二怒汉〉：民主国家建立的桌面推演》。《随笔》2010年第4期，页89。 　　[10] 谢宗玉：《〈十二怒汉〉：民主国家建立的桌面推演》。《随笔》2010年第4期，页89。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听说中国有人抵制《功夫熊猫》，他爽朗地笑了：“那太遗憾了！”卡森伯格认为，“熊猫”是“向中国、中国文化、历史遗产和熊猫的致敬”。

首先我來講個故事，這是發生在幾年前的“安利退貨門事件”，故事發生在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城市——上海（本人也是上海人)： 自九十年代後期，隨著跨国企業進入中國，西方世界與中國才在基本的生活層面真正開始相互接觸。在跨國企業大批量遷往中國的過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國保健品跨國公司，也希望在這片它並不熟悉的土地上開展藍圖。 作為一家排名世界500強、並且是前三十名的國際知名企業，安利公司直銷制度體系顯得非常獨特，並且被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另眼相看，形容為“最無懈可擊的激勵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國人大MBA列為教材案例，這家公司自然是實力雄厚，對中國市場充滿了期待。 然而，正是這家巨型企業，在中國最繁榮的城市上海，領略到的是東方人的不可思議之處： 剛進入中國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歐美的設計為標準。按美國安利規定， 產品實行 “ 無因全款退貨 ” ： 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顧客在使用後感到不滿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還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這項制度在美國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譽和品牌象徵，退貨率微乎其微 (估計那”微”也是在美國的中國人)，安利的產品是優質的。然而在中國，精明的國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國人：很多中國人回家把剛買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後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額退款。在上海，剛剛開業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門口排起了退款的長長隊伍，絡繹不絕，人潮湧動，一時間，令安利的美國人大吃一驚。 美國人怎麼也搞不明白：作為擁有半個世紀經營經驗、一整套完整制度體系的安利企業帝國，他們“全額退款制度”在西方實行一直良好，為何到了中國，竟然遭遇如此數量巨大的退貨？真的是產品品質不好嗎，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國老百姓要求退貨？ 但由於承諾在先，安利還是頂著每天的巨大虧損，忠實履行了退貨承諾。然而，令人更加驚異的現象發生了：一方面是產品銷售量劇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預期；可另一方面，拿著空瓶子前來退貨的顧客也越來越多，最後竟然達到每天退款高達100萬元，還得倒貼30萬元產品——終於讓美國安利吃不消了！從這之後，安利公司迅速對中國的制度進行修改：產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則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國）改變了其公司制度，轉變了原先安利（美國）的行銷模式，開始逐步領悟“中國特色”。 傻乎乎的美國人被精明的中國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們在這場“退貨風波”中或許暗自冷笑，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國人至今也搞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被哈佛大學引以為豪的最先進的制度體系、被譽為“完美無懈可擊的一整套激勵制度”，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鐵盧般的慘敗？ 中國人，真是太奇怪了，這完全是一個不遵守遊戲規則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國作家阿倫特、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的筆下，現實社會中有一群這樣的人：群氓。他們並沒有犯什麼傷天害理的罪行，為的只是圖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從眾，而最終的結果卻是導致了整個社會群體的混亂、更大的醜惡，對整個社會造成極大的損害（信用損害、道德損害、物質損害 —— 如果我們倒退回 30 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識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禍首卻無法從他們當中找到，因為他們每個人並不是大奸大惡。