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

复旦硕士生吴恒调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后，得出了中国人“易粪相食”的结论，这一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种略带修辞式的事实表达。依照吴恒发布的报告，中国的食品安全严重区已经从2004年的4省个增加到2011年的11个省，一般性的食品安全估计遍布全国，无怪乎微博上有人把中国地图按照金庸武侠小说的说法分为四大区域：东鞋（烂皮鞋）、西毒（毒胶囊）、南地（地沟油）、北钙（三鹿高钙奶），真可谓非常的形象生动了。然而，“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事关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身家性命，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以人为本的国度，怎么会堕落到今天这种让人震惊的地步呢？谁应该对这一结果负责呢？到底是谁让我们“易粪相食”呢？现在到了我们不得不要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追问导致中国人“易粪相食”的原因，最表面的原因当然是商人不法、唯利是图、丧尽天良。之所以出现“东鞋、西毒、南地、北钙”的现象，当然同那些商人为富不仁，没有道德底线有关。众所周知的是，近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道德准备的，革命式的道德理想被文革式的残酷摧毁殆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大潮以人们的道德幻灭为前提，一种贱民式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出来，对于这些没有道德意识甚至是反对道德意识的贱民来说，金钱就是一切，只要能得到金钱，就没有什么是不能干的，中国当今的食品危机状况，不能不说是与这种没有道德的贱民市场有着直接关联的。当然，我们说贱民式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对某些人的贬低，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大家都知道的是，传统中国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商人为社会所不齿，大多都是贱民出身，在社会上既没有身份，也没有地位，同唯利是图、为富不仁这些道德上的贬义词连在一起。但是，让人奇怪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出现我们当今这样的道德危机和信用危机，这是为何呢？原因在于整个社会是以儒家道德建构起来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士大夫，他的强大道德力量对商业贱民构成巨大的道德压力，在强大的道德政治面前，那些商业贱民不仅不敢胡作非为，反倒是尊奉“礼义廉耻”，尊道德、讲信用，形成了像晋商、徽商那样的儒商群体。但是，当今的商业贱民所面对的环境完全不同，不但没有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压力，反倒是从不道德的政治权力上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形成了不道德经济与不道德政治的巨大联盟，有恃无恐，无所不为，失去了任何道德底线。也因此，在看到网友“东鞋、西毒、南地、北钙”的微博之后，我说还应该加个“中神通”，也就是我们的政府，他们不仅不给这些不法商人提供道德压力和政治威慑，反倒是想法设法的保护他们，为他们开脱，神通广大，搞定一切。 　　当然，商业贱民之所以能够同政治权力沆瀣一气，主要在于我们的政治也是贱民政治，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没有丝毫的贵族气质，大多是贱民出生和贱民思维。众所周知，我们的政治是建立在底层革命的基础之上的。革命之后，原有的一切价值都遭到完全的颠覆，道德式的政治被力量式的政治所取代，“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有力量谁就是老大，尚德变成了尚力。那些获取了权力的贱民不仅不敬畏道德，反倒嘲笑道德、毁灭道德，将其称之为唯心主义，虚伪等等，一切高雅和有品位的东西都被摧毁，非道德和反道德成为了革命后政权的价值基础，虽然被一张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所掩盖，不久后就因权力斗争而原形毕露，“反右”、“文革”不仅摧毁了传统道德，也撕破了乌托邦的虚假道德面纱，让一切道德都随风飘逝，这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道德前提。显然，贱民政治摧毁了道德基础，继而制造了大量的贱民商人，然后贱民经济与贱民政治又相互勾结起来，堂而皇之的撕开了一切道德面纱，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易粪相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 　　当今的中国人之所以走到“易粪相食”的地步，除了这些人目光短浅，唯利是图和害人害己之外，更重要的还是道德基础的破坏，而破坏那些基本道德基础的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自私自利，而是源于一种特殊的贱民经济与贱民政治的结合。