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荣剑按： 今年7月赴美期间，我分别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黎安友和我的老朋友、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博士陈小平，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对话。与前者的对话，已发表于《领导者》杂志今年第8期（总第48期），与后者对话已在陈小平主编的一家海外刊物上刊出。现经适当删节，先行将我和陈小平的对话发布于共识网，供有兴趣者参考。 　　 本文核心提要： “我注意到，左中右的分歧尽管巨大，但要求中国进一步改革，尤其是按宪政原则来安排中国制度，大致已形成了共识。延安儿女联谊会关于党内差额选举等一系列建议，是非常积极的，各方都认识到了，党再不民主，再不从根本上制止腐败，这个党肯定要完了。这些不同的力量，正在互相博弈，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我认为，他们都会在客观上推动中国的制度转型。” 　　 向韩寒童鞋学习 　　陈：用你的话说，“二十年间，我没有介入理论界的是是非非。”在我的印象中，1989年后，大批知识界人士下海，你是其中的一个。从你的经历看，1990年之后，你就“下海”了，先在北京、山东、浙江、天津等地做地产，现在呢，则是中国的抽象油画的收藏家和投资人。一般来说，但凡“下海”的知识界人士，很少有卷土重来，而你是例外之一，而且，最近写的一些文章，（如“回望重庆”系列，“关于中国下一步的思考”系列），发表的演讲（《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海内外都比较瞩目，有读者说是“篇篇俱佳”，周舵说“老友荣剑君近来在敏感话题上发力甚猛”。你能先解释一下1989年之后的“下海”与当今再次卷入理论界的是是非非这两个华丽转身吗？ 　　荣：这都谈不上是什么华丽转身。八九之后，完全是走投无路了，当时的情况你也是清楚的，体制外的空间很小，只能在体制内混。我那时刚好博士毕业，搞完答辩就准备去社科院苏绍智的马列所上班了，人家为了要我，破格给了我一套房子，也算是对我的器重。八九之后，这些都没了，体制内是没法混了，那时也没什么民营企业，就一个牟其中，我去他那里呆了几天，冯仑也在那里，还有王功权、王鲁湘、韩志国等都在那里呆过，牟其中那里成了一个大客栈了。因为牟其中心血来潮，要给海南的一家民办报纸《特区时报》投点钱，刚好我已在海南的同学周文彰介绍我去该报，这样，我在处理我的决定出来后，也就是在1990年的11月，去海南《特区时报》上班。刚去时还残留着一些政治热情，写评论，和韩志国一起为该报搞了一个开放专论的系列访谈，请了不少名家在那里高谈阔论。但很快就办不下去了，一是海南的宣传部有点紧张了，都是些什么人啊？一查背景，那怎么行啊。结果就不让写了。再就是海南投机大潮已经起来，据说全国百分之九十的“骗子”都跑到海南了，各显身手，各尽其能，像我们这些原来以文章立命的人，也抗不住诱惑，一头扎进去吧。先跟着人家干，学了几招后就想自己当老板。那时老板也好当，都是稀里糊涂的挣钱，来的快去的也快，留不住钱就被淘汰，能留住的就起来了，像冯仑、潘石屹这批人都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我干的不成功，只能做甩手掌柜，管理不细密，铺了几个摊子，广种薄收。当然，个人的原始积累解决了，九十年代末转向艺术品收藏，后来艺术也成产业了，就转为推广和投资，因为偏好抽象艺术，对那些政治波普艺术不感兴趣，在投资上也不见得成功。 　　下海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确二十年不问理论是非，对于学界在期间发生的若干争论，还感到好笑。2000年曾在广州参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真是有“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感觉，还在那里煞有介事地争论什么本体论问题。我当时对他们发表的意见是：1，理论家一沉思，世人就发笑；2，真理就是常识；3，让哲学回到课堂去。我总的感觉是，教授们都差不多被废掉了，这不光是在哲学界，在其他学术领域也基本如此，有深度的研究很少，近二十年，我认为只有两三篇好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汪晖写的，我认为他提出了真问题。大概就是学术界的这种不堪现状，也时时让我蠢蠢欲动，想写点什么东西。2003年北京闹“非典”，呆在家里没事，那就写文章吧。先写了一篇《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三万多字，找不到地方发，拖到200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上发表，《文史哲》主编王学典看到后，兴奋异常，辗转找到我，又放在该刊2008年第4期的头条上发表。这篇文章我自认还是很重要的，对中国传统制度的性质及其变迁有一个系统的论述。从这之后，我对自己定的任务是，每年写一篇好文章，后来还写了《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发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上，这都是中国顶级刊物了。 　　