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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3月15日薄熙来被撤职消息公开后，北大教授孔庆东参加了”第一视频”节目并公开为薄熙来鸣不平， 呼吁支持者声援重庆。他借”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指”重庆打黑”为最大的打假：”那么在3·15日子里让打黑英雄、打假英雄受委屈了，等于是公开地发动反革命政变。” 他语气激动的质问薄熙来的支持者：”你为薄熙来做了什么？”，并呼吁公众以实际行动进行声援，”大家都起来和黑暗作斗争。” 但孔庆东也称自己相信党中央大多数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多次肯定重庆道路和重庆所取得的成就。网友评价其以这种方式挟持早前曾公开支持薄熙来的贺国强、周永康等人，也为自己的言论寻找安全保障。 孔庆东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2011年11月27日，孔庆东在拒绝《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爆粗口，又被称为”三妈”教授”。孔庆东年轻时曾参加”八九民运”并为高自联成员。其后思想变得左倾激进，常在中国拥毛网站”乌有之乡”发表文章。 “孔庆东支持的不是薄熙来个人” 中国宪政学者、九鼎研究所的负责人陈永苗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孔庆东这番言论也是在利益权衡和对比之下作出的，不表示他对薄熙来个人的支持：”他其实不是支持薄熙来本身，而是支持薄熙来提出的一些’共同富裕’的政策。可以看到，孔庆东或重庆市民，是支持薄熙来背后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是有一定意义的，比如说他提出的’共同富裕’，可以说薄熙来的作法很象文革，或超越法律，从程序正义来说薄熙来很不对，但作为普通百姓不会这么复杂的考虑事情。如果是给重庆市民带来好处，重庆市民就会说好。” 但陈永苗也分析，目前中共当局所担忧的支持薄熙来者会不会走上街头抗议，他认为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重庆不会上街，这几十年来，维权的事情都是右派来完成的，左派知识分子的胆识不够，很难发动底层民众上街。 ” 中共启动”去毛””反左”？ 台湾《联合报》3月16日，以”去薄熙来 胡温确立反左路线”进行报道，指近年中国大陆左派形成一股势力。主要表现在藉中国大陆社会的贫富分化、中共党内的贪污腐败，发出反改革开放、为文革翻案的声音。3月15日，极左派之一的张宏良，公开宣告薄熙来是当今的岳飞，是”被美国以及反华势力仇恨”，呼吁”如果再不站出来与薄熙来站在一起，共产党看真是命悬一线了”。 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德国之声《北京观察》中撰文，认为薄熙来事件使中共高层从派系之争重回路线之争。多位评论人士指，薄熙来事件也表明目前右派力量战胜了左派力量。 另据多位中国网友发布信息和海外”多维网”等报道，薄熙来事件发生后， “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民声网”和”红色中国”等左派网站，目前都遭关闭或禁止评论。 在重庆本地论坛发出”万人涕泪别书记”的内容并被强令删除后，北京方面除下令增派武警进驻重庆，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加强了警力，广东网友爆料，连日来深圳市民中心、宝安中心广场等地，出现大批配备防暴装备的特警在巡逻，气氛紧张。 作者:吴雨 责编:谢菲

薄熙来下岗为重庆问题画上了句号，但进一步突出了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和政治路径上的莫测。 至今为止，中共对“社会高度关注”的薄熙来究竟是什么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或者介绍，连对王立军事件的用词，最具体的也不过是“私自进入”。这种语焉不详和吞吞吐吐并不说明中共高层内部对事件的细节还不了解，而只说明他们在如何定性上还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两次中共最高层换马中，北京和上海的地方权力集团成为牺牲品，罪名都是贪腐问题，而这次换马前被整肃的重庆是政治问题。前两次是中央主动找茬，京沪的两陈冤哉枉也；这次是反过来，西南王薄熙来招摇了好几年，最后意想不到的是王立军捅了大漏子，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央是被逼处理重庆的问题。这个过程，用“阴谋论”（即中南海有人施离间计，王立军中招投奔美领馆）来解释似乎太像演义。 和前两次的京沪事件相比，重庆既然是政治问题，其定性就事关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走向。按照温家宝在记者会上那段欲说还休的话，他是要把重庆的问题朝否定文革上靠。如果这是中共最高层内部初步达成的共识，那么人们可以期待中国政治生态将有一段时间的积极的变化。如果这主要是温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有“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这样的限制词），就像他一再表白的要推行政治改革一样，而将来出炉的正式罪名还是犯上作乱（例如王立军违反党纪国法，薄熙来有个人野心，机会主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等等）再搭上一点贪腐，那只会加剧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和政策路线上的莫测。 长期以来，中共最高层对文革的态度就一直是暧昧含糊的，建政60年大庆时把毛时代和改革开放一锅煮就是最突出的表现。中共深知文革绝对不能翻案，但放任对它的反思和介绍又会在历史源头上加剧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又打压和限制相关的讨论。正是这种暧昧和含糊给极左势力的死灰复燃创造了条件，为薄熙来用唱红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空间。这种作茧自缚最后让这个魔瓶中放出来的恶鬼陷自己于尴尬境地。 要摆脱文革给自己造成的这个困境，一个途径当然是公开彻底地否定，并允许社会对文革做介绍，讨论和研究，而如果这么做，很可能会引发更深层次的政治改革诉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彻底否定文革这个问题，又变成了政治改革问题。所以反过来，如果中共不想政治改革，也就不会去碰文革这个问题。 温家宝是懂这个道理的，所以他既提政治改革，也提否定文革。在他看来，重庆问题既和文革余毒有关，也是政治不改革的结果。 如果温家宝的这个途径最后没有被中国最高层采纳的话，那么文革和政治改革的话题都会不了了之，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已经形成规模的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强化。 