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互联网不需要反垄断   胡泳       360 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一案，人称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第一案。被视为中国互联网业垄断者的腾讯，其遭际与世纪之交的微软十分相似。 1998 年美国司法部和 20 个州开始起诉微软，称微软因在其以英特尔芯片为基础的个人计算机上捆绑销售视窗操作系统和 IE 浏览器而滥用了垄断的力量。这种捆绑被看做 IE 浏览器最终击败先驱者网景公司而在浏览器大战中大获全胜的终极原因。当每一个视窗用户自动拥有一份 IE 浏览器拷贝的时候，与微软竞争的浏览器的用户却不得不使用调制解调器费力下载，或是到商店里去购买。     微软的反驳是，视窗系统与 IE 浏览器的融合是创新与竞争的产物，两种产品是一体的，消费者现在可以免费获得 IE 带来的所有好处。反对微软的人则称，浏览器仍然是一种独特和独立的产品，不应同操作系统相捆绑。他们也表示， IE 并非真正不花钱，因为其开发和营销费用实际上打进了视窗的价格中，本来视窗不能定那么高的价的。     听起来熟悉吧？腾讯将 QQ 即时通讯软件与 QQ 软件管理、 QQ 电脑管家等进行捆绑的行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搭售行为？ 12 月 4 日， 360 发布的公开信，正是这样认定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巨头垄断捆绑的状况，比起当年的美国微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更熟悉的：和微软一样，与其说腾讯面临的真正威胁是审理反垄断案的法官，不如说动摇腾讯未来的因素在别处。据 360 一方说，由于寡头的存在， 2005 年之后的中国互联网行业，新的大型创业公司几乎寸草不生。 3Q 大战，起始正是因为腾讯进入了 360 企图独霸的安全领域。然而，虽然腾讯仍然在凭借即时通讯的强势地位日进斗金，但它怀有微软一样的危机意识（盖茨说过，微软任何时候离破产只有 18 个月），不忘时刻警醒自己：当巨人倒下时，体温还是热的。现实中竞争者也的确在四处虎视眈眈：新浪微博把腾讯打了个措手不及，依靠微信才扳回一局；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全面到来，微信和淘宝将竞争谁会成为未来最大的本地生活类 O2O 服务平台。 不难理解腾讯对反垄断诉讼的神经质反应 —— 起义者一边在市场上造反，一边散播言论说腾讯的垄断断了它们的生路，政府务必加以干预。腾讯被迫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方面在法庭上战胜对手；另一方面，确保腾讯在中国互联网上的统治地位不坠。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诉腾讯垄断中蕴藏的一个深刻矛盾：如果腾讯支配了市场，它又怎么会在市场的强大压力下不断创新？如果垄断者是一个扼杀竞争的 “ 大猩猩 ” ，新经济又怎会变得如此富于竞争力，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促进了用户体验？在互联网行业，很多情况下，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垄断还是创新，确实令人难以界定。 无论是微软案，还是腾讯案，都使一个真正的问题浮出水面：反垄断法是否适用于今天的技术竞争？这是所有关心新经济的人都应该认真考虑的。腾讯案是这样一股力量：它迫使我们认识到，新经济正在提出一些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问题，而政府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尽管信息技术以眩目的速度发展，适应工业时代的政府和法律却以一种蜗牛般的步调工作。不管 360 诉腾讯案的最终结果如何，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用不了多久，今天法庭上的法律争论，一定已经褪得看不清颜色了。   产业的死亡与新型竞争   新经济不断侵蚀旧经济，但工业时代的思维却徘徊不忍去。这种思维没有看到的是，传统的产业正在死亡。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为水泥业或民航业的瓦解默哀，而是说，产业作为描述商业活动的一个概念已不再有效，参赛者在界定明确的、永恒不变的产业里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想法散发出腐臭味。