阿倫特因此也稱之為 “ 平庸的邪惡 ” 。 事實上，這種“平庸的邪惡”現象普遍發生在我們中國民眾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層出不窮，就在你我周圍，也就是你我每個人心照不宣的小伎倆。尤其，發生在中國最發達的城市、最具有現代公民素質的城市——上海，這樣一件當年轟動的“退貨門事件”，無疑是給國人自己打了一記重重響亮的耳光！ 透過這個經濟層面的現象，我們發現的是一個令人尷尬的中國現象： 即使是西方最優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與世界首富認可），到了中國，就陷入泥潭，不僅不能有效實行，反而被國人給 “ 特色化 ” 、同化了。 記不太清楚是誰（可能是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經說過一段話，大概意思是： 任何制度的設計、哪怕是世界頂尖學府和精英設置的體系，都經不起中國人的糟蹋，因為中國人是最精於鑽空子的，無孔不入，即使是堪稱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勝防，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 —— 用專制手段。 這段話大概是這個意思，一直在我腦海中印象深刻。當然，這樣的話會令今天我們所有有良知、有現代公民素質的中國人感到憤怒，會刺激我們大多數網上的憤怒青年們。我們的社會在發展，我們已經是全球不可忽視的力量，能夠左右世界經濟格局，我們應該有條件擁有最完善的制度、應該達到美國那樣的社會憧憬。怎麼可以說，我們沒有資格具備現代公民的素質呢？ 然而事實或許恰恰正是這樣：我們確實仍然是一群群氓！並且，這種群氓心理在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無孔不在。 我有幾位大學同學，在政府部門的縣、鎮一級做公務員，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時間，平常電話、網路常常聯繫，都能與他們交流一些東西。有一位同學就說，現在基層的問題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卻整天像蒼蠅一樣嗡嗡地難以處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當地老百姓的一些作為更讓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現實的無奈取代。 他說的有一個事件很值得讓我深思：一個外地貨車，運的是某種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聽說的），行至到該鄉村的崎嶇道路時，因為路面不平，翻了車，貨袋破了，黃油流了出來。司機急的是團團轉，不知如何是好，這時，該地的村民們出現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越來越多，司機心想：這下有救了，有人幫忙來了！誰知這些村民們個個拿著袋子，並不是來救援，竟然是沖上前裝油，一袋、兩袋……裝得滿滿，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機驚得目瞪口呆，卻又無可奈何，攔不住，而村民們更加有恃無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沒有破的貨運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來，不長時間，一整車的貨就分到了這些村民手中，他們一個個喜形於色，仿佛白白撿了天大的便宜，卻把那司機氣煞得是怒火朝天，卻無計可施。 貨運車不是一輛，後面跟著來的司機們全都怒了，聯合起來找當地政府，要求賠償，懲罰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視，派人前來處理，可村民們不答應，死活不肯把黃油還給司機，雙方發生衝突，有人員損傷。鬧到後來，村民們不肯善罷甘休，大罵政府是吃裏扒外的東西，向著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須對村民們賠償精神、損傷。於是乎，這件令人無奈而兩邊不是人的事件，最終還是讓當地政府做出讓步，對兩方都進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補償雙方，才得以消停。 該同學是當事人之一。他在大學時，也曾是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談天下大事，動輒自言“以後我要是當政了就如何如何”之類話語，如今在基層幹了兩年，當年的意氣風發早已不見，有的只是無奈的苦笑，說：罷了罷了，在中國，就是這樣……想必再多過幾年，這樣的事再見得更多，也就心態麻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它風雨欲來，我已巋然不動了。 農民們辛苦，但並不一定善良；農民們不容易，但他們同樣愚昧無知。對於當代的知識份子來說，我們似乎天然地把農民這個群體當作值得同情的物件，但我們恰恰沒能夠真正深入他們的生活，瞭解到他們思維的本質。這些“群氓”們在自己田間地頭、自己狹小地盤上，同樣為了爭奪利益而相互內鬥：為占小便宜而損人利己的群體思維模式、農村裏為爭灌水溉田而相互拆臺、為爭山林而兩村人大打出手、為了點蠅頭小利不惜偷盜電線放火燒山、還有最為頻繁的地方利益兩夥村民相互間、動輒就是扛鋤頭群毆不怕事小、或是張家長、李家短然後恩怨相互往死裏整……總之，魯迅的一句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中國地域差距之大，現象可謂千差萬別。