中国目前意识形态的局面很像德国的魏玛和日本的昭和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百家竞争，最后是融合了专制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并具有强烈反西方倾向的国家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此之前曾经有过的更激进更民粹的流派被淘汰，因为国家主义既满足精英的权力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抑富济贫”的民粹主义诉求，因此也可能获得底层民众的拥护，而更激进更民粹的流派在实践中常常挑战并损害国家的权威，所以必须被压制。德国冲锋队和日本中下层激进军人早早的被整肃就是如此。中国如果走上这条道路，重庆事件和乌有之乡的被消音就是更激进势力的提前出局。 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左派中比较聪明的，早就在薄熙来和乌有之乡那种类型的粗糙的毛主义和从西方话语中移植并加工过的国家主义中作了选择，并在“中国特色”下，把国家主义变成了党国主义，例如汪晖的“政党是主权的内核”。自重庆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觉得新左派这下没戏了，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受重庆事件影响的不过是一部分新左，脑子比较死板的那种，他们把牌押在特定的政治人物身上，即使在这类人中也还有在毛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两头都想靠的。而“政党是主权的内核”则超然得多也高明得多：只要这个政党不垮，这句话就永远是“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 作者：程映虹，《纵览中国》

    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社会的共识，人民的觉醒，社会与市场的内生力量，以及每个人维护自我合法权利的努力，独立的法律所能给予的公平博弈空间。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之后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历史观在执政领域的显示，是年鉴学派整体历史分析的精华所在。当执政理念不被理解，执政者会出现“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的痛苦，对社会的忧虑来源于共识无法达成，利益团体往往假道义而行，达成改革目标的技术手段往往被扭曲。     1898年，史称戊戌变法的中国维新力量，在年轻皇帝光绪的带领下、以康有为等学者、中下层官员、部分市场人士为主体艰难前行。这是一场注定不会成功的维新运动，维新者集聚了太多的反对力量，因为科举而失去前途的读书人反对，希望搭上维新之船的李鸿章等大员被康有为等人傲慢地拒绝，列强将中国视作肥羊，农村动辄饥荒，绝大多数民众目不识丁，当时的农村经济与社会结构与中世纪毫无区别，铁路被视为毁坏风水的象征、毁坏传统纲常的利器遭到唾弃。谭嗣同的鲜血没有达成民众的共识，反而成为极端派的食粮。     一百多年后，在现代工业化路上艰难跋涉的中国，出现了强有力的改革支持者，文盲率大幅下降，城市化率进程过半，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的过程当中，资本与货币市场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后失而复得，各经济主体在尽一切力量维护自身的权益。     情况截然不同。当然，从历史的细节、经济的细部看，我们能看到一切行政的阴影，看到计划色彩的影子，在工业化起步后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百年前后又有所不同，一百年前，中国难题是，能否跳出赤贫陷阱，一百年后的中国难题是，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角度解读温总理记者招待会，可以从技术上得出比较明确的结论，从技术出发，可以了解未来的预期目标。     第一，经济增速7.5%不算低。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7万亿元人民币，维持7.5%的增速，过9.58年，中国经济将翻番，达到94万亿人民币以上。按照美国2010年、2011年15万亿左右的GDP，以目前美元与人民币汇率计，为95万亿人民币以上。也就是说，假设汇率等前提条件不变，过十年后中美经济总量将相当。过快的经济增速会造成马戏团独轮车经济，一旦经济增速下降就会独轮车就会倒塌。2003到2007年，中国经济持续五年两位数增长，2010年恢复两位数增长，从国际贸易环境看，从中国的货币增量看，这样的经济增速不可持续，无助于结构的调整。     第二，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大涨大跌，未来可能扩大双向波动区间，考虑到国际压力，小幅上升仍有可能。     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经常性账户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2.8%，小于3%的国际公认标准，在国际收支和货物贸易上，中国已经实现了基本平衡；就市场而言，人民币无本金远期交割摆脱人民币单边上升趋势，有升有降；中国国内调整结构、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体制、出口预期下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使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浮出水面，绝不像某些模型所计算的，可以大幅上升，而是会在一定的临界点上止步不前，人民币继续上升到5时代，基本是个极限。     第三，房地产远未调控到位。     房地产市场是个与货币金融、地方财政、基础行业互相捆绑的行业，远未松绑，因此，房地产调控是个长期的软着陆过程。     此次调控略有成效是明确的预期与抑制投资性需求相结合的成果。房价合理是投入与合理利润匹配，是房价与收入匹配，这是实体经济行业的经典术语，也就是说，未来房地产不再是投资者主导的市场，而是城市化进程中刚性需求为主的市场，除非出现失控情况，暴利不再成为选项。这是房地产调控以来的主导思想，股市地产板块的大起大落，证明很多人对房地产调控抱有不切实际的放松幻想，甚至愿意以长期泡沫、失控为代价换取眼前的短暂收入。     希望房地产失速下滑，让钢铁、水泥等企业全部都去养猪、承揽市政工程，同样也是一厢情愿，同比大幅下降甚至扼杀刚性需求，同样是疯狂的想法。     第四，支持民间金融，纳入渠道内有序发展。温家宝总理、王歧山副总理等最近做出了一系列的表述，发展民间金融、让民间资金回到监管视野之内的目标十分清楚。对吴英案等实事求是，吴英案背后的所有链条，在目前民间资金处置过程中的暴利现象，绝不应该被忽视，     第五，以填平收入差距为抓手，建立民生保障机制，与高效公平的分配机制。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五件难事，件件都与民生有关。提升民生刻不容缓，但提振的过程如此艰难，中国解决了民生问题、分配问题，也就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     调整经济上的技术手段，是延续中国百年现代之路。经济与社会、政治密不可分，当我们在经济上、在市场上看到公平的民事赔偿机制，看到市场民主的精髓，才有理由对未来抱持坚定的信心。深刻的反省，冷静的头脑、坚定的信心与务实的举措，剔除权贵血亲利益网，是远离戊戌变法悲剧结局，却能秉持维新精神的内核。 作者：叶檀，网易博客