我们熟悉的界桩到处都在松动，有些地方已成片倒塌。 替代产业的最佳说法也许是“商业生态系统”。一个商业生态系统横跨好几个产业。以微软为例，它置身于四个大产业：个人计算机、消费电子业、信息服务业和通信业。 生态系统的概念来自于生物学。与生物生态系统类似，商业生态系统的特征是，具有大量的松散联结的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依靠其他的参与者，以取得各自的生存能力和效果。生态系统中的各参与者彼此命运攸关：如果生态系统健康，那么所有参与者都能够繁衍生息；如果它不健康，所有参与者都会深受其害。 商业生态系统日益增强的重要性带来了另一个重大变化：我们熟知的竞争也在死亡。最先观察到这一现象的是詹姆斯·穆尔，他将生物生态系统观应用于商业领域。穆尔在 1996 年出版《竞争的衰亡》，指出并不是没有竞争了，相反，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竞争。传统上，我们从产品和市场这两点出发看待竞争，你的产品或服务优于你的对手，你就胜利了，这将仍然是重要的，但如此视角忽略了企业的生存环境：企业需要在这个环境中与其他企业共同发展，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这包括建立对未来的共识，组织同盟，谈判交易，以及处理复杂的关系。 怎样理解这个新的商业世界 ? 让我们回到生物学的隐喻上。在隔绝状态下发展起来的真正的生态系统，如夏威夷岛上的动植物，极易受到环境灾难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大面积消亡。这与传统产业极其相似：它在关税、法规及利益集团的保护伞下活得似乎还不错，一旦保护伞倒下就会面临灭顶之灾。与此相反，那些被一波波定居者侵袭的生态系统能发展出一种灵活的特性以抵抗灾难。跨产业的商业生态系统，常常表现出同样的特性。 如果企业能够看到整个画面，懂得有时共同发展比互相争斗更好，参赛各方也许都会变得更强壮。已故的人类学家格利高里·贝特森把生物共同进化描述为一个互相依赖的物种在无止境的循环中演进的过程：“物种 A 的变化为物种 B 的变化的自然选择准备了舞台。”反过来也是一样。以鹿和狼为例，狼捕食体力较弱的鹿，使鹿群变得更强壮；鹿强壮后，狼唯有超越自己原有的能力才能继续获得食物。慢慢地，随着共同进化的发展，整个系统都大为改观。 新型竞争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传统产业界限的消失意味着，企业会突然发现，它在与素不相干的对手竞争。最有创新性和进取心的公司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施展拳脚，以新的商业生态系统改变了商界风景线。这些系统可能包括多种多样的网络和组织，其触角伸及多个产业，与其他类似的生态系统展开搏斗。 不停变换的阵线、迅速的技术发展和微妙的互依互存，使试图靠现有的产业屏障，抵挡外界对自己的生态系统的侵袭，成为徒劳无功的行为。你必须打破屏障，顽强地为生态系统争取生存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微软和腾讯这样的巨无霸要用自己手头所有的力量打击后起的竞争者。这也是在微软和腾讯的狂轰滥炸之下，后来者仍有机会生存的原因。与其说微软和腾讯和对手们在互相战斗，不如说它们是在为自己不被淘汰而战。胜利不取决于哪家公司拥有最好的技术，而是看哪队人马在高技术的转动踏车上踏得更久。 在工业时代，胜利一度是看谁造出了更多的轮船、铺下了更多的铁轨衡量的。在信息时代，胜利仅仅意味着能够东山再起，明天再战。无论如何，胜利与反垄断无关。   用户不是羊群   微软的核心贡献是为产业确立了标准。这意味着不必为多种操作系统开发应用程序，计算机网络更容易建立，人们在一家公司中学到的技能不会因工作流动而变得无用。对大多数技术来说，标准都具有决定意义。没有标准，大众化的市场将是不可能的事情。 标准有时是根据公司间的自愿协定而达成的，有时是在市场上决出的。一旦一家公司把持了标准，制止的方法往往是发明一种新的技术。在新技术目前，旧有的主导标准看上去并非坚不可摧。后起的对手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要利用新技术建立新标准，将旧日老大挤出场外。 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曾从打字机的键盘入手，研究标准的重要性。英文打字机和计算机键盘使用了一种键盘字母排列方式，这种键盘的左上角字母的顺序是 QWERTY 。许多分析人员认为，按这一标准排列并不意味着效率最高。