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王鸿刚：“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战略博弈 进入专题 ： 中美关系    ● 王鸿刚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下降，直接原因是两国实力差距缩小、关系基础松动和战略重点重合，深层原因则是中美两国以及国际体系同时深刻转型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和强烈不安全感所致。在此“大变局”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可塑性亦明显增强。未来中美两国将努力加强“自我塑造”以提升本国战略优势、加强“相互塑造”以影响对方战略选择、加强“共同塑造”以拓展双方战略合作，形成对冲性而非对抗性的战略博弈态势。 　　［关键词］中美关系 大变局 主动塑造 　　　　 　　当前，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普遍感觉是：尽管两国之间的接触与合作日益紧密，但双边关系的稳定性明显下降。中美之间正变得越来越敏感，互不信任的状况突出，双方均对对方的能力和意图备感疑虑，对对方的一举一动高度关注；双方在经贸、地缘和安全等领域的角力动辄上纲上线，陷入疑虑与竞争相互激化并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致使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波动性明显增强。对此，国内外研究者多从两国关系结构性变化的角度探寻原因，而本文则重点从中美两国及国际体系同时转型的角度去分析这些变化，并以此为基础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性质与特点做粗略的思考。 　　　　 　　一 　　　　 　　综合当前中美两国媒体和学界的研究，有关中美关系稳定性下降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类解释：一是“实力接近说”，即认为目前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个别领域居世界第一，中美关系已经或将很快成为“老大”与“老二”甚至是“两超”之间的关系。按照“国强必霸”的理论及美国打压“老二”的历史来推断，中美矛盾必将急剧上升。二是“基础松动说”，即认为随着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及“中国制造”向中高端产品升级，“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相互依赖模式难以持续，两国将爆发激烈贸易竞争；人民币国际化将逐步威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将对美式“自由资本主义”构成威胁。中美经济关系正从“压舱石”蜕变为“摩擦源”。三是“战略重合说”，即认为美将亚太视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通过多种方式介入地区事务，努力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地区秩序；而亚太是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中国试图排挤美国并最终建立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中美争夺亚太领导权的矛盾很难调和。 　　这些观点在当前两国媒体和学界具有相当普遍性。问题是，中美之间是否真的出现或说在多大程度上出现了具有实质意义的结构性变化？如果确有某种结构性变化，那它又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为此，我们必须对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经济关系和在亚太的权力竞争予以辩证、历史和全面的考察。首先看中美实力对比。衡量国家的综合实力，需考察自然禀赋、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及发展潜力等诸多方面，不能将经济规模等单项指标作为决定性标准。就此看，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明显强于中国，欧盟的政治影响更全面持久，日本经济的“量”虽不及中国而“质”却比中国更高。即便中国实现经济总量超美，其综合实力仍将远逊于美。因此，确切地说，中国的“老二”地位迄今仍仅是单项指标的排名及多个并列“老二”之一。说中美是“两超”之争，更多的是远景猜测而非现实。 　　其次看中美经济关系。由于两国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和美国对外资的持续需求，中美贸易互补合作的空间依然广阔。鉴于美元的“在位优势”以及人民币信誉积累仍需时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仍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居于主导，中国对美金融霸权尚难构成实质挑战。就模式差异而言，中美之间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对决也有夸大之嫌。著名历史和经济学家弗格森指出，核心指标数据显示中国政府并未在经济运行中发挥比西方国家政府更大的作用，而且几乎所有现代国家的本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照此看，断言中美经济关系的主旋律由合作转为竞争似乎证据不足。 　　