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社会管理”应还社会以自治秩序-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公民自治能力差的最恶劣的影响是 公民社会 没有自律性，所以如果到私人领域谋利，什么恶劣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因为没有自律的社会，公民没有自控能力，国家权力没有施加到的时候，他就乱来。 社会组织的能力和公信力建设同样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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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围观改变中国
当网络问政勃兴至第三个年头，喧嚣之后，如何跳出 “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 的尴尬，正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 http://tech.sina.com.cn/i/2011-01-10/07545076085.shtml 南方都市报：围观改变中国 http://www.sina.com.cn 2011 年 01 月 10 日 07:54 南方都市报 官方微博 南方都市报 网问中国 2010 年，互联网正受到政府部门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与网民在线交流；作为创新联系群众的重要方式，它第一次被吸入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各地公安系统更是掀起前所未有的 “ 进驻 ” 微博 …… 与此同时，民意 “ 借网出海 ” ：草根的小网站正壮大为不可忽视的监督力量，亦有官员在网络舆论监督中落马。 在官与民的一次又一次网络互动中，网络问政继续前行，不断地拓展着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空间。 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尴尬与争议也在浮现。网络问政依然走在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路上，而网络围观仍旧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狂欢。如何实现二者的无缝对接，成为决定网络问政未来的关键。 政府：公安刮起微博风 “ 不是五毛，拒绝马甲，我是 Leif ，省厅刘警官，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1 年第一天，广东公安厅网站的 “ 刘警官 ” 及其团队通过网络给网民送上祝福。 过去的 2010 年，从网络拜年到连线交流，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政府官员加入到与网民互动行列之中， “ 触网 ” 正成为常态，但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肇始于广东的公安微博风。 2010 年 2 月 25 日，肇庆市公安局以发布公安业务、公共信息为主题的公安微博 ———“ 平安肇庆 ” 亮相网络，并进行了实名认证。 此后佛山、珠海等地广东省内的公安部门陆续跟进，至 5 月 11 日，广东公安微博群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包括北京、河北公安等在内多个地方的公安部门纷纷效仿。有统计显示：至去年年底，全国已有近 500 家公安机关开通了官方微博。在网络问政渐成趋势的大背景下，公安微博成了名副其实的年度 “ 现象 ” 。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公安微博起初并不讨好，因 “ 套话太多 ” 一度为网民诟病，但在随后的北京 “ 方舟子遇袭 ” 、广州 “ 海珠区女白领失踪 ” 等热点社会事件中，面对网民不断抛来的问题，公安微博很快成为信息公开的主要渠道。 6 月 3 日，广州公安破天荒地在官方微博上直播发生于白云区银兴路某住宅内的持枪袭警案，如此 “ 大胆 ” 之举让网民耳目一新。对此，凤凰卫视知名评论员杨锦麟评价称： “ 利用微博，抢夺话语权高地，值得鼓励。 ” “ 如果说前两年中国的网络问政还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那么今年网络问政的广度和形式应该说有了相当明显的推进。 ” 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看来，像公安系统这样的敏感部门都纷纷开微博回应网民问政，本身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民间：网络围观依然凶猛 2010 年，来自民间的网络围观依然显示了强大的力量。 年初，在沸沸扬扬的广西烟草局局长 “ 日记门 ” 事件，网民用围观见证了又一次网络舆论监督的成功案例。继此前一盒 “ 天价香烟 ” 将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拉下马后， “ 日记门 ” 的主角 ——— 原广西烟草专卖局法规处处长韩峰，成为第二个在围观中落马的官员。 而在下半年的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 “ 拆迁户自焚 ” 事件中，微博直播引发的网络围观成功上演了 “ 网络大救援 ” ，令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双双被免职。 在凶猛的网络围观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批草根的地方性小网站正成为 “ 网络问政 ” 的特色推动力量。 备受关注的浙江省温州市的 “703804 网 ” 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家成立五六年时间、员工二三十人的民间 “ 小网站 ” ，从备受全国关注的大贪官杨秀珠被抓，到温州市委原常委、鹿城区委原书记杨湘洪滞留国外不归 …… 因为屡屡与引起诸多网民关注的 “ 大事件 ” 相联， “703804” 成为当地闻名的 “ 民间信访局 ” 。 一篇题为《从民间 “ 最猛料网站 ” 看 2010 网络问政》的文章注意到： “2010 年，网络舆情已经真正成为干部监督的重要手段之一，使党政领导干部、政府部门的廉洁行为和执政能力日渐公开透明。一批不作为、乱作为、胡作为、官僚十足的领导干部，被网络问政 ‘ 下马 ’ 。 ” 网络民意正成为每个中国官员不能忽视的问题。《人民论坛》杂志 2010012 期题为《中国官员的 “ 网络恐惧 ” 》的文章披露， 70% 的受调查者表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 “ 网络恐惧 ” ， 47% 受访官员认为 “ 县处级 ” 干部最怕网络监督，宣传部长和县委书记成为最怕网络监督的两个群体。 难题：如何从围观到问责 但不能忽视的现实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韩峰并非唯一因 “ 情色日记 ” 遭网络曝光的政府官员，但最后被法律明确处以刑罚的，韩局长只是 “ 倒霉的一个 ” 。 类似的事件并非仅此一桩。 2010 年 12 月，辽宁省抚顺市财政局办公室采购苹果公司的新产品 iPodtouch4 作 U 盘成为网络热点；就在半年前，长春警方采购价值近 3 万元豪华电脑亦曾备受质疑。 诸如此类的政府采购，虽屡遭网民围观，甚至被媒体介入报道，但却依然不时出现，亦让网民倍感无力。 此外，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官民互动，虽被认为是可以排除身份、地位压力干扰的创新形式，但屡屡上演的 “ 跨省追捕 ” 事件，成为钳制网络意见表达的重要障碍。 一边是红红火火的网络问政，一边是热热闹闹的网络围观，如何让二者找到合适的公共议题接洽点，畅通官民互动，仍是各方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对此，在出席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看来，网络问政不仅是公民责问政府、政府到网上搜罗信息简单被动和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虚拟空间向现实空间推进的状态。地方政府官员放下身段将网民不当作一般的草民和子民，网民也不是暴力心态对社会发泄不满，双方达成理性思维是非常关键 的。 而作为来自官方的代表，温州市网宣办主任张春校则认为，加强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和自身建设、建立网络危机事发后第一主体问责制度十分迫切。 隐忧：离了 “ 一把手 ” 会怎样 问责，已有试水者。 年初，苏北小县 ——— 江苏睢宁以 “ 网帖撂倒规划局长 ” 进入公众的视野。 据报道，只是因为对网帖只回复不办理，该县原规划局局长被免职。当地政府部门的通报称， 2008 年 10 月至去年 3 月，该县问责的 108 名干部中，有 78 人与网络问政有关，部分是被网民检举揭发，部分则是因处理网民投诉不力而被追究责任。 睢宁的经验不仅引发当地官场震动，同时也备受外界关注，被认为是 “ 网络问政动真格 ” 的典型。 曾几何时， “ 各地纷纷建立网络发言人 ” 成为备受网民热捧的善治之举，但喧嚣过后，人们发现不少地方政府的网络发言人几乎都成了 “ 摆设 ” 。 在 2010 年召开的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上，深圳网友 “ 公民证 ” 就曾表示，网络问政 “ 最尴尬的就是问了没有答 ” 。 按一些学者的观点， “( 网络 ) 问政的主体是公民；问政的过程意味着公民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批评和约束 ” 。但问政的过程究竟能否形成对官员的约束力，则有赖于问政最终能否落实到对相应政府部门和官员的 “ 问责 ” 层面上。 有观察者注意到， “ 网络问政的效果主要依某些地方官员、部门的开明思维而定，并没有形成普遍的网络问政绩效考核机制。 ” 就政府部门的反馈而言，不止睢宁一个地方政府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青岛市也在去年宣布，将网络问政工作纳入政府部门绩效考核，作为考核政府部门政务公开工作的组成部分。 但由此而来的潜在隐忧是：问责的启动，依旧来自政府内部，甚至是一把手的主导，一旦离开了 “ 一把手 ” ，又当如何呢？ 专家：网络无法解决社会政治问题 “ 低调。 ” 这是河南洛阳李少宇在 2010 年岁末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的表态。 作为掌握着 “LYIC( 洛阳市网络发言人 )”ID 密码的该市政府信息中心副主任，自去年 7 月前市委书记连维良调离洛阳后，李少宇已被借调到市政府一个临时机构。 据报道， 2010 年 7 月 13 日，洛阳市市委书记变更。此后的半年里， LYIC 共发了 15 个主题帖数量，大约只有前半年的 1/6 。 虽然洛阳市网管办方面强调，市委市政府一直都重视网络舆情，但当地官员的感受是， “ 暗访组 ” 正取代网络追责；而曾称作中国网络问政典范的 LYIC ，在网民眼里则正逐渐失去往日的光环。 相映成趣的是，连维良调任郑州市委书记后， ZZIC 高调亮相媒体。 LYIC 只是一个样本，但绝非孤例。当网络问政勃兴至第三个年头，喧嚣之后，如何跳出 “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 的尴尬，正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 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别具特色乃至显现 “ 成效 ” 的网络问政推进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都有赖于执政者的力推。 前述草根网站 “703804 网 ” 的风光，被认为与温州市网宣办对 “703” 采取了 “ 包容、宽容、引导、管理 ” 的原则不无关系。 人民网题为《网络问政与政府善治》的文章则注意到，被认为网络问政发展迅速的江西， “ 与省委书记苏荣的亲力推动不无关系 ” 。 如何让 “ 网络问政 ” 走得更远？出席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认为，除了要解决 “ 谁来问政，向谁问，是否可以问出结果 ” 这样的问题，还要在现实生活中发力。 “ 民众需要的不是亲民的姿态，而是有关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实际解决 …… 网络无法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一切都靠网络舆论将中国的事情改变的话，整个社会不会是健康发展的社会 ” 。 □ 南都记者张东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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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湾人来讲，除了「中国机会论」与「中国威胁论」，除了把中国和台湾掩耳盗铃地隔开，或者在那里寻找一切可以挣钱的机会，有没有一种可能，让台湾力量，也参与进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让台湾经验，帮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让两岸统一的共同愿景，成为影响大国崛起的良性力量。杨伟中把这「空想」自定义为「中国参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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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北斗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12日, 已有 6 人推荐 “如果说纪念的是他学贯文理，提倡通识教育的学养和真知灼见，那自然无可厚非。但如果纪念的是所谓的“科学报国”，我们就不能不保持一份警觉。在中国当代历史上，重理轻文造成的后果已经极端严重，而现在继续鼓吹这样的思想，就变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跛子改革的蹩脚辩护。” 对纪念钱伟长的反思 文 / 王箐丰（中国人民大学） 今天，政府为钱伟长举行了盛大的丧礼。这一位享有盛誉的科学家，极尽哀荣。自7月30日以来，中国内地的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和宣传他的生平事迹，旌表他的学术成就与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唯有一些海外媒体对于他的人品进行了质疑。 1986年12月，方励之、刘宾雁、许良英等人筹备举行“反右”三十周年的座谈会，向包括钱伟长在内的四十余人发出了邀请。钱伟长却将邀请信转给邓小平，导致该次活动破产。这一事件后，他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并因此在1987年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也是钱伟长一生最广为人诟病的事情，作为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一个科学家几十年不能从事正常的科研工作。三十年后，他竟然使用当年那种人整人的方法对待那些曾经和他一样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因而被很多人看作并不光明磊落。 任何一个人都有着历史的局限，钱伟长也不例外。钱伟长“告密”的动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想，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的高压统治的知识分子，对掌权者的绝对忠诚首先来源于恐惧。有人说，钱伟长从一个精神贵族沦落成精神奴隶，这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一定道理。但是钱伟长蜕变的过程，反映的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集体精神阉割。 柴静曾经写过一篇博文，叫做《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说的是一位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科学家叶企孙的故事，读来让人心酸。因为学生的冤案，他在文革中身陷囹圄，并在1977年悲惨死去。因而他变成了历史的伤口，至今仍然在中国科学史册上化脓。他是中共认定的“两弹一星”23位功勋人物中9位的老师，却从来不被官方提起，以至于在这个国家，他的名字鲜为人知。作为中国物理学界的真正奠基人之一，在中国内地，他几乎就像从没存在过。 官方所肯定的“三钱”，从来首先都强调他们的“爱国心”，然后才说他们的科学成就。钱伟长的“爱国”，比起钱学森的“爱国”，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一个物理学家，居然搞起生物学研究，在全国科学界都没有发言的情况下发表论文，证明“亩产万斤”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国知识人都普遍蒙祸的“文革”时期，这个“毛主席的好学生”竟然在后来被中共官方否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任剑涛先生曾写过一篇写钱学森的文章《从科学家到社会贤达》，结果没有报纸敢发，任先生曾笑谈，其实改一个字，就不是“社会贤达”，而是“社会闲杂”了。确实，中国当代历史的荒诞，就在于把科学家变成“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又让这些“社会贤达”，逐渐沦为了“社会闲杂”。 政治权力对学术的干预是中国学术之花日益枯萎的重要原因。而钱伟长、钱学森等“社会贤达”本质上是这种畸形社会结构的代表。权力中心超越了自己的边界，成为了真理的中心。政治家除了掌握权力，还垄断了对是非的判断，这正是这个国家诸多灾难的根源。叶企孙不被提起和“三钱”被捧得老高，正是说明了政府把对政治立场，而不是把学术水平与成就作为判断一个学者的标准。自然科学都沦为了政治的婢女，更何况社会科学领域。 “科学报国”这样的说法，在当今时代是片面的，甚至是极其有害的。中国社会的种种危机和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的因素，而制度的问题，不是由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的落后造成的，恰恰需要人的启蒙与解放，而这需要的是社会科学受到充分的尊重。 央视主持曲向东主持“大家”栏目，曾经采访过许多人，采访钱伟长的时候，问他为何要弃文从理，钱伟长说的是918了，他要“科学报国”。他以为这一个方法可以对所有科学家通吃，可丁肇中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却说:“我感觉学中国历史找不到真理。因为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领导人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历史。”丁肇中的答案相对于钱伟长的，显然就多了几分讽刺的意味。 “科学报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条件之下，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现在继续过分地这样的精神，强化“重理轻文”的学科倾向，我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成思危早年是一个著名的化学家，改革开放之后改学经济管理。“文革”期间去烧锅炉的他说，一个不好的制度，让科学家有才华也无处施展，因而他要学管理。霍懋征在先前是金牌的数学教师，“文革”中遭到冲击甚至失去孩子的她在重回工作岗位后选择教语文，因为她说人的爱与善良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制度，或者说以研究制度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决定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只有在正确的航向上行驶的船只，才可能到达彼岸。如果说舵手选择了错误的方向，科学技术这样的动力引擎只会是让错误越来越严重，而没有积极的效应。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需要的是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够改变这个国家优秀人才不断外流的被动局面，只有这样，才可能赋予民众乃至于权贵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信心。 中国今天成为仅次于墨西哥的美国第二大移民来源国，政治避难（主要是裸官出逃），技术移民，合家团聚，各种各样的移民理由，正是映射出这个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为何当年的人是百般挽留都要回归中国，而如今的青年却一拨又一拨移民海外，除了“物质生活”以外，深层次的原因何在？这能通过提倡各种钱老“科学报国”的精神来解决吗？ 直到今日，所谓“钱学森之问”仍然在媒体中间被热炒，然而其答案就在钱学森自己。如果说一个不懂行的人可以在完全没有涉足的领域随意发表议论，如果一个科学家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换取行政级别和物质待遇，如果一个科学家要成为政治的奴仆，做权力的婢女，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与创新前景，显然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钱学森用自己一生的实践反动了自己的问题，如果说没有像他一样的软骨头的“科学家”，中国科学的未来本来是大有希望的。 钱学森和钱伟长，是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语境下的英雄，但就像龙应台先生所说，“国家”只是一个管理的组织，就像一个公司一样，你说我对它有什么梦嘛。但是她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和社会是有梦想的。我也一样的看法，钱学森和钱伟长，对“国家”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给人民到底带来了多少财富，却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钱学森和钱伟长，是科学上的巨人，却是人格上的侏儒。他们失去了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他们有“士”的抱负，却未能始终坚持“士”的责任，他们有“士”的理想，却没有坚持住“士”的气节。他们也背离了西方历史上一直以来知识人坚守的传统，知识分子永远要站在权力的对面，对权力要不卑不亢。对权力的阿谀逢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是一个有良知知识分子的选择。 今天，我们纪念钱伟长，纪念的是什么？如果说纪念的是他的勤勉，他的学术成就，那是理所当然。如果纪念的是他的“爱国”，这中间就要打上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们任何一个现代公民，都必须思考怎样爱国，爱什么样的国家，“爱国”，不是对政府无条件的服从，“爱国”，更不是对于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坐视不管，更不是在遭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还用当年受到打压的方法去对待其他人。 今天，我们纪念钱伟长，纪念的是什么？如果说纪念的是他学贯文理，提倡通识教育的学养和真知灼见，那自然无可厚非。但如果纪念的是所谓的“科学报国”，我们就不能不保持一份警觉。在中国当代历史上，重理轻文造成的后果已经极端严重，而现在继续鼓吹这样的思想，就变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跛子改革的蹩脚辩护。 标签： 三钱 , 爱国主义 , 科学 , 科学报国 , 科研 , 钱伟长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生活在反智的思潮中 (2009年10月15日)”> 生活在反智的思潮中 (4) 诺贝尔的葡萄有点酸 (2009年10月18日)”> 诺贝尔的葡萄有点酸 (0) 风云变幻诚多端──大自然之混沌与分形【“科学解释”专栏】 (2009年03月10日)”> 风云变幻诚多端──大自然之混沌与分形【“科学解释”专栏】 (0) 你到底爱不爱国？——《你爱的是哪门子国》回复选编 (2010年06月3日)”> 你到底爱不爱国？——《你爱的是哪门子国》回复选编 (6) 你爱的是哪门子国？ (2010年05月12日)”> 你爱的是哪门子国？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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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新华社以《解读网络问政的“广东经验”》为题作了报道,首届广东网民论坛还入选了《半月谈》编辑部评选的“2009年度中国公民社会十大新闻”。 昨日参与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也高度肯定了广东网络问政的体制化探索。从中山大学跳槽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剑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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