去年来美国时，老是听到别人提到韩寒的博客文章，评价很高。说实话，在这之前，我还真没看过他的任何东西，我对网络话语也不感兴趣。回国后去韩寒的博客里浏览，感觉还真是不错。我在考虑，一个年轻人，点击量这么大，传播效果惊人啊，而我们这些“50后”，文章写的再漂亮，大概也只有几百个阅读者，这不是自绝于人民吗？我注意到，一批教授学者，在公共领域基本失语，不会说，说了也没人听，也就是说，只会专业写作，不会公共写作。这是一个大问题。另一方面，韩寒的写作在网络话语中代表着最高水平了，但这类写作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一种平面化的即时性的表达，缺乏历史性的维度和理论的深度，这是知识背景和个人风格所决定的。除此之外，网络话语大都陷于情绪表达，快餐文化，图一时之快，难以沉淀下一些有分量的东西。至于那些谩骂式的文章，搞网络街头政治，更不值得一提。所以，我想做一个尝试，向韩寒童鞋学习，对自己以往的学术话语和学术风格做一个转型，从学术写作转向公共写作，尽可能在公共写作领域，形成一种理性的、客观的、独立的和深度的写作风格，我的想法是，把思想和理性注入到网络世界去，重建理性的话语力量。 　　 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主张 　　陈：虽然晚辈问“这位博士为何方神仙”，但我知道，你在1989年以前写了大量文章，例如，《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发表在当时著名的“世界经济导报”上，与吴稼祥先生就“新权威主义”进行论战，你说你是“主张民主的”，在经历了1989那样的场面和20多年的商海风云之后，你还仍然把自己定位于“民主派知识分子吗”？ 　　荣：我还能自称是“知识分子”吗？我已不是以知识来谋生了，我只能算是个写作的“票友”吧。1989年，“世界经济导报”开辟新权威主义大讨论，发表了我和吴稼祥的文章。吴稼祥在他的文章里是把我视为新权威主义者的，他在后来还提到这事，因为我对中国国家力量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作用一直持客观评价的立场，直到我现在写有关中国封建主义问题，我对中国中央集权化的制度安排，是在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两个层面上进行论述。中国国家力量对中国发展起到的作用之大，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一直是在国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运行，至今依旧没有改变。因为我坚持这样的看法，萧功秦先生给我戴了个“国家主义”的帽子，这是朋友之间故意误读，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在今年写了一篇文章，“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提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绝对的国家主义”走向了“有限的国家主义”，现在应当是“去国家主义”，围绕着“去国家主义”，当然要建立起一整套宪政民主制度。中国当前的主要制度弊端，是党国一体，是党天下。我理解的新权威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包括萧功秦现在主张的“新保守主义”，也是一种过渡性或策略性的制度安排，而现在何新等人所公开主张的国家主义，则是要把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永久的制度安排，包括现在那些北大教授鼓吹的“中国模式”，核心是想把中国自秦以来一以贯之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永恒化，甚至普世化。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主张，是企图在价值判断上予以中国制度以永久的合法性。这和“打天下坐天下”、“红色江山万世传承”的观念都是一脉相连的，当局当然乐观其成。 　 　理论上中左，政治上中右 　　陈：在你最近为“共识网”写的系列文章中， “回望重庆”系列是不是可以说重新开启了民主派与新权威主义的论战？你也直呼萧功秦，指出萧认为“重庆模式”即是新保守主义的现成模式，而萧功秦在海外接受采访时说：“凡是有自由派?A向者，都一概否定重庆模式，凡是左派?A向者都支持这一模式，?两极对立?K不正常，他认为，不能从一??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能用一种?A向压倒另一种?A向。” 你属于他批评的右派吗？ 　　荣：新权威主义在学术意义上可能已经终结，现在没有人被认定为或自称为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也改换门庭，换了一个新词：新保守主义。其实这两个是一个东西，也可以看作是国家主义的一种制度现象，尽管是过渡性的制度现象。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主张搞新权威主义的，他也是实行新权威主义路线的最佳人选，政治强人，利用自己无人制约的权威，强力推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1992年没有他的一己之力，中国恐怕早已陷于灾难。