第三看中美在亚太的博弈。美综合实力更强但中国坐拥“主场”之利，中国经济力量占优而美国安全优势突出，两国在亚太各有短长、旗鼓相当的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且绝大多数亚太国家安全上向美靠拢、经济上取利于中的“两面下注”战略短期内也难以改变，因此“中美邻”三角关系仍是基本稳定的。同时，亚太作为高度开放和多元的世界权势重心，全球主要力量均加大投入，任何国家要全面主导该地区均非易事。从中美双边互动看，中美在相互试探后均对对方的意图和底线有更多了解； 　　为防局势进一步恶化，中美建立了战略安全对话和亚太事务磋商等机制，也部分减少了误判和失控风险。所以，中美在亚太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冲突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中美关系的结构确实出现了某些变化，并成为冲击中美关系稳定的直接原因，但这种结构性变化正处于循序渐变、将变未变阶段，其程度并不如人们感觉的大，并非削弱中美关系稳定性的唯一变量；中美关系稳定性下降，表面看是因为“关系”在变，实则是因为中美两国在变以及两国关系所处的时空环境在变。 　　首先是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转型，多个时代特征同时存在并深度交织。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可以用“后冷战时代”为标签，本世纪头 10 年可以用“后9·11 时代”为标签，那么，21 世纪第二个10年则似乎很难用单独的“后某某时代”来定义。从其特征看，它日益成为多重矛盾而非单一矛盾平行发展和交互作用的多主题时代。就全球经济而言，由于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美国经济疲软短期难以扭转、新兴国家发展增速回落，未来相当时期内，世界经济仍将处于“后危机时代”。就权力格局而言，由于西方国家整体遭遇发展困境，非西方世界实力日益壮大，权力重心加速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西方及其发展模式的衰落日益成为各国热议的话题。虽然西方的主导地位短期无碍，但“西方衰落论”的兴起足以说明其地位的微妙与脆弱。“后西方时代”虽不会很快成为现实，却始终是人们观察世界的视角之一。就国际政治而言，随着全球中产阶级壮大，基层民众更多参与政治生活，权力日益从政府和精英群体向非政府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和草根阶层扩散和转移，各国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权威遭遇历史性挑战。就此而言，世界正进入“后威权时代”。由此引发的各国政治变动和国际环境变化亦内涵深远。凡此显示，当今世界正处于旧秩序将退未退、新秩序将出未出的深刻转型期，其方向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正因为此，基辛格称当今形势乃是400 年未有的“大变局”，保罗·肯尼迪也认为我们正处于巨变而不自知的“分水岭时代”。 　　其次是中美两国也在同时经历深刻艰难的国家转型。尽管中美两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态势明显不同，但两国面临的问题却有相似性——两国都必须致力于解决经济自由化改革后出现的一系列体制性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上，中美两国都面临优化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模式的任务，需重新调适政府与市场、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美国必须改变过度依赖国内消费和虚拟经济带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将复兴制造业、实现“再工业化”、扩大对外出口和实现收支平衡作为头等大事；中国则必须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从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发展方式转变，重新定位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与作用。政治上，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强化内部共识、提升政治凝聚力和行动力的艰巨任务。美国必须扭转当前政治高度极化、两党尖锐对峙和利益集团绑架政府决策的状况，探讨如何在政治机制的设计和运作模式上加以调整完善，以减少内耗、提高效率；中国则必须再一次解放思想、凝聚共识，确保顺利渡过改革攻坚期。社会方面，两国都面临着充实壮大中产阶级、化解贫富差距过大、优化社会保障体系、重建社会稳定结构的任务，兼顾效率与公平，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外交方面，中美也不得不在国际环境和国家实力地位变化的情况下对对外战略做出调整。 　　这种国际体系和中美两国同时转型的复杂局面，是自 20 世纪 70年代中美接触以来从未有过的，并给中美关系的走向带来空前不确定性。冷战格局下，中美关系的性质与趋势是确定的；后冷战时代，由于美国的独霸优势和中美实力过于悬殊，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仍有相当确定性；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国际政治主题词和美国全球战略优先目标，中美关系在这一框架下展开，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但随着上述多重变局的开启，时代主题更加多元，主要矛盾更难界定，国际体系深刻转型但方向不明，中美关系得以展开的时空环境悄然生变。