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计划

令计划落马，团派遭致命一击对于一个缺乏政治合法性资源，靠各种我们迄今也不全然清楚的选拔机制上位的新领导人，反腐不仅是社会稳定和清明政治、获取社会认可之所需，更是一个树立权威打击政敌几乎是必然要借用的利器。此外，为确保下一步习政治上能得到某种施展，尤其是其将来退位后不受到清算，习就必须尽快将原有的棋局和一些游戏规则打破，保证其能在十九大主控常委空出后的新常委组成和其他人事安排。令计划最近的落马，使原有的政治势力中的团派遭致命一击，中国政治势力正大规模重组。众所周知，因历史的原因，在最近十多年的中国政治中，有所谓“太子党”“团派”等政治派系之说。这种说法严格上讲并不全然准确，但从其倚赖的政治资源和晋升途径，以及具有的某种行为、思想特质，内部的同质性、认同感来讲，这种区分并不是没有道理，大体上还是可以用来描述两种存在的政治势力。这两种势力在十八大前因权力争夺发生某些分化组合，以太子党内部非主流薄熙来的出局，习李班子的形成告一段落。习的胜出一方面可视为是太子党历史性的胜利，但从政治局委员的构成，也就是未来政治局常委的可能备选来看，团派也不是尽输，依然具有某种后起的潜力。但中国的政治派系自十八大开始就进入了新的重组。如果说太子党一系或许仍将在今后一段具有某种真实的政治意义外，那么团派自十八大后就走上衰败之途。这实际上也不难理解，所谓团派只是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团系统尤其是在团中央有过工作关系而相互熟识的一些政治人物，借老书记胡耀邦的关照、胡锦涛继位加之中共政治代际替换趁势而起，暂聚起来。本身缺乏深厚的政治实力，彼此间也并不具深层的认同。近年，随干部晋升渠道的多元化，各种行业、地域的势力新形聚合形式的出现，以及共青团系统在整个体制中影响的弱化，团派已不再具有先前的内部凝聚力和吸引力。随胡锦涛的离职，在习近平巩固权力的一系列举措的压力下，团派渐呈瓦解。令计划被抓，标志团派势力加速消亡。政治派系组合发生深刻变化短期内，团派不再有构成派系所必需的核心人物。就台面上有团系统背景的几位人物来讲，由于李克强的性格特点和行事风格，在习近平如此咄咄逼人的强势领导下，只会退避三舍，乐于守住自己的国务院行政系统进行经营。此外，各种与刘云山有关的腐败传闻不断，他能否善终任期已是人们常议的话题，显然自保、安全着地是其主要考量，更何况有其早已改换门庭、不再属团派的传闻；而令计划案中李源潮的角色近来忽然见诸传闻，下一步政治生命到底如何尚待观察。刘延东从年龄、能力和人望几个角度看，都属于过渡性的附属点缀人物，不具任何政治领袖资质；汪洋长期在地方工作，实际上很难算上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团派，更不会在此时趟此浑水。至于胡春华，这唯一团派色彩浓重的人物，今后一段政治生涯将面临诸多凶险，需小心翼翼，会刻意冲淡团系色彩，与团系出身者保持某种距离。其最终命运或许将取决于在习的考量里最后如何对待胡锦涛留下的人脉。总之，团派群龙无首，缺乏联络召集的核心，又少制度和经济资源可资利用，作为一个具有特指的政治派系消亡已经注定。中共政治一向充满各种派系斗争，从建党至今未有间断，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共历史就是一部派系斗争史，其间的惨烈残酷人们只是间有所闻，迄今不得窥其全貌。从周、徐、令等案披露的信息来看，今日中共的政治派系的组合正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打江山时代形成的派系因人事凋谢已成历史，路线、观念也不再是选择营垒的理由，行业、职业、地域（如石油，秘书、山西等帮派）等正在成为形成新的政治派系的要因，其与大的政治派系要么从属、要么交叉，如周的石油帮大体从属江系，令的山西会组成成员横跨中央地方多部门，并不都与团系有关。这种新的派系分化组合伴随中共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移，由于缺乏外部的监督和内部的透明和明晰的竞争规则，利益交换、腐败、帮会现象等便必然地产生。此外，八九之后，中国的政治派系就此告别八十年代派系所具有的那种“改革——保守”等理念色彩，主要是因出身、利益以及与主要领导的人的关系而成。除太子党、团派这种划分外，因江、胡主政多年的经营，又各自形成江系和胡系。后者与团派有相当的重迭，且因江系的制肘，至胡下台都没有形成一足够强势的主导性派系。而江系则因经营时间长，有效地利用了后八九时代政治老人衰退的空档，在党、政、军内形成庞大的势力，盘根错节。对习近平来讲，如要真正掌握权力，掌控下一届的人事安排，消解团派是一要务，但更重要的是要清除江系。周永康的被捕，徐才厚的落马以及对郭伯雄可预见的清算，都给予江系以沉重的打击。因稳定经济，上海自贸区创建的需要，或不会对上海政坛到伤筋动骨、动荡不安的状态，但最终对上海下手，对江系进行清算也是习王主导的这出反腐固权大戏早晚会上演的戏码。或显或隐的反习派如何形成？令计划尽管地位不如李克强等位尊，但实际影响力不小，肯定是团派一个网络枢纽核心人物。无论从哪个逻辑看，清除令及其影响对习都是利多之举，也有其政治上的需要。如令与薄、周结盟确有其事，那就更要铲除。顺便说一句，这种结盟，应不会像外界传言只因令公子车祸一事而起，也该是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的。对薄、周来讲，所看重的绝不只是令计划即将失去的作为中枢上传下达的地位，而更可能是将令看作后胡锦涛时代团派的一名协调人物所具有的政治能量。至于在令的考量中，与薄、周结盟，除可能有的个人因素外，最重要的应该也是借此抗衡习代表的政治势力。到令计划垮台，中国的政治派系和各种势力都在经历大洗牌，中国政治未来的派系结构将以对习的态度和距离重新组合，习派独大已成定局。但问题是，除借助太子党外，习的人才储备、可资借助的力量都有限，这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这不能不说是习系的一个危险的软肋。即使最倚重的太子党，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年龄的限制，在今后几年会陆续退出历史舞台。靠“招降纳叛”，“西瓜靠大边”效应集合的派系人马，未经有效整合和考验，能否良好运作，不骄狂、不成众矢之的，能服众，这些都是有待观察的。而将来必定会以或显或隐的形式出现的反习派如何形成？何者会成为其代言人？这些显然都不是当下可以有答案的，但有一点或许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一下：那一定会以某种民主的旗号出现。除非，习在下一个任期自己启动某种形式的民主化进程。《动向》2015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