但即使这样，他也不会说我是新权威主义，一个学术界的说法是不能为他路线的合法性提供正当性的支持。观察中国改革的第二期（1992—2002）和第三期（2002—2012），可以发现，新权威主义不是主张和重提的问题，而是实际的制度安排，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上高度垄断，经济上充分开放。薄熙来的重庆新政对于所谓的新权威主义没有增加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他实际形成的福利主义路线是和发展主义路线相对立的，这是他的一个创新，但不是新权威主义的创新。福利主义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肯定要提出来。薄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民意支持，说明福利主义在中国已是大势所趋，是执政党重建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当然，搞福利主义必然要依靠国家的力量，要搞转移支付，要搞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这和西方左翼政府一样，是离不开政府干预，但这种政府干预和新权威主义已是两回事了，不能混为一谈。重庆之争的核心在于“唱红”和“打黑”，对此左右泾渭分明。左派是因为重庆的经济政策而全面认可“唱红”和“打黑”，右派是因为坚决反对“唱红”和“黑打”而否定重庆的经济政策，两者不可能形成共识。杨帆、萧功秦想超越左右之争，都是一厢情愿。就我本人而言，在反思重庆模式时，我是试图秉持理性客观的立场，但不讳言我的价值倾向，我对自己的定位是：理论上中左，政治上中右。 　　陈：显然，你与萧功秦对重庆的看法迥异。萧主张对重庆强人主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推行的民生经济要肯定。而你说“所谓政治强人，不合民意和历史潮流者，最后不过是徒有其名的竖子或匆匆过客而已。”此外， 包括萧等人认为重庆模式中包含“地方试错模式”，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一方面。 你如何看重庆模式中被拿出来呼吁肯定的这两点？ 　　荣：我对“重庆模式”的积极评价主要集中于地方自治这个方面，所谓民生经济是地方自治这个大框架中的一个具体政策。对于薄熙来来说，他未见得公开提地方自治这个口号，但实际上他走下去的话就是一个破局的开始。这几年，你不能指望中央有什么大的动作，改革裹足不前，理论毫无创新，重庆异军突起，显然是打破平衡，打破僵持。执政党六十多年历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难题，所谓条条块块的矛盾，不是统的过死，就是一放就乱，在收权和放权之间轮流转，没有制度创新。改革以来，地方权限扩大，有了财权和事权，但地方总体性的改革一直没有突破，人事权掌握在中央手里，使地方最终放不开手脚。薄在重庆已经无所顾忌了，他当然有特殊优势，只是没有用好用对，利令智昏，缺少战略眼光。学者们如何总结重庆经验，也应当有一个更高的视野，民生经济可以谈，但其意义远不如地方自治重要。地方自治是未来中国转型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应当鼓励地方向这个方向运行。 　 　中国还没有摆脱革命的宿命 　　陈：如同你自己说的，从今年开始，你的网络写作主要是两个系列，一个是“关于中国下一步”的系列思考，建构宪政民主制度，主要是着眼于解决三大政治元问题，即权力来源问题——通过人民授权确立公权力的合法性，权力监督问题——通过分权和制衡防止公权力腐败，权力归宿问题——通过权力回归社会以实现社会自治，为解决这三大政治元问题，你是否也有一个象萧功秦那样的路线图呢？ （萧功秦提出从威权体制进入民主体制的5步骤是：改革者执政、经济转型与起飞、民生建设、公民社会、到宪政民主，每一步都是以前一步的基本实现为条件，目前中国正处在第三阶段，即从大规模民生建设向公民社会发展的阶段。） 　　荣：社会发展的大致路径是可以抽象出来的，李泽厚有一个社会演化的四阶段论，即经济发展、个人权利、社会正义和宪政民主，现在中国大概就是处在社会正义阶段。如此划分，当然有助于顶层设计者清醒地估计中国发展的最终目标。但实际上，社会会按部就班地演化吗？现在的问题是，执政党是否意识到在实行宪政民主时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丧权，他们能接受这一点吗？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一直强调的是，统治者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用毛的话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才是问题所在。如果执政党按上述社会进化程序公布一个宪政时间表，我估计社会能接受，问题是，它根本不想公布呢？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现有的体制是比西方宪政更好的体制，它就这么认为，你怎么办呢？中国政治转型的具体形式和方式究竟怎样，现在的确难以猜测，划几个公式很简单，也很学术，但有用吗？ 　　