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可能大家都知道，《律师法》中间第二条讲了，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应该出现维权律师。出现维权律师在我国是特殊的情况，随着社会不公以及社会越来越多的弱势人群引出社会很重要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出现了很多维权律师，今天在座很多都是维权 … 我发现维权律师意识形态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去维权的时候，要立刻想到你能干什么，要为弱势人群做什么。现在共产党不怕你要钱，就怕你不要钱。因为你要钱知道你的目的在干什么，你不要钱是想要干什么？这是对现实律师最大的困难，所以，你们能感受到 …

新疆大学学者杨忠东反对外界用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民族冲突来描述新疆发生的群体事件，他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等社会因素才是肇事原因。不过维族世界大会人士仍声称要求民族自治才是新疆骚乱的起源。 新疆大学教授杨忠东23日应邀在美国西岸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就如何了解新疆的民族关系进行演讲。 杨忠东说：“我坚决反对的一个观点就是，把新疆的群体性事件当成一个单纯的民族冲突，而事实上他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当中的一个社会群体性事件。只有把他纳入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大背景当中去，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新疆的社会群体事件，并且寻找到更好的新疆发展的策略。＂ *杨忠东：维族人认同中国* 杨忠东是移民新疆超过五代的回族，从小在新疆长大。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以及对新疆历史的研究，再参考香港学者在2000年对维吾尔族进行的一份问卷调查，指出维族和汉族之间并没有民族对立的情绪。 杨忠东认为至少有五成、六成的维族人士以身为中国公民为荣，愿意学习汉语，非常希望送子女上”内高班”，日后可以到上海北京等地去上大学。杨忠东也认为多数维族人认同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着手* 杨忠东认为新疆七五事件起因包括，城市和农村收入差距太大，而因为农村住的大多是维族人，汉族多住在大城市，所以便给骚乱添加了民族色彩。解决方向应该从社会问题下手，例如规定公营企业要有若干百分比雇用少数民族，私营企业雇用少数民族可获得减税好处等。 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骆思典( Stanley Rosen )指出，少数民族年轻人分数低也可上大学，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因没有出路而成为社会敌人。 *根据社科院于建嵘理论？* 杨忠东说，他的研究是根据中央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的相关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理论。他说：“我是引用于建嵘的理论框架，我个人认为他所提出的定义，以及他对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分析，都能够用来分析新疆。” 不过于建嵘在2009年2月在日本演讲中却指出，新疆恐怖袭击以及西藏地区骚乱事件，与中国大多数群体骚乱事件有根本性的区别，因为群体性事件只是一种表达民众利益诉求或情绪的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 *中国官方媒体指责世维会暴力制造分裂* 而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曾报导世维会策划煽动七五暴力事件全程经过，指责世维会以暴力制造分裂。 但是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发言人阿里木.斯依托夫说，他们要求的不是独立而是真正的民族自治。 阿里木说：“我们这些世界维吾尔大会下面的组织要求的是民族自决权，因为中国共产党给我们的自治区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从来没有甚么自治。自治是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压严打的政策之下，维吾尔人从来就没有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可能！七五事件就已经证明。” *杜磊不同意城市和农村差距之说* 出席南加州大学演讲会的中亚问题专家波莫那大学人类学教授杜磊( Dru Gladney )指出，在七五事件之后，中国媒体继续指责外来的影响、分裂主义以及伊斯兰激进份子等等，杨忠东的分析让他看到不同的说法。 杜磊说：“我很喜欢你（杨忠东）对社会冲突以及民族特色的分析，事实上我看见很多研究质疑，究竟为什么在四十年的民族政策之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多人都很讶异。不过我不同意你说那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异所致，因为乌鲁木齐是个大城市。” 杨忠东在南加州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也研究在美的穆斯林情况。

总体控制的社会结构的另一面，从个体意识、行动入手，以李慎之、茅于轼等人为代表的“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理念和尝试，在上世纪末发端，十余年间绵延收得浸润之功和基层直选之效。民间NGO组织一度呈现勃发态势，并在汶川地震这样的社会危机面前显示了力量。 … 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者们，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大量的现成例证，他们很多人上访的起因，不过由于一次要求真相的公开或者公正，好比《秋菊打官司》里面的“说法”，他们有些人到如今也只是要这个“说法”而已，却因此被社会结构排斥，成了没有生活的上访者， …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处心积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拚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不不拚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些无缘的阶级中

以自焚抵抗强拆的唐福珍女士终于还是去世了。她的不幸还在于，即使付出了生命，房子却仍作为违章建筑被拆除。她的死，被金牛区政府定性为“暴力抗法”，其数名亲友因涉嫌妨害公务被刑拘。而唐胡两家人眼中城管的“暴力执法”，被政府认定为“主体合法，程序合法”。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物权法》中也对此进行了细化，即“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而即使是享有正当司法执行权的法院，面对“以自焚、自缢、自溺等自杀手段相要挟的”，也规定应“立即停止执行，以缓解矛盾”（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谨防发生暴力抗拒执行事件的紧急通知》）。那么，现在问题在于：为什么法条不足以保护唐福珍的财产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