更加复杂的是，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也在同时经历国家转型并遭遇转型阻力，能不能顺利实现转型尚未可知。受此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出现多种可能。 　　对中美两国决策者和民众而言，多重转型造成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自我定位和观察对方的坐标系与参照系同时发生改变，因而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双方都变得加倍谨慎和敏感，更注重从潜在风险的角度看待问题，对对方的意图和能力更加关注。近年来，中美两国媒体和学界均热衷于评估比较两国的实力与地位，便是忧虑上升的典型表现；而双方均难以客观看待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乃是不安全感的焦虑情绪造成的直接后果。双方均对对方的意图极为担心，防守的行为往往被解读为进攻性的。美国批评中国野心膨胀、更加自负，中国则担心美国要围堵和遏制中国。由于心理焦虑和外部刺激交互作用，双方相互示强的心态明显上升，在经贸、地缘等议题上的角力更加突出。像“天安舰事件”、“谷歌事件”、中东北非乱局等事件也往往造成中美关系骤然紧张，使得近年来的中美关系表现出较大的竞争性与波动性。总之，在“大变局”背景下，中美对本国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和信心不足，对对方的能力与意图也吃不准，自信与互信同步下降，战略尺度更难拿捏，过激判断和过激反应自然在所难免。 　　　　 　　二 　　　　 　　无论是中国的国家转型、美国的国家转型还是国际体系的转型，都将是高度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在此“大变局”时期，中美关系必将出现一些新特点。除前文所述的敏感性、竞争性和波动性继续加强之外，中美关系将具有更大可塑性。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而言，要使未来的中美关系对自己更加有利，都有更大的主动作为空间。中美既可以通过搞好本国的国家转型以提升自身战略优势，也可以积极影响对方的转型进程和思维方式，确保其做出对己无害甚至有利的战略选择，还可以通过扩大同对方的战略合作，在应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共同挑战中各取所需。在当前中美利益深度交织和矛盾总体可控的状况下，中美之间发生兵戎相见的军事冲突或相互拆台的政治对抗的可能性相对较低。消除“大变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并充分利用可塑性主动构建新型中美关系，对两国而言均是合乎理性的战略选择，并很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中美关系虽然有冲突的风险，却并不意味着必然朝对抗性战略博弈的方向前行，更可能出现的是两国为消除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而进行对冲型的战略博弈。具体而言，这种博弈将主要体现为如下三方面。 　　其一是自我塑造。“大变局”背景下，两国的决策者和战略界日益认识到，确保国家安全和繁荣、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重心和基础都在国内。因此，在相当时期内，两国之间的竞争将更多是国家治理水平的内在能力比拼，其核心是解决各自问题、搞好本国内部事务，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从美国方面讲，金融危机持续发酵既暴露和激化了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矛盾，也对美全球领导地位构成冲击，因此加强“自我塑造”既是国内各界的普遍诉求，也是应对他国崛起、确保美全球领导地位的根本手段；利用当前恐怖主义遭受重创、其他国家普遍受伤、大国挑战尚不紧迫、美国优势依然突出等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重塑本国的经济竞争力、政治向心力和社会活力，具有突出的战略紧迫性。奥巴马上任后将国内事务作为施政重点，结束伊拉克战争、从阿富汗抽身、避免陷入利比亚战争，力推医疗、金融、能源、税收、教育和移民等方面改革，美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亦突出强调美全球领导地位的基础在国内，誓言把重塑美国竞争力作为全球战略的基础和重点。凡此均体现出美国对“自我塑造”的高度重视。对中国而言，则必须在内部和外部环境同时变化、美对华期待和担忧同步上升的关键时刻，充分利用政府手中掌握较多战略资源的有利条件，解放思想，解决问题，纾解压力，释放潜力，理顺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之间，以及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之间的关系，实现从心态到理念、从机制到战略、从模式到方向的全方位调整，(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荣剑：“喉舌”胡锡进 进入专题 ： 胡锡进    ● 荣剑   　　 　　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党的报刊和为党的报刊服务的新闻工作者，是党的“喉舌”，这话自列宁发明以来，贯穿于整个共产主义新闻史，至今依旧是支配党的新闻生产（报道、写作、评论）的公理。