陈：在你归纳的3个转型模式中（台湾模式，缅甸模式，阿拉伯模式）你认为中国最可能朝那个模式发展？ 　　荣：台湾已有先例，当然是中国的榜样。有人已经说过，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从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从组织架构、运作模式、话语方式、意识形态建构、领袖体制，如出一辙，有所区别的是，可能就在于国民党有兑现宪政的真实动机。蒋经国主动或被动地开放党禁报禁，最终救党救国，两不耽误，这是一个很划算的政治买卖。现在我们这边的说法是，改革是找死，不改是等死。这怎么可能呢？改革是会换来新生的，宪政可以找到新的合法性基础。执政党现在手头有这么多的资源，掌握这么多的人才，你还怕打选战？我在和黎安友的对话中，他就提到，既得利益集团在未来的政治转型中并不一定会丧失其利益，你毕竟掌握资源，是强势的力量，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那些大的利益集团，共产党为何要害怕宪政改革呢？

核心提示：在中国这个大”课堂”上，早早学会适应规则的大陆就好像是”聪明孩子”，而”一根筋”地拒绝”洗脑”教育的香港则是”傻孩子”。是这样吗？【译者时评】是由译者成员根据平时了解的信息，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给出我们的观点，版权采用cc3.0协议，欢迎注明来源转发。 两本让大陆人看来已经大量减轻了”宣教”、堪称”谦卑”的教育手册（ @时报翔哥 微博）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由几位中学生发起的”学民思潮”，9月8日在”占领市政府”的行动中达到高潮。十二万人”黑衣围城、不撤不休”。在罗湖口岸的这一边，能够”翻墙”看到未被屏蔽的新闻的大陆人，晒出他们从小到大所学的《政治》、《思想品德》、《马克思主义原理》，甚至是《历史》和《语文》教科书，没有一本不是比这两本教育手册”口味更重”的”洗脑”教材。 凡是在大陆上过学的孩子们，大约都记得这样的场景：老师在讲台上划着重点，头也不抬。多数的同学只顾沙沙地记，为了几乎等于”白送”的政治课分数；只有极少数的同学，会举手询问：为什么要背这些？这种”教育”到底有什么意义？在大陆的课堂上，前者是会得到奖励的”聪明孩子”，他们早早学会了适应规则；而后者是”一根筋”的”傻孩子”，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一堵厚重的”南墙”。 如果整个中国是这么一个课堂的话，大陆就是那个”聪明孩子”，香港则是那个”傻孩子”。在大陆推行无虞的”爱国主义教育”，到了香江，水土不服了。何解？有评论说，这种由政府推行的爱党与爱国不分的教育触碰到了港人的底线，即”自由选择”的权利；有评论说，香港，作为一个”避难所”，从1949年以来一直在吸收逃离大陆的人，因而他们对于”被控制”更为敏感，正如那幅流传很广的标语所言：”我们的上一代为了逃脱共产党的魔掌而来，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再重回魔掌”；也有评论说，香港对于大陆的意义就在于”傻孩子”还保留着”说真话”的习惯；还有评论说，从小学到大学，大陆长达一万多课时的灌输培养出的是一批批心口不一、价值取向足以让人”精神分裂”而浑然不觉的投机分子。谁愿意与这种人生活在一处？ 以上的解释各有道理。不过，据报道，曾经在大陆接受了多年”爱党爱国教育”，之后又到香港求学或工作的”大陆仔”更有热诚投入到反”国教”的运动中（相比于2003年的”反23条”和2010年的”反高铁”，反”国教”运动更让”大陆仔”有切肤之痛），这也足以说明并非隔着一道窄窄的口岸，人们就分不出”饭香”和”屎臭”，就不知道的教育更适合孩子，那么，前面那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为什么这样的”洗脑”教育可以在大陆推行而不受到抵制？ 这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我们把那个”教室”扩展到全球，就会发现，大陆这样的”聪明孩子”是少数，而香港这样的”傻孩子”才是常态。在台湾，”旺旺集团”老总蔡衍明购并媒体后，引起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及学生团体的 大规模抗议 ，认为旺中集团已被大陆的资金渗透，意在以资本优势打压台湾的言论自由空间；今年曾经喧嚣一时的美国拒绝为”孔子学院”老师发放签证的话题，也是因为”孔子学院”打着”文化交流”的旗帜，被一些美国大学的教师 抗议会干扰”学术自由” ，某些接受了”汉办”捐赠的美国大学曾经撤销了达赖喇嘛的访问就成为令人担忧的苗头；在安哥拉，最近举行的选举中 反对按照”中国模式”来建设他们的国家 也不乏其人。这些都是更多”傻孩子”们的反抗。 为什么只有在大陆，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家长们拼命走后门、送红包、经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式的”小升初”竞争（注：指学生们小学毕业后，因为没有统一考试，完全要靠家长的人脉关系把孩子分到师资资源比较好的中学。），才能让自家孩子可以接受更标准和严格的”洗脑教育”，才能为学校的”升学率”添砖加瓦？ 