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

胡新民:历史拒绝假设——真实的延安岁月

胡新民:历史拒绝假设——真实的延安岁月 进入专题 : 延安岁月    ● 胡新民        1939年3月,共产党创建了他们自己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后来又建立了晋察冀绥边区政府。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摩擦开始越来越频繁发生。   在此后的抗战岁月里,国共冲突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虽然蒋一再宣称中共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因而应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 但他却派遣一大部分最精良的部队封锁了西北的共产党地区,其意图是–当对日战争结束后爆发内战即动用这部分部队。共产党方面也不停地扩充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在根据地实施一些意义深远的纲领,为未来的对抗作准备。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为毛泽东和中共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时间,整顿政党和军队,组织民众,创设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毛泽东正处在创造力的顶峰时期,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形势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要求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所以,延安经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来说就具有创新的意义;正是在延安经验中种下了毛泽东最后胜利的种子。   延安道路的核心是完善群众路线和在农村加强革命的民族主义,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两大支柱。 当然,这些思想在江西时期就已先行发展, 但由于来自外部的国民党之不断进攻和来自内部的党内之不断倾轧,因此未能得到充分的表达。李立三、王明和博古等莫斯科培养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毛泽东的政策,鼓吹倾向城市的苏联模式之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在延安,毛泽东已解决了外来进攻和内部纷争,因此得以推行他自己的战略及发挥他自己的工作方法。这些战略与工作方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特色标志。   根据他的群众路线方法,毛泽东热忱地关注农民的需要,开展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促使农民全面地参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确实,陕西和边区的贫瘠刺激而非阻碍了“农民激进主义”的诞生, 而抗日战争则给予了革命的民族主义以新的动力。因此延安时期乃是一个最终夺取政权的壮大和准备时期。   根据合作和参与的原则,延安时期发起了六场大的运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日后政策的许多主要特征。   1. 采纳了“精兵简政”原则,精减军队和政府机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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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随想 | 每周转载:关于京温女孩袁利亚之死(许多评论和照片)

事先声明: 本文的照片和评论是俺在网上收集的, 对于陈述事实的——如果陈述有误, 欢迎列位看官指出。 对于陈述观点的——不代表俺本人赞同其观点(俺只是让大伙儿了解一下网络舆论)。 分不清”事实”和”观点”的同学, 强烈建议去看看《 批判性思维扫盲:学会区分”事实”与”观点” 》 ★编程随想点评 (先发个点评, 免得有读者抱怨俺光转载, 不评论) 此案曝光后立即引发特大群体事件。朝廷出动大批军警维稳, 连直升机都出动了。据说军警多达4000人, 恐怕是 六四运动 之后, 北京最大规模的维稳了。 然后朝廷采样各种手段封锁消息(后面有贴图)。封锁消息的必然结果, 就是质疑声越来越大。 北京公安迫于民间舆论压力, 公布了很短很短的视频。但是捏, 不但没有消除质疑, 对官府的不信任反而更强烈了。 很多网友指出视频中的种种可疑之处; 很多人质问, 为啥只公布那么短的视频。(后面有转载和贴图) 俺没有花太多精力去研究此案的细节(包括自杀或他杀、包括视频是否造假、等) 俺比较关注的是, 朝廷的公信力。 