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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0 次 更新时间： 2012-03-19 23:41:20 黄百炼：精神懈怠与执政危险 进入专题 ： 精神懈怠 执政危险    ● 黄百炼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当前我们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这四大危险中的任何危险都足以造成亡党亡国的危害。总结我们党建立90年和世界上一些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精神懈怠的危险相对于其他三大危险更为首要，更为容易导致党的机体功能衰竭。精神相对于个体来说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包括人的情绪、意志、良心等。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党的精神状况就是党的“灵魂”，是党的理论和思想活动、党的意志力、党的生机和活力、党的风貌、党的作风的总称。如果党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我们可以从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和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政党的兴衰成败中，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          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党的精神风貌的产生、形成、凝练和发扬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在成长、壮大过程中所展示的精神风貌，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挫折中坚强、在失败中奋起的一大宝贵财富。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1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全过程，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理直气壮的底气。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付出艰辛的探索，还要受到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嘲笑、干扰、打击和错误处理。特别是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干预，使不少党内同志对自己的理论创造产生了怀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说成是“山沟里不出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不懂马列主义的“土包子”；中国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地相信新民主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取得独立、自由和解放的正确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后来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定地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的理论，具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理论自信，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底气。他们以坚毅的理论勇气，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排除了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     二是蓬勃向上的朝气。我们党在处于被围剿、被屠杀的地位时，任何摧枯拉朽的革命工作都充满了危险。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整个国家是一穷二白、千疮百孔，是西方政治家预言收拾不了的烂摊子。但是，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人们不被眼前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严酷的政治斗争环境所吓倒，而是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对自己的才能有机会展示而无限向往。中国共产党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产生了一呼百应的感召力和海纳百川的吸引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像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一切追求进步和光明的青年和知识分子都向往延安，向往革命根据地。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心向往新中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是有了这么一股子蓬勃向上的朝气，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三是奋发有为的锐气。近代以来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有不少志士仁人为了民族复兴进行了各种改革尝试和社会革命，都因为找不到正确道路，找不到真正的依靠力量而失败，而苦闷和彷徨。由于中国共产党真理在手，正义在手，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对于前进中的艰难险阻无所畏惧，运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3的积极进取精神，干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壮举，做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工农红军能够在围追堵截下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重大战略转移；地脊民贫、四面受敌的陕甘宁边区能够在13年内成为我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革命圣地；埋葬蒋家王朝的军事指挥部署竟然能够在西柏坡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简陋小屋里完成；短短几十年新中国走过了许多国家要花数百年才走完的路，“东亚病夫”一跃成为“东方巨龙”。     四是大义凛然的正气。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具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品格。他们对于腐败深恶痛绝，19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发布了第一个反腐败公告，并且对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坚决清除，绝不留情。