上海的市民們瘋狂退貨的舉動、與田村老農們瘋狂搶貨的舉動，在我看來，卻並無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們這個時代——或者說是千百年來一直未變的國人群體心理。我的眼前浮現出的是這樣的群氓——無論是在高樓大廈的繁華城市、還是在窮鄉僻壤的山間田邊，他們都為著自己心裏的小算盤、小利益做精確的打算，想著的是那點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達自己手裏？ 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一個中國特色的現象：領取退休金。 中國老一代人們的退休，通常是從自己單位、機關裏領取退休金，而由於老人們的行動不便，這種按時領取退休金的行為通常由子女們代領。而在中國，許多老人去世之後，子女們不主動通知原單位、並且繼續以老人的名義領取養老金的現象普遍存在，有新聞報導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後，其子女依舊在以老人的名義去領養老金。事實上，這種“群體貪小便宜”的現象在中國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全國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鄉鎮，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們在鑽這樣漏洞。乃至於傳出某市鎮的單位，大呼退休金不夠發，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須拿當天報紙親自拍照片，證實本人還活著，才能領取養老金——當然， 這引起老人們的子女群體的抗議，認為是對人格的歧視。而在領取退休金的背後，卻通常是人們潛意識裏的心態：反正是國家的錢，既然沒阻止我領，也沒發現，我為什麼不領？我這不算貪污犯罪吧？ 中國有成千上萬個城市、鄉鎮和單位機關，這種公然在老人死後、繼續以老人名義領取退休金的中國特色方式，數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嚴查起來，恐怕嚴重得驚人。這其中，數量上占多數是平頭百姓的退休職工，他們的子女為貪圖老人的幾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儘管他們個體認為區區幾百元並不算違法，但這種“群體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現了中國人內心的劣根。這讓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魯迅所寫的《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個有著千百年歷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築——雷峰塔，因為老百姓們傳說此塔的磚塊搬回家可以“辟邪”，於是紛紛偷挖雷峰塔的磚頭，你一塊，我一塊，紛紛搬回家，按人民群眾的說法是：我就搬一塊磚頭，不算犯法啊。於是，最終，雷峰塔在這樣 “集體無意識犯罪”的行為下，轟然倒塌，屍骨無存！ 這，才是我們的人民的真實本質。 這種思維的普遍性，深入每個人的內心，不論是高高在上的官員，還是普通的平頭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鑽空子的機會，就會不擇手段地去撈取最大利益，並且，他們並不認為這是可恥，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身體力行地去為之去“爭取”。 現實社會中的許多現象，給予我們一個巨大的問號：難道制度真正能夠解決所有問題嗎？對於精明算計的國人來說，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鑽漏洞，所有的體制都約束不了國人。 當這個時代的人們在高呼“完善體制”時，我恰恰認為，制度是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的，其實質的問題首先在於“人”。同樣是乘坐公車，在美國為了鼓勵人們出門坐公交，規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無人監督），就可申請領取一定的獎金，美國人都很遵守這條規則，而不少中國人卻借此虛報次數，以獲取獎金；在澳洲，有一條規定“不得擅自從國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藥物進入澳洲，否則將嚴厲查處，如果難以查到國外的寄件人，就會對該國國內的收件人進行罰款”，澳洲人從未想過這條規則有何漏洞，而有中國人卻為了整別人，竟故意寄違禁品去澳洲，利用該規則，以使收件人受到懲罰。 同樣的制度，同樣的環境裏，美國、澳洲可以遵守，而國人卻絞盡腦汁地尋找漏洞。對此，我們該做如何解釋呢？ 魯迅筆下，雷峰塔的轟然倒塌，歸功於每個“百姓”的功勞，每個人貪一點小便宜，抱一塊磚回家，造就了一個悲劇。而如果全民參與這種“群體犯罪”的話，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麼簡單。 我不禁要問：誰說人民就是善良的、無辜的？ 如果說那些借老人名義領取退休金的子女們，貪的只是一點點小錢。那麼在曾經《南方週末》所報導的一則“重慶市民假結婚騙取房子”的新聞中，我們看到的是平民百姓們更加觸目驚心的“群氓”行為： 重慶市的一個小鎮——人和鎮，竟然在2005年創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離婚記錄。