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

      2002年到2003年，我和时殷弘、冯昭奎等学者先后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本意是立足国家长远利益，为实现周边睦邻，对处理中日关系提出一个新思路。新思维提出之后，遭国内一个著名日本问题学者讨伐。该学者不但在国内痛批新思维，还到东京出版了一本日文著作《何谓对日新思维——对马立诚、时殷弘论文的批判》，把笔墨官司打到国外，说新思维“迎合日本右翼需要”云云，从而抢到“爱国”先机，得到提升。殊不料，经有关部门调查，该学者竟是一个日本间谍。他的激进“爱国”，不过是以假乱真的障眼法而已，真实目的是骗取信任升官发财。今年初，该学者判了14年刑。     这种匪夷所思的事，近年层见叠出，令人咋舌。原来，在某些人那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变成了做秀。     前不久，周筱赟、叶楚华、廖保平出了一本书《中国谁在不高兴》。叶楚华在书中说，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问世的时候，他正念高中。“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去读这本书……每读一次就感到热血沸腾……像吃了春药一般。”而现在，他已经梦醒，看到台前幕后的真实景象是什么呢？“当奸商和无良作者们数钱数到手软、花天酒地的时候，狂热而又贫穷的愤青们往往会说，我们为了精神亢奋，心甘情愿付出。”他得出的结论是：“愤青是个供书商骗钱的大市场”。廖保平补充道：“民族主义是笔好买卖”。     为何有如此怪象？一是某些人做了功利主义的俘虏，弄虚作假，揣摩风头。正如陶渊明所说：“真风告逝而大伪斯兴”。看到民族主义大行于世，就跟风而上，鞭子耍得比谁都响，“爱国”牛皮吹成天大。今天骂老张不爱国，明天骂老李不爱国，就数他最爱国。但实质呢？往往是见风使舵，以此博得有司青睐，趁机捞一把，扩展自家资源，玩大了甚至堕落成戴着面具的假面人。某大学一位女生，在克林顿访华时，质问为难克林顿出了风头，以此炫耀。没几天嫁给美国人，移民美国拿绿卡，又在人前炫耀，到底哪个是真的？二是舆论生态出了毛病。残疾运动员金晶以自己的身体护卫奥运火炬，广受称赞。但当她不赞成抵制家乐福，说家乐福里有很多中国员工，抵制家乐福首先受害的是这些中国员工的时候，立遭愤青诅咒为“汉奸”，并且拿她的身体残疾进行人身攻击。令人怪异的是，这种“文革”式非理性的谩骂和攻击，常常被某些人捧为“爱国情怀”，导致语言暴力盛行。金晶绝不是个例。近年来，提倡顾全大局、理性爱国的声音频遭抵制和谩骂，乃至受到暴力威胁，致使一些人“爱国”虚火高烧，今天说“不高兴”，明天要“大打”，竞比声高，弄得别人不敢说话。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只能导致假话泛滥，损害国家长远利益，在国际上助燃“中国威胁论”，使中国陷入被动。去年“两会”发言中，几位退下来的部长感叹说真话难，就道出了人所共知的事实。     复杂的现实和沉痛的教训提醒我们，对于某些分贝特高的“爱国者”，不妨问一句，有没有表演和生意的成份？

方正县为日本开拓团立碑引起中国民众不满和愤怒，结果被拆除。作为一名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许多心里话无法去表达，这里毕竟是人家的地盘，我言语不得不慎重一点。 不过，围绕如何去“认识”当年所发生的事情，这是超越时空的宏观话题。接下来，我将连续刊登几篇我至今对日本人和中国人如何去面对“历史认识”的几篇文章。 有人说，中日关系当中最大的问题是“历史问题”。我的观点是： 第一，“历史问题”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因为，1972年围绕“历史问题”，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中日战争的处理上，中日两国达成了共识，（在这里，讨论当时谁强硬谁软弱、谁多主张谁多妥协没有任何意义），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它意味着两国从政治和外交意义上就“历史问题”达成了共识，否则两国是无法恢复邦交的。因此，严格地说，今天我们所面临或讨论的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历史认识问题”，即我们如何“认识”当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这点必须弄清，否则无法展开。 第二，我不同意“中日关系当中最大的问题是历史问题”这种说法。因为，如果中日两国之间面向未来的交流与共同的探讨只是停留在历史认识问题层面上，我们是“没戏”的。理所当然，我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通过多层次的沟通，不断加深相互的理解，“完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基础所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充满哲理。不过，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应在经贸、环保、能源、地区合作、青少年交流等“实质问题”上携手起来，扩大合作领域，共同寻找合作的战略基础。 2008年4月，世界和平研究所会长、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发表了有关中日关系的政策性建议《中日关系的新章：面向超越历史的发展》。本建议的目的是，在5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访日的情况下，为中日关系确立“新的基本原则”。中曾根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日如何应付目前的问题，对两国的共存及亚洲的秩序来讲极为重要。”胡主席访日时，中曾根前首相将提出这套建议。 中曾根前首相是一位充满着国家战略思想的著名政治家，在日本战后的首相当中，他在任期间之长仅次于佐藤荣作首相，还曾与胡耀邦总书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曾根前首相辞职后，在政界的影响力一直是很深厚的。他的一切言行都对日本各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日本将迎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历史性访问的时刻，中曾根提出，“我们必须构建能够坦率沟通的，即互相之间该说的要好好说的中日关系。”