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

茅台与公权力的“同盟”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媒体《京华时报》消息,茅台高管面对 “三公消费禁喝茅台”两会提案表示:“不喝茅台该喝什么酒?”,而早前贵州省委书记则说:“不喝茅台,喝拉菲更贵。” 据《京华时报》报道,上周末,在贵州茅台酒厂举行的一个发布会上,有记者向茅台厂方问及,有两会代表提议”三公消费禁喝茅台”,他们对此事有何看法。茅台高管刘自力反问记者:”三公消费禁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该喝什么酒?” 两会之际,中国政协委员林嘉騋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包括立法禁止或者限制政府机关公款采购茅台酒;立法禁止或者限制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垄断型国有企业公款采购茅台;禁止政府机关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务宴请喝茅台酒;适时修订法律法规,把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送礼行为中的”送茅台”等行为,作为违法或者犯罪的行贿受贿处理。 就此中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3月7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访问时称:”不喝茅台喝拉菲更贵。” 三公消费 天文数字 栗战书也认为政府采购茅台”无可非议”。”政府采购和市场销售,都是市场行为。不要把茅台酒和公款消费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据悉2011年,茅台集团销售收入240多亿人民币,利税180多亿人民币。四川白酒专家铁犁曾表示,”政务消费和国有大企业的消费依然是支撑茅台的主流消费”。 评论人羽戈在天涯社区发文,认为栗战书直接抹消了茅台酒与政府的关系,其回答使用的是强盗逻辑。他也指此事的关键是用谁的钱购买这些茅台和拉菲,公民应该去追问,三公消费都花在了哪里? 早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曾给出一个中国每年”三公消费”的数字:9000亿。维权律师李劲松曾指9000个亿,相当于造两个三峡大坝。他从去年5月起连续向多个中央国家部委申请公开”三公”消费开支的信息,但并未得到回应。 茅台的”政治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院学者吴祚来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上世纪50年代起,前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将茅台作为”国宴酒”,茅台就已经具有政治化的象征和意义:”它是一个政治化的符号,所以造成了第一是价格飞涨,第二是有莫名其妙的意识形态或国家色彩在其中。” 另据吴祚来介绍,与茅台相联系的特权化在中国已经登峰造极,有特殊权力的政府部门都会在贵州茅台厂有一席之地,该厂也会为这些部门提供特供酒,达成联盟的现状也很难制约和改变:”你怎么制约?公权力和他们已经形成一个酒肉同盟。制度改革如果不跟上去,如果不从上至下改革,指望权力对他们制约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者:吴雨 责编:邱璧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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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大家谈中国:“不喝茅台喝什么”反问有没有答案?

茅台是中国的名酒 3月9日,在贵州茅台酒厂举行的“茅台成龙酒”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及茅台方面对“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的看法时,茅台高管刘自力反应激烈,他反问记者:三公消费禁止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据3月12日《京华时报》) “不喝茅台喝什么?”这是一个问题。拉菲、XO、人头马、五粮液?这其中也并非没有比茅台更贵的。 事实上,政协委员的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其本身就指错了对象,没有提到问题的本质上去。有点儿不是针对三公消费,而单独跟茅台“过不去”的意思。因此,茅台方面“反应激烈”完全可以理解。 “不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这句反问中显然包含了多层含义:一是三公消费是允许喝酒的,茅台酒与其它酒都有被喝的权利,你凭什么不让喝茅台?二是三公消费中向来是喝好酒、喝贵酒的,你不让喝茅台,他势必会去喝拉菲、XO,绝对不会去喝北京二锅头或者红高粱酒,那么与其喝外国酒,何不喝国产茅台酒?三是不让喝茅台,对茅台很不公平,如果果真不让喝,那就最好什么也别喝! 很显然,这三层意思中,只要解决了第三层意思,其它两层也就不是问题了。那么三公消费不喝茅台,也不喝其它酒,是否可行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其中也有三个理论与现实依据:一是三公本为公,为公的事情,那就回到办公室里去解决,没有必要喝酒;二是三公消费禁酒有广泛的人民群众基础,人民群众做为纳税人,没有义务为一些公务员的喝酒成本埋单;三是喝酒伤身,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大多时候也是“被喝酒”,也有戒酒之意愿。 事实上,早在今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个整版的文章,大批公款纵酒之风,呼吁在在全国推行禁酒令。这一报道得到了广泛的民意支持,也说明了,在三公消费问题上,民众早已经过了“河”,到了“三公消费应全面禁酒”的河对面,而一些委员和茅台酒厂方面,却还在“摸石头”,还在纠缠“不喝茅台喝什么”的问题。 “不喝茅台喝什么?”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酒也不喝!”因此,从根本上完善三公消费的管理制度,取消三公消费可以喝酒、可以报销的制度设计,尽快废除酒水公款报销的“通行证”和“许可证”。 《 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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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汪洋:有些记者不够朋友