外界的观察者们有一套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在80年代末期，中国人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项”不成文的契约”。党从中国人的私人生活的控制中退出，中国人有了选择居住地、职业、和个人爱好的自由；党用尽一切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尽管对不同的人而言改善幅度大有差异）；条件是，在公共场合，人们必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私下里，很多谈话都可以直言不讳；而在公共场合（当然也包括在课堂上），则不能挑战中共的意识形态。即使是微博这样的公共的虚拟空间也是如此，华东政法大学的教师张雪忠就因为发微博支持香港的”反国教”被剥夺了为本科生上课的权利，又因为发微博申明退党，账号被清空并禁言。 在大陆的课堂上所发生一切，也受这一”契约”的控制。顺从的”聪明孩子”及他们的家长，默许了这种交换的合法性。而在所有非大陆的地方，要达成这样的契约都几乎不可能。无论是在香港、台湾，还是非洲，即使有大笔的补贴或者是开放市场的诱惑，又或者动辄几百亿地大手笔撒钱，中共依然无法一手掌控那里的经济，也就没有了开出”契约”条件的实力。即使是对香港而言，与1997年相比，现在它对内地的贸易依存度已超过对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总和，以至于一出现类似的”意识形态”冲突，总有人会跳出来提醒港人，他们用的水和电，包括蔬菜和肉类都要大量从内地进口，好像这样一说，内地就卡住了香港的咽喉。不过，从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与内地完全独立之时，就曾经以它的通商口岸的优势取得过长足的发展，也奠定了今日的”自由港”的基础。和大陆没有往来的日子里，港人从未吃不上饭；况且，当两个经济体相互依存时，由一方主动切断联络，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这种”断腕”只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结果只有”两败俱伤”。因此，这种恐吓，既然不打算实施，也就没人拿它当真。 当然，这样的摩擦多了，按照中共执政者的逻辑，内地给香港允诺的一些利好政策可能会被收回，以示”违约”惩罚，这种威胁就好像领头参与”反国教”运动的香港艺人有可能被大陆封杀一样切实，这会造成损失，但依然达不到迫人放弃尊严和自由的程度。毕竟，那张”不成文的契约”上没有人签字，如果真的以签字为准的话，恐怕也不是所有人都会签。说到契约，真的签过的却是中共，说好的”五十年不变”呢？说好的”一国两制”呢？说好的”全民普选”呢？今天再去问问港人还有几人相信中共会信守承诺，恐怕”不信任”已经都写在了中环黑压压的人群的脸上。 回到大陆，是不是保证了经济发展+个人自由就可以一直保住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距离1978年越远，答案可能就越对中共不利。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内地八零和九零后的年轻人（在经过了那么多”洗脑”教育之后），仍然会成为大陆初露萌芽的非政府组织、女权运动、环保抗议和网络媒体上的”生力军”。这些没有饥荒和文革记忆的年轻人，不认为自己能够吃上饭和享受恋爱、旅游等个人自由是了不起的进步，毕竟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些是再正常不过的”天然”权利。他们希望实现自我价值；而在社会结构已经初步定型的今天，这种追求常常就会转向那些仍被看作是”禁区”的地方。曾有一位八零年代的社会思潮的”先锋”人物这样描述道：”九十年代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东西：利益加压力，或者叫胡萝卜加大棒 。现在胡萝卜多一点，大棒是很清楚地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现在胡萝卜已经被拿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胡萝卜放在大棒旁边，你要不拿这些就没的可拿了，但你要不解决大棒的问题，你就别想拿到它。” 这是多么吊诡的局面，那张契约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从表面上来看，”聪明孩子”居然也有可能做出和”傻孩子”一样的”撞南墙”的举动。 在中共仍有”大棒伺候”的那些领域，比如和意识形态相关的文化、教育、出版、影视、网络等等，被各种”禁令”治得”青黄不接”，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都发育不良。围绕着胡萝卜打转又不被大棒打杀的空间越来越小，打”擦边球”的高手们也快被逼到了死角。举个例子来说，韩寒和郭敬明这样两个要靠文化吃饭的”聪明孩子”不约而同选择了”消费政治”的这一”险招”来博取关注度，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铤而走险”还要保持”红”的状态已经很难；同时，中国继续做”世界代工工厂”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新一代的年轻人越来越难以忍受枯燥重复、仅能换取温饱的工作，他们需要有更多的空间来展示个性，而这些终究会指向禁区，比如竞选和社运。 