中国目前有2.5农民工。其中1.3亿在城乡之间漂泊，宛如候鸟。    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每年仍有2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解放出来，涌进城市寻梦。     在全国人大中，他们的代表有三个。平均每个人背后站着8000万直接利益关联人。      今年两会，这三个代表将带着极度疲惫和殷切期盼从中国最高政治舞台上谢幕。     这份孤单和沉重表明，农民工这个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是名副其实的二等公民——从政治地位、到工资福利再到社会保障。      而阻碍他们成为城市新市民的主要障碍户籍壁垒。      目前，这道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城乡天堑，有望获得实质性突破。     3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举行“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提案办理协商会，会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透露，《居住证管理办法》已经形成草案，正在征求意见，今年将报国务院审定。年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积极推行居住证制度，把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社会保险、考驾照、办理住房手续等功能纳入其中。下一步要发挥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实际状况的记载功能，为其有序落户城镇提供阶梯。国家层面将在适当的时候出台法规，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并更多地着眼于为流动人口服务，而不是管理。     这些政策的出台，不仅事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是经济发展的现实呼声。    2012年2月8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了基于2043位农民工调查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指出当前农民工就业存在一个相当普遍的“短工化”趋势，也就是水平化的高流动状态。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然而，旧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与新生代农民工全新的社会—阶级特征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结构性的矛盾，频发的劳工群体性事件就是最突出的表现，快速的工作流动也体现出农民工在当前条件下被迫做出的策略性选择。从调查来看，超过60%的农民工因为对用工单位条件不满意而选择主动辞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显著高。从企业层面来看，现实当中用工单位为了降低人力成本，榨取劳动者黄金年龄段，偏好具有弹性的短期雇佣，是导致农民工“短工化”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关的一个制度因素则是2008年年初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务派遣制广泛推行的影响。     “短工化”意味着农民工的工作极不稳定、处于快速变动的状态，这对于个人、企业或者社会整体而言均带来十分不利的后果。首先，“短工化”令员工与企业之间难以形成稳定的劳动关系，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进行利益表达以维护自身权益，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和人身权利难以保障，造成劳动纠纷激增、各类“野猫式罢工行为”频发，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其次，过于频繁的工作流动无法促进技术养成，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增加了企业培训投资，熟练蓝领技术工人需求难以满足，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第三，“短工化”的就业状态下，劳动者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缺乏积累和延续性，机会空间锁闭，难以形成向上流动的稳定预期，对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公正会产生不利影响。     在企业运营成本快速上升的今天，这场痛苦的博弈必然造成劳资双输，成为产业结构调整、整体升级的巨大隐患。    因此，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创建农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台，推进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建设，还农民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已成当务之急。而改革户籍制度又是关键前提。    调查显示超8成新生代进城务工者不希望被称为“农民工”。但改掉这个含有歧视性的称谓很容易，而要逐步建立健全进城务工人员融入城镇的制度设计，建立进城务工人员根据职业和工作年限享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包括户籍、教育、医疗、社保等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农民工无序进城与城乡差距加剧，以及城市化进程中中小城镇发展滞后密切相关。因此放开农民工进入大中城市的户籍限制必须与加大对农村的投入、重新对城市化进行顶层制度设计息息相关。    不然，未来会有相当一批不叫农民工的人很难成为大城市的新市民，又失去了土地对其生存的根本保障，从企业的短工沦为货真价实的流民。 作者：石述思，原载: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