共产党人具有闻过则喜、虚怀若谷、正身清心的自我批评精神，乐于接受人民群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哪怕是十分尖锐和尖刻的批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4正因为这样，才能通过遵义会议，在革命的生死关头拨正航向；敢于彻底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路线，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行战略重点的转移，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先辈们率先垂范，发挥正身率下的强大榜样力量，在危险时刻冲在前，困难面前干在前，艰难岁月苦在前，用浩然正气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直形象。     五是攻坚克难的勇气。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长期处于逆境和困境之中，强大的敌人、巨大的困难、复杂的矛盾、全新的问题像大山一般压在共产党人头上。但是共产党人具有压倒一切敌人（困难）而不被敌人所吓倒的英雄气概，就好像是天生为了战胜敌人和困难而存在的。正因为有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5的大无畏精神，共产党人敢于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点燃星星之火；在封锁和包围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两弹一星”；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处于低谷的严峻形势下，“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抓住机遇，有所作为”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阔步前进。     六是苦中求乐的豪气。虽然我们党长期处于艰苦、清贫、恶劣的环境，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深邃眼光，深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而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先辈们志存高远，豪情万丈，身处险境，放眼未来。1936年2月，经过一年长征的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不久，8.6万人的队伍已经到了“不到七千人，瘦成皮包骨”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却在陕北一个叫袁家沟的小村子里，坐在一尺多见方的小桌子边写下了“沁园春·雪”这样的宏伟诗篇，展示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充分自信。方志敏在慷慨就义之际依然憧憬 “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前途”。在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我国面临严重自然灾害的艰难时刻，党和人民表现了“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壮志豪情。邓小平同志怀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7的坚定信心，满怀激情地设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正因为有了这种苦中求乐的豪气，无数先烈把砍头当成风吹帽，无数前辈把苦难当成磨刀石。     中国共产党在创造彪炳史册伟业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一再证明了一个道理：保持充沛的、良好的精神状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披荆斩棘、所向披靡的一大法宝，是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首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丢掉了这个前提，什么危险都可能存在。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展示的精神风貌是党的一大思想文化优势。丢掉了这一优势，就丢掉了党之“魂”、国之“神”。          二          经过中国共产党60多年的执政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物质基础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政权也十分巩固，然而，过去那种锐意进取、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却开始有所减弱，表现出精神懈怠的症状。所谓精神懈怠，作为个体来说就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产生松弛，缺乏积极主动的心理状态，出现不思进取，情绪、意志、精力和活力开始下降，道德品质开始出现滑坡甚至蜕变的情况。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弱化和丧失的表现。作为一个政党来说，精神懈怠是党的思想理论活动的活力发生递减，产生保守、迟钝、停滞或禁锢的状况，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始弱化，体现党的性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出现退化甚至败坏的情况。     精神懈怠的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引起高度警觉。我们党内之所以会产生精神懈怠的危险，主要是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导致主观因素开始发生病理性的退化：第一，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长期掌握国家政权，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日益巩固，全局性阶级斗争的消灭，没有了过去那种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没有了大难临头的致命威胁，没有了刀枪相向的凶恶敌手，没有了逆水行舟的艰难处境，警惕的神经开始松弛，斗争（竞争）的意识开始放松，顽强的毅力开始减弱，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面临和潜在面临的各种危险，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抵御、战胜各种风险的竞争（斗争）意识。