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

中国总理李克强周四（3月24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正在推进结构性改革，短期小幅波动难以避免。但是，一旦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中国政府会果断采取综合性措施，来防止失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3月初举行的中国2016年“两会”上，中国政府将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6.5%—7%。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至25年来的新低，引发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忧。...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调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引发中国官方强烈反弹。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接连批判穆迪“没有远见，恶意唱衰”，引发热议。有评论认为，中国官方的过激反应是因为在现有体制下，中共掌管一切，穆迪此举在中国当局的眼中等同批评中共管治不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日前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穆迪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下降，政府债务不断上升，经济改革不确定等因素，会令中国的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与此同时，穆迪还将中国的8间保险公司，25间非保险金融机构，38间国有企业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穆迪的做法没有远见，将来实践会证明它是错误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胡星斗3月4日向本台表示，中国官方与穆迪之间的“分歧”，最主要的原因是两者的标准不同。穆迪的评级是以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体标准来衡量，不过中国的经济中，政府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然目前中国的债务问题是严重的，包括地方政府债、公司债，如果按照市场的标准，有可能中国处于比较危险的状况。但我们要看到中国是一个政府强有力的这样一个经济体，中央政府最后会为债务风险兜底，中央政府有种种的办法来化解债务危机。所以政府控制的经济也有它的好处，能够应对危机。而穆迪所发表的（评级）是按照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来预测风险。”另一方面，穆迪的举动也引发中国官媒强烈反弹。新华网连续两天发文怒批穆迪。新华网3月3日的评论文章称，穆迪作为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却长期干着损害自己信用和操守的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主权债务评级奉行双重标准。一方面对前者“苛刻”；一方面对后者“放松”。这种因人而异的选择性评级标准，只会透支其公信力和影响力，令其有关指标前瞻世界经济的权威性大打折扣。评论还说，在中国财政状况风险可控、保持良好的情况下，穆迪却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不得不让人怀疑，穆迪是否也加入了“恶意唱衰中国经济”的阵营，想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信心。有网民调侃道：现在不是流行封号吗？去把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给封了，它就不说负面了。网民“蒋宏晨”感叹：何必呢，就是个商业机构评级而已，某些媒体还预测4000点是牛市起点呢。网民“段段”则认为：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弄好，让它的评级出现失误，失去公信力，而不是一开始就嚷嚷人家错了。河北资深媒体人朱欣欣3月4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国是一党专政，共产党管制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穆迪此举在中国当局的眼中等同批评中共管治不力，“在这个专制国家，统治者就相当于无限责任公司。既然是无限责任公司，那他就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和他统治的合法性有关，最大的特点就是泛政治化。经济问题、文化问题、道德问题在他看来都是政治问题。所以穆迪这个机构对中国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评估，可是新华社就对他们的评价恶意揣摹人家的所谓动机，说参与了唱衰中国经济的行为，实际上他的本意并不是维护中国如何如何，实际上是维护中共形象，实际上背后他认为是打击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威胁了中共的政治统治，如此而已。”

随着世界在期望中国担保自己能够掌控经济增长的放缓及动荡的股市，习近平已开始推出一个听起来不像马克思和毛泽东、更像里根和撒切尔的补救措施。习近平把他的下一个大的经济方案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附和保守派西方领导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倡的减税及放松管制的秘诀的意思。新口号预计将在中国立法机构周六召开的全体代表大会上享受显著的地位，它代表着为习近平改革中国经济的一波三折的计划增添活力的努力。但习近平仍面临着对他是否有决心彻底重组经济的普遍怀疑，那将需要削减臃肿的国有企业，伴随而来的是减少数百万人的就业机会。“人们对撒切尔和里根有很高的评价，因为事实证明，他们在极大的压力下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财政部的经济学家贾康说，他是新政策最突出的倡导者。“他们的精神是勇敢地接受挑战，勇于创新，这当然是值得中国人仿效的。”