说到底，大陆能在八零年代末形成那样的”契约”，并非是因为中共找到了独一无二的”治国秘方”，仅仅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在那个阶段的社会和国家力量的对比下，以经济和个人自由换取政治稳定的方案是双方各退一步之后，还可以接受的唯一答案。但在任何其他的时空场域，在社会力量不是那么薄弱的地方，在人民的起始条件不是那么可怜巴巴的状况下，这样的契约都无法达成。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曾有过这样的辩论，是”香港会大陆化”，还是”大陆会香港化”？这场辩论的核心最后归结为这个问题，是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人们会放弃自由和尊严，还是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促进人们更热切地追求自由和尊严？如果不是只看眼前利益的话，选择了前者的”聪明孩子”未必真的聪明，而选择了后者的”傻孩子”也未必真的傻。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以反对“国民教育”为诉求的抗议运动激荡全港，最终以特首梁振英出面表态撤销国民教育死限而暂时告一段落。尽管部分抗议者对港府未来可能采取的强推手段仍然保持高度警惕，认为“魔鬼在细节”，但在群众运动压力之下，内地体制对香港的思想渗透已经成为一个被严密关注的话题，并将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 在这场抗议运动中，一本《国情专题教学手册》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并非所有抗议者都认真读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当其中一页“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与“政党恶斗，人民当灾”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并成为“洗脑教育”的缩影时，已经激发起足够多的社会反感情绪，引爆各种讽刺、嘲笑与痛骂。而其他木板的长度，相对于这块短板而言，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正因如此，国民教育的支持者也有理由反驳称，没有完整看过教学手册的反对者，没有资格批评国民教育。同样，香港国民教育服务中心总监黄志明撰文辩护时也称，十多位采访他的记者中，只有两位读过整本手册，这种“以偏盖全”的态度令他非常失望。 那么，这本《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的全貌究竟是什么样子？ 来自网络的电子文档显示，这的确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全文34页，除去结尾的“教与学建议”和“参考书目”，主体内容共28页，共分为“前言”、“中国模式的源起”、“中国模式的内涵”、“反思中国模式”四大部分。 在前言部分中，手册开宗明义地将所谓“中国模式”归纳为九个方面，即：1、不进行全面的企业私有化；2、不进行快速的金融业私有化；3、不进行自由国际贸易；4、不听从西方国家建议，走自己的发展道路；5、有创新的强烈意识；6、把提升生活素质当做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目标；7、坚持创新和从事试验性改革；8、把可持续发展和平等权益当作和人均GDP同样重要的指标；9、保护本国的金融体系完整。 富有意味的是，前言短短300多字的正文中，对“中国模式”的反思和提醒却占据超过一半的篇幅，并在结尾处提出“我们要兼听善恶，不可偏执一面”，这种低姿态和“反国教”的激烈态度形成鲜明反差，也是黄志明总监对“未知先审、未审先判”表示强烈不满的原因。 在简要介绍“中国模式的源起”及“华盛顿共识”、“布达佩斯俱乐部”之后，“中国模式的内涵”部分却将姿态逐渐升高。“内涵”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而最受非议的“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就罗列在政治方面之中，与之相并列的，还有“民本思想”、“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以表现和考核为本的官员遴选机制”、“政府分工制衡和纠正错误的机制”、“着重和而不同、互惠合作的外交方针”等等。 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一节，无疑最受关注。具体而言，手册归纳出四大成就，即“确保施政稳定、能有效推动长期政策，延续性强”、“确保国土完整，以及行政、立法和军事上的统一”、“提升国内各族各地人民以及海外华人的向心力”、“保留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防止政府成为某一宗教、种族、利益集团的工具”。 正如黄志明总监承认的，作为标题，“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确有不足之处，全书各节标题绝大部分是陈述句式，没有褒贬意味，但涉及到中共一节，标题有明显的价值倾向，令人怀疑有歌功颂德企图。