没有一条法律说键盘必须这样排列，但 QWERTY 方式却行之有效。由于习惯的缘故，大多数用户会执着于这种标准，除非出现了某种特别好的排列法（激光唱盘几乎把乙烯基唱盘完全取代，就属于这种情形）。 阿瑟将此称为“学习效应”。由于高科技产品通常难以使用，培训成为必不可少的一步。用户使用 QWERTY 越多，熟练程度就越高，也就越难改用其他键盘。一家航空公司掌握了越多的有关驾驶、使用和维修波音飞机的知识，就会越发倾向于订购这种飞机。这使得在市场上建立优势标准的产品能够获得更大的优势。阿瑟的观点是，已有许多市场出现了类似情况。这个因素与消费需求而不是与生产成本有关。有些人可能会把这些市场称为“自然的垄断”，即在这些市场上，要靠一家生产商来提供最高的效益和最大的方便。 所以，在互联网市场上，从用户的角度来说，他们需要垄断。至少，在浏览器大战中， IE 是免费的。的确，微软采取了一些强硬的手段迫使 PC 制造商采用 IE 。但谁能证明它的质量低于网景呢？腾讯也没有依靠自己的垄断而强行提价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QQ 和微信都是免费的。凯文·凯利认为：“通常来说，用户对于互联网垄断现象还是比较高兴的，对此不高兴的就是那些垄断公司的竞争对手，而并不是用户在抱怨。而且，我觉得这种网络的垄断是基于免费的基础之上慢慢形成的，用户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他们得到的服务总是在不断改进，唯一抱怨的人就是竞争对手，而不是用户。” 用户有没有抱怨的情形呢？有，在 3Q 大战强迫二选一的时候。腾讯与 360 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创造了许多荒唐的先例：比如，一个公开拿用户来威胁竞争对手，展开一场荒谬的赌局：押注敢和 QQ 说“拜拜”的人比敢于抛弃 360 的人多，挟用户以令天下；另一个则鼓动用户揭竿起义，而大众，则在此过程中成了博弈的棋子。又如，数亿网民被迫投票选择一个客户端，用户的电脑使用什么软件由他人强行指定，在用户的电脑桌面上展开“日俄战争”， 明目张胆地侵犯电脑用户的权利。再如，作为中国顶尖的软件公司，却互相恶意修改、屏蔽、卸载，这也堪称软件发展史上的“第一”。两家公司既不遵守游戏规则，又置用户利益于不顾，这是整个中国互联网的悲哀。 在“诊断腾讯”的时候我说过：“ 3Q 大战我对腾讯是持严厉批评的态度的，当然我对 360 也是批评的态度，双方都是在绑架用户。互联网时代，谁都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永远把用户握在手里。因为很多公司往往都有一个心态，可以称之为‘放牧者心态’，它们特别希望圈一块地，然后把用户像羊群一样圈在这块地里。以腾讯为例，腾讯做的事情很多都不是着眼于改善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而是盯着竞争对手，如果这个竞争对手对自己围起羊群的栏杆发起攻击，自己就要想办法修复和加固栏杆，不断保持用户在自己的放牧圈之内。这是错误的道路，正确的道路是想想你的用户需要什么，你能给他提供什么东西，而不是时时刻刻盯着竞争对手。互联网时代中，这个栏杆是非常非常低的。” 腾讯不能放开围栏，而是以放牧者的心态固步自封，这是腾讯多年来曾屡遭诟病的症结所在。在 Web 2.0 时代生存的企业，必须认识到一个基本现实：新的技术赋予个人前所未有的权力去影响互联网。他们利用这一新媒体做什么，怎么做，和谁一起做，都是可以由他们自行决定的事情。利用网络社区建设的应用工具，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改造互联网，而弃商业利益于不顾。 大多数公司尚未认清这一基本事实，仍然在盲目地追求那些“放牧型”的商业模式。它们相信自己可以随意地把网民赶来赶去，因而也就逃脱不了眼看着一个个模式覆灭的命运。认识不清这一基本大势的公司，哪怕你有着过去无与伦比的辉煌，只要你不顾及用户独立自主的内心，等待你的可能是一场巨大的失败。彼时，再强的垄断也救不了你。   公众号名称：胡泳 微信号：beingdigital 功能介绍：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高铁输出”不是“熊猫外交”，熊猫要服务于外交，“高铁输出”以及推而广之，今天中国日渐强势的经济外交，则必须服务于商机，一定要在商言商，不耻言利 11月下旬以来，有关李克强总理出访中东欧推荐高铁的新闻热遍网络，国内舆论忙碌之中解读为“高铁外交”，大有与当年的“熊猫外交”媲美之意。这自然是错了。其实，李克强此举，主要表明中国政府力推基础设施“走出去”的强烈意愿。政府首脑支持国内产业到国际市场上竞争，合情合理，但与“熊猫外交”不同，熊猫要服务于外交；“高铁输出”以及今天中国日渐强势的经济外交，则必须服务于商机，一定要在商言商，不耻言利。   阅读全文