从此事可以明显看出, 咱们的官府已经在”塔西陀陷阱”中越陷越深——公信力已经成为”负数”, 而且负的还不是一点点。 为啥朝廷会陷入”塔西陀陷阱”, 请看俺前几年的博文《 朝廷为何落入”塔西佗陷阱” 》。 一个政权的公信力如此之差, 你觉得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会好到哪里去? 再来说说”维稳”。 如今的朝廷已经陷入了”维稳”的恶性循环, 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维稳”导致公信力下降, 加剧民众不满。 公信力下降和民众不满, 导致群体事件增多; 群体事件增多, 朝廷不得不加大维稳力度。 其二 “维稳”越来越多, “维稳”费用也越来越高——最近3年都超过军费; 朝廷必须加大对屁民的搜刮, 才能维持这个费用; 对屁民的搜刮加剧底层民众的不满, 导致群体事件增多; 群体事件增多, 朝廷不得不加大维稳力度。 如此的”恶性维稳”, 终有一天会崩盘, 俺拭目以待。 总的来说, 通过袁利亚事件, 中共政权离坟墓又近了一步。 说到这儿, 俺再来煽动一下颠覆政权。 在埋葬党的过程中,其实每个网友都可以充当掘墓人, 为朝廷的坟墓添砖加瓦。 只要大伙儿多传播朝廷的阴暗面, 朝廷的公信力就会继续下降, 朝廷的统治基础就会越来越差。差到一定程度, 必然垮台(想想苏共垮台的例子)。 ★事件起因 5月3日凌晨4点多, 在京打工的安徽打工妹袁利亚(22岁), 离奇从北京京温服装批发市场”跳楼”身亡。警方定性为自杀。 以下是”坠楼”现场照片 网传:(该传闻未获官方证实) 死者男朋友要求警方让其查看监视录像, 警方说他们没领结婚证不是直系亲属无权查看 死者的妈妈过去了, 去了大红门商城派出所要求查看监视录像, 警察又说这是自杀没有立案就无权查看。 @作家-天佑: 【谁有权看录像】北京京温商城女孩离奇跳楼, 警方定性为自杀。死者男朋友要求警方让其查看监视录像, 警方说他们没领结婚证不是直系亲属无权查看, 现在死者的妈妈去了派出所要求查看监控录像, 警察又说这是自杀没有立案就无权查看。 微评: 天佑想问一下, 是不是需要死者亲自到场签字才可以查看监控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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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法国报纸摘要: 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延伸到冲绳

随后在上个星期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关于琉球群岛是否属于日本领土的提问时指出,有学者长期关注琉球群岛和冲绳的历史问题,但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钓鱼岛从来不属于琉球群岛。 人民日报所发表的文章作者之一,中国海领土争议问题研究专家李国强则指出,当然这绝对不是说琉球群岛就属于中国,或琉球群岛就要归还给中国。世界报认为,中国此时用冲绳问题来为钓鱼岛主权争端服务的战术,令人深思,在文章的背后,会不会有更上级的指使,问题是这将给中国人造成既成事实的印象,西方人认为,中国民众的舆论很容易被官方左右影响。 发行量很大,民族主义色彩的环球时报5月10日的社论就指出,琉球群岛对中国来说相当于一个屏障,但假如日本坚持强硬对立,中国就会重新审视目前的立场,重新考虑琉球群岛从未解决的历史问题。 世界报还说,日本政府强硬对待中国提出的琉球群岛和冲绳问题,明确指出绝不容忍这样的索求。 令中国当局尴尬的审查 中国当局查禁了被认为具有自由精神的财经杂志下属的“视觉”刊物,但这一审查与查禁让官方处于尴尬状态。根据世界报派驻北京记者布里斯报道分析,不仅“视觉”杂志刊登导致官方查禁的内容触及敏感的劳动教养制度争论问题,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就许诺对是否取消劳改营,重组劳动教养体制做研究;而且中国官方担心新的严厉查禁与惩罚再次让当局陷入今年一月处理南方周末社论被禁止引发的危机。 今年4月号的“视觉”杂志,破天荒没有刊登照片只用文字发表了该刊物记者袁玲揭露辽宁沈阳马三家女子劳动教养所令人发指的酷刑与残酷的劳动惩罚的长篇报道。尽管报道也避免了使用法轮功字眼,这篇报道后来还是导致“视觉”杂志被查禁。 11天后,4月19日,辽宁当地政府推出对马三家劳教所的调查报告,反驳袁玲被指为歪曲事实,沿用法轮功恶毒式攻击的报道说法。“视觉”杂志记者袁玲在微博中公开向辽宁叫板:或是由马三家劳改营起诉袁玲,并以事实来证实袁玲报道中的证词是编造造假;或是当局惩罚马三家劳改营施行酷刑的人员和责任官员。 世界报指出,这一次中国官方媒体微妙地并没有齐声力挺辽宁当局反驳“视觉”杂志的声言,并以此来表达对“视觉”杂志的支持。据观察家分析,中国官方宣传媒体没有对“视觉”杂志太严厉,是担心显示出赞成劳动教养制度,而对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已经推出计划。中国官方也担心再出现像今年1月查禁南方周末社论引发的危机。这一微妙的状态,也让在北京的另一名关注采访马三家劳教营的独立摄影记者杜斌得以于5月1日在香港放映记录从马三家劳改营活着释放出来的多名受害者证词的多集记录片中第一部,这部影片主要公布10年来知名的刘桦的证言。 杜斌是10多本主题都很敏感的著作的作者,如今他在北京处于监视下生活。3名便衣警察隐密地拍摄杜斌与世界报记者在北京市中心一家麦当劳餐厅的见面。杜斌却这样说,其实他是在为国家作贡献,因为要实现“中国梦想”,就应当调查这样的问题,而他所做的工作,却还不花纳税人一分钱。 经济报纸回声报刊登有两篇相关中国的文章,分别报道中国增加在法国的投资,和法国第五大退休养老院集团计划到中国开设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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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快乐的孔夫子和欢乐的老杨头