王岐山:我说得不对可以纠正 (联合早报,2012-03-11)   有关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主管金融和商务贸易的副总理,王岐山大谈法治建设和人大立法工作,间接传达出他可能在今秋中共十八大高层换届后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在明年3月“两会”上接替吴邦国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信息。   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前天在“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上透露自己“老想修改刑法”,强调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全国人大承担的立法任务会越来越重。   有关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主管金融和商务贸易的副总理,王岐山大谈法治建设和人大立法工作,间接传达出他可能在今年秋天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高层换届后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在明年3月“两会”上接替吴邦国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信息。   据《京华时报》等媒体报道,王岐山前天在参加山东代表团第五组小组审议时,以他一贯平易近人、发言生动风趣的风格,畅谈中国的法治建设。   “我说得不对可以纠正啊。”王岐山一边发言一边请会场上的法律界专业人士指正。   王岐山透露,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思考情理法这三个字,“有时候讲情讲理未必合法。中国要从情理法三者上不断探索它们的关系”。“其实西方也一样,律师玩儿命地用各种方式影响陪审团,实际很多时候就出来了情,出来了理,而不完全是法了。”   王岐山强调,所有的法都得服从宪法。法治建设不断推进,人大承担的立法任务会越来越重。   王岐山说,他老想修改刑法,因为现在工作中就面对着问题。比如,民间金融和所谓的非法高利贷,就得研究、界定。“因为现在我们说真的,民间借贷的这种合理性合法性应该给予,咱们互相借点儿钱的事儿不是经常有的吗?很平常的。但是我们防止什么?防止的是非法集资啊,防止旧社会的‘驴打滚’(高利贷的利滚利)。”   不过,王岐山也谈到他所主管的金融问题。“金融问题,最怕的是小微企业的弱势。民生的最大根本是就业,小微企业承担着解决就业的最大民生。”“我去河南调查过农村金融,农村金融有小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存贷机构,但现在很多农村信用社变成农村商业银行了,一变成农商行,就成了股份制企业,就要准备上市,然后跨区域,成本就高了。”   王岐山反问:“农民养猪那点儿利润,哪儿养得了你们开汽车、住大楼的银行人员?” 汪洋笑谈“有些记者不够朋友” (人民网,2012年3月10日)   “有些记者不够朋友啊! ”在10 日广东团的分组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结束发言后,转头向旁听采访的媒体记者说。   在广东团对中外媒体的“开放日”活动中、在广东团的分组讨论中,汪洋一向以坦言、敢言给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说,微博上,有些媒体的标题为了“抢眼球”,曲解了他的意思,很容易造成误读。“你们这么做不怎么够朋友啊! ”汪洋笑着说。   一句“不够朋友”,让在座的媒体记者们也笑了起来。   讲完了这番话,分组讨论继续进行。   中途,汪洋短暂离席了几分钟。重新走回自己的座位时, 一部电视台的摄像机正架在汪洋的必经之路上, 拍摄一位正在发言的代表。   看到这情景, 为了不影响记者的拍摄,汪洋弯下腰,低着身子,轻轻、静静地从摄像机镜头下面走过,完全没有影响记者的工作。   小小的举动,却很够朋友。 人大代表提历史的倒退:官太多 老百姓养不起 (中国经济网2012-03-10)     据中国经济网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塬副书记刘锡荣,昨天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   官太多,给买官卖官无尽空间   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刘锡荣说,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   「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这是历史的倒煺。」   他结合在中央纪委的工作经历说,官多了不好管,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查处成本都很高。   搞小金库,要追究刑事责任   刘锡荣还说,现在财政收入没有全部纳入预算,去年全国3万多亿土地出让收入就没有纳入,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等也没有纳入,很多财政资金未受到人大监督,造成财政资金分配使用「不科学」,「会叫的孩子多吃奶」,全国各地各部门设驻京办「跑部前进」,造成腐败。同时,财政纪律不严肃,超收财政先斩后奏,年底突击花钱,事后补个报告就行。「《国民收入分配法》早就该搞了」,他说。   他同时建议,将审计署从国务院划给人大直管,对人大负责,审计署和中纪委合署办公,「再搞小金库、老鼠仓,要追究刑事责任」,不采取严厉措施,贪污、挪用财政资金还是像「左手拿到右手」这样方便,纪委人再多也查不过来。他以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为例,说明合署办公效率比塬来高得多。   釐清政府职能   刘锡荣说,十七届四中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反腐倡廉要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要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的职能分开)、政事(事业单位)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他认为,这「四不分」造成行业垄断、地方保护,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起不到基础性配置作用,相反,权力和利益配置力度大。「四不分」把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最大市场条块分割。「有些行业长期收入比其他行业高5倍、高10倍,这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是不可想像的」,曾在温州担任主要领导的刘锡荣说,「有些温州企业家说,到国内有些地方投资,比到国外投资还麻烦。一定要打破篱笆,填平鸿沟」。   刘锡荣说,「四不分」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垄断、权钱交易、分配不公等问题也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毛新宇永远有话题:两会现场秀书法 (网络,2012-03-11)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毛新宇在人民大会堂二层的接受记者采访。图为毛新宇现场题字。   作为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新宇历来是全国两会上媒体围追堵截的对象。他的提案也多与爷爷毛泽东相关。今年,毛委员关注的则是反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改善边防部队官兵生活等问题。图为3月10日,毛新宇接受采访。   “反腐败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党的最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党对于违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损害群众利益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允许的。”毛新宇认为,中国共产党有8000万党员,在比例上,腐败分子还属于少数。   谈到重庆唱红歌的现象,毛新宇持赞同态度,“这是一种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心声的形式。”   爱爬山、爱游泳,也爱打羽毛球、下象棋,毛新宇一直强调,他最大的爱好还是读书,“我爱钻研深奥的哲学书,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最喜欢的还是爷爷的书。”   毛新宇说,“哲学是聪明学,要学好必须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学起来不能操之过急。”   儿子9岁、女儿4岁,父亲毛新宇会告诉他们“曾祖父的故事”,“他们都还小,一般会从一些浅显的故事开始,让他们对毛主席有感性认识。”   “我从四岁就开始背毛泽东诗词。现在我的儿女都会背七律《长征》,儿子还会背《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毛新宇谈到,他从7岁就开始走访革命老区,母亲带着他重走了四次长征路,“等孩子们再大一点,我和爱人也会带他们去革命老区,重走长征路。”   谈到教育,毛新宇认为,孩子长大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最重要的是做好思想品德教育,“还要有科学文化知识,但我不主张在课外给孩子太多负担,我儿子的文化课成绩很好,他对画画和海洋动物很感兴趣”。他还强调,要培养孩子自立于社会的劳动技能。   “无论在单位还是家里,我都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但肩负着全国各级领导和群众的期待,我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毛新宇说 崔永元为什么对法律失望了 (凤凰网,2012-03-11)   全国政协委员、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抨击司法不公正时说:“现在有多少人能靠法律解决问题呢?如果有个人打官司说要找一个好律师,有这样的想法是挺天真挺了不起的,基本上都是找个好人脉,看哪个律师跟法官关系比较好,最重要是有个好领导,如果有个好领导给你撑腰,这官司基本上就输不了,或者会赢得特别体面。”   小崔的这番实话实说,虽然有些片面,但也道出司法的弊端,即官司结果最终由领导决定,律师的作用苍白,而法官则或是一个傀儡。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法律人很伤心,而领导则在窃喜——法律面前不平等,谁之过?每个人都要反思这个司法体制,为何法律成为领导的工具,平民的无奈,法律人则是技术工匠。唯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司法人员只服从法律,而不是权力。   崔永元以接着以自己打的官司为例,倾吐了对法律的“彻底失望”:“几年前我打过官司,是民事官司,那就非常荒唐。我认识的法律人士认为一周可能解决的案子结果拖了3年。最终让侵权的厂家都变更了厂名、换了厂址,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个官司才不痛不痒地判了。判完之后法官还当了十佳法官,还拿这个当经典案例到处去讲。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不打官司。我也跟身边的人普及知识,你真的想保护自己,你就不要打官司,打一次你就失望。”   小崔的法律失望说,过于消极了,如果都不打官司,那么就是跑关系或暴力相向了,更不公平。建国后,法律只有宪法和婚姻法两部,发展到现在各个法律部分,门面上已经基本齐全了,关键是如何落实。我更希望,小崔的这话直接质询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长,让他们在作报告的时候,反思一下如何让人们满意他们的司法工作。   小崔还抨击了“微博办案”的现象:“有些大家比较关注的案件,你看他的判决,基本就是用微博调查的百分比来确定的。我们经常听说,不让媒体干预司法,我觉得司法没有那么脆弱,司法有这么完整的蓝本在支持,哪能这么脆弱呢?哪是多少网民拍转就能把案子改过来?但是现在很多这种案子,确实在网民拍拍砖就有180度的转弯。你可以从积极方面来讲是顺应民意,但是这更加重了老百姓对法律的失望。我特别希望不是网民意见一边倒的时候,不是哪个领导批了个字,案件就来个180度转弯,否则会让大家失去信心。”   在舆论和司法的关系上,现在是一团混战,微博办案的作用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司法需要舆论监督,否则司法者会一手遮天,另一方面舆论也可能影响案件结果,领导的批示对案件“矫枉过正”。我们认为,舆论的监督是完全必要的。依法司法,舆论会支持的,反之,违法司法,舆论必然谴责,因此依法办案就是了,没必要把舆论作为洪水勐兽,更不能把领导的影响司法归责于舆论。   总而言之,小崔说法,让人伤心,而其法律失望论、无用论,也希望是反语激励,而不是真的要大家去找领导跑关系,那样的话,又要回到无法无天的时代去了。   昨天崔永元说,打官司,找好领导胜于好律师,并以自己打官司为例,劝告别人不要打官司。小崔的这番话在网易的跟帖如潮,我腾讯博客的《评崔永元法律失望论》评论也不少,几乎是无一例外赞同崔的实话实说,对法院不满,对法律的失望。——崔永元的这番话点出现实,也重创了法律人,杀伤力极大。简单地说,法律是没用的,法律人自然也是没有的,有事找领导解决。——我认为,崔永元批评司法不公是切中肯綮的,但隐含的法律无用论是偏颇的,而且会导致法律虚无论,走回无法无天的时代。 两会代表谈房价:政府自己在投机倒把 (羊城晚报,2012-03-11)    [今年全国两会开幕前,全国政协委员、星河湾地产老总黄文仔发表过“今年房价要降15%”的言论,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富力地产董事长张力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房价基本降到位了,已经有部分开发商亏本卖房子。”]   羊城晚报:黄文仔说房价要降15%,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张力:我昨天吃饭时还看到他,当面表示不同意。现在房价比最高峰时已经降了10%,再来15%,总共降了25%。开发商的净利润率普遍为15%,少数超过20%。照他这个说法,开发商全部要亏本卖房。像广州降价空间已经不大了。黄文仔早三个月说这话还有道理,今天再讲就不可能。   羊城晚报:都说开发商暴利,为何现在要亏本卖?   张力:有些开发商卖价低于成本,但我们没有。这跟成本控制有关。现在建筑材料、人工都贵,还要搞水电、小区环境等,所以精装修每平米5000元以下基本没钱赚,4500元以下亏本,这个价位卖毛坯房还可以。我认为整体来讲,豪宅还有降价空间,普通住宅基本没有了。   羊城晚报:目前的降价会不会引起买房人持币观望?   张力:房价不是慢慢降,而是一步到位。去年10月开始降得很厉害,开发商是急着降价卖房子。该降的基本都降了。现在买房已经是划算的。   羊城晚报:听说现在全行业资金链都比较紧张?   张力:那当然,每个地产商都头疼。大概从去年四五月份开始,银行对地产开发贷款卡得很死,加了很多条件,年利息13%算是低的,比基准利率高出一倍。所以最大的受益者是银行。   羊城晚报:这话可能很多人不同意,认为开发商也暴利。   张力:形象不好。现在拍电视,奸商都是做房地产的。但我认为大部分开发商还是好的,只是2008年、2009年房价高的时候一窝蜂上,有些人为了高利润做了违法犯法的事,这也存在,总体影响开发商的形象。