它意味着，中日关系有必要提高相互关系的水平，迈向更加成熟的友好关系。 为了实现成熟的关系，中曾根前首相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指出，中国应该调整并完善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内容，而日本在靖国神社的甲级战犯分祀问题上，应该探索解决方案。另外，他对中国提出，“为加强思想教育而采取的爱国主义运动带着酝酿反日感情的侧面，需要加以调节。”对日本，则提出，“日本必须谦虚正视过去，不要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轻率的发言。” 总之，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核心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需要“双向的努力”。我非常赞同他的言行。首先，他在中日关系关键的时刻能够出面，做出上述的政策性建议，具有价值。第二，他对历史认识问题的“信念”与“立场”是值得与中日两国的人民分享的。任何问题的产生都有原因，而问题的来源不可能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当年，日本侵略了中国，给中国政府以及无辜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是一贯的，否则中日怎么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而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当年的历史？在此问题上，无论各方反思的程度或方式如何，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这一点是肯定的，不能动摇的。

“历史认识问题”。      中国人和日本人已经听得很熟悉了。这几年以来，包括今天，政治家、官员、媒体、学者、年轻人，大家经常谈历史认识问题，这简直成为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代名词”了。这不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既然“历史认识”作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存在着，我们就应该勇敢地面对它，并且携手想出解决的方法和途径。     我一贯主张，解决历史认识问题需要中日双方共同的努力。原因简单明了，既然它已经成为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问题，就等于是双方的问题，既然是双方的问题，就需要双方一起努力解决，无论双方所持立场如何，只能面对现实，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脱离本质。    在这里，我想提出另外一个主张，即从全面“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角度来说，中国人和日本人实际上面对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日本对华侵略史，——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抗日战争”，日本人所说的“中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如何认识当年的历史，至今依然是个问题。另一个是两国公民如何认识二战后到今天的历史的问题。在这里，我不谈前者了，大家谈得很多。我就专门去谈后者，为的是从多样化的角度去“解释”历史。纵观世界发展史，在不同国家体制之间存在不同的立场再正常不过，只有在不断的认识讨论和价值碰撞中，有一天，才能走向历史的真实。     二战后，日本以《旧金山和约》为契机，从战败中走出来，回归了国际社会，恢复了世界政治成员的正常的地位。随后，日本本着对战前的反省，制定“和平宪法”（世界上只有日本和哥斯达黎加拥有和平宪法），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其战后发展的道路无疑是“和平”的。从日本战后复兴的走向不难看出它对和平的渴望和决心。日本战后一次也没有打仗，我们的自卫队没有杀过任何一个人，一个自卫队员也没被杀过，这是日本战后走向的真实。问题是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个事实？战前，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政府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伤害，这是无可怀疑，无法篡改的事实，日本人必须得承认和尊重这个事实。另一方面，中国人了解日本战后一向贯彻的和平立场、走向也是重要的。中国人不应该拿出对战前的理解去认识今天的日本。从比较圆满解决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角度来说，日本人如何认识战前的历史相当关键，与此同时，中国人如何认识战后日本的历史，也相当关键，两者缺一不可。     2008年5月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在东京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其中第四条内容是：     “四、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双方确信，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和日本将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和利益。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日方对此给予积极评价。中国愿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贡献，日方对此表示支持。    “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双方同意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努力增加共识。