介绍正在不断涌现的各种“狂拽酷炫吊炸天”式新闻报道案例，是我运营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闻实验室”的核心主题之一。此前，实验室已经关注过 《纽约时报》的“雪崩” 和 《卫报》解密美国国安局 。这次，我们来看看NPR（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带来的同样激动人心的大作。网址： http://apps.npr.org/tshirt/ 报道的主题是“T恤”，或者说得更详细些：一件T恤从棉花开始一直到被消费者购买的整个旅程。这一报道角度来自于一本名为《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的书。其实，这是一个相当传统的报道题材，且不说国外，不少中国媒体都曾做过类似的报道，比如《南方周末》的经典报道“一块煤的利益之旅”，比如追踪一杯牛奶是如何生产，一种药品是如何研发的，等等。 当然，同样的题材，报道工具鸟枪换炮之后，呈现的效果是非常不同的。报道的基本元素是高清视频，配以文字、图片和信息图表。其中，在密西西比农场上拍摄的镜头，利用了无人机摄像（ 新闻实验室的第一篇文章即介绍了无人机报道 ）。 报道中提到不少有意思的细节，比如一个密西西比农民的农场一年生产的棉花足够生产940万件T恤；90%的美国棉花是转基因产品，新技术使产量达到了以前的3倍；一件国外生产的T恤，运回美国销售时运费只花7美分……除了数字之外，报道还关注了生产T恤的工人，呈现了他们的故事。 这是一个全球报道项目，发自美国境内的很多个州（包括实验室主人所在的威斯康星州，在片中以种子研究基地的角色出现），以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加勒比海运输航道等，耗资不少。而资金，正是这个项目最大的亮点，因为它来自众筹。 今年4月底，这一众筹项目在Kickstarter启动。每个人可以支持25美元，得到一件T恤——这真是一个将报道内容和众筹方式结合起来的完美设计。项目原计划销售2000件T恤，也就是筹到5万美元，最后的结果相当惊人——在短短两周的时间里，他们卖出去25000多件，筹到59万美元。 多媒体、众筹、无人机……这个报道项目几乎将最近火热的新概念一网打尽，而且确实呈现出了质量相当高的作品。有了这个成功的案例，有理由期待类似的项目是否会越来越多。 顺便说一句，最近国内的“新闻众筹”概念也开始为人关注。据不可靠消息，本周的《南方周末》（12月5日）会有一篇关于这一话题的报道，可以关注。 ◆ 本文首发于方可成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闻实验室 The News Lab”。欢迎关注，期待与你产生化学反应。 关注方法1：打开微信，选择“扫一扫”，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关注方法2：打开微信，在添加朋友中搜索newslab

hacked by:helen QQ: 305536777   阅读全文

http://media.sohu.com/s2013/bdap/index.shtml?qq-pf-to=pcqq.group 媒体变局下的媒体人角色   第 1 期“北大安平沙龙”议程 时间： 2013 年 11 月 8 日   地点：北京泛利大厦 19 层 主办机构：北大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财经》杂志、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   媒体支持：搜狐传媒   议题一：自律还是制度？——从陈永洲事件看时下的新闻职业操守 论坛主持：何雪峰 主讲人：胡泳 评议人：王瑛、王四新、靳丽萍   胡泳： 今天是第一个安平沙龙，在这个时机举办非常有意思。我和大家一样基本上是生活在北京的，在北京生活，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查空气污染指数，我就发现今天是有霾的，想起前两天就陈永洲事件，展江老师说笼罩在中国新闻界头上的雾霾在第十四个记者节来临的时候特别浓郁。   早起第二件事打开微信，我的一个朋友是上海著名的律师，他今天早晨，很早的时候发了一条微信，他说 11 月 8 日是第十四个记者节，这是愁云笼罩的记者节，就不问好了。我看到陈鸣微信群当中一个中山大学新闻系大三的学生写了一段话，说去年这个时候逐一发短信给记者老师，今天就算了，根本说不清是怎样一个群体过这个节，好像不能用群体这个词来形容他们。   这段话最好地说明陈永洲事件之后，外界面临的环境如此险恶的时候，新闻界不能形成共同体。