而这一节下属的延伸阅读部分以“政党恶斗，人民当灾”为题，更是引入了街头小报的噱头手法，和整个手册的基调并不完全吻合。 然而，除去明显意识形态化的“执政集团”一节，其他如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中“三者有机统一，四大民主框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规定，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中国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坚持中共领导”等等内容，与大陆通行的思想政治课高度一致，为陈旧的意识形态措辞背书。这已经不仅仅是编纂技术问题。 在香港本地“普选”呼声高涨的时日，这份手册中“以表现和考核为本的官员遴选机制”并未能向港人提供足够有说服力的论据，仅仅强调“确保政府体制稳定……保障社会平等和流动性……令政府得以更有效了解民意……需要向民众负责，有助提升施政水平”。这种泛泛而谈，显然无法解决港人的制度焦虑。 黄志明总监在辩护文章中称，手册中已经提到，所谓“民本思想”、“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以表现和考核为本的官员遴选机制”、“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都是社会科学所言的理想形态（ideal type）。他更进一步称，这是引述北京学者观点，不是歌颂中国现状。但是，上述措辞在手册中恰恰是为随后“政府分工制衡和纠正错误的机制”一节铺路，称这些机制可以防止理念变质或流于空泛。换句话说，这些方面相互配合，是将“中国模式”作为现实而不是理想来论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政府分工制衡和纠正错误的机制”一节中，手册提及的是大陆人民亦感极为陌生的“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亦有互相监督制衡的成分”，而“纪检监察机制”和“官员任期”等制度，在大陆已被证明并不足以防止腐败滋生，同时又对媒体监督、廉政公署等有效机制闭口不提。以此来说服政治更加清廉的香港，难度可想而知。 在经济方面，“中国模式”被归纳为“国有、民营兼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流动量大而自由的劳动市场”、“商品和资本市场”三方面。其中特别强调国家控股的金融、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尤其是中国公司在世界500强中的地位上升，及银行和电信公司排名蹿升，但也提到地方政府强征土地的弊病。 在社会方面，手册介绍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结构”、“中国式的社会网络”、“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三个主题。在文化方面，则有“中国文化模式”、“文化政策”、“文化保育”、“软实力”和“文化交流”等内容。 相对于洋洋洒洒22页的“中国模式内涵”，对这一模式的“反思”部分仅有两页，这和前言的低姿态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反思部分中，主要涉及到“成本”、“与普世价值关系”和“模式输出”三个问题。相比围绕内涵的条分缕析的介绍，“成本”语焉不详地提及“对言论自由有所限制”、“对当代历史中某些事件讳莫如深”等。虽然手册补充了“绿坝软件”、“我爸是李刚”、“毒奶粉事件”、“动车追撞事故”等案例，但总体而言，反思部分苍白无力，缺乏深入探讨，不足以作为对“中国模式”高调鼓吹的制衡。 自2011年以来兴起的“学民思潮”和“反国教运动”无疑是时代的产物，但作为导火索，这份34页的小册子自有其失策之处。 首先，手册对大陆学界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论缺乏足够了解，事实上，相当部分的大陆研究者都对这一概念持保留态度，尤其近一两年以来，随着政经各方面问题的暴露，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相关讨论已经逐渐有偃旗息鼓之势。而香港的国教推动者却在此时试图用一个晦暗不明的概念切入，使之成为国情教育的图腾，这种手法，使得国情教育无论在内地还是香港都注定无法收获拥护。 其次，从这场抗议运动中不难发现，在互动日益深化背景下，今日内地与香港的知识界和舆论界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互反馈态势。因此，香港的国民教育在立足本地的同时，必须借鉴内地社会的整体发展动向。然而遗憾的是，这份手册一方面完全说不上为香港人量身定制，通篇是港人极为陌生的政治语言，另一方面对大陆近年来的发展也缺乏足够敏感度。其中所引例证，如三峡成败、公务员考试、国有企业角色等等，在大陆均属于极有争议话题，并不适宜作为正面案例。 再次，这一轮国情教育最大的失败，同时也是最危险的迹象，或许是试图将庸俗化的国家主义思潮强行嫁接到香港，引发强烈反弹也在意料之中。事实上，任何国家都不否认国情教育和公民认同的合理性，但必须在个人与国家之间把握平衡。正如一些抗议者批评的，国情教育中忽视了“人”的位置。在手册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声称力行仁政的利维坦，却没有看到个人是如何参与到国家运作之中的，并和它真正休戚与共。