按列宁同志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针的一切公开发行的俄国报纸，目前已成为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开喉舌”（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206页）。在这个要求之下，党的“杂志主要是宣传，报纸主要是鼓动，”党的报刊的目的是，“必须向最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宣传政治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必须在鼓动中提出这些问题。”“要把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范围加以扩大，内容加以充实”这个口号列入无产阶级机关报的纲领（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288页）。正是在列宁新闻思想的指导下，前苏联时期的真理报，中共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文革时期的两报一刊，均都积极扮演着党的喉舌的角色，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的主要部分。 　　 　　以“喉舌“来定位环球时报及其总编胡锡进，想必不会引来歧义。作为党报旗下的一家报纸，环球时报自创办以来不仅忠实地充当党的喉舌，全面配合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思想维稳、舆情引导、民意整肃、鼓吹和谐、批判异见等方面，始终不惧民间汹涌物议，以居高临下之势，旗帜鲜明地站在舆论大潮的前头；而且，这家报纸还不甘心仅仅充当喉舌角色，公然以社评形式，呼吁中国所有媒体都要成为国家利益的“看门狗”。从“喉舌”到“看门狗”，党的报刊的形象经环球时报的推广显得更为具体生动，以前只是一个传声筒，一种灌输的方式，现在则是一副呲牙咧嘴、狂吠不已的嘴脸，自我作践到这种程度，列宁同志在九泉之下，不知会作何种感想？ 　　 　　胡锡进现在是一个公众人物了，他个人的微博粉丝已高达两百万，一条微博发出来有时能吸引多达上万条的评论，这种高调言说的风格在党报总编群中可谓绝无仅有。文革两报一刊时期的舆论英雄，比如“梁效”、“罗思鼎”等，在当时大名鼎鼎，可其真实的写作者是谁，人们至今几无所知。按照党报的惯例，总编是幕后的指挥者，他只要严格按党的要求和纪律办报即可，不必自己冲到第一线去冲锋陷阵。胡锡进显然是打破了这个惯例，这些年来他一直是身先士卒，高调发声，纵论国是，以自己的微博和报纸双管齐下，毫不掩饰党性立场和倾向，用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国家”话语，持续刺激公众耳目，既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关注度，也为报纸开辟出号称两百万份的发行量。这在党报长期低迷的发行市场中，无疑是一个异数。 　　 　　胡锡进在自觉地扮演党的喉舌和看门狗的角色时，对自己还有一个定位：“体制内的另类新闻人”。另类在何处？他没有过多解释，我的观察是，他没有以党报一贯的腔调说话，不是党的文件的直接传声筒，似乎也不愿意扮演一个语言刻板思想僵化的布道者。对于何种方式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意识形态与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胡锡进和他的环球时报还是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首先，胡锡进并不完全是以传统的党报方式来办报，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该报力图摆脱党的喉舌的刻板形象，不仅仅是说“党话”，在许多时候也会说些“人话”。例如，在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后，各种传言四起，真相以所谓谣言方式传播，对此情况，党报普遍发声要求专政机关以法律手段予以制止。但胡锡进和环球时报却表达出另一种声音，认为有关部门尽快公布真相是制止谣言传播的最好手段。在胡锡进的微博里，也时能看到他说出和民间主流意见大致相同的看法，针对最近的“唐慧事件”，他对劳动教养制度也提出了批评。我注意到，当胡锡进说“人话”时，网民们在惊诧之余，一般都会给予积极的评价。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党报的方向问题，在党性和人民性之间，并不存在着天然的统一。胡锡进作为一家党报的负责人，主观上是想在党性和人民性之间达到某种平衡，这大概就是他刻意扮演“另类”角色的出发点。 　　 　　其次，环球时报并不像其他党报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为主导，以党的路线政策宣传为主，而是重新开辟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无疑是对党的宣传策略的一个重大调整。党报传统的宣传和鼓动方式，实际上已经失效，在党内和党外都无法起到收拾人心的作用。环球时报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其关键词不再是阶级、政党、伟光正，而是国家利益、民族复兴、中国崛起。运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的好处是，能够直接迅速地动员民意和民粹，以爱国的正当性掩盖制度的弊端，或者以中国崛起的一套说辞为现实存在的问题提供开脱的理由。