第二，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党执政的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动用物质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实力也大大增强，于是一些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开始迷信于“用人民币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缺乏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注意用真挚的感情、良好的作风、饱满的激情去解决群众的困难和社会发展的问题，甚至全然不顾群众的心理感受和心理状态，用物质的、简单的、粗暴的方法解决问题，用搪塞推诿的态度对待矛盾，带来一系列发展失衡的问题，使一些地方的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的感情逐渐疏远。第三，随着国家机器的逐步强大，党和国家应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有所加强，特别是制止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和制造动乱的能力大大加强。于是一些领导干部迷信用强制性手段解决问题的作用，动不动就动用国家机器来解决群体性事件，缺乏“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缺乏“人性执法”、“温情执法”的工作作风，而在采取强制性措施的过程中，不认真调查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诉求，不放下身段同群众平等地、心平气和地进行对话和沟通，遇到矛盾总是试图以势压人、以力服人、以权制人，甚至以拘禁、强拆、“被神经病”、“被自愿”、“被安居”的方式限制或者剥夺“不听话”群众的权利，“滥用警力”、“暴力执法”现象的存在，在一些局部地区造成人民群众与领导干部的严重对立。第四，进入和平年代，个人的提拔、使用和工资福利奖金的提高一般都是按照工作年限和制度规章有序进行，没有了革命战争年代和拨乱反正年代那种人生的大起大落和跨越式的变化，也没有了那种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挑灯夜战的群众运动式的激情。人们生活在有序、安康、稳定的环境中，在规则秩序下正常工作。在人们注重物质利益追求、注重生活质量提高、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时候，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了所谓的“天花板现象”、“59岁现象”和“愤青现象”。有的已经没有提拔重用希望的干部，工作缺乏动力，上班无精打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快要退休的领导干部，“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为自己谋后路作准备，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甚至以权谋私；有的在官场上、工作上、生活上失意的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对待个人的得失，不深刻反省个人主观能动性方面的欠缺，把所有的不满归咎于社会和党组织，成天愤世嫉俗，骂骂咧咧，看什么都不满意，而自己又不愿意为改变社会作出必要的付出和努力，成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愤青”。第五，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党和国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尽管30多年来我们遇到了国内政治风波、国际金融危机、特大自然灾害等不测风险，但我们都比较顺利地克服了，虽有风浪却波澜不惊。于是一些人对中国目前取得的成绩盲目乐观，自我欣赏，陶醉于“中国震撼”、“中国速度”、“中国之谜”、“中国奇迹”的满足之中，对我国目前尚未转型的粗放型、外向型、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所造成的问题认识不足；对我国社会已经处于矛盾凸显期心理准备不足；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世界性难题缺乏应有的警醒，对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和前进道路上潜在的艰巨性、风险性、危险性缺乏忧患意识，对应对未来艰难险阻的思想准备和心理调整也做得不够。     一些党员干部精神懈怠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1. 思想糊涂，信念不坚，精神动力不足。对中国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模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等重大理论界限划分不清楚，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缺乏为捍卫和实现理想信念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工作的激情。不是积极主动地想做好工作，而是机械地、被动地或者仅仅为了得到领导满意而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不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而是仅仅把它作为谋生手段而工作。缺乏远大志向，精神萎靡不振，做事拖拖沓沓。有的领导干部甚至因为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悲观失望，为自己谋求后路而走上贪污腐败、蜕化变质的道路。     2. 说得好、做不好，讲得多、做得少，实干精神不强。这些年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要求、执政目标应当说越来越准确，越来越细化，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贯彻落实很不够，没有真正把这些执政理念落实到各项事业的具体发展中，落实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些地方充斥大话、假话、空话、套话；工作是隔空喊话，隔靴搔痒，决而不行，行而无果。相反，形式主义、文牍主义、衙门作风比较浓重，用会议指挥会议，用文件贯彻文件，用汇报来检查汇报，人民群众越来越不满意“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状况。     3. 自我满足，盲目乐观，自我解剖精神缺乏。改革开放30多年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确实前所未有，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这种快速发展是因为抓住了一些机遇，带有粗放型、扩张型的性质，而今后我国的发展形势会更加严峻。因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别人跟你打交道就会更加算计和提防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会更加复杂，任务会更加艰巨，难度也会更加增大。然而，我们一些同志看不到这一点，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自我满足，对未来的前途盲目乐观。看不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不深入查找目前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清醒地反省自己并严格地解剖自己；不能正确认识个人和组织、个人和群众、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对取得的成绩评价得过高，对个人的作用估计得过高。