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杠

五道杠和学校教育:隐藏的支配工具

这样就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体制将想灌输的东西无阻碍地灌输给学生,而且还将自身合法化。我们首先失去了选择文化教育的机会,比如我们从小就知道知识有课外和课内之分。学习课内知识是本分,学习课外知识就要筛选了。这就是一种合法与非法的划分。而且体制还可以拿教育当挡箭牌呦。个体失去了把自身遭遇归罪于体制的想象力。体制合法性更不会受到质疑啦。我只能在建筑工地打工,唉,谁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学习不好呢!   五道杠和学校教育:隐藏的支配工具   文/刘一舟(北斗撰稿人)     黄大队长五道杠的事昨天曝出,今天就红遍了全网。看到”戴上个眼镜就是我来晚了”和各种Ps的图,想笑死爹啊!但笑的确实不是这孩子,而是这个孩子身上承载的那些符号和文化。孩子是无辜的。     谁小时候都戴过红领巾,如果能有幸带上一两道杠,肯定也得春风得意一阵子。后来也都会成为共青团员。我现在还记得参加初中首届团员代表大会放团歌时候的激动人心的感觉。接下来到了高中大学,有的人觉得自己多少醒悟了,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向团委、学生会和党靠拢了。当我们在质疑大多数人投靠体制的动机时,会觉得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理性决定论和功利态度在这里的解释力是不足的,显然投靠体制只是一小撮人的话语。在大多数人心中,体制才是唯一合法的。这是因为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学校是养鸡场生产肉鸡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隐藏的支配工具。 首先我们很确知的一点是,学校文化不是中立的。学校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即被转化成合法、客观、不容置疑的统治者文化。这个从我们在学什么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不仅仅是代表性的从小学的思想品德,到中学的思想政治再到大学的政治必修课程可以体现的出,很多常识课程和修养课程比如语文、音乐也都不是根据科学教育的原则而是根据体制意愿设立的。 老师评定学生的优劣,也是根据体制希望的标准。学校有体制授权的强制的权力,而这种权力通过规定学生优劣的评定标准来实现。好学生就是成绩好也就是考试好的学生嘛。如何考试我们都知道的很清楚。而且学生的日常举止也被要求符合规范,比如遵守纪律和热心于学校活动。学校作为社会化的主要场所,提出一些行为规范的要求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都被强迫参加到了某些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规训中,比如戴红领巾、义务劳动、鼓号队等等。而且不听话就要受到惩罚哦,打骂罚站抄写叫家长哦。 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太过于明显,所以我们也就知道教育中一些体制强加的部分是什么。但是一个孩子如果仅仅不上政治课,不入团就想逃离支配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学校实际运作中,”天分意识形态”才是决定性的。”天分意识形态”声称学业成功不成功,是因为天分造成的。学习好的孩子就被认为是聪明的,学习不好的孩子被认为是笨的。随之而来的是”能者居高位的意识形态”。在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学生被许诺以美好的未来,排名靠后的被许诺以不好的未来。这个意识形态意味着学校在权利和义务上是平等对待每个人的,而且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 但是事实上,成绩的好坏,天分只决定了一部分。或者说一个人学业是否顺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平等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地域不平等,阶级不平等,各种社会不平等。但是”天分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学校的不平等,也因此合法化了社会的不平等。 所以很多处在社会底层的群体,会将改变社会地位的希望寄于学校教育,但现在看来,大部分以失望告终。 这样就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体制将想灌输的东西无阻碍地灌输给学生,而且还将自身合法化。我们首先失去了选择文化教育的机会,比如我们从小就知道知识有课外和课内之分。学习课内知识是本分,学习课外知识就要筛选了。这就是一种合法与非法的划分。而且体制还可以拿教育当挡箭牌呦。个体失去了把自身遭遇归罪于体制的想象力。体制合法性更不会受到质疑啦。我只能在建筑工地打工,唉,谁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学习不好呢! 学校的限制难破。社会化的场所除了学校还有朋辈和家庭。朋辈都跟自己一样关在学校里呢。而家庭呢?是毫不迟疑支持学校的。开家长会,家访这些事都是在干嘛?学校动员家庭配合自己的支配地位而已。     再回头看黄队长,他也是受害者了。虽然未来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人生难免是留下污点了。但愿他也是个共产主义接班人界的仲永,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采编:王也   责编:刘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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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时报 法律] 带五道杠的中国政治神童