好朋友是做生意的,常常通过微博发一些连接过来,都是诸如成功学之类的文章,例如怎样才能赚钱、如何才能成功,每篇文章都会拿一些成功人士做榜样,例如比尔盖茨或者李嘉诚,最低档次的也是赚了一两个亿的富商。在朋友眼里,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身价的多少,成功都是有价格的。而我这种人所做的事,离成功太远,是没有意义的。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他说了我心目中的“成功人士”:孔子、孙中山、鲁迅、胡适等等。他们的成功显然不是与财富多少挂钩的,有些甚至成反比:孔子如丧家之犬,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山靠自己在美国开农场的哥哥卖牛的钱参与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鲁迅一生都没有积攒起财富,靠卖文为生,常常弄得不得不斤斤计较;而胡适名满天下时,在美国却过得相当不如意。但与这些人同时代的“比尔盖茨”、“李嘉诚”们,以及一大批亿万富翁死去上百年之后、他们积攒起来的财富被后代千金散尽之后,人们便早已把他们忘记,但世人仍然会对孔子和胡适这些人高山仰止。   我可不是反对财富与资本家,富人们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显然比我这个“民主小贩”更快更直接地惠及更多当下的中国人。但我觉得,一个多元的社会应该有不同追求的人;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判断成功的标准,每个人的梦想也应该是不同的。当社会判断成功的标准只剩下“权、钱”时,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这个民族也就摊上大事了。   近日刚放下鲍鹏山兄写的《孔子传》,不妨拿孔夫子说事吧。孔子这个人,我是越看越喜欢的。我这一代人,由于遭受长期而持续不断的洗脑,在骨子里是无法真正喜欢孔子的。以前恨他,是因为当局教育我们说,他那腐朽没落的思想一直试图颠覆得来不易的新中国;后来讨厌他,是觉得新中国其实还是没有能够摆脱他那腐朽没落的思想。而真正喜欢上他,却是离开他生活的这块土地,到世界各国流浪之后,就在我自认为发现了人间正途的时候,也越来越认识到夫子原来是这样一个令人尊重与喜欢的老师。   我当然不是要从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寻求宪政民主,也不是从孔子走过的路中发现通向未来的道路,但我却相信,如果孔子这位思想家、教育家与道德家能够活到今天,他一定能够寻得通向未来的路。我喜欢孔子对政治理想与个人道德的不懈追逐,欣赏他关心国家与民众的那份家国情怀,更崇拜他在教育与传道上给后世树立的榜样。   以前被教导去讨厌孔子时,感觉他到处奔波求官、攀附权贵,好为人师,却一副怀才不遇、“常戚戚”的样子,活脱脱一只“丧家犬”。后来我走的地方多了,发现越是文明程度高的国家,越多拥有孔子品性的人,他们知书达理,有礼貌、懂道德,“从心所欲不逾矩”,反而在孔子的家乡,孔子成为众人无法企及的鲜有的“偶像”。   喜欢孔子后,再读他的传记与文字,才发现夫子其实是一个快乐的人,正如鲍鹏山在《孔子传》中说,在论语中寻不到一个“苦”字,他的“忧”是忧国忧民的忧,不是忧愁的“忧”。在论语中,到处是“乐以忘忧”的乐、悦等字。教人成人而不是成功的孔子一生都把追求道德作为目标,别说在当时即便现在,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比当世仁人志士追逐民主宪政的中国梦要艰难得多,可他几乎从来没有放弃,总是充满乐观与向上的进取精神。孔子小时候的经历相当坎坷,按说,这样的人满面愁容、满心仇恨也是符合现代心理学的,但夫子偏偏内心充满了爱与宽容,“仲尼多爱”,孔子是有大爱的人。   这几年,蔡定剑、高华、任东来等青年学者相继离去,他们都是对中国宪政有巨大贡献的青年学者,有人说他们是因为看到自己的理想与追求遥遥无期而却积劳成疾,郁郁寡欢而去,如果真是这样,同仁们真都应该向孔子老师学习学习,做一个传道授业的快乐的夫子。   孔子为了寻求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与人间的“道”,“走遍中国”十几个国家——也是当时的“全世界”。他也从政过,但从现有证据看,政绩可能乏善可陈,不过谢天谢地!很难想象,如果仲尼当初被某一国国君重用而成为“位高权重”的当权者,情况又会如何呢?按照当时的中国,他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而中国则将会少了一个带着一帮粉丝写“论语微博”的思想者,我们今天少了一位指路明灯。