其实我们也不赞成房价太高,造成市场混乱,地方政府把土地价格抬得很高,老百姓也骂你。   羊城晚报:前段时间万科的安信地板事件沸沸扬扬,富力有没有跟安信合作?   张力:没有合作。安信出了事,我们也在自查自纠。建材我都到工厂去看过,我们自己掏钱送去检测,包括厨具、木地板、混凝土、钢材、石材。看混凝土标号对不对,石材有没有放射性,厨具有没有甲醛。   全国政协委员、前华侨大学校长吴承业在分组讨论中,对土地财政言辞激烈。“政府定价征收农民的地,但拿来后却去搞竞价拍卖。一块地几百万拿来,却拍出上千万出售,中间的差价被地方政府拿走了,这不很像当年的‘投机倒把’吗?”   吴承业认为,楼市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大力兴建公租房。但目前保障房的制度,他并不看好。“保障房五年后可以出售,容易滋生腐败。建保障房最好是永远不能交易,等你条件好了就退给政府,让有需要的人去住。”   “企业自己出地出房子,能给政府租给低保户吗?不可能!”   在3月9日的政协分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导刘克崮表示,当前保障房制度不完善,国家分派的指标可能被用于建设企业福利房。   “那天跟委员专题会晤的时候,听说中央是把3600万套保障房指标下分给省,省分到市。市里叫来几家企业,说你们手里有地又有钱,把指标领走。”刘克崮分析,企业领了指标,一定会建成“职工房”,服务不了真正需要的人群。而且保障房是国家项目,银行贷款将一路绿灯,“哗哗地上”。   刘克崮认为,目前保障房仍缺一套严格制度,从管理、资金到流通均需有详细政策规定,否则难以落地。   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的本意是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贵贱,所以本质是限制特权、限制权力的。所以,应该是官员不喜欢法律,而民众依靠法律。公民有事,不找法律,不依靠法律,靠什么呢?难道是靠跑关系、找领导解决,跑得过有钱人、有权人吗?如果跑不过,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上访或以暴力相向,这样社会更无秩,而是水浒传的江湖了。——法律的本意是好的,是公民需要法律,官吏讨厌法律,但现在执行中,很多法律被弄反了,法律反而成为有钱有势者欺负平民的利器,而平民依靠法律则是稻草一根,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法律的立法和执法出现了问题,违背了公平正义,使得民众认为有法不如无法,干脆天下大乱,均贫富,同归于尽。   所以最要反思的是司法体制,我希望这次作报告的两高院长(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听听,现在的法律施行被搞成什么样子了,民怨四起,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人都心怀不满。要反思,最近几年法院在做点什么工作?到处是讲调解、要和谐,根本是自己丢弃法律在先,搞的大家去找关系,并把前几年肖扬审判专业化的司法成果消耗殆尽。上梁不正下梁歪,最高法院自己先不讲法,下面法院又如何守法?!法院领导自己不懂法,又怎会让下面法官去精通法律?——而法院的不需要法律,律师和当事人又怎么可能去运用法律?这些道理,不言自明。法律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   历史表明,民主与法治是社会的潮流,法律是保障长治久安之策,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公器。所以,法律不能丢,但恶法要改正,司法要改革,要让人民满意这个法律,而不是法律虚无,那是会回到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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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英杰 | 冒烟产业该有“减排”时间表

冒烟产业该有“减排”时间表 文/魏英杰 据兴业银行一份公告披露,中国烟草总公司2010年净利润高达1177亿元,每天净赚3.2亿元。跟A股上市公司相比,中国烟草总公司2010年净利润超过农业银行,排在第五位。 面对这份漂亮的成绩单,有人欢喜有人愁。时至今日,烟草经济仍是一些地方的支柱性产业,对地方利税贡献占据重要份额。烟草公司营收越高,利润越多,地方政府自然越高兴。但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冒烟的产业,销售额越大,越证明GDP染上的烟瘾越厉害,国民受烟草伤害程度也越严重。从这角度看,中国烟草总公司利润如此之高,却也不是什么好事。 更为重要的是,烟草行业利润如此之高,恰表明国内实行控烟的艰巨性。一边是烟气冲天的产业发展图景,另一边是对国际公约的控烟承诺,这再形象不过地反映了国内烟草产业冰火两重天的尴尬处境。我国正式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承诺于2011年1月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行100%禁烟。这个目标显然已经延后执行。就此,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照目前情形看,这个目标能否实现也不免让人担忧。 控烟,当然要从源头上减少国民吸烟率。这一是要靠各地坚决推行控烟政策法规,通过室内和公共场所禁烟来控制烟草消费量,减少烟草危害。近一两年来,各地控烟力度明显有所加强,不少地方正在推行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等措施,像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这些大中城市,瘾君子想在机场、餐厅等地方抽烟越来越难了。二来,这也要靠烟草公司适当控制烟草销售量,从生产销售环节进行“减排”。在这方面,从中国烟草总公司的高利润率来看,即使已经在做,效果显然也并不理想。 无论是基于控烟目标,还是为国民健康考虑,都有必要拟定一份烟草产业的“减排”时间表。也就是,依照国家控烟长期规划,对卷烟生产量进行计划控制。尤其是,不能这边高喊控烟,那边烟草公司却不断推出新品烟草、天价香烟,吸引新老烟民消费,提高香烟销售量。这些年来,不少烟草公司以低焦油、长滤嘴、中草药香烟等名目,制造消费噱头,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烟草的消费量。这显然与控烟总体规划和理念相违背。一边喊控烟,另一边又不断“冒烟”,控烟效果难免大打折扣。 烟草经济具有特殊性,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市场竞争的产业。从总体上对烟草产量进行适当控制(至少不该继续制造市场卖点),不仅合乎控烟理念,也具有一定的市场正当性。去年两会期间,281名政协委员提交控烟提案,呼吁控制全国卷烟产量。可见,制定一个控烟战略性计划,逐步控制烟草生产增幅,这应是中国履行控烟承诺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2年3月6日 发于《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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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 |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2012年03月09日 15:07:57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你理应是掩体,我们用它抵御 那恶劣的,亵渎不可言说的奥秘的嘲笑。 