我们都看到《新快报》斗大的“请放人”“再请放人”的字眼，当这样的诉求激起巨大舆论风暴的时候，英国金融时报徐达内 10 月 24 号媒体杂札记专栏文章的名字叫《命运共同体》，仅仅过了不到两周的时间，他的新文章叫《决裂的时机》。由此可见新闻从业者心里的波荡。当初在大家都声援陈永洲的时候，有一个《新快报》记者写了一句话，叫今天所有媒体人都是兄弟姐妹。这句话今天听上去像是一个笑话。徐达内说的决裂是财新的总编辑胡舒立写了一篇文章《新闻寻租不可恕》引发争议，新闻界欲发呈现道不同不相与谋之势。   胡舒立写道，记者监督权的权钱交易以足以使人痛心疾首，新闻界令亲者痛，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受损，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能挽回这一信誉损失。   胡舒立虽然也对司法的程序等等提出批评，但更多讨伐新闻寻租，意思是说中国新闻寻租并非偶尔发作，而是存在于相当一部分媒体人当中的顽疾，这样的行业行为业已损失中国媒体的公信力，我们需要行业自律，我们最终也需要健康的法律和竞争环境，政府应当给予媒体更多的空间，对于记者合法权益给予充分保护，使新闻人能够自尊自持，我觉得这句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弹。但是反过来讲，胡舒立自己认为她是在言说常识，没有想到她认为自己言说常识的同时引来新闻界的一场争议。 宋志标批评胡舒立说，自律只有在自立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否则叫奉旨自律，魏海田说，这个时候选择新闻寻租作为讨伐对象有问题，是媒体被强暴后可怜无耻的自虐行为，甚至说这是为虎作伥的行为。 我们看到这样的争议凸现了中国新闻界面对的重大问题，先自由还是先自律，倡道德还是凭制度。新闻界发现所有问题无可回避，必须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回顾 2013 年，发现这一年的一头一尾，新闻界有两件大事发生在广州，凸显了一个事实：作为核心的自由，新闻自由在中国遭遇金钱与权力双重的羞辱。   年初的这个事我指是的南周事件，是中国媒体在空间越缩越紧的环境下，零星的抗争、郁结的悲情一次汇总式的爆发，我个人认为南周事件不管结果是什么样的，最大的好处让审查成为全社会可见的东西。它不简单是一个新年献词被主管负责人改得面目全非的事情，更令人震惊的是，南周编辑部自己披露说 2012 年一年内强行撤稿 1034 篇。有网友评论说我们是网络时代，报纸都要消亡了，报禁还没有解除。这是南方的媒体对“自律”这个词高度反感的底层原因所在，新闻人丧失了自尊和自持。   什么叫让审查变为可见呢？你在网上看到大量的敏感词，因为发贴被警察半夜敲你的门，所有的传统媒体宣传部门审稿撤稿强制通稿，你怎么还说审查是不可见的？中国的审查真的是不可见，它的不可见在于审查是不可言说的，这种不可言说首先表现在官方不承认。我曾经说过中国有三大戈培尔式谎言，第一叫做中国的网民实际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第二是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环境是充分开放的，第三个谎言叫做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制度。这都是堂而皇之在正式场合被政府说出来的。其次，审查的不可见还表现在，私下里往往会把所有的谎言编成段子来进行嘲讽，公开的场合下我们不敢或者不能言说这个谎言之谎。   我可以举一个别的地方的例子。张维迎在国企改革争论的时候说，我没有做没有穿衣的皇帝旁边的弄臣，我也没有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我顶多敢说皇上的衣服的透明度有点高。 有关皇帝有没有穿衣服这回事，梁文道有个更加精彩的判断，道尽中国社会的现实：“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传统的版本皇帝不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但是我们现在是知道他没有穿衣服，而且他照样还走出来，他知道我们知道他没有穿衣服，但是他就出来，他就在那满街晃，我们也看着他满街晃，我们还照样装着他穿着衣服。”换言之，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这就是 中国有关审查的可见与不可见的的现实。   南周事件将中国媒体长期遭遇的管制撕开了一角，将暗箱操作、可怕的愚弄、肆意的侮辱大白于天下，表达了媒体的不满和抗拒，这是很大的意义。