德语媒体本周六关注的中国话题包括港人反“国民教育”大游行，和中国“超级警官”王立军被指控犯有四宗罪。指出港人拒绝“洗脑”，党中央害怕“丢脸”。 (德国之声中文网)《法兰克福汇报》于本周六（9月8日）发表文章题为”党从北京发来的问候”。关注香港民众抗议引入”国民教育”课程。称中国政府想以此淘汰曾属于殖民地的”旧思想”。 文章在开头翻译援引了《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的内容。相关内容指出：”中国的执政集团是一个”进步、团结与无私的执政集团 。”文章称：这本手册公布后引起了香港特区民众的愤怒浪潮，在这个拥有7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随处都可以听到”洗脑”一词。 中国政府担心港人缺乏”爱国意识” 文章随后写道：是否应该在香港引进”国民教育”的问题，已经成为了香港议会选战中最重要的话题。香港将于本周日举行新一轮议会选举。选民第一次可以直接选出更多的议员代表。民主派反对党有可能凭借呼吁撤销”国民教育”的做法赢得更多支持率，而梁振英领导的政府则需要面临压力。 在香港学校中引入国民教育是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亲自发出的要求。中国中央政府担心，香港从英属殖民地回归15年后，缺乏”爱国意识”，对中国政治提出的批评太多。 文章指出，许多持批评意见人士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引入国民教育学科。作者引述香港教师工会的一份负责人表示，在一个像香港这样的自由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全方面获取关于中国以及其政策的信息，并形成自我的判断。香港教师希望教育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曾经的王立军是一名打黑的“超级警官” 丑闻制造者王立军是如何成为被告的？ 另外，德语媒体继续关注中国政治层18大前夕宫廷内斗的动向。《南德意志报》本周六发表名为”丑闻制造者”的文章。评述中国”超级警官”王立军是如何成为被告的。 文章在开头写道，王立军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中国最有名的警察，而现在他变成了中国最臭名昭著的警察。这位超级警官在和黑社会以及腐败作斗争的过程中是一名钢铁般的猛将。他曾自己动手检验尸体，为他的警察们设计红色雨衣。而现在，他必须面对法庭的审判。面对检察官对他提出的：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四项指控。然而控词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他于今年2月投敌，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在那里说出了许多秘密，致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经历几十年都来不曾经历过的一场丑闻。 文章写道：王立军出卖了他的上司，很明显是出于对他的畏惧。王立军是此人多年的亲信和打手。而此人就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薄是 党贵阶层，其家人通过凶恶的阴谋以及暗箱操作让共产党在国内外丢了脸面。有一件事情党是无法原谅的：就是让他们丢脸面。。。但现在王立军先得接受惩罚，这个告密者，没有他，整个事件也就不会被曝光。 《南德意志报》的文章随后写道：目前尚不特别清楚王立军在海伍德谋杀案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有传闻说谷开来原本和他一起策划作案，但王立军后来从中退出。而当谷开来跟他讲述作案经过时，他秘密的录下了谷开来的这段话。如今对他的指控显示，王立军本来就喜欢窃听，甚至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拜访重庆的时候也都窃听过他们的谈话。 最后，文章指出：可能是由于王立军最后和当局采取合作，所以现在不必面对叛国罪的指控。北京的《环球时报》将王立军案称为”中国进步”的证明，标志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话也只有共产党的宣传报才能想的出来。作者估计：这又将是一场审判秀，而它开始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编译：任琛 责编：达杨

一、绪语 本月结束的北戴河会议，应该是基本确定了将于中共十八大上正式化的权力分配格局。可惜除了满天飞的名单之外，中国话语空间内对于这个注定影响所有中国人的事件却鲜有论述。当然，屁民之属原就缺乏谈论此事的基本信息。不过，这种沉默若能解读为社会对于反社会政治的窥阴癖的结束，亦未尝不可算是一种进步。洪洞县里，谁当太爷，谁当师爷，有何分别？与我何干？同样是一场大戏却无人喝彩的，大概要算中国的伦敦奥运。它上月开幕于“举国体制”的攻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