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长壮大的，如果盲目自信，就会丧失襟怀坦白、闻过则喜、敢于揭短、勇于纠错的锐气和勇气。     4. 固守陈规，求稳怕乱，创新和开拓意识不强。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大家有一股子大破大立、敢闯敢干的精神。短短几十年我们就初步完善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领导体制和社会管理体系，初步实现了对社会有效的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开始习惯于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办事，习惯于在已有的制度框架下工作。对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社会管理提出的新要求，社会进步提出的新任务不愿勇敢地面对，看不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方面，不愿意不断适应新时期的新要求，用开拓进取的精神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对于基层和群众蕴藏的巨大首创精神不够尊重、不够支持，甚至用现行的条条框框去阻止、扼杀基层和群众的改革创意和萌芽。     5. 讲究排场，追求享受，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始衰减。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有的党政部门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开始讲究排场，追求享受，贪图安逸。“节省每一个铜板”的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同甘共苦”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有的地方看不到了。一些领导干部追求奢华，办公楼成为当地的一道豪华风景；讲究级别等级、座次礼仪、官阶待遇，“官本位”观念全面渗透；对迎来送往、公务接待、圈阅文件乐此不疲；指导检查工作习惯于踩点彩排，边界迎送，警车开道，禁行戒严，走马观花，摆姿作秀；不发生突发性事件很难在急难险重的工作场合看到领导的身影。艰苦奋斗精神的衰减，不仅会导致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而且会大大提高执政成本，大大削弱执政党的竞争力和执政效率。     6

浦兴祖：“独立候选人”现象辨析 进入专题 ： 独立候选人 公开自荐人    ● 浦兴祖       内容摘要：新一轮县乡人大代表选举自去年拉开帷幕后，多个地方出现了所谓“独立候选人”现象。但“独立候选人”的概念并不严谨准确，易引起误读、误解、误判，应称之为“公开自荐人”。这一现象虽无法律用语依据，但符合公民平等享有被选举权的“法律精神”。“公开自荐人”中可能存在四种动机，但普遍、主流的动机是利益表达。这一现象已显示出竞选的趋向，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必然，我们应当科学正确地对待之。     关键词：独立候选人 公开自荐人 被选举权 利益表达 竞选          如果沿循熊彼特的思路，把民主简化为选举，显然有失偏颇。但将选举视为现代民主政治最为重要的一种形式，那肯定不为过。民主政治是程序政治。民主选举的运作，离不开环环相扣、巨细相兼的既定程序，诸如有关选举机构如何建立、选民登记如何进行、候选人如何产生、选民如何写票投票、选举结果如何确认、选举过程如何监督等等一系列规定、规则、规范。没有公正的选举程序，便没有公正的选举结果。     规范候选人如何产生的程序，是选举程序中非常关键的一项。当人们较为“当真”地对待选举时，此项程序就必定会受到高度关注。去年以来，各方热议县乡人大代表选举中的“独立候选人”现象，正是彰显了这种关注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有关“独立候选人”现象的学理探索与学术争鸣，是十分必要的，它将为人大代表选举的健康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继续前行，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故而，笔者不惴浅陋，试从概念、法据、动机、趋向诸维度对“独立候选人”现象坦陈愚见，祈盼方家指正。          概念：“独立候选人”，还是“公开自荐人”？          新一轮县乡人大代表选举自去年拉开帷幕后，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西、云南等多个地区，均有选民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百名以上。对此，一些学者与媒体称之为“独立候选人”现象，并很快引起热议，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亦做出了相应表态。     笔者以为，首先需要探讨一下“独立候选人”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的选举中，其基本涵义是指“独立” 于政党以外的“候选人”。例如美国，选举总统、议员等公职，其候选人主要由民主、共和两大政党分别提名。除此以外，间或还有“第三党”提出候选人，甚至也有个别人不依倚任何政党力量而成为候选人的。后者，通常称为“独立候选人”。而在事实上，美国尚无“第三党”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当选总统的先例。     在我国，“独立候选人”概念的使用，大约始于2003年县乡人大代表选举期间，2011年起这一概念获得广泛传播。按照1979年修改后的选举法规定，我国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时，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据此，有观点认为，“独立候选人”，就是指“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由于县乡两级实行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不存在代表推荐候选人，故而针对县乡层面所称的“独立候选人”即为“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候选人”。依照这种观点及其推理，容易导出以下结论：似乎所有“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候选人”都成了“独立候选人”。那么，任何一次县乡直接选举中的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选区就都存在众多的“独立候选人”，举国之总数岂止成千上万。然而，这是否准确反映了人们使用“独立候选人”概念的真实含意呢？否！     国内一些学者与媒体之所以使用“独立候选人”概念，目的是为了指称那些“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的选民”，而非统称“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候选人”。这是基本事实。须知，“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候选人”与“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的选民”，在当今现实中是两个并非完全等同的概念。前者中，至多只包含了后者的个别人，其绝大部分则是被动地给推荐上的，有人更是几经“谦让”未果才勉为其难的。而后者，大部分因未获得推荐而被排除在前者之外。