更大的意义在于，普通公民到现场诉求争取说话的权利，以公开和理性的方式推动言论管制的退后。南方这个事件不是报纸或者一个行业的问题，更不是所谓党办媒体的范畴，而是所有公民被剥夺了言论自由的事情。 年底，我们看到新快报事件，陈永洲承认收钱写稿，它发生在一个环境当中，发生在网络打谣的运动当中，你听到的都是亮剑、抢占、强化、确保、阵地、制高点，所有的说法都意味深长。我们还要注意网络的打谣和媒体的打假，构成了污名化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漫长的污名化过程，让社会的守望者、批评者、监督者和被批评和监督的对象变成 50 步和 100 步的关系，让社会通行的逻辑变成比烂的逻辑。 两起事件虽然起因和结局是不同的，也有一些很大的共性。比如说除了审查的主线始终一以贯之，可以辨析的共性有两点：一是媒体人主体的缺失，我们很容易把让新闻人自尊自持的说法联想到“善待善用善管媒体”，这种善的姿态实际上并不是把媒体当作主体；但在另外一方面，说现有环境下新闻界的自律等于是自取捆绑，我觉得同样是把媒体人当做缺乏主体性的一群的另外一种表现。 二是，在这两起事件当中都存在利用民众对媒体应有的道义担当期待来确保舆论优势，随后又把民众撂到一边的情形。民众依然是媒体社会转型期最大的依靠，媒体人有道德担当，不等于有你有傲慢的权利， 更何况道德担当已被打了折扣，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民众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领先于媒体人 。 媒体人应该秉持的立场是外争自由，内省自身， 没有孰先孰后，必须双管齐下。 我们读一下储安平对国民党所下的结论，在国民党政府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道德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奉公自好的人容易生存下去。除了少数坚贞的人物保持他们的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趋于取巧投机不负责任，不讲公道为劣作恶，大家已经失去了工作的目标，失去了一切理想，社会风气越来越坏。   所以我讲到新闻界一定要反省自身，讲道德讲人格，保持坚贞，恢复生活的目标，恢复崇高的理想，这是每个媒体人现在都应该着手做的。与此同时，新闻界应该借陈永洲事件引发全社会讨论的契机，呼吁政府放松对媒体的控制，在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国策的情况下，呼吁出台新闻法，禁止行政部门对媒体实施控制和干预，在法律上赋予媒体监督权利，同时我们也呼吁中国建立独立的专业机构保护新闻自由不受政府干扰，维护记者基本权益。以上纯粹是我的个人观点，谢谢大家。      主持人： 非常感谢胡老师对怎么看待陈永洲事件以及陈永洲事件事后讨论的评论，胡老师讲了八个字，“外争自由、内省自身”，下面我们把评议的时间交给评议嘉宾，王瑛老师请做评议。   王瑛： 接到这样的一个邀请，随后才知道就是有搜狐今天的转播，我就想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讲陈永洲这件事情现在形成的这种风波，要经历三个审查了。要经历三个主体的自我审查，首先我说话的人要自我审查，今天的主办单位要自我审查，搜狐作为媒体还要经历一次自我审查，这样三次自我审查以后的东西是不是还有意思？这是我大概今天来包括坐在这儿想的第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审查无处不在，使得每一个到这来并且承诺要自己说话的人一定要先自己自我审查一番。前几天我在腾讯的一个会上，题目是先来了，题目到了以后我看了看，这样的题目，因为我当时想象起码不会比今天的人更少，我说面对这么多人，这么多媒体，这些问题怎么回答。等我进了房间，我释然了，发现不到十个人，我后来跟腾讯朋友讲，这好办，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的自我审查我放弃了，可是我同时告诉请我去的主办单位，我说我不要求把我说的话给送出去。因为他们是说你来了又一个字不给你报，是会很不好意思的，我说你不要不好意思，你一个字不报我也没有意见，但是你全报出去我没有意见。就这种无处不在的审查制度，在陈永洲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我还想接着胡泳老师刚才给我们的一个场景说个想法。 刚才讲皇帝不穿衣服也在满遛达，我们看到陈永洲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应该说是今年以来，我们越来越看到的是，你要想说他没穿衣服，本身已经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很多的动作实际上是在制造恐惧。