這個人口僅有2萬人的小鎮，短短一年時間裏竟有1795對夫婦離婚，然後是假結婚、假再婚、重婚。這種滑稽的群體表演，原因在於重慶市的一份征地補償辦法規定：一、一對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離了婚單獨立戶，就可以各分一套房，並以優惠的價格購買；二、配偶為城鎮戶口且無住房，可以申請多分配一間屋，從一室一廳變為一室兩廳。 如此優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類似“安利退貨”般的嘲弄，這再一次讓我質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問題，還是這個社會群體出了問題？ 據《南方週末》報導，該鎮的老百姓無論年齡大小，紛紛踴躍加入離婚隊伍。“村裏老太爺老太婆都來離婚了”，“七八十歲走不動路，兒孫扶著來的、背著來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說有笑地排隊”。面對如此離婚熱潮，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徐南雄很無奈地說：“55號令規定離婚分戶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簡化了離婚程式，我們沒有理由去阻止離婚。” 而對於大多數村民們來說，離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是更加複雜的任務：再婚。於是人們又一次行動起來，最關鍵的是找人。村民們發動一切親朋好友，在政策劃定的“老重慶9區12縣城鎮戶口”範圍內尋找結婚對象。村民們甚至開始“懸賞”，賞價從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飆升到上萬，重賞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斷湧來。 這樣的事例我不想再說了，在我們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沒有辦不到，只有想不到，國人對於體制、環境的超強適應能力，還有極具特色的現實想像能力，真是令人驚歎叫絕而又不可思議。 歷朝歷代，百姓們通常會大罵貪官、大罵權力壟斷者，因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們更順捷的管道，去獲取本不應得的利益。我們常常說：官是黑的、醜惡的，而民都是無辜的、善良的——其實這是自欺欺人的說辭。在“安利退貨”、“農民搶黃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領退休金”這些發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沒有發現“人民”的任何善良之處，恰恰相反，我發現的是： 普通百姓只要一旦獲得了某種權力（哪怕是臨時的），有機會更改遊戲規則時，他們表現出來的群體犯罪行為、集體竊取，與那些貪官、腐化分子的作為沒有兩樣，甚至表現得更明目張膽，更加令人可怖，因為 —— 每個人都堂而皇之地認為自己無錯。民與官，不過是同屬一個共同的群體罷了。而這個群體，就是我等諸位國人。 當阿倫特在用其筆調描述“群氓”的現象時，她是否知道，這個詞語真正、徹底地適用於我們這個國度。 個體的行為，孤立來看，並不足以產生多麼嚴重的影響，而一旦這個群體的每一個人都如此的話，將會彙聚成為一股洪流，產生極大危害。對於國人來說，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們真能施行一個公平公正的體制、或是自上而下的進行全面改造，那麼我相信，這一切終究被國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團體心理所取代，漸漸演化的仍然是頗具中國特色的你我之間的算計、搶奪，乃至亙古不變的“窩裏鬥”、“相互拆臺”。 在今天國人的思維裏，1966-1976這段延續十年的歷史事件一直是國家與民族醜陋的傷疤(文化大革命)。作為每一個平頭百姓的個體，都有理由對這段歷史充滿了義憤填膺般的憤恨。幾乎所有的人民都將其歸罪於國家的領袖，認為這完全是個人集權下的惡果——這種說法尤其盛行於今天40-60歲這一代人當中，他們今天成為了社會的主導群體，自然有了對過往歷史的評價權。 然而事實恰恰不是這樣。 如果不是國人群體本身就擁有驚人的破壞力，如果不是因為人們相互之間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傳統心理，如果不是我們這個民族千百年來積累下來的群體犯罪思維，我很難相信，僅僅憑藉某個人的號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國人的 “ 選擇性失明 ” 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無遺：恰恰是 40-60 歲這一年齡階段的人們，在當年那場延續十年的事件當中，正值他們青春歲月的憤怒青年時代 —— 正是他們，主演了這場悲劇，他們舉一反三地發揮自己的破壞力和想像力，將整個民族的劣根性進行了一次經典的登場演出。 回想當年，這些20多歲的年輕人，與今天許許多多的網上的憤怒青年一樣，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對現行制度的一切充滿了憤恨和挑釁，他們目中無人、見人就咬。