中方表示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双方坚持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 这一段内容具有跨越时代的价值。中国承认日本战后60多年以来的发展是和平的，同时日本也承认，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和平，给中日关系的深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政府之间，和平性质的相互认知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我们民间人士是否也需要跟着政府达成的大框架同行？答案当然是“需要”。     作为日中关系的观察者，我很清楚，历史认识问题带来的影响多么地深远，解决这一问题多么地艰难。而且，到底什么是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至少我是搞不清楚的，两国国民也没搞清楚，所以，只好主张两国有关人士应该本着相互努力的前提下坚持沟通，尽量减少误解，增加互信。从具体的解决途径而言，无论其程度如何，日本人正确认识到战争中中国人所受到的伤害，中国人正确认识战后日本走的和平道路，在我看来，至少有利于双方和解，弥合两国公民之间在历史认识上的鸿沟。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本文刊登于《以谁为师？——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2009年6月，东方出版社，加藤嘉一著）第251-253页

许多人认为，“历史”和“台湾”是中日关系中的“最大问题”。我一直在心里“惦记”着这句话，并且有所“怀疑”。“惦记”的理由是，这两个问题对中日政治关系、经贸关系、军事关系、社会关系、相互认同、人际交往等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确实很深刻，也很重大。“怀疑”的理由是，在今天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实质性的共同利益也确实左右两国关系大的形势下，把“历史”和“台湾”这两个原则性的、敏感性的、复杂性的、历史性的、结构性的议题视为“最大问题”，我不得不认为缺乏战略眼光，缺乏务实精神。      我先不谈台湾。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我作为日本人是没有资格谈的，否则违背“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在这里，我专门谈谈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定位。     首先要弄清，我也曾表述过多次，今天我们谈的内容在严格意义上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历史认识问题”。关于前者，中日两国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已经达成了政治性、原则性的共识，也意味着一直纠缠两国的“历史问题”达到了“解决”，否则中国和日本是不可能邦交的。       当然，在实现邦交的过程中，双方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谈判，其中也包含主张和妥协，我就不展开讨论这些了。而今天两国公民“认真”讨论的则是“如何认识当年在中日之间发生的历史？”关键不在于“历史”本身，而在于“对历史的认识”。正是在这点原则上，两国公民之间必须达成共识。至于复杂的历史事件、事实关系的解读，就让我们委托给“历史问题专家”吧。那不是咱们管得了的事。     弄清“历史问题”与“历史认识问题”的原则性区别后，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它是中日关系的“象征”。    历史认识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纠缠”着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小泉纯一郎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某些政治家和右翼分子不恰当的言论问题以及自卫队高官违背政府立场发表“个人”言论的问题等。对于这些有关“历史”的现象，中国政府和媒体不得不表示“关注”，给予批评。    我认为，中方这样做是合理的，否则就违背当年周恩来前总理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逻辑了。实际上，直到今天为止，日本一部分人士对当年历史的不正当言行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的原则性批评，只会加剧两国大部分友好人士之间的感情鸿沟，这实在是一场悲剧。    “感情鸿沟”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无论是政治家、商人、媒体、学者、文艺人还是留学生，所有人的言行都会被两国舆论的氛围所影响，不容忽视。“历史认识问题造成的感情鸿沟”很有可能影响经贸关系、高官对话、首脑外交、留学生生活、文化活动、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交流，其影响性质无疑是负面的，是恶性循环的。     可见，历史认识问题对中日来说是一种“导火索”，是往往使得两国多方面的交流陷入停滞状态的“不安要素”。它象征着21世纪中日关系的复杂和脆弱。因一次有关历史认识问题的突发事件，首脑外交被“停止”，在华日本留学生主办的文化节被无限延期，日本大企业的销售利润和企业形象明显受损；高官对话被滞后，国民感情恶化，媒体报道脱离客观中立……导致这么多后遗症的历史认识问题难道还不是象征性的吗？     不过，理解历史认识问题多么具有象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弄清它本身不是一个带有“实质意义”的问题。它是随时随处都会浮出水面的，往往也是突发性的。它本身不是一个“问题”，而是造成问题的“导火索”，是充满着象征意义的不安因素。这是我对今天中日之间“历史认识问题”，而非“历史问题”的理解。     大家怎么看？ 本文刊登于《以谁为师？——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2009年6月，东方出版社，加藤嘉一著）第253-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