因此，如果将“独立候选人”界定为“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候选人”，那就一方面把相当数量的未“公开申明争取当选”却“被动地给推荐上的候选人”也当作了“独立候选人”，另一方面又把“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候选人”以外的那些“公开申明争取当选”的选民，给排除了出去。显然，这不符合使用“独立候选人”概念的初衷。     应该说，只有将“独立候选人”的帽子戴到那些“公开申明争取当选”的选民头上，才符合使用这一概念的初衷。但严格言之，这样“戴帽”是否恰当呢？笔者仍说“否”。理由是：一则，那些“公开申明争取当选”的选民，刚刚站出来时，大都只是通过自荐希望其他选民先联名将其推荐为候选人。换言之，此时他们还不是“候选人”。更有甚者，其中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直至最后也未争取到十人以上选民的联名推荐。可想而知，给这些不是“候选人”的选民戴上“独立候选人”的帽子，恰当吗？二则，当“公开申明争取当选”的选民依法成为“候选人”时，其前提必定是已获得其他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换言之，他们能够成为候选人，绝非仅凭自身“独立”争取使然，必须看到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对于选民联名推荐的依凭。同样可想而知，往这些“候选人”头顶上套一个“独立”的帽子，恰当吗？总之，当“公开申明争取当选”的选民不是候选人时，称之为独立“候选人”；当“公开申明争取当选”的选民依凭联名推荐而成为了候选人后，称之为“独立”候选人，均是不恰当的。一言以蔽之，笔者不能赞同以“独立候选人”的概念指称那些“公开申明争取当选” 的选民。     而且，“独立候选人”之“独立”，很容易引发某些人的误读、误解、误判。“独立于什么？！”会有人责问：“独立于现成体制吗？” “不！”我们当然可以回应：那些选民很认同很依赖“现成体制”，首先就是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试想，如果要“独立”于人大制度之外，他们还会“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争取融入人民代表大会，争取成为其中一员吗？“独立于党的领导吗？”“不！”我们依然可以回应：那些选民是以认同与信赖党的领导为前提而站出来的。试想，如果要“独立”于党的领导，他们还会依照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规定，去争取“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成为候选人，进而成为党领导的人大中的一员吗？笔者认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做出这样的回应。不过，为了尽可能避免误读、误解、误判，更为了防止个别人的曲解、盅惑、搅局，笔者也主张不使用“独立候选人”以及“独立参选人”、“独立自荐人”等概念。     那么，什么概念能恰当地指称“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的选民”呢？众所周知，一个科学合理的概念，应当尽可能准确而又简练地表明其所指称的某一类人群或事物的主要特征。事实表明，“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的选民”，其主要特征是公开地、主动地自荐、参选，争取当选人大代表。据此，似可称他们为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公开主动参选人”、“主动争取当选者”。更简练些，可称之为“公开自荐人”。其实，公开自荐、参选，主动争取当选的现象，早在1980年代初第一次县级直接选举中就已出现。1998年更有湖北农民姚立法公开自荐，如愿当上人大代表的事实。不过，当时尚未为他们概括出一个概念（称谓）。要是在今天，他们必定被称为“独立候选人”。不，更准确地说，应当被称为“公开自荐人”。     在此需要指出，现实中还有另一类“自荐人”。他们惯于在私底下诡秘地向组织或其领导人悄声“自荐”，甚至通过行贿，乞求安排个代表、委员当当，或者给个什么官位坐坐。他们同样是“主动”的、“自荐”的，不过，他们往往不敢光明正大地公开“自荐”。为了划清与这类人的界线，我们在指称“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的选民”时，切不可省略了“公开”二字，应当准确地指称他们为“公开自荐人”。          法据：“用语依据”，还是“精神依据”？          去年6月，正当人们围绕所谓“独立候选人”现象众说纷纭之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向媒体发表谈话，公开表态：“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根据。尽管“法工委”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的一个辅助性工作机构，不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正式的法律解释，也不能做出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但这毕竟属于官方声音，且事关重大，自然就引起了许多人对于“独立候选人法律依据”问题的重视与思索。     笔者思索：法工委负责人在“谈话”中，依据什么而得出结论称“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到底应该如何认定“独立候选人”有否法律依据？不难见到，“谈话”先是简要介绍了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然后指出，“基于上述规定……没有所谓的‘独立候选人’。‘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此处的逻辑一目了然：因为法律规定中没有所谓的“独立候选人”，所以，“独立候选人”就没有法律依据。就特定的行文语境看，前一个“独立候选人”是作为一个概念（法律用语）而讲的。故而，推理逻辑便成了：因为法律规定中没有“独立候选人”这一概念（法律用语），所以，“独立候选人”就“没有法律依据”。然而，这样的推理是否太过简单？以此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说服力？     为了作进一步辨析，不妨按照上述逻辑，作以下推理：因为法律中没有“吃饭”、“睡觉”、“逛马路”等概念（法律用语），故而，所有此类个人行为都“没有法律依据”！试看，这样的逻辑是否很容易走向“庸俗法学”、“法律教条主义”！再回到政治领域。我们经常宣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协议”，等等。请予核查：我国的宪法与法律规定中，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单一制”、“执政党”、“元首”这些概念（法律用语）吗？没有！统统没有！假若据此得出结论说，以上各命题一概“没有法律依据”，那是否离政治错误不远了？     可见，千万不能仅仅以法律上没有相对应的概念（法律用语），就判定某一事物没有“法律依据”或“不合法”。同样，也不能以法律上存在着相对应的概念（法律用语），就简单地判定某一事物具有“法律依据”或“合法性”。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某些地方选举中，也说是实行“差额选举”。就其“差额选举”四个字，当然可从法律上找到相对应的概念（法律用语）。然而实际上，有些地方的做法是硬把各方面条件欠缺、明显不可能当选的人塞进正式候选人名单，为的是与别人构成“落差”，以便确保特定的候选人当选。这种名为“差额选举”，实为“陪选”或曰“变相等额”的行为，不仅不具有法律依据，而且是对法律的嘲讽！     