互 联网上迅速蔓延的争议可能会把一个还在成长中的早熟的政治明星变成21世纪中国版的伊卡洛斯(Icarus)。 Sina.com 2011年5月5日的截图显示了讨论13岁政治神童黄艺博的博文。这样的博文有数十篇。 和那个有着一对蜡羽毛的希腊神话男孩伊卡洛斯一样,处于争议中心的这个名叫黄艺博的13岁男孩也正在展翅翱翔。 据 当地媒体报道 ,黄艺博现任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队长,他两岁开始看《新闻联播》,七岁成为《人民日报》的忠实读者,从此他将“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树立为自己的梦想。 当一系列宣传照片发布到网上时,黄艺博开始“坠落”了。这组照片引起了中国网友的热烈讨论。 从 发布的照片 中我们可以看到,黄艺博要么在忙碌地审阅大量文件,要么在向同学宣扬崇高的理念,或是向慈善事业捐赠了百元大钞,或是给年龄更小的崇拜者签名。 这组照片是由武汉市少先队上传到网上的(少先队是中国共青团在小学的组织机构),发布这组照片的初衷似乎想让黄艺博在国内赢得政治名誉,但赞誉很快就变成了嘲笑。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照片中显眼的五道杠,这象征着他在少先队组织中的地位。中国少先队章程规定,少先队级别最高的干部只允许佩戴三道杠。但 记者随后发现 ,黄艺博所在的武汉市超越章程,自行成立一个“少先队总队”,总队的小干部因此多了两道杠。 博客chinaSMACK 上一位四川 网友的评论 是这样的: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五道杠。我只知道浑身条纹的衣服是给精神病人穿的。 网上的评论同样也关注黄艺博的外表。从照片上看,黄艺博的脸胖乎乎的,戴着一条少先队红领巾,摆出一副严肃又世俗的表情。这种平静的表情曾是革命人物的标志,如今也受到中共许多高级干部的青睐。 腾讯网的一位网友开玩笑说,卑民想求见黄大人一面。 许多人也批评了黄艺博的父母,指责他们给自己的孩子洗脑,把孩子包装成大众消费品。在接受本地报纸 《长江商报》采访 时,黄艺博的父母否认鼓励孩子当官,坚持说孩子是自己养成的学习习惯,并说他们被外界对照片的反应搞得手足无措。 黄艺博的父亲黄宏章说,他还只是个孩子,为什么有的人要把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在我儿子的身上呢? 虽然网上大部分评论都站到了黄艺博和他父母的对立面,但至少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支持黄艺博。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博主、作家韩寒周三在 博文 中公开支持了黄艺博。 韩寒开玩笑说,他其实有点嫉妒黄艺博。因为韩寒还在少先队的时候带的是两道杠。韩寒写道:当时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做到了成功的百分之六十六,到今天才知道,我其实还不到成功的百分之四十。 Shen Hong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关键词: 教育    互联网    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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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杠”的启示

黄艺博当选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新华社图片) 近日,据媒体报导,手臂上戴着“五道杠”的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部副总队长黄艺博一夜红遍网络,又因其父称他“两岁看新闻联播,七岁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惹来众多非议,也让武汉市存在了22年的少先队“五道杠”忽然成为舆论焦点。 从事情表面来看,一个具有与众不同爱好的湖北武汉小学生的奇异成长经历博得了大众眼球。其实在此新闻的背后更多地隐藏着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首先,“五道杠”明显高出了传统三道杠的“职权范围”和受尊重程度,于是媒体关注落在了“五道杠”这个点上。记得笔者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市属重点小学念书时, 少先队中最高级别的大队长是三道杠。杠的道数是家长和学生比来比去的“身份象征”和捍卫尊严、赢得“面子”的主要依据。当时笔者也曾经迷途于此“追名逐利”过程并乐此不疲。 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感慨,此现象正说明追名逐利的“官本位”思想无孔不入,早已渗透到小学生的行列中,需要教育工作者和关心中国下一代的人士予以关注和警醒。 其次,孩子的父亲称他“两岁看新闻联播,七岁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这个与正常的中国孩子相异的成长过程和个人兴趣体现出家长望子成龙的心切。据笔者观察, 现在中国大陆的众多长辈无不寄予下一代期望,期望自己的子女能够“争气”,当大官,发大财,过上衣食无忧、人上人的生活。 平心而论,此一想法的出发点就是不理性的。改换门庭不应该只依赖于下一代。许多中国80后甚至90后的家长由于自身、家庭环境和社会大环境等因素影响正在为生活而备受“煎熬”,生活、工作和心理上的压力使得家长们对自己的生活遭遇愤愤不平。再加上先富起来的人不断被媒体和民间曝出的奢侈生活以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现实,让下一辈不再过上疲于奔命的日子成为长辈们的共识。 但是,儿时的“跨越式”教育和刻意培养不一定能够造就“成功”的人生,拔苗助长很多时候的结果却是望梅止渴,而且容易导致畸形心理和爱慕虚荣的心态。对此,笔者认为,顺应人的自然发展规律,再结合后天个人兴趣爱好和平和理性的心态,才能成就相对美满、幸福的人生。 点击 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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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消逝:黄艺博事件