不仅如此，爱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是需要制造敌人的，美国自然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其鼓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均被环球时报视为和平演变中国的工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环球时报成了军界鹰派、民族主义和民间民粹高调反美的主要阵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仅成为环球时报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它的市场基础。 　　 　　第三，环球时报从外观上看，更像是一家商业报纸而不像是一家党报，它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巧妙地将其政治立场掩盖起来，或者说，它把以前让人们难以容忍的意识形态主题转化为政治消费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各种话题衍生为“眼球经济”，有时甚至是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方式，博取人们关注，从而赢得订户。胡锡进的粉丝高达两百万，我估计拍他砖头的有一百九十万，他没被口水淹死，活的还很自在。现在这个时代，不怕有人骂，就怕没人关注，有了关注就有效益。一些极端的网络意见领袖，也多采取这样的发展策略，故意把话讲绝，有意制造话语冲突或事端，以此分裂舆论，操纵舆论。对于环球时报来说，它的话语平台更大，影响也更大，号称两百万订户，加上胡锡进的两百万粉丝，至少有四百万的受众面，这是一支很大的话语力量，声势造出去了，既可以贯彻政治正确，也可以实现经济效益。所以，从营销上说，胡锡进是非常成功的，他和他的报纸必须时时扑捉社会热点，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社会争执之中，敢说党报不敢说不能说或不方便说的话，不求人们理解谅解和支持，只求人们关注订户和市场。真可谓“不怕遗臭万年，就怕一时无名。” 　　 　　胡锡进的“另类”角色及其表现，在党的新闻队伍中的确罕见，在大多数党报都无法同时取得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收益时，胡锡进主持的环球时报无异于创造了一个体制内的奇迹。对于那些始终不认可这家报纸的人们来说，不是可以像以往那样对待党报的方式将其轻易拒之门外。执政党一直在说，要掌握真理，掌握群众，其实它现在根本没法做到这两点；环球时报的存在，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党的宣传主管部门提供些许安慰。不管胡锡进如何“另类”，也不管这家报纸时不时地会发表些有“人民性”的言论，从根本上说，这家报纸还是党的喉舌，或者按它自己的说法，就是党的忠实看门狗。因此，在一些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胡锡进和他的报纸从来都不会表现出和党不合拍的“另类”立场。 　　 　　比如，对于茅于轼在美国获弗里德曼自由奖一事，胡锡进会很大方地祝贺他，但他同时想说的是，“这个奖既是美国人给他的，更是中国给他的。因为中国强大了，美国对中国自由派才有了特殊关注和兴趣，茅这样学术成就一般但政治上活跃的人，才有越来越多从西方获奖的机会。他们是中国强大另辟蹊径的受益者。我相信茅很清楚这个因果关系。”这个话体现了胡锡进对中国所谓自由派的一贯立场，但是，对于中国日趋严重的腐败问题，胡锡进和他的报纸却没有表现出对茅于轼那样的严苛态度，相反，宽容得很，他们并不认为腐败会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将导致党不将党、国不将国的局面，在他们看来，中国在现有的条件下，腐败无法避免，民众必须适当忍受。他们不能忍受的是所谓中国自由派的存在。最近，胡锡进在其微博上发出重话，称中国自由派有“可能捅破中国的承受力，成为中国严重病变的癌细胞，你们已是美国试图撬动扳倒中国的主要杠杆。”当他意识到这话说得有点过时，他的进一步解释是：“我说的是‘有可能’成为中国严重病变的癌细胞。有可能性不代表一定是。这点请分清。我是想说，自由派对中国的社会多元化作出了贡献，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但自由派同时增加了中国未来的风险，他们应当意识到这一点，摸索建立自然的制动机制。西方想利用他们是明摆着的，自由派自己需警惕。” 　　 　　很显然，上述言论才是环球时报的主旋律，是它作为喉舌和看门狗的应有本色，是它偶有“另类”表现不可突破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胡锡进和他的报纸时有批评政府的某些言辞，或对体制内弊端的揭露，不是显得矫情，就是显得虚伪，和他们对自由派的真实批评相比，这些批评更多的是显示出对政府的理解和辩护。对于那些大是大非问题，胡锡进和他的报纸所表现出来的爱憎分明的立场，以及在党性和人民性的纠结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人格分裂，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自觉履行作为党的喉舌的职责，是他们应有的本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从来如此，人们何必苛责他们？ 　　 　　之所以要提到“苛责”这两个字，是因为在胡锡进的巨大粉丝群中，好像没有几个是他真正的拥护者或同情者，在他每一条微博之下，挂着的差不多都是批评甚至漫骂的字眼。这份压力虽然来自于看不见的网络世界，但体现的绝对是真实的力量，是不能回避的力量。