在这种贱民经济与贱民政治之中，没有了贵族式的高瞻远瞩，更没有了道德追求，原本是经济建立在道德之上的公式，被颠覆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道德只是上层建筑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不出现社会道德崩塌才是怪事呢。 　　马丁.路德.金有一句名言，“世界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我们的先人也讲，“德，本也，财，末也”，这恐怕才是人间的正道，唯有如此，才可能避免贱民政治，才有可能给贱民出生的经济以道德压力，让经济依道德而行，而不是道德被经济掏空。 　　最后要说的是，虽然说制造中国人“易粪相食”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贱民政治，由于贱民政治不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是蔑视道德和毁灭道德，所以它无法范导经济，反倒让政治跟着贱民出生的经济走，形成贱民经济与贱民政治的合谋，让一切道德底线都不复存在了。因此，如果要让我们回答谁让中国人“易粪相食”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贱民，是因为贱民建立起来的反道德的政治经济体制。 王俊，凤凰博报

中共现代式的“文革”具有很高的隐蔽性，更能迷糊外界，特别是中国的民众。再加上没有第三方的信息来源，使得很多中国民众完全不知道藏人所遭受的痛苦。而且，中共更恶毒的手段是在西藏民众和中国民众之间制造仇恨，制造隔阂——更加造成藏汉民族之间不能积极的交流，这一阴谋手段在2008年制造了惊人效果，而且至今无法消除其恶果。 最近世界媒体聚焦关注中共高层薄熙来和王立军案，而且中国民众也对薄熙来和王立军等的“管制”拍手叫好，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红色中国等极左思想的网站纷纷关闭。更让中国的开明人士放松一口气（虽然非常清楚这是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的结果），藏人也对这一事件非常关注，因为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唤起了藏人更大的恐怖记忆，也担心中共在西藏实施更具体化的“文革”运动。 其实，藏人的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的，薄熙来还没到重庆之前中国的张钦差大臣在西藏的言词是一流的文革式，当然工作方式与文明社会绝对格格不入，离文革也是咫尺而已。当重庆大唱红歌，藏人的担忧不无道理，在藏人的记忆中西藏历史上所有的灾难都来自中国四川——从满清帮办到赵屠夫，再从刘文辉到十八军。所以在西藏大门口如此公开唱红，波及西藏是不可避免的事。对于在西藏大搞新文革的中共官员们来说重庆简直就是理论根据和楷模。 如中国大陆媒体报道，“1月22日上午，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自治区党政大院隆重举行领袖像揭幕暨升国旗仪式。举行该活动，旨在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祝福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激励西藏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中国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似海深情，进而凝聚起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强大合力——官方说，当地正在广泛开展“送国旗、送领袖像进村入户进寺庙”活动。目前已赠送国旗、领袖像100余万面(张)。” 事实是：“从2月初开始，在拉萨，绝大多数参加过法会的藏人，都被找上门的警察带走，声称是送去“学习班”接受教育。甚至年过八旬的老人也被带走。而且一直是陆陆续续地有人被带走，据说是因为被“供出来”了。这让人忧心忡忡，不知道“学习班”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又是怎么让人“供出来”的？”不让回家过藏历年。” 近来，中共政府在西藏甘孜理塘县境内开展一项征集民众签名活动，并宣布目前正值采挖虫草季节，民众签字是为了保证不会发生争执和矛盾。但后来民众却得知当局使用这种欺骗手段，在一份包括反对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反对分裂活动和达赖喇嘛和境外藏人策划自焚事件等具有7项内容的文件征集签名后，引发理塘藏人的强烈不满。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的家乡理塘县上木拉乡的两名藏人也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为此当地民众立刻召开会议决定把两名签字藏人从当地部落里驱逐，但两名藏人解释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文件内容，纯粹是受到中共的欺骗后，对两人分别处罚500元人民币。而中共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派遣数百名公安、武警、特警和工作人员到上木拉乡，召集所有民众声称，如果有什么困难，政府会尽力解决，但在文件上必须要签字。当时，中共工作人员要求一位年迈的老人诉说有何困难时，这名老人表示，自己最大困难的是一直希望能拿到护照，到印度拜见达赖喇嘛尊者，但至今没有被办理护照；另一位老人则回答说，自己的两名兄弟曾被杀害，这是自己最大的心里困难，除此之外，并没有特大的困难后，中共工作人员和军警所有藏人集中在一起，不管是男女老少，随意进行毒打、乱剪头发，并把每个人拉到人群中间进行围殴和批斗，强行在文件上签字等当地局势正在持续恶化中。 