陈永洲这件事情说起来很不好说的原因，我大概曾经想过，这件事情能说什么呢？因为它实际上好几个界面，主要的界面能有三个。一个是在陈永洲身上看到的跟这个行业有关的事情，无论是他最初还是到他在中央电视台说那番话之后；其实还有一个界面导致了这件事情很难评论，就这是两个企业之间的一场恶斗，而在恶斗当中我们的公权力、媒体在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说出来恐怕很难，我们是基于是事实在说话，可是能不能基于事实说话，能把话说到什么程度，这就到第三个界面——我们的国家、政府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一方面是说我们的公权力的状态，其实更重要的也是更深的东西，是污点治理，污点治理不仅仅是说我们的公权力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而是它到底要干什么？所以像污点治理下这样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包括我们大概在今年以来，一波又一波恐惧的制造，我觉得才是我们最最要警惕的事情。     昨天还有一个记者问我，原来从来不说话的人，人也不好找，话也不好找，为什么现在变得要这样讲话？我说没什么，因为就是这些年我看到了两个关键词，碰到这两个关键词一定要讲话，第一个就是叫倒行逆施，第二个叫制造恐惧，这是要说话的。也就是说你讲他不穿衣服你得要付出代价，你得要进监狱，但即使这样恐怕也得要说话，我的发言完毕。   王四新： 谢谢主办方，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刚才听了胡泳老师的演讲，首先第一非常同意他对当下中国新闻界现状尤其是中国记者目前还有记者所隶属的新闻机构所处的状况的判断，我是表示认同的，另外一个对于胡泳老师在后面提出的我们目前的要外争自由，内省自身这个方向，我觉得也比较赞同。但是感觉到胡泳老师在介绍这些现象的时候，可能是时间原因，中间我觉得还应该加一大段，因为现在《新快报》这个事件，它实际上比较集中反映了目前我们国家在新闻制度建设方面的重大缺陷以及我们在制度问题上所处的这种先天不足的这种地位，得出这个结论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研究新闻自由、历史和制度建设的一点感受。 我们知道现代记者还有媒介它能够成为一种职业，而且好多的制度围绕它而设，那么这里边我认为在西方国家它经历了这么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对于新出现的职业，我是让它干什么的。那么这个我认为在西方的一些法律文献里面它是有明确的概述的，你比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它是明确规定个人有言论自由以外，媒体有出版或者说我们说的新闻自由，有了这个宪法性地位的承认和定位以后，我们要媒体干什么？要记者干什么？第一个就是要它来监督政府的官员，第二个是要它来充分发挥公共讨论的这种职能，为大家就范围广泛的公共问题进行讨论，提供一个平台。下面的制度建设，那就要围绕怎么样能够使它的这种功能更好的发挥，所以说我们才会有促进和保障记者合法权利和利益一系列新闻规定，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西方国家围绕这个方面进行了一些制度方面的建设和设定。这个过程在我们国家我认为是没有经历这么样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的媒体在建国以后，我们的媒体在定位上，还有我们记者的功能，究竟拿来它做什么，我认为目前在认识上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大家的认识。 第二个，我研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有人说中国有言论自由，有人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有人说中国有新闻自由，有人说没有新闻自由，这个各说都有道理，主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衡量。从制度建设这个方面来衡量，我们国家现在的新闻自由还有其它方面自由确实有制度上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我们《宪法》规定有这些权利，但是这些权利没有办法通过一个法律机制让它落下来，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让我们检验政府的立法或者政府的具体做法到底符合不符合保障人们言论自由的问题。