胡锡进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常人可能难以忍受的压力？我的一些朋友在私下里也曾经议论过此事，都试图分析出胡锡进何以能够顶着一片骂声继续我行我素的原因，是出于对党的真正信仰？还是冒险进行政治投机？抑或是为了某种利益？要知道，历史是有前鉴的，多少文人墨客，向权力投怀送抱，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样的例子还少吗？难道胡锡进就不会想到这些？难道他真的以为网上对他的一片骂声只是一个虚拟的存在？ 　　 　　从目前来看，胡锡进对他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好像不以为然，他曾经抱怨过，他受到了不仅有来自于西方舆论和中国自由派的压力，也受到了来自于官方的压力，他自信是从事着一项体制内从未有过的事业：他和他的报纸“在趟出并努力支撑起中国舆论的一片新空间，我们是拓荒者，但有时会被当成野蛮人。我们在走一条其他人没走的路，鞋破了，露脚趾了，脸上还有点脏。”难道就是这份自信，让他漠然无视民意，漠然无视任何道德责难，漠然无视将来一定会有的历史追问？ 　　 　　我对胡锡进的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作为党的喉舌，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终身，无可厚非。你可以以此作为你的信仰，作为你自己赖以工作的政治伦理，作为你持续一生的道德基础；但你是否考虑过，为何你信赖的新闻原则会遭致这么多新闻人的反对？为何你的政治伦理和道德得不到社会大多人的认可？你是否还考虑过，在党性和人民性不一致时，你是站在哪一边？当你能够自由地说话时，你是否认同新闻自由？当你指责自由派是中国病变的癌细胞时，你是否会捍卫他们说话的权利？对于这些问题，你或许会按照你的惯例，一概置之不理，你可以对此既无道德负担，也不怕历史追问，但应该要有一点理论反思的精神。我作为一个研究马克思思想史长达三十年的学者，可以告诉你的是，你一贯坚持的所谓“党的喉舌论”，在马克思的思想谱系中没有任何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它比列宁主义更具有正统和经典的意义。打开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该文是马克思于1842年为彻底揭露普鲁士政府新颁布的“书报检查令”而写的第一篇评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为新闻出版自由作了有力的辩护，认为新闻出版自由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限制新闻出版自由就是对“主观思想方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的破坏，用他同年写的另一篇文章中的话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页）”。在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制度实际存在着五个方面的“痼疾”，即垄断批评，剥夺舆论的监督权，依靠警察手段，没有客观标准，无能和堕落，其实质“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同上书，第17页）”。针对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内在痼疾，马克思明确指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同上书，第31页）”。在后来关于莱茵省第六届议会的辩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书报检查制度无疑给德意志精神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同上书，(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胡锡进   

原文发表于 荷兰在线 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777758 爱国主义是一种瘟疫，它的传染性极强。这种病的患者基本都是一个表现形态；把国当成他自己的家来“爱”。病情的进一步恶化就产生了独裁者的温床，他们不能容忍别人来管理国家，不惜采取极端行为达到自己统治。100年前它颠覆了《新文化》运动，不要在让它再次泛滥！ 文：李剑芒 100 年前有一个“五四运动”。一帮子爱国苍蝇们突然觉得国家外交是他们的管辖范围。可他们不敢挑战野蛮的日本人，但敢欺负文明的中国政府。100年后又来了， 这次反了，他们不敢去新华门，玩爬岛涮日本人。为啥？安全呗！苍蝇啊苍蝇，你们那点出息我就不说了。你们颠覆了100年前的民主，这次玩啥呢？ 有人说：保钓是为了祖国，不是为了党不是为了政府！我靠！哪个中国人的老祖宗，啥时候住到那个荒岛上去了？这种虚无缥缈的占有欲望是为了啥呀？文明规则的国家向外扩张是人类福音，邪恶规则的国家向外扩张是人类灾难。这个简单道理要圣人来讲吗？ 关于钓鱼岛 关于钓鱼岛，按照《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属于待定小岛（minor islands as we determine）。《旧金山和约》让美国托管，最后美国给了日本。中国不承认《旧金山和约》，因为中国没参加。可中国干嘛去了？抗美援朝去了！中国和 美国开战了，成了敌对国，美国占着钓鱼岛，不给中国给日本，奇怪吗？怨谁呀？ 好在美国是一个讲法理的国家，美国虽然 把钓鱼岛的管理权交给了日本，但并不认为那是把主权给了日本。所以在法理上钓鱼岛仍然是一个待定状态，各方仍然需要谈判解决主权争端。这有点像英国和阿根 廷的福克兰群岛争端。可问题是；岛子在日本人手上！