诚然，为了认定某一人群或事物是否具有法律依据，从法律上寻找相对应的用语、条文（法之“形”）是需要的，但更需要重视的是富有实质意义的“法律精神”（法之“神”）。“法律精神”蕴含着法律所必须坚守的原则、理念、取向、目标等。其往往渗透于立法意图之中，融入于整部法律之内，需要人们从法律的整体或某些重要内容出发，经过正确演绎与合理感悟后加以准确把握。无疑，法之“神”重于法之“形”！必要时，对于法律上已经写着的那些“用语”或“条文”，也需要依据“法律精神”鉴别其是否存在正当性、合理性，或者依据“法律精神”解释其实际涵义。当法律上不存在对应于某一人群或事物的概念（法律用语）时，则可以从“法律精神”的演绎推理中判断其是否具有法律依据。而所谓“判定某一事物是否具有法律依据”，重要的是判定其实质内容、主要特征具有法律依据与否。就“独立候选人”（“公开自荐人”）而言，若能凭借“法律精神”判定其所指称的那些选民的行为特征——“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具有或者不具有法律依据，那就可以充分说服人。     众所周知，宪法和选举法均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这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平等享有政治权利”等“法律精神”。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演绎：既然“被选举权”是一种政治权利，那么，选民就有资格行使之；既然有选民希望通过行使被选举权当选人大代表，以直接参与当家作主，那么，他理应公开地主动地毛遂自荐，争取获得十人以上选民的联名推荐，成为候选人。试想，假若他默不做声，选民们何以能得知他希望被提名？假若他不公开自荐，选民们何以能了解他的情况，决定是否要联名推荐他？可见，“享有被选举权”已内在地决定了选民有资格“公开申明争取当选人大代表”，即充当“公开自荐人”。换言之，人们完全有理由判定，“独立候选人”（实为“公开自荐人”）所指称的选民“公开申明争取当选”的行为，具有法律依据——不是法律用语依据，而是更为重要的法律精神依据，因此是完全合法的！其实早在1995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的乔晓阳、张春生，在其共同主编的著作中已经明确肯定“选民或代表可以自荐”【1】，他们当然找不到可以“对号入座”的“法律用语”，其所依据的正是从有关被选举权的规定中合理演绎与感悟出来的法律精神。此外，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也曾于2003年8月27日发表过一篇评论：《让自荐参选者多起来！》。说得何等地好呀！如果“公开自荐人”真能逐渐多起来，那么，“被动参选”、“被动当选”、“荣誉代表”、“哑巴代表”等现象就必定会少很多，我们的民主选举就必定会充满生机、活力、真实性，就必定会选出人民真正满意与信任的代表，从而就必定会获得亿万人民的由衷认同。     难以理解的是，1995年法工委负责人的观点、2003年人民日报的评论，还没有完全被人们所遗忘，却听到了又有法工委负责人发出另一种声音：“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是对已往错误观点的纠正，还是对已往正确立场的倒退？     笔者宁可相信，法工委负责人都熟知前述的理路，也认同“独立候选人”（“公开自荐人”）在实质上具有法律精神依据。只是鉴于某种复杂因素，才通过“谈话”，从概念（法律用语）角度强调了“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好在“谈话”未作进一步引伸，未明确做出“没有法律依据，就是违法”的判词。然而，经媒体广泛传播，“谈话”在各地产生了不同影响。某些地方官员囿于其贫乏的法律知识，或许还加上高度的“敏锐性”，便以为“谈话”有所“暗示”，于是认定：既然“没有法律依据”，那就是违法！既然“违法”，那就该禁止、打击、封杀！于是，那里便剑拔弩张，“独立候选人”惨遭围堵。而另一些地方的官员基于较好的法律素养，能理性解读“没有法律依据”的“谈话”，对“独立候选人”表现出了相对宽容、开明的态度，选举活动正常开展，少数“独立候选人”被列入了正式候选人名单，个别人甚至还当选了人大代表。看来，从理论上阐明“独立候选人”（实为“公开自荐人”）的法律精神依据，提高地方官员的法律素养，着实关系到地方选举乃至地方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动机：利益表达，还是别有图谋？          “公开自荐人”大多是火一样的选民，用一个“热”字来描述他们，恰如其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另有一部分选民参选热情趋冷。这是县乡直接选举中一“热”一“冷”、“冷”“热”不匀之现实。“冷”的原由不在此剖析，仅指出一点：主要不是选民“文化水准低”、“民主素质差”，而是选举与选民的利益相关度低。【2】那么，“热”的背后有哪些因素？看来，“公开自荐人”的参选动机是主因。     据说，有领导提出，对“公开自荐人”的动机要区分不同情况。这完全正确！不过，究竟如何区分与评析不同的参选动机，似可作进一步探究。笔者的初步思考是围绕以下四种可能存在的参选动机而展开的。     第一，利益表达。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利益日趋分化、社会结构明显分层；贫富差距扩大，官民关系复杂，所有这些均不同程度地唤醒公民的利益意识和权利意识。以往是“权利等待利益”，如今则是“利益激活权利”。社区居民、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进城劳工、执业律师、教师学生等，为维护自身或所属群体的利益，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其中有的主动拿起“被选举权”，成为“公开自荐人”，争取进入国家权力机关直接表达利益。一个值得提及的情景是，近年来，有些“访民”在历经艰辛后，开始由上访路折回县乡选区，公开参选人大代表，说是“上访不如当代表”。     在笔者看来，“公开自荐人”的利益表达动机，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化”大背景相吻合。利益表达大多朝向政治系统，以“影响政府当局的政策取向及政策内容”【3】，这就使利益表达转化为“政治参与”。当今中国，政治参与已成社会潮流。执政党强调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一是“扩大”，以顺应潮流；二是“有序”，需引导潮流。政治参与潮进入体制性渠道，则可控、有序；涌向街头、广场，则易影响稳定。人大制度是吸纳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的主渠道，而政治参与又是推动民主发展的主动力。因此，旨在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的选民“公开自荐”以期进入人大，是好事，应当支持。有人担心，“公开自荐人”尤其是其中曾经的“访民”一旦当选，会不会在人大内“大闹天宫”。殊不知，他们有利益诉求，或对政府有些意见，如此不正有利于人大汇集民意、监督政府吗？难道挡之门外，赶回上访路，一定就是好事？殊不知，无法无天、蛮横霸道的人，选民会选他吗？何况，人大内有整套的法定程序，代表能不遵守吗？倘若真有个别“大闹天宫”、胡作非为的，选民不可以罢免他吗？为什么要将“公开自荐人”视为洪水猛兽呢？其实，坚持依法办事，就不会失控、无序。怕的是违宪违法，尤其是官员！某地级市一选委会成员面对媒体声称：不准当地一名“公开自荐人”成为候选人，“理由”之一是，此人赴京上访过，还被拘留过几天。请问，宪法和法律规定“上访过，被拘留过的人”应当被剥夺或者停止行使被选举权了吗？应当强行阻止她进入人大渠道表达利益吗？笔者呼吁有关方面应对此类违宪事件表态、制止、追究，否则如何保障选举活动健康开展？     第二，参政志趣。有的“公开自荐人”对参政怀有较强的志向与兴趣，且自认为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例如一些律师与大学师生。他们公开自荐，主要是从政治志趣出发的。