這個群體對上級、長輩的反叛，演化成從“文鬥”的大字報、“破四舊”，發展到“武鬥”的打砸搶、抄家，紅衛兵秉持著“激進的就是正義” 的狂熱信仰，對國家機關、政府體系進行破壞性的衝擊，尤其在對待那些當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時，這些年輕人把他們內心的狠毒表現得淋漓盡致：肆意踢打、辱駡，剃成癩痢頭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掛貼牌進行遊街，私闖民宅抄家，肆意沒收他人財產……這無異於一場大規模群體犯罪，而犯罪的人們竟然將此稱作 “正義”。發展到後來，就是砸教堂、搗廟宇、挖墳墓、焚燒文化典籍、毀壞文物古跡，以後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業者、上層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員、中學教師——而在這其中，紅衛兵們的內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勢力代表，“造反派”、“極左派”、“保守派”，他們相互間爭權奪利，大打出手，儼然是整個社會以“正義紅旗”的名義，變成了黑社會式的江湖世界。 中國式的“群氓”們無比狂熱，群體犯罪的醜惡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貨”、“搬倒雷峰塔”嚴重數千倍的社會損傷。 我們需要真正反思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領袖的三言兩語，就能輕而易舉地調動起整個群體的狂熱？——這根源恰恰不在某個人的威信力量，而在於這個群體本身就擁有著恐怖的群體犯罪心態。這是一場規模浩大的“中國群氓們”的歷史性演出。而作為民族的最高領袖者，無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這種醜惡心態的。只不過，領袖負責打開了這個潘朵拉魔盒後，魔盒裏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態都一湧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續達十年之久。 與其說是領袖引導了民眾的行為，倒不如說，這是民眾們集體無意識的利用領袖的言辭、來達到人民內心深處隱藏的目的。當年的紅衛兵、紅小兵們肆意抄家、打人、淩辱他人的人格時，往往借助的是領袖的語錄，一句“毛主席教導我們”就足以掩蓋他們自身的邪惡。我的外公、爺爺當年都曾被遊街示眾，而將他們打倒、羞辱的那些紅衛兵們，恰恰是當年那些他們用盡心血培養的青年幹部。與今天的社會現狀類似，在那個年代的這群年輕人心裏，對老一輩人充滿了不信任，在這些青年眼裏，那些老頑固思想落後、早已被糖衣炮彈的“資產階級”、“裏通外國”所腐化，他們正是“禍國殃民”、“殘害群眾” 的罪魁禍首——怎麼辦？紅衛兵們，兄弟姐妹們，都回應起來吧，“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頑固的命、打爛他們的舊世界、抄他們的家、把他們遊街示眾、讓他們受盡折磨！——這，就是“群氓”們心底最真實的本質，群體犯罪的最經典的一次上演。 人們常說，有什麼樣的領袖，就有什麼樣的國民。我看來恰恰相反，應該是有什麼樣的國民群體，才會產生什麼樣的領袖。領袖不過是看透了民眾們的內心世界，洞悉了他們的所思、所想，於是，領袖們的輕輕撩撥，就足以把這個群體引導到一個狂熱的狀態。與之類似，德國的納粹思潮、日本的軍國主義，都無疑彰顯了這樣一個事實：領袖可以更換，但群體思潮依然狂熱，人民的群體思維代代相傳。 紅衛兵的主體正是當年20歲左右的年輕學生，正是這群憤青而無知的學生，在今天已成為 40-60歲的社會中堅力量。隨著改革開放、經濟的發展，這個年齡段的人們自然而然擁有了經濟上、社會輿論的話語權，這夥當年“群體犯罪”的人們，沒有絲毫的懺悔與反省，今天依舊用謊言自欺欺人，把歷史的罪責推到某個個人的身上，卻把自己打扮成無辜受害的模樣——這個群體的犯罪心理，與那“安利退貨”、 “農民搶黃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們”一樣，竟然表現得心安理得、理所應當！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麼，反而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大眾中的一員：既然大眾都這麼幹了，我一個人又需要承擔什麼過錯呢？ 中國有句名言：法不責眾。這正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大醜陋之處。一個人犯錯，遭到千夫所指、過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則是理所應當，集體無意識地掩飾。 這是整個民族的悲哀。 儘管今天的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了30年，社會硬體方面的發達已經登峰造極。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間的農夫乃至網路上無處不在的憤怒青年，他們的心態與30年前紅衛兵沒有絲毫差別。 而倘若我們將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歷史長河，遙伸至歷朝歷代，會看到在各個時代裏，這樣相同本質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視一切外來事物而又愚昧無知的義和團、剛剛進城就立刻腐敗墮落的太平天國式農民、剛剛佔領北京城就貪圖享樂迅速滅亡的李自成農民軍、把明末抗清將領袁崇煥碎屍萬段、分屍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今日吐槽是从茅盾文学奖开始的。