咋解决？抢？还是另一种途径？ 邪恶集体主义 “个人利益为国家利益让步”，这是在中国肆虐几十年的邪恶集体主义观念。“国家利益”要么是全体公民的个人利益之和，要么是部分人的集团利益。如果是全体公民的个人利益之和，就不存在让 步。“个人利益为国家利益让步”等于部分人的利益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让步。这是抢劫行为！ 对同一个事物，每一个人对其价值的认可不一样。“集体价值最大化”只在相同价值观的集体有效，在不同价值观的集体不存在“集体价值最大化”这个概念，因为没有统一衡量标准！举例说明：我家的房子有祭祖的价值，这个价值对他人等于0。所以他人不能推倒我家房子，用他们的价值观补偿我，否则是抢劫。 你冷静下来仔细想；什么保钓啊，早不要晚不要非等到发现了石油才要。那无非是几条没有责任感的石油大鳄想把他们的脏管子插到那里，污染那片海域给他们泵钞 票。他们挣足了钱拍屁股移民美国了，给人类留下一片飘满油垢的脏海！从保护那片美丽的海域角度想，我更相信日本政府做的要比中国政府好！ 不能解雇的仆人 每说到国，那是党的人就喜欢用家来比喻。他们把国的管理者比喻成家长，暗喻这个国被管理者拥有！这是独裁者思维习惯，也是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邪恶主旋律。国的管理者不是家长，他们是公民纳税雇佣的仆人。中国官方虽然也承认他们是仆人，但他们不承认主人有权解雇他们，不能解雇的仆人还是仆人吗？ 以上文字经授权节选自李剑芒的凤凰博客，并不代表荷兰在线的观点。

 　　我当年读小学时，最早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以义和团为榜样的，这个教育告诉我们，要爱国就得像义和团那样仇恨洋鬼子。以后关于义和团的电影也放了不少，但是，最多的还是抗日的电影。幼小的心灵里，隐隐感觉确实是这样的，中国的苦难都是洋人弄的。如果没有这些洋人入侵，中国这个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人民过的生活简直有如天堂一样。 　　但是，后来随着阅读与思考的深入，感觉到当年我们听信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是上当了。但是，一路走过来，三十多年来，竟然这种教育一直没有被中断过。每当国内矛盾重重，举步维艰的时候，打出爱国的旗号，将国人的愤怒引向国外，特别是引向了日本，那么，一切问题都好办了。近百年来，爱国主义者让中国人丧失了一个又一个向外学习优秀文明成果的机会。这种被“爱国主义”教育出来的孩子，近百年来，绵延不绝，代代相传。其实，这些爱国者中不少人，住在平民窟，或者居无定所，吃的也是有上顿没有下顿，经常被警察、城管无端检查、刁难、抓走，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他们满腔的爱国之情。 　　有些国人很有意思，他们活着的时候保不住自己的土地,保不住自己的房屋,保不住自己的财产,保不住自己的自由,保不住自己的生计,保不住自己的孩子；哪天不小心死了的话还可能保不住自己的尸体、保不住自己在死亡名单上的名字。但是一谈到保钓，立刻就激昂起来、热血起来，仿佛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当然，爱国者中获得国之好处的自然也不少。比如，今天有网友传给我一张照片，是一位颇有一些小资情调的女孩，手拿一面小国旗，刚刚参加完抗日游行活动回到自己的停车位，结果掩面失声痛哭了，因为她的日产车被爱国主义者们砸得面目全非，而且连肇事者都无法找到了。接下来只有自认倒霉了。 　　另一个网友发来的一张照片也挺搞笑的。因为，在这个时节，日本车在街头已经成为了危险的标志。有一个车主在车后面贴了这样的一个条子：车是日产车，心是中国心。钓鱼岛只属于中国的，苍井空才是世界的。这个护身符一贴，这部日本车果然安全了许多。因为这个身后面的标语无疑安抚了中国的爱国者们的义愤。 　　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常常对这个钓鱼岛的历史真相并不了解，只是凭着一腔义愤，就去街头又是打，又是砸的。如果这些爱国主义者们知道，这个岛其实有N次机会为中国人所有，但是，中国人就是不肯要，他们还会这样义愤吗？比如1945年日本战败，接受《波茨坡公告》无条件投降，主权范围被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其他由战争国决定的小岛之内，而此时的钓鱼岛并不在其列，而此时由《马关条约》割让的台湾、澎湖等岛屿也归还了中国。当美国罗斯福总统在埃及开罗会议期间反复问及蒋介石，中国是否想收回琉球群岛，蒋给予的答复是琉球群岛可同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这是最早的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不仅如此，蒋对二战之后的战败赔偿问题也不主动提及，害怕他人耻笑，如果一定要提及战争赔款问题，也要等待英美国家先提，切勿由我主动提及。但是，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介入，中美共同管理的钓鱼岛一下子就落入了美国人的掌控之中。蒋不愧是儒家文化，在礼仪之邦培养出来的大国领袖。 　　这样的领袖在中国后面还不断出现。1972年7月27日当时中国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接见了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周恩来表示，“中日建交不会涉及日美安保条约。”其次是“钓鱼岛的问题没有必要涉及，它与恢复邦交相比就算不了什么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谈判的时候，周恩来主动说：“我并不了解尖阁列岛（钓鱼岛），竹入先生您也不关心尖阁列岛（钓鱼岛）吧。”