陈永洲这个案件大家集中讨论也比较多的是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个我们还没有解决，所以说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还需要一个机制使我们目前记者拥有的权利、媒体拥有的权利变得可诉，目前由于不可诉，掌握在有些人的脑子里面，它肯定就会随着气侯随着大环境大形势的变化出现反复，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说大家都没有规则可循，包括我们央视，包括记者协会，在这一次活动里面我们感觉到，它也是感觉到很慌乱，一看公安部出了这个马上就慌乱地表态，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缺失导致这些机构在行为方面发生错乱，所以说这些可能是大家对问题感觉到总体上比较乱的原因，我们的制度可能还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和改造，谢谢！ 主持人： 感谢四新教授，从立法的角度给我们做这样一个点评，下一位点评是财经杂志的主编靳丽萍。      靳丽萍： 谢谢大家，我们评议人各领域一位，我的角色是媒体人。陈永洲事件在很多圈里，今天记者节讨论也很多，刚才胡泳老师提出那些问题其实在之前的讨论中都多多少少看到了，有一些也部分参与。其实我没有那么觉得现代媒体界到了观念那么决裂的程度，我理解要自律也要制度，这个是一个基本共识，不过引起轩然大波的这几篇文章包括舒立的文章，每一个写作者他所强调的角度不一样，因为各种原因，也可能因为现在环境原因，自身所要强调那一点的原因，他突出了一点，把大家更关心的系统性、全局性、制度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凸显出来，但是其他人，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恰恰其他在争议过程中就补充了那些点，很多人对舒立文章不满的时候，在她的文章里面没有体现出来的问题通过这个争议就全部体现出来，这一点反而新闻界的思考经过几次争议之后，我觉得其实都相对现在是比较完整的。在争议过程中恰恰有基本共识在，新闻界的人自己要做事，同时新闻界的人通过呼吁也好各种办法也好要拓展自己的空间，就像胡泳老师所说的，内外的事情都要去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共识。 从从业人员角度来说，提自律这个根本没什么可争议的，所从事的职业，不管是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也好，新闻媒体基本不变的规律是，你生存的基础就是公信力，如果你没有公信力，你的文章、版面是可以用金钱交换，你就失去了生存基础，不论你是用什么形式体现。我不针对陈永洲事件这个个案去说什么，我是记者我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对真相还不完全掌握，我只是说我们作为从业人员知道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确实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而且可能还挺普遍的，如果这个现象大家都知道存在，我们当然应该去警醒，我们自己要警醒，同业同行要警醒，这个自律不论自己作为一家媒体还是说行业有一个公约也好，什么形式也好这个意识一定要存在，因为这东西跟生存基础相关。公信力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新闻立场，关于新闻法的问题讨论很多年，我们宪法写了言论自由，为什么还要新闻法，而且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没有审查这个程序启动，我们还是需要新闻立法。通过立法去说清楚把我们这个制度建设这部分说清楚，采访权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将来行使以法为依据，陈永洲这个事件上程序正义和法律的诉求还是不足够，比如说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去程序去进行，我觉得新闻界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因为时间所限，我就先说这两点。