中共当局除了在理塘县外，还在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家乡新龙县为首的其他地区中也正在进行这一强制性的征集签名活动，但一致遭到西藏民众的反对。 《西藏日报》说，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抽查拉萨便民警务站时强调，“坚决打赢维护稳定的持久战，彻底粉碎敌对势力、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加快推进全区676个便民警务站建设。” “3月15日西藏安多香赤寺僧众开展和平示威活动后，多名藏人遭到中共军警武力镇压和拘捕，近日当局又拘捕了香赤寺堪布和其他三名僧人。” “本月初中共当局所谓的工作组在西藏昌都江达县德玛曲廓寺，强行命令该寺僧人在寺院主殿悬挂中共领导人的肖像，以及在寺院殿顶竖立中共国旗，对此，遭到该寺僧众的拒绝后，工作组强行在该寺殿顶竖立了中共国旗。当时一名年长的僧人因无法忍受工作组的精神折磨而去世，而其他僧人也因无法继续待在寺院而离寺回家，目前该寺已变成空寺。 在今年3月现任昌都地委书记罗布顿珠主持召开所谓的严打动员大会，他在大会声称：“昌都地区有大量的僧侣和信教群众，因此，成为了达赖集团的堡垒，昌都地区多个寺院未能有效管理和解决现有的问题”他还号召“坚决认识先进的思想和落后的思想之间的竞争后进行严打等”。” “本月26日，西藏炉霍县法院对今年参加抗议的16名藏人分别判处1年至无期徒刑的重刑。” 以上提到的那一件是合法的？拿中共自己的法律统统是违法的，不用说国际法什么的。而且，中共对待藏人的手段那一点没有继承 “文革”的“优良传统”？ 但是，当中共政府公开倒薄熙来和王立军等，国际社会聚焦关注、中国民众以倒薄、关闭极左思想网站为快之际，西藏的钦差大臣们继续在风风火火搞新一轮的“文革”。 外界一直对中共统治下的“特殊”的“国中之国”，自然也是中国钦差大臣们的“殖民王国”——西藏的统治方式和文革式运动不是很了解。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法律可言，政治问题、泄露国家秘密、与达赖集团有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等等就是“法律”，而且是任何人无权质疑的“法律”。藏人所遭到的抓捕、关押、再教育、劳改、甚至处决等等就以这些为依据的。 每当看到中共高层高谈阔论西藏不能实施所谓“一国两制”时，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想，自1949年中共侵占西藏起一直实施着“一国两制”。只不过后来对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口头上还有个“港人治港”，但是在西藏的“一国两制”是“汉人治藏”，而且一直是殖民统治。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更滑稽的是中共政府在国际上大叫“解放了”、“藏人当家作主了”、“藏人翻身了”、“天亮了”——想一想这个天还能亮吗？ 当然中共对西藏与香港的“一国两制”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是为了安抚，说俗一点就是骗你，骗死你。那么对西藏的“一国两制”就是有计划地消灭整个西藏民族，整你，整你，整死你—所以西藏这片土地上的流血从来没有停止过，藏人的生命一个接一个——在一百二十万死亡名单上直线上升。 有人说，在西藏的这种文革式的统治模式不是来自中共高层。可是，你相信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里如没有最高领导层的支持、认可或默许，谁敢如此胆大妄为？不可能的。所以，我之前说的中共对西藏实施的特别的“一国两制”是完全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认同、支持的。 同样的，这么多年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都无一不是中国政府有计划的消灭西藏民族政策的一部分，无一不是推进西藏民族彻底灭亡。从限制语言、宗教、言论、自由——那一条不是呢？ 因此，最大的声援西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最新报告《中国60年的暴政，论证对西藏的种族文化灭绝》中列出的四个重点如下： 第一，中国政府在对西藏60多年的统治期间，坚持不断地以各种政策和措施，试图以一个符合中共意识形态和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国家版本，来取代西藏人民本土文化传统。中共在西藏实行一系列旨在剥去西藏文化要素的政策； 第二，中共在西藏实行的压迫性政策的几点是，中共把本身的利益置于西藏人民的利益之上。 第三，中共在西藏的文化压制和破坏政策是如此系统性的，其恶果如此严重，说明这些政策包含着文化灭绝的成分。 第四，中共针对西藏政策中的这些文化灭绝成分，再加上目前西藏社会中存在的前所未有的汉藏紧张关系、以及由政府支持那些针对西藏人的、带有仇恨和歧视性的声明和宣传，类似的现象在历史上都被认作是种族灭绝的前导。” 这样就更容易了解为什么西藏的“文革”越演越烈。当然，二十一世纪的中共不是六十年前的中共，从手段到方式焕然一新：寺院给你留着，信仰给你禁止；学校给你开着，禁止藏文授课；铁路公路给你修好，禁止自由行走；法律给你摆着，抓捕处决任意…… 中共现代式的“文革”具有很高的隐蔽性，更能迷糊外界，特别是中国的民众。再加上没有第三方的信息来源，使很多中国民众完全不知道藏人所遭受的痛苦。而且，中共更恶毒的手段是在西藏民众和中国民众之间制造仇恨，制造隔阂——更加造成藏汉民族之间不能积极的交流，这一阴谋手段在2008年制造了惊人效果，而且至今无法消除其恶果。 2012/4/30于达兰萨拉 桑杰嘉，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