一大国总理用日本名字称呼这个小岛，同时也启发诱导日本领导人不要关心这个岛，实在是太一厢情愿了。当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听说这次谈判，周恩来既承诺永远放弃要求日本赔偿战争赔款，还不提及钓鱼岛的归还中国的问题时，田中角荣热泪盈眶，说，真没有想到周总理是这样好的总理，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因为，这次谈判，日本代表团已经作好了战争赔款与钓鱼岛归还的心理准备。但是周总理轻松放过，田中角荣简直是感激涕零，不知所云。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在记者问及钓鱼岛时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也许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方法。1978年6月中国在没有获得日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本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的设想，并且一厢情愿地首次公开表明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模式中日之间进行合作开发，此后，日本人以共同开发的名义对这个岛屿进行了系列开发，但是，不是与中国共同的，而是日本单方面的。 　　中国作为一个天朝大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地大物博，送出一点没有关系，割让一点也没有关系。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就是中国千年以来的大国心态。豁达大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并不是那个老女人慈禧太后一个人的发明，而是中华儒家文化的发明。 　　话又说回来，中国那么多肥沃广袤的土地，都在污染之中，践踏之中。许多美丽的草原现在都成了生态灾区，日本人真要把这样一个小岛归还中国，中国人也不懂怎样开发。真正能够开发利用的恐怕还是日本人。因为，日本人有认真做事的决心，而且能够做出名堂来。也许当年邓小平提出了中日共同开发，日本人还真是动心，只是总也不见中国人对此岛开发有什么动静，因此，也就单方面行动起来了。现在国内许多爱国主义者对这些历史并不知情。相比小小的钓鱼岛，我更关心是的当下的人权问题与民生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要再多的土地又有什么用？相反，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不要说一个小小的钓鱼岛，就是让日本自愿合并过来也不是没有可能。想想欧洲联盟吧，那些国家已经不再为国与国之间的土地发生争端，因为，那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国土之主权如果总是被置于人权之上，那这个国家即使拥有像原苏联那样广袤的国土，其实他们的国民也仍然是活得没有尊严的。 　　2012年8月21日星期二 　　附录： 　　中国民工李蜀皖不反日的10个理由。 　　1、 俄罗斯比日本占领中国土地多： 　　有一个暴力国家，占领中国土地比日本多的多，就是俄罗斯，是好几百万平方公里。没见谁敢去抗议俄罗斯。日本人是遣返中国保钓者，而俄罗斯是直接毙掉中国船员。 　　2、 中国内斗比日本致死中国人多： 　　导致中国人死亡比日本多的多，有1959三年大饥荒超过3000万。文革内斗牺牲几百万，国共内战死掉几百万。没见谁去悼念这些这些亲人。一样的死人，不一样的待遇。 　　3、 政府采购日本产品比百姓积极： 　　有一个强大机构，购买和相信日本货更多，军车警车到处都是日系的。没看见多少弹弓队敢砸这些车。最相信日本货的，其实是官方，而不是老百姓，安徽审判薄夫人的法院车，都是丰田的。 　　4、 国有企业和日系企业合作更多： 　　有一些国有企业，和日企合作生产企业，占有超过一半的股份，看到反对日系车的，却没看到反对这些国有企业的。随便举例，一汽丰田、东风本田，广汽丰田、广汽本田、一汽马自达等等，国有在前。 　　5、 政府抗日应该比百姓更积极： 　　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一般是政府斗争在前，百姓斗争在后，现在老百姓跳到前面，皇帝不急，奴才急。老百姓大闹，浪费表情也浪费精力。 　　6、 钓鱼岛属于谁两国论点论据都不充分： 　　钓鱼岛究竟属于谁的，其实中日两国的论点都不充分，不能因为对自己有益，就强行歪曲事实。协议谈判和共同开发才符合两国利益。 　　7、 和平、发展、共享、共赢是世界潮流：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是主旋律，争端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共享、共赢是方向，你死我活非你即我的斗争法早就落伍了。日美曾经互为仇敌，但是现在非常友好。 　　8、 现在日本已经不是当初日本： 　　当今资本经济日本和二战军国主义日本已经截然不同，世界和平度第五，军事安全由美国提供，纯经济型国家一般没有扩张冲动和军事威胁。 　　9、 日本经济与文化与中国互动互补、合作大于竞争： 　　日本在近代科学技术、文化体制等方面领先中国，并且在一些方面对中国有益。孙中山等受惠于日本，中国现代很多词汇等来源于日本，日本与中国肤色相同，文化同源，最终合作一定要大于分歧。 　　10、 中国内政的腐败威胁远远大于外部： 　　拆迁、下岗、重税、不公平、贪官、腐败、食品有毒、高犯罪、环境恶化、不民主、法治不健全等等弊端丛生，内政才是当前不和谐的重点，我们应该先做好自己，改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