就在伊甸园,夜色降临: 你是带着号角的守护者,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里尔克 你曾喊出第一个字。。。。。。)       这个冬天有些冷。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记忆中也少遭遇这样寒冷的冬日,尘霾笼罩,阳光无力,压抑地让我这样有哮喘旧疾的人,喘不过气来。     天气如此,社会经济亦如此。     高速发展下习惯了的慷慨激昂少了,嗓门低了。原来拥有的让我们自豪的人口、外贸、土地等红利突然间或消失了,或代价过于昂贵,代之以各种天花板的出现,从内到外,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恶化。     那些习惯于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解决之道的人,那些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终于失去了凭恃和依靠。     各种信号指向不一,甚至充满了混乱和对立。     直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过去不再把它的光芒投向未来,人们的心灵在黑暗中游荡”。     我们的心灵就在黑暗中游荡,不安笼罩着我们。     传媒业又如何能自外于社会经济之外。     年关难过。     但我们总是要过年的,不能呆在年这边。生活还得继续。     我坐在书桌前,努力从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混乱不安的信号中,找寻自我惕励走向未来的力量。       一,大势     “只说世纪末的人们的确充满着悲哀,实在可怜!”我的前辈乡贤瞿秋白的话值得一听。     人人都喜欢稳定安逸。我也不例外。但我受过的思维训练告诉我,稳定意味着固化,板结,意味着了无生趣,一切按部就班。     混乱和不安则相反,它意味着机会和选择,意味着生机和活力。     从传媒业令人不安的混乱信号中,几年来我一直坚持一个判断不动摇: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进步正在重塑社会阶级格局和媒体格局,这是一场传统世界的统治者无法阻挡的新启蒙运动。这一过程中,技术是主导,每个人都可能是他人的启蒙者。     便携式即时传播技术以及互联世界分享的特点,打碎了旧世界旧文明的基石。它打破了传统统治者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让普通人开始从技术上拥有了自我判断的力量,而毋须再依靠上帝领袖导师。     真正的没有救世主的时代开始到来了。     如今,普通的中国人能够打破身份地位的壁垒,和中南海同步甚至更早更多分享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及背后的逻辑,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了。     在过去,这是只有上天或者上天的代言人才拥有的力量。     当然,有时难免会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况,但我宁愿相信,即便偶有回潮逆流,终究挡不住滚滚东逝水。     春种秋收,这是自然铁律。     与过去更多是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来获得行业和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同,这一次社会和媒体的变革,是通过技术进步带来的,是技术突破了传统体制的压制带来的空间。传统体制改革的红利,在这样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中,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即时通讯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媒体时代的真正革命。它让高储存容量的电子媒体的移动化、便携化成为可能。这势必将重塑媒体的格局,进一步压缩传统纸介质媒体的生存空间。传统媒体大规模地IPHONE或IPAD化成为可能。     不过,中国当下大多数纸介质媒体的没落,还与技术进步关系不大(除了电脑类报刊),而与它们先天的病理有关。它们的出生,与权力有关,而与市场无关。即便没有技术进步,他们也可能死去。     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不厌其烦地谈技术进步之于中国社会和媒体的意义,这才是大势。这里,我也愿意再次引用我去年盘点时所写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态度:     “这场技术飞速发展引发的新启蒙运动,是重塑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对人的重塑,也是对传统权力边界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故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如果只看到混乱不安,看不到大势,也是着实可怜。     “号角被吹响,众生开始学会说话。”       二,年度事件     1,  微博实名制     2011年,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之战轰轰烈烈。不为其他,门户网站尤其是以新闻主导的门户,不做微博,势必被边缘化,微博已经成中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从各大门户新闻首页的点击情况可见一斑。     到年底中国微博用户已经突破3亿,不仅是个体,各地各级政府,也纷纷开通微博。他们从赶时髦到真下功夫,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民对话的格局。虽然,这一点的效果还需要观察。     但是微博已经成为中国人意见表达的新途径,而且是主要途径,微博已经成为中国真正主流的媒体平台,这是确凿无疑的。     一旦主流化,成为有司的重点管理对象,便是早晚的事。更何况,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也会让有心人颇多联想。     2011年,微博实名制成甚嚣尘上。到12月,北京市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微博用户在注册时必须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用户昵称可自愿选择。新浪、搜狐等多家微博运营商表示,微博实名注册对于遏制虚假和有害信息通过微博传播、营造诚信健康的网络环境将产生积极效果,对新规定实施后微博业务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一直是实名制的倡导者,无论是博客还是微博,向来恪守法律和文责自负的原则。但动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实名制,却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2,新京报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     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并入北京市,是2011年媒体界跌破我眼镜的最大事件。