今年茅奖，浙江提名了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如果能够获奖，这会是文学奖项多年来第一次实至名归地颁给“文学”，如果文学的定义就是给人看的人学的话。 茅盾文学奖对于作家为什么重要？因为一旦获奖，就意味着获得官方的嘉奖，成为几个一工程，变成文化立市、文化大省的政绩，同时也意味着一连串令人咋舌的官方奖励。在沿海城市，意味着奖励价值以百万元计的“人才”房、进入当地政府的名人堂、在某种程度上被政府包养。更何况还会获得市场回报。 茅奖、鲁奖有多少猫腻，外界不得而知，但不断有内幕消息维基解密一样传出来。曾有一个作家获过此奖，有人提起来非常不屑地说，这个奖是给评委送茶叶送出来的 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诺贝尔文学奖应颁发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带有理想倾向的出色作品”的作家。 在瑞典原文里，“idealisk”含有“理想主义”的意思。尽管屡受争议，偶尔错勘贤愚，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有原则和标准的。但是这个茅盾文学奖的标准是啥呢？ 按照官方说法，茅奖颁给符合两个标准的作品：1、思想性，要宣传社会主义思、改革开放思想，反映历史规律，塑造社会主义新人。2、艺术性，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佳作。能获此殊荣者，除了《科学发展观读本》，就是网络小说了。 茅奖的重头奖颁给长篇小说，这本身是件十分搞笑的事。中国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小说，即novel。西方小说的谱系非常清楚：史诗－罗曼司（传奇）－小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史诗，别跟我说《格萨尔王传》，那玩意叫民间文艺。中国小说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民间通俗文学，一种是文人创作。 小说，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成为文明的主要载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一直重要的原因。小说在中国不过是历史之余墨，虽有明代四大奇书和清代两大奇书等文人小说的出现，但本身并不承载文明与启蒙。小说在中国就是用来消遣的玩意儿，那些模仿西方的长篇更缺乏根基，成为政治思想的图解读物。 敢问衮衮诸公，从小到大，可曾读到过一部中国在世作家创作的，能够跟《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局外人》略为相似的小说吗？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读到的只有两类：垃圾和渣滓。 中国小说的现状是：现实主义是一个大粪坑，90%的中国小说家都跳了进去，先锋主义是一个抽水马桶，剩下的10%都被吸了进去。 四大名著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书店里畅销不衰，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古典小说，而是因为中国现当代小说太烂了。曹雪芹笔下的一只水鸟，都比《白鹿原》的主人公更鲜活，更立体。 当雨果写下珂塞特这个名字，他的心中有苦难，有救赎，有上帝。当陈忠实写下小黑这个名字，他心中只有鸡零狗碎。当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变成一只大甲虫，我们背上也好像长了坚硬的壳。当军统用狼狗舔舐共军女情报员的裸体，我们都笑一笑，希望作者脱光坐在那里。 中国非但没有novel，还没有亚里斯多德《诗学》意义上的戏剧（主要是悲剧），中国有的是笔记，通俗文学，文人奇书，杂剧南曲，无一是现代意义的文艺形式。中国最强大的是文体是史，尽管24史充满了帝王将相的杀戮权谋与谎言，但至少是能拿得出手的传统。我们的文学全是沙上城堡。 如果每个民族都拿出一个在文学史上立得住的人物，英国人推出哈姆雷特，法国人推出冉阿让，俄国人请出安娜－卡列尼娜，美国人抬出推销员威利·罗曼，中国人把西门庆抬出来，想了想不妥又抬了回去，最后换成了福贵少爷。 我们嘲笑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建国史，可曾想过，美国文化来源于欧洲，有希腊－罗马－文艺复兴一支正脉，我们中国的文化（语言，文学，音乐等等）只有区区90多年的历史，中国才是世界上文化最贫乏，最落后，最原始的土著国家。 一群人整天写长篇，拍电影，创造史诗，其实都是白忙活，实在一点，承认吧，你们搞得那玩意就是传奇，就是评书，别瞧不起故事会，从血统上讲，它比《当代》《收获》正宗多了。 国粹，你们就剩下这点国粹了，于丹们发财还甭不服，至少乃们卖的那玩意是百年老店生产出来的。中国当代有啥？只有两样东西，小品和京味小说，这两者一个是天桥的产物，一个是文脉的传承。中国是一个大笑话，中国文化是关于笑话的笑话，中国的文化工作者是丑角中的丑角（非贬义）。 我再说一遍，中国是一个大笑话，中国文化是关于笑话的笑话，中国的文化工作者是丑角中的丑角。凡是承认这一点，放下身段认命的都赚钱，凡是否认这一点，试图拔高，试图营造悲剧的，都粉身碎骨，变成笑话中的笑话。 所以，所有中国关心文艺，热爱文艺，从事文艺，以及搞文艺工作者的人联合起来，笑吧，尽情笑吧，笑我们自己吧！

质疑“制度决定论”，不无是处。但“集体犯罪”，“法不责众”，”不守规则”和“群氓”等等“劣根性”，其根源恰恰在于长期的制度及其“内化”（即文化）的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