真可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孔子是明灯,而不是道路本身。依照孔子的为人处事、对道德的渴求与对国家与民众的热爱为楷模,我们去寻得当今应该走的道路。这和把孔子当成道路,墨守成规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在《 路边谈话:未来十年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法治 》一文里写道:很多人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主要是用来教化民众,帮统治者驯服刁民与愚民的。但如果回到两千五百年前,我们其实看到的是,孔子“走遍中国”不但用教学的方法启蒙弟子(都是普通民众),更是在说服、启蒙国君。孔子传播儒学的最大目的不是“治民”,甚至也不是“治国”,而是“治君”,他是想用自己的一套道德伦理说教、感化以及最终“驯服”桀骜不顺的最高统治者,把统治者关进儒家道德的笼子里。   一个不受法律限制的统治者,如果能够在知识分子的忽悠与感召下实行“以德治国”,总比绝对不受限制、指鹿为马的秦始皇暴政要强一些吧。站在历史的高度往回看,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站在文明的高度向前看,我们必须认识到,文明世界已进化到法治的时代,用制度法律,而不是道德与良心来限制“君权”早已成为共识。把统治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不是道德的笼子里。   孔子的局限性当然不只表现在对制度构建与法治的思考上(他当“法官”时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无讼”的社会,用道德教育代替法律),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生与死的认知上。孔子一生传道授业,在当时就受到了普遍的尊重,常常“不亦乐乎”却总是被认定忧愁、不得志如“丧家犬”,在我看来,就因为他晚年始终无法走出死亡的阴影。   历经十四年的流浪之后,晚年的孔子回到故乡,妻子却在他回国的前一年去世了,想到自己心怀家国天下,却没有陪伴发妻走过最后一程,他不觉悲从中来,这是孔子感觉到自己“老之将至”的开始。更不幸的是,他的儿子在他 70 岁时去世,时年 50 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孔子悲苦莫名。 71 岁时,他最得意的学生颜回又先他而去。孔子哭了。子路看到孔子如此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悲痛,大概是有些迷茫,他向孔子请教:“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以这样一句颇有哲理的话回避了死亡问题,却不知道,这几乎近似狡辩了,却也揭示了东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别不但在对制度与道德作用的看法上,更是反映在生死观上。西方人通过对死亡的理解而更深地了解生,孔子却希望通过对生的了解,去理解死亡。西方人靠宗教把他们从对死亡的悲切与无奈中解救出来,孔子晚年却正好陷入到死亡带来的痛苦之中而无法自拔。   中国民间虽然没有西方那种意义上的宗教,但却有后来在文革中被打成“封建迷信”的民间信仰,可孔子的态度却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持着否定的态度。当他另外一名最喜欢的学生离开后,孔子又哭了,且仰望天空,呼天喊地:天啊……   孔子的两个局限性(制度与宗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喜欢与崇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走遍中国”与弟子教学相长的互动方式,令我羡慕不已。做教师的父亲几个月前去世,又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一个理想:当一名传道授业的教师。但看起来这理想越来越难以实现了,阅读孔子传,又带给了我一些希望。如果我能够在全世界挑选一些年轻人当“弟子”,大家以交流读书、对社会的认识为主,遵照孔夫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的方针,那该多好啊。如果能够有一些各地的年轻人追随我,虽然比不上堂而皇之登上大学讲坛的教授学者们有影响力,但至少也能够和自己的一些弟子自由的交流与磋商啊。   那样的话,也算是老杨头在品格与精神上追随孔夫子的脚步;那样的话,老老杨头就可以留下一些注定会被删除的言论;那样的话,“不知老之将至”,老杨头将是一名欢乐的老杨头哦。   杨恒均 2013.5.12   参考阅读:   坐着思考躺着的毛泽东与站着的孔子   儒家思想、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   路边谈话:未来十年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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