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京华时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报业集团主办的《新京报》从9月5日起变更为北京市主管主办。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两报主管主办方的变更,是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快推进北京地区报刊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有利于改变北京地区都市报资源分散、同质化竞争严重的局面,有利于北京市在政策、资源、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加大对两报的直接扶持力度,进一步促进两报做强做大。     《京华时报》、《新京报》分别创刊于2001年和2003年。两报自创刊以来,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已成为都市报的知名品牌。     我与这两份报纸都颇有渊源。尤其是新京报,2003年创办时,我正在做一份传媒业的专业杂志,策划了一篇《京城报业风云再起》的文章,为新京报创办鼓与呼,文中强调,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中,行政保护只会保护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自由的市场竞争才能提升办报水平。     当时,新京报是国家批准的新闻出版行业跨地区联合办报的试验田,是媒体改革的试点。     后来每到新京报创办纪念日,我都会在媒体或博客里撰文,或批评,或嘉许,关心它的成长,因为我是它忠实的读者。     但世事无常。至今我们也无从得知,是什么情况导演了这样的变化。     中国的权力结构源自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区域分割严重,不同的权力部门不同的区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的媒体就是在这样不同利益诉求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两张报纸从原属中央单位划归北京市,不只是主办单位变化那么简单。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么多业者的利益,读者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变化中,被尊重或被淡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     变化的其他后果,有待观察。     时间是一切事物的裁判。     3,限娱令     10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舆论普遍解读为“限娱令“。     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接受专访时表示,“限娱令”称法不准确,文件的目的是为了使电视荧屏更加健康向上、丰富多彩,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通过总量控制,控制形态雷同过多过滥节目,引导审美趣味。     该《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其核心内容是:各卫视频道在晚7:30-10:00的黄金时间,每周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此外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选秀节目数量也将严格受限。     我几乎不看娱乐选秀节目,也反对过度娱乐化低俗化。但就我个人观察,当电视以家庭妇女和老人小孩为主的时候,娱乐选秀节目却是体育赛事之外将年轻一代拉近电视的重要途径。     年轻人通常是具高度破坏性的力量。套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孩子们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而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     本来娱乐选秀节目是年轻人释放压力的重要通道,当把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从他们身边夺走的时候,他们的力比多又该如何释放?     在当下的环境里,要求卫视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播出的新闻质量又会如何呢?     限制的结果,是干净的沙漠化。     而无规则的竞争,只会导致一种结果,比滥,无论是在娱乐选秀节目,还是在新闻或其他节目中。     不是限制和调控的问题,而是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有规则可循的自由竞争,才能带来荧屏真正的繁荣。     4,陈中向熹之厄     陈中是中国著名政经刊物南风窗的前社长,从创刊起即服务于南风窗。     2011年,因为一篇文章,陈中去职,离开了南风窗,尽管他还只有2、3年即到退休年龄。此前,他已经不再担任南风窗总编一职。杂志刊发那篇引发争议的文章时,陈中正在外地出差。     陈中离职调岗程序办理速度之快,是我有生从未见过的行政高效率。     南风窗是我的旧东家,我也曾担任过这本著名杂志的总编辑,和陈中搭档过,甘苦自知。陈中之被免职,我虽不知具体细节,其中逻辑,于我而言却是一目了然。     兔死狐亦悲。在事件尚未公布之前,我辑录了古人若干诗句,掐头去尾,整了首打油诗,发在新浪微博上,以表达我对陈中先生的问候:     “瘴烟笼岭南,江水此夜寒。平生一片心,流落在尘埃。且行且珍惜,风过烟云散。——闻故人困厄,唯遥祝诸事平安。”     整风与洗心,自是有追求的传统媒体业者难逃之宿命。     向熹曾是另一份著名政经大报南方周末的负责人。     在向熹离开南方周末一线领导岗位后,传出他要出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消息,南京大学也发出了任前公示。     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向熹来说,还是对于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来说,向熹回到母校,执掌新闻传播学院,对双方都是利好。     但天不遂人愿。向熹终究未能去成南大。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不去也罢。     5,乔布斯之死     乔布斯是个外国人,与中国传媒业何干?     其实关联大大的。     曾经,我们在探讨互联网和笔记本上网电脑时,还颇为自得地捍卫传统杂志:电脑、互联网不可能像杂志图书一样,随时随地阅读,无论在厕所还是床头。     但随着3G技术和IPAD、PHONE们的出现,解决了原来传统媒体互联网版或电子杂志的缺陷,传统杂志图书原来的这种优势也几乎荡然无存。至少,IPAD们在即时阅读方面,已经不亚于传统的杂志图书了。     乔布斯的IPHONE 和IPAD,结合即时传播技术,提速了电子媒体时代,也让更多传统媒体感受了巨大的压力。     而另一方面,乔布斯之死,也让中国传统出版业大赚了一票。《乔布斯传》在中国流行一时无双。     