有的想通过参选，“过把代表隐，尝尝政治的滋味”；有的希望参与行使国家权力，为推进民主政治、监督公共权力尽一份力量，同时也提高自己的政治能力；还有的则试图以自身的参选行动测试一下人大制度的可行性、真实性，或者发现某些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说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位参选热度颇高的“公开自荐人”明确表示，“经历一番，能推动制度完善”，“第一是发现漏洞，第二是找到解决办法，第三是推动完善。”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自我实现”为最高层次。依笔者愚见，似可从“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一视角，理解上述一些选民的行为。不管怎样，在一个充斥着功利、逐利、自利气味的空间里，尚有这样怀着参政志趣，为实现政治理想而公开自荐者，当属难能可贵，应当支持。其实，这些选民一旦当选代表，绝不可能光就“政治”谈“政治”，他们也会不同程度地进行利益表达。前文分析的是从“利益表达”走向“政治参与”，此处指出的是从“参与政治”走向“表达利益”。     第三，风头主义。笔者赞同一位领导的类似看法，相信通过公开自荐，试图引来选民瞩目，驳得几阵掌声的人，也是会有的。某高校就曾有一名大一学生，在参选时信口开河以讨好选民，甚至讲出相当偏激有害的话，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当他如梦惊醒、痛加反思时便说，其实我并无恶意，只是想出出风头呀！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公开自荐人”不易被选民推荐为候选人，更不易被大多数选民选为代表。退一步看，即便个别爱出风头的人如愿当选，也不至于造成严重后果。而靠行贿悄然当上“代表”、“委员”的人中，有的就是为了大出风头，以此为经营生财平添无形资产。这类跑官买官的劣行才是需要高度警惕、严厉打击的。     第四，别有图谋。照一位领导的观点，“公开自荐人”中有人可能想推翻现有制度，追求西方那一套。从能够见得到的情况看，“公开自荐人”是要争取成为人大中的一员，融入现有制度，而不像是要推翻它，去搞西方制度。当然，很多事情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逻辑上讲，笔者不敢也不想完全排除有人会通过公开自荐，企图钻进现有制度内推翻现有制度的可能性。不过，笔者自我提醒：在阶级斗争早已不是主要矛盾的社会里，这种别有图谋的“可能性”千万不可高估，否则会重蹈当年覆辙。也千万不可将此“可能性”当作虎皮或棍子吓跑、打退正常的“公开自荐人”；如果强调“敌对分子”尚未绝迹，那么，岂止有人以“公开”声张的方式想钻进人大的肚子？同理，是不是也会有人靠行贿方式钻进人大、政协的肚子？是不是也会有人靠报考公务员钻进各类党政机关的肚子？是不是也会有人靠入党钻进执政党的肚子？然而，过度的“联想力”可能会导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怀疑一切”或“扩大化”。还有两点：一、中国特色的现有制度，如能“当真”用好、用实、用足，优势渐显，绝大多数人民能真切感受到当家作主，那极少数别有图谋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吗？二、退一步讲，如果真有个别敢于以“行动”“推翻现有制度”的人，那就依法处置，岂非如烹小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公开自荐人”中普遍的、主流的动机是“利益表达”，它带有明显的时代性、正当性。对于最后一类动机的估判，务须慎而又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既然“公开自荐”是合法的，那么只要“公开自荐人”的具体行为不与法律相抵触，就应当获得支持而不应当遭到打击。所谓“动机”，可供分析，但决不能以“可能的动机”作为决定对待“公开自荐人”态度的依据。          趋向：渐行竞选，还是制止竞选？          “公开自荐人”的“利益表达”等动机，必定会转化为动力，推动他们去争取当选人大代表。一个选区、一个选举单位内有两人或者两人以上都想“争取当选”，那么，“竞选”就难以避免了。所谓“竞选”，无非就是选举中的“竞争”，或曰竞争性的选举。     一般认为，存在不同利益群体，就会产生竞争，首先是经济利益的竞争，进而上升为选择政治代理人的竞争。不错，虽然人们在认识能力或兴趣偏好上的差异，会产生对具体政策、具体行动方式的竞争，而在选择不同政策、方式的代表人物时，就可能形成竞选，但毕竟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对立、冲突，才是推动竞争，包括竞选的最为强有力的动力源。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社会利益的不断分化，加上公民利益意识、权利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以“利益表达”为动机的“公开自荐人”在今后的选举中会越来越多，他们之间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明显。换言之，我们正在讨论的“公开自荐人”现象中蕴含着一个趋向：人大代表选举中的竞争、竞选。对此，我们是顺应之，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准备，逐渐推行竞选，还是回避之，制止竞选？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已逐渐习惯于理性地看待竞选，至少已很少听到“竞选姓资”一类的无知之语。因为人们多少知道了一点“斯大林曾表示可以搞竞选”，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搞过竞选”。人们也开始较为客观地承认竞选对于民主的价值。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教授就指出，要“科学对待竞争选举制”【4】，他强调：“毫无疑问，选举，包括竞争性选举，是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5】之所以称得上“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在笔者看来，因为竞选具有它独特的功效，它能使各方参选者充分表明“我要当”的主动性，充分表白自己的政治取向与政策主张，充分表现自己各个方面的优势与风格，充分表达自己对选民的种种承诺。这样，选民才能有依据地在不同候选人中进行选择，才能熟悉当选代表，才能以其承诺监督之。同时，在“我要当”与“我选你”的互动中，易于激发参选者与选民的政治热情，提升双方的民主素养。其实，“竞争性”本该就是“选举”的题中应有之义。无“竞争”的“选举”，能算得上是真正的选举吗？诚如俞可平教授所言：“没有进行竞争性选举，选举就可能变成推举。” 【6】     为此，“文革”结束后不久便有学者建议在中国推行竞选。当时的高层正深感“民主太少”【7】，对此建议自然是比较理解的。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行竞选，但在1979年修改选举法时规定了人大代表的选举“一律实行差额选举”，这实际上为竞选提供了空间，虽然它并不必然构成竞选；还规定“各党派、团体与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这更是为竞选开了一个口子。事实是，紧接着的第一次县级人大代表直选中，不少高校学生采用了印发传单、出黑板报、张贴候选人照片、发表竞选演说等“各种形式”，进行自我介绍，有些学校一度出现了混乱。于是，1982年便将此规定改为“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党派、团体或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后来的几次修改选举法对此又有所微调，但选民仍普遍反映，对候选人的介绍过于呆板、简略，千人一面，缺乏选择依据。