这两天在网上疯传一个名为黄艺博的人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上,他都肩配一个五道杠的袖标。与大众平时想像认为三道杠就是少先队最高级别的干部(大队长)所不同的是,居然还有五道杠这种级别。黄艺博据称是武汉少先总队的总队长(另有一说是副总队长),在很多人的眼里,这算少先队的顶尖级别的干部了。 不过,老实讲一句,我注意到,很多人在疯狂传播黄艺博照片时,其实是带有一种类似围观芙蓉姐姐的心态的。大家似乎觉得黄同学的照片很有些“官气十足”的感觉,小小年纪就有着一种官员的态势,颇有些另类。再加上现在这个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仇官仇富的情绪,这个事件成为一个公共领域中的事件,也就不奇怪了。 但问题是,到底芙蓉姐姐是一个成年人,而这位黄艺博同学,只是一个小学生,满打满算,今年也不会超过12-3岁。这样一个孩子的行为,放在成人社会中,遭受成年人的围观,妥当么? 我也不知道。虽然我知道中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有人呼吁这只是一个孩子,不要给他太大压力。但我相当明确的一点是,这种类型的事,未来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波茨曼在他的名著《童年的消逝》中就提到这样一个观点:童年,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不是生理概念。在人们没有发明印刷机以前,童年并不成其为童年,十几岁的孩子别说去工作,上阵打仗都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有了印刷机之后,就出现了书本,也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学堂教育。孩子得以被封闭式地圈养起来,和成年社会隔离。套用社会学的一个术语:孩子的社会化过程是人们精心打造并小心呵护的。 但电子媒介的到来在尽力地摧毁这个传统。孩子不再在两个封闭的环境中——家庭和学校——完成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他们可以看电视。通过电视这种其实并不一定反应社会事实但的确可以某种程度上反应社会真相的媒介工具,孩子开始了另外一种社会化过程。波茨曼哀叹童年消逝大致就到这里结束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随之而来的数字媒介时代,更让这种摧毁过程加剧了。 与印刷媒介对口语媒介,以及电子媒介对印刷媒介的更迭所性质不同的是,数字媒介不仅仅是增加了人们接触各种信息(对孩童而言,就是社会化)的传播渠道,它更带来的是,人们可以参与到其中——也就是所谓的互动。今天的孩童通过数字媒介,不仅仅是象他们的父辈那样只是通过电子媒介来观看成年人的社会,而且还投身到其中,并且,必然的,接受到了成年人对他们的反馈。这种社会化过程是人类历史上打有印刷机以来所没有的。事实上,虽然今天的孩童生理还物理存在在两个封闭的圈子中,但他们的心理,早已跨越了那两个圈子,渗透到成年人群体中。 黄艺博事件是一个极其典型的案例,它可能是孩童行为闯入成年人社会中的极端表现。但事实上,类似的过早社会化,早就屡见不鲜。面对这样的事件,高呼请注意这是一个孩童是一种道德观的表现。然后,遗憾的是,在人类社会中,道德观是最苍白的一翼。 一位朋友忧心忡忡地给我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在她看来,在这起事件中,反映出的是成年人那种嘲讽的凡事只看阴暗的品质,并对孩童(直接点说,就是黄艺博)带来不可估量的心理压力。但我仿佛看到了那位毕生只用打字机写作坚决不碰电脑的波茨曼悲天悯人的脸庞。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社会名词,已经无可避免地远去了。数字媒介的大潮,让孩童进入了社会,也必然让他们会相对于过去而言过早地接受社会洗礼。 这事是好是坏?恐怕,没人知道。 —— 刊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当期专栏 —— Copyleft © 2010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注意:转载勿改标题! ItTalks — 魏武挥的Blog (digitalfingerprint:fc4f8fc31f70097eea4b780b13146415) 欢迎 浏览 我收集的信息图 关注 我的微博 访问 我的分享 无觅猜您也喜欢: 读书:童年的消逝 年末大事件:新浪分众之并 鼠标+水泥 口碑:事件营销的目的 一批报纸安静死去:盘点2005中国媒体十大事件 无觅 与本日志可能相关的文章有: 信息传播:表意性?工具性? (2) 免费的逻辑 (13) 隐私:社交网络几乎无解的问题 (10) 新浪:把自己给做小了 (24) 数字时代的著作权体系 (14) 社交泛滥 (9) 新浪微博之重 (13) 团购的第二波竞争格局 (15) 值得注意的亚马逊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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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向黄艺博同志学习的新高潮

黄艺博同志,男,汉族,10岁,武汉市汉江区滑坡路小学少先队员。武汉市少先队总队长. 黄艺博同志好学上进、兴趣广泛、全面发展,他还富有爱心、热心公益,多次向困难家庭、患病少年捐款捐物,被社区群众和受助家庭夸为“充满爱心的小天使”。曾获2007年度“中国好少年”等荣誉称号。 黄艺博同志出生在新中国鲜艳的五星红旗下,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 据说在他出生的那一天, 武汉天空电闪雷鸣,风雨大作.黄艺博同志诞生的那一刹那,天空突然放晴, 太阳从云层里射出万丈光芒,透过医院的窗户,照射在了这个社会主义好婴儿的脸上. 从那时起,黄艺博同志仿佛列宁同志转世,从一出生就具备了超常人所能及的思想政治觉悟. 黄艺博同志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普通幼儿说的”爸爸”或”妈妈”, 而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多么聪明的孩子啊! 由于黄艺博同志的过人才华, 他的父母决心从小就培养其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黄艺博同志从两岁开始便天天准时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了解党和国家大事,关心人民群众疾苦,思考世界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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