6,实体书店没落     2011年,号称“拥有全国最大连锁渠道”的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书房,16年发展之后,已经关闭了所有的直营门店,走上了不归路。     这是继北京“风入松”、上海“季风书店”等书店关门后,民营书店经营困境的又一重磅信息。     实体书店的没落,并非中国人不爱读书买书,而是一个时代之困。     在一个逐利主导的社会里,开书店做好了也是微利,如果书店是租用的,那高昂的房租,也足以吞噬你的微利乃至本金。     另一方面,电商的发展,对实体书店是个巨大打击。像我这样的人,虽然在实体书店办了优惠卡,但在2011年,也学会并养成了通过网络购买图书的习惯。网络购买,方便搜索,也少了奔波挑选之苦。更不用去面对一排排的恶心的成功学作品和教辅作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也只能为实体书店洒一滴同情的眼泪。     7,改革困惑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报道说“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标志着文化产业新政的出台”。     在社会经济境况微妙的背景下,中央全会特别出台了一个与文化发展有关的决定,这多少让我有些反应不过来。个中之味,尚需好好研读。     2011年报刊转企改制也正热闹。到年底,号称全国已有1600余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换了“企业身份证”。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报刊体制改革中有四个难点。第一是时政类报刊和非时政类报刊的区分和认定。第二是资产问题。第三是一些困难报刊的转制成本问题。第四是人员问题。     他认为,报刊体制改革正在“两路并进”: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企改制,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实行两分开和机制转换。今年开始,两年内要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     目标很宏大,实现有挑战。     改制不是换块招牌。即便改成了企业,国有企业的命运依然是前车之鉴。     改革真正的目标应是释放生产力,而非其他。过去边缘突破的改革方式,所释放的空间已经几乎没有了。     传媒出版行业最大的生产力是人,只有能够自由创造的人,才能带来繁荣。不能达到这一点,改革就没有完成。     对于传统传媒业来说,机会之窗正在关上。     虽然中国股市已经把股民的心都跌碎了,但传媒出版上市的热情依然。     2011年,浙报传媒正式借壳濒临退市的*ST白猫上市。浙江日报集团将旗下报刊传媒经营资产和相关的新媒体业务资产等一共15家公司全部进入上市公司。浙报传媒最核心的资产仍然是钱江报系有限公司和浙江日报新闻发展有限公司,《钱江晚报》和《浙江日报》是最重要的媒体平台。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凤凰传媒”)顺利过会,抢下了文化传媒行业的首单IPO。     但无论如何,如果我是股民,我不会去买出版传媒行业的股票。无他,不敢。     8,限广令     2011年1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66号令,取消电视剧插广告。     “播出电视剧时,不得在每集(以四十五分钟计)中间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播出电影时,插播广告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我一直很讨厌电视剧播放中间插播广告,它打断了节目的连续性,类似于间歇性抽风打摆子。     广电总局禁止插播广告的禁令,似乎并非第一次发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广告是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最初也算是一种经营上的创新,扩大了电视台的收入来源,虽然这一做法,根本无视观众的权益。     禁止插播之后,这些广告又会走向何方呢?纷纷舆论中,有人说,以后电视剧里边,植入式广告将大行其道了。     不过,制片方和电视台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能否成为潮流,也有待观察。     但两集乃至多集连播的电视剧之间,延长播放广告时间,这可能成为电视台的选择。     广电的禁令很多,难得有受人欢迎的,至少这条,我个人还是很欢迎的,但关键是看落实。     已有规定需要不断重申,说明规定的威权性不够,或者执行有问题。     9,走转改     “走转改”这一有趣的词汇,其实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简称。     在2011年,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件大事,是“为推动新闻工作者切实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 “着力提升正确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服务百姓生活的能力”。     说白了,这首先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传统媒体的要求。     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媒体,哪一个能够不深入基层底层?哪一个刚跟采访对象摆谱当自己是官老爷?哪一个又敢用八股作文,全是空话套话虚话?     错位。     于在市场中竞争生存发展的媒体而言,恍如隔世。。。。。。     当然,对于市场化媒体而言,标题党和捕风捉影的陋习也当除之,否则贻害无穷。这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挑战。     10,媒体投资热     2011年的媒体投资,依然很热,但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随着即时传播技术的进步,电子媒体平台投资出现新的热潮,但商业模式还有待检验。     虽然许多人不再看好传统媒体,一些报刊的没落也让人吃惊。但2011年,却又多本新刊发行。     新刊背后,其实都是资本。     除了传统的投资理念,希望投向传媒业获取一定的利润之外,我们观察到,一些产业资本进入传统媒体领域,核心不再是盈利这一目的,他们清楚这个行业目前平均利润水平,他们需要的是平台,是话语权,还有为未来自己子女归国量身打造一个文化企业的平台。     2011年以来,传统媒体行业最大的游资来自一些原来暴利性资源型的行业。       三,年度媒体     由于个人偏好和视野所限,像时尚类媒体等许多媒体种类并未列入我的观察,并不等于它们中没有出类拔萃者。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人民日报     2011年的人民日报的言论版的一些评论,立场如此接近公众,实属罕见,也引起诸多喜好宫廷政治者的热议。虽然是偶露峥嵘,但所有一切向好的力量都可以引为同道,值得鼓励。     2,央视纪实频道     2011年开播的央视纪实频道,一年下来,已颇具格局。还没开播之前,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曾经专门采访报道了这个筹备中的栏目。随着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升,纪实频道这样的节目,未来大有可为。     