习近平指的供给侧，正如里根经济学那样，将包括降低赋税、减少政府施加给投资者的负担。然而，其主要目标似乎是关闭或逐步减少生产远远高于市场需求的煤炭、钢铁、水泥等工业产品的矿山和工厂，严格控制导致产能过剩的信贷和补贴。一些经济学家说，供给侧改革的说法至少是向那些痛苦的措施迈出的一步，这些措施可能会引导经济健康增长。“这是一个旨在重振改革进程的重要新方案，”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通过电子邮件说。“政策制定者们已多次失误，总体来看，市场化改革的成就少得可怜。政策制定者们需要拿出一些别的办法。”习近平已对中国军队进行了重组，还主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但在经济方面，他尚未能取得类似的突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他在这方面的失败已经削弱了企业对未来增长的信心。周三，信用评估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把其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从稳定降到负面，理由是“当局推行改革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怀疑者认为，经济转型如此困难的一个原因是，习近平的经济目标已经多次与他的政治目标发生冲突。他们说，虽然习近平在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这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能力，但他一直不愿意约束国家的影响范围，尤其是限制国有企业在获得贷款、资源和客户上享有的特权，这些特权往往具有垄断性。一些经济学家说，习近平的供给侧方案也许会只对之前糊里糊涂的改革作表面上的改进，虽然承诺让市场自由化，但还是加大了国家的控制，方案比所需要的东西还差得很远。“为了让政府更多地步入市场的轨道，就需要回避干预，”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朱宁说。“但是，这正是他们一直没有做的事情。”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不相信中国政府会愿意减弱自己的权力，以及冒着面临下岗工人反对的风险，不管其说法如何强硬。把国家支持的产业调整到真正附和市场的水平会意味着削减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这些削减有很大可能会受到面临裁员威胁的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强烈抵制。而在这些工人和管理人员集中的省份，也会受到来自当地官员的强烈抵制。2013年，习近平曾制定了一整套振兴经济的蓝图，包括发誓要改造国有部门、培育市场力量。但进展断断续续、极不均匀，反映出他不愿意放弃国家的控制，几位经济学家说。这些混杂的信号已导致政府官员的瘫痪，他们对在保持稳定和增长的同时，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大作出削减很不确定。“中央政府强调供给侧改革，”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姚洋说。“而在另一方面，它仍在鼓励地方政府投资。这就是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困惑，因此他们不知道方向。”既然经济警报已经拉响，习近平愿意走多远呢？在周六开幕的全国人大上，共产党领导层将阐述他们的经济计划，届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变得更加清晰。“他们是否言行一致仍然有待观察，”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约尔格·伍德克(Jörg Wuttke)说。“如果不是，中国就会有很大麻烦。”如果是，可能也会很有难度。近期一项研究指出，如果进行裁员，那么未来两年里，钢铁、煤炭等行业可能会有逾300万人失业。本周一，政府表示将裁减180万名钢铁和煤炭员工，相当于这些行业劳动力总数的15%左右，不过没有具体说时间。“阵痛不可避免，但也是值得的，”共产党主要党报《人民日报》1月发表了一篇整版文章，赞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可能皆大欢喜。”但是，如果说经济放缓正在迫使习近平采取行动，那么它也提高了行动的成本。从1997年开始的第一波国有企业倒闭潮中，逾3000万个就业岗位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消失。但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新增的就业机会消化了很多富余员工。目前预测的就业岗位减少数量虽然较小，但可能更富争议，因为经济正在放缓。习近平对社会稳定和群众支持非常重视，就业岗位的减少可能会对其构成威胁，他不太可能冒险推动中国进入急剧下行的局面。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刺激措施来保持经济增长，导致了债务增加。中国供给侧学派表示，盲目扩张已达到了不可持续的程度。例如，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一份新的产能过剩报告称，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与真实的市场需求脱节”，是位居第二到第五的四大钢铁生产国——日本、印度、美国和俄罗斯——总产量的两倍以上。除了纠正这种问题，供给侧改革包括哪些具体政策仍然存在争论。官员和经济学家呼吁给私营企业减税，让私人投资者在国有企业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同时又不搞全面私有化。但是这个概念也很笼统，一些人也在它的基础上，主张为摇摇欲坠的国有企业提供更多的出口支持、政府资金和扶持政策。但是，对获得国家补贴的低效率行业进行抑制，则基本上获得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一致支持。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说，再拖下去只会扼制增长、恶化问题、伤害工人。“如果没有拿出解决方案的迹象，今年可能会是特别危险的一年，”他说。“如果不改革，就会有大问题。”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能仅仅是一个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