由此，主张竞选的声音时有回响。不过，一些人只是从充分介绍候选人的角度看好竞选，其实，正如前文所述，它的优势并不仅止于此。何况，在经济领域已经引入“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政治领域应当和能够完全排除“竞争机制”吗？笔者注意到，中共十五大提出，将竞争激励机制引入人事制度改革。人大代表选举算不算广义上的“人事制度”？去年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会议上，强调五个或六个“不搞”，但没有“不搞竞选”。     现在，人们的忧虑是，推行竞选的条件是否已具备？推行后的利弊得失将会如何？     论条件，一种观点认为，国情所限：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还不足以支撑竞选，还有缺乏民主意识，国大人多、地区间不平衡等。经济对竞选、对民主肯定有影响，但主要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有人早就发问过：今天中国的经济水平还不如一百多年前欧美一些国家？还不及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无需辩说，不言而喻。笔者认为，经济方面有两个因素是值得重视的。一是，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平等、自主、自由、竞争意识，从而有利于开展竞选、民主。二是，穷则思变也好，富而思进也好，当人们逐渐认清竞选、民主与自身利益的相关性时，参选、参政的动力就会增强。所谓“民主意识”，关键也在这里。为什么农民对村委会选举较之对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热情高？为什么高校教师选举职称评审委员会比选举区县人大代表的动力强？就在于利益相关性的差别。至于民众文化水准，抗日战争时期、建国初期的文盲明显比今天多得多，然而那时照样选举——“扔豆子”、“点香眼”代替投票，抗战时还搞过竞选。至于国大人多，现在就普选国家主席与总理，当然不现实。先从村、乡镇、区县试行竞选，地就不太大，人就不太多。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就需因地制宜，条件相对成熟的，先走一步；反之，缓行一步。无需东南西北齐步走，无需全国上下一步到位。其实，所谓“国情”、“条件”，都是相对的，事物也总是辩证的。竞选、民主显然不宜急行军，但可小步分步试行，发现某些制约因素，倒也有利于推进国情条件的改善。     论得失，通常忧虑的是，竞选会不会让善于摇唇鼓舌的“乐辩士”、说客、骗子取胜？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会不会出现西方国家的一系列弊端丑闻？会不会冲击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竞选、民主要以程序、规则作保障，并需开展必要的宣传动员，尽量增强选民的眼力。但即使一时受骗选错，也不必惊慌。所谓“选错”，必然是选上台的人损害了选民利益。在利益机制驱动下，选民可能会依法罢免他！至少下次选举时选民会“吃一堑，长一智”，真正的“眼力”就这样在竞选实践中逐步增强。好在竞选、民主不是只搞一次。     正常的竞选与其他民主形式一样，决非放任无羁、为所欲为，更非拳脚相争、乱中取胜。有组织有法制有程序的政治行为，何以影响稳定？一些基层，如四川步云乡等，竞选活动曾有序推行，完全见不到因竞选而冲击了社会秩序。或许不可否认，某些基层会有个别人乘竞选而兴风作浪，破坏稳定。但，我们的法律不是有相当的力量吗？其实，偌大一个社会，不搞竞选时就无人寻衅滋事吗？人们可以发问：眼下一些地方出现的社会不稳定，主要是由竞选、民主所引发的吗？     竞选是西方先搞起来的，在它们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同整个民主政治一样，也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但是，正如罗伯达·达尔在论述选举制度时所指出的那样，“和通常一样，这里也会有利弊的权衡，一种制度使我们实现了某些价值，却丧失了另一些价值。”【8】是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是由人而不是由神创造的，因此难免利弊相兼，需要的是权衡利弊，扬利除弊。众所周知，西方选举实践中确实暴露了诸多问题，突出的有“烧钱竞赛”、互相攻讦、舞弊、贿选等。不过，如果以此作为我们不可搞竞选的理由，那等于说，西方足球赛引发了球迷杀人纵火，我们就不可搞足球比赛了？或者说，一些国家在议会中上演全武行，我们就该废除代议机关了？我们难道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吗？我们难道不能发挥自己的一些智慧，在竞选经费等方面有所“中国特色”吗？我们难道只能连西方竞选中的弊端也要一起捆绑过来吗？这是不是掉进了“照搬”的思维泥坑呢？其实，西方一些国家也在寻找克服竞选弊端的药方。比如，“现在，许多国家都对候选人或政党可以花费的资金数额及各种花费的途径进行限制。1883年的《英国防止舞弊和违法行为法》在三个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9】又如，“法律正在设法将竞选开支和由此自然带来的腐败现象压缩到可以接受的地步，但多多少少有些难言之隐。”【10】     对于竞选最大的忧虑，可能就是担心造成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冲击。其实，竞选并非只为政党之间轮流执政所用，它同样适用于一个党内部的选举，如美国两党的总统预选。如果从加强党内民主考虑，我们党内的一些领导职务可不可由两名或多名党员开展竞选？党向人大推荐国家机关领导人选，是否也可由两名或多名党员构成竞选？这样，在本党内竞选，自然不会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相反只会加强党和国家机关的建设，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另外，一讲到竞选，有人就担心执政地位问题，这岂不是对一个坚持“三个代表”的大党缺乏自信？我们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的情况下都有信心搞竞选，如今成了统领全国的执政党，难道反而经不起“竞选”的考验了吗？这种过于缺乏自信的思想方法应当摒弃，重要的是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如若能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获得亿万人民的认同，还需担心竞选的挑战吗？     笔者坚持认为，所谓“独立候选人”（实为“公开自荐人”）现象已经显示出了“竞选”的趋向，这不是人们喜欢不喜欢、允许不允许的问题，而是一种客现存在的必然，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必须科学正确地对待之。          参考文献：     【1】乔晓阳 张春生.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释义与解答.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86.     【2】蔡定剑.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61—172.     【3】俞可平.政治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52.     【4】【5】房宁.民主政治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79、181.     【6】俞可平看政府创新.南方周末，2012.1.12.     【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