3,新世纪周刊     胡舒立治下的新世纪周刊,终于在2011年有了不少重磅的报道,从中投海外大起底,到铁道部张曙光报道,等等,流露出凌厉的杀伐之气。但当年《财经》时代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新世纪周刊要整体性立住脚,投入和成本控制与经营,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4,东方早报     我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上海传媒之殇》中,就认为东方早报是沪上媒体的异数,这么多年过去了,虽几经磨难,东早却越来越强悍,时有让人眼前一亮之举。2011年的东早更是如此,成为上海这个最讲政治的城市的一道炫目的光亮。某种意义上,它已成为紧缩时代的一个进取者的标杆,没有华丽的口号,只有踏实的努力。     5,第一财经周刊     2011年一财的广告令所有媒体业者都眼馋。其所依赖的资源是一方面,但其团队的创造力也不可小觑。不过,阅读是会疲倦的,浅阅读的空间,一财恐怕也释放的差不多了。未来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创新。     6,现代传播     邵忠的现代传播,2011年大事连连。先是停了东方企业家,收了彭博商业周刊。商业周刊未及面世,来来往往换了好几茬。商业周刊中文版在中国出了很多年,一直不温不火,不死不活,如今换了邵忠,应该会有新起色吧。     7,共识网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最好的思想性网站,非共识网莫属。人们如果在共识网上没有读到思想深刻或尖刻的文章,在其他地方恐更难以阅读到。无论左中右,凝聚共识,恐怕也是其立身之本。     8,新京报     2011年新京报迎来了第8个生日。但在生日前的变动,任谁都会懵然。在皇城根下,这样一份报纸坚持到如今,实属不易。我宁愿选择相信新京报的同仁,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职业精神,继续走下去。     9,中国周刊     我所服务的中国周刊,虽然命运多舛,目前还是以月刊形式出版,但2011年5月以来,其每一期封面选题,把当下公众关切的社会情绪,以书写个体命运的方式,呈现出来,并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开,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内举不避亲,一切有目共睹。     10,环球时报     2011年的年度媒体,如果环球时报不列入,绝对是个缺憾。一方面,环球时报这份人民日报的子报,通过其言论,让公众得以知晓一些其他媒体被迫屏蔽的消息,另一方面,报纸立场以及对国与国事务的观点,也引发了社会巨大争议。     11,京华周刊     京华周刊创刊未多久,便遭遇了主办方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的变故。京华周刊一直是由时任京华时报社长总编辑吴海民力主创办的,刊号归属人民日报。随着京华时报划转北京市,京华周刊的刊号自然归属人民日报,这份杂志最终的命运也就停刊为结果。     12,南都周刊     带着南方底色的南都周刊,在5年之后商业上有了不小的进步,值得庆祝。南都周刊和南都娱乐周刊,共聚一门,有时难免让人觉得分裂。不过,它的年度“明星公民”,却是将原本割裂的双方无缝对接,很有创意。     13,锦绣     锦绣是一本以商业地理为要旨的刊物,其主创者都是传统媒体行业的佼佼者。但其暂时休刊的命运,昭示了行业竞争的残酷。或许,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锦绣命运的媒体出现。     14,腾讯微博。腾讯挟财力之雄厚,网罗了一众传统媒体精英,在微博竞争中奋起直追,不可小觑。     15,年度图书之《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南方周末配合跟进。在改革进退两难的今天,这套书的出版,也是研读中国社会的一个样本。       四,年度人物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焦利,中央电视台原台长,因故调任,坊间传言甚多。     2,胡占凡,中央电视台新任台长。在中国,媒体领导人的风格通常会对媒体产生很大影响,无论体制内外,胡出掌中国最大传统媒体平台,会给央视带来何种变化,有待观察。     3,胡锡进,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2011年开通新浪微博,在微博上风头甚健,引起诸多纷争,实为体制内媒体异数。我个人很赞赏胡在微博上的开放态度,虽然观点常有不同,这种开放性,本是所有媒体领导者应该具有的胸怀。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5,黎瑞刚,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前总裁,2011年调离。黎瑞刚执掌文广多年,是中国传媒界体制内的著名“少帅”,思想活跃,眼界开阔,曾是当代海派传媒的掌舵者。     6,吴海民,京华时报创始人,前任社长总编辑。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后,吴一直在海外访问,其态度令为观众人惊愕。不管怎样,老吴对京华时报有巨大贡献。     7,陈中,南风窗前社长,自南风窗创刊起,就服务于南风窗,因故被调离,实则被放逐。     8,向熹,南方周末前主编。2011年曾试图回母校南京大学指教,未果。     9,刘春,凤凰卫视中文台前执行台长,2011年加盟搜狐,出任搜狐视频负责人,年底,出任搜狐总编辑。搜狐在媒体属性这一块,这些年少有进步,刘春的加盟,不知能够给搜狐带来新变化。     10,何力,2011年加盟大连万达,重新包装全球商业经典。这些年来,很多投资者都青睐于何力。此前,他曾创办了第一财经周刊。     11,荣波,南方周末前总经理,2011年离职创业,收购了博客天下和老牌刊物《人物》,并筹创《财经天下》。     12,林楚方,看天下前主编。2011年开始筹备创业。林有许多我所不具备的机巧,他做的杂志比较好玩,这是他做这一类读物的特长。         2011年的传媒业的大事远不止这些。许多事情,多年之后才会看到结果。     “希望是个美好的东西,这种美好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肖申克的救赎》这样告诉我。     我从来都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我相信,如同里尔克在诗中描述:     “一切将再次变得宏大而强盛:     大海涌起波纹,陆地平展开阔,     树木高耸,墙篱低矮;     在江河两岸,生机盎然     牧民和农夫在那里繁衍。     。。。。。。”     偶尔我会向未来窥望,但我不会空守彼岸,我懂得尘缘,并尽可能地去体会它,感受它。     我知道,唯有现实才能指引我们通向未来。     脚踏实地,我们从来没有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努力。     因为我们相信,每一分努力,都是改变命运的蝴蝶的翅膀。       (2012年1月18日定稿。     这已是我连续第九年度以个人价值判断做评点,不在乎政治正确,不在乎判断缺失,真实记录自己的想法,远比其他要素重要。     感谢FT中文网,感谢张力奋老师的鼓励。     感谢我的